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清代后期新疆的屯垦戍边是在政局动荡、外敌入侵、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恢复和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东部和北部的屯田
  新疆经过十多年的战乱、屠杀之后，人口大批死亡逃散，野皆暴骨，田园荒芜，残破凋零，屯田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乌鲁木齐原是塞外重镇，城市繁华，东西袤延八里，市井迤逦，商贾往来不绝。由于“清真王”妥得磷和阿古柏匪徒的肆意破坏，清军收复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乌鲁木齐在乾嘉时期是屯田的重点地区，在劫后，“城郊并就荒芜，即间有二三客民力事耕作，亦不过垦数十亩，食三五人而已”②。为屯田区引水灌溉的长胜渠，坝口被河水冲毁。纵横数十里中膏腴之地，尽化芜莱。向称富庶的阜康，其城荒毁已久，“榛莽丛杂，不便行走”，不复有城镇面貌。原是南疆重镇的吐鲁番，乱后一片荒凉，“靡有孑遗”。喀喇沙尔是南疆名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汉唐及乾嘉时期重点屯田之地，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农牧业繁盛兴旺。阿古柏匪徒白彦虎西逃时，疯狂地进行破坏，为阻清军追击，决河淹城，清军到达时，“城中水深数尺，房舍荡然”。自喀喇沙尔到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已烧毁”。白彦虎强迫农民随从，以致喀喇沙尔和库尔勒都是“空无一人”。连该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也是“荡然离居，存者无几”①。有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当时的情况是“户口凋残，田渠荒废，荆棘丛生，狐狸啸聚”。这就是阿古柏统治下的新疆情况。
  素称富饶而美丽的伊犁，被沙俄践踏得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1882年2月清军到达新疆首府惠远城时，该城“西南两面城垣均已被水冲破，城内仓库、官廨、兵房荡然无存”。附近的惠宁、拱宸二城“坍塌尤甚”。熙春、广仁二城“城垣柚橹坍塌不堪”。伊犁到处是断墙颓壁，一片瓦砾。阿齐乌苏大渠，嘉庆年间修建，七年始成，灌溉着伊犁河北数十万亩屯田区和群众的土地。沙俄殖民统治后，“湮没之处共120余里”。其他各渠都是“渠畔被水冲刷，半成沟涧”。伊犁原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收获甚富。兵乱之后，旧设屯田，现皆荒芜”。“尤以兵屯、旗屯最坏”。贪婪成性的沙俄，在伊犁11年的殖民统治中，不仅大量的财物被肆意掠夺，还胁迫中国居民迁往俄国，哀号痛哭的声音响遍村庄和田野，计有维吾尔族4.5万人、哈萨克族2万多人、回族4600人，合计7万多人，占当地人口十分之六七，加上被杀和逃亡，“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
  在阿古柏和沙俄的殖民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在新疆东部和北部第一线坚守的清军约有31个营。这些人因与内地联系严重阻隔，粮食供应长期中断，生计亦复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粮问题，在反对阿古柏和沙俄的侵略战争中求生存，并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只有与民团一道大兴屯田，生产自给。巴里坤、哈密、古城子、塔城一线，是清军坚守的第一线，也是清军的屯田地区。
  哈密屯田
  哈密屯田，由于动乱，曾一度被迫停止。1868年清军大败妥得磷入侵哈密的回军后，驻敦煌的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立即派守备魏忠义带二营清军，从敦煌到哈密驻防戍守。魏收集“溃散屯兵一百余名，派往塔勒纳沁”，恢复屯田。同时命李生元在二堡恢复屯田。他们“筹耕种，训练军士，”冬十月..葺庐舍，且战且屯③。“文麟抵哈密，谕兴办蔡把什湖等处屯田。”
