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23年前的1984年5月，经过一番周折后，我终于来到了克孜尔千佛洞工作。当时的姚士宏所长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王建林同学一起做克孜尔岩画的研究课题。遵从领导的安排，我们便开始对克孜尔岩画最为集中的第93、95和131窟三个洞窟做初步的调查、记录，同时对国内相关杂志的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进行资料的收集与学习，其间还得到了姚所长的悉心指导。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基本完成了一篇八千字的小文章。后来，我与王建林一同参加了1986年的新疆首届美术理论研究的年会（但至今没有出版那次研讨会的文集，由于种种原因那篇克孜尔研究的处女作也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平心而论，那时我对学术研究还完全是门外汉，仅是凭着年轻时的一股热情去努力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国外学者对岩画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可我们国内才刚刚起步。由于那时的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护管理所的生活、工作条件是非常的不便，就更不要说做学术研究了。好在有那些古代壁画艺术殿堂，可以供我们静静地观赏。
为了写好那篇文章，我们除了认真了解岩画的内容与形式之外，还查阅了相关文献。记不清那时我是从哪里听说敦煌有个段文杰先生，为准备写一篇敦煌服饰的论文，事先要整理出成百上千张文献的卡片（1984年我去克孜尔之前，敦煌的一批研究学者们刚从克孜尔考察回去，其中就有石窟艺术研究的先辈）。当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做什么都讲究个速度和效率，也就是随缘去做，心里也不着急。于是，我们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出入洞窟。到了1990年4月，我独自一人又对其作了一次复查工作。
时值今日，没想到当初学着做学问的始终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如今却促成了我们第一本关于克孜尔艺术研究的专辑。回想这个还愿的过程，不免要说几句郑重其事的话，那就是这些年来不能忘却和需要铭记在心的一些人：
首先是影响我走上了克孜尔艺术研究的王建林同学，他现在依然坚持在那个山沟里工作，是一位真正的克孜尔千佛洞的元老。目前，他已经是该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曾经在1994年—2000年担任过研究所的副所长；
然后是姚士宏所长（研究员），是他当年把我从阿克苏地区电影公司调到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1985年才改为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并归自治区文化厅直属领导），并派我去郑州参加田野考古专业训练班，把我这个石窟艺术的门外汉领进了门。1985年他调到江苏常州，并担任过常州市博物馆馆长，至今仍致力于克孜尔的研究和痴心于那里的一草一木。
还有恩师舒春光教授，他是当代西域边塞山水画的开拓者。我从1975年被他招进新疆艺术学校时起，就一直受着他的恩惠。当时的1983年，很少有人支持我去那个生活艰难的偏僻小山坳，但舒老师不但大力支持，而且还专门为我画了一幅野驼图，并题了勉励之辞。1993年他调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任教，这本集子的封面题词还是他亲自题名赐予的。
在后来的龟兹石窟研究所期间，对我影响非常直接的就是领导陈世良研究员。我与他一起在克孜尔共事了7年，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他的激励，况且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是他在1986年—1991年任《新疆文物》主编时帮助我的。现在他正以学术带头人的教授身份来到新疆艺术学院，并筹建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所和以佛教文化艺术为发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基地，相信他一定能为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培养出新一代的学子。
除此之外，感受最深的就是北京大学的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考古学教授的学术风范，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铭刻在心。还有，来过克孜尔的敦煌同行以及国内外知名的各学科的优秀学者们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刻骨铭心的印象。虽说我的悟性不算好，但那些见识足以使我享用终生。
然而，在克孜尔期间，最了不起的还是洞窟内那些无名大师的壁画作品，首先是它们的光彩，才使我在那里面壁13年并静候着、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
以上可以说是我在克孜尔“因缘”情节的主要部分。当然，在本书付梓之际龚田夫教授的序言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法国吐火罗语专家皮诺教授、新疆大学牛汝极教授、买买提吐尔逊·牙生博士对部分的民族古文字的鉴别也给予我热情的帮助，彭杰副研究员帮助翻译了英文目录，杜雪巍编辑在很短的期限内能使这套书顺利出版可见其效率之高，史文特的封面设计质纯见性，可能与他从小就在克孜尔长大有关。
其次是“本生故事”，也就是我这个普通生灵面对生境而渡过的修炼过程，其间的遭遇可谓是一言难尽。正因为是“本生”，所以丰富多彩，充满着平凡、世俗，甚至惊险。这期间既有舍身救人的无畏壮举，又有精进努力的求知经历，还有忍辱负重、暝思苦想的无奈时刻以及不少山穷水尽的生活窘况。另外还有三次差点进入“涅槃”境地的机缘。
但无论怎么说，“本生”的过程通常是通过时间来化解的。克孜尔的时光刻度是静心思虑时才能体悟到的：藏匿在心灵深处的印痕、那静静流淌的山泉、无声的慈悲菩萨、无言的优美手姿、坚实的明屋塔格山体等都在深情地体验着生存理念中的酸甜苦辣，一切都在默默地承受。
故而，时间所授予的修行果位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延异。
