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史前文明
一、石器时代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史前文明处于萌芽和初发阶段，这一阶段以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和水平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近代考古学者根据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情况，把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3个历史发展阶段。新疆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发现的较少，仅有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吉日尕勒、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台地等5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都为地面采集。
新疆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已普遍地使用。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鄯善县的迪坎尔和英都尔库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塔克尔巴斯陶和七城子，这几处细石器遗存被认为较有可能属于新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这时是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到了这一时代的后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在新疆，旧石器时代以后至金属工具使用前的这段时期内，普遍见到的不是磨制石器与彩陶器共存的考古遗存，而是一种使用细石叶细石器从事狩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考古遗存，学界更多地使用“细石器时代”指称这一史前的时期。新疆细石器时代的时间为距今1万年至4000年。新疆出土细石器的地方有40多处，遍及天山南北。新疆细石器时代遗迹不仅分布地域广阔，而且工艺特色明显，新疆的细石器绝大部分属于细石叶细石器系统，这明显受到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生产工艺的影响。而阿勒泰地区发现的数量不多的几何形细石器则是受到了西邻几何形细石器工艺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数量不少的新疆地区所独有的桂叶形尖状器。延续时间长也是新疆细石器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新疆细石器时代从第四纪全新世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金属工具进入社会经济生产领域，并逐渐居于主体地位时为止。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细石器时代遗址为哈密地区的七角井遗址，它位于兰新公路的北侧，周围地区有许多覆盖着柽柳树的固定沙丘，但在1万年前，这里的生态环境却不是这样。那时在七角井的东部有一条宽阔的河，七角井地区榆树、杨树丛生，还有大片大片耐旱的红柳。野羊、狐、兔出没于草丛中，这儿是一个狩猎的好地方。七角井附近还有分布很广的质地比较细密的硅质岩石块、燧石、石英，为细石器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那时的人们选取这些原料，根据一定的程序修打石核、压剥细石叶、加工石箭头、石刀。他们利用石器工具制作木器、骨器，还把动物的牙、角、管骨切割钻孔，再用动物的筋串起来，做成项链、腰饰、手镯等装饰品。在七角井遗址内，还发现了多处保留至今的烧火灰烬、炭粒。这说明当时的七角井猎人已经了解了火的特点，已有使用火的能力，但他们还不知道使用和烧制陶器。到了细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他们在选取的泥土中搀入一定比例的粗沙，用手捏塑出盆、钵、罐等器型，然后用火烧制。烧出的陶器外表灰褐，间杂红褐色。一些陶器还打印、刻画了篦纹、划纹。尽管这些陶器制作粗糙、烧制工艺原始，但它们却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这时已经有了简单的农业生产。
二、青铜时代
公元前2000年，新疆各地逐渐进入了青铜时代。新疆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呈现不同的青铜文化特点。新疆境内青铜文化遗存的分布与地理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同一地理环境存在的文化遗存之间有较多的一致性，不同环境的青铜文化各有其特色，但与邻近地区存在一定的关系。这说明，地理环境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哈密地区焉不拉克墓地为距今3300～3000年的遗存，焉不拉克文化是哈密地区已知的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文化主要受到其东面的甘肃四坝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存有一些中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因素。
阿勒泰地区克尔木齐墓地M16反映的青铜文化是阿勒泰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克尔木齐墓地主要为石棺墓，即用石板围成石棺。克尔木齐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
伊犁河流域墓葬多次出土大型铜釜和战斧类大型武器，这表明伊犁河流域的青铜制作工艺水平高度发达，较重要的发现有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批铜器、巩留县出土的一批铜兵器。其中铜斧、镰的形制及纹饰与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同类器相似。
以上资料说明，在青铜时代新疆就已呈现出多种文化同时并存的发展格局。在基本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在同为青铜时代的技术阶段，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新疆在绿洲地区发展了较进步的农业文化，在山地或高原地带，则主要发展了原始的游牧文化。多样的环境条件是新疆多种文化同时并存的基本原因。这奠定了新疆地区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的深层结构的基石。
新疆各地青铜文化的形成具有多源性和复杂性。东疆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主要与其东面的甘青地区较早阶段的青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北疆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文化关系密切。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与中亚七河地区和伊塞克湖地区的青铜文化同源。帕米尔及环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青铜文化，是以楚斯特文化为代表的中亚费尔干纳及南塔吉克斯坦的青铜文化不断东进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疆多种文化、多种发展模式、多源性文化结构系统并存的格局，这一进程经历了千余年，完成于公元前1000年下半叶。
三、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世界上最早制造铁器的是小亚细亚的赫梯人，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新疆地区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有铁，那时铁的数量少、个体小，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时，铁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位于阿尔金山脚下、且末河畔的扎滚鲁克墓地、天山南麓和静县的察吾乎沟口墓地、吐鲁番地区鄯善苏贝希墓地、伊犁河流域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墓地和帕米尔高原东麓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是新疆各地铁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
在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人类的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从北边的阿尔泰山麓到南边的昆仑山麓，从西边的伊犁河谷和帕米尔高原到东边的哈密绿洲，到处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与我国中原地区比较，彩陶的存在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一个特点。当时新疆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早在青铜时代，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就已主要经营农业。到了早期铁器时代，这个传统继续保持和发展。在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的五堡水库墓葬和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群巴克墓葬里，发现有小麦粒、麦穗、麦草、小米饼和青稞粒，同时还见到收割工具铁镰刀，有大量的马、牛、羊骨和皮革、毛织物以及与畜牧业经济有关的小铜刀、小铁刀、小磨石、小石锥、铜马衔等。这说明畜牧业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或许已形成了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形态。在北疆地区的大部分遗址或墓葬中，见到的多是马、牛、羊骨和与畜牧经济有关的小工具，很少或不见农业的踪迹。这说明北疆地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南北疆经济的这种分布特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距今3000年前，北疆宜于畜牧业而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格局已开始形成了。
史前新疆与东西方有着密切的的联系。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在位于罗布淖尔孔雀河下游的小河五号墓地采集到近500粒白色小珠。经过分析鉴定，这些小珠子所用的材料是海菊类贝壳，这种海菊贝只见于我国东南部海域。距今4000年前，罗布淖尔小河墓地的主人使用了距离3000公里之遥的祖国东部海域的海贝，彼此之间存在的交通联系必然相当早。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发掘了妇好墓，妇好是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的妻子。在这个墓里出土了700多件玉器，经过科学鉴定其中一些玉器的玉料是新疆玉，有3件小型玉雕使用的是新疆和田的羊脂玉。这表明，新疆和田的玉石在殷商王国时期就已经远销到了中原。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阿拉沟的一座时间下限为公元前3世纪的大型墓冢里，发现了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漆器。能够在这么偏僻的山区里发现属于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和漆器，这说明当时输入新疆地区的中原物品一定相当多。中原地区的人们对新疆的地理环境、山脉、河流、湖泊、沙漠以及物产、民俗等，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都说明，早在史前时期，新疆就与祖国内地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为以后的汉王朝统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新疆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证明，新疆从来就不是一块孤立、封闭的土地，新疆与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西亚早期波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希腊文明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新疆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
第二节 历史演进
公元前3世纪，新疆进入了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新疆就是一个多种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与东西方文化都有着交流与联系。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一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继续保持下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要冲的西域（今新疆地区），不仅与西方有了更多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我国汉朝版图，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始终进行着对它的管辖和治理。生活于此的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和丰富了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代，新疆始称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当时西域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玉门、阳关以西至葱岭的地区，即主要指今新疆广大地区。
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着众多民族成分不同的小国，人口多者数万，少者一两千，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由于这些小国约有30～50个，故《汉书》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或谓“五十”余国。又因它们大多以城郭为中心，故又称“城郭诸国”。在伊犁河流域、天山、昆仑山山谷及帕米尔高原地区，又有由乌孙、塞人、月氏和羌人建立起的实力大小不同的国家，因它们逐水草以游牧为生，故史书上又常称这些国家为“行国诸国”。汉初，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役属于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由我国北方另一古老民族匈奴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统治西域诸国，剥削和压迫西域各族人民，“僮仆”一词就是奴隶的意思。
汉初，由于国家甫定，饱经战乱的经济尚未恢复，内部统治也不够稳定，在遭受白登之围的打击后，汉朝对北方强大匈奴奴隶制政权采取和亲政策。汉朝经过60多年的发展，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时，已成为一个内部稳定、国库充盈、国力强盛的国家。汉朝为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一方面，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抗匈奴，但未果。张骞的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使汉朝了解了西域的情况。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攻取了河西走廊地区，并于其地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祁连山以南羌人的联系，其辖地也与西域直接相连了。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劝说西域大国乌孙与汉结盟。后嫁细君、解优二公主与乌孙昆莫（即王）。乌孙与汉朝的联系，引起了匈奴的不安，汉昭帝末，匈奴连续发兵攻打乌孙。在乌孙的请求下，公元前72年，汉出兵15万，分5路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协助乌孙从西面夹击匈奴。是役匈奴大败，势力衰落下去。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汉两次派李广利伐大宛，极大地震动了西域，各国纷纷遣使通好、遣子入侍。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不力而率众归附汉朝，次年汉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附近），自此，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为了加强和巩固对新疆的统治，西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有：委派官吏、册封地方首领和驻兵屯田等。
公元25年，东汉建立。西域诸国纷纷遣使，请求东汉政府派遣西域都护。此时的西域，经相互攻伐、兼并，逐渐形成了焉耆、龟兹、莎车、车师、于阗、鄯善等几个大国。
公元73年，东汉分兵4路出击匈奴，拉开了“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的序幕。在东汉政府与匈奴数十年的争夺西域斗争中，因双方实力的消长，东汉政府曾三次统一西域，又三次被迫从西域撤出，史称“三绝三通”。至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攻杀北匈奴呼衍王，最终结束了汉匈长达300多年对西域的争夺，匈奴势力退出新疆历史舞台。
东汉统一西域后，基本因袭了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措施，设官置守、驻兵屯田、册封首领仍然是其主要的统治措施。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政府摇摇欲裂。公元220年，曹称帝，建立魏国，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向曹魏进贡，西域诸地纷纷表示归附，魏设戊已校尉与西域长史管辖各国。
公元265年，晋朝建立后，同样设戊已校尉于高昌壁，置西域长史于海头城（罗布泊北）领辖西域诸国。近代在罗布泊周围发现了许多属于魏晋时期的简牍，内容涉及军政、屯田等事务。公元318年，西晋灭亡，我国历史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在诸多的割据政权中，与西域有关的是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等政权。
西晋末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割据河西及以西地区。因内地战乱，不少难民西迁高昌。为适应这一变化，便于管理，公元327年，前凉撤销了戊己校尉府，改为高昌郡。郡下设高昌县、田地县等，县下设乡、里。前凉在高昌地区建立郡、县、乡三级行政管理体制，第一次把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域，此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东晋后期，柔然兴起于蒙古高原，建立柔然汗国，柔然汗国出兵西域，扶立匈奴余众在乌孙故地建悦般国，西域一度为柔然控制。487年，高车副伏罗部在首领阿伏至罗和穷奇的率领下脱离柔然汗国，西徙天山东部，建高车国。高车与柔然在天山东部一带争战不休。柔然汗国时期，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等割据势力先后控制高昌等地，并依附于周围强大势力。5世纪初，占据青海的吐谷浑势力曾深入到西域鄯善、且末一带。鲜卑、北魏曾遣万度归讨焉耆、龟兹，设鄯善、焉耆镇，统领西域。5世纪中，嚈哒也曾一度控制疏勒、于阗、龟兹等地。
二、隋唐时期
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它先灭柔然，统一漠北；后东击契丹，北并契骨，西破嚈哒，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南自沙漠以北（《辞海》说“南到阿姆河以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广阔疆域的突厥汗国。
公元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从而结束了自十六国、南北朝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隋朝建立后，即实施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政策，对突厥进行分化。60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域处于西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609年，隋军进攻吐谷浑，败之，设鄯善、且末二郡。
公元618年唐代隋立。630年唐灭东突厥汗国，伊吾城主石万年降唐，唐改伊吾为西伊州，以石万年为刺史，在西域建立起郡县统治。640年唐灭麴氏高昌，拉开了统一西域的序幕。唐灭高昌后，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领西、伊二州。648年，唐取得征伐西突厥的重大胜利，焉耆、龟兹、于阗等塔里木盆地诸国归降于唐，唐又设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北护堡子古城）。次年，设瑶池都督府，以西突厥降将阿史那贺鲁为都督，招讨西突厥之未降服者。658年唐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后，西突厥全部归唐。唐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督分领其部。这时中亚诸小国为之震动，纷纷归附唐朝，唐朝版图已包括葱岭以西，以阿姆河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为界。
随着版图的空前扩大，658年唐升安西都护府为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今库车）。安西大都督府以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领辖原西突厥部众；以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为4镇镇守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以16个羁縻州府统领葱岭以西地区；以郡县制管理伊、西、庭三州。
7世纪前期，吐蕃兴起。公元663年吐蕃在攻灭占据今青海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吐谷浑后，开始与唐争夺西域，龟兹、焉耆、疏勒、于阗4镇曾几度易手。
公元703年初，唐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以加强对天山北麓的控制。709年又升北庭都护府为北庭大都护府。至此，安西主南，北庭主北，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格局初步形成。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上也称大食），迅速扩张至中亚。751年唐与大食之间爆发了怛逻斯之战，唐在中亚的统治发生了动摇。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西域的唐军奉命入关勤王，吐蕃乘机加紧了与唐在西域的争夺，并于808年取代唐而成为西域的管理者。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黠戛斯的打击下灭亡，大批回鹘部众西迁至西域，并建立政权，在几经争夺后，回鹘逐渐代替吐蕃成为西域的统治力量。
唐朝治理西域期间，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及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五代辽宋金时期
伴随着唐朝和吐蕃势力退出西域，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域处于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于阗国等3个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
9世纪60年代，西迁的回鹘于高昌建立政权，史称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与沙州归义军政权（851～1036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10世纪初，契丹建辽朝于漠北，高昌回鹘向辽朝贡不断。宋建立以后，高昌回鹘也频繁遣使通贡。辽朝灭亡前夕，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建立西辽王朝，统辖中亚地区。高昌回鹘王国归附于西辽，西辽派少监镇守其地。
五代辽宋金时期，自称“大于阗汉天子”的于阗国王统辖“大宝于阗国”，领有若羌至喀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各绿洲。于阗国与中原的后晋、北宋及漠北的辽均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与沙州归义军政权关系尤密。
喀喇汗王朝，是9世纪中叶由包括回鹘在内的操突厥语诸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地方政权。政权建立后，即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张，向东灭亡了于阗国，向西征服了中亚河中的大片领土。至11世纪初，王朝统有东到阿克苏与拜城之间，东南至若羌，北抵巴尔喀什湖，西至阿姆河，南近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11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喀喇汗王朝占有河中地区，东部喀喇汗则统治费尔干纳盆地、七河流域、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西辽建立后，东、西喀喇汗王朝先后沦为西辽的附属国。
四、元明时期
13世纪初，蒙古统一漠北。1209年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杀死西辽少监，率先归附蒙古，成吉思汗认其为第五子。自1218年起，经数次西征，蒙古控制了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并分封成吉思汗诸子统领，这就是后来逐渐形成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及伊利汗国。1271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灭亡南宋。
蒙古统一西域后，初在各地设“达鲁花赤”监理各地。1251年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于天山北部，这是内地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的实施。忽必烈继位之后，拥兵自重的西北诸王发动了叛乱。至1306年，西北诸王的叛乱才被元朝平定。在平叛过程中，元朝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先后设立了“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等民政机构及元帅府、都元帅府等军事管理机构。14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日渐衰落，西域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实际掌握于察合台汗国。
公元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域大部分地区处于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和黑的儿火者在位期间，以圣战为名四处征战，并积极推行伊斯兰教，15世纪初，吐鲁番被其占领，伊斯兰教也向东传播到这里。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明代文献称东察合台汗国为别失八里。蒙古的一部瓦剌占据哈密以北至叶尼塞河上游部分地区，分属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统领。明王朝分别封他们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中亚广大地区则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
明初，别失八里政权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通贡关系，其首领接受明朝的册封。1404年，明封哈密蒙古宗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1406年又置哈密卫于其地，使哈密地区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对西域其他地区，明朝则与之保持不断的政治、经济联系。
公元1514年，察合台后裔速檀·赛义德率军自中亚进入塔里木盆地，建政权于叶尔羌（今莎车县），史称叶尔羌汗国，天山以南地区随归其统辖。叶尔羌汗国时，伊斯兰教和卓势力兴起并对汗国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1680年，叶尔羌汗国为准噶尔汗国所灭。
五、清朝时期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公元1644年，兴起于我国东北的满洲军队入关，攻占北京，建立清朝。
清朝建立前夕，游牧的卫拉特蒙古在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强盛起来，统治着北从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游，南至天山，西至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学术界称之为准噶尔汗国，而天山以南地区则处于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之下。
清朝建立之初，准噶尔蒙古即向清遣使通好。后来噶尔丹为首领时，不断率准噶尔骑兵攻扰已归附于清王朝的喀尔喀蒙古、哈密、青海等地。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争战。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1754年因争汗位失败，准噶尔部贵族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清朝，被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一带游牧。而此时，沙俄也趁准噶尔内乱，不断南下，侵占准噶尔牧地。面对这一形势，1755年清朝发兵5万，一举攻灭准噶尔汗国，占领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清朝采取了众建以分其势的策略，册封原准噶尔诸王公统领其地。但不久，被清朝封为亲王的阿睦尔撒纳，梦想成为卫拉特各部大汗而起兵叛乱。1756年，清军再次出兵伊犁，并迅速讨平叛乱，重新统一天山以北地区。
清军首次占领伊犁时，即遣送被准噶尔羁留在伊犁的大小和卓兄弟中的大和卓博罗尼都回南疆招附各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参加了叛乱并乘机逃回南疆。1757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叛乱，1758年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决定出兵南疆平叛。经数次战役的较量，1759年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天山以南地区统一于清朝。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总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
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清朝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各异的管理制度。在乌鲁木齐地区设镇迪道，管理巴里坤、奇台、阜康、昌吉、玛纳斯、迪化等地。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了旧有的伯克制度，但废除了伯克世袭制，厘定了伯克的品级，并对伯克的职守、任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最先归附清朝的哈密、吐鲁番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封其首领为王为公，统领其地。
为加强新疆的防御力量，清朝派调八旗和绿营军队驻防战略要地和中心城市。长期驻守新疆的八旗、绿营军队超过4万人。清朝还大量修筑城堡，修建军台、驿站，以加强统治。与此同时，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清朝采取兵屯、民屯、回屯、犯屯等多种形式大规模屯田。还在北疆牧区开设牧厂，以恢复畜牧经济。制定章程，以恢复、发展和监管新疆的内外贸易。拨解“协饷”以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
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后，其后裔并不甘心失败，曾数度为乱南疆，其中主要的有1826年的张格尔之乱、1830年的玉素甫之乱、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等，清政府都坚决予以平定，维护了新疆政局的稳定。
乾隆年间，清政府抽调索伦营、锡伯营驻防伊犁河两岸，调满营、蒙古营驻防全疆各地。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遂成后来新疆居民的组成部分。
公元1771年1月，远徙伏加尔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蒙古，为摆脱沙俄的残暴统治，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尽艰险，返回故土。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调拨物资款项进行接济，并划分牧地，对其妥善安置。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沙皇俄国利用其地缘优势，在吞并了中亚地区后，加紧了对我国新疆的侵略。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沙俄获取了单方面设立领事和在疆贸易免税的特权。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沙俄侵吞了我国西北边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抵抗沙俄的侵略，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公元1864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人民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清军退守巴里坤、哈密，清朝在新疆各地的统治机构基本瓦解。但由于封建地主和宗教头目的混入，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演变为封建割据政权间的争权夺利斗争。1865年，浩罕反动军官阿古柏乘机率军挟和卓后裔侵入南疆，并建立起“哲德沙尔”（意为七城国）侵略政权，占领了除哈密外的南疆地区及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线。1871年，沙俄也乘机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
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1875年，清政府决定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左宗棠制定了“先北路、后南路、再伊犁”和“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以刘锦棠为先锋出兵新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清军仅用一年半时间，就于1878年1月收复了南疆。收复南疆后，收复伊犁也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几经交涉，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次年，伊犁正式回到祖国怀抱。至此，整个新疆又重新回到清王朝的管理之下。
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省会，并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新疆建省，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新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建省后，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新疆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我国的西北边疆安全更为巩固。
新疆建省后，伯克制度被废除，札萨克制封建王公权力被削弱，新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道、府、厅、州、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了原有的土地、赋税制度，调整了旧的军队布防和驻军体制。上述措施巩固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清朝末期，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被称为“新政”的改良运动。新疆的“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但收效甚微，已不能挽救腐朽的封建统治。
六、民国时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央临时政府改新疆巡抚为都督。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在新疆当局的镇压和分化瓦解下，起义先后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后，清朝旧官僚杨增新成为新疆首任军政长官。面对中央政府的混乱政局和疆内外的复杂局势，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在他主新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
民国初期，伊犁将军被改为镇边使，杨增新又改镇边使为镇守使，后改设伊犁道，使伊犁归于新疆省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1916年杨增新又呈请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1919年呈请中央将阿勒泰归并新疆。这些行政区管理的变化，对边防的管理和边疆地区的稳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增新对内实行了整顿吏治、裁汰军队、开渠垦荒、发展经济的政策，以维护新疆内部的社会稳定。对外，持中立政策，后与苏联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妥善处置了因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而流窜到新疆的沙俄白匪和难民，使他们大部分回国，其余加入中国国籍。对由国外传入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采取措施予以抵制。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1928年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杨增新被刺身亡，金树仁成为新的执政者。