  公元1874年初，陕甘总督左宗棠会张曜率嵩武军马步十四营共6000余人进驻哈密，大兴屯田。张曜了解到引水灌田的石城子渠，是道光年间杨遇春将军西征时修建的，虽年久失修，但基址犹存，稍加修理，即可使用。唯渠底之砂土，渗水严重，需用条毡铺垫，请求左宗棠支援6000条条毡。左宗棠认为引水屯田，是解决军粮的好办法，给张曜回信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须，文到之日，即檄宁夏、河湟各郡并加购造。续接尊函，以六千为足。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于先，仍令购造万条。”①1875年垦田种植1.9万余亩，1876年收粮5160余石，嵩武军粮草充足，后该部调赴前线，驻哈密之防营总兵黄木富、易玉林等率领驻军继续屯田，兴修水利，他们从天山下拔木登挖渠至黄罗岗东北的小杨下，渠长达60多里。西征军“次第出关，收复北路，多藉哈密屯粮②。
  巴里坤屯田
  巴里坤屯田，由于清军在游击何琯率领下，与民团一起，坚守巴里坤，多次击退妥得磷军的进犯，屯田一直坚持了下来。公元1868年，清政府命巴里坤帮办大臣“”伊勒屯等筹办巴里坤屯田③。实际上，巴里坤屯田一直未停，清军的粮食供应，主要靠生产自给。1871年，阿古柏军在乌鲁木齐一带疯狂屠杀“异教徒”，汉族群众大批逃往巴里坤。景廉和何琯挑选年富力强的参军，其余组织屯田。军民粮食不仅自给，且有盈余。1874年左宗棠派人视察巴里坤屯田，了解到一年余粮达1万多石。
  奇台屯田
  奇台屯田，公元1840年奇台有军屯500人，种地1万余亩，民屯5000多户，种地15万多亩。1864年7月22日，奇台回民起事，杀汉民千余人。1865年3月6日，回民攻占古城满城，清军600人战死，城内满汉群众“死者七千余人”④。屯垦军民死伤惨重，外逃者众，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反抗阿古柏、妥得璘的民族仇杀，屯民张和、邓生玉、张兴、马进福组织民团，边战斗，边屯田，生产自救，保护群众。1867年文麟“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200，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奇台）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2000余任耕战，于是古田（城）、济木萨屯政大举”。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于1873年率清军马步六营，从巴里坤进驻古城。“疏请三路进兵，并于古城、奇台、济木萨、木垒河一带，广兴屯田，且耕且防，先裕后食，而后次第削平诸匪。”⑥比时古城、木垒、济木萨一线屯田的有军屯、民团屯田以及从甘肃等地招募的贫苦农民屯田，在奇台邓生玉等人率领的民团“数百人开屯耕种”⑦，一直坚持数年。左宗棠派人了解，奇台屯田收粮，除本地军民供食外，尚有余粮年约五六千石。
  民团屯田
  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济木萨—昌吉—绥来一线的是民团屯田。他们为了反抗阿古柏和妥得磷的民族仇杀，在沙漠深处筑城自卫，边战斗，边生产，保护了大批汉族和非伊斯兰民族的难民。
  孔才民团屯戍在济木萨。1840年济木萨有民屯3100多户，种地9.3万余亩，1864年济木萨回民起义，在妥得磷的“圣战”、“消灭卡甫尔（异教徒）”民族仇杀政策影响下，几经征战，清军官兵伤亡殆尽，汉族屯民惨遭杀戮。该县所属的阜康，汉族人民“死难不知姓名者约四五万人”①。孔才率领下的济木萨民团，多次打击妥得磷军。1873年景麟命孔才民团在济木萨屯田生产，保卫家乡，次年粮食丰收，除自给外，尚有余粮七八千石。
  沈廷秀民团屯田在昌吉城北60公里的新渠城子（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〇三团境），引用头屯河的水，屯田生产。他们多次与妥得磷军交锋。在攻击乌鲁木齐战斗中，沈廷秀不幸牺牲，民团由其弟沈廷辉率领，继续战斗。1875年，民团被清政府整编为振武右营，仍驻新渠城子。
  赵体学民团屯驻在玛纳斯县北的沙山子，活动于东起马桥城子（今呼图壁县北的兵团一〇六团境）、西营城（今玛纳斯县北的兵团一四八团境）、东湖城（今兵团一四九团境）等地。公元1840年前，玛纳斯军屯士卒千余人，种地2.8万余亩。民屯有民户3800多户，种地11万余亩。1864年7月，绥来回民起义，攻占县城，杀死知县，焚毁塔西河屯所，屯田遭受严重破坏。赵体学为了反抗妥得磷的民族仇杀，进行自卫，组织民团屯田生产，保护难民，有“练勇一千名，自备军粮”②。1873年景廉整编玛纳斯民团为振武左营，仍驻沙山子。东与驻马桥城子的高四民团互相配合，在西边同河西（今石河子）乡约“刘姓民团四百余名”③，互相支援，不断打击阿古柏和妥得磷军。
