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这不仅说明帽子的品种十分繁多，而且说明了人们对帽子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帽子是何时产生的呢？是谁发明的呢？现在很难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了戴帽子的现象。也就是说帽子起源与发展于人类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气候环境、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自然、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决定着头饰发展的程度。
  我国中原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一定的服饰制度，就是男子到了20岁要戴冠，进行冠礼，以示成人，普遍戴帽子的现象是后来出现的。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戴帽子的现象在新疆早期社会中十分多见，新疆各地的考古发现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先秦时期西域居民的帽饰十分丰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不仅有毡帽，而且还有皮帽、毛布帽以及用各色毛线编织而成的帽子。不过最初流行的是尖顶毡帽。如罗布泊地区楼兰古墓出土的距今3800年的“楼兰美女”所戴为尖顶形护耳、护颈的毡帽，帽的右侧插有两根雁翎。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尖顶毡帽，距今3000年，用两块呈菱形的咖啡色毛毡缝制，帽的两侧有不规则毛毡做装饰，护耳较长，在寒冷的天气可系在下颌，保暖作用十分明显。最引人注目的是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鸟头状尖顶帽（图1），距今2800年，以棕色羊毛毡缝制，下宽上尖，似鸟头，通高35厘米，帽檐饰白色毛线，卷边，帽上镶黑色羽毛。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黑褐色尖顶帽，从帽缘到帽冠呈斜坡状，帽冠顶部呈流线体，刻意拟成鸟头状，适合于乘骑奔驰，充满情趣。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属于斯提奇亚的塞人，带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
  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一顶用黑色毛线编织的帽子，很像现在军人的贝雷帽（图2），高6厘米，直径84厘米。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几顶编织毛线帽为尖顶，用浅驼、深驼两种颜色的毛线编织而成。扎滚鲁克古墓还出土了尖顶编织帽（图3），白色羊角形毡帽等（图4），另外考古人员在鄯善县苏贝希古墓（图5）、新源县巩乃斯河流域（图6）、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中，都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帽子或带帽子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到了汉晋时期，西域居民帽子的质地开始多样化，不仅有毡帽、毛线编织帽，还有毛布和丝绸缝制的帽子。
  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了许多汉代的于阗国人使用过的毡帽和毛布帽。毡帽有尖顶（图7）、圆顶（图8）两种形制，多用粗毛线缝制，帽后开衩，且有系绳；毛布缝制的帽子有覆斗形顶（图9）、椭圆顶（图10）和直筒脊顶（图11）三种类型，帽后开衩，附系绳，这些帽子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地处沙漠腹地的精绝国人，除了戴毛质的帽子之外，丝绸缝制的帽子也为他们所喜爱，主要有圆顶和平顶两种。1995年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的一顶汉晋时期锦帽保存的较为完好（图12），高24厘米，口径30厘米，帽身织锦为白底，用蓝、绿、绛等三种颜色显出茱萸、云气、和人物纹样，并在纹饰中穿插有“德”“宜”“子”“生”等隶书汉字。帽里以素绢为衬，帽口镶宽5厘米的革缘，帽后缀两根湖蓝色绢带。风帽是一种附有下裙的帽子，在出现沙尘暴的日子穿戴十分实用。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的一顶用白绢缝制的帽子（图13），就是一顶风帽。此帽出土时为女尸所戴，四周呈圆形、平顶，帽的前额边缘缝缀一条菱形纹锦，帽下缘又饰红色绢边，帽两侧的帽裙较长，能护脖颈，防止风沙渗入，帽裙左右两角接缝白色绢带，可系于颌下。
  1994～1996年，新疆考古所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调查组合作，对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发掘，共清理墓葬23座，出土了8件金灿灿的黄金装饰品（现藏于自治区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顶金冠（图14），弧长为27厘米，环径约14厘米，宽为2～4厘米。它由四条管状的金制品相互叠压构成半圆形束冠，冠后两侧不相连接。纹饰为锤打而成的半浮雕式花纹。在束冠上下各饰两组虎噬动物的图案，形象生动，表现了草原上的动物世界。据研究，这件金冠是汉代车师古国贵族的遗物。