金树仁基本沿用了杨增新的政策，但因其任人唯亲、吏治腐败，最终因处理民族问题不当而使社会矛盾激化。1933年省府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盛世才被推为新疆省临时督办，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
1933年，甘肃军阀马仲英再次率军入新，并与在伊犁的张培元结成反盛联盟。
反政府军攻占了焉耆、库尔勒、木垒等地。1933年末1934年初，苏联红军应盛世才请求进入新疆，在苏军的打击下，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部退往南疆。
正当各路军阀混战之际，和田地区爆发了金矿矿工暴动，但领导权被宗教上层人物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窃取，他们成立了“和田艾米尔政府”。在攻占喀什后，于1933年11月，建立了民族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马仲英属部马福民率军进入喀什，成立刚3个月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崩瓦解。同年7月，由逃回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建立的“和田伊斯兰王国”也宣告灭亡。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整肃吏治，整编军队，整顿财政，鼓励恢复和发展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共产党人被派往新疆工作。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余人进入新疆，并组成“新兵营”。同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在迪化建立。来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行政、财政、教育、文化、新闻等方面，为新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困难时期，盛世才也随之在政治上投靠国民党。他炮制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分布在各地的中共人员集中关押在迪化。1943年，盛世才杀害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
盛世才的独裁统治，不断激起阿山地区人民的暴动。194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以巩哈（尼勒克）起义为先导，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爆发了旨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起义军攻占了北疆大部分地区，并在玛纳斯河与国民党军队形成对峙。起义军在南疆的焉耆、阿克苏、蒲犁（塔什库尔干）等地也开展了游击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与三区进行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双方签定了《和平条款》，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8月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加速了新疆境内各种势力的进一步分化。9月25日、26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布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新疆和平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六军进驻新疆，并与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会师，维护了新疆的社会稳定。
1949年12月17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新疆省人民政府，以包尔汉为主席，省政府委员由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各民族成分组成。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原七区（原国民党统治区）政府机关进行了改造，对原三区政权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到1952年底，全省区、县、乡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普遍建立。
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1950年在部分农区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1952年9月，本着“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新疆农区分期分批地开展土地改革。
1953年，新疆开始合作化运动，经过3年多时间，至1956年底，新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1955年，在“分期分批、逐步改造、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开始对新疆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至1955年底，新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至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全疆建立起来，新疆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建立起来。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新疆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54年底，新疆相继成立了16个区、乡级，6个县级和5个专署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这是新疆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1958年，新疆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农业方面，大搞水利会战和开垦造田，大办人民公社；在工业方面，大炼钢铁，大办工业，造成全区工农业生产大起大落，国民经济内部比例严重失调。
1966年，新疆与全国一样，开始“文化大革命”。各级党政机构被冲击而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常的工作、生产、学习、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陷于极度困境。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新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1979年5月，新疆农村改革开始，政府允许生产队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1980年自治区党委又下发文件，允许农牧区生产队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遂在全疆范围内普遍推行。1980年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城市经济改革也逐步开展。
新疆的对外开放始于1979年。1981年10月新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投产。1981年新疆的外贸出口全部实现自营。1983年重开边境口岸，恢复对苏贸易。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新疆建立起一批对外通商口岸，并与欧美、亚洲等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有了改变。新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2000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几年的实践，在国家和内地各省市的支持下，以基础建设和生态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大开发已在新疆结出了丰硕成果。在不远的将来，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新疆将展现在全国和世界面前。
第三节 民族变迁与融合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此活动、生活，他们分属不同的种族。种族是根据遗传体质特征而进行的一种生物学分类，它不同于民族。民族是由诸多社会因素如语言、文化心态、居住地域及经济生活等来决定，一个种族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民族；在同一个民族中，也往往包容多个祖源不同的种族体质类型的人，这两种情况在新疆都有存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东西方不同人种长期联系交流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迁徙、长期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一、古代新疆居民的种族特点
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资料，经过体质人类学家的测量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新疆居民存在东、西两个大人种支系，既有“深目高鼻”的欧罗巴人种，也有包括汉人在内的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有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混杂类型。而在欧罗巴人种中，又有几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人种类型在时间和地域上具有一些特色。体质人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早于秦汉时代。历史时期的人类学材料也发现不少。研究表明，至迟从汉代开始，新疆南部绿洲的居民已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东西方种族融合的趋向。隋唐以后，由于新疆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化，种族特征亦更加复杂。
汉文古籍中有对古代新疆居民的人种特点的记载。汉代文献《三胡赋》中对古代新疆莎车人有这样的描述：“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这说明，今新疆莎车县在汉代居住着“深目高鼻”的人。《周书·异域传下·于阗国》对于阗人有这样的记述：“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明，颇类华夏。”《新唐书·西域传·疏勒》载：“疏勒一曰佉沙……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突厥以女妻之。”这说明古代新疆南部绿洲诸国多以欧罗巴人种为主，但也存在具有羌人特点的蒙古利亚人种，而且还有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
根据唐代著名旅行家和佛教大师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他经过西域时，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巴楚也许还包括喀什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中的中古东伊兰语，即通称的和田塞语，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库车、焉耆地区居民使用的是另一种印欧语，现被称为古代焉耆一龟兹语，这说明从汉至唐的千余年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多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深目高鼻”是这一地区古代印欧语系居民人种的显著特点。而在今吐鲁番地区，自魏晋时期就是汉人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
早在公元5世纪末，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高车副伏罗部就已经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地区。隋唐及其之后，突厥人、回鹘人、葛逻禄人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回鹘西迁由原来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后，与塔里木盆地原住居民接触、通婚和融合，使回鹘语成为塔里木盆地的通用语言，塔里木盆地开始了回鹘化的过程。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最终完成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
汉文典籍中也有对古代新疆游牧民族种族特点的描述，如：“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按照此说，乌孙当属高加索人种。《太平广记》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突厥）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新唐书·回鹘传下》中有黠戛斯人特征的记载：“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李陵）苗裔也。”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操突厥语诸族的种族成分是复杂的，混有欧罗巴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及其混合的一种特殊类型。
二、多民族聚居的形成和发展
史前新疆人种的特点说明，从这一时期起，新疆就已经不是单一人种的聚居地，这为以后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活动在新疆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乌孙人、月氏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汉代新疆的民族分布非常广泛，北疆有众多的游牧民族，绿洲居民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天山谷地，这时有大量的汉人进入到新疆地区，为新疆的民族构成增加了新的成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厌哒、悦般、吐谷浑等新的民族成分。除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等在隋唐时期不断迁入新疆外，汉人也大量地迁入，这使新疆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形成。宋辽金元时期，新疆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吐蕃势力退出新疆后，西迁的一支回鹘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另一支与葛逻禄等操突厥语民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迁至西域，建立了西辽政权。蒙元时期，大批蒙古人来到新疆，随蒙古人来的还有女真人、汉人、西夏人等。众多新民族的迁入，促进了新疆现代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清代，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以及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族由于各种原因相继迁入新疆，明清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新疆的13个主要民族最终形成。
三、新疆主要的古代民族
明清以前新疆活动着塞、月氏、乌孙、匈奴、羌、高车、吐谷浑、突厥、回鹘等众多古代民族，这些民族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它们有的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有的融合了其他民族形成了现代民族，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上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都能从这些古代民族中寻找到各自的发展脉络。
1.塞人
塞人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民族，中国汉代史籍称其为“塞”。约公元前177～176年，大月氏西迁，赶走了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塞人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一部分越过兴都库什山，建立了罽宾国，还有一些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建立了若干城郭小国。塞人在新疆的活动地域很广泛，伊犁地区的新源、尼勒克，吐鲁番盆地西缘的阿拉沟、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等处，都曾发现过塞人活动的遗迹。
2.月氏人
月氏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战国初期活动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匈奴冒顿攻月氏，迫使其西迁，西迁的月氏中国史籍称做大月氏，未能西迁的少数老弱者称为小月氏。月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再一次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人的进攻，月氏又被迫向西南迁移，在今阿姆河以北设立王庭，不久又越过阿姆河向西击败了大夏国。至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在当时中亚建立了一个强大国家。
3.乌孙
乌孙最早游牧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击杀，乌孙亡国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降生。传说猎骄靡被人置于草中，乌鸦为其衔来肉，狼来给他哺乳，匈奴单于因其神异而收养了他。待他壮健时，匈奴单于将其父的民众交给了他。公元前161～前160年，在匈奴的默许下，猎骄靡率兵由敦煌向西北，自今哈密向西，循天山向西攻伐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人，乌孙大获全胜。乌孙占领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并建赤谷城为王庭。西迁以后，乌孙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汉时西域最大的一个地方政权。乌孙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乌孙的政权组织中，昆莫（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为大禄，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还有大都尉、大监、大吏等官职。西汉王朝为了与乌孙结盟抗击匈奴，曾先后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和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与汉的和亲，对乌孙经济、文化的发展，冶金技术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西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乌孙在政治上接受了汉王朝的统治，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都接受汉王朝的册封，并佩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绶。
公元2世纪五六十年代，鲜卑崛起，其领地的西部已达乌孙活动的地区，受其压迫、侵扰，乌孙开始向西迁徙。4世纪初，鲜卑占据了乌孙的游牧地，乌孙放弃了驻牧的伊犁河流域，向西和西南迁到了天山支脉间的谷地。公元5世纪初，柔然在控制了焉耆、鄯善、龟兹、姑墨诸国后，数扰乌孙，乌孙被迫迁入帕米尔的丛山中。
4.羌人
羌人祖居今甘肃、青海一带，古代新疆的羌人是黄河上游地区及青海湖附近的某些羌人部落迁人的。
新疆发现了许多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遗迹，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的火葬墓、哈密具有焉不拉克文化特征的墓葬被认为是羌人的考古遗存。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罗布泊楼兰古城发现一枚姜女书简，落款人是“马姜”。“姜”姓为羌人部族的一支，“马姜”可能是《魏略》中记载的活动于敦煌、西域的白马羌。新疆塔里木盆地羌人种类繁多，分布极为广泛。有分布在罗布泊东南的赤水羌、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中的苏毗羌及远在葱岭之西的阿钩羌。沙雅县出土了“汉归义羌长印”，这表明塔里木盆地北缘也有羌人活动。羌人是个政权组织相当涣散的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部落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隋唐以后，羌人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式在新疆存在，但羌人的成分至今仍沉淀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之中。
5.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而强大的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在大漠南北活跃了近300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势力已经进入了西域。匈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称，他已经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和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派“僮仆都尉”驻守焉耆、危须、尉犁等地，征收赋税。西域诸国除了要向匈奴交纳繁重的赋税外，还要承担匈奴使者的费用，并向匈奴遣送质子。两汉时期为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汉朝与匈奴间曾长期发生战争。1世纪末，实际控制西域的北匈奴，在与东汉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失败，向西迁徙。公元4～5世纪在东、中欧建立匈奴帝国（据《辞海》），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即是匈奴的后裔。
6.鲜卑
鲜卑是“东胡”的一支，原居辽东，西汉时役属于匈奴。东汉后期在其首领檀石槐的率领下，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建立了强大的部落大联盟。公元276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与在西域作乱的鲜卑人作战，斩首四千余级，生擒九千余人。从马循斩杀和生擒的鲜卑人数量来看，当时已有大量的鲜卑人活动在新疆地区。
7.柔然
5世纪初，蒙古高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一柔然。柔然人主要由鲜卑人、匈奴人融合而成，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柔然汗国。柔然的西境抵达焉耆之北，乌孙国经常遭到柔然的侵扰。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国役属于柔然，高昌的沮渠氏政权和伊吾地区也受到柔然的控制。柔然势力还曾扩张到了于阗地区。5世纪末，高车崛起后多次征伐柔然。柔然受到高车的打击，其在西域的统治渐渐衰微。
8.高车
高车是丁零的后裔，最初游牧于漠北，5世纪初被柔然社仑可汗征服，成为其属部。公元487年柔然豆仑可汗准备对北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多次向豆仑提出劝告，终无效，遂率众脱离柔然向西迁至车师前部的西北地区建立了高车国。遂后南征，焉耆、鄯善、于阗都成为高车国的附属。阿伏至罗命族弟穷奇驻焉耆，管理天山以南，自己统治天山以北。506年高车败于（嚈）哒，成为其附属的政权，两年以后在与柔然的征战中互有胜负。公元546年，高车在出兵东征柔然汗国的途中遭到柔然属部突厥的突袭，突厥乘势灭亡了高车王国。
9.厥哒
最初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至天山中部地区，大约在公元4世纪七八十年代，迁到今中亚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即中国史籍所谓的“河中地”。西方人称（嚈）哒为白匈奴，我国古代南朝称之为“滑国”，“车师之别种”，《魏书》言其为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在撒马尔罕考古发现的一处古代宫廷壁画里有一组（嚈）哒使团的人物群像，有些人是红脸，有些人是白脸，这反映其部族具有多种民族成分。5世纪初时它役属于柔然。5世纪末6世纪中是其极盛时期，其统治范围北迄索格底亚那，西至萨珊波斯东部，东到高昌以西，南抵印度西北。5世纪末6世纪初，（嚈）哒沿丝绸之路南、北道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公元506年，大败高车，杀死统治焉耆的穷奇并将其子弥俄突俘获，后立弥俄突为高车王。（嚈）哒的势力在丝路北道达焉耆以东，在南道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等国皆役属于它。突厥兴起后，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与波斯联手将（嚈）哒灭亡。
10.吐谷浑
吐谷浑原为人名，他是鲜卑一部落首领的儿子，原来活动在辽东地区，因与其兄不合而西迁，在征服白兰等部羌人后于今青海湖附近建立了政权，后人便以其名为部落和政权的名称。公元445年，吐谷浑被北魏军队打败，部众退往新疆且末，并向西攻杀于阗王，占据了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麓地区。5世纪下半叶，柔然与高车忙于相互征伐，吐谷浑逐渐成为新疆东南部的霸主。于阗以东的鄯善、且末都在吐谷浑的控制之下。608年吐谷浑被隋朝的军队打败。
11.突厥
突厥最早生活在高昌国西北的山中，后西迁至阿尔泰山南麓，其身份是柔然的锻奴。公元6世纪40年代，在其首领土门的带领下打败了高车、柔然，552年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伊利可汗时期，突厥的政权中心东移至蒙古高原，阿尔泰山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西域诸绿洲国家都由其弟室点密管辖。581年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640年唐王朝平定了高昌，设置西州和庭州，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659年唐朝出兵统一西域，西突厥汗国灭亡。突厥对西域诸国采取的是授其国统治者“颉利发”称号，“督其征赋”。西域游牧民族既受突厥的赋役剥削，又是它赖以征服西域的力量。
12.吐蕃
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政权，以今拉萨为中心积极向东北和西北方向发展。公元644年吐蕃消灭了于阗国南面的大羊同国，势力范围与于阗相接。663年、665年吐蕃以弓月、疏勒为内应围攻于阗。670年，唐朝在吐蕃军队的进攻下放弃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将安西都护府撤回了西州。679年唐朝恢复了四镇，686年唐朝主动放弃设在西域的安西四镇，之后吐蕃军队长驱直入。692年唐军大败吐蕃，恢复了安西四镇。8世纪末吐蕃与葛逻禄联合攻陷了北庭，西州也于此时陷于吐蕃。840年回鹘西迁后，吐蕃被迫退居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吐蕃对以于阗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842年统一的吐蕃政权崩溃，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结束。
13.回鹘
原称回纥，是铁勒诸部之一。公元744年，回鹘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840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又遇上大雪灾，黠戛斯趁机发兵攻破回鹘汗国。国破后，以庞特勤为首一支沿西南方向越过阿尔泰山东南进入了天山北麓地区，然后又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842年庞特勤在焉耆称叶护，848年自称可汗，建立了安西回鹘政权。在庞特勤部西迁之前，今吉木萨尔地区就已有回鹘人，他们被称为北庭回鹘。安西回鹘政权最终被以仆固俊为首的北庭回鹘所取代，仆固俊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是回鹘西迁以后，在西域建立的重要地方政权，辖境东起哈密，西至库车。契丹人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高昌回鹘臣属于西辽。13世纪初归属于蒙古汗国，元朝也曾统治此地。蒙元时把聚居于今天山东段的从漠北迁来的回鹘人后裔称为畏兀儿人。
14.契丹人
10世纪初，契丹在漠北崛起建立了辽王朝，其疆域西面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西域的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为邻。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辽朝覆亡前夕率部西迁，先后征服了中亚，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东部和西部喀喇汗王朝。西辽结束了西域各国内部纷争不已和各国之间相互侵袭的局面。究竟有多少契丹人迁入西域，目前还不清楚，但跟随耶律大石西迁的精兵就有1万余人。西辽统治者允许各种宗教传播，但西辽的契丹人始终保持着佛教信仰。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契丹人在辽朝建立之初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但汉文是其主要的官方书面语，公文、朝廷命令和文牒都使用汉文，西辽也如此。西辽存在了88年，最后被蒙古军攻灭。
四、新疆现代13个世居民族
1.吾尔族维
回鹘西迁后，融合了塔里木盆地的原住民，经过漫长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过程，形成近代维吾尔族。其先民北魏时称袁纥、乌护，隋代称韦纥，唐宋时称回纥（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清朝称回部或缠回，1935年始定名为维吾尔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较发达。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语支。现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维吾尔文。历史上曾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和佛教，10世纪末叶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2.哈萨克族
乌孙是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蒙古帝国中的乃蛮、克烈、钦察部也是哈萨克的来源，直到现在哈萨克族中仍保留有乌孙钦察（奇普恰克）、克烈、乃蛮部落名称。15世纪中期，白帐汗国的月即别（今译乌孜别克）人向南迁移，不久，锡尔河下游的一部分游牧民在克拉伊及贾尼别克率领下，从月即别汗国分裂出来迁至楚河流域，建立哈萨克汗国。清朝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后，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汗向清朝称臣纳贡，并劝说其他各部投附清廷，经阿布赉汗的请求在得到乾隆帝的允准后，哈萨克许多部落迁回故土。哈萨克族长期经营游牧业，保持着氏族部落组织形式，部落内最小的生产组织和游牧聚落为“阿吾勒”。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奇普恰克语支。信仰伊斯兰教。
3.汉族
汉族是迁入新疆最早的民族之一。《史记·大宛传》中记载，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费尔干纳盆地）城中有“秦人”，“知穿井”。“秦人”或为来自黄河流域上游的秦国居民，或为后来统一了全国的秦王朝的子民。汉王朝时，大批汉人或为军卒或为和亲随从或为匈奴俘获，以各种途径和身份来到新疆。汉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汉人或从军、为官，或经商、屯田，或躲避战乱进入新疆地区。这些进入新疆的汉人，有的融进了其他民族之中，有的则成为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为新疆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4.柯尔克孜族
汉文史书中的鬲昆、隔昆、坚昆、结骨、纥骨、契骨、护骨、黠戛斯、纥里迄斯、吉利吉斯等，均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译音，1935年始定今译名。柯尔克孜族先民曾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唐朝时于其地设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公元840年击败回鹘汗国后建黠戛斯汗国，迁徙西域后，先后被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及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所统治。清乾隆统一天山南北时，配合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叛乱。19世纪中叶，与维吾尔、回、汉等民族共同摧毁了阿古柏侵略政权。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仰喇嘛教。
5.回族
今天的阜康地区元代时曾是回回的主要垦区，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大量的回族由内地迁移到新疆。信仰伊斯兰教。
6.满族
新疆的满族是清代迁入的，1775年清平定准噶尔后，满族官兵开始驻防新疆。
7.锡伯族
1764年清廷抽调盛京（今沈阳）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3275人，移驻伊犁河以南，建锡伯营，肩负起了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文，还兼用汉语文。信奉萨满教、喇嘛教。
8.俄罗斯族
旧称归化族。19世纪中叶后，俄罗斯人陆续从俄国移入新疆，十月革命前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进入新疆，主要居住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乌鲁木齐等地。信奉东正教。
9.塔尔族塔
史称“鞑靼”。始见于唐代中叶。蒙古强盛时，曾随蒙古军队西征欧洲，至伏尔加河流域。15世纪中叶，建立喀山汗国，19世纪初起，许多人迁入新疆。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奉伊斯兰教。
10.塔吉克族
公元2～3世纪建立了羯盘陀国，唐朝于其地置葱岭守捉，后受吐蕃、喀喇汗王朝、西辽、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统辖。清代由叶尔羌办事大臣管理，实行伯克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事农业。信仰伊斯兰教，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
11.孜别克族乌
元代译作月即别、月思别、月祖伯。14世纪前期，钦察汗国（又金帐汗国）在乌孜别克汗统治下，国势强盛，故又称乌孜别克汗国，后又称其部众为乌孜别克人。18世纪在费尔干纳盆地建浩罕汗国，游牧的乌孜别克人与当地的农业居民融合形成了乌孜别克族。清代，部分乌孜别克人迁来新疆，被称为“安集延人”、“布哈拉人”、“浩罕人”，主要从事商业。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仰伊斯兰教。
12.达斡尔族
又作“达瑚里”、“达呼尔”，清初隶“索伦部”，故亦称“索伦人”或“索伦族”。1764年由黑龙江索伦移驻伊犁霍尔果斯（今霍城），组成伊犁索伦营，屯牧戍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愿意，恢复达斡尔民族自称。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曾用满文，现通用汉文。信奉萨满教、喇嘛教。
13.蒙古族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大批蒙古人来到新疆，分布在新疆的为西蒙古，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厄鲁特。明末清初在新疆崛起的准噶尔部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清朝统一新疆后，调东蒙古的察哈尔营携眷驻守新疆，1771年土尔扈特在渥巴锡汗的带领下回归祖国。乾隆时划新疆蒙古族为四盟。蒙古族经济以游牧为主，主要信奉藏传佛教。
第四节 宗教演变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先后在新疆传播。新疆历史上这种多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这一阶段除佛教外，还有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原始宗教、祆教、道教、摩尼教等。这一格局历时1000多年，直到伊斯兰教传入为止。第二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这一阶段600多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战争将佛教排挤出南疆地区，全疆形成了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日渐衰落。第三个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了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由于改宗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维吾尔等民族信奉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仅在汉族人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一、新疆本地的原始宗教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社会时期新疆居民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和崇拜行为，他们崇拜太阳、月亮、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崇拜动植物，已形成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原始社会晚期，多神信仰的萨满教在新疆也产生了。
