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在无边无垠的旷野中奔走，未经过任何修饰的一头浓密的披肩长发在风中飘扬，一种原始、自然、荒野的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早期文明的渐渐形成，无论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居民，还是生活在沙漠，戈壁边缘的绿洲草原的西域居民，都深感披发散发在劳动、生产、生活中十分不便，便用绳带将散乱的头发束系，或将头发梳成辫子垂落于背。到了唐代，随着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原内地包括服装、发式等生活习俗传入西域，发髻这种中原特色的发式，受到西域女子的喜爱，特别在吐鲁番妇女中十分流行，使西域居民的发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披发
  头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组成部分。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们大多是蓬头垢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审美意识的逐渐形成，人们对于脸面之上的头发开始进行梳理。考古资料表明先秦时期新疆居民的发式主要有披发、辫发和剪发等几种形制。披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式，在罗布泊地区出土的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楼兰美女”，发长25厘米，呈黄褐色，自然披散至肩部（图1）。2002年新疆考古所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60公里处的小河墓地发掘出土了一具女尸，距今3800年，灰棕色头发自然中分，长至颈肩部。头发表面似用胶状物涂抹过，一缕缕粘在一起〔1〕。
  辫发
  考古资料表明，西域地区在距今3800年左右，就进入了辫发时代。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孔雀河古墓沟墓葬中发现了一组女性雕像，距今已有近4000年的历史，皆“梳短发，垂与颈后”。哈密五堡出土的古尸头发棕黄色，直发梳辫，长及腰际，也见剪发和短辫。且末扎滚鲁克出土的两具古尸，男尸“头发半白编成两根辫子..辫梢加有红毛线”辫长30厘米；女尸辫发四根，辫长20厘米，其中有两根长约4，5厘米的假发。鄯善苏贝希古墓数十具干尸，女性的发式多变，她们将头发梳成辫子然后拢合到一起用细致的发套包住。发套的种类多样，有对角、尖锥、彩绘皮套等形式。汉晋时期的洛浦山普拉古墓、民丰尼雅古墓和尉犁营盘古墓，都发现了西域女子辫发的相关材料。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测，先秦汉晋时的塞人、丁零人、羌人、车师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南北朝时的铁勒、高车、柔然、鲜卑等民族都是以辫发为主的民族。
  到了汉代，辫发已成为西域居民的主要发式，无论男女都梳辫发。多辫是于阗国妇女的显著特征（图2）。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女尸，其辫发分为两种，一是编发，均为三股编成一根，多达四根；二是搓辫，将二股搓成一根，最多达16根，其中夹杂假发辫。精绝国女子除了双辫外，也喜欢多辫。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的女尸“黄褐色头发从中央分梳，两边各编发4根放置于胸前，辫长65厘米。同时，在前额、后脑中部各见一细辫”[2]。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匈奴的发式为披发，如《淮南子·齐俗训》中曰“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披发，箕踞反言”。但到了汉代匈奴人已有辫发的习俗。1924年，前苏联考古学家柯兹洛夫等人在蒙古色楞格河上游诺颜山发掘匈奴古墓221座，古墓中有许多黑色粗细不等的发辫。一座墓室竟发现发辫17条之多[3]。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推测，先秦及汉晋时期的塞人、车师人、月氏人、羌人都是以辫发为主的民族。
  隋唐时期，生活在西域的回鹘、突厥、吐蕃等族仍以辫发为主，髻发虽然已成为汉族人民的主要发式，但一部分汉族女子仍梳着辫发。关于突厥人辫发的形象，见于伊犁昭苏发现的小洪那海石人像（图3），石人垂于腰下的辫发多达十七根。对于突厥人的辫发习俗，史书记载颇多，《北史·突厥传》：“其俗披发左衽，穹席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涉猎为事，食肉身衣裘褐。”唐代高僧玄奘在西行求法中曾看到突厥人的围猎场面，记下了突厥人的衣饰特征：“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垂后，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南朝梁人皇侃曾解释说“被发，不结也。礼，男女及时，则结发于首，加冠笄为饰；戎狄无此礼，但编发被之体后也”。可见“被发”或“编发”古可通指。清人刘宝南《论语正义宪问章注》中说之含义[4]。
