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公元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之所以用“丝绸”来命名这条交通路线，是因为古代中国精美而华丽的丝绸曾经是这条贸易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当然，除了以丝绸等商品为媒介的经济交流，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内容。因此，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尽管这条道路已被现代文明尘封于历史之中，但随着丝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各个历史时期路线的变迁和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有了愈来愈清晰的了解。
  一、道路及其变迁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时，但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那时中西方之间的交往之路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张骞通使西域后，随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立，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了起来。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经过敦煌或阳关后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阳关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带），沿车尔臣河（且末河）古代河岸西行至且末，然后顺昆仑山北麓，经精绝（今民丰县尼雅遗址）、扜弥（今策勒县东北）、于阗（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至莎车，再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南道越葱岭后，向南经罽宾（今克什米尔），还可到达身毒（今印度）。北道出白龙堆（今罗布泊东北岸之盐碛地），先至楼兰古城，折向北行到达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然后沿天山南麓山前平原地带即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尉犁、焉耆到达龟兹（今库车），或从楼兰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达龟兹，再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境内），至疏勒（今喀什），继而西北行，翻越葱岭，则出大宛、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区）。南北两道之间还有许多小道相连，从罗布泊地区西行，不经过车师前部，可以直接到达焉耆，从龟兹西南行，沿和田河，可以到达于阗，南道可以从莎车至疏勒后，然后翻越葱岭，至大宛、康居、奄蔡，北道也可以自疏勒达蒲犁，然后翻越葱岭，至月氏、安息等。西汉末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龙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过博格达山，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地区，这条道路为新北道，原来的北道称为中道。西汉时丝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匈奴，由于北道容易受到匈奴的袭扰，所以西汉时期通过南道的行旅较多。西汉末，匈奴势力衰微，新北道得以开通，新北道避开了三龙沙和白龙堆的艰险。为了保护丝路的畅通，汉朝政府在各重要关隘路口都建有城垒亭燧，这些亭燧军事上可以起到候望、烽燧的作用，也兼为馆舍、邮驿，保护着交通要道，还可以稽查往来行旅。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大乱，丝绸之路的河西段相继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政权。在五凉政权时期（301～460年）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组成部分的河西路、青海路、居延路都比以前繁荣。“河西路”从长安经秦陇，通过河西走廊到玉门关，然后进入西域丝路的南北两道。“青海路”也称吐谷浑路或河南路，在今青海省内，大体经西宁，西越柴达木盆地，连接西域丝路南道。“居延路”是沿漠南之地与河西路平行西进，途经居延绿洲，过天山北麓而通西域，该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常用。这3条干线均经过五凉辖境，交会于敦煌，然后进入西域丝路各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西域几乎始终处于鲜卑、柔然、突厥等强大游牧民族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原政权的争夺之中，但各方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尽力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尤其是公元6世纪50年代初突厥建立强大的汗国以后，丝绸之路呈现比较繁荣的景象。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隋朝时丝绸之路北道、中道、南道路线情况在《西域图记序》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到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林（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到西海（今地中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纳（今费尔干纳盆地）、苏对沙纳（今乌腊提尤别）、曹国（今伊什特汗）、安国（今布哈拉）、穆国（今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今波斯湾）。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今和田）、朱俱波（今叶城）、羯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东北之瓦罕）、吐火罗（阿姆河南，兴都库什山北）、帆延（今阿富汗东北之巴米扬）、漕国（今阿富汗之加兹尼），至北婆罗门（印度北部），达到西海（今印度洋）。
  进入唐代，唐朝的势力达到中亚地区，唐王朝不仅直接牢固控制着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丝路交通达于鼎盛。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西行天竺求法，足迹遍历丝路北、中、南3道，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之畅通。随着吐蕃政权的崛起，除传统的北、中、南3条丝路主要通道外，唐代又开辟了由现在的西藏地区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常被称做“吐蕃道”。唐初著名僧人道宣将这条路线称为“东道”，这条道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北渡黄河，到达今青海乐都，然后沿湟水西行，至现在的青海湖以西地方，再转而西南行，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由聂拉木进入尼泊尔。吐蕃道的兴起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0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状态，传统丝绸贸易路不是十分通畅。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比从前有所衰落。在中原王朝与西方陆路贸易受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西方的贸易日益频繁。例如，辽就与大食、回鹘有贸易往来，其贸易路线的东段是经过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到宁夏西去，即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先生所说的“漠南路”。其西段通过宁夏进入河西走廊，或经敦煌进入南道的且末、和田地区。这条路在元代得到更加频繁的利用，成为中西交通贸易的主干道。