  徐学功民团于1871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定西营”，屯驻于乌鲁木齐南山。“分派营官专办营务”“办理屯田，用雇军食”①。该部先后转战于西湖（今乌苏县）、布伦托海（今福海县），、昌吉、呼图壁、石河（今石河子）、玛纳斯，有力地打击了阿古柏侵略军。1873年，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将徐学功民团编为振武中营，屯驻于沙枣园（今昌吉县北80里的兵团一〇五团），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屯田的好地方。当年的城堡和屯田的遗迹，仍清晰可辨。1875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新疆军务兼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把振武各营整编为马步四营，共2000余人，由徐学功统领。屯驻在玛纳斯、昌吉以北一线“广开屯田”，保护粮道。当年粮食丰收，“所屯水田可有稻四五十万斤”。1876年西征军入疆，徐学功把这些稻谷全部作价给湘军为军粮②，支援了西征大军。
  塔尔巴哈台屯田区
  1840年前，塔尔巴哈台有屯兵400名，种地8000亩；民屯有100多户，种地3000余亩。塔尔巴哈台在与内地严重阻隔、粮饷断绝的情况下，为保卫祖国领土，与沙俄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进行屯田是难以想象的。
  1865年塔城回民起义，攻破塔城，在阿訇石金斗的煽动下，汉族屯民惨遭屠杀。参赞大臣武隆额战死，千总甘涌被俘，手足被钉于门上惨死。所余七八十户，逃到布伦托海（今福海县）。
  1871年，清廷命荣全任伊犁将军，在徐学功民团护送下到塔城暂住（伊犁被沙俄侵占）。他积极组织军民屯田，调逃往俄境的索伦营军民和在伊犁的锡伯族军民安置在塔城苇塘湖等地屯垦生产，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荣全积极“督饬耕作”“每年约得粮七八千石”③保证了军队粮食供应。1873年底，清政府命察哈尔骑兵和，宣化、大同两镇士卒千余，人到塔尔巴哈台屯田戍守，仅仅二三年便“人烟辐辏”④可见屯田的效果异常显著。
  参赞大，臣锡纶于1878年，将所部“马步十营，分为十屯”⑤，到塔城北山边隘和巴尔鲁克山等边境地带，以屯代防。每屯均拨给牛具籽种，屯垦戍边，较好地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蚕食。荣全还积极招募关内农民来新耕种。1884年屯田军民收粮1.1万多石，这对孤悬塞外的清军，能保证粮食供应，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布伦托海屯田区
  清朝乾嘉时期，阿勒泰有清军数千人屯田，1867年清政府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将因逃避民族仇杀而到此的大批汉族人民，选拔精壮者为兵勇，老弱者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共有“官屯四，民屯一”⑥，一面作战自卫，一面屯田生产。并设屯田守备一人专理此事。
  清军所坚守的巴里坤、哈密、古城子、济木萨、布伦托海、塔城一线，虽然面积不大且很僻远，但它是清军收复新疆的前进基地。屯田生产对于清军的长期坚守和收复新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没有屯田，就不可能有清军及民团在边疆长达10年之久的坚守。哈密办事大臣在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军队和民团之所以能长期坚守，“全赖屯田”供应粮糈①。没有新疆军民的屯田，就不可能有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的迅速胜利。
  二、第二阶段，屯田的恢复和发展
  1876年8月的乌鲁木齐之役，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清军每当收复一地，随即招集流亡，修复水利，恢复屯田。
  左宗棠进军新疆，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粮饷供应问题。它关系到清军能否长驱进军，克敌制胜，收复新疆。左宗棠进行了周密的筹划，除从关内长途转运部分粮食外，主要靠新疆军民屯田来解决。他分析了经过战乱的新疆“地方凋敝，军粮军食在在艰难”的情况，认为“屯垦诚为第一要务”。在战争期间，屯田“总期多种多收，不能拘以成法”②。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边塞战争，屯田最要。”③这时新疆屯田发生了巨大变化。乾嘉时期，清廷是以军屯为主，同时大力发展民屯。光绪年间，在清军收复新疆后，则以民屯为主了。而军屯则日趋衰落，这是和左宗棠的主张有关。