  山戎“编发”，“编”古读“辫”。颜师古注：“编，读曰辫。”由此可知，“被发”、“编发”都有“辫发”隋唐时期，辫发是回鹘女子的主要发式。《旧唐书铁勒传》记载：“铁勒诸姓，回纥胡禄侯利等总百万编户，并垂冠带。”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东门景教寺院一幅壁画中有回鹘女子辫发垂背的形象。该景教寺院的另一幅壁画中回鹘女子，虽是辫发，但将辫子盘于脑后，如同《册府元龟》外臣部·高昌条记载：“女子辫而不垂。”这两幅画同为唐代末年的艺术作品，反映了当时高昌回鹘女子的辫发习俗。
  吐蕃是生活于青藏高原的主要民族，八世纪中叶以来，势力不断渗透到西域地区，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也为人们所熟悉。据汉文史料记载“以赭涂面”是吐蕃妇女所喜爱的一种装饰，辫发是吐蕃妇女的主要发式。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若羌县东75公里发掘的米兰古城里的吐蕃墓葬，其墓主人为单辫或双辫。关于吐蕃女子的发式《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索之..”《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记载吐蕃毗邻的白兰国“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由此可知，吐蕃女子是辫发的，与此同时说明吐蕃周边国家的妇女同样是辫发的。
  汉唐之际，生活在吐鲁番的汉族人民，受当地及周边民族风俗的影响，在发式上除了发髻之外，还有辫发的习俗。在高昌王麴伯雅与隋炀帝出征高丽回国后，曾下令：“先人以国处边关，境连猛狄，同人无咎，其庶人以上宜解辫削衽。”试想，如不辫发，解辫又从何而来？到了唐代，高昌汉人仍或多或少地有辫发的习俗，如唐杜佑《通典》中记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女略同华夏..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被，女子头辫而垂。”《新唐书·太宗诸子传》记载，“常山愍王李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使户奴数十百人学音声，学胡人椎髻”。由此可见唐朝汉人对西域辫发的喜好。
  粟特男子是剪发的，《魏书·西域传》记载“康国丈夫剪发”，但粟特女子是辫发的，品治肯特壁画中少女发型梳成五辫，左右各二，胸后一。《康国传》记载粟特女子盘髻，其实是用辫子盘梳而成，且面蒙黑巾，总的来说，还是属于辫发。康国粟特人用发油美发，杜环《经行记》记粟特人“以油香涂发”，《酋阳杂俎》卷18明确记载这种油香是用一种名为“野悉蜜”的花压制而成，“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5]。
  剪发
  剪发又称“断发”，这是一种汉代以来西域诸国和部族中常见的发式。剪发在古代中原汉人中十分少见，主要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一传统理念的影响和制约，总的特征是蓄发不剪。地处西域的各族人民，除汉族以外，这种观念非常淡薄，与之相反的剪发，受到西域各民族的喜爱。于阗在汉代就有剪发的习尚，如出土于和田地区北部沙漠的约特干遗址中的一位妇女塑雕像（图4），她的造型散发出现代年轻少女的青春气息，一头浓密的剪发，垂于双肩，非常引人注目。剪发是龟兹国人时尚的发式。《晋书》云：“龟兹男女剪发垂项。”龟兹国中众人除国王外，无论男女“皆剪发垂于齐项”。据史料记载，剪发流传甚广，在汉代的波斯、康国、罽宾等周边国家的居民，都有剪发的习俗。《大唐西域记》云：“龟兹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上的龟兹供养人中，可以看到剪发这种发式。克孜尔壁画中的“马本生故事”，“商王本生故事”中的商人都是剪发，可见剪发在晋唐时期的龟兹古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发式。焉耆同样属于剪发民族。《晋书》卷97记“其俗丈夫剪发”。疏勒女子也喜欢剪发，韩国汉城现存一座巴楚吐木休克出土的女像，前额刘海的剪发十分平齐，剪发披肩，生动再现了唐朝疏勒女子的剪发习俗。于阗人在汉代开始有剪发的风尚。出土于南疆和田北部沙漠深处的约特干遗址的一位妇女塑像，是汉晋时期的艺术品。她的造型具有希腊年轻少女的风采，一头浓密的剪发，垂于双肩，非常的引人注目。唐杜佑《通典》记于阗人的发式“与龟兹略同”，说明到唐代于阗人继续保持着剪发的发式。
  发髻
  发髻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族人民的主要发式，商周时期，无论男女都以辫发为主，到了春秋战国以后，梳发髻的现象逐渐增多。男子的发髻较为简单，而女子的发髻的形制则异常丰富。发髻形式在新疆汉代的墓葬中有零星的发现，而且形制单一。自南北朝以来，随着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发髻这种更能表现女性个性的发式，深受西域各族女子的喜爱。发髻是我国古代中原汉族人民的传统发式。从汉晋时期的洛浦县山普拉墓葬挖掘的情况看，当时于阗国男子都梳圆髻，妇女多梳辫。魏晋时期的女子梳撷子髻，撷子髻又叫“撷子介”。《晋书·五行志》记载：“惠帝元康中，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布髻束其环，名曰‘撷子介’。”