  13世纪初，蒙古汗国在东方崛起，建立地跨欧亚的帝国，中西陆路交通又极一时之盛，主要贸易路线分北、中、南3道。北路是出阿尔泰山以南的叶密里地区（今塔城、额敏一带），然后西南经讹答刺、养吉干，从咸海和里海以北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城。中路是经过河西地区及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境内），之后到达塔垃斯（今江布尔），再经讹答刺城到达玉龙杰赤（今乌尔根奇）。再向西走就到达了萨莱城。或者向西南到达帖比力思（今大不里士）。南路是由喀什噶尔出境，从这里出发有3条路。一条是经巴达哈伤、塔里寒沿阿姆河诸城到达玉龙杰赤。另一条路是从喀什噶尔经阿富汗北部到忽里模子。第三条路就是经过塔里寒、巴里黑以及你沙不儿城后到达帖比力思。
  明代从洪武立国到嘉靖初年闭关（公元1368～1524年）的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古丝路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明王朝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传统的丝路贸易在经过元末明初的短暂的阻断之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路途的艰难与中亚的动乱，国际性陆路贸易与隋、唐、宋、元相比已相形见绌。明代与中亚、西亚的国际贸易，除了与帖木儿帝国之外，其他均为数寥寥。严酷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西交通与丝路贸易的哀落在明代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时期（即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丝路贸易虽已衰落但并未走向终结。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西北疆域的逐步稳定，亚洲内陆民族区域贸易一度还呈现着兴盛的局面，并且以边境贸易的形式得到集中体现。清王朝在取得平定准噶尔部胜利后，即以伊犁、塔城、乌鲁木齐为中心与哈萨克各部开展绢马贸易；在丝路南道上，清王朝与浩罕、布哈拉商人进行边境贸易；内地还通过北方丝路沿长城一线与蒙古各部贸易。
  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西贸易逐步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中国的掠夺性贸易所取代。
  二、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中国文明、地中海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可分为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的。根据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细分为贸易交流、文化艺术交流、科学技术交流和宗教文化交流。
  1.贸易交流
  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条商道，因此，商品交易一直是丝绸之路上各地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中，丝绸无疑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织造丝绸的历史超过5000年。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丝绸就已经传到了西域地区。公元前5世纪前后，活跃在西域及中亚的塞人已经将中原的丝织品贩运到了古希腊。公元前1世纪丝绸传入罗马，受到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古罗马的古典作家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即产丝之国。汉代以后，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它在丝路贸易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唐代，发达的丝绸生产和高超的丝织印染工艺不仅为唐朝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促使丝路贸易达到了高潮。
  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中原的蚕桑丝织技艺也沿着丝绸之路西传。大约公元4世纪时，蚕种和养蚕法传入西域，公元5～6世纪经中亚地区传入波斯和罗马，以后逐渐传到欧洲各地。蚕桑丝织技艺传入这些地区后，对当地手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新品种、新技法。如公元3世纪以后产自西域、中亚等地具有浓重异域色彩的“胡锦”、稍晚一些呈萨珊风格的“波斯锦”，以及蒙元时代具有浓郁西方色彩和伊斯兰风格的织金帛、“纳士士”等就先后出现在丝路贸易中，并输入中国。
  从汉代开始，西域地区的毛织品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我国西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很早以来毛纺技术就比较发达，如匈奴、乌孙、乌桓以及现今新疆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很早就能织出精美的毛织品。输入内地后，深受欢迎。
  马、骆驼、羊等牲畜是丝路贸易中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其中以马为最。早在公元前，西汉政府就与大漠南北的匈奴人贸易马匹，之后求诸乌孙和大宛的良马“西极马”、“汗血马”。其后，西域、中亚地区的马匹源源不断输向中原。直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与吐火罗地区仍然“出善马”，并且以马匹作为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隋唐以后，中原与突厥、回纥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的绢马贸易，已形成固定的贸易方式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丝绸之路上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形式，影响深远。绢马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历久不衰。骆驼主要是以驮畜而从西域等地引入。
  除此之外，来自西域、中亚的各种珍禽异兽也传入中国，如汉代时条支（今美索不达米亚）出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安息国献狮子、符拔及条支大鸟。唐代，昭武九姓地区多次“来献”狮子及豹。它们使人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通过丝绸之路，原产于中亚、西亚及西域的农产品、瓜果等植物新品种陆续输入中国内地，如：葡萄、苜蓿、石榴、菠菜、棉花、胡麻、橄榄、豆蔻等，对于我国农业、畜牧业及医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大量玉石、宝石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珍奇物品经由丝绸之路被贩运到中国内地。玉石和玉器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用玉大多来自“昆山”，也就是现在的和田一带。从秦汉以后，历代中原朝廷都通过受贡和贸易的途径获得和田玉。来自异域的其他珍宝令人目不暇接，如大秦（古罗马）产的赤玻璃、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等，中亚出产的玛瑙、大真珠、车渠、水晶、琅玕等物，南亚和印度所产的金钢、苏合香、熏陆、郁金香、珠贝等等。其中，玻璃和琉璃的传入，对古代中国有较大影响，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用具，而且促进了中国制瓷业的发展。