在新疆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中，对天、太阳的崇拜占有重要地位，匈奴人、乌孙人、羌人、突厥人十分崇拜天神，有隆重的专门献祭拜天的仪式，他们认为天神是主宰一切的神。太阳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西域先民们对太阳有着特殊的崇拜。
罗布泊人把他们的墓葬做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状，塞人献给太阳的祭品是马，认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匈奴人早晨出门要拜太阳，乌孙人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的活动，塔什库尔干人自称是太阳的后代，哈萨克人自称是“太阳生的人”，至今对太阳仍十分崇拜。除天神、太阳外，月亮、星星、风雨雷电、山神、水神、火也为古代西域人崇拜。
动植物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从事采集和农耕的居民多崇拜植物，游牧民族崇拜动物。远古的罗布人崇拜小麦和麻黄草，人死后在其胸部放置麻黄枝或小麦，他们认为麻黄具有神奇的作用，所以死后还要用一小包麻黄随葬。对狼的崇拜是西域古代游牧民族的普遍信仰，古代的和田人崇拜老鼠，流传着老鼠神帮助和田人打败匈奴人的神话传说。
图腾崇拜是动植物崇拜和自然崇拜进一步发展演化的结果，西域古代游牧民族普遍认为自己的部落祖先与某一动物有血缘关系，他们将这些动物作为氏族的标志，乌孙人以狼、猫头鹰等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狼图腾在西域最具有代表性，操突厥语诸部族中广泛流传着关于“狼祖”、“狼生”的传说。
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人类崇拜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的岩画中有许多内容表现的是生殖崇拜，罗布泊古墓沟墓葬和小河墓地发现了不少的人体木雕像，这些考古发现是新疆存在生殖崇拜的有力证据。信仰灵魂不灭、崇拜祖先亡灵是西域先民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
萨满教在新疆古代各民族中十分盛行，匈奴、高车、突厥、回鹘、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等都普遍信仰过萨满教。萨满也就是巫，匈奴的巫地位很高，所用的法术是祝诅咒语。高车萨满巫师多为女性。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萨满巫师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事，萨满巫师都要预卜凶吉，可汗听从其意见来决定取舍。回鹘人中有专职的巫师，并能“致风雪”。蒙古语族把萨满（或巫师）称为“勃额”（男巫）、“奥德根”（女巫）。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一般称男巫为“喀木”，女巫为“乌答有”。在今天新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中，还可以找到大量萨满教的遗留，如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皮尔洪”等就是早先的萨满教的巫师。南疆一些地方，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或海兰达尔、巴合西主持着原来由萨满司职的求雨、消灾、占卜、祭祖等活动。在哈萨克族中，巴克思（哈萨克语称“巴合西”为“巴克思”）们身上常带着用做占卜的石子，他们神通广大，能预知未来。“巴克思”、“塔萨特克”（一种在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的求雨仪式）和“巴塔”（祝福、祈求之意）都是哈萨克族早先信仰萨满教的遗俗。
二、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的传播
1.袄教
袄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产生于古代波斯，创教者名叫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年），西方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古代史籍称为“袄教”、“拜火教”、“火袄教”、“波斯教”等。袄教在新疆流行了1000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但袄教的一些习俗在新疆某些民族中保留至今。
“阿胡拉·马兹达”是袄教崇拜的最高神，汉文史籍中称为“天神”、“火神”、“胡天神”、“袄神”，崇拜火是袄教的一个突出特征。中亚的花剌子模是袄教的发源地，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39～前331年）将祆教立为国教，袄教迅速传播。祆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是至今尚没有搞清的问题。天山阿拉沟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双兽铜盘”，是袄教在新疆流传的最早明证。阿拉沟墓葬是公元前4～前2世纪塞人的遗存，这件铜盘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山土时盘内还残留着一些燃烧过的炭灰。新源、昭苏也发现类似的承兽铜盘，中亚七河地区曾有多件出土。这些铜盘是塞人的袄教祭器，塞人是新疆最早信奉祆教的民族。
生活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的粟特人，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接受了琐罗亚斯德教。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而闻名。从汉代至唐代，不断有粟特商人成群结队沿着丝绸之路来东方经商，他们将袄教传播到了所经之地。新疆丝路沿线的一些地方，如龟兹（今库车）、焉耆、高昌（今吐鲁番）等地有许多粟特人的聚落。粟特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也把他们信奉的祆教带到了新疆。汉文史籍中对袄教流行焉耆、疏勒、于阗、龟兹、西州等的情况有记述。古代新疆袄教的信息从出土文物中也得到反映，如吐鲁番1955年发现了一组装在一个黑色方盒内的10枚银币，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使用这些银币的粟特人供奉给祆祠的。焉耆、鄯善、吉木萨尔还发现了4件纳骨瓮，它们的造型与形制与中亚粟特地区所出纳骨瓮类型一致，这证实了粟特及中亚系祆教在新疆的流行。
突厥人信奉袄教，对此汉文史籍《酉阳杂俎》有记载：“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祭之。”近几年，学术界通过对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北周萨宝安伽墓画像石和Mih。博物馆所藏北魏画像石的研究，使突厥人信仰袄教的问题得到了印证。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820～912或913年）在他的《道里邦国志》中说，回鹘人“一部分是祆教徒，一部分是摩尼教徒”。回鹘人在佛经中，还借用袄教神祇Xormusta（“阿胡拉·马兹达”的转音）来表示佛教里的“天帝”、“帝释”，即印度神话之天帝“因陀罗”，这表明回鹘人曾受到了袄教的很大影响。
尽管祆教在古代新疆许多地区和民族中有信仰，但却没有得到各地王室的推崇，而只在民间流传。古代新疆的袄教有地方化的一些特点，袄教与古代新疆各地民间其他崇拜习俗互有融合，有些带有袄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如拜火习俗和“诺鲁孜节”。“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过的重大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实际上这个节日源于袄教，它是袄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塔吉克族的“孜沃尔节”（迎水节）、“特赫孜沃斯特节”（播种节）也与袄教的节日有关。
2、佛教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族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前486年）创立的，到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69～前232年在位）时，被奉为国教，并开始大规模地对外传播。因对佛教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佛教分成了大乘、小乘两派。历史上传入新疆地区的佛教，既有大乘佛教，也有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它们都属于北传佛教。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传入新疆的。佛教通过南路首先传入于阗。根据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佛教于公元前82年由克什米尔向东越过葱岭进入于阗（今和田）。沿北路传播的佛教最先到了龟兹，有人认为佛教由贵霜经丝绸之路北道传入龟兹国（今库车）的时间早于传入于阗的时间。佛教传入疏勒（今喀什）的时间不确切，但迟至2世纪初，疏勒王室已是佛教信仰者。佛教传入高昌（今吐鲁番）的时间比于阗、龟兹要晚，但不晚于公元3世纪初。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年）西行求法时，新疆南部绿洲之国，除于阗、龟兹、疏勒外，今焉耆、且末、皮山、策勒、莎车、叶城、英吉沙、塔什库尔干和古楼兰国等都已有了佛教。佛教初传新疆时，于阗奉行的是由迦湿弥罗传入的小乘佛教，后来改奉大乘，并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基地；龟兹最初以小乘为主，大乘、小乘并行，同时也有密宗流传；疏勒最初传入的也是小乘佛教，但也有大乘和密宗流行；高昌最先传入的是小乘佛教，以后便主要奉行大乘；焉耆、古楼兰国以小乘佛教为主，今塔什库尔干和英吉沙等流行小乘。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西域佛教进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于阗、龟兹、阿耆尼（今焉耆）、疏勒、高昌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几大中心。这几个地方由于佛教的来源及各地民风人情的不同，佛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回鹘在高昌建立王国后，在当地人的影响下，随着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在宗教信仰方面逐步地接受了佛教，最终成为虔诚的信仰者和推广者。10～11世纪，高昌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公元982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到这儿有佛寺50多所，佛教节日里，民众聚集在寺院附近用回鹘语表演佛教内容的戏剧，或通过连环画一类的形式，以生动的语言、手势表现和演唱劝人行善的佛本生故事。除高昌外，龟兹回鹘的佛教也极为发达，如今的石窟中还有大量的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佛教壁画、回鹘文题记。北庭是回鹘的又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元代著名佛教僧徒安藏、阿鲁浑萨理等都出自这里。1269年海都之乱爆发后，高昌回鹘所辖地区成了战场，1275年高昌城陷落，高昌回鹘王室迁入甘肃永昌，高昌回鹘佛教受到了沉重打击。1346年，秃黑鲁帖木儿继察合台汗位后，在高昌、别失八里（即北庭）等地强行推行伊斯兰教。但1414年陈诚途经吐鲁番时，还称这里“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时，被称为畏兀儿地区（就是回鹘人居住的地方）的佛教最终让位于伊斯兰教。哈密也是高昌回鹘佛教的一个中心，15世纪中期时，明廷为了管理这里的佛教事务还设立了“僧纲司”都纲，并准许哈密王兴建新的佛寺。哈密畏兀儿全民改奉伊斯兰教当在1505年拜牙即继哈密忠顺王之位而号“速檀”之后。
回鹘佛教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但也有小乘的影响。回鹘佛教带有浓重的藏密色彩，回鹘佛教净土信仰流行，回鹘佛教与摩尼教互有渗透。回鹘人中佛教高僧辈出，他们通晓各民族语言，在宋元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除在上述地区流行外，西辽契丹人尤其是贵族中也有不少佛教徒。契丹人信奉的是中原佛教，他们把佛教重又传回了西域各地。契丹人把佛教带到了所有他们驻扎的地方，在那里建佛寺、塑佛像。
3、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融合了我国古代对鬼神的崇拜、巫术和神仙方术、谶纬之学以及黄老思想，是一些汉族人信仰的宗教。道教是随着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进入西域而传播的，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4～5世纪，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流传。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见有道教4大护卫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18年，衣物疏中还见有道教常用的符咒用语“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魏晋时期，中原内乱波及河西地区，河西地区的不少汉人迁入高昌，这里遂成为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中心。唐朝统一新疆后，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新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辽、蒙元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更多的汉人迁入，道教在新疆迅速复兴，近代新疆道教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道教的宫观，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特点。
4、摩尼教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约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以善恶二元论的宗教思想体系为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摩尼教曾在波斯盛极一时，后受到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粟特人居住的地区，一部分粟特人信仰了该教，粟特地区成了摩尼教的第二故乡。随着粟特人的活动，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和内地。摩尼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一般认为在6～7世纪之间。回鹘西迁之前，摩尼教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粟特人活动的区域。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穆扎塔格遗址、巴楚的图木舒克、焉耆都曾发现了与摩尼教有关的粟特语文书。公元763年，摩尼教传入漠北回人中。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将其定为国教。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传播，揭开了摩尼教历史新的一页，进入了其兴盛辉煌时期。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将摩尼教带入新疆，在高昌回鹘王国的初期，摩尼教仍然是其主要的信仰。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高昌回鹘时期的摩尼教文献，其中有作为摩尼教根本经典的《娑布罗乾》片段。吐鲁番的摩尼教文献多用回鹘文抄写，文献中有唆里迷摩尼寺、交河摩尼寺、高昌摩尼寺等寺名。文献还反映出高昌摩尼教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摩尼教寺院经济。高昌回鹘时期的摩尼教遗迹多见于高昌故城和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故城可汗堡南面有一处摩尼教寺院遗址，它是按摩尼教法规依“经图堂”、“备讲堂”等名目营造的。在“备讲堂”的大厅中有一幅大的摩尼为圣徒说法的壁画。柏孜克里克38号窟为摩尼教壁画窟，这个窟后来被改建成佛教窟，但原来摩尼教壁画仍保存着。在西迁回鹘的另一支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上层中，也有摩尼教信徒。961年于阗国以摩尼教徒为使节向北宋王朝朝贡，此事《宋史》中有记述：“李圣天遣使贡圭一，……本国摩尼师贡”，这说明于阗地区有摩尼教流传，而且摩尼僧的地位还不低。到西辽、蒙元时期，在畏兀儿（回鹘）地区摩尼教还有流传。1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大力扩张，摩尼教渐渐尘封于历史之中。
5、景教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谓，创称人是聂思脱里（约公元380～451年）。6世纪景教已传播到中亚地区。景教是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的，传入内地的时间为635年。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应比这更早。目前学术界认为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致是在5～6世纪时。将景教教义及其文化习俗引入新疆的是粟特人。在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文、粟特文、中世纪波斯文和回鹘文的景教文献中，一些文献被认为可能是6世纪中期的字体。景教最初在新疆的流传，主要局限于粟特人的活动范围，信奉者多为旅居这里的粟特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和少数当地人。受唐武宗时期“会昌灭法”的影响，内地一部分景教徒改宗了其他信仰，一些则被迫流入边远地区，其中就有来到西域的。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中亚，景教在这里的生存越来越困难，景教徒被迫向东发展。由于景教在中亚和我国内地的传播活动受阻，新疆宽松的宗教环境为那些不愿改宗的景教徒们提供了一块可以栖身的“乐土”。景教徒们来到后，新疆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景教的一个中心。回鹘人接受景教，有确切资料可寻的，当为公元840年回鹘西迁西域以后。经过晚唐、五代、两宋的发展，至元朝时，回鹘中已有为数众多的景教徒。在高昌故城发现了一所景教寺院遗址，在一面墙壁上残存一幅壁画，上绘“圣枝节”，图中几个具有回鹘人面部特征的景教信徒手持棕枝，虔城地站在一旁，迎接基督进入耶鲁撒冷。从这里出土的回鹘文、粟特文及叙利亚文的景教经典残卷来看，景教在这里十分流行，不仅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其教义礼仪也已相当深入人心。在出土的遗物中，还有若干教士和叙利亚教会的通信，这些为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在高昌出土的景教文献中，较著名的是回鹘文《圣乔治殉难记》、《巫师的崇拜》和叙利亚文、粟特文的景教祈祷书片断。
西辽至蒙元时期（公元1124～1368年），由于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景教的传播范围更为广阔，当时喀什噶尔是景教25个行政区的第19教区。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行经途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轮台、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看到有景教堂或景教教徒。这一时期有许多畏兀儿人接受了景教，以致当时在西域的一些西方旅行家认为畏兀儿人是聂斯脱里派的基督徒。畏兀儿人中还涌现了一些著名的景教人物，如为蒙古人创制文字的塔塔统阿，担任过景教“巡察总监”的著名旅行家拉班·扫马和曾任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的旅行家马可斯。蒙元时阿力麻里也是一个景教的中心，这里建有景教大教堂，有自己的主教，那个窃取西辽王位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就是一个景教徒。景教在中国西北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如克烈、乃蛮、汪古、篾儿惕等部中也有信徒，马可·波罗称克烈部酋长王罕为“长老约翰”。据考古发现，在伊犁地区、七河以及其他游牧人活动的地方，有大量画有十字的元代景教徒墓石和刻石出土，这说明景教在游牧民中间有一个兴盛时期。
三、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
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喀喇汗王朝的一名王室成员，他在萨曼王朝的纳斯尔王子的影响下接受了伊斯兰教。纳斯尔王子在萨曼王朝的王位争夺中失败，来到了喀什噶尔，喀喇汗王奥古尔恰克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的行政长官，他施展“牛皮巧计”在阿图什建立了新疆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在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喀喇汗王朝统治上层主要信奉摩尼教或佛教。境内的回鹘人受浓厚的佛教文化的影响，一些人由摩尼教改宗了佛教。喀喇汗朝第一位可汗毗伽阙·卡迪尔汗的次子奥古尔恰克就是位佛教信仰者。萨图克·布格拉汗在纳斯尔和中亚穆斯林的帮助下于公元915年登上汗位，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倡导伊斯兰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后，其子穆萨继续推行伊斯兰教，公元960年，20万帐游牧民接受伊斯兰教，也就是这一年，他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朝的国教。962年，喀喇汗朝与信仰佛教的于阗李氏王朝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虽然于阗得到了归义军沙州政权、佛教邻国吐蕃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支持，但最终于阗被喀喇汗朝击败，喀喇汗朝占领了于阗，当地居民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于阗国灭亡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就发动了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的“对战”。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高昌回鹘的战争，战争非常激烈和残酷，但由于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所以一直到西辽、蒙古统治时代，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只维持在阿克苏至且末、若羌一线，往东未能越过库车。
公元1347年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登上了汗位，1353年他在额西丁和卓的劝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在额西丁和卓家族的支持、配合下，在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迫使天山以北的许多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在他的支持下，伊斯兰教推进至库车、沙雅、焉耆。秃黑鲁·帖木尔儿汗的后裔都把伊斯兰教作为维护统治和进行扩张的工具，他之后的蒙古诸汗都热衷于推广伊斯兰教。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统治时期（1383～1399年），曾对吐鲁番地区发动战争，最后以武力夺取了该地，强迫当地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吐鲁番地区是新疆最晚接受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之一。从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到15世纪吐鲁番居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经过了500多年的时间，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两个主要聚居区的传播基本结束。哈密在14世纪时已有伊斯兰教传播，伊斯兰教势力控制吐鲁番后，哈密成为伊斯兰教统治者与明朝政府争夺的焦点。哈密是明朝与中亚、西亚贸易交通的咽喉之地，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管辖，明初在这里册封了哈密忠顺王，建立了哈密卫，设立了“僧纲司”，并由政府派出专使协助忠顺王理政。在哈密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暗中支持下，伊斯兰教势力最终占领了哈密。至此，伊斯兰教自传入以来，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了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清朝时期，随着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迁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7个民族。
四、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播
1.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它是7世纪自印度传入的密教、内地大乘教与西藏早期的本教相结合的产物。最早将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是吐蕃人。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频频活跃于西域政治舞台上，他们攻打并占领了包括安西四镇在内的西域诸多地方，他们的活动使藏传佛教对新疆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他们统治昆仑山北麓地区的120年时间里，藏传佛教深入到了于阗、米兰等地。争夺西域的战争使吐蕃人与回鹘人密切接触，回鹘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有许多密教经典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在高昌回鹘佛教壁画中，藏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连寺庙里佛僧穿着的袈裟颜色都与藏传佛教僧人的相同，元时藏传佛教已成为回鹘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永乐六年（1408年）吐鲁番僧人清来还被永乐皇帝授予了一个藏传佛教性质的封号—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这说明藏传佛教喇嘛在吐鲁番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当时吐鲁番一定有数量不少的喇嘛僧侣。16世纪以后，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被伊斯兰教所取代，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却又在天山以北的卫拉特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卫拉特蒙古最早于元朝时期与藏传佛教就有接触，但直到公元1614～1616年间，卫拉特蒙古才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后卫拉特人与藏传佛教的中心西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卫拉特四部盟主和硕特部就是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请求下，以护法的理由迁入青藏地区的。准噶尔部势力强大起来以后，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建立了与清朝为敌的准噶尔政权。准噶尔汗国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土尔扈特与卫拉特其他各部蒙古人同时崇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以后，并未改变其信仰，喇嘛教对土尔扈特部东归起了重要作用。清代迁入新疆的锡伯、达斡尔等民族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
2、天主教
天主教是在元代传入新疆的，伊犁地区是当时天主教的重点传播之地。这里交通方便，东来西往的天主教教士多经过这里。阿力麻里设有天主教的教会，这儿还建造了一座十分华丽的大教堂，天主教在这里受到统治者的宠遇。但窝阔台后王阿里苏丹执政期间，残酷地迫害天主教教士。秃黑鲁·帖木儿于公元1347年继承汗后，在新疆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随着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天主教退出了新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再入新疆传教，但收效甚微。
3、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新疆晚于天主教，公元1892年，瑞典传教士来到喀什进行传教，到1921年时，在南疆地区形成了喀什、叶城、疏勒、英吉沙4个传教中心。盛世才时，下令取缔一切教会，许多传教士被迫离开新疆。
4、东正教
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沙皇压迫的俄罗斯人迁入新疆，他们把东正教带入了新疆。在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后，俄国传教士进入新疆传教，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建立了教堂，东正教只在新疆的俄罗斯人中传播。
第五节 丝绸之路
公元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之所以用“丝绸”来命名这条交通路线，是因为古代中国精美而华丽的丝绸曾经是这条贸易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当然，除了以丝绸等商品为媒介的经济交流，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内容。因此，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尽管这条道路已被现代文明尘封于历史之中，但随着丝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各个历史时期路线的变迁和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有了愈来愈清晰的了解。
一、道路及其变迁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时，但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那时中西方之间的交往之路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张骞通使西域后，随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立，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了起来。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经过敦煌或阳关后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阳关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带），沿车尔臣河（且末河）古代河岸西行至且末，然后顺昆仑山北麓，经精绝（今民丰县尼雅遗址）、扜弥（今策勒县东北）、于阗（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至莎车，再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南道越葱岭后，向南经罽宾（今克什米尔），还可到达身毒（今印度）。北道出白龙堆（今罗布泊东北岸之盐碛地），先至楼兰古城，折向北行到达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然后沿天山南麓山前平原地带即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尉犁、焉耆到达龟兹（今库车），或从楼兰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达龟兹，再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境内），至疏勒（今喀什），继而西北行，翻越葱岭，则出大宛、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区）。南北两道之间还有许多小道相连，从罗布泊地区西行，不经过车师前部，可以直接到达焉耆，从龟兹西南行，沿和田河，可以到达于阗，南道可以从莎车至疏勒后，然后翻越葱岭，至大宛、康居、奄蔡，北道也可以自疏勒达蒲犁，然后翻越葱岭，至月氏、安息等。西汉末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龙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过博格达山，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地区，这条道路为新北道，原来的北道称为中道。西汉时丝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匈奴，由于北道容易受到匈奴的袭扰，所以西汉时期通过南道的行旅较多。西汉末，匈奴势力衰微，新北道得以开通，新北道避开了三龙沙和白龙堆的艰险。为了保护丝路的畅通，汉朝政府在各重要关隘路口都建有城垒亭燧，这些亭燧军事上可以起到候望、烽燧的作用，也兼为馆舍、邮驿，保护着交通要道，还可以稽查往来行旅。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大乱，丝绸之路的河西段相继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政权。在五凉政权时期（301～460年）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组成部分的河西路、青海路、居延路都比以前繁荣。“河西路”从长安经秦陇，通过河西走廊到玉门关，然后进入西域丝路的南北两道。“青海路”也称吐谷浑路或河南路，在今青海省内，大体经西宁，西越柴达木盆地，连接西域丝路南道。“居延路”是沿漠南之地与河西路平行西进，途经居延绿洲，过天山北麓而通西域，该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常用。这3条干线均经过五凉辖境，交会于敦煌，然后进入西域丝路各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西域几乎始终处于鲜卑、柔然、突厥等强大游牧民族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原政权的争夺之中，但各方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尽力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尤其是公元6世纪50年代初突厥建立强大的汗国以后，丝绸之路呈现比较繁荣的景象。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隋朝时丝绸之路北道、中道、南道路线情况在《西域图记序》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到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林（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到西海（今地中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纳（今费尔干纳盆地）、苏对沙纳（今乌腊提尤别）、曹国（今伊什特汗）、安国（今布哈拉）、穆国（今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今波斯湾）。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今和田）、朱俱波（今叶城）、羯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东北之瓦罕）、吐火罗（阿姆河南，兴都库什山北）、帆延（今阿富汗东北之巴米扬）、漕国（今阿富汗之加兹尼），至北婆罗门（印度北部），达到西海（今印度洋）。
进入唐代，唐朝的势力达到中亚地区，唐王朝不仅直接牢固控制着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丝路交通达于鼎盛。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西行天竺求法，足迹遍历丝路北、中、南3道，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之畅通。随着吐蕃政权的崛起，除传统的北、中、南3条丝路主要通道外，唐代又开辟了由现在的西藏地区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常被称做“吐蕃道”。唐初著名僧人道宣将这条路线称为“东道”，这条道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北渡黄河，到达今青海乐都，然后沿湟水西行，至现在的青海湖以西地方，再转而西南行，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由聂拉木进入尼泊尔。吐蕃道的兴起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0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状态，传统丝绸贸易路不是十分通畅。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比从前有所衰落。在中原王朝与西方陆路贸易受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西方的贸易日益频繁。例如，辽就与大食、回鹘有贸易往来，其贸易路线的东段是经过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到宁夏西去，即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先生所说的“漠南路”。其西段通过宁夏进入河西走廊，或经敦煌进入南道的且末、和田地区。这条路在元代得到更加频繁的利用，成为中西交通贸易的主干道。
13世纪初，蒙古汗国在东方崛起，建立地跨欧亚的帝国，中西陆路交通又极一时之盛，主要贸易路线分北、中、南3道。北路是出阿尔泰山以南的叶密里地区（今塔城、额敏一带），然后西南经讹答刺、养吉干，从咸海和里海以北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城。中路是经过河西地区及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境内），之后到达塔垃斯（今江布尔），再经讹答刺城到达玉龙杰赤（今乌尔根奇）。再向西走就到达了萨莱城。或者向西南到达帖比力思（今大不里士）。南路是由喀什噶尔出境，从这里出发有3条路。一条是经巴达哈伤、塔里寒沿阿姆河诸城到达玉龙杰赤。另一条路是从喀什噶尔经阿富汗北部到忽里模子。第三条路就是经过塔里寒、巴里黑以及你沙不儿城后到达帖比力思。
