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加强了对生产建设部队的领导，标志着新疆的军垦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大发展时期，生产以惊人的速度在前进。1954年耕地面积为115万亩，到1966年底达到1212万亩，12年的时间增长了10倍。工农业总产值也由1954年的9195.5万元猛增到12.15亿元；人口由17.5万人增加到148.5万人；粮食总产1952年是10万吨，到1966年增加到72万吨，当年上缴粮食22.5万吨，对解决新疆的城市粮食供应，特别是为克服“南粮北调”的困难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向万古荒原大进军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四面远离海洋，周围高山环绕，年降水量极少，具有典型的干旱气候特征。新疆的农业是灌溉农业，靠高山融雪水进行灌溉，绿洲多分布在河流两侧，盆地边缘，这些地带早已聚集着历代在此耕耘的各族人民。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广大战士与各级干部即遵照毛泽东主席“不与民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教导，以坚强的意志，排除万难，向杳无人烟的荒漠进军，变戈壁为新的绿洲，造福边疆各族人民。
  兵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进行了前期工作，对天山南北的荒原进行了勘察设计，拟定了开发方案，做好了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的准备。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兵团作出开荒300万亩的号召，立即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响应，各师对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作了部署。一个气势磅礴向戈壁大进军的高潮，在天山南北兴起。经过三年艰苦奋战，实际开荒造田858万亩，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建成场外独立引水渠58条，引水能力359立方米/秒，建成水库14座，增加库容6.5亿立方米，使兵团的耕地面积猛增到1000万亩以上，基本上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格局。
  （一）开发塔里木
  塔里木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之一，南北宽约500公里，东西长1000多公里，中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风起时黄沙滚滚，晴天时浩瀚无垠，人称“死亡之海”。塔里木河西起阿克苏与叶尔羌河的交汇点，沿盆地北缘，东抵罗布泊，全长1000多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内陆河，河床频繁改道，素称“无缰之马”。这里有大片万古荒原可开发，有充足的水源可以利用，但由于荒原中心干旱酷热，狂沙暴频频出现，盐碱重，人又称“恐怖之地”加上交通不便，历代农民无力开垦。
  20世纪5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两岸摆开了战场，兵分两路向塔里木大进军。
  农业生产建设第一师负责塔里木河上游的开发，这支部队的前身是著名的三五九旅，曾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了开发塔里木，自治区和兵团联合组成的一支勘察队，在1957年深入塔河上游实地全面踏勘，取得了水土资料。塔里木河上、中游稍加改良就可利用的荒地有600万亩。塔河水源除上游地方群众利用一部分外，尚有40多亿立方米水可供利用。这个地区，光照资源丰富，适宜种植棉花，特别是长绒棉等经济作物。
  1957年国庆前夕，师长林海清向农垦部部长王震汇报了开发塔里木的方案后，王震十分高兴，大力支持。10月下旬，兵团决定从各师抽调2万余人，支援开发塔里木，从此便拉开了开发塔里木的序幕。经过1958年一年苦战，在塔里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新建了胜利十场、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九场、野麻农场等8个国营农场，开荒造田45万亩。在塔河北岸的阿拉尔地区，盖起了楼房，新建了拖拉机修配厂、加工厂、农业红专大学（塔里木农垦大学前身）、医院、商店、书店、邮电局、银行、招待所等，塔里木深处第一个城市初现雏形。
  1958年秋，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视察塔里木时，看到塔里木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兴赋诗一首：
  塔河岸边有高楼，
  今日登临一览收。
  面目全非曾几日，
  无边漠野尽田畴。
  1959年塔里木垦区又垦荒44618亩，新成立了三个农场。1960年，修建了上游水库，保证了枯水期的灌溉。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农一师在塔里木河上游两岸共垦荒667907亩，建成大型农场10个。修建渠道3条，长156.5公里。成功地开发了神秘的亘古荒漠塔里木。
  开发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是农二师。在尉犁县东南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库鲁克库姆沙漠之间，有可垦荒地约300万亩。1956年，农二师开垦了塔里木河下游的门户即塔里木一场。1957年又新建塔里木二场，此时，兵团和农二师组成联合勘测队，对塔里木河下游进行了全面勘测，摸清了这个地区的水土资源。1958年在塔里木河下游全面布点，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由副师长谢高忠率领万人大军进入塔里木。当时条件极为艰苦，荒原上没有房屋，住的都是地窝子，没有蔬菜用盐水下饭，不论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季，指战员们每天苦战十几
  个小时。经过三年苦战，共垦荒60万亩，建成农场7个。修建铁干里干渠、卡拉干渠、普米干渠等水渠173公里，建成建筑物631座，建成大西海子水库一、二库，爱沙米尔一库，水库的库容达1.56亿立方米，保证了灌溉用水。