  中国的一些植物品种和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据《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由身毒（印度）输入的中国的邛竹杖。中国的桃种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传到印度、波斯，再传入亚美尼亚、希腊等地。中国自古出漆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漆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在丝绸之路鼎盛的隋唐时代，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中亚等地的大宗商品。当时，中国茶叶主要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西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丝绸之路上，比较重要且具有鲜明特点的商品还有石蜜、砂糖、棉布、葡萄酒等，它们均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2.科学技术交流
  中国很早就开始生产铁，自战国时代中国即盛行使用铁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铁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输向西方。公元1世纪时，中国铁器即出现在罗马市场上，且售价很高。随着铁器的西运，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达，水利灌溉事业十分先进。自汉武帝始，历代王朝都在河西和西域大规模屯田，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便传到西域，以后又传入中亚及西亚，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4大发明。在这4大发明中，除指南针是通过海路传入西方之外，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均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对亚洲和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纸发明后很快经丝路西传，到公元5世纪末，中亚各地已普遍用纸了。造纸术则是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才开始传入中亚地区。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今江布尔）兵败于阿拉伯人，大量中国兵士被俘，其中有不少手工业者，包括金锁匠、画匠、造纸匠等。造纸术由此传入波斯及伊斯兰诸国。以后又再传到埃及、摩洛哥等地。古老的埃及草纸和羊皮纸逐渐被中国纸取代。大约在1140年，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
  中国印刷术发明后，也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向西方。雕版印刷首先传入我国河西、新疆地区。五代时期，中国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公元8～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公元13世纪，不少欧洲旅行者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把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带回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至迟在唐代时已经发明了火药。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期间，作为火药最重要原料之一的硝石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并用它来炼丹、治病和制琉璃等。到了十二三世纪时，中国已将火药用于军事。13世纪以后，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火药被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14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并学会了制造火器的方法，火药正式传入欧洲。
  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技术，主要有来自西域和中亚的酿酒法、来自印度的制糖法和建筑技术等。另外，中亚和南亚的天文、历算、医药、逻辑学等经丝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3.文化艺术交流
  在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的同时，亚洲和欧洲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尤以杂技百戏、乐曲歌舞等最为突出。它们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杂技很早就传到了中国。据《史记》记载，在汉武帝时，安息就派出杂技艺人前来长安献艺。到了唐代，从中亚各地传入中国的百戏、杂耍更是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如马戏、波罗球（即马球）等，其中波罗球直到明末才在我国失传。
  西域及亚洲各国乐曲、歌舞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我国古代音乐舞蹈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印度乐曲便经中亚传入中国。中亚布哈拉的乐曲在北魏时传入中国，中亚撒马尔罕乐曲在武则天时传入中国。隋唐时代，来自西域的乐舞曾盛行于全国，隋代置九部乐，其中六部是西域音乐；唐代置十部乐，有七部西域音乐。龟兹乐更是风行全国，流行的乐曲有数百首。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在吸收印度乐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中国的乐器也有一些来自波斯和印度。如箜篌、琵琶都是波斯的乐器，大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经过中国艺人的改进，而后成为了中国乐器。
  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舞蹈也有广泛影响，如唐代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都是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不仅民间流行，甚至深入宫廷。
  丝绸之路是一条伟大的交流之路。2000多年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古老的丝绸之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虽然现在沿着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人们遵循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千百年历史验证的客观规律，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一定能促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迎来丝绸之路的复兴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