明代从洪武立国到嘉靖初年闭关（公元1368～1524年）的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古丝路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明王朝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传统的丝路贸易在经过元末明初的短暂的阻断之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路途的艰难与中亚的动乱，国际性陆路贸易与隋、唐、宋、元相比已相形见绌。明代与中亚、西亚的国际贸易，除了与帖木儿帝国之外，其他均为数寥寥。严酷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西交通与丝路贸易的哀落在明代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时期（即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丝路贸易虽已衰落但并未走向终结。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西北疆域的逐步稳定，亚洲内陆民族区域贸易一度还呈现着兴盛的局面，并且以边境贸易的形式得到集中体现。清王朝在取得平定准噶尔部胜利后，即以伊犁、塔城、乌鲁木齐为中心与哈萨克各部开展绢马贸易；在丝路南道上，清王朝与浩罕、布哈拉商人进行边境贸易；内地还通过北方丝路沿长城一线与蒙古各部贸易。
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西贸易逐步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中国的掠夺性贸易所取代。
二、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中国文明、地中海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可分为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的。根据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细分为贸易交流、文化艺术交流、科学技术交流和宗教文化交流。
1.贸易交流
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条商道，因此，商品交易一直是丝绸之路上各地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中，丝绸无疑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织造丝绸的历史超过5000年。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丝绸就已经传到了西域地区。公元前5世纪前后，活跃在西域及中亚的塞人已经将中原的丝织品贩运到了古希腊。公元前1世纪丝绸传入罗马，受到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古罗马的古典作家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即产丝之国。汉代以后，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它在丝路贸易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唐代，发达的丝绸生产和高超的丝织印染工艺不仅为唐朝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促使丝路贸易达到了高潮。
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中原的蚕桑丝织技艺也沿着丝绸之路西传。大约公元4世纪时，蚕种和养蚕法传入西域，公元5～6世纪经中亚地区传入波斯和罗马，以后逐渐传到欧洲各地。蚕桑丝织技艺传入这些地区后，对当地手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新品种、新技法。如公元3世纪以后产自西域、中亚等地具有浓重异域色彩的“胡锦”、稍晚一些呈萨珊风格的“波斯锦”，以及蒙元时代具有浓郁西方色彩和伊斯兰风格的织金帛、“纳士士”等就先后出现在丝路贸易中，并输入中国。
从汉代开始，西域地区的毛织品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我国西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很早以来毛纺技术就比较发达，如匈奴、乌孙、乌桓以及现今新疆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很早就能织出精美的毛织品。输入内地后，深受欢迎。
马、骆驼、羊等牲畜是丝路贸易中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其中以马为最。早在公元前，西汉政府就与大漠南北的匈奴人贸易马匹，之后求诸乌孙和大宛的良马“西极马”、“汗血马”。其后，西域、中亚地区的马匹源源不断输向中原。直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与吐火罗地区仍然“出善马”，并且以马匹作为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隋唐以后，中原与突厥、回纥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的绢马贸易，已形成固定的贸易方式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丝绸之路上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形式，影响深远。绢马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历久不衰。骆驼主要是以驮畜而从西域等地引入。
除此之外，来自西域、中亚的各种珍禽异兽也传入中国，如汉代时条支（今美索不达米亚）出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安息国献狮子、符拔及条支大鸟。唐代，昭武九姓地区多次“来献”狮子及豹。它们使人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通过丝绸之路，原产于中亚、西亚及西域的农产品、瓜果等植物新品种陆续输入中国内地，如：葡萄、苜蓿、石榴、菠菜、棉花、胡麻、橄榄、豆蔻等，对于我国农业、畜牧业及医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大量玉石、宝石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珍奇物品经由丝绸之路被贩运到中国内地。玉石和玉器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用玉大多来自“昆山”，也就是现在的和田一带。从秦汉以后，历代中原朝廷都通过受贡和贸易的途径获得和田玉。来自异域的其他珍宝令人目不暇接，如大秦（古罗马）产的赤玻璃、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等，中亚出产的玛瑙、大真珠、车渠、水晶、琅玕等物，南亚和印度所产的金钢、苏合香、熏陆、郁金香、珠贝等等。其中，玻璃和琉璃的传入，对古代中国有较大影响，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用具，而且促进了中国制瓷业的发展。
中国的一些植物品种和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据《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由身毒（印度）输入的中国的邛竹杖。中国的桃种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传到印度、波斯，再传入亚美尼亚、希腊等地。中国自古出漆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漆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在丝绸之路鼎盛的隋唐时代，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中亚等地的大宗商品。当时，中国茶叶主要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西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丝绸之路上，比较重要且具有鲜明特点的商品还有石蜜、砂糖、棉布、葡萄酒等，它们均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2.科学技术交流
中国很早就开始生产铁，自战国时代中国即盛行使用铁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铁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输向西方。公元1世纪时，中国铁器即出现在罗马市场上，且售价很高。随着铁器的西运，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达，水利灌溉事业十分先进。自汉武帝始，历代王朝都在河西和西域大规模屯田，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便传到西域，以后又传入中亚及西亚，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4大发明。在这4大发明中，除指南针是通过海路传入西方之外，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均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对亚洲和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纸发明后很快经丝路西传，到公元5世纪末，中亚各地已普遍用纸了。造纸术则是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才开始传入中亚地区。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今江布尔）兵败于阿拉伯人，大量中国兵士被俘，其中有不少手工业者，包括金锁匠、画匠、造纸匠等。造纸术由此传入波斯及伊斯兰诸国。以后又再传到埃及、摩洛哥等地。古老的埃及草纸和羊皮纸逐渐被中国纸取代。大约在1140年，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
中国印刷术发明后，也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向西方。雕版印刷首先传入我国河西、新疆地区。五代时期，中国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公元8～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公元13世纪，不少欧洲旅行者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把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带回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至迟在唐代时已经发明了火药。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期间，作为火药最重要原料之一的硝石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并用它来炼丹、治病和制琉璃等。到了十二三世纪时，中国已将火药用于军事。13世纪以后，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火药被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14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并学会了制造火器的方法，火药正式传入欧洲。
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技术，主要有来自西域和中亚的酿酒法、来自印度的制糖法和建筑技术等。另外，中亚和南亚的天文、历算、医药、逻辑学等经丝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3.文化艺术交流
在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的同时，亚洲和欧洲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尤以杂技百戏、乐曲歌舞等最为突出。它们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杂技很早就传到了中国。据《史记》记载，在汉武帝时，安息就派出杂技艺人前来长安献艺。到了唐代，从中亚各地传入中国的百戏、杂耍更是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如马戏、波罗球（即马球）等，其中波罗球直到明末才在我国失传。
西域及亚洲各国乐曲、歌舞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我国古代音乐舞蹈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印度乐曲便经中亚传入中国。中亚布哈拉的乐曲在北魏时传入中国，中亚撒马尔罕乐曲在武则天时传入中国。隋唐时代，来自西域的乐舞曾盛行于全国，隋代置九部乐，其中六部是西域音乐；唐代置十部乐，有七部西域音乐。龟兹乐更是风行全国，流行的乐曲有数百首。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在吸收印度乐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中国的乐器也有一些来自波斯和印度。如箜篌、琵琶都是波斯的乐器，大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经过中国艺人的改进，而后成为了中国乐器。
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舞蹈也有广泛影响，如唐代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都是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不仅民间流行，甚至深入宫廷。
丝绸之路是一条伟大的交流之路。2000多年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古老的丝绸之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虽然现在沿着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人们遵循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千百年历史验证的客观规律，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一定能促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迎来丝绸之路的复兴与辉煌。
第六节 文化艺术
新疆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唯一汇集之处，多元化是这一地域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多元”，是指这里文化类型多，不仅有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而且还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化”，指的是这里除了有各种类型的文化外，还有它们相互融合后而形成的混合性质的文化。从文化的构成因素来讲，西域文化中既有来自东方我国内地的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因素，来自西方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西域本地的土著文化的因素。西域文化是开放性的文化，它与周邻地区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流。既吸收周邻文化的积极因素，为自己所用，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又将自己创造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向周邻地区传播。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和它的开放性质在新疆的考古内涵、宗教、纺织品、钱币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内涵丰富的考古学文化
1.切木尔切克文化
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其范围东至乌伦古河上游，西至额尔齐斯河支流的哈巴河，北为阿尔泰山南，南到天山东部和准噶尔西部山地，它是中国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典型代表。切木尔切克文化遗存有墓葬、遗址和岩刻画。切木尔切克墓葬的建筑形式有茔院制墓葬和独立石棺葬两种，墓地立石人是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典型特点，石人面部或浮起，或雕刻出凸棱形式的圆形面部轮廓，五官表现上具有程式化特点。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岩刻画雕刻的动物具有写实性，动物的种类以牛为主，还有羊、马、鹿、骆驼、鸟等，人物岩刻画表现的是生殖及祭祀内容。切木尔切克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西部青铜时代文化的相似性较多。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墓葬典型特征为石人墓，它与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石人墓和黑海沿岸青铜时代石人墓，构成了亚欧草原石人文化的重要内容，表现出了区域性文化的特点，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泉。从岩刻画、陶器和青铜器看，切木尔切克文化与蒙古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这两种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2.苏贝希文化
它是以鄯善吐峪沟北苏贝希村古墓群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于新疆中北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的南北两侧山前地带和山谷间，北起阜康、奇台，南到吐鲁番艾丁湖，东自鄯善、木垒，西抵石河子市，已发现遗存50多处。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3.焉不拉克文化
这是以哈密三堡焉不拉克墓区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较小，在以哈密市为中心、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60公里的范围之内。已发现的近10处遗存表明，焉不拉克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前500年。
4.察吾乎沟口文化
这种文化以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而得名。分布于新疆中部，范围较大，北起天山南麓，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东自和静县，西至温宿县。已发现十多处遗存，这一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5.伊犁河流域文化
这是一种跨国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为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和中部天山。新疆境内的遗存已发现的有十多处。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二、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外来宗教”，有属于印度文化类型的佛教，有属于波斯一阿拉伯文化类型的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有属于罗马文化类型的基督教各教派，如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里派（我国唐朝称之为景教）、天主教和东正教，还有属于中原文化类型的道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经过与新疆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应、融合，形成了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新疆后，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域佛教”，它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一地方特色不仅表现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的是反映在佛教文化艺术如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由于新疆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西域佛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不同于丝路北道龟兹的佛教文化，而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文化又不同于于阗、龟兹的佛教文化。于阗将印度佛教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变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于阗国王比西域其他绿洲小国的国王更加尊信和推崇佛教，于阗佛教以大乘为主，各派并存，并与传说相结合，于阗不仅译经而且还造经，其所造之经还得到佛教界的认可。龟兹具有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其佛教具有佛经荟萃、翻译家辈出、高僧汇集、义学繁荣、以戒自禁、持律严整、塔寺林立、修饰至丽等特点。高昌佛教尽管与中原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高昌所处的位置及其移民小社会的性质，它的多民族性是其异于中原佛教文化之处，而在当地延续时间较长、寺院特多又不同于西域其他地方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回鹘迁入新疆后，由信仰摩尼教逐渐转向佛教，其佛教文化与西域其他民族的佛教文化有着许多的不同，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很大，以大乘信仰为主，还带有浓重的密教色彩，并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西域佛教”就是新疆这种极有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
伊斯兰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教对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苏非派的广泛活动，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袄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文化。这种文化特色在南疆地区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伊斯兰教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特点，如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宗教人士、不建清真寺、不重视规定的礼拜和斋戒、宗教仪式中混杂有萨满教的遗俗等。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其宗教文化与信奉逊尼派的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在塔吉克族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将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形成了只在节日举行礼拜、一般不封斋、不去麦加朝觐（依禅教曾明令取缔）等特点。
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又向北传人漠北回纥汗国的回鹘人中，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是唐朝时佛化程度已经很深的改变了原有形式的宗教。
三、具有浓郁地域特点的织物——新疆古代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
新疆自古畜牧业就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从步入文明时代起，这里的居民就以毛织品为主要衣着原料。新疆发现最早的毛织品是距今约3800年孔雀河古墓沟出土的毛布和毛毯，所用原料为羊毛和羊绒，是用一上一下平纹织法织就。这些毛织品“从捻线到织造均可显出精细粗糙之别。毛毯幅宽最大达1.8米，残长1米左右。以精品为例分析，毛线粗细均匀，毯面组织平整，缘边饰流苏”。除孔雀河古墓沟处，在哈密的五堡和焉不拉克、鄯善的苏贝希、吐鲁番的艾丁湖、和静的察吾乎沟、尉犁的营盘、且末的扎滚鲁克、若羌的楼兰和米兰、民丰的尼雅、于阗的克里雅和屋于来克、洛浦的山普拉、巴楚的脱库孜沙来等墓葬和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毛织品。这些毛织品种类众多，就其组织法讲，有平纹、斜纹及其变化组织，还有纱罗织物、通经断纬法、栽绒组织、双层组织、纬二重的复杂组织等等。其图案纹样主要有条纹、格纹、水波、三角、山纹、云雷、回纹等几何及其变体图案，有虎、鹿、羊、骆驼、鱼等动物和树、草、花卉等植物纹样。至距今2000年前后，通经断纬的缂织工艺，在毛织物中已经运用得十分成熟，这是奠基在新疆本地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成果。西汉时新疆的毛织物在中原地区就很有名，《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致书其弟班超（驻守西域30余年，公元91～102年间任西域都护），托他为侍中窦宪买地毯。新疆营盘出土的蓝地葡萄人物鹰蛇纹毛织锦，其纹样和对称的构图在形式上都模仿了新疆以西地区的纺织产品。
新疆地区学会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不晚于公元3世纪。最迟5世纪也许是4世纪已经能织出具有新疆地区特色的锦。新疆生产的锦从织造技术来说具有本地毛纺织的传统，从使用的材料来看是用丝棉纺成的线，棉线织锦就是用丝棉纺线做经线、纬线而织成的多彩重织物，这类织物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新疆当地的产品，它包括棉线平纹纬锦和棉线锦绦两大类。棉线平纹纬锦采用的是棉线的平纹纬二重技术，锦绦就是五彩的织锦带，它是棉线的平纹经二重技术。这两种丝织品的织造技术在古代新疆地区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普通的平纹经二织物在中国内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高昌（今吐鲁番）所织造的丘慈锦是经纬均采用棉线的织锦。营盘、楼兰小河墓地也发现了这两类织锦，它们在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和南道许多地方都有生产。新疆地产的棉线平纹纬锦具有以下特点：织物的经纬线均是手工纺成的丝棉线，棉线粗细不一，常见色彩有白、红、灰、黄4种；织物的组织为平纹纬锦，图案有几何纹样、仿汉式织锦的纹样和人物、动植物等。织物以“张”计量，一张的规格长约180.4～216.1厘米，宽95.2～107.1厘米。古代新疆织造的棉线锦绦使用的棉线比棉线平纹纬锦的精细和均匀，光泽也更好。其组织结构采用的是我国内地传统的平纹经二重结构，织物规格的幅宽常极窄，只有几厘米。一个织幅内通常有3个纹样的循环，织物纹样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几何纹和造型相近的瑞兽纹。棉线锦绦是随着蚕桑技术传入新疆，当地人民开始学习织造丝绸特别是提花织锦方法的最初产品，它是对中原织造技术的直接摹仿。
从古代新疆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的纹样及织造特点可以看出，新疆古代的纺织业充分借鉴了东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其所体现出的纺织文化也是一种多元化的纺织文化。
四、鲜明地方特色的货币文化
世界古代的钱币有两大体系一东方体系和西方体系。东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方孔和用铸造法制作，西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无孔、用打压法打制。古代新疆地区的一些货币也具有一种多元融合的特点。如汉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它是公元1～3世纪的于阗（今和田）地区自行制造和发行的一种钱币，吸收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的特点，用汉文和佉卢文双体文字，可以说是东西方货币文化的合璧。和田马钱的外形呈圆形，无孔，正面的中心是一匹马或一峰骆驼的图像，这也就是人们将这种钱称为“马钱”的原因。其马或骆驼的周边是一圈佉卢文字母，大意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某一位国王的名字）”。圆形的片状铜币，加上打、压上的文字和图像，这种造币法可以溯源到古代希腊。但钱币的背面会让人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汉文篆字“重廿四铢铜钱”、“六铢钱”等，它们是表示钱币的重量和面值（在古代，人们有时用重量表示面值）的。佉卢文是一种中亚死文字，源于公元前5世纪印度西北部的键陀罗地区，公元3～4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鄯善等地流行。于阗人借鉴了当时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流行的圆形无孔打压钱模式，同时又遵循了中原秦汉时期流通的钱币铭文和币值、重量体系，创造了一种东西合璧的货币文化。此外，新疆古代还流通过圆形方孔、铸有当地民族文字的汉龟二体钱、突骑施钱等。
五、古代新疆的艺术
1.绘画艺术
新疆古代绘画的种类主要有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石窟寺壁画、墓室壁画、木板画、纸画、绢画等。其中佛教石窟寺壁画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内容也最为丰富，是新疆绘画艺术中的瑰宝。佛教传入新疆后，于阗、龟兹、焉耆、高昌等沿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纷纷开窟建寺、绘制壁画，形成了以龟兹、于阗为代表的绘画风格。晕染是龟兹绘画最突出的特点，晕染的方式有按光线方向单面晕染的，也有整个轮廓晕染的，这种技法增强了壁画上所绘人物的立体感。对比色的运用、菱形格的构图也是龟兹壁画绘画艺术的特点。于阗绘画在我国艺术史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于阗画派”，它吸收了印度、中亚等地的晕染法，融汇了中原绘画的线条，又加入了本民族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阗绘画技法和风格通过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对中原地区的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时人称赞他们所绘佛教神像，用笔遒劲，如屈铁盘丝，色彩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所画人物身若出壁。新疆墓室壁画的形式、内容都来源于我国内地，内容有伦理说教、庄园生活等，壁画的风格质朴、简练。新疆古代木板画所绘既有佛教内容的，也有以传说故事为内容的。斯坦因曾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批木板画，画有“传丝图”、“鼠王像”、“波斯菩萨”等。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了许多晋—唐时期的绢画、麻布画和纸画，有绢本屏风画，神话传说的伏羲女娲图等，其中东晋时期《墓主人生活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
2.草原艺术
岩画、石人、鹿石和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被认为是草原艺术的代表。新疆岩画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岩画的时代上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下限晚至十二三世纪的蒙古时期，青铜时代是新疆岩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阿尔泰山岩画数量最多，绘制的是古代游牧民狩猎、放牧的场面。内容多为奔跑的骏马、鹿和羊群等动物形象，线条简练、造型生动。位于天山中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殖崇拜，在120平方米的画面上，刻画有200多幅人物和动物图像，大者若真人，小的只有10～20厘米高。岩画使用的是雕刻技法，在传统的阴刻线基础上，按照人体的形象进行局部磨刻“减地”工艺，使岩画背景部分与人物形象之间产生一种近似浅浮雕的艺术效果，使画面的主体形象更加突出。石人就是用石头雕刻的人像，在新疆东起巴里坤草原西达阿尔泰山、塔城、博尔塔拉、伊犁河谷的北疆大草原上，到处都可以见到石人的影子。关于石人的族属有塞人、乌揭、铁勒、突厥、图瓦、蒙古等说法。按放置情况，石人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种。石人有的用简单的阴刻线刻画，有的按照人体形状进行整雕或局部刻画的半圆雕而成。有的石人手持器皿，有的手握刀、剑等。有人认为手持器皿的石人为萨满形象。新疆的鹿石也是一种石雕。它是将石头做成长条形，然后在上面浅浅地刻出鹿等图案，最后将其竖立在墓前。鹿石上的鹿都有长而弯曲的角、呈弧线伸展的躯体和优雅弯曲的腿，造型朴实而灵巧。鹿石按形状可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
关于鹿石的用途，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欧亚草原民族萨满教信仰里萨满通天的骑乘。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主要有饰牌、带扣、铜镜、铜刀、铜剑、金冠、铜项圈等。饰牌既有铜质也有金质，纹样有虎噬羊、虎纹、狮纹、马纹、野猪博马纹、双羊纹、野猪纹等。铜镜、铜刀、铜剑也都以各种动物装饰柄部，这些动物造型的艺术品采用浮雕、圆雕或透雕的方法刻画了各种动物的外形轮廓。新源县巩乃斯草原发现的两件铜质项圈，分别以虎首相对、虎身连体成圈和有翼兽相对而卧、兽体相连成圈。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发现了一件用大块金片做成的金冠，上面模压出老虎的图案作为装饰。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的艺术品，被认为是斯基泰式的或鄂尔多斯风格的。无论是哪种风格，它们都是2000多年前中亚北部和中国北方流行的有浓郁草原特征的艺术品。
3.雕塑艺术
新疆古代的雕塑种类很多，有木雕、泥塑、陶塑等。尼雅、楼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中的雕刻装饰，反映出公元3～4世纪新疆建筑雕饰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浓重的外来文化因素。尼雅遗址出土的木雕桌腿造型新颖，浮雕的植物花纹、几何纹瓶花等图案，刻工精细，彩绘的木雕人物，为人身马足，造型十分精湛，人物五官相貌的刻画富于表情，具有独特的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影响。新疆佛教题材的木雕艺术作品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等雕像，造型刚健丰盈，富有表情，衣纹线条流畅清晰，其艺术风格受到了键陀罗佛教文化的影响。吐鲁番晋—唐墓葬中出土的木雕俑像、家畜、家禽以及牛、马、车等模型，形象生动，比例准确，雕刻细微精美。新疆古代的泥塑作品按其性质和作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寺庙遗址中发现的佛、菩萨、天人、世俗供养人等塑像，另一类是墓葬中发现的各种用来殉葬的世俗俑像。新疆佛教题材的泥塑一般采用模制或捏塑方法，以木和草秸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有的泥塑经过低温烧制后成为陶塑艺术品。在丝路沿线许多佛教遗址中都发现了泥塑佛教艺术品。斯坦因仅在丹丹乌里克一座佛殿中就挖出了150片“适合”盗走的塑像。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佛教泥塑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同一地区的塑像因制作时间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技法娴熟、形神兼备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泥质俑像，如侍奉墓主人的文吏、宦者和乐舞俑、仕女俑、身披甲胄手持兵器的武士俑，现实生活写照的劳动俑、杂耍俑、十二生肖俑等，造型手法简洁，人物表情生动，有的作品完全写实，有的则进行了夸张，有的泥塑作品还施以彩绘。那些朴素无华的骆驼俑、牵马俑，静中有神，也十分生动。还有那半人半兽、非人非兽或者用各种动物肢体组装在一起的怪物模样的镇墓兽，是新疆古代颇具匠心的泥塑造型艺术品。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发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做成人或动物形象的陶塑。它们很多是贴附在陶器器皿上的装饰，陶塑的动物有猴子、马、骆驼、鸟等，人物中有各种形象、姿态的男人、女人。笑逐颜开的男人，像小丑似的经过化妆的脸；半身女像，长发垂肩，刘海齐眉，有一种淳朴、地道的古典美。此外还有一种叫“来通”的器物，上面的注入口做成一个男人的头形，下端的滴口则塑成牛头形，造型奇特有趣。
4.戏剧乐舞艺术
西域歌舞戏是古代新疆的戏剧，它直接受到印度戏剧的熏染，是印度梵剧、佛教剧的地方化、世俗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有情节的表演性歌舞戏在中原就已传开，到隋唐时更加盛行。龟兹是古代新疆戏剧的风行之地，“苏莫遮”是龟兹的一个代表性剧目，传入中原后风靡百年而不衰。从它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新疆戏剧之发达。“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或乞寒胡戏），原出于中亚的康国，传到龟兹后被注入了佛教内容，成为具有龟兹特色的“苏莫遮”歌舞戏。它本是在龟兹盛大的佛教活动——八月十五日举行的形象活动时表演。表演者头戴狗头、猴面等各式面具，泼水沾洒行人，驱赶罗刹恶鬼以禳灾。库车曾出土一个舍利盒，盒上有一幅21人组成的乐舞图，舞者13人，乐队8人；舞者中2人执幡幛，8人戴面具携手做舞戏状，乐队后还有一戴兽形面具者在3名儿童围绕下旋转。舍利盒乐舞图中表演的是什么内容，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多样的面具、丰富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却是古代新疆歌舞戏的形象反映。除“苏莫遮”外，“大面”、“浑脱”、“泼头”也都是龟兹盛行的面具歌舞戏。迁入新疆的回鹘人继承了这里的戏剧文化，吐鲁番、哈密曾发现了名为《弥勒会见记》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取材于佛经中的救世主弥勒成佛及普渡众生的故事。剧本的蓝本是用梵文（古印度文）书写的，先是由一个名叫圣月的高僧根据梵文把它翻译成焉耆文，之后一个名叫波尔坦拉西特的人又将它译成了回鹘文。完整的《弥勒会见记》共27章（幕），哈密发现的文本保存有25章（幕）。14世纪蒙古察合台汗统治时期，畏兀儿人中出现了大型歌舞“麦西莱甫”，它的戏剧成分是对古代西域歌舞戏的承袭。