  三年中，农一师和农二师在塔里木盆地北沿共开荒造田120万亩，建成大型国营农场17个。在塔里木河上、下游形成了两个新垦区，亘古荒原上出现了两个
  新的绿洲。
  （二）向准噶尔大漠进军
  准噶尔盆地面积约30多万平方公里，北有阿尔泰山，西有萨吾尔、塔尔巴哈台、阿拉山，东面有北塔山，南有天山。盆地中部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部署在这个盆地边缘的生产建设部队，在兵团党委统一领导下，分路向准噶尔戈壁大进军。
  （三）开发莫索湾
  莫索湾位于准噶尔盆地中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属玛纳斯河中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土、光热资源丰富，适于农牧业发展。早在清代同治年间，玛纳斯、呼图壁县附近的汉族人民就为反抗阿古柏和“清真王”妥得璘的民族仇杀而逃避至此。他们组织民团，筑城自卫，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建设了西营、野马、东湖、马桥等城镇。50年代，这些城镇的断壁残垣，被泥沙淤塞的渠道和荒芜的田埂还清晰可见。根据王震将军的设想和兵团的部署，1956年在详细的土壤调查和地形勘测的基础上，拟定了开发莫索湾的方案。农八师于次年冬派出4500人的水利建设大军，进驻莫索湾，抢修了26公里长的总干渠和南干渠，一、二支干渠，解决了70万亩土地的输水灌溉问题。到1960年，仅3年的时间，共修干、支、斗、农渠1012公里，桥涵等建筑物3120座，大型水库1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网。与此同时，开荒造田，农场规划也同时展开，早在1957年11月，农八师派肖凤瑞同志率领先遣组进驻莫索湾，随即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垦荒大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无菜、没有房子住，道路也不通。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只能保证吃饭和喝水。洗脸水一盆要洗三四次，然图76小麦丰收后才用来洗脚，洗脚也要洗上三四次后才倒掉；新鲜蔬菜是吃不上的，只能吃咸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开垦了36万亩土地，种植了18万亩作物。新开垦的莫索湾二场，当年收获粮食200万公斤，棉花25万公斤，上缴利润2.9万元，实现当年生产当年有利上缴。经过三年努力，农八师在莫索湾共开荒造田90万亩，播种80万亩，造林3.3万亩，种植果树4400余亩。三年为国家生产粮食5347万公斤，皮棉262.95万公斤，上缴利润305.12万元。还建成了年修理400台拖拉机的修配厂，200张床位的职工医院，11所中、小学校，房屋面积2万多平方米，使茫茫荒原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绿洲。莫索湾的迅速开发，受到了王震、王恩茂等同志的赞扬。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视察莫索湾时，曾赋诗称赞：
  红旗插遍莫索湾，
  大地茫茫一手翻。
  唤起千年沉睡梦，
  永葆青春在人间。
  此外，农八师在安集海原二十二团的基础上，扩建了安集海一场、四场、五场和七场；农七师在下野地垦区原十九团农场、二十一团农场、小拐农场、下野地三场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下野地一场、四场、五场和沙门子农场；在车排子垦区原二十团农场、车排子二场的基础上，新建了车排子四场、五场、五五农场和共青团农场。
  （四）准噶尔西部和西北边缘的开发
  驻在祖国西陲伊犁的农四师，在三年大发展中，开垦了昭苏和察布查尔两个垦区，建立了察布查尔一场、二场、三场、红旗一场和清水河农场，增垦面积40万亩。
  精河、博乐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西缘，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是待开发地区。自治区和博尔塔拉自治州，希望兵团去建场，1958年至1960年，农七师派干部职工去开垦，建立了精、博总场、沙山子农场、托托分场。在兵团统一部署下，1960年农五师组织垦荒队伍在此开荒布点，于当年建立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工二师建立了艾比湖农场；兵团运输处建立了幸福农场；兵团商业处建立了红旗农场。精、博地区共垦荒地40万亩。
  塔城垦区位于盆地的西北部，农七师三管处和工二师在此开垦十几万亩，为以后农九师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盆地北缘的阿勒泰垦区，在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之间，以原来的二十八团为基地，三年中新建了二十九团农场、三十三团农场、三十五团农场和福海渔场，共开荒造田25万亩。
  五家渠垦区位于盆地的东南，农六师在原十六团农场、八一农场、猛进农场的基础上，在昌吉、呼图壁建立了马桥农场、枣园农场、天山十九和二十场。在奇台农场的基础上，扩大新建了天山一场、二场、共青团农场和下兴湖农场。
  其他垦区也扩大和新建了一些农场。
  从1958年到1960年，全兵团共新建农场90个，牧场8个，在万古荒原上的13个农场群，就是13个新的绿洲，一齐出现在天山南北。
  第二节 工业迅速发展
  1958年，根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兵团根据中央“全党动手，兴办工业”的号召，决定因地制宜地积极兴办工业。其方针是：全面贯彻为农牧业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的原则；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结合，因陋就简，勤俭办厂。当年就积极筹建八一制糖厂、八一棉纺织厂、八一造纸厂等现代工业。到该年年底，全生产建设兵团已增加各类企业110个其中，现代化工业15个。各企业中机械制造业、建材业、轻工业发展很快，化工工业也，开始起步。整个工业总产值达到13183万元，比上年增长27.28％。
  到了1959年，兵团的新建企业已达到132个，其中现代工业37个，限额以上大型骨干工业开工的有：八一毛纺厂、红山嘴水电站、铁门关水电站、跃进钢铁厂、通用机械厂、合成氨厂、十三户拖拉机制造厂、天然碱加工厂、奎屯卷烟厂；限额以下中型企业28个，全年完成总投资5500万元。1960年工业总投资7846.56万元，除续建工程外，又新建企业39个，年底拥有企业348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建成投产。如石河子的棉纺厂、毛纺厂、制糖厂、造纸厂、红山嘴水电站；奎屯的卷烟厂、针织厂；农六师的煤矿厂、机械厂；乌鲁木齐市的通用机械厂等。当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113.19万元，比1957年增长2.5倍，利润15552万元。