这种发式也出现在吐鲁番地区，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东晋时期的《墓主人生活图》，女主人的发式集束于顶，然后盘成环状，用缯布紧紧束在发根。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历史发展时期，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标志的服饰文化也大放异彩，尤其是女子服饰华丽纷繁，妆饰新奇独特，远远超过前代。当时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多民族地区——西域，在唐朝政府的有效管理下，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服饰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木俑、泥俑、绢俑、绘画艺术作品以及新疆各地文化反映的服饰艺术上看，唐代西域女子发式的丰富多样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流行的辫发和剪发等发式以其美观、实用的功能继续得到西域各族妇女的喜爱，与此同时受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一种新颖独特的发式——发髻，在西域女子中流传开来。
  关于发髻的历史文献资料特别丰富。《妆台记》《髻鬟品》《炙毂子》《新唐书》《中华古今注》以及唐人诗词中提到的发髻样式就有三十多种之多。西域女子的发髻也是花样繁多，精彩纷呈。不仅有中原内地喜欢的发型，还有根据个人的喜好刻意创新的式样。主要有峨髻，回鹘髻，堕马髻，假髻，低髻，螺髻，宝髻，半翻髻，丫髻，双鬟髻，鸟髻等发式。这些多姿多彩的发式在吐鲁番古墓中出土的木俑、泥俑、绢画以及新疆各地石窟壁画上都可以见到。
  1.峨髻，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高束的发髻，因此也叫高髻。这种发式自汉代在中原内地流传。当时京城长安流传的童谣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到了唐朝这种耸立于头顶的高髻仍然风行不衰。盛唐时期的峨髻高达30多厘米。如元稹《李娃行》载：“髻鬟峨峨高三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唐代周昉的绢画《簪花仕女图》生动再现了唐代贵族妇女所梳的这种发型。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一组唐代劳动妇女俑，高9.7～16厘米，塑造了唐代西域劳动妇女的形象。她们一个个衣着简朴，没有《簪花仕女图》中贵族妇女雍容华贵，簪花锦簇，头上梳的高髻十分普通（图5）没有任何装饰。1973年阿斯塔那唐代墓出土的4件女立俑，身，着长裙，双手垂于腹部，头梳的高髻也非常的普通。西域舞伎女子也梳高髻，不过她们所梳的这种发式花样翻新，形制多样，有回鹘式螺壳状，假髻等。这些高髻在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女舞俑，187号墓出土的《舞伎图》中可以见到。
  2.回鹘髻，是唐代回鹘女子所创造的一种发式，高10厘米左右。是将头发束于顶，然后在头顶挽成椎状的发型。发髻的根部，用红绢系住。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唐代《围棋仕女图》中的贵族妇女所梳的就是这种发式。唐朝中期，回鹘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回鹘政治势力不断增长，唐朝与回鹘进行和亲政策，使回鹘髻和回鹘人的装束在长安等地流行。唐史籍《妆台记》曰：“开元中梳‘双环望仙髻’及‘回鹘髻’。”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所见线刻妇女形象即梳回鹘髻。唐代开元年间这种发髻在汉族妇女中广为流传。《新五代史回鹘传》中记载“妇女束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即嫁，则加毡帽”。甘肃安西榆林窟画上的一组供养人像里，“回鹘国圣天公主曹夫人”便梳的就是这种发髻，它集束于顶，被一顶桃形的冠帽罩住，仅露出扎着红绢带的髻根。在贵妇人身后，站立着三位侍女，其中一位未戴冠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发髻的形制，如一个葫芦的下半部，竖立于头顶（图6）。回鹘贵族女子有时也喜欢梳三个以上的发髻，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喜悦公主像》中（图7），回鹘公主身穿窄袖翻领长袍，体态丰腴，面部圆润，头戴造型别致的如意冠饰，乌黑的头发梳辫成四个发髻，发髻上插有金簪、翡翠，并装饰金镂雕饰的云纹和凤凰纹的金片，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3.惊鹄髻，是一种向上作腾举势的被文人形容为“离鸾惊鹄之髻”，也叫“惊鹘髻”。这种发式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叫“惊鹤髻”。从这种发式的名称来看，与鸟有关，即将头发编成惊鸟展翼欲飞的样子。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几件女舞俑（图8），头发被梳成两羽翼，似鹤鸟受惊，展翅欲飞。