  左宗棠认为：“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④
  其次，左氏主张分别兵农。兵专战，农任耕，各司其责。“亘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弱不能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否则“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①。
  其三，有一个左宗棠不便说的深刻原因是：乾嘉时期的八旗兵，绿营经制兵是清廷直接统帅的国家武装力量，而光绪年间的西征军中的湘军、淮军、甘军等都已是兵为将有的武装力量。要他们在远离自己的地域进行屯垦戍边，当然是很难行通了。
  民屯
  这一时期，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与扶植民屯，因而发展迅速，主要有：
  1.招集流亡。西征中，每克一城，立即招集流亡，募民屯田，恢复生产。
  1876年，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该年11月，金顺对流亡沙山子一带的农民“谕令归业，以期明春耕种”②，由绥来县安置。1877年4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之后，“把从南疆阿古柏统治下逃回的三百余名回族农民，给以牛、种，令就达坂城水地耕垦栽植，俾复故业”③。同年6月，刘锦棠、张曜攻克吐鲁番、托克逊后，把逃亡农民“送归乌鲁木齐者二千七八百名口，送归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名口，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同前书）。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领土后，清军立即将被强行裹胁随敌西行的农民数十万人，遣回原籍，“发赈给种（籽），并指给地亩”，扶持其恢复生产。金运昌在乌鲁木齐“招练土著（农民）开垦”，黄长周在喀喇沙尔招集逃亡农民“三百余户”屯田等④，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伊犁将军金顺率部进驻伊犁后，面对残垣颓壁，人口只剩十之二三的情况，将不愿迁入俄境的各族群众“暂于广仁、绥定、瞻德、熙春、巴彦岱、固勒扎各城乡地方安插，并给牛具、籽种、地亩，饬令试垦，以期安居乐业⑤积极举办屯田，恢复生产。
  阿古柏入侵新疆，南疆受害最烈，生产破坏极为严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刘锦棠十分重视南疆的善后工作，责令道、府、州、县各级长官兼管“水利、屯田”⑥。为了加强领导，于1878年后，在南疆各地区先后成立善后局，负责善后事宜。善后局招集流亡，修筑河渠，恢复屯田，清丈地亩，修治道路。“南路屯田，皆由各大臣等分委各路善后局查办。”⑦1878年吐鲁番善后局委派道员雷声远和防营提都罗瑞秋负责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到吐鲁番开荒种地，修复水利，整修坎儿井，使吐鲁番屯垦较快恢复，当年征粮1.4万石。“粮石租税已逾旧额之半。”⑧
  在喀喇沙尔，善后局组织当地人民兴修官渠十道。在城西180里开上户，新开渠一道，长30里。
  库车“善后局转饬各回目，纠集民佚民匠..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唯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日酌发工食银两”①。在城南65里，兴修阿柯寺塘渠，还修塞巴里柯渠，长50里，以灌溉农田。阿克苏、乌什的善后局，也积极招集流亡难民，兴水利，垦荒种植，恢复生产。
  巴楚由于阿古柏侵略军的破坏，叶尔羌河和喀什噶尔河泛滥，从阿克萨克台到玛拉尔巴什台几百里地区，被水淹没，交通断绝，田园荒芜。刘锦棠派得力官员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安置退伍军人，发给籽种、牛具，恢复屯田。首先堵筑挑浚，将洪水纳入故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在红波戈子庄导源大海，开凿大连、小连、莺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160里，使大片土地得到灌溉。1886年提督陈建厚率领军民在巴楚修建水库。1890年通判谭传科组织屯民修建了第二座水库。既防止了洪水为害，又保证了农田灌溉。