  兵团的工业，大多是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项目。它们全凭着兵团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办起来的。如石河子八一糖厂，是借用军垦战士的转业费兴建的，设计生产规模为日处理甜菜1000吨，年产砂糖2万吨，酒精1800吨。
  1958年7月动工兴建，1959年12月建成投产，仅17个月时间。批准投资1608万元，实际投资1475万元，节省133万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项目。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兵团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吃在炉边，睡在炉边，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重重困难，炼出了一定数量的钢铁，但由于盲目性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1959年吸取教训，办起了巴仑台跃进钢铁厂，拥有28立方高炉12座，日产生铁100吨，兵团机运处和工一师分别修建了炼钢和轧钢车间，1960年已能生产生铁94482吨，钢11998吨。在此期间，各垦区、各农场也本着自力更生，勤俭办场的精神，兴起大办小煤窑、小水泥、小化工、小水电、小糖厂及加工副业。三年中，共兴办场办工业263个，总产值20890.8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7.84％。
  在“大跃进”时期，兵团领导者果断地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强大力量向荒漠进军，兴办了工矿业，因而，农业和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基本上奠定了各垦区的规模和布局，成绩是巨大的，这是主流，是应当肯定的历史功绩。但由于“左”的影响，也产生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
  风。例如：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三年投资高达6.029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只占14.8％，而自筹资金高达5.1374亿元。三年中，兵团综合盈利只有4.7389亿元，将综合盈利总额全部用于基本建设尚且不够。到1961年，这种盲目性还有发展。当年基建投资又高达2亿元。这一年国家只能拨给75万元，其余的仍然要靠自筹，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赤字，造成财政异常困难，出现了欠发职工工资，拖欠税金和银行贷款等现象。农业生产方面因为面积迅速扩大，所以便出现了广种薄收，产量下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职工生活，在口粮供应上不得不进行“低标准，瓜菜代”。有的单位发生了浮肿病，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对于这些违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指标，高速度的做法，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头脑过热的环境下，这些正确的意见不是没有受到重视，就是作为错误观点来批判。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指出了党在那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王震和王恩茂的帮助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张仲瀚于当年2月份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坚决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实行“农业第一，粮食第一”，工交各业都要为农业让路的方针；并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调整了兵团各行各业的关系，压缩了基本建设战线投资，纠正了高指标；精简机关，下放干部，撤销了9所学校，对质次价高的39个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当时在农业上贯彻的是“以水定地，因地种植，精耕细作”的方针，并从建立稳产高产田的长远目标着眼，进行了平地、治碱、拉沙改土、渠道防渗、改建条田，实行草田轮作，农牧结合，营造防风林和培植林区，组织机械化全能生产队，建立样板农场，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等。这一系列措施的执行，使主要作物单产得到显著提高，总产也稳步上升。1966年粮食单产达到137.65公斤，比1962年的72公斤提高91.6％；总产也由1962年的3.09亿公斤，增长到1966年的7.2亿公斤，达到233％。由于粮食过关，经济作物面积逐年扩大，棉花面积1966年达到65万亩，比1962年的30万亩增长了一倍，总产达到2494万公斤，比1962年的601万公斤增长319.9％。甜菜、油料产量也大幅度上升，农场畜牧业和加工副业也都有了发展。变化较大的如农六师，在“大跃进”期间，这个师的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17.9万亩，猛增到1960年的66.6万亩。由于增长过快，耕作粗放，甚至搞带雪犁地，浅耕播种，不少地因无水灌溉而被迫放弃，粮食总产、单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亩产粮食仅65斤，总产1350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696.5公斤下降到1961年的254.5公斤。粮食不够吃，不得已吃糠、吃菜、吃玉米秆做成的淀粉。不少单位发生了浮肿病，财务紧张，内外债高筑，工资发不下，职工生活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7月，调整了领导班子。他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紧缩开支，大力开发地下水，以水定地，提倡精耕细作，号召全体干部和群众，“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在这样的方针下，这个师的经济迅速回升，到1966年，粮食总产达到4525万公斤，变“要粮”为“上缴粮”，变“亏损”为“盈利”。
