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正当兵团的事业蒸蒸日上，健康发展，大踏步前进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灾难无情地降到了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头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接着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连续检阅几百万红卫兵。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连，横冲直撞，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素称闭塞、偏远的新疆也不可避免。
  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损失惨重。在这次浩劫中，丁盛等人全面否定了兵团17年艰苦创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使兵团的各项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导致了兵团的解体，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
  第一节 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盛等人在兵团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技术专政”、大批经营管理的“条条框框”，说这是“只问粮棉油，不问敌我友”的刘少奇、张仲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执行这条路线的就是“走资派”。许多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的老军垦被打倒，使兵团事业伤了元气，生产急剧下降。1966年兵团粮食总产7.2亿公斤，1967年又下降为5.45亿公斤，1968年下降为4.6亿公斤，较1966年下降36.1％。棉花总产1966年为2494万公斤，1968年下降为1693.5万公斤，下降32％。
  在大批修正主义路线中，许多耕作技术规程被斥为“管、卡、压”而被废弛，许多科技人员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被批、被斗。据1972年统计：全兵团农业科技人员6992人，而其中有1046人下放劳动，有1766人被迫改行。不仅科技人员遭受空前浩劫，而且连兵团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的粮食、园艺、土壤农化、植保、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综合机械化等十个研究室也被撤销，价值150万元的科研仪器和设备全部被分光、拆毁。十个农业师的农科所相继被砍掉，基层的植保小组、积肥小组被解散。科学种田不讲了，精耕细作的传统丢掉了。由于种子混杂，耕作粗放，单产下降，1974年和1966年相比，粮食亩产由140公斤下降到85.5公斤，油料由30.1公斤下降到20.25公斤，甜菜亩产由1345公斤下降到689.4公斤。
  兵团9个土壤改良站，被砍掉4个，改行5个。行之有效的治碱改土措施被废弛，地下水位上升，盐渍面积迅速扩大。据玛纳斯河流域的一四八团、一四七团、一二四团、一二七团、一三三团调查，1966年至1973年，因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有8％～31％；中度以上次生盐渍化的土地有9.2％～13.2％。
  兵团从开始垦荒造田，建设农场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造林。荒开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大造防沙固沙林，以遏制黄沙侵蚀。大造条田林带，防风护苗；大造道路及房前屋后的林带，以绿化农场。此外还有用材林、薪炭林等。到1966年底，共造林地36.35万亩，桑园17.9万亩，苗圃48900亩，果园10.6万亩。很多农场林带成网，果园飘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滥砍滥伐，林带损失18万多亩，许多林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桑园被挖掉12.4万亩，连果园也被当成修正主义批判，遭受了严重毁坏，被连根挖掉的果树达8000余亩，说这是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
  牲畜年末存栏数1966年为208.57万头，到1969年存栏数为186.84万头，下降10.41％。兵团的工业、交通和建筑安装企业。由于许多有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科技人员被批斗，领导班子和指挥系统瘫痪。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设备遭到严重破坏，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火灾事故和质量事故不断发生，损失浪费惊人。生产成本提高，盈利逐年下降。工业企业利润1966年为8359万元，1973年下降到3940万元；交通运输业利润由1966年的2972万元，下降到1973年的1438万元；建筑安装业的利润1966年为780万元，到1973年竟亏损423万元。只有商业利润下降较少，1966年是846万元，1973是837万元。
  以兵团撤销前的1974年和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52万亩，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到5.25亿公斤，1966年上缴商品粮2.25亿公斤，1974年粮、油、肉不能自给，吃国家返销粮1695万公斤，1966年经营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是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了国家的包袱。由于兵团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兵团的解体。
  第二节 兵团解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干部和职工深受其害。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亏损严重，群众怨声载道。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联合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当前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兵团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制问题有很大关系。
  1975年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强对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元化领导和调整体制的请示报告》和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3月15日，此两个报告中共中央批准。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决定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解体，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番号。1975年5月2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新疆农垦总局，11个地、州也相继成立农垦总局。根据中央文件的规定，自治区农垦总局的职能和任务是：主管全疆国营农场的业务工作。各师的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
  1975年撤销兵团建制时，兵团所属的主要为农牧业服务的2个汽车团和各师10个汽车营的5000余辆汽车；为农牧团场维修拖拉机的21个修配厂；为农牧业服务和农产品加工的138个工业企业，以及兵团和各师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部门、商场及服务系统；粮食仓库、勘察设计部门、水利工程建设部队及建筑工程第一师、科研部门、大专院校、通讯线路、垦区医院等全部移交给地方。这样一来，十多年来兵团已经形成的一套为农牧业服务的体系便被拆散，给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农七师改为奎屯农垦局以后，1978年春季，洪水冲垮奎屯河渠首，需要紧急运料抢修，但汽车都交出去了，因为无力运输，不得已只好调拖拉机去运石料和水泥。拖拉机速度太慢，影响工程的修复，结果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因供应渠道被打乱，原农垦系统年用化肥12～15万吨，兵团撤销后，只供应6万多吨。撤销之前，兵团向各师年供应钢材、农具、配件达2500吨；兵团解体之后，这一供应完全断绝，对工农牧业生产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1976年，有18个农垦团场又被下放到县，有的拆散后下放给公社。干部和职工的政治、生活福利待遇也发生了改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还撤销了为保卫边疆而建立的400多个值班连队。实践证明：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原想改变兵团体制以促进生产发展，扭转亏损局面，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1975年到1977年生产继续滑坡，亏损剧增。农垦总局所属农牧团场，除原兵团所属农牧团场外，又增加了44个地方国营农场，农场数目增多了，生产水平却下降了。粮食、棉花等主要作物和总产、单产均有下降。以1977年为例，粮食总产6.25亿公斤，较1966年减少1亿公斤；棉花总产1250.15万公斤，比1966年减少1244万公斤。财务亏损剧增，亏损额6.6亿元，每年平均亏损2.2亿元，1976年全疆农场（不包括县管农场）共亏损2.6亿元。金额占全国农场亏损的一半，是全国农场亏损最多的一个省份。
  1975年至1977年是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三年。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撤销兵团体制不利于农垦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不利于保卫边疆的安全，不利于场、社团结和民族团结，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