  到了唐代，吐鲁番土著男子多戴尖顶帽和卷沿帽，而当地汉族人民则喜欢戴幞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唐代彩绘木雕胡人俑所戴的尖顶帽（图15），是比较典型的西域胡人帽饰，可能是由白毡制成的。伊本·阿西尔的《全史》记载，回鹘人也戴尖顶高帽子。《全史》中记录了喀喇汗朝军队被伽兹那军队打败，士兵的这种高帽子漂在阿姆河水面上的情景。戴尖顶帽的形象在内地墓葬中也有发现，如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土的一件陶制骑驼俑，在一峰高大的骆驼上，端坐着一位瘦小的西域胡人，身着窄袖毛皮衣，腰间束带，足蹬长靿靴，头上戴着高高的尖顶帽，呈倒喇叭形。深目、高鼻、络腮胡，一副典型的西域胡人形象（图16）。西安出土的三彩骑驼胡人俑、江苏扬州出土的骑马胡人俑，其胡人都戴尖顶帽。与此同时，西域土著居民还戴卷沿帽，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件泥俑就戴着这种帽子（图17），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现陈列于自治区博物馆历史展厅。该俑脖颈以下制作简陋，脸部刻画得十分生动，肥头大耳，高鼻深目，面带窃喜之色。眉毛、眼睛、胡须用墨点缀，寥寥数笔，却刻画得十分传神。头上戴的帽子为圆顶卷檐，帽身较浅。这件泥头俑的面相为西域胡人特征，所戴的帽子与中原地区的冠饰相比，散发出异域情调。无论是尖顶帽还是这种卷檐帽，中原人均称其为“胡帽”，如唐刘肃《大唐新语》九卷中记载：“长安市上，戴著胡帽。”
  幞头创始于后周武帝时期，由汉代巾帻演变而来，到了唐代多用黑色罗制成，有圆顶和方顶两种，有软裹和硬裹之别，最初软裹巾为平民百姓所戴，后为贵族、官吏、文人雅士所喜爱。唐代幞头里面加衬物叫巾子，制作巾子的材料很多，有的用桐木削制，有的用竹子编织。巾子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较多，如1972年阿斯塔那176号墓出土的一件唐代巾子（图18），高11厘米，宽16厘米，黑棕色，可能用丝葛、皮革等制成，或由胶质物模压而成，再经特别的涂漆处理，表面光滑，格眼方正，簪子可通过两侧特制的相对的孔眼，把巾子固定在发髻上。
  唐代“巾子”经历四次变化。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时流行的“平头小样”呈扁平状，没有明显的分瓣。接下来流行的是武则天创制的赏赐给诸王近臣的“武家诸王样”，经过改制后的幞头巾子高度明显增加，中间部分出现了明显的凹势。再后是“英王踣样”，出现在景龙四年（710年），它比“武家诸王样”更高，左右分成两半，并明显地朝前倾倒。最后是唐玄宗供奉官的“官样巾子”。出现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其样式比英王踣样还高，左右分瓣明显，并形成两个圆球，但没有明显的前倾之势。戴幞头的形象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十分多见，除了汉族形象的男立俑、文吏俑、打马球俑、《伏羲女娲》图绢画中的伏羲等外，这里出土的穿翻领长袍的胡人泥俑，绢画《侍马图》中的牧马的胡人，都戴这种头饰。以上考古资料表明，幞头这种头饰在西域各民族普遍使用，汉族中原服饰文化对西域当地居民的影响，是我国各民族密切往来的历史见证。
  西北地区风沙较多，为躲避风沙，西域女子喜欢戴一种叫幂罗的头饰。它是一种从头上下垂将全身都罩在里面的纱网，在西域地区不分男女均可用之。《隋书·附国传》记载：“以皮为帽，圆形如钵，或戴幂罗。”《隋书·吐谷浑传》载：“王公贵人多戴幂罗。”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于吐鲁番古墓的《树下人物图》中的女主人公（旁边还有一位侍女）（图19），穿袍服，右手高举正在脱卸蒙在头上的幂罗，这种幂罗用黑色布帛制成，长度大约到胸际，露出人的眼鼻，其余部分则全部障蔽。阿斯塔那222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仕女俑（图20），头上也戴着幂罗，不过形制与上面所说的幂罗有所不同，黑色的布料盖在女俑的席帽上，露出面部，并非全身障蔽，如同现在农村妇女的头巾。幂罗在西域地区主要是用来遮挡风沙、扬尘，传到中原后，很快找到了它的土壤，十分符合“男女授受不亲”这种传统礼制。北周时期朝廷规定妇女外出要戴幂罗，不许妇女肌肤外露。《旧唐书·舆服制》记载：“武德、贞观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可见唐初中原地区女子戴幂罗，主要是防止别人观看。
  戴帷帽是西域女子的独特爱好。一般认为帷帽是在幂罗的基础上改造而来，其主体是用一种质地较硬的滕条或席片作骨架，上面绷上布帛，再在它的沿上加缀一圈长短与人颈部相等的纱网，就成了帷帽。它不能像幂罗那样“全身障蔽”，只能遮住面部而已。《旧唐书·舆服制》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形，幂罗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罗之制。”唐朝中期，特别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风气日益开放，封建礼法在服饰上的约束受到冲击，帷帽与幂罗相比，是更能张扬女性个性的头饰，越来越受到年轻女子的喜爱，特别是在中原地区十分盛行，宫中和民间女子都争相效仿。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仕女俑（图21），再现了当时一位西域高昌女子头戴帷帽骑马出行的情景。只见她身穿袒胸窄袖襦和间色长裤，手握马缰端坐在马背上，戴着帷帽的纱帷好像仍在飘动，充分显示了唐代西域女子所独有的高雅庄重的气质和多姿多彩的风貌。