  兵团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经过调整和提高，到1966年年底，拥有企业297个，工业总产值达到55092万元，利润8359万元。全兵团的载重汽车为4139辆，比1962年增加19％，而货运量增长一倍，达465万吨，产值由1962年的6916万元，增长到1.58亿元，利润由1494万元增加到2972万元，增长了近一倍。
  此外，建筑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起，到1966年止，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虽然出现过“大跃进”时期的那些错误，但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也有显著提高。1966年兵团给国家上缴粮食2.25亿公斤，本身的盈利达到1.12亿元。这两个数据代表了发展时期兵团经济的规模，生产建设兵团在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节 战备防边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利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在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中，沙皇俄国乘机侵占了我国西北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60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在这一逆流中，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局势非常紧张。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企图用武力压服中国人民，苏方还发表声明说什么：“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
  新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组织纪律性的部队。他们虽然转了业，以经济建设为主，但仍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执行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三重任务，所以在当时形势下，这支劳武结合的部队对于防止外来侵略、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宁和保障祖国统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它的1.4万人的武装部队担负着警卫、维护治安的任务。
  1961年兵团党委决定组建13个武装基干民兵营，外加5个武装基干民兵连。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建设一支“一旦有事，能够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民兵武装部队”。兵团的武装建设，因此而进一步加强。到1965年底，兵团共组建值班民兵连466个，其中：炮兵团、坦克团各1个，步兵连405个，骑兵连11个，机炮连24个，共5.1万人；基干民兵连189个，共3.5万余人。各农场都组建了值班民兵连和基干民兵连。当时生产建设兵团的8万多武装民兵和78万军垦战士遍布天山南北，“一手持枪，一手拿镐”，成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稳定新疆局势的重要力量。
  兵团驾驶兵，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踊跃支援前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国和印度是相互毗邻的两个古老的国家，中、印边界线长约2000公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两国之间按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两国人民长期和平共处中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英帝国主义占领印度时，于1913年制造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划走我国大片领土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均拒绝承认。1950年以后，印度，政府先后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9万平方公里，1954年又侵占了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巴里加斯，1959年西藏农奴主发生叛乱，印度政府企图乘机占领西段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1961年开始，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越过中印实际控制线，蚕食我国领土，建立据点，挑起冲突。中国政府多次建议通过和谈解决边界问题，均遭印度政府拒绝。1962年9月，印军悍然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向北推进，10月20日，印军以十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动向中国大规模的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我驻疆边防部队，在600公里的西段边境线上，给入侵印军以沉重打击，全部扫除了印军自1955年以来在我国境内建立的43个侵略据点。