  战后，巴楚除恢复了老垦区外，在城周围又分设了四个屯庄，全用汉名，曰东成、西就、南阡、北陌。这些屯庄，分别分布在巴楚县城的东、西、南、北②。
  刘锦棠收复南疆后，率军驻守喀什噶尔，他认为：“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通驿路以便行旅，固城防以资守御。”③锦棠派汤彦和率领喀什噶尔军民治水，疏渠道，开支河，使龙口桥以上的牌素巴特（今伽师县）、英阿瓦提等渠先后修浚。牌素巴特渠在喀什噶尔城东90里，长120里。刘锦棠“招徕流亡，散发牛籽农具”，招募内地汉民，安置退伍军人，使生产“渐有起色”④。在疏勒垦区又新建了八大汉屯，分别环列疏勒县（即汉城英先尔）的四周。其中：（1）广济屯，在疏勒城北，克孜勒河南岸，今称色格斯塔什（八磐磨）；（2）平广屯，在疏勒县城西；（3）得意屯，在城东；（4）太平城屯，在城东，得意屯之东；（5）安边屯，在城东，太平屯之南；（6）永定屯，在城东南；（7）永丰屯，在永定屯的东面；（8）镇远屯，在城东、永丰屯的东北。这些汉屯也有维、回族群众参加。
  董福祥在和田设立善后局，招集流亡，开垦荒地，修复水利，使生产得到初步恢复。1878年和田征粮36879石，征折色银5049两。公元1900年和田垦荒45296亩⑤。叶尔羌（今莎车）在善后局组织下，生产逐步恢复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发展民屯，清政府鼓励从关内招募贫苦农民来新屯田。1887年刘锦棠、魏光焘报奏《新疆屯垦章程》，经清廷批准，在全疆大力推行。章程规定：“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盖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并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二人为一户，并且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斛，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约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年初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减。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缴。仍仿营田之制，十户派一屯长，如营中什长之制。五十户派一屯正，如营中百长之制。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员管理。凡请领成本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工及滋事不法诸弊。其屯正、屯长，每人仍领地六十亩，借给成本，一如户民之例。惟每月另给屯正银四两，屯长银二两，仍按八个月计算，俱免扣还，以示奖励。”①在清廷政策鼓励下，农民屯田积极性很高。据1878年10月左宗棠向清廷报告，清军1876年8月到达乌鲁木齐时仅“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现已达3600余户；昌吉县有400余户；阜康县210户；绥来县850户；精河100余户；库尔喀喇乌苏数十户。虽不及战乱前同治初年的五分之一，但在新疆绝大部分城乡及屯田地区被摧毁的情况下，得到初步恢复，是可喜的一步。
  巴里坤原有垦地6万余亩，到1878年报垦约4万亩，1880年已报垦5万数千亩②，已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此后，甘肃、陕西等地以及直隶、山东的“逃难百姓”来到新疆，“几于盈千累万”③，多安置在镇迪道及伊塔道屯田生产。1887年哈密和北疆的奇台、迪化、昌吉、精河等9县，共招屯户1090户。据年近80的汉族老人马德云讲：他的祖父就是在光绪年间和许多汉族农民一块从山西来到昌吉县三工进行屯田的。建省以后，从内地迁来的汉、回农民日益增多，屯垦范围不断扩大。
  2.裁军为民，发展民屯。