龟兹乐、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悦般乐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享誉我国内地的西域乐舞。西域乐舞对中原音乐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吕光远征西域，将龟兹的乐工和舞伎带至凉州，后形成了以“龟兹乐”为主要成分的新乐种——“西凉乐”。龟兹人苏祇婆还把“五旦七声”传入中原。由于受到中原人民和统治者的喜好，隋唐之际，西域乐舞成了隋朝“九部乐”和唐“十部伎”的主体。
一、石器时代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史前文明处于萌芽和初发阶段，这一阶段以劳动工具的制作材料和水平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近代考古学者根据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情况，把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3个历史发展阶段。新疆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发现的较少，仅有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吉日尕勒、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台地等5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都为地面采集。
新疆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已普遍地使用。哈密市的七角井和三道岭、鄯善县的迪坎尔和英都尔库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塔克尔巴斯陶和七城子，这几处细石器遗存被认为较有可能属于新疆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这时是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到了这一时代的后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在新疆，旧石器时代以后至金属工具使用前的这段时期内，普遍见到的不是磨制石器与彩陶器共存的考古遗存，而是一种使用细石叶细石器从事狩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考古遗存，学界更多地使用“细石器时代”指称这一史前的时期。新疆细石器时代的时间为距今1万年至4000年。新疆出土细石器的地方有40多处，遍及天山南北。新疆细石器时代遗迹不仅分布地域广阔，而且工艺特色明显，新疆的细石器绝大部分属于细石叶细石器系统，这明显受到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生产工艺的影响。而阿勒泰地区发现的数量不多的几何形细石器则是受到了西邻几何形细石器工艺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数量不少的新疆地区所独有的桂叶形尖状器。延续时间长也是新疆细石器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新疆细石器时代从第四纪全新世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金属工具进入社会经济生产领域，并逐渐居于主体地位时为止。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细石器时代遗址为哈密地区的七角井遗址，它位于兰新公路的北侧，周围地区有许多覆盖着柽柳树的固定沙丘，但在1万年前，这里的生态环境却不是这样。那时在七角井的东部有一条宽阔的河，七角井地区榆树、杨树丛生，还有大片大片耐旱的红柳。野羊、狐、兔出没于草丛中，这儿是一个狩猎的好地方。七角井附近还有分布很广的质地比较细密的硅质岩石块、燧石、石英，为细石器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那时的人们选取这些原料，根据一定的程序修打石核、压剥细石叶、加工石箭头、石刀。他们利用石器工具制作木器、骨器，还把动物的牙、角、管骨切割钻孔，再用动物的筋串起来，做成项链、腰饰、手镯等装饰品。在七角井遗址内，还发现了多处保留至今的烧火灰烬、炭粒。这说明当时的七角井猎人已经了解了火的特点，已有使用火的能力，但他们还不知道使用和烧制陶器。到了细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他们在选取的泥土中搀入一定比例的粗沙，用手捏塑出盆、钵、罐等器型，然后用火烧制。烧出的陶器外表灰褐，间杂红褐色。一些陶器还打印、刻画了篦纹、划纹。尽管这些陶器制作粗糙、烧制工艺原始，但它们却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这时已经有了简单的农业生产。
二、青铜时代
公元前2000年，新疆各地逐渐进入了青铜时代。新疆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呈现不同的青铜文化特点。新疆境内青铜文化遗存的分布与地理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同一地理环境存在的文化遗存之间有较多的一致性，不同环境的青铜文化各有其特色，但与邻近地区存在一定的关系。这说明，地理环境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哈密地区焉不拉克墓地为距今3300～3000年的遗存，焉不拉克文化是哈密地区已知的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文化主要受到其东面的甘肃四坝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存有一些中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因素。
阿勒泰地区克尔木齐墓地M16反映的青铜文化是阿勒泰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克尔木齐墓地主要为石棺墓，即用石板围成石棺。克尔木齐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
伊犁河流域墓葬多次出土大型铜釜和战斧类大型武器，这表明伊犁河流域的青铜制作工艺水平高度发达，较重要的发现有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批铜器、巩留县出土的一批铜兵器。其中铜斧、镰的形制及纹饰与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同类器相似。
以上资料说明，在青铜时代新疆就已呈现出多种文化同时并存的发展格局。在基本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在同为青铜时代的技术阶段，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新疆在绿洲地区发展了较进步的农业文化，在山地或高原地带，则主要发展了原始的游牧文化。多样的环境条件是新疆多种文化同时并存的基本原因。这奠定了新疆地区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的深层结构的基石。
新疆各地青铜文化的形成具有多源性和复杂性。东疆地区青铜文化的来源主要与其东面的甘青地区较早阶段的青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北疆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文化关系密切。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与中亚七河地区和伊塞克湖地区的青铜文化同源。帕米尔及环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青铜文化，是以楚斯特文化为代表的中亚费尔干纳及南塔吉克斯坦的青铜文化不断东进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疆多种文化、多种发展模式、多源性文化结构系统并存的格局，这一进程经历了千余年，完成于公元前1000年下半叶。
三、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世界上最早制造铁器的是小亚细亚的赫梯人，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新疆地区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有铁，那时铁的数量少、个体小，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时，铁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位于阿尔金山脚下、且末河畔的扎滚鲁克墓地、天山南麓和静县的察吾乎沟口墓地、吐鲁番地区鄯善苏贝希墓地、伊犁河流域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墓地和帕米尔高原东麓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是新疆各地铁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
在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人类的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从北边的阿尔泰山麓到南边的昆仑山麓，从西边的伊犁河谷和帕米尔高原到东边的哈密绿洲，到处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与我国中原地区比较，彩陶的存在是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一个特点。当时新疆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早在青铜时代，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就已主要经营农业。到了早期铁器时代，这个传统继续保持和发展。在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的五堡水库墓葬和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群巴克墓葬里，发现有小麦粒、麦穗、麦草、小米饼和青稞粒，同时还见到收割工具铁镰刀，有大量的马、牛、羊骨和皮革、毛织物以及与畜牧业经济有关的小铜刀、小铁刀、小磨石、小石锥、铜马衔等。这说明畜牧业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或许已形成了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形态。在北疆地区的大部分遗址或墓葬中，见到的多是马、牛、羊骨和与畜牧经济有关的小工具，很少或不见农业的踪迹。这说明北疆地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畜牧业。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南北疆经济的这种分布特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距今3000年前，北疆宜于畜牧业而南疆适合农业的经济格局已开始形成了。
史前新疆与东西方有着密切的的联系。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在位于罗布淖尔孔雀河下游的小河五号墓地采集到近500粒白色小珠。经过分析鉴定，这些小珠子所用的材料是海菊类贝壳，这种海菊贝只见于我国东南部海域。距今4000年前，罗布淖尔小河墓地的主人使用了距离3000公里之遥的祖国东部海域的海贝，彼此之间存在的交通联系必然相当早。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发掘了妇好墓，妇好是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的妻子。在这个墓里出土了700多件玉器，经过科学鉴定其中一些玉器的玉料是新疆玉，有3件小型玉雕使用的是新疆和田的羊脂玉。这表明，新疆和田的玉石在殷商王国时期就已经远销到了中原。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阿拉沟的一座时间下限为公元前3世纪的大型墓冢里，发现了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漆器。能够在这么偏僻的山区里发现属于战国时代的丝织品和漆器，这说明当时输入新疆地区的中原物品一定相当多。中原地区的人们对新疆的地理环境、山脉、河流、湖泊、沙漠以及物产、民俗等，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都说明，早在史前时期，新疆就与祖国内地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为以后的汉王朝统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新疆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证明，新疆从来就不是一块孤立、封闭的土地，新疆与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西亚早期波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希腊文明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新疆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
第二节 历史演进
公元前3世纪，新疆进入了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新疆就是一个多种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与东西方文化都有着交流与联系。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一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继续保持下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要冲的西域（今新疆地区），不仅与西方有了更多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我国汉朝版图，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始终进行着对它的管辖和治理。生活于此的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和丰富了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的中华文化，共同缔造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代，新疆始称西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当时西域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玉门、阳关以西至葱岭的地区，即主要指今新疆广大地区。
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着众多民族成分不同的小国，人口多者数万，少者一两千，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由于这些小国约有30～50个，故《汉书》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或谓“五十”余国。又因它们大多以城郭为中心，故又称“城郭诸国”。在伊犁河流域、天山、昆仑山山谷及帕米尔高原地区，又有由乌孙、塞人、月氏和羌人建立起的实力大小不同的国家，因它们逐水草以游牧为生，故史书上又常称这些国家为“行国诸国”。汉初，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役属于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由我国北方另一古老民族匈奴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统治西域诸国，剥削和压迫西域各族人民，“僮仆”一词就是奴隶的意思。
汉初，由于国家甫定，饱经战乱的经济尚未恢复，内部统治也不够稳定，在遭受白登之围的打击后，汉朝对北方强大匈奴奴隶制政权采取和亲政策。汉朝经过60多年的发展，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时，已成为一个内部稳定、国库充盈、国力强盛的国家。汉朝为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一方面，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抗匈奴，但未果。张骞的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使汉朝了解了西域的情况。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攻取了河西走廊地区，并于其地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祁连山以南羌人的联系，其辖地也与西域直接相连了。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劝说西域大国乌孙与汉结盟。后嫁细君、解优二公主与乌孙昆莫（即王）。乌孙与汉朝的联系，引起了匈奴的不安，汉昭帝末，匈奴连续发兵攻打乌孙。在乌孙的请求下，公元前72年，汉出兵15万，分5路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协助乌孙从西面夹击匈奴。是役匈奴大败，势力衰落下去。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汉两次派李广利伐大宛，极大地震动了西域，各国纷纷遣使通好、遣子入侍。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不力而率众归附汉朝，次年汉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附近），自此，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为了加强和巩固对新疆的统治，西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有：委派官吏、册封地方首领和驻兵屯田等。
公元25年，东汉建立。西域诸国纷纷遣使，请求东汉政府派遣西域都护。此时的西域，经相互攻伐、兼并，逐渐形成了焉耆、龟兹、莎车、车师、于阗、鄯善等几个大国。
公元73年，东汉分兵4路出击匈奴，拉开了“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的序幕。在东汉政府与匈奴数十年的争夺西域斗争中，因双方实力的消长，东汉政府曾三次统一西域，又三次被迫从西域撤出，史称“三绝三通”。至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攻杀北匈奴呼衍王，最终结束了汉匈长达300多年对西域的争夺，匈奴势力退出新疆历史舞台。
东汉统一西域后，基本因袭了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措施，设官置守、驻兵屯田、册封首领仍然是其主要的统治措施。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政府摇摇欲裂。公元220年，曹称帝，建立魏国，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国遣使向曹魏进贡，西域诸地纷纷表示归附，魏设戊已校尉与西域长史管辖各国。
公元265年，晋朝建立后，同样设戊已校尉于高昌壁，置西域长史于海头城（罗布泊北）领辖西域诸国。近代在罗布泊周围发现了许多属于魏晋时期的简牍，内容涉及军政、屯田等事务。公元318年，西晋灭亡，我国历史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在诸多的割据政权中，与西域有关的是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等政权。
西晋末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割据河西及以西地区。因内地战乱，不少难民西迁高昌。为适应这一变化，便于管理，公元327年，前凉撤销了戊己校尉府，改为高昌郡。郡下设高昌县、田地县等，县下设乡、里。前凉在高昌地区建立郡、县、乡三级行政管理体制，第一次把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域，此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东晋后期，柔然兴起于蒙古高原，建立柔然汗国，柔然汗国出兵西域，扶立匈奴余众在乌孙故地建悦般国，西域一度为柔然控制。487年，高车副伏罗部在首领阿伏至罗和穷奇的率领下脱离柔然汗国，西徙天山东部，建高车国。高车与柔然在天山东部一带争战不休。柔然汗国时期，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等割据势力先后控制高昌等地，并依附于周围强大势力。5世纪初，占据青海的吐谷浑势力曾深入到西域鄯善、且末一带。鲜卑、北魏曾遣万度归讨焉耆、龟兹，设鄯善、焉耆镇，统领西域。5世纪中，嚈哒也曾一度控制疏勒、于阗、龟兹等地。
二、隋唐时期
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它先灭柔然，统一漠北；后东击契丹，北并契骨，西破嚈哒，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南自沙漠以北（《辞海》说“南到阿姆河以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广阔疆域的突厥汗国。
公元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从而结束了自十六国、南北朝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隋朝建立后，即实施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政策，对突厥进行分化。60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域处于西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609年，隋军进攻吐谷浑，败之，设鄯善、且末二郡。
公元618年唐代隋立。630年唐灭东突厥汗国，伊吾城主石万年降唐，唐改伊吾为西伊州，以石万年为刺史，在西域建立起郡县统治。640年唐灭麴氏高昌，拉开了统一西域的序幕。唐灭高昌后，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领西、伊二州。648年，唐取得征伐西突厥的重大胜利，焉耆、龟兹、于阗等塔里木盆地诸国归降于唐，唐又设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北护堡子古城）。次年，设瑶池都督府，以西突厥降将阿史那贺鲁为都督，招讨西突厥之未降服者。658年唐平定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后，西突厥全部归唐。唐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督分领其部。这时中亚诸小国为之震动，纷纷归附唐朝，唐朝版图已包括葱岭以西，以阿姆河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为界。
随着版图的空前扩大，658年唐升安西都护府为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今库车）。安西大都督府以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领辖原西突厥部众；以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为4镇镇守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以16个羁縻州府统领葱岭以西地区；以郡县制管理伊、西、庭三州。
7世纪前期，吐蕃兴起。公元663年吐蕃在攻灭占据今青海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吐谷浑后，开始与唐争夺西域，龟兹、焉耆、疏勒、于阗4镇曾几度易手。
公元703年初，唐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以加强对天山北麓的控制。709年又升北庭都护府为北庭大都护府。至此，安西主南，北庭主北，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格局初步形成。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上也称大食），迅速扩张至中亚。751年唐与大食之间爆发了怛逻斯之战，唐在中亚的统治发生了动摇。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西域的唐军奉命入关勤王，吐蕃乘机加紧了与唐在西域的争夺，并于808年取代唐而成为西域的管理者。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在天灾内乱和黠戛斯的打击下灭亡，大批回鹘部众西迁至西域，并建立政权，在几经争夺后，回鹘逐渐代替吐蕃成为西域的统治力量。
唐朝治理西域期间，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及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五代辽宋金时期
伴随着唐朝和吐蕃势力退出西域，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域处于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于阗国等3个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
9世纪60年代，西迁的回鹘于高昌建立政权，史称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与沙州归义军政权（851～1036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10世纪初，契丹建辽朝于漠北，高昌回鹘向辽朝贡不断。宋建立以后，高昌回鹘也频繁遣使通贡。辽朝灭亡前夕，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建立西辽王朝，统辖中亚地区。高昌回鹘王国归附于西辽，西辽派少监镇守其地。
五代辽宋金时期，自称“大于阗汉天子”的于阗国王统辖“大宝于阗国”，领有若羌至喀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各绿洲。于阗国与中原的后晋、北宋及漠北的辽均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与沙州归义军政权关系尤密。
喀喇汗王朝，是9世纪中叶由包括回鹘在内的操突厥语诸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地方政权。政权建立后，即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张，向东灭亡了于阗国，向西征服了中亚河中的大片领土。至11世纪初，王朝统有东到阿克苏与拜城之间，东南至若羌，北抵巴尔喀什湖，西至阿姆河，南近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11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喀喇汗王朝占有河中地区，东部喀喇汗则统治费尔干纳盆地、七河流域、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西辽建立后，东、西喀喇汗王朝先后沦为西辽的附属国。
四、元明时期
13世纪初，蒙古统一漠北。1209年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杀死西辽少监，率先归附蒙古，成吉思汗认其为第五子。自1218年起，经数次西征，蒙古控制了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并分封成吉思汗诸子统领，这就是后来逐渐形成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及伊利汗国。1271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灭亡南宋。
蒙古统一西域后，初在各地设“达鲁花赤”监理各地。1251年设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于天山北部，这是内地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的实施。忽必烈继位之后，拥兵自重的西北诸王发动了叛乱。至1306年，西北诸王的叛乱才被元朝平定。在平叛过程中，元朝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先后设立了“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等民政机构及元帅府、都元帅府等军事管理机构。14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日渐衰落，西域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实际掌握于察合台汗国。
公元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域大部分地区处于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和黑的儿火者在位期间，以圣战为名四处征战，并积极推行伊斯兰教，15世纪初，吐鲁番被其占领，伊斯兰教也向东传播到这里。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明代文献称东察合台汗国为别失八里。蒙古的一部瓦剌占据哈密以北至叶尼塞河上游部分地区，分属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统领。明王朝分别封他们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中亚广大地区则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
明初，别失八里政权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通贡关系，其首领接受明朝的册封。1404年，明封哈密蒙古宗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1406年又置哈密卫于其地，使哈密地区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对西域其他地区，明朝则与之保持不断的政治、经济联系。
公元1514年，察合台后裔速檀·赛义德率军自中亚进入塔里木盆地，建政权于叶尔羌（今莎车县），史称叶尔羌汗国，天山以南地区随归其统辖。叶尔羌汗国时，伊斯兰教和卓势力兴起并对汗国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1680年，叶尔羌汗国为准噶尔汗国所灭。
五、清朝时期
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公元1644年，兴起于我国东北的满洲军队入关，攻占北京，建立清朝。
清朝建立前夕，游牧的卫拉特蒙古在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强盛起来，统治着北从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游，南至天山，西至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学术界称之为准噶尔汗国，而天山以南地区则处于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之下。
清朝建立之初，准噶尔蒙古即向清遣使通好。后来噶尔丹为首领时，不断率准噶尔骑兵攻扰已归附于清王朝的喀尔喀蒙古、哈密、青海等地。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争战。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1754年因争汗位失败，准噶尔部贵族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清朝，被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一带游牧。而此时，沙俄也趁准噶尔内乱，不断南下，侵占准噶尔牧地。面对这一形势，1755年清朝发兵5万，一举攻灭准噶尔汗国，占领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清朝采取了众建以分其势的策略，册封原准噶尔诸王公统领其地。但不久，被清朝封为亲王的阿睦尔撒纳，梦想成为卫拉特各部大汗而起兵叛乱。1756年，清军再次出兵伊犁，并迅速讨平叛乱，重新统一天山以北地区。
清军首次占领伊犁时，即遣送被准噶尔羁留在伊犁的大小和卓兄弟中的大和卓博罗尼都回南疆招附各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参加了叛乱并乘机逃回南疆。1757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叛乱，1758年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决定出兵南疆平叛。经数次战役的较量，1759年清军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天山以南地区统一于清朝。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总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
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清朝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各异的管理制度。在乌鲁木齐地区设镇迪道，管理巴里坤、奇台、阜康、昌吉、玛纳斯、迪化等地。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了旧有的伯克制度，但废除了伯克世袭制，厘定了伯克的品级，并对伯克的职守、任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最先归附清朝的哈密、吐鲁番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封其首领为王为公，统领其地。
为加强新疆的防御力量，清朝派调八旗和绿营军队驻防战略要地和中心城市。长期驻守新疆的八旗、绿营军队超过4万人。清朝还大量修筑城堡，修建军台、驿站，以加强统治。与此同时，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清朝采取兵屯、民屯、回屯、犯屯等多种形式大规模屯田。还在北疆牧区开设牧厂，以恢复畜牧经济。制定章程，以恢复、发展和监管新疆的内外贸易。拨解“协饷”以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
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后，其后裔并不甘心失败，曾数度为乱南疆，其中主要的有1826年的张格尔之乱、1830年的玉素甫之乱、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1857年的倭里罕之乱等，清政府都坚决予以平定，维护了新疆政局的稳定。
乾隆年间，清政府抽调索伦营、锡伯营驻防伊犁河两岸，调满营、蒙古营驻防全疆各地。达斡尔族、锡伯族、满族遂成后来新疆居民的组成部分。
公元1771年1月，远徙伏加尔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蒙古，为摆脱沙俄的残暴统治，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尽艰险，返回故土。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调拨物资款项进行接济，并划分牧地，对其妥善安置。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沙皇俄国利用其地缘优势，在吞并了中亚地区后，加紧了对我国新疆的侵略。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沙俄获取了单方面设立领事和在疆贸易免税的特权。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沙俄侵吞了我国西北边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抵抗沙俄的侵略，新疆各族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公元1864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人民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清军退守巴里坤、哈密，清朝在新疆各地的统治机构基本瓦解。但由于封建地主和宗教头目的混入，起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演变为封建割据政权间的争权夺利斗争。1865年，浩罕反动军官阿古柏乘机率军挟和卓后裔侵入南疆，并建立起“哲德沙尔”（意为七城国）侵略政权，占领了除哈密外的南疆地区及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线。1871年，沙俄也乘机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
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1875年，清政府决定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左宗棠制定了“先北路、后南路、再伊犁”和“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以刘锦棠为先锋出兵新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清军仅用一年半时间，就于1878年1月收复了南疆。收复南疆后，收复伊犁也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几经交涉，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次年，伊犁正式回到祖国怀抱。至此，整个新疆又重新回到清王朝的管理之下。
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省会，并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新疆建省，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新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建省后，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新疆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我国的西北边疆安全更为巩固。
新疆建省后，伯克制度被废除，札萨克制封建王公权力被削弱，新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道、府、厅、州、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了原有的土地、赋税制度，调整了旧的军队布防和驻军体制。上述措施巩固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清朝末期，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被称为“新政”的改良运动。新疆的“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但收效甚微，已不能挽救腐朽的封建统治。
六、民国时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央临时政府改新疆巡抚为都督。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在新疆当局的镇压和分化瓦解下，起义先后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后，清朝旧官僚杨增新成为新疆首任军政长官。面对中央政府的混乱政局和疆内外的复杂局势，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在他主新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
民国初期，伊犁将军被改为镇边使，杨增新又改镇边使为镇守使，后改设伊犁道，使伊犁归于新疆省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1916年杨增新又呈请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1919年呈请中央将阿勒泰归并新疆。这些行政区管理的变化，对边防的管理和边疆地区的稳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增新对内实行了整顿吏治、裁汰军队、开渠垦荒、发展经济的政策，以维护新疆内部的社会稳定。对外，持中立政策，后与苏联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妥善处置了因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而流窜到新疆的沙俄白匪和难民，使他们大部分回国，其余加入中国国籍。对由国外传入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采取措施予以抵制。