  在这一战役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力支援前线，提出：“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一切为了前线。”特别是兵团驾驶兵，踊跃支前，全兵团共抽调汽车401辆，驾驶人员1105名，组成运输队，先后共运输军用物资6308吨。独立汽车三营有9辆汽车配属战斗部队，他们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兵团机运处张林孝，在爱人分娩的第二天就带队上山，哪个车抛锚，他就跟哪个车走，受到部队和驾驶员的称赞。
  边民外逃事件与“三代”工作。
  1960年以前，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
  1962年4月，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发生了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越境逃往苏联的边民外逃事件。其中裕民、塔城、霍城三县受害最重。塔城县外逃人口达该县人口的68％；霍城县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万多人，外逃后只剩3000余人，其中前进公社的社员只剩下9户。这些地区的农村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公社机关陷入瘫痪之中，各项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据裕民县当时的统计：牲畜损失31％，车辆损失70％，耕畜损失80％。
  1962年5月5日，中央和自治区指示生产建设兵团派出部队赶往边境地区维持社会秩序，配合国防部队保卫边境各县人民政权，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当时兵团共派出5个独立营和21个值班民兵连，赶往出事的各县，胜利完成了中央和自治区交给的艰巨任务。
  5月29日，伊宁市客运站因买车票问题，少数坏人煽动一些群众捣毁客运站大门和办公室门窗及电话，打伤维持秩序的干部和战士共15人。当时少数坏人叫嚣：“现在是打倒共产党，消灭汉族人的问题。”与此同时，约有2000多人包围了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夺走门卫枪支，占据了州人民委员会大楼，捣毁门窗，殴打干部，抢走文件、公章，特别是抢走十多年的外事档案资料。另有数百名群众在伊犁区党委门前，企图冲击区党委办公大楼，情况十分严重。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兵团农四师奉命迅速派民兵增援区党委，打击了暴徒的嚣张气焰，控制了局势，并夺回了人民委员会的大楼，保卫了伊犁区党委，稳定了社会秩序。
  为了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周恩来总理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亲自召见了兵团副政委张仲瀚，他要求兵团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
  根据这个原则和中央、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师、工一师、兵直等单位派出干部810名，工人16750名，汽车39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台，前往裕民、塔城、霍城、额敏四个县的12个公社、6个牧场执行“三代”工作。工作队进入指定地区后，首先恢复了各级党政机构。其中，代理公社职务的干部有54名，占公社干部总数的79％；代理大队职务的干部有199名，占大队干部总数的93％；代理生产队领导职务的干部有499名。另外工作队迅速投入抢洪灌溉小麦，发动群众漫山遍野地寻找失散的牧畜的工作。据统计当时共代管庄稼78万多亩，代耕土地42万多亩，收拢失散代牧的牲畜32.7万多头。他们在当地党政和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8月间，将代耕的土地、代牧的牲畜、代管的财物，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兵团在执行“三代”任务及边防值班民兵支出的各项费用，共计935万余元。
  为了加强边防建设，开发和建设边境地区，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兵团由执行“三代”任务转变为筹划建立边境农场的工作。区党委先后发出〔1962〕456号、561号、704号文件，指示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州边境纵深10～30公里左右，划出作为兵团建设边境农场，另由兵团划出14万亩土地安置边境内迁群众。
  从1962年到1966年五年时间，共建立边境农场53个，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它既发展了经济，又加强了边防建设，成为中国国境线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四节 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在新疆，民族团结是大局，是一切事业胜利的保证；民族团结搞好了，事业就发展，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兵团农垦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的历史。远在部队进疆初期，新疆各族人民就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支援部队生产。维吾尔、哈萨克族的许多牧民还志愿做部队的向导，支援剿匪肃特。1951年春进驻炮台垦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部队，因大路泛碱翻浆，断粮40天。在那些日子里，乌苏县车排子乡的农牧民用骆驼把粮食运到部队驻地，帮助部队渡过了难关。这些行为充分说明各族人民热爱人民的子弟兵，早在50年代初军民之间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兵团的干部战士，也严格遵照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发扬解放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从1954年兵团成立以来就坚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例如：兵团所兴建的水利工程，大多是“两利”工程，其中玛纳斯河的治理，不仅使农八师受益，也使玛纳斯县农民的200多万亩土地灌溉得到了保证。