  战争结束后，为了节省军费，减少开支，清政府决定大规模裁军。全疆原有官兵6万余人，1886年刘锦棠将部队整编只剩3.1万人。除部分回原籍外，大批裁汰兵勇就地落户，分给土地，参加民屯，以后历经潘效苏、联魁数次裁撤，新疆驻防兵只有8780人。这个时期新疆的军屯大量减少，民屯迅速发展。除裁兵节饷是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屯兵生产积极性不高，战争结束后，“屯丁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虽任耰锄之役，不期收获之丰”，“只图塞责”。结果，“耗资颇多”，收获无几。在军屯的重点地区乌鲁木齐和伊犁，都有这种现象。乌鲁木齐“旗兵各屯，折抵均无所获”。伊犁防营屯田，“通算迄无利益”。刘锦棠上折建议改变屯田办法，将各旗营勇汰弱留强，所裁兵勇“就各兵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拨给，即同己业”。并规定“甲年无息取偿，乙岁抵扣，复从其轻，且必乐此不疲”①。仿民屯的办法，将土地分给退伍士兵，向政府缴纳赋税，这对刺激士卒生产的积极性，无疑是有好处的。西征士兵不少留在新疆。仅乌鲁木齐地区就有3000余名，政府拨给上地60亩，或中地90亩，或下地120亩，其他待遇同新招屯户一样。据《新疆图志》记载：“三个泉子（即今米泉县）皆良田，湘人之从征者，屯聚开垦。省城谷米，半仰给焉。”米泉县的湖南庄子、协标工、陕西工多是西征军的后裔。
  刘锦棠和徐占彪率领的湘军、蜀军，一部分留在焉耆屯田生产。所以解放前这里的汉族人，多系湖南和四川省籍。
  西征军中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战士，后来也留在新疆。如“旌善五旗”就是由陕西调来的回族团队。古牧地之战，就有这个部队参加。他们英勇善战，一直进军到喀什噶尔，在捣毁阿古柏的最后巢穴后，方解甲归田。现在喀什、沙雅一带，仍有“旌善五旗”的后裔。“湖湘子弟遍天山”的诗句，形象地记述了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军，在新疆平定后，大部分士卒解甲屯田于天山南北的情况。
  军队所办的屯田，如果军队开拔，即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耕种。“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而农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②。1874年左宗棠指示张曜屯军，“此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③。
  3.安插户。
  乾隆年间的安插户是被清廷定为“边外为民者”，由官府强行起解赴疆，主要是指“地方豪强大族”、“因地方发案而被株连者”等。此时主要是招抚的起义军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军镇压了青海回民起义，刘同春余部被安置在若羌和尉犁一带屯田，仅英气盖一地即达2000人。
  还有一部分是遣犯为民户。
  军屯
  左宗棠所率西征军边进军边生产。1874年张曜所率嵩武军进到哈密，立即进行屯田生产。金顺等人所率部队，也在巴里坤、古城进行屯田。为了鼓励部队生产，他改变了过去士兵生产的粮食无偿上交的办法，实行由政府作价收购，粮款归种田士兵。他论述这样做的好处是：“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事，于正饷外又可得粮价，利一；官省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①在这一政策鼓励下，驻新各军，利，筹买牛具，兴办屯田。迄三台、滋泥泉、九运街、七道湾，凡该军防所，均仿操七耕三之例，躬率士兵耕耨田间。秋收麦粮数千斛，兵食以裕。②各驻军“择地屯垦”，“踊跃就屯，禁之不止”③，为解决西征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1874年，左宗棠经过调查，认为在原屯田基础较好的地方购买粮食，比从关内运粮的费用要节省得多。在古城（今奇台）购买一石粮食需3两银子，从河西运粮到奇台，每石运费高达白银57两左右。④经查明：巴里坤可购一万多石，古城可采粮五六千石，南山可买七八千石，济木萨可买七八千石，乌鲁木齐北路可购八九千石。⑤以济西征军的粮食供应，大大节省了开支。
  1882年镇西营防提督徐占彪任巴里坤总兵，他率当地军民在巴里坤、木垒大兴屯田，经勘察，在巴里坤城东南35里兴修大泉干渠，长20里，灌田数千亩。
  西征军在反击阿古柏战争中，一面打仗，一面组织部队利用余暇进行屯田生产，“官军讨贼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⑥。
  北疆战役甫经结束，1877～1880年，左宗棠为了以新疆屯粮取代从遥远的关内运粮，决定加强北疆一线振武营（原民团整编）的屯田生产，决定以“玛（纳斯）城西路屯田，责成学功督垦”。“许给农器、籽种、牛只”⑦拨给屯田费用万两，民勇纷纷认垦，连年获得好收成。1878年消灭阿古柏侵略军以，后，孔才所率民团仍在济木萨、阜康一带屯田。