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1928年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杨增新被刺身亡，金树仁成为新的执政者。
金树仁基本沿用了杨增新的政策，但因其任人唯亲、吏治腐败，最终因处理民族问题不当而使社会矛盾激化。1933年省府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下台，盛世才被推为新疆省临时督办，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
1933年，甘肃军阀马仲英再次率军入新，并与在伊犁的张培元结成反盛联盟。
反政府军攻占了焉耆、库尔勒、木垒等地。1933年末1934年初，苏联红军应盛世才请求进入新疆，在苏军的打击下，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部退往南疆。
正当各路军阀混战之际，和田地区爆发了金矿矿工暴动，但领导权被宗教上层人物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窃取，他们成立了“和田艾米尔政府”。在攻占喀什后，于1933年11月，建立了民族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马仲英属部马福民率军进入喀什，成立刚3个月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土崩瓦解。同年7月，由逃回和田的穆罕默德·伊敏建立的“和田伊斯兰王国”也宣告灭亡。
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整肃吏治，整编军队，整顿财政，鼓励恢复和发展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共产党人被派往新疆工作。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余人进入新疆，并组成“新兵营”。同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在迪化建立。来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行政、财政、教育、文化、新闻等方面，为新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困难时期，盛世才也随之在政治上投靠国民党。他炮制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分布在各地的中共人员集中关押在迪化。1943年，盛世才杀害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
盛世才的独裁统治，不断激起阿山地区人民的暴动。194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以巩哈（尼勒克）起义为先导，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爆发了旨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起义军攻占了北疆大部分地区，并在玛纳斯河与国民党军队形成对峙。起义军在南疆的焉耆、阿克苏、蒲犁（塔什库尔干）等地也开展了游击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与三区进行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双方签定了《和平条款》，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8月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加速了新疆境内各种势力的进一步分化。9月25日、26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布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新疆和平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六军进驻新疆，并与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会师，维护了新疆的社会稳定。
1949年12月17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新疆省人民政府，以包尔汉为主席，省政府委员由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各民族成分组成。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原七区（原国民党统治区）政府机关进行了改造，对原三区政权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到1952年底，全省区、县、乡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普遍建立。
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1950年在部分农区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1952年9月，本着“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新疆农区分期分批地开展土地改革。
1953年，新疆开始合作化运动，经过3年多时间，至1956年底，新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1955年，在“分期分批、逐步改造、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开始对新疆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至1955年底，新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至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全疆建立起来，新疆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建立起来。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新疆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54年底，新疆相继成立了16个区、乡级，6个县级和5个专署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这是新疆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1958年，新疆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农业方面，大搞水利会战和开垦造田，大办人民公社；在工业方面，大炼钢铁，大办工业，造成全区工农业生产大起大落，国民经济内部比例严重失调。
1966年，新疆与全国一样，开始“文化大革命”。各级党政机构被冲击而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常的工作、生产、学习、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陷于极度困境。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新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1979年5月，新疆农村改革开始，政府允许生产队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1980年自治区党委又下发文件，允许农牧区生产队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遂在全疆范围内普遍推行。1980年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城市经济改革也逐步开展。
新疆的对外开放始于1979年。1981年10月新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投产。1981年新疆的外贸出口全部实现自营。1983年重开边境口岸，恢复对苏贸易。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新疆建立起一批对外通商口岸，并与欧美、亚洲等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有了改变。新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2000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几年的实践，在国家和内地各省市的支持下，以基础建设和生态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大开发已在新疆结出了丰硕成果。在不远的将来，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新疆将展现在全国和世界面前。
第三节 民族变迁与融合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此活动、生活，他们分属不同的种族。种族是根据遗传体质特征而进行的一种生物学分类，它不同于民族。民族是由诸多社会因素如语言、文化心态、居住地域及经济生活等来决定，一个种族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民族；在同一个民族中，也往往包容多个祖源不同的种族体质类型的人，这两种情况在新疆都有存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东西方不同人种长期联系交流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迁徙、长期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一、古代新疆居民的种族特点
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资料，经过体质人类学家的测量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新疆居民存在东、西两个大人种支系，既有“深目高鼻”的欧罗巴人种，也有包括汉人在内的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有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混杂类型。而在欧罗巴人种中，又有几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人种类型在时间和地域上具有一些特色。体质人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早于秦汉时代。历史时期的人类学材料也发现不少。研究表明，至迟从汉代开始，新疆南部绿洲的居民已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东西方种族融合的趋向。隋唐以后，由于新疆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化，种族特征亦更加复杂。
汉文古籍中有对古代新疆居民的人种特点的记载。汉代文献《三胡赋》中对古代新疆莎车人有这样的描述：“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这说明，今新疆莎车县在汉代居住着“深目高鼻”的人。《周书·异域传下·于阗国》对于阗人有这样的记述：“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明，颇类华夏。”《新唐书·西域传·疏勒》载：“疏勒一曰佉沙……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突厥以女妻之。”这说明古代新疆南部绿洲诸国多以欧罗巴人种为主，但也存在具有羌人特点的蒙古利亚人种，而且还有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
根据唐代著名旅行家和佛教大师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他经过西域时，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巴楚也许还包括喀什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中的中古东伊兰语，即通称的和田塞语，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库车、焉耆地区居民使用的是另一种印欧语，现被称为古代焉耆一龟兹语，这说明从汉至唐的千余年里，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多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深目高鼻”是这一地区古代印欧语系居民人种的显著特点。而在今吐鲁番地区，自魏晋时期就是汉人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
早在公元5世纪末，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高车副伏罗部就已经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地区。隋唐及其之后，突厥人、回鹘人、葛逻禄人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回鹘西迁由原来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后，与塔里木盆地原住居民接触、通婚和融合，使回鹘语成为塔里木盆地的通用语言，塔里木盆地开始了回鹘化的过程。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最终完成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
汉文典籍中也有对古代新疆游牧民族种族特点的描述，如：“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按照此说，乌孙当属高加索人种。《太平广记》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突厥）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新唐书·回鹘传下》中有黠戛斯人特征的记载：“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李陵）苗裔也。”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操突厥语诸族的种族成分是复杂的，混有欧罗巴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及其混合的一种特殊类型。
二、多民族聚居的形成和发展
史前新疆人种的特点说明，从这一时期起，新疆就已经不是单一人种的聚居地，这为以后新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活动在新疆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乌孙人、月氏人、羌人、匈奴人和汉人。汉代新疆的民族分布非常广泛，北疆有众多的游牧民族，绿洲居民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和天山谷地，这时有大量的汉人进入到新疆地区，为新疆的民族构成增加了新的成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又增加了鲜卑、柔然、高车、厌哒、悦般、吐谷浑等新的民族成分。除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等在隋唐时期不断迁入新疆外，汉人也大量地迁入，这使新疆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汉唐是新疆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形成。宋辽金元时期，新疆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吐蕃势力退出新疆后，西迁的一支回鹘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另一支与葛逻禄等操突厥语民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迁至西域，建立了西辽政权。蒙元时期，大批蒙古人来到新疆，随蒙古人来的还有女真人、汉人、西夏人等。众多新民族的迁入，促进了新疆现代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清代，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回族以及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族由于各种原因相继迁入新疆，明清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新疆的13个主要民族最终形成。
三、新疆主要的古代民族
明清以前新疆活动着塞、月氏、乌孙、匈奴、羌、高车、吐谷浑、突厥、回鹘等众多古代民族，这些民族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它们有的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有的融合了其他民族形成了现代民族，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上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都能从这些古代民族中寻找到各自的发展脉络。
1.塞人
塞人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民族，中国汉代史籍称其为“塞”。约公元前177～176年，大月氏西迁，赶走了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塞人一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一部分越过兴都库什山，建立了罽宾国，还有一些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建立了若干城郭小国。塞人在新疆的活动地域很广泛，伊犁地区的新源、尼勒克，吐鲁番盆地西缘的阿拉沟、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等处，都曾发现过塞人活动的遗迹。
2.月氏人
月氏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战国初期活动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匈奴冒顿攻月氏，迫使其西迁，西迁的月氏中国史籍称做大月氏，未能西迁的少数老弱者称为小月氏。月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再一次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人的进攻，月氏又被迫向西南迁移，在今阿姆河以北设立王庭，不久又越过阿姆河向西击败了大夏国。至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在当时中亚建立了一个强大国家。
3.乌孙
乌孙最早游牧于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击杀，乌孙亡国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降生。传说猎骄靡被人置于草中，乌鸦为其衔来肉，狼来给他哺乳，匈奴单于因其神异而收养了他。待他壮健时，匈奴单于将其父的民众交给了他。公元前161～前160年，在匈奴的默许下，猎骄靡率兵由敦煌向西北，自今哈密向西，循天山向西攻伐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人，乌孙大获全胜。乌孙占领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并建赤谷城为王庭。西迁以后，乌孙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汉时西域最大的一个地方政权。乌孙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乌孙的政权组织中，昆莫（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为大禄，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还有大都尉、大监、大吏等官职。西汉王朝为了与乌孙结盟抗击匈奴，曾先后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和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与汉的和亲，对乌孙经济、文化的发展，冶金技术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西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乌孙在政治上接受了汉王朝的统治，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都接受汉王朝的册封，并佩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绶。
公元2世纪五六十年代，鲜卑崛起，其领地的西部已达乌孙活动的地区，受其压迫、侵扰，乌孙开始向西迁徙。4世纪初，鲜卑占据了乌孙的游牧地，乌孙放弃了驻牧的伊犁河流域，向西和西南迁到了天山支脉间的谷地。公元5世纪初，柔然在控制了焉耆、鄯善、龟兹、姑墨诸国后，数扰乌孙，乌孙被迫迁入帕米尔的丛山中。
4.羌人
羌人祖居今甘肃、青海一带，古代新疆的羌人是黄河上游地区及青海湖附近的某些羌人部落迁人的。
新疆发现了许多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遗迹，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的火葬墓、哈密具有焉不拉克文化特征的墓葬被认为是羌人的考古遗存。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罗布泊楼兰古城发现一枚姜女书简，落款人是“马姜”。“姜”姓为羌人部族的一支，“马姜”可能是《魏略》中记载的活动于敦煌、西域的白马羌。新疆塔里木盆地羌人种类繁多，分布极为广泛。有分布在罗布泊东南的赤水羌、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中的苏毗羌及远在葱岭之西的阿钩羌。沙雅县出土了“汉归义羌长印”，这表明塔里木盆地北缘也有羌人活动。羌人是个政权组织相当涣散的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部落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隋唐以后，羌人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式在新疆存在，但羌人的成分至今仍沉淀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之中。
5.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而强大的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在大漠南北活跃了近300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势力已经进入了西域。匈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称，他已经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和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派“僮仆都尉”驻守焉耆、危须、尉犁等地，征收赋税。西域诸国除了要向匈奴交纳繁重的赋税外，还要承担匈奴使者的费用，并向匈奴遣送质子。两汉时期为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汉朝与匈奴间曾长期发生战争。1世纪末，实际控制西域的北匈奴，在与东汉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失败，向西迁徙。公元4～5世纪在东、中欧建立匈奴帝国（据《辞海》），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即是匈奴的后裔。
6.鲜卑
鲜卑是“东胡”的一支，原居辽东，西汉时役属于匈奴。东汉后期在其首领檀石槐的率领下，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建立了强大的部落大联盟。公元276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与在西域作乱的鲜卑人作战，斩首四千余级，生擒九千余人。从马循斩杀和生擒的鲜卑人数量来看，当时已有大量的鲜卑人活动在新疆地区。
7.柔然
5世纪初，蒙古高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一柔然。柔然人主要由鲜卑人、匈奴人融合而成，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柔然汗国。柔然的西境抵达焉耆之北，乌孙国经常遭到柔然的侵扰。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国役属于柔然，高昌的沮渠氏政权和伊吾地区也受到柔然的控制。柔然势力还曾扩张到了于阗地区。5世纪末，高车崛起后多次征伐柔然。柔然受到高车的打击，其在西域的统治渐渐衰微。
8.高车
高车是丁零的后裔，最初游牧于漠北，5世纪初被柔然社仑可汗征服，成为其属部。公元487年柔然豆仑可汗准备对北魏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多次向豆仑提出劝告，终无效，遂率众脱离柔然向西迁至车师前部的西北地区建立了高车国。遂后南征，焉耆、鄯善、于阗都成为高车国的附属。阿伏至罗命族弟穷奇驻焉耆，管理天山以南，自己统治天山以北。506年高车败于（嚈）哒，成为其附属的政权，两年以后在与柔然的征战中互有胜负。公元546年，高车在出兵东征柔然汗国的途中遭到柔然属部突厥的突袭，突厥乘势灭亡了高车王国。
9.厥哒
最初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至天山中部地区，大约在公元4世纪七八十年代，迁到今中亚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即中国史籍所谓的“河中地”。西方人称（嚈）哒为白匈奴，我国古代南朝称之为“滑国”，“车师之别种”，《魏书》言其为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在撒马尔罕考古发现的一处古代宫廷壁画里有一组（嚈）哒使团的人物群像，有些人是红脸，有些人是白脸，这反映其部族具有多种民族成分。5世纪初时它役属于柔然。5世纪末6世纪中是其极盛时期，其统治范围北迄索格底亚那，西至萨珊波斯东部，东到高昌以西，南抵印度西北。5世纪末6世纪初，（嚈）哒沿丝绸之路南、北道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公元506年，大败高车，杀死统治焉耆的穷奇并将其子弥俄突俘获，后立弥俄突为高车王。（嚈）哒的势力在丝路北道达焉耆以东，在南道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等国皆役属于它。突厥兴起后，在向西扩张过程中与波斯联手将（嚈）哒灭亡。
10.吐谷浑
吐谷浑原为人名，他是鲜卑一部落首领的儿子，原来活动在辽东地区，因与其兄不合而西迁，在征服白兰等部羌人后于今青海湖附近建立了政权，后人便以其名为部落和政权的名称。公元445年，吐谷浑被北魏军队打败，部众退往新疆且末，并向西攻杀于阗王，占据了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麓地区。5世纪下半叶，柔然与高车忙于相互征伐，吐谷浑逐渐成为新疆东南部的霸主。于阗以东的鄯善、且末都在吐谷浑的控制之下。608年吐谷浑被隋朝的军队打败。
11.突厥
突厥最早生活在高昌国西北的山中，后西迁至阿尔泰山南麓，其身份是柔然的锻奴。公元6世纪40年代，在其首领土门的带领下打败了高车、柔然，552年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伊利可汗时期，突厥的政权中心东移至蒙古高原，阿尔泰山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西域诸绿洲国家都由其弟室点密管辖。581年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640年唐王朝平定了高昌，设置西州和庭州，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659年唐朝出兵统一西域，西突厥汗国灭亡。突厥对西域诸国采取的是授其国统治者“颉利发”称号，“督其征赋”。西域游牧民族既受突厥的赋役剥削，又是它赖以征服西域的力量。
12.吐蕃
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政权，以今拉萨为中心积极向东北和西北方向发展。公元644年吐蕃消灭了于阗国南面的大羊同国，势力范围与于阗相接。663年、665年吐蕃以弓月、疏勒为内应围攻于阗。670年，唐朝在吐蕃军队的进攻下放弃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将安西都护府撤回了西州。679年唐朝恢复了四镇，686年唐朝主动放弃设在西域的安西四镇，之后吐蕃军队长驱直入。692年唐军大败吐蕃，恢复了安西四镇。8世纪末吐蕃与葛逻禄联合攻陷了北庭，西州也于此时陷于吐蕃。840年回鹘西迁后，吐蕃被迫退居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吐蕃对以于阗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842年统一的吐蕃政权崩溃，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结束。
13.回鹘
原称回纥，是铁勒诸部之一。公元744年，回鹘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840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又遇上大雪灾，黠戛斯趁机发兵攻破回鹘汗国。国破后，以庞特勤为首一支沿西南方向越过阿尔泰山东南进入了天山北麓地区，然后又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842年庞特勤在焉耆称叶护，848年自称可汗，建立了安西回鹘政权。在庞特勤部西迁之前，今吉木萨尔地区就已有回鹘人，他们被称为北庭回鹘。安西回鹘政权最终被以仆固俊为首的北庭回鹘所取代，仆固俊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是回鹘西迁以后，在西域建立的重要地方政权，辖境东起哈密，西至库车。契丹人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高昌回鹘臣属于西辽。13世纪初归属于蒙古汗国，元朝也曾统治此地。蒙元时把聚居于今天山东段的从漠北迁来的回鹘人后裔称为畏兀儿人。
14.契丹人
10世纪初，契丹在漠北崛起建立了辽王朝，其疆域西面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西域的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为邻。1124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在辽朝覆亡前夕率部西迁，先后征服了中亚，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东部和西部喀喇汗王朝。西辽结束了西域各国内部纷争不已和各国之间相互侵袭的局面。究竟有多少契丹人迁入西域，目前还不清楚，但跟随耶律大石西迁的精兵就有1万余人。西辽统治者允许各种宗教传播，但西辽的契丹人始终保持着佛教信仰。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契丹人在辽朝建立之初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但汉文是其主要的官方书面语，公文、朝廷命令和文牒都使用汉文，西辽也如此。西辽存在了88年，最后被蒙古军攻灭。
四、新疆现代13个世居民族
1.吾尔族维
回鹘西迁后，融合了塔里木盆地的原住民，经过漫长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过程，形成近代维吾尔族。其先民北魏时称袁纥、乌护，隋代称韦纥，唐宋时称回纥（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清朝称回部或缠回，1935年始定名为维吾尔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较发达。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语支。现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维吾尔文。历史上曾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和佛教，10世纪末叶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2.哈萨克族
乌孙是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蒙古帝国中的乃蛮、克烈、钦察部也是哈萨克的来源，直到现在哈萨克族中仍保留有乌孙钦察（奇普恰克）、克烈、乃蛮部落名称。15世纪中期，白帐汗国的月即别（今译乌孜别克）人向南迁移，不久，锡尔河下游的一部分游牧民在克拉伊及贾尼别克率领下，从月即别汗国分裂出来迁至楚河流域，建立哈萨克汗国。清朝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后，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汗向清朝称臣纳贡，并劝说其他各部投附清廷，经阿布赉汗的请求在得到乾隆帝的允准后，哈萨克许多部落迁回故土。哈萨克族长期经营游牧业，保持着氏族部落组织形式，部落内最小的生产组织和游牧聚落为“阿吾勒”。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奇普恰克语支。信仰伊斯兰教。
3.汉族
汉族是迁入新疆最早的民族之一。《史记·大宛传》中记载，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费尔干纳盆地）城中有“秦人”，“知穿井”。“秦人”或为来自黄河流域上游的秦国居民，或为后来统一了全国的秦王朝的子民。汉王朝时，大批汉人或为军卒或为和亲随从或为匈奴俘获，以各种途径和身份来到新疆。汉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汉人或从军、为官，或经商、屯田，或躲避战乱进入新疆地区。这些进入新疆的汉人，有的融进了其他民族之中，有的则成为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为新疆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4.柯尔克孜族
汉文史书中的鬲昆、隔昆、坚昆、结骨、纥骨、契骨、护骨、黠戛斯、纥里迄斯、吉利吉斯等，均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译音，1935年始定今译名。柯尔克孜族先民曾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唐朝时于其地设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公元840年击败回鹘汗国后建黠戛斯汗国，迁徙西域后，先后被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及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所统治。清乾隆统一天山南北时，配合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叛乱。19世纪中叶，与维吾尔、回、汉等民族共同摧毁了阿古柏侵略政权。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仰喇嘛教。
5.回族
今天的阜康地区元代时曾是回回的主要垦区，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大量的回族由内地迁移到新疆。信仰伊斯兰教。
6.满族
新疆的满族是清代迁入的，1775年清平定准噶尔后，满族官兵开始驻防新疆。
7.锡伯族
1764年清廷抽调盛京（今沈阳）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3275人，移驻伊犁河以南，建锡伯营，肩负起了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文，还兼用汉语文。信奉萨满教、喇嘛教。
8.俄罗斯族
旧称归化族。19世纪中叶后，俄罗斯人陆续从俄国移入新疆，十月革命前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进入新疆，主要居住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乌鲁木齐等地。信奉东正教。
9.塔尔族塔
史称“鞑靼”。始见于唐代中叶。蒙古强盛时，曾随蒙古军队西征欧洲，至伏尔加河流域。15世纪中叶，建立喀山汗国，19世纪初起，许多人迁入新疆。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奉伊斯兰教。
10.塔吉克族
公元2～3世纪建立了羯盘陀国，唐朝于其地置葱岭守捉，后受吐蕃、喀喇汗王朝、西辽、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统辖。清代由叶尔羌办事大臣管理，实行伯克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事农业。信仰伊斯兰教，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
11.孜别克族乌
元代译作月即别、月思别、月祖伯。14世纪前期，钦察汗国（又金帐汗国）在乌孜别克汗统治下，国势强盛，故又称乌孜别克汗国，后又称其部众为乌孜别克人。18世纪在费尔干纳盆地建浩罕汗国，游牧的乌孜别克人与当地的农业居民融合形成了乌孜别克族。清代，部分乌孜别克人迁来新疆，被称为“安集延人”、“布哈拉人”、“浩罕人”，主要从事商业。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仰伊斯兰教。
12.达斡尔族
又作“达瑚里”、“达呼尔”，清初隶“索伦部”，故亦称“索伦人”或“索伦族”。1764年由黑龙江索伦移驻伊犁霍尔果斯（今霍城），组成伊犁索伦营，屯牧戍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愿意，恢复达斡尔民族自称。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曾用满文，现通用汉文。信奉萨满教、喇嘛教。
13.蒙古族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大批蒙古人来到新疆，分布在新疆的为西蒙古，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厄鲁特。明末清初在新疆崛起的准噶尔部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清朝统一新疆后，调东蒙古的察哈尔营携眷驻守新疆，1771年土尔扈特在渥巴锡汗的带领下回归祖国。乾隆时划新疆蒙古族为四盟。蒙古族经济以游牧为主，主要信奉藏传佛教。
第四节 宗教演变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着众多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先后在新疆传播。新疆历史上这种多宗教并存的格局是由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这一阶段除佛教外，还有包括萨满教在内的原始宗教、祆教、道教、摩尼教等。这一格局历时1000多年，直到伊斯兰教传入为止。第二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这一阶段600多年。伊斯兰教通过宗教战争将佛教排挤出南疆地区，全疆形成了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日渐衰落。第三个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了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由于改宗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维吾尔等民族信奉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仅在汉族人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一、新疆本地的原始宗教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社会时期新疆居民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和崇拜行为，他们崇拜太阳、月亮、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崇拜动植物，已形成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原始社会晚期，多神信仰的萨满教在新疆也产生了。