  4.交心髻，也是一种高髻。这种发式与惊鹄髻的形式较为相似，其梳挽方法是集发于顶，分成两股，编挽时，两相纠结，呈交叉状。《杨太真外传》记载：“玄宗在东部招一女，容颜颜异，梳交心髻，大袖宽衣，拜于床前”。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所见线刻的妇女形象即梳交心髻。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一幅绢画《乐舞女图》中的女子身穿翻领的窄袖胡服（图9），头梳的就是这种发式。
  5.堕马髻，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发式。这种发式最初兴起于东汉桓帝时期，当时外戚梁冀的妻子孙寿十分美丽，又善于打扮自己，发明了著名的堕马髻，就是将乌黑的头发在头顶梳成一个似坠非坠，偏向一侧的大髻，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动态感，因为看上去像从马上刚刚摔下来，所以叫堕马髻。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髻”。这种发式增添了女子的娇媚之态，一直流传到后世。直到隋唐、五代时期，仍然流传不止。在唐代这种发式传到西域，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一件女立俑（图10），上身穿窄袖短裙，下身所着的长裙拽地，双手拱于胸前，发髻偏向左侧，再现了唐代西域女子梳堕马髻的形象。
  6.低髻，是唐代西域女子特有的一种发式。《围棋仕女图》中那位侍女梳的就是这种发式（图11）。它的梳法是将头发梳上头顶，再压成低髻。低髻虽然没有高髻那样繁复浓艳，但年轻的女子梳这种发式自有一种清秀伶俐之感，这种发式在唐人诗词中也有表现，如温庭均所写：“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髻落翠花。”由此可知，低髻应是唐代侍女的发式。
  7.假髻。在我国古代，妇女头发的长短、疏密是衡量美的标准之一。中国古代男子特别欣赏女子浓密的黑发，有些女子为了使自己的头发从视觉上感到特别的丰厚，在梳理高髻时，往往在真发中掺入他人的毛发，更进一步是使用现成的假发，所以假发在古代十分流行。假发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人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且末扎滚鲁克古墓中发现的一具距今2800年的女尸，头梳四条辫子，其中两条辫子就是假发。考古工作者在年代稍晚的鄯善苏贝希古墓，汉代的洛浦山普拉古墓，唐代的阿斯塔那古墓群都发现了假发习俗的相关资料。由此可知，假发的习俗在西域由来已久，而且流传已十分广泛。用假发梳成的发髻叫“假髻”，又叫“义髻”。《新唐书·五行志》曰：“贵妇以假髻为首饰曰义髻。”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214号墓中发现了一副假髻，“用麻布作衬形，将人发顺丝粘贴在麻布上作成发髻，发髻上粘贴彩绘如意云纹的剪纸七朵，发髻高25厘米，宽15厘米，厚1厘米”（图12）[6]。阿斯塔那古墓206号唐墓出土的一件女舞俑头梳的就是假髻。唐人除了采用毛发编成的假发之
  外，还大量的使用木质、纸质的假发。如史料中记述杨贵妃在安史之乱时仓惶出逃，京师童谣唱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将假髻抛至河里而不沉，这个“抛”字说明杨贵妃所戴的假髻可能是木料制成的[7]。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件用木头和织锦制作的假髻，保存的相当完好，它可以罩在头顶上，用铜钗与头发固定在一起。此外，阿斯塔那531号墓出土的一件唐代木制假髻，除了外表涂黑漆以外，其上还绘有白忍冬花纹，发髻的底部有圆洞，从洞孔中可以看到残存的金属锈迹，说明当时曾经常插金属发簪。
  8.螺髻，最早兴起于印度，后来与佛教一起传入西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佛陀或壁画中的菩萨大都是此发型。阿斯塔那167号墓出土的《舞伎图》中服饰华丽、形态端庄的年轻女子，头上梳的就是螺髻（图13）。螺髻传入中原后，深受中原妇女的喜爱。唐和凝《宫词》中就有“螺髻凝香晓黛浓”的描写，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有一侍女梳的就是螺髻。螺髻不仅在唐代流行很广，而且对宋、明两代妇女的发型影响很大，宋明时女子皆以梳螺髻为尚。
  9.半翻髻，是初唐高祖时期，宫内流行的发式。此髻的编法是将所有的头发集束向上至头顶，然后向侧盘垂，使之略有前倾。这种发式在唐人绘画、石刻及泥塑中有大量反映。《妆台记》记载：“唐武德中，宫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绾髻。贞观中梳归真髻，帖五色花。”吐鲁番喀喇和卓古墓中出土的绢画中一位女子，白晳的脸上饰有红色的花子，梳的就是半翻髻（图14）。同史料中所说的基本相似。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仕女俑上身穿蓝色长袖襦，下着红色条纹长裙，留有黑色浓密的头发，将一部分头发梳成发髻，从头顶翻向前面，显得与众不同。
  10.抛家髻，是一种将头发汇集于顶，束髻之后抛向一侧的发式。梳挽时同时将鬓发处理成薄片状，紧贴双颊[8]《新唐书·五行志》记：“唐末，京都妇人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阿斯塔那229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仕女俑，面部丰满，身着绿色长袖襦，穿裙腰至胸部的黄色条纹长裙，头梳的发髻，抛向左侧，应该就是史书中记载的抛家髻（图15）。
