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涉及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三处：“图38洞壁刻画故事画，出拜城克子尔明屋佛洞一组二洞东壁，高34.3，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子，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危坐，屹然不动，姿势生动活泼，非近代人手笔。又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故此画亦当为同时所刻”；二是现编号谷内区第93窟的“洞壁刻走马图”，此洞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黄先生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三是“石刻兽形图，出克子尔明屋佛洞西二十里，亦狭克洞中，图像有大头羊、骆驼、黄羊和民族古文字。”“此刻画即为过此商侣所为”（18）。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在1979年就新疆地区佛教遗迹调查等诸问题中曾明确提及：“克孜尔谷内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壁面上，都出现了后来刻画的羊、马、驼、禽鸟和人物。这些刻画的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19）。
  1984年5月，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的史晓明、王建林对克孜尔石窟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整理，并对主要的第93、95和131窟这三个岩画的重要代表性洞窟进行了初步的试探。我们认为第93窟南壁的岩画是一幅征战图，第95窟为牧乐图，第131窟是一幅迁徙图。表现的题材主题鲜明、构图完美，为各地少有，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比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为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这样考虑是因为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频繁变迁的地方以及克孜尔石窟约四分之一的洞窟内存有岩画（包括手模）的缘故（20）。
  1986年，吴焯先生根据在克孜尔的调查以及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提供的部分照片，在《文物》杂志1986年第10期上刊登了题为《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的专题研究文章，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第131窟的作者是包括苏毗在内的吐蕃部民，题材表现的是部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而第93窟则反映的是吐蕃士兵的军事生活和征战活动。两窟均是吐蕃文化在克孜尔佛教石窟开始废弃的同时或以后的体现。它的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
  1993年，晁华山先生在论述克孜尔石窟开始荒废的时间上限时，明确提出第93窟刻画的“攻战图”可能是公元8世纪初驻军士兵所为，表现的是当时的作战情景。但同时又认为这些唐人刻画约作于七八世纪之交（21）。
  1993年12月，《克孜尔石窟志》编写组根据史晓明提供的材料，第一次正式的比较完整的刊出克孜尔岩画的洞窟分布与数量统计表，并参照已发表的文章综述了各家的研究论点（22）。
  2000年，吴焯先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重提此事，观点并无大变化，只是在第93窟的作者与题材问题上明显地又考虑了黄文弼先生与晁华山先生的论点（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