在新疆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中，对天、太阳的崇拜占有重要地位，匈奴人、乌孙人、羌人、突厥人十分崇拜天神，有隆重的专门献祭拜天的仪式，他们认为天神是主宰一切的神。太阳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西域先民们对太阳有着特殊的崇拜。
罗布泊人把他们的墓葬做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状，塞人献给太阳的祭品是马，认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匈奴人早晨出门要拜太阳，乌孙人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的活动，塔什库尔干人自称是太阳的后代，哈萨克人自称是“太阳生的人”，至今对太阳仍十分崇拜。除天神、太阳外，月亮、星星、风雨雷电、山神、水神、火也为古代西域人崇拜。
动植物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从事采集和农耕的居民多崇拜植物，游牧民族崇拜动物。远古的罗布人崇拜小麦和麻黄草，人死后在其胸部放置麻黄枝或小麦，他们认为麻黄具有神奇的作用，所以死后还要用一小包麻黄随葬。对狼的崇拜是西域古代游牧民族的普遍信仰，古代的和田人崇拜老鼠，流传着老鼠神帮助和田人打败匈奴人的神话传说。
图腾崇拜是动植物崇拜和自然崇拜进一步发展演化的结果，西域古代游牧民族普遍认为自己的部落祖先与某一动物有血缘关系，他们将这些动物作为氏族的标志，乌孙人以狼、猫头鹰等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狼图腾在西域最具有代表性，操突厥语诸部族中广泛流传着关于“狼祖”、“狼生”的传说。
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人类崇拜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的岩画中有许多内容表现的是生殖崇拜，罗布泊古墓沟墓葬和小河墓地发现了不少的人体木雕像，这些考古发现是新疆存在生殖崇拜的有力证据。信仰灵魂不灭、崇拜祖先亡灵是西域先民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
萨满教在新疆古代各民族中十分盛行，匈奴、高车、突厥、回鹘、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等都普遍信仰过萨满教。萨满也就是巫，匈奴的巫地位很高，所用的法术是祝诅咒语。高车萨满巫师多为女性。突厥人“敬鬼神，信巫”，萨满巫师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事，萨满巫师都要预卜凶吉，可汗听从其意见来决定取舍。回鹘人中有专职的巫师，并能“致风雪”。蒙古语族把萨满（或巫师）称为“勃额”（男巫）、“奥德根”（女巫）。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一般称男巫为“喀木”，女巫为“乌答有”。在今天新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中，还可以找到大量萨满教的遗留，如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皮尔洪”等就是早先的萨满教的巫师。南疆一些地方，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或海兰达尔、巴合西主持着原来由萨满司职的求雨、消灾、占卜、祭祖等活动。在哈萨克族中，巴克思（哈萨克语称“巴合西”为“巴克思”）们身上常带着用做占卜的石子，他们神通广大，能预知未来。“巴克思”、“塔萨特克”（一种在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的求雨仪式）和“巴塔”（祝福、祈求之意）都是哈萨克族早先信仰萨满教的遗俗。
二、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的传播
1.袄教
袄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产生于古代波斯，创教者名叫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年），西方称这种宗教为“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古代史籍称为“袄教”、“拜火教”、“火袄教”、“波斯教”等。袄教在新疆流行了1000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但袄教的一些习俗在新疆某些民族中保留至今。
“阿胡拉·马兹达”是袄教崇拜的最高神，汉文史籍中称为“天神”、“火神”、“胡天神”、“袄神”，崇拜火是袄教的一个突出特征。中亚的花剌子模是袄教的发源地，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39～前331年）将祆教立为国教，袄教迅速传播。祆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是至今尚没有搞清的问题。天山阿拉沟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双兽铜盘”，是袄教在新疆流传的最早明证。阿拉沟墓葬是公元前4～前2世纪塞人的遗存，这件铜盘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山土时盘内还残留着一些燃烧过的炭灰。新源、昭苏也发现类似的承兽铜盘，中亚七河地区曾有多件出土。这些铜盘是塞人的袄教祭器，塞人是新疆最早信奉祆教的民族。
生活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的粟特人，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接受了琐罗亚斯德教。粟特人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而闻名。从汉代至唐代，不断有粟特商人成群结队沿着丝绸之路来东方经商，他们将袄教传播到了所经之地。新疆丝路沿线的一些地方，如龟兹（今库车）、焉耆、高昌（今吐鲁番）等地有许多粟特人的聚落。粟特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也把他们信奉的祆教带到了新疆。汉文史籍中对袄教流行焉耆、疏勒、于阗、龟兹、西州等的情况有记述。古代新疆袄教的信息从出土文物中也得到反映，如吐鲁番1955年发现了一组装在一个黑色方盒内的10枚银币，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使用这些银币的粟特人供奉给祆祠的。焉耆、鄯善、吉木萨尔还发现了4件纳骨瓮，它们的造型与形制与中亚粟特地区所出纳骨瓮类型一致，这证实了粟特及中亚系祆教在新疆的流行。
突厥人信奉袄教，对此汉文史籍《酉阳杂俎》有记载：“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祭之。”近几年，学术界通过对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北周萨宝安伽墓画像石和Mih。博物馆所藏北魏画像石的研究，使突厥人信仰袄教的问题得到了印证。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820～912或913年）在他的《道里邦国志》中说，回鹘人“一部分是祆教徒，一部分是摩尼教徒”。回鹘人在佛经中，还借用袄教神祇Xormusta（“阿胡拉·马兹达”的转音）来表示佛教里的“天帝”、“帝释”，即印度神话之天帝“因陀罗”，这表明回鹘人曾受到了袄教的很大影响。
尽管祆教在古代新疆许多地区和民族中有信仰，但却没有得到各地王室的推崇，而只在民间流传。古代新疆的袄教有地方化的一些特点，袄教与古代新疆各地民间其他崇拜习俗互有融合，有些带有袄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如拜火习俗和“诺鲁孜节”。“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过的重大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实际上这个节日源于袄教，它是袄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塔吉克族的“孜沃尔节”（迎水节）、“特赫孜沃斯特节”（播种节）也与袄教的节日有关。
2、佛教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族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前486年）创立的，到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69～前232年在位）时，被奉为国教，并开始大规模地对外传播。因对佛教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佛教分成了大乘、小乘两派。历史上传入新疆地区的佛教，既有大乘佛教，也有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它们都属于北传佛教。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传入新疆的。佛教通过南路首先传入于阗。根据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佛教于公元前82年由克什米尔向东越过葱岭进入于阗（今和田）。沿北路传播的佛教最先到了龟兹，有人认为佛教由贵霜经丝绸之路北道传入龟兹国（今库车）的时间早于传入于阗的时间。佛教传入疏勒（今喀什）的时间不确切，但迟至2世纪初，疏勒王室已是佛教信仰者。佛教传入高昌（今吐鲁番）的时间比于阗、龟兹要晚，但不晚于公元3世纪初。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年）西行求法时，新疆南部绿洲之国，除于阗、龟兹、疏勒外，今焉耆、且末、皮山、策勒、莎车、叶城、英吉沙、塔什库尔干和古楼兰国等都已有了佛教。佛教初传新疆时，于阗奉行的是由迦湿弥罗传入的小乘佛教，后来改奉大乘，并成为大乘佛教的主要基地；龟兹最初以小乘为主，大乘、小乘并行，同时也有密宗流传；疏勒最初传入的也是小乘佛教，但也有大乘和密宗流行；高昌最先传入的是小乘佛教，以后便主要奉行大乘；焉耆、古楼兰国以小乘佛教为主，今塔什库尔干和英吉沙等流行小乘。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西域佛教进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于阗、龟兹、阿耆尼（今焉耆）、疏勒、高昌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几大中心。这几个地方由于佛教的来源及各地民风人情的不同，佛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回鹘在高昌建立王国后，在当地人的影响下，随着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在宗教信仰方面逐步地接受了佛教，最终成为虔诚的信仰者和推广者。10～11世纪，高昌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公元982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到这儿有佛寺50多所，佛教节日里，民众聚集在寺院附近用回鹘语表演佛教内容的戏剧，或通过连环画一类的形式，以生动的语言、手势表现和演唱劝人行善的佛本生故事。除高昌外，龟兹回鹘的佛教也极为发达，如今的石窟中还有大量的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佛教壁画、回鹘文题记。北庭是回鹘的又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元代著名佛教僧徒安藏、阿鲁浑萨理等都出自这里。1269年海都之乱爆发后，高昌回鹘所辖地区成了战场，1275年高昌城陷落，高昌回鹘王室迁入甘肃永昌，高昌回鹘佛教受到了沉重打击。1346年，秃黑鲁帖木儿继察合台汗位后，在高昌、别失八里（即北庭）等地强行推行伊斯兰教。但1414年陈诚途经吐鲁番时，还称这里“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时，被称为畏兀儿地区（就是回鹘人居住的地方）的佛教最终让位于伊斯兰教。哈密也是高昌回鹘佛教的一个中心，15世纪中期时，明廷为了管理这里的佛教事务还设立了“僧纲司”都纲，并准许哈密王兴建新的佛寺。哈密畏兀儿全民改奉伊斯兰教当在1505年拜牙即继哈密忠顺王之位而号“速檀”之后。
回鹘佛教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信仰为主，但也有小乘的影响。回鹘佛教带有浓重的藏密色彩，回鹘佛教净土信仰流行，回鹘佛教与摩尼教互有渗透。回鹘人中佛教高僧辈出，他们通晓各民族语言，在宋元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除在上述地区流行外，西辽契丹人尤其是贵族中也有不少佛教徒。契丹人信奉的是中原佛教，他们把佛教重又传回了西域各地。契丹人把佛教带到了所有他们驻扎的地方，在那里建佛寺、塑佛像。
3、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融合了我国古代对鬼神的崇拜、巫术和神仙方术、谶纬之学以及黄老思想，是一些汉族人信仰的宗教。道教是随着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进入西域而传播的，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4～5世纪，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流传。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见有道教4大护卫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18年，衣物疏中还见有道教常用的符咒用语“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魏晋时期，中原内乱波及河西地区，河西地区的不少汉人迁入高昌，这里遂成为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中心。唐朝统一新疆后，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新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辽、蒙元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更多的汉人迁入，道教在新疆迅速复兴，近代新疆道教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道教的宫观，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特点。
4、摩尼教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约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以善恶二元论的宗教思想体系为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摩尼教曾在波斯盛极一时，后受到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粟特人居住的地区，一部分粟特人信仰了该教，粟特地区成了摩尼教的第二故乡。随着粟特人的活动，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和内地。摩尼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一般认为在6～7世纪之间。回鹘西迁之前，摩尼教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粟特人活动的区域。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穆扎塔格遗址、巴楚的图木舒克、焉耆都曾发现了与摩尼教有关的粟特语文书。公元763年，摩尼教传入漠北回人中。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将其定为国教。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传播，揭开了摩尼教历史新的一页，进入了其兴盛辉煌时期。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将摩尼教带入新疆，在高昌回鹘王国的初期，摩尼教仍然是其主要的信仰。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高昌回鹘时期的摩尼教文献，其中有作为摩尼教根本经典的《娑布罗乾》片段。吐鲁番的摩尼教文献多用回鹘文抄写，文献中有唆里迷摩尼寺、交河摩尼寺、高昌摩尼寺等寺名。文献还反映出高昌摩尼教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摩尼教寺院经济。高昌回鹘时期的摩尼教遗迹多见于高昌故城和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故城可汗堡南面有一处摩尼教寺院遗址，它是按摩尼教法规依“经图堂”、“备讲堂”等名目营造的。在“备讲堂”的大厅中有一幅大的摩尼为圣徒说法的壁画。柏孜克里克38号窟为摩尼教壁画窟，这个窟后来被改建成佛教窟，但原来摩尼教壁画仍保存着。在西迁回鹘的另一支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上层中，也有摩尼教信徒。961年于阗国以摩尼教徒为使节向北宋王朝朝贡，此事《宋史》中有记述：“李圣天遣使贡圭一，……本国摩尼师贡”，这说明于阗地区有摩尼教流传，而且摩尼僧的地位还不低。到西辽、蒙元时期，在畏兀儿（回鹘）地区摩尼教还有流传。1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大力扩张，摩尼教渐渐尘封于历史之中。
5、景教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谓，创称人是聂思脱里（约公元380～451年）。6世纪景教已传播到中亚地区。景教是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的，传入内地的时间为635年。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应比这更早。目前学术界认为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致是在5～6世纪时。将景教教义及其文化习俗引入新疆的是粟特人。在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文、粟特文、中世纪波斯文和回鹘文的景教文献中，一些文献被认为可能是6世纪中期的字体。景教最初在新疆的流传，主要局限于粟特人的活动范围，信奉者多为旅居这里的粟特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和少数当地人。受唐武宗时期“会昌灭法”的影响，内地一部分景教徒改宗了其他信仰，一些则被迫流入边远地区，其中就有来到西域的。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中亚，景教在这里的生存越来越困难，景教徒被迫向东发展。由于景教在中亚和我国内地的传播活动受阻，新疆宽松的宗教环境为那些不愿改宗的景教徒们提供了一块可以栖身的“乐土”。景教徒们来到后，新疆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景教的一个中心。回鹘人接受景教，有确切资料可寻的，当为公元840年回鹘西迁西域以后。经过晚唐、五代、两宋的发展，至元朝时，回鹘中已有为数众多的景教徒。在高昌故城发现了一所景教寺院遗址，在一面墙壁上残存一幅壁画，上绘“圣枝节”，图中几个具有回鹘人面部特征的景教信徒手持棕枝，虔城地站在一旁，迎接基督进入耶鲁撒冷。从这里出土的回鹘文、粟特文及叙利亚文的景教经典残卷来看，景教在这里十分流行，不仅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其教义礼仪也已相当深入人心。在出土的遗物中，还有若干教士和叙利亚教会的通信，这些为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在高昌出土的景教文献中，较著名的是回鹘文《圣乔治殉难记》、《巫师的崇拜》和叙利亚文、粟特文的景教祈祷书片断。
西辽至蒙元时期（公元1124～1368年），由于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景教的传播范围更为广阔，当时喀什噶尔是景教25个行政区的第19教区。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行经途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轮台、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看到有景教堂或景教教徒。这一时期有许多畏兀儿人接受了景教，以致当时在西域的一些西方旅行家认为畏兀儿人是聂斯脱里派的基督徒。畏兀儿人中还涌现了一些著名的景教人物，如为蒙古人创制文字的塔塔统阿，担任过景教“巡察总监”的著名旅行家拉班·扫马和曾任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的旅行家马可斯。蒙元时阿力麻里也是一个景教的中心，这里建有景教大教堂，有自己的主教，那个窃取西辽王位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就是一个景教徒。景教在中国西北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如克烈、乃蛮、汪古、篾儿惕等部中也有信徒，马可·波罗称克烈部酋长王罕为“长老约翰”。据考古发现，在伊犁地区、七河以及其他游牧人活动的地方，有大量画有十字的元代景教徒墓石和刻石出土，这说明景教在游牧民中间有一个兴盛时期。
三、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
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萨图克·布格拉汗是喀喇汗王朝的一名王室成员，他在萨曼王朝的纳斯尔王子的影响下接受了伊斯兰教。纳斯尔王子在萨曼王朝的王位争夺中失败，来到了喀什噶尔，喀喇汗王奥古尔恰克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的行政长官，他施展“牛皮巧计”在阿图什建立了新疆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在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喀喇汗王朝统治上层主要信奉摩尼教或佛教。境内的回鹘人受浓厚的佛教文化的影响，一些人由摩尼教改宗了佛教。喀喇汗朝第一位可汗毗伽阙·卡迪尔汗的次子奥古尔恰克就是位佛教信仰者。萨图克·布格拉汗在纳斯尔和中亚穆斯林的帮助下于公元915年登上汗位，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倡导伊斯兰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后，其子穆萨继续推行伊斯兰教，公元960年，20万帐游牧民接受伊斯兰教，也就是这一年，他宣布伊斯兰教为喀喇汗朝的国教。962年，喀喇汗朝与信仰佛教的于阗李氏王朝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虽然于阗得到了归义军沙州政权、佛教邻国吐蕃和高昌回鹘王国的支持，但最终于阗被喀喇汗朝击败，喀喇汗朝占领了于阗，当地居民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于阗国灭亡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就发动了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的“对战”。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高昌回鹘的战争，战争非常激烈和残酷，但由于喀喇汗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所以一直到西辽、蒙古统治时代，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只维持在阿克苏至且末、若羌一线，往东未能越过库车。
公元1347年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登上了汗位，1353年他在额西丁和卓的劝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在额西丁和卓家族的支持、配合下，在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迫使天山以北的许多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在他的支持下，伊斯兰教推进至库车、沙雅、焉耆。秃黑鲁·帖木尔儿汗的后裔都把伊斯兰教作为维护统治和进行扩张的工具，他之后的蒙古诸汗都热衷于推广伊斯兰教。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统治时期（1383～1399年），曾对吐鲁番地区发动战争，最后以武力夺取了该地，强迫当地居民接受伊斯兰教。吐鲁番地区是新疆最晚接受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之一。从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到15世纪吐鲁番居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经过了500多年的时间，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两个主要聚居区的传播基本结束。哈密在14世纪时已有伊斯兰教传播，伊斯兰教势力控制吐鲁番后，哈密成为伊斯兰教统治者与明朝政府争夺的焦点。哈密是明朝与中亚、西亚贸易交通的咽喉之地，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管辖，明初在这里册封了哈密忠顺王，建立了哈密卫，设立了“僧纲司”，并由政府派出专使协助忠顺王理政。在哈密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暗中支持下，伊斯兰教势力最终占领了哈密。至此，伊斯兰教自传入以来，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了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清朝时期，随着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迁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7个民族。
四、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播
1.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它是7世纪自印度传入的密教、内地大乘教与西藏早期的本教相结合的产物。最早将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是吐蕃人。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频频活跃于西域政治舞台上，他们攻打并占领了包括安西四镇在内的西域诸多地方，他们的活动使藏传佛教对新疆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他们统治昆仑山北麓地区的120年时间里，藏传佛教深入到了于阗、米兰等地。争夺西域的战争使吐蕃人与回鹘人密切接触，回鹘人接受了藏传佛教。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有许多密教经典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在高昌回鹘佛教壁画中，藏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连寺庙里佛僧穿着的袈裟颜色都与藏传佛教僧人的相同，元时藏传佛教已成为回鹘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永乐六年（1408年）吐鲁番僧人清来还被永乐皇帝授予了一个藏传佛教性质的封号—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这说明藏传佛教喇嘛在吐鲁番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当时吐鲁番一定有数量不少的喇嘛僧侣。16世纪以后，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被伊斯兰教所取代，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却又在天山以北的卫拉特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卫拉特蒙古最早于元朝时期与藏传佛教就有接触，但直到公元1614～1616年间，卫拉特蒙古才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后卫拉特人与藏传佛教的中心西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卫拉特四部盟主和硕特部就是在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请求下，以护法的理由迁入青藏地区的。准噶尔部势力强大起来以后，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建立了与清朝为敌的准噶尔政权。准噶尔汗国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土尔扈特与卫拉特其他各部蒙古人同时崇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以后，并未改变其信仰，喇嘛教对土尔扈特部东归起了重要作用。清代迁入新疆的锡伯、达斡尔等民族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
2、天主教
天主教是在元代传入新疆的，伊犁地区是当时天主教的重点传播之地。这里交通方便，东来西往的天主教教士多经过这里。阿力麻里设有天主教的教会，这儿还建造了一座十分华丽的大教堂，天主教在这里受到统治者的宠遇。但窝阔台后王阿里苏丹执政期间，残酷地迫害天主教教士。秃黑鲁·帖木儿于公元1347年继承汗后，在新疆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随着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天主教退出了新疆。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再入新疆传教，但收效甚微。
3、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新疆晚于天主教，公元1892年，瑞典传教士来到喀什进行传教，到1921年时，在南疆地区形成了喀什、叶城、疏勒、英吉沙4个传教中心。盛世才时，下令取缔一切教会，许多传教士被迫离开新疆。
4、东正教
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沙皇压迫的俄罗斯人迁入新疆，他们把东正教带入了新疆。在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后，俄国传教士进入新疆传教，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建立了教堂，东正教只在新疆的俄罗斯人中传播。
第五节 丝绸之路
公元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之所以用“丝绸”来命名这条交通路线，是因为古代中国精美而华丽的丝绸曾经是这条贸易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当然，除了以丝绸等商品为媒介的经济交流，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内容。因此，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尽管这条道路已被现代文明尘封于历史之中，但随着丝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各个历史时期路线的变迁和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有了愈来愈清晰的了解。
一、道路及其变迁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时，但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那时中西方之间的交往之路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张骞通使西域后，随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立，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了起来。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经过敦煌或阳关后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阳关西行，取道鄯善（今若羌一带），沿车尔臣河（且末河）古代河岸西行至且末，然后顺昆仑山北麓，经精绝（今民丰县尼雅遗址）、扜弥（今策勒县东北）、于阗（今和田市附近）、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至莎车，再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出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南道越葱岭后，向南经罽宾（今克什米尔），还可到达身毒（今印度）。北道出白龙堆（今罗布泊东北岸之盐碛地），先至楼兰古城，折向北行到达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交河故城），然后沿天山南麓山前平原地带即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尉犁、焉耆到达龟兹（今库车），或从楼兰直接西行，沿塔里木河故道，到达龟兹，再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境内），至疏勒（今喀什），继而西北行，翻越葱岭，则出大宛、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今里海以北地区）。南北两道之间还有许多小道相连，从罗布泊地区西行，不经过车师前部，可以直接到达焉耆，从龟兹西南行，沿和田河，可以到达于阗，南道可以从莎车至疏勒后，然后翻越葱岭，至大宛、康居、奄蔡，北道也可以自疏勒达蒲犁，然后翻越葱岭，至月氏、安息等。西汉末年又开辟了一条新道，即出敦煌以后，不经过三龙沙和白龙堆，直接向北，取道伊吾（今哈密），越过博格达山，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然后沿天山北麓往西直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地区，这条道路为新北道，原来的北道称为中道。西汉时丝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匈奴，由于北道容易受到匈奴的袭扰，所以西汉时期通过南道的行旅较多。西汉末，匈奴势力衰微，新北道得以开通，新北道避开了三龙沙和白龙堆的艰险。为了保护丝路的畅通，汉朝政府在各重要关隘路口都建有城垒亭燧，这些亭燧军事上可以起到候望、烽燧的作用，也兼为馆舍、邮驿，保护着交通要道，还可以稽查往来行旅。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大乱，丝绸之路的河西段相继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政权。在五凉政权时期（301～460年）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组成部分的河西路、青海路、居延路都比以前繁荣。“河西路”从长安经秦陇，通过河西走廊到玉门关，然后进入西域丝路的南北两道。“青海路”也称吐谷浑路或河南路，在今青海省内，大体经西宁，西越柴达木盆地，连接西域丝路南道。“居延路”是沿漠南之地与河西路平行西进，途经居延绿洲，过天山北麓而通西域，该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常用。这3条干线均经过五凉辖境，交会于敦煌，然后进入西域丝路各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西域几乎始终处于鲜卑、柔然、突厥等强大游牧民族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原政权的争夺之中，但各方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都尽力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尤其是公元6世纪50年代初突厥建立强大的汗国以后，丝绸之路呈现比较繁荣的景象。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隋朝时丝绸之路北道、中道、南道路线情况在《西域图记序》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到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林（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到西海（今地中海）。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纳（今费尔干纳盆地）、苏对沙纳（今乌腊提尤别）、曹国（今伊什特汗）、安国（今布哈拉）、穆国（今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今波斯湾）。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今和田）、朱俱波（今叶城）、羯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东北之瓦罕）、吐火罗（阿姆河南，兴都库什山北）、帆延（今阿富汗东北之巴米扬）、漕国（今阿富汗之加兹尼），至北婆罗门（印度北部），达到西海（今印度洋）。
进入唐代，唐朝的势力达到中亚地区，唐王朝不仅直接牢固控制着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丝路交通达于鼎盛。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西行天竺求法，足迹遍历丝路北、中、南3道，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之畅通。随着吐蕃政权的崛起，除传统的北、中、南3条丝路主要通道外，唐代又开辟了由现在的西藏地区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常被称做“吐蕃道”。唐初著名僧人道宣将这条路线称为“东道”，这条道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北渡黄河，到达今青海乐都，然后沿湟水西行，至现在的青海湖以西地方，再转而西南行，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由聂拉木进入尼泊尔。吐蕃道的兴起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0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状态，传统丝绸贸易路不是十分通畅。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比从前有所衰落。在中原王朝与西方陆路贸易受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西方的贸易日益频繁。例如，辽就与大食、回鹘有贸易往来，其贸易路线的东段是经过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到宁夏西去，即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先生所说的“漠南路”。其西段通过宁夏进入河西走廊，或经敦煌进入南道的且末、和田地区。这条路在元代得到更加频繁的利用，成为中西交通贸易的主干道。
13世纪初，蒙古汗国在东方崛起，建立地跨欧亚的帝国，中西陆路交通又极一时之盛，主要贸易路线分北、中、南3道。北路是出阿尔泰山以南的叶密里地区（今塔城、额敏一带），然后西南经讹答刺、养吉干，从咸海和里海以北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城。中路是经过河西地区及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境内），之后到达塔垃斯（今江布尔），再经讹答刺城到达玉龙杰赤（今乌尔根奇）。再向西走就到达了萨莱城。或者向西南到达帖比力思（今大不里士）。南路是由喀什噶尔出境，从这里出发有3条路。一条是经巴达哈伤、塔里寒沿阿姆河诸城到达玉龙杰赤。另一条路是从喀什噶尔经阿富汗北部到忽里模子。第三条路就是经过塔里寒、巴里黑以及你沙不儿城后到达帖比力思。