  中原地区把周边少数民族居民常戴的帽子称为“胡帽”，由于西域冬季天气寒冷，先秦、汉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人民普遍戴帽，到了唐代也应是如此。但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女子戴帽的资料不太多见，只见于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幅绢画《乐伎图》中（图22），图中一位年轻美貌的西域女子，身着色彩鲜艳的上衣，手持一把古琴，头上戴着的高帽子，其质地看上去应是色彩鲜艳的丝织品，上面绣有漂亮的花纹图案。这顶帽子主要特征是左右护耳与帽子连为一体，自然垂下，在冬天穿戴十分实用，因此有学者称其为“搭耳帽”。在唐朝，随着西域音乐舞蹈传入，舞蹈时所穿的胡服为中原居民所接受。从西域“石国”传入的“胡腾舞”，舞者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如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滕》诗所云“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杉双袖小”。“浑脱帽”也是西域胡帽的一种，吐鲁番出土的纸制的浑脱帽，与帷帽相似但没有纬纱，外表涂黑并施彩绘花纹。当时人们穿戴的浑脱帽应该是用动物的皮、毡或质地厚实的织物缝制而成。这种帽子传入中原后，深受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出现了“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的盛况。
  唐代以后新疆考古出土的帽子比较少见，上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若羌县阿拉尔古墓中，发现了一顶大雁纹锦面毡帽（图23），保存得比较好，是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实物（相当于宋代），现陈列于新疆博物馆历史展厅。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公元840～1250年），是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西迁至吐鲁番、焉耆、库车、北庭的回鹘人与当地的回鹘人、焉耆人、汉人、龟兹人相融合，在吸收当地土著居民和汉族服饰的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高昌回鹘男子的发式大多是辫发垂背，主要沿袭了漠北回鹘辫发的传统，另外他们和汉族人一样有梳发髻的习俗。这两种发式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都可以见到。受波斯和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高昌回鹘男子有戴冠的习俗，其形制主要有尖顶冠、三尖冠、扇形冠等（图24）。这三种冠饰，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有诸多的反映，现藏于德国柏林艺术博物馆的“回鹘家族像”“回鹘沙利家族像”（图25）中的国王和贵族们，都戴着波斯式尖顶形金冠。

注释： 图1：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鸟头状尖顶帽，距今2800年 图2：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用黑色毛线编织的帽子，很像现在军人的贝雷帽，距今2800年 图3：且末扎滚鲁克古墓出土的尖顶编织帽，距今2800年 图4：且末扎滚鲁克古墓白色羊角形毡帽，距今2800年 图5：善县苏贝希古墓出土的尖顶帽，距今2500年 图6：新源县71团墓葬出土的铜武士俑，距今2500年 图7：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尖顶毡帽 图8：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圆顶毡帽 图9：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毛布缝制的覆斗形顶帽子 图10：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毛布缝制的椭圆形顶帽子 图11：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汉代毛布缝直筒脊顶帽子 图12：1995年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锦帽 图13：1995年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锦帽 图14：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葬出土的汉代金冠 图15：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唐代彩绘木雕戴尖顶帽的胡人俑 图16：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土的陶制骑驼俑 图17：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戴着卷沿帽子，唐代的泥俑 图18：1972年阿斯塔那176号墓出土的唐代巾子 图19：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土于吐鲁番唐墓的《树下人物图》 图20：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戴幂罗彩绘骑马唐代仕女俑 图21：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戴帷帽彩绘骑马唐代仕女俑 图22：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唐代绢画《乐伎图》 图23：若羌县阿拉尔古墓出土的宋代大雁纹锦面毡帽 图24：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回鹘王侯家族像”，唐—五代 图25：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回鹘沙利家族像”，唐—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