  11.丫髻，是中国古代未成年女子普遍梳编的一种发式，又称丫头，鸦头。其状犹如树枝间的丫杈。丫髻出现的很早。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雕儿童，头上就梳两个小结，以后历代沿用成为青少年女子的专用发式。1972年山东高唐县城关东魏房悦墓出土的一件陶制少女俑，青交领宽袖短衣，褶裙长及曳地，头梳丫髻。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仕女俑，生动地再现了唐代高昌女子梳丫髻的情景。一位天真少女端坐在一匹大马上，身穿绿色长袖紧袖短襦和绿色长裤，头梳的丫髻垂于两鬓，流露出一种天真无邪的表情。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贵妇礼佛图》中贵妇身旁的女子（图16），穿汉式红色丝织长袍，耳穿环型缀饰，丫髻梳于头顶两侧，中间用白绢系结，使发髻不易散乱。此女子眉清目秀，表情稳重，由于头梳双丫髻，更显青春活力。
  12.双鬟髻，又称丫鬟髻。其梳法是把头发分成两股，梳理成环状，分别附左右两鬓，它是盛唐时期主要为青年女子所喜爱的一种发式。如花蕊夫人《宫词》所云：“年处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李嘉佑《古兴》云：“十五小家女，双鬟人不如。”吐鲁番喀喇和卓古墓壁画中所表现年轻少女的鬟髻十分独特，有双环和低环两种类型，低环垂于脸颊两侧（图17），如王建诗云：“低鬟转面掩双袖。”而双环梳成两个圆环状，用丝绢结于头顶两侧，耳上方。鬟髻和丫髻的主要区别在于，丫髻为实心的发团，鬟髻为空心的发环，丫髻为未成年时的发式，而女孩成年以后要改梳鬟髻，出嫁的女子则梳少妇所梳的发髻。
  13.鸟髻，是中原地区十分少见的唐代西域女子特有的一种发式。这种发式见于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女俑，女俑面目清秀，头上似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故我们称之为鸟髻。鸟是古代西域人民喜爱的一种动物，其形象在新疆古墓中出土的丝、毛织物中十分多见。这件梳鸟髻的女俑，其寓意非常明显，那就是希望幸福鸟降临自己的头上，表现出唐代西域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唐代西域女子十分重视对头发的护理，同时还用各种饰物点缀自己的发式。
  簪是用以固定发髻起装饰作用的饰物。《释名》曰：“簪，建也。所以建贯于发，又枝也，因其形名之也。”早期的簪大多用骨、石、木、竹等材料制成。哈密木垒县四道沟古墓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骨簪。吐鲁番艾丁湖古墓曾发现古簪和木簪，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的西域女子普遍使用铜簪，如阿斯塔那307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簪长14厘米，径0.3厘米[9]，为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遗物。考古人员还在新疆的一些墓葬和遗址中发现了金簪。保存比较好的是1976年尼勒克县哈拉图拜墓出土的一个汉代金鸟铜簪（图18），全长12.5厘米，鹤体高0.5厘米，簪首用金打制，簪干为铜，似鹤形，作展翅飞状。
  发钗和簪在功能上是相同的，但两者的结构有所不同：发簪通常为一股，而发钗则作成双股。最早的“钗”字被写作“叉”，因为它的造型如同枝杈。《释名》曰：“叉，枝也，因形名之也。”晋唐时期的西域高昌女子大多使用铜钗、银钗和金钗。1960年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了两件铜钗，其中一件使用过的铜钗保存完好，素面，形如“U”形，两端均圆钝，长8厘米，径约0.2厘米[10]。吐鲁番喀拉和卓墓出土的一件银钗保存完好，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遗物。目前新疆境内还未发现唐以前（包括唐代）的金钗实物，但吐鲁番有关唐代的文书中有关于金钗的记载“金钗一双、团花一枚、胭脂、胡粉、黑黛……”。唐代的人们对新奇的东西往往有一种特别的热情，无论是中原还是西域地区的女子，头部的装饰不断翻新，以鲜花簪首，就是她们追求新异的重要表现。最为典型的是《簪花仕女图》中的几位美丽仕女，身上似扑了白粉，使肌肤显得晶莹似玉，穿着轻薄透明的宽衫，高高的发髻上簪有特大的花朵。吐鲁番出土的一幅绢画《仕女图》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簪花的习尚。图中仕女面色圆润，面露笑意，身着红色锦衣，发髻上簪满了绢花，绢花的周围还镶饰珠宝花饰。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束绢花，虽然不一定用于头上装饰，但其历经一千余年，仍光泽如新，鲜丽夺目，足以证明唐代西域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1]。