兵团的工程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新疆各族人民修筑了长达1.2万多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还参加了自治区许多重点厂矿的建设和城镇建设。此外，兵团还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直接支援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1958年，新疆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兵团全力支持各族人民公社化，派出驻社干部帮助公社培训各类技术干部4647人，支援劳力65.56万个工日，无偿为社会代耕、代播面积21.63万亩，赠送良种196.9万公斤，帮助修理农机具8900多件，免费为社员治病6.9万多人次，支援生铁136吨，焦炭110吨，电动机、鼓风机480个。1958年8月库车人民遭受水灾时，兵团职工捐献现金20万元，粮食101.47万公斤，衣服6万余件。
  在兵团事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兵团农场和群众之间曾发生了一些争地、争水、争草场的纠纷，为了及时消除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兵团政治部于1959年5月颁发了《关于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20条》（草案）。当时的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曾著文说：“生产兵团数十万指战员切身体验到，无论是过去战争时期和现在的建设年月里，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事业的有力支柱。因此，在新疆生产建设部队要把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视为我们事业的生命。”
  据统计，兵团为了正确处理场、社关系，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到1961年底为止，全兵团共给地方人民让出土地70.493万亩，草场47处，果园1处，房屋311间，树木5347株，粮食7.5万余公斤，牲畜263头，其他物资3930件，现金173.85万元。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196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兵团政委王恩茂说：“现在需要办的一件最大的好事，就是要帮助人民公社规划、建设和生产，并且要把公社规划建设得像兵团的农场一样。”区党委向全疆发出号召：“兵团方向，公社特点，长远规划，逐步实现。”为此，兵团党委决定：自1964年起，每年从自筹资金中拿出800万元，有计划、有重点地帮助人民公社规划建设“五好农村”，即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到1966年底，这一决定实行的情况是良好的，计兵团共帮助58个县（市）的87个公社进行了规划建设，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建水泥和卵石渠道91公里。水利建筑物2066座，公路296公里，修建民房26340平方米，修建小电站1座。无偿代耕土地100万亩，收割脱粒54.4万亩，支援人力畜力277982个工日，化肥75吨，农药24吨，修理机车1342台（次），农机具76941件，赠送农机具802件，良畜3691头，良种353.18万公斤，免费治病51万多人次。派出长年驻社干部752人，培训公社技术人员2097名。二十团农场帮助的乌苏县车排子大队，粮食总产由1963年的39万公斤，增长到1964年的137.5万公斤，棉花由总产2000公斤增长到5.6万公斤，粮食征购任务27.5万公斤，实际完成163万公斤，均是成倍地增长。社员的平均工分也由上年的7角5分，提高到1元8角，成为全县著名的丰产大队和“五好”新农村。
  第五节 生产建设兵团经验的传播
  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认真考察后，认为大规模地征服荒漠，兴修水利，创办国营农牧场，采用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于是作出了《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64年底，甘肃省委作出决定，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师序列，在河西走廊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由兵团抽调干部178名，组成师团及各级领导班子，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营农场。开始建场时，由兵团支援种子和粮食1000多万斤和部分农机具。1965年8月，宁夏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二师；青海省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三师；陕西省建立农业建设第十四师。同时成立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调出师级干部14名，团级干部43名，营级干部53名，连队及业务干部456名，支援水土保持兵团和各省农业师进行组建。根据农垦部指示，又先后调出干部69名（其中团级干部8人），帮助贵州省和四川省西昌地区建设国营农场。
  1966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优秀干部和职工赴西藏参加建设，为西藏发展国营农场作示范。据此，兵团党委作出了《关于支援西藏发展农垦生产的决定》，抽调干部和职工2055人，组成一个农场（团），下辖8个机农合一的连队，一个基本建设连队，还有一个保养间，于5月中旬到达西藏波密地区。