但愿所有的行与果都能预感到下一次的地球冰河期所带给我们的挑战讯息。
那个时候，生命大循环的生生不息的命门将会重新开启。
至于说今后如果再有释迦牟尼那样的大智慧，还会使后来的无数信众醉生梦死。那时的生灵境况或许会比现在更为精彩。
史晓明
2007年12月28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国外学者对岩画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可我们国内才刚刚起步。由于那时的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护管理所的生活、工作条件是非常的不便，就更不要说做学术研究了。好在有那些古代壁画艺术殿堂，可以供我们静静地观赏。
为了写好那篇文章，我们除了认真了解岩画的内容与形式之外，还查阅了相关文献。记不清那时我是从哪里听说敦煌有个段文杰先生，为准备写一篇敦煌服饰的论文，事先要整理出成百上千张文献的卡片（1984年我去克孜尔之前，敦煌的一批研究学者们刚从克孜尔考察回去，其中就有石窟艺术研究的先辈）。当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做什么都讲究个速度和效率，也就是随缘去做，心里也不着急。于是，我们便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出入洞窟。到了1990年4月，我独自一人又对其作了一次复查工作。
时值今日，没想到当初学着做学问的始终未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如今却促成了我们第一本关于克孜尔艺术研究的专辑。回想这个还愿的过程，不免要说几句郑重其事的话，那就是这些年来不能忘却和需要铭记在心的一些人：
首先是影响我走上了克孜尔艺术研究的王建林同学，他现在依然坚持在那个山沟里工作，是一位真正的克孜尔千佛洞的元老。目前，他已经是该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曾经在1994年—2000年担任过研究所的副所长；
然后是姚士宏所长（研究员），是他当年把我从阿克苏地区电影公司调到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1985年才改为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并归自治区文化厅直属领导），并派我去郑州参加田野考古专业训练班，把我这个石窟艺术的门外汉领进了门。1985年他调到江苏常州，并担任过常州市博物馆馆长，至今仍致力于克孜尔的研究和痴心于那里的一草一木。
还有恩师舒春光教授，他是当代西域边塞山水画的开拓者。我从1975年被他招进新疆艺术学校时起，就一直受着他的恩惠。当时的1983年，很少有人支持我去那个生活艰难的偏僻小山坳，但舒老师不但大力支持，而且还专门为我画了一幅野驼图，并题了勉励之辞。1993年他调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任教，这本集子的封面题词还是他亲自题名赐予的。
在后来的龟兹石窟研究所期间，对我影响非常直接的就是领导陈世良研究员。我与他一起在克孜尔共事了7年，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他的激励，况且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是他在1986年—1991年任《新疆文物》主编时帮助我的。现在他正以学术带头人的教授身份来到新疆艺术学院，并筹建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所和以佛教文化艺术为发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基地，相信他一定能为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培养出新一代的学子。
除此之外，感受最深的就是北京大学的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考古学教授的学术风范，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铭刻在心。还有，来过克孜尔的敦煌同行以及国内外知名的各学科的优秀学者们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刻骨铭心的印象。虽说我的悟性不算好，但那些见识足以使我享用终生。
然而，在克孜尔期间，最了不起的还是洞窟内那些无名大师的壁画作品，首先是它们的光彩，才使我在那里面壁13年并静候着、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
以上可以说是我在克孜尔“因缘”情节的主要部分。当然，在本书付梓之际龚田夫教授的序言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法国吐火罗语专家皮诺教授、新疆大学牛汝极教授、买买提吐尔逊·牙生博士对部分的民族古文字的鉴别也给予我热情的帮助，彭杰副研究员帮助翻译了英文目录，杜雪巍编辑在很短的期限内能使这套书顺利出版可见其效率之高，史文特的封面设计质纯见性，可能与他从小就在克孜尔长大有关。
其次是“本生故事”，也就是我这个普通生灵面对生境而渡过的修炼过程，其间的遭遇可谓是一言难尽。正因为是“本生”，所以丰富多彩，充满着平凡、世俗，甚至惊险。这期间既有舍身救人的无畏壮举，又有精进努力的求知经历，还有忍辱负重、暝思苦想的无奈时刻以及不少山穷水尽的生活窘况。另外还有三次差点进入“涅槃”境地的机缘。
但无论怎么说，“本生”的过程通常是通过时间来化解的。克孜尔的时光刻度是静心思虑时才能体悟到的：藏匿在心灵深处的印痕、那静静流淌的山泉、无声的慈悲菩萨、无言的优美手姿、坚实的明屋塔格山体等都在深情地体验着生存理念中的酸甜苦辣，一切都在默默地承受。
故而，时间所授予的修行果位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延异。
但愿所有的行与果都能预感到下一次的地球冰河期所带给我们的挑战讯息。
那个时候，生命大循环的生生不息的命门将会重新开启。
至于说今后如果再有释迦牟尼那样的大智慧，还会使后来的无数信众醉生梦死。那时的生灵境况或许会比现在更为精彩。
史晓明
200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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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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