  梳子是用来梳理头发的用具，但我国人民自汉代以来形成了头上插梳作为装饰的习俗。到了唐代插梳的习俗逐渐普遍花，如张萱所绘的《捣练图》中的妇女，头上同时插有几把梳篦，梳篦制作得很小。周日方所绘的《执扇仕女图》的仕女们头上则插着两把大梳。头上插梳的现象也流传到西域，特别是唐代龟兹女子十分喜欢这种装饰。如库木吐拉第79窟北册侧壁画中，绘有二男二女供养人跪像，像高67厘米，著回鹘装，其中第二身为女像，著圆形交领长袍，头发左侧插饰一梳。第四身女像身穿团花纹长袍，双手合十，持莲花供养，束发于顶，发上也插饰一梳[12]。插梳的现象还见于库木吐拉第46窟附1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供养人的衣服为宽博、交领的汉式服装，束发于顶，结成发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梳（图19）[131，反映了西域龟兹女子头上插梳作为装饰的习俗。
  综上所述，唐代西域妇女在发式方面，在保持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优良成分，使自己的发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少数民族有梳辫发的，也有梳剪发的，发髻是汉族女子的主要发式。但西域居民并不墨守成规，随着西域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原妇女的发髻也为西域各族妇女所喜欢，给她们增添了几分自信，平添了几分妩媚。如果把这些多姿多彩的西域女子发式汇集在一起，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唐代西域妇女的发式不仅只本文所提到的这几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图1：“楼兰美女”复原图 图2：山普拉女子的辫发塑像 图3：伊犁昭苏发现的小洪那海石人像，北朝—唐代 图4：和田地区于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的汉代陶塑妇女雕像 图5：1973年阿斯塔那唐代墓出土的劳动妇女泥俑 图6：甘肃安西榆林窟画上的回鹘供养人像中的侍女，唐—五代 图7：柏孜克里克石窟唐代壁画《喜悦公主像》中，回鹘公主乌黑的头发梳辫成四个发髻 图8：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唐代女舞俑 图9：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唐代绢画《乐舞女图》 图10：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唐代女立俑 图11：《围棋仕女图》中端茶盘梳着低髻的唐代侍女 图12：1973年阿斯塔那214号墓出土的唐代假髻 图13：阿斯塔那167号墓出土的唐代《舞伎图》 图14：吐鲁番喀喇和卓古墓中出土的绢画中梳半翻髻的女子 图15：阿斯塔那229号墓出土的梳抛家髻的唐代彩绘仕女俑 图16：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唐代壁画《贵妇礼佛图》 图17：吐鲁番喀喇和卓古墓壁画中鬟髻的年轻少女 图18：1976年尼勒克县哈拉图拜墓出土的汉代金鸟铜簪 图19：库木吐拉第46窟附1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 [2]阮秋荣：《尼雅遗址出土干尸的发式》，载于《新疆文物》2001年1～2期合刊。 [3]尚衍斌：《西域文化》第269～27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项英杰等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第1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26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7]周汛、高春明著：《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92页，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8]周汛、高春明著：《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77页，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9][10]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11]华梅著《中国服装史》第41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 [12]马世长著：《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载于新龟兹石窟研究所编的《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307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 [13]马世长著：《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载于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的《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31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