  5月，奉中央军委和西北局指示：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成一个现役建筑工程师，支援甘肃省酒泉钢铁厂建设。共选调干部167名（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27人），于8月开赴酒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在西北地区的推广，在全国引起了重视，广为传播。先后成立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农业生产建设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广西生产建设师。这些生产建设部队的成立，适逢“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各省稳定混乱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文革”造成的破坏，纪律松弛、经营不善、生产下降以及诸多原因，生产建设兵团又先后被撤销。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才又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第六节 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兵团是一个革命大学校，它用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忠于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新人，不仅推动了兵团事业发展，而且也使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10.5万解放军战士集体转业后，便在万古荒原上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办农场，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战士们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不为名、不为利、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亘古荒漠出现了一片片新的绿洲，一个个新兴的城镇。“荒漠变绿洲”，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联合国治沙专家因全世界不少地区面临沙化的威胁，曾专程来到准噶尔沙漠深处的一五〇团进行考察。他们在这个团场见到无边无际的沙丘，带着气吞万里席卷一切的气势逼向条田、村庄，而这里的军垦战士们与沙鏖战，数十年如一日，到1988年底共造林4.61万亩，植树1500万株，遏制了黄沙的吞噬，使这里林带成网，渠道纵横，条田平整，粮丰收、畜成群，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位秘鲁的专家说：“沙漠化在许多国家存在，问题很大，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看了你们的防沙措施，找到了解决的途径。”许多专家称赞这是一个奇迹。
  在兵团，像一五〇团一样在戈壁深处建场，与沙漠进行奋战，创造人间奇迹的事迹比比皆是。而创造这些奇迹的人正是当年久经战场的老战士。进疆时，他们是小伙子，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边疆，献给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奉献很大，可是不少同志的待遇却很低！但他们一不伸手要官，二不伸手要钱，始终保持人民战士的本色，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他们才是真正高尚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五六十年代进疆的20万名支边青年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这一批青年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了繁华的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大城市，告别了父母，为了开发建设新疆，保卫祖国边疆，来到了荒凉的戈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劳动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古时候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叫做“木兰从军”，说的是花木兰千里迢迢代父从军12载，成为千古美谈。兵团有许许多多的内地姑娘，她们离开可爱的故乡，繁华的城市，来到遥远而偏僻的边疆屯垦戍边。她们用勤劳的双手，使昔日的沙漠成为“塞外江南”，成为“戈壁滩上的花园”。她们实在也是“最可爱的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和战士在征服荒漠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兵团特有的精神和风格，这就是：“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屯垦戍边，艰苦创业，开拓奋进。”这个精神，代代相传。60年代，先后有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来到兵团，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最艰苦的生产第一线成长起来的，他们热爱祖国，热爱边疆，以场（厂）为家。与工农朝夕相处，为发展军垦事业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广大军垦战士的真诚欢迎，是祖国的好儿女，以后又有10万转业官兵也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业，数十万志愿来疆屯垦戍边的青壮年来到兵团。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这些人从理论和实践中，受着爱祖国、爱边疆、爱劳动、爱人民精神的熏陶。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于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垦战士。尽管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兵团的精神和风格，却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因而保证了部队士气高昂，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这正是兵团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