明代从洪武立国到嘉靖初年闭关（公元1368～1524年）的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古丝路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明王朝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传统的丝路贸易在经过元末明初的短暂的阻断之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路途的艰难与中亚的动乱，国际性陆路贸易与隋、唐、宋、元相比已相形见绌。明代与中亚、西亚的国际贸易，除了与帖木儿帝国之外，其他均为数寥寥。严酷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西交通与丝路贸易的哀落在明代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时期（即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丝路贸易虽已衰落但并未走向终结。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西北疆域的逐步稳定，亚洲内陆民族区域贸易一度还呈现着兴盛的局面，并且以边境贸易的形式得到集中体现。清王朝在取得平定准噶尔部胜利后，即以伊犁、塔城、乌鲁木齐为中心与哈萨克各部开展绢马贸易；在丝路南道上，清王朝与浩罕、布哈拉商人进行边境贸易；内地还通过北方丝路沿长城一线与蒙古各部贸易。
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西贸易逐步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中国的掠夺性贸易所取代。
二、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中国文明、地中海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可分为物质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的。根据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细分为贸易交流、文化艺术交流、科学技术交流和宗教文化交流。
1.贸易交流
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条商道，因此，商品交易一直是丝绸之路上各地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中，丝绸无疑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织造丝绸的历史超过5000年。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丝绸就已经传到了西域地区。公元前5世纪前后，活跃在西域及中亚的塞人已经将中原的丝织品贩运到了古希腊。公元前1世纪丝绸传入罗马，受到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古罗马的古典作家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即产丝之国。汉代以后，随着丝绸生产的发展，它在丝路贸易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唐代，发达的丝绸生产和高超的丝织印染工艺不仅为唐朝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促使丝路贸易达到了高潮。
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中原的蚕桑丝织技艺也沿着丝绸之路西传。大约公元4世纪时，蚕种和养蚕法传入西域，公元5～6世纪经中亚地区传入波斯和罗马，以后逐渐传到欧洲各地。蚕桑丝织技艺传入这些地区后，对当地手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新品种、新技法。如公元3世纪以后产自西域、中亚等地具有浓重异域色彩的“胡锦”、稍晚一些呈萨珊风格的“波斯锦”，以及蒙元时代具有浓郁西方色彩和伊斯兰风格的织金帛、“纳士士”等就先后出现在丝路贸易中，并输入中国。
从汉代开始，西域地区的毛织品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我国西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很早以来毛纺技术就比较发达，如匈奴、乌孙、乌桓以及现今新疆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很早就能织出精美的毛织品。输入内地后，深受欢迎。
马、骆驼、羊等牲畜是丝路贸易中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其中以马为最。早在公元前，西汉政府就与大漠南北的匈奴人贸易马匹，之后求诸乌孙和大宛的良马“西极马”、“汗血马”。其后，西域、中亚地区的马匹源源不断输向中原。直到隋唐时期，昭武九姓与吐火罗地区仍然“出善马”，并且以马匹作为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隋唐以后，中原与突厥、回纥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的绢马贸易，已形成固定的贸易方式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丝绸之路上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形式，影响深远。绢马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历久不衰。骆驼主要是以驮畜而从西域等地引入。
除此之外，来自西域、中亚的各种珍禽异兽也传入中国，如汉代时条支（今美索不达米亚）出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安息国献狮子、符拔及条支大鸟。唐代，昭武九姓地区多次“来献”狮子及豹。它们使人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通过丝绸之路，原产于中亚、西亚及西域的农产品、瓜果等植物新品种陆续输入中国内地，如：葡萄、苜蓿、石榴、菠菜、棉花、胡麻、橄榄、豆蔻等，对于我国农业、畜牧业及医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大量玉石、宝石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珍奇物品经由丝绸之路被贩运到中国内地。玉石和玉器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用玉大多来自“昆山”，也就是现在的和田一带。从秦汉以后，历代中原朝廷都通过受贡和贸易的途径获得和田玉。来自异域的其他珍宝令人目不暇接，如大秦（古罗马）产的赤玻璃、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等，中亚出产的玛瑙、大真珠、车渠、水晶、琅玕等物，南亚和印度所产的金钢、苏合香、熏陆、郁金香、珠贝等等。其中，玻璃和琉璃的传入，对古代中国有较大影响，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用具，而且促进了中国制瓷业的发展。
中国的一些植物品种和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据《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由身毒（印度）输入的中国的邛竹杖。中国的桃种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传到印度、波斯，再传入亚美尼亚、希腊等地。中国自古出漆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漆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在丝绸之路鼎盛的隋唐时代，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中亚等地的大宗商品。当时，中国茶叶主要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西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丝绸之路上，比较重要且具有鲜明特点的商品还有石蜜、砂糖、棉布、葡萄酒等，它们均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2.科学技术交流
中国很早就开始生产铁，自战国时代中国即盛行使用铁器。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铁器便沿着丝绸之路输向西方。公元1世纪时，中国铁器即出现在罗马市场上，且售价很高。随着铁器的西运，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入中亚、西亚。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达，水利灌溉事业十分先进。自汉武帝始，历代王朝都在河西和西域大规模屯田，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便传到西域，以后又传入中亚及西亚，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4大发明。在这4大发明中，除指南针是通过海路传入西方之外，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均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对亚洲和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纸发明后很快经丝路西传，到公元5世纪末，中亚各地已普遍用纸了。造纸术则是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才开始传入中亚地区。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今江布尔）兵败于阿拉伯人，大量中国兵士被俘，其中有不少手工业者，包括金锁匠、画匠、造纸匠等。造纸术由此传入波斯及伊斯兰诸国。以后又再传到埃及、摩洛哥等地。古老的埃及草纸和羊皮纸逐渐被中国纸取代。大约在1140年，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
中国印刷术发明后，也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向西方。雕版印刷首先传入我国河西、新疆地区。五代时期，中国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公元8～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公元13世纪，不少欧洲旅行者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把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带回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至迟在唐代时已经发明了火药。大约在公元八九世纪期间，作为火药最重要原料之一的硝石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并用它来炼丹、治病和制琉璃等。到了十二三世纪时，中国已将火药用于军事。13世纪以后，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火药被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14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并学会了制造火器的方法，火药正式传入欧洲。
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技术，主要有来自西域和中亚的酿酒法、来自印度的制糖法和建筑技术等。另外，中亚和南亚的天文、历算、医药、逻辑学等经丝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3.文化艺术交流
在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的同时，亚洲和欧洲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尤以杂技百戏、乐曲歌舞等最为突出。它们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杂技很早就传到了中国。据《史记》记载，在汉武帝时，安息就派出杂技艺人前来长安献艺。到了唐代，从中亚各地传入中国的百戏、杂耍更是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如马戏、波罗球（即马球）等，其中波罗球直到明末才在我国失传。
西域及亚洲各国乐曲、歌舞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我国古代音乐舞蹈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印度乐曲便经中亚传入中国。中亚布哈拉的乐曲在北魏时传入中国，中亚撒马尔罕乐曲在武则天时传入中国。隋唐时代，来自西域的乐舞曾盛行于全国，隋代置九部乐，其中六部是西域音乐；唐代置十部乐，有七部西域音乐。龟兹乐更是风行全国，流行的乐曲有数百首。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在吸收印度乐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中国的乐器也有一些来自波斯和印度。如箜篌、琵琶都是波斯的乐器，大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经过中国艺人的改进，而后成为了中国乐器。
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舞蹈也有广泛影响，如唐代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都是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不仅民间流行，甚至深入宫廷。
丝绸之路是一条伟大的交流之路。2000多年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古老的丝绸之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虽然现在沿着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人们遵循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千百年历史验证的客观规律，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一定能促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迎来丝绸之路的复兴与辉煌。
第六节 文化艺术
新疆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唯一汇集之处，多元化是这一地域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多元”，是指这里文化类型多，不仅有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而且还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化”，指的是这里除了有各种类型的文化外，还有它们相互融合后而形成的混合性质的文化。从文化的构成因素来讲，西域文化中既有来自东方我国内地的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因素，来自西方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西域本地的土著文化的因素。西域文化是开放性的文化，它与周邻地区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流。既吸收周邻文化的积极因素，为自己所用，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又将自己创造的具有特色的文化向周邻地区传播。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和它的开放性质在新疆的考古内涵、宗教、纺织品、钱币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内涵丰富的考古学文化
1.切木尔切克文化
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其范围东至乌伦古河上游，西至额尔齐斯河支流的哈巴河，北为阿尔泰山南，南到天山东部和准噶尔西部山地，它是中国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典型代表。切木尔切克文化遗存有墓葬、遗址和岩刻画。切木尔切克墓葬的建筑形式有茔院制墓葬和独立石棺葬两种，墓地立石人是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典型特点，石人面部或浮起，或雕刻出凸棱形式的圆形面部轮廓，五官表现上具有程式化特点。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岩刻画雕刻的动物具有写实性，动物的种类以牛为主，还有羊、马、鹿、骆驼、鸟等，人物岩刻画表现的是生殖及祭祀内容。切木尔切克文化与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西部青铜时代文化的相似性较多。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墓葬典型特征为石人墓，它与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石人墓和黑海沿岸青铜时代石人墓，构成了亚欧草原石人文化的重要内容，表现出了区域性文化的特点，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泉。从岩刻画、陶器和青铜器看，切木尔切克文化与蒙古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这两种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2.苏贝希文化
它是以鄯善吐峪沟北苏贝希村古墓群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于新疆中北部天山山脉东段博格达山的南北两侧山前地带和山谷间，北起阜康、奇台，南到吐鲁番艾丁湖，东自鄯善、木垒，西抵石河子市，已发现遗存50多处。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3.焉不拉克文化
这是以哈密三堡焉不拉克墓区命名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较小，在以哈密市为中心、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60公里的范围之内。已发现的近10处遗存表明，焉不拉克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前500年。
4.察吾乎沟口文化
这种文化以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墓地而得名。分布于新疆中部，范围较大，北起天山南麓，南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东自和静县，西至温宿县。已发现十多处遗存，这一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5.伊犁河流域文化
这是一种跨国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为伊犁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和中部天山。新疆境内的遗存已发现的有十多处。这种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初年前后。
二、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新疆流传的宗教多属“外来宗教”，有属于印度文化类型的佛教，有属于波斯一阿拉伯文化类型的袄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有属于罗马文化类型的基督教各教派，如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里派（我国唐朝称之为景教）、天主教和东正教，还有属于中原文化类型的道教。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经过与新疆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应、融合，形成了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新疆后，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域佛教”，它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果。这一地方特色不仅表现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的是反映在佛教文化艺术如雕塑、壁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由于新疆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西域佛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不同于丝路北道龟兹的佛教文化，而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文化又不同于于阗、龟兹的佛教文化。于阗将印度佛教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变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于阗国王比西域其他绿洲小国的国王更加尊信和推崇佛教，于阗佛教以大乘为主，各派并存，并与传说相结合，于阗不仅译经而且还造经，其所造之经还得到佛教界的认可。龟兹具有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其佛教具有佛经荟萃、翻译家辈出、高僧汇集、义学繁荣、以戒自禁、持律严整、塔寺林立、修饰至丽等特点。高昌佛教尽管与中原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高昌所处的位置及其移民小社会的性质，它的多民族性是其异于中原佛教文化之处，而在当地延续时间较长、寺院特多又不同于西域其他地方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回鹘迁入新疆后，由信仰摩尼教逐渐转向佛教，其佛教文化与西域其他民族的佛教文化有着许多的不同，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很大，以大乘信仰为主，还带有浓重的密教色彩，并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西域佛教”就是新疆这种极有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
伊斯兰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教对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苏非派的广泛活动，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袄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文化。这种文化特色在南疆地区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伊斯兰教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草原游牧文化的特点，如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宗教人士、不建清真寺、不重视规定的礼拜和斋戒、宗教仪式中混杂有萨满教的遗俗等。塔吉克族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其宗教文化与信奉逊尼派的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在塔吉克族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将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形成了只在节日举行礼拜、一般不封斋、不去麦加朝觐（依禅教曾明令取缔）等特点。
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又向北传人漠北回纥汗国的回鹘人中，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是唐朝时佛化程度已经很深的改变了原有形式的宗教。
三、具有浓郁地域特点的织物——新疆古代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
新疆自古畜牧业就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从步入文明时代起，这里的居民就以毛织品为主要衣着原料。新疆发现最早的毛织品是距今约3800年孔雀河古墓沟出土的毛布和毛毯，所用原料为羊毛和羊绒，是用一上一下平纹织法织就。这些毛织品“从捻线到织造均可显出精细粗糙之别。毛毯幅宽最大达1.8米，残长1米左右。以精品为例分析，毛线粗细均匀，毯面组织平整，缘边饰流苏”。除孔雀河古墓沟处，在哈密的五堡和焉不拉克、鄯善的苏贝希、吐鲁番的艾丁湖、和静的察吾乎沟、尉犁的营盘、且末的扎滚鲁克、若羌的楼兰和米兰、民丰的尼雅、于阗的克里雅和屋于来克、洛浦的山普拉、巴楚的脱库孜沙来等墓葬和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毛织品。这些毛织品种类众多，就其组织法讲，有平纹、斜纹及其变化组织，还有纱罗织物、通经断纬法、栽绒组织、双层组织、纬二重的复杂组织等等。其图案纹样主要有条纹、格纹、水波、三角、山纹、云雷、回纹等几何及其变体图案，有虎、鹿、羊、骆驼、鱼等动物和树、草、花卉等植物纹样。至距今2000年前后，通经断纬的缂织工艺，在毛织物中已经运用得十分成熟，这是奠基在新疆本地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成果。西汉时新疆的毛织物在中原地区就很有名，《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致书其弟班超（驻守西域30余年，公元91～102年间任西域都护），托他为侍中窦宪买地毯。新疆营盘出土的蓝地葡萄人物鹰蛇纹毛织锦，其纹样和对称的构图在形式上都模仿了新疆以西地区的纺织产品。
新疆地区学会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不晚于公元3世纪。最迟5世纪也许是4世纪已经能织出具有新疆地区特色的锦。新疆生产的锦从织造技术来说具有本地毛纺织的传统，从使用的材料来看是用丝棉纺成的线，棉线织锦就是用丝棉纺线做经线、纬线而织成的多彩重织物，这类织物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新疆当地的产品，它包括棉线平纹纬锦和棉线锦绦两大类。棉线平纹纬锦采用的是棉线的平纹纬二重技术，锦绦就是五彩的织锦带，它是棉线的平纹经二重技术。这两种丝织品的织造技术在古代新疆地区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普通的平纹经二织物在中国内地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高昌（今吐鲁番）所织造的丘慈锦是经纬均采用棉线的织锦。营盘、楼兰小河墓地也发现了这两类织锦，它们在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和南道许多地方都有生产。新疆地产的棉线平纹纬锦具有以下特点：织物的经纬线均是手工纺成的丝棉线，棉线粗细不一，常见色彩有白、红、灰、黄4种；织物的组织为平纹纬锦，图案有几何纹样、仿汉式织锦的纹样和人物、动植物等。织物以“张”计量，一张的规格长约180.4～216.1厘米，宽95.2～107.1厘米。古代新疆织造的棉线锦绦使用的棉线比棉线平纹纬锦的精细和均匀，光泽也更好。其组织结构采用的是我国内地传统的平纹经二重结构，织物规格的幅宽常极窄，只有几厘米。一个织幅内通常有3个纹样的循环，织物纹样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几何纹和造型相近的瑞兽纹。棉线锦绦是随着蚕桑技术传入新疆，当地人民开始学习织造丝绸特别是提花织锦方法的最初产品，它是对中原织造技术的直接摹仿。
从古代新疆的毛织物和棉线织锦的纹样及织造特点可以看出，新疆古代的纺织业充分借鉴了东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其所体现出的纺织文化也是一种多元化的纺织文化。
四、鲜明地方特色的货币文化
世界古代的钱币有两大体系一东方体系和西方体系。东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方孔和用铸造法制作，西方体系钱币的特点是圆形无孔、用打压法打制。古代新疆地区的一些货币也具有一种多元融合的特点。如汉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它是公元1～3世纪的于阗（今和田）地区自行制造和发行的一种钱币，吸收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的特点，用汉文和佉卢文双体文字，可以说是东西方货币文化的合璧。和田马钱的外形呈圆形，无孔，正面的中心是一匹马或一峰骆驼的图像，这也就是人们将这种钱称为“马钱”的原因。其马或骆驼的周边是一圈佉卢文字母，大意是“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某一位国王的名字）”。圆形的片状铜币，加上打、压上的文字和图像，这种造币法可以溯源到古代希腊。但钱币的背面会让人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汉文篆字“重廿四铢铜钱”、“六铢钱”等，它们是表示钱币的重量和面值（在古代，人们有时用重量表示面值）的。佉卢文是一种中亚死文字，源于公元前5世纪印度西北部的键陀罗地区，公元3～4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鄯善等地流行。于阗人借鉴了当时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流行的圆形无孔打压钱模式，同时又遵循了中原秦汉时期流通的钱币铭文和币值、重量体系，创造了一种东西合璧的货币文化。此外，新疆古代还流通过圆形方孔、铸有当地民族文字的汉龟二体钱、突骑施钱等。
五、古代新疆的艺术
1.绘画艺术
新疆古代绘画的种类主要有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石窟寺壁画、墓室壁画、木板画、纸画、绢画等。其中佛教石窟寺壁画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内容也最为丰富，是新疆绘画艺术中的瑰宝。佛教传入新疆后，于阗、龟兹、焉耆、高昌等沿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纷纷开窟建寺、绘制壁画，形成了以龟兹、于阗为代表的绘画风格。晕染是龟兹绘画最突出的特点，晕染的方式有按光线方向单面晕染的，也有整个轮廓晕染的，这种技法增强了壁画上所绘人物的立体感。对比色的运用、菱形格的构图也是龟兹壁画绘画艺术的特点。于阗绘画在我国艺术史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于阗画派”，它吸收了印度、中亚等地的晕染法，融汇了中原绘画的线条，又加入了本民族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阗绘画技法和风格通过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对中原地区的绘画产生深远的影响，时人称赞他们所绘佛教神像，用笔遒劲，如屈铁盘丝，色彩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所画人物身若出壁。新疆墓室壁画的形式、内容都来源于我国内地，内容有伦理说教、庄园生活等，壁画的风格质朴、简练。新疆古代木板画所绘既有佛教内容的，也有以传说故事为内容的。斯坦因曾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批木板画，画有“传丝图”、“鼠王像”、“波斯菩萨”等。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了许多晋—唐时期的绢画、麻布画和纸画，有绢本屏风画，神话传说的伏羲女娲图等，其中东晋时期《墓主人生活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
2.草原艺术
岩画、石人、鹿石和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被认为是草原艺术的代表。新疆岩画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岩画的时代上限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下限晚至十二三世纪的蒙古时期，青铜时代是新疆岩画艺术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阿尔泰山岩画数量最多，绘制的是古代游牧民狩猎、放牧的场面。内容多为奔跑的骏马、鹿和羊群等动物形象，线条简练、造型生动。位于天山中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殖崇拜，在120平方米的画面上，刻画有200多幅人物和动物图像，大者若真人，小的只有10～20厘米高。岩画使用的是雕刻技法，在传统的阴刻线基础上，按照人体的形象进行局部磨刻“减地”工艺，使岩画背景部分与人物形象之间产生一种近似浅浮雕的艺术效果，使画面的主体形象更加突出。石人就是用石头雕刻的人像，在新疆东起巴里坤草原西达阿尔泰山、塔城、博尔塔拉、伊犁河谷的北疆大草原上，到处都可以见到石人的影子。关于石人的族属有塞人、乌揭、铁勒、突厥、图瓦、蒙古等说法。按放置情况，石人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种。石人有的用简单的阴刻线刻画，有的按照人体形状进行整雕或局部刻画的半圆雕而成。有的石人手持器皿，有的手握刀、剑等。有人认为手持器皿的石人为萨满形象。新疆的鹿石也是一种石雕。它是将石头做成长条形，然后在上面浅浅地刻出鹿等图案，最后将其竖立在墓前。鹿石上的鹿都有长而弯曲的角、呈弧线伸展的躯体和优雅弯曲的腿，造型朴实而灵巧。鹿石按形状可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
关于鹿石的用途，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欧亚草原民族萨满教信仰里萨满通天的骑乘。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品主要有饰牌、带扣、铜镜、铜刀、铜剑、金冠、铜项圈等。饰牌既有铜质也有金质，纹样有虎噬羊、虎纹、狮纹、马纹、野猪博马纹、双羊纹、野猪纹等。铜镜、铜刀、铜剑也都以各种动物装饰柄部，这些动物造型的艺术品采用浮雕、圆雕或透雕的方法刻画了各种动物的外形轮廓。新源县巩乃斯草原发现的两件铜质项圈，分别以虎首相对、虎身连体成圈和有翼兽相对而卧、兽体相连成圈。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发现了一件用大块金片做成的金冠，上面模压出老虎的图案作为装饰。新疆发现的动物纹样的艺术品，被认为是斯基泰式的或鄂尔多斯风格的。无论是哪种风格，它们都是2000多年前中亚北部和中国北方流行的有浓郁草原特征的艺术品。
3.雕塑艺术
新疆古代的雕塑种类很多，有木雕、泥塑、陶塑等。尼雅、楼兰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中的雕刻装饰，反映出公元3～4世纪新疆建筑雕饰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浓重的外来文化因素。尼雅遗址出土的木雕桌腿造型新颖，浮雕的植物花纹、几何纹瓶花等图案，刻工精细，彩绘的木雕人物，为人身马足，造型十分精湛，人物五官相貌的刻画富于表情，具有独特的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影响。新疆佛教题材的木雕艺术作品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等雕像，造型刚健丰盈，富有表情，衣纹线条流畅清晰，其艺术风格受到了键陀罗佛教文化的影响。吐鲁番晋—唐墓葬中出土的木雕俑像、家畜、家禽以及牛、马、车等模型，形象生动，比例准确，雕刻细微精美。新疆古代的泥塑作品按其性质和作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寺庙遗址中发现的佛、菩萨、天人、世俗供养人等塑像，另一类是墓葬中发现的各种用来殉葬的世俗俑像。新疆佛教题材的泥塑一般采用模制或捏塑方法，以木和草秸为支架，泥塑成型后施彩描绘，有的泥塑经过低温烧制后成为陶塑艺术品。在丝路沿线许多佛教遗址中都发现了泥塑佛教艺术品。斯坦因仅在丹丹乌里克一座佛殿中就挖出了150片“适合”盗走的塑像。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佛教泥塑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同一地区的塑像因制作时间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技法娴熟、形神兼备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泥质俑像，如侍奉墓主人的文吏、宦者和乐舞俑、仕女俑、身披甲胄手持兵器的武士俑，现实生活写照的劳动俑、杂耍俑、十二生肖俑等，造型手法简洁，人物表情生动，有的作品完全写实，有的则进行了夸张，有的泥塑作品还施以彩绘。那些朴素无华的骆驼俑、牵马俑，静中有神，也十分生动。还有那半人半兽、非人非兽或者用各种动物肢体组装在一起的怪物模样的镇墓兽，是新疆古代颇具匠心的泥塑造型艺术品。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发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做成人或动物形象的陶塑。它们很多是贴附在陶器器皿上的装饰，陶塑的动物有猴子、马、骆驼、鸟等，人物中有各种形象、姿态的男人、女人。笑逐颜开的男人，像小丑似的经过化妆的脸；半身女像，长发垂肩，刘海齐眉，有一种淳朴、地道的古典美。此外还有一种叫“来通”的器物，上面的注入口做成一个男人的头形，下端的滴口则塑成牛头形，造型奇特有趣。
4.戏剧乐舞艺术
西域歌舞戏是古代新疆的戏剧，它直接受到印度戏剧的熏染，是印度梵剧、佛教剧的地方化、世俗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有情节的表演性歌舞戏在中原就已传开，到隋唐时更加盛行。龟兹是古代新疆戏剧的风行之地，“苏莫遮”是龟兹的一个代表性剧目，传入中原后风靡百年而不衰。从它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新疆戏剧之发达。“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或乞寒胡戏），原出于中亚的康国，传到龟兹后被注入了佛教内容，成为具有龟兹特色的“苏莫遮”歌舞戏。它本是在龟兹盛大的佛教活动——八月十五日举行的形象活动时表演。表演者头戴狗头、猴面等各式面具，泼水沾洒行人，驱赶罗刹恶鬼以禳灾。库车曾出土一个舍利盒，盒上有一幅21人组成的乐舞图，舞者13人，乐队8人；舞者中2人执幡幛，8人戴面具携手做舞戏状，乐队后还有一戴兽形面具者在3名儿童围绕下旋转。舍利盒乐舞图中表演的是什么内容，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多样的面具、丰富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却是古代新疆歌舞戏的形象反映。除“苏莫遮”外，“大面”、“浑脱”、“泼头”也都是龟兹盛行的面具歌舞戏。迁入新疆的回鹘人继承了这里的戏剧文化，吐鲁番、哈密曾发现了名为《弥勒会见记》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取材于佛经中的救世主弥勒成佛及普渡众生的故事。剧本的蓝本是用梵文（古印度文）书写的，先是由一个名叫圣月的高僧根据梵文把它翻译成焉耆文，之后一个名叫波尔坦拉西特的人又将它译成了回鹘文。完整的《弥勒会见记》共27章（幕），哈密发现的文本保存有25章（幕）。14世纪蒙古察合台汗统治时期，畏兀儿人中出现了大型歌舞“麦西莱甫”，它的戏剧成分是对古代西域歌舞戏的承袭。
龟兹乐、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悦般乐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享誉我国内地的西域乐舞。西域乐舞对中原音乐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吕光远征西域，将龟兹的乐工和舞伎带至凉州，后形成了以“龟兹乐”为主要成分的新乐种——“西凉乐”。龟兹人苏祇婆还把“五旦七声”传入中原。由于受到中原人民和统治者的喜好，隋唐之际，西域乐舞成了隋朝“九部乐”和唐“十部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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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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