  1872年，清政府任荣全为伊犁将军，先驻塔尔巴哈台，他认识到边境军民粮食供应的重要，积极组织屯田。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堪沙俄压迫，从伊犁逃往塔城，荣全命他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到博尔塔拉组织屯垦戍边。在伊犁的锡伯族数百人，闻讯赶到大营盘（在今博乐市）参加屯田生产。他们自备种子，牛马耕具，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还修建了长达50多里的喀尔博户大渠。还有部分锡伯族人，荣全安置在车排子屯田（乌苏县境）。
  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恢复了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等五营制。同年10月清政府命在塔城屯垦的索伦营军民于1883年初调回伊犁原营地屯守，命在塔城的锡伯营官兵除留131人在塔城驻守外，其余全部撤回伊犁，驻霍尔果斯河东地区防守。在博尔塔拉的军民，也奉命撤到伊犁原营地屯守。
  流散在各地的原伊犁满族军民，也陆续返回伊犁，金顺分给他们土地，进行屯田，到1885年，伊犁五营八旗官兵共有7000人。据《清史稿·兵志一》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行省制成。伊犁旗营实存勇七千。留其精壮，改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以提督、总兵分领之，伊犁开屯由此始，而旗屯居其一角”。
  1891年，伊犁旗屯耕地六万多亩，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以减兵增饷之法，改设练军八旗，轮换派遣“满营二旗240名官兵，到老满营地特古斯塔柳（今特克斯县）屯田，种地4800亩，后来全部改为携眷屯垦，不再更换，永为世业，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①。他们对开发特克斯河流域作出了贡献。
  刘锦棠还把流散各地的八旗官兵组织起来，原巴里坤满营官兵近800名，收集流散各地的近300名。乌鲁木齐都统和属下的各领队大臣裁撤，也有不少官兵。1887年旗营迁于古城，官兵共1040人，按六旗分设，为了解决军粮，刘锦棠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向清政府建议：“..吉布库地亩，现已归绿营耕种。其头、二、三等屯向为绿营屯地，自遭变乱，地亩尽荒。光绪三年（1877年）经前陕甘总督臣左宗棠招集流亡，给资承垦。迄今陆续增添，已安插百数十户，共男妇一千数百口。耕稼婚娶，渐成土著..古城东湾、中渠，地属上中，接引山水浇灌，得地一万余亩。如归各满营耕种不敷，由附近之大坂河、西岔拨给。查大坂河约有地三四千亩，西岔约有地四五千亩，各该处曾有户民垦种，为数甚少，迁移较易。毋庸将头、二、三屯地拨归满营，如此办理，似民兵两便。”②这样，在古城的东湾、中渠、大坂河、西岔一带，拨地“二万余亩”③，以屯田生产，自耕自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疆尤为重要。为了尽快恢复屯田生产，左宗棠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复。他在1878年给刘锦棠的信中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④清军师行所至，相度形势，大兴屯田。战事余暇，即令士卒开渠引水，从事耕种，以济军食，且积极助民治水。吐鲁番经过战乱，渠道和坎儿井大部淤废。防营提督罗瑞秋等率部修复渠道外，并和群众一起，疏浚坎儿井180多处。在迪化整修了永丰、太平二渠。“安宁渠为安宁、三十五户各渠源总汇之处，承平时灌田160余户。兵燹后渠道就湮。..光绪十四年（1888年）署知县陈希洛复议兴修..于是旧日芜莱，顿成腴壤矣。”①绥来、奇台、昌吉、呼图壁等地都大力整修渠道，或由驻防军整修，或“官借银两督饬户民修理”②，以引水屯田耕种。1882年，迪化城西南的公胜渠被山洪冲垮，提督金运昌率军抢修，加筑堤坝，堵住了决口，重新修好了渠道。
  库尔勒的渠道破坏极为严重，防营都司邹文炳率部修复官民二渠。库尔楚河道长40里，库车之阿柯寺塘渠长10里，都是清军组织农民修复的。
  叶尔羌河溃决泛滥，由巴楚径达乌兰乌苏，数百里间，田庐湮没，城堡倾颓。巴楚为南疆要地，竟为泽国。刘锦棠收复南疆后，令余虎恩率营勇益以民夫，“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③，河复故道后，复整修引水渠道，招集流民，赈给种子牛具，恢复生产。
  玛喇尔巴什人民，还利用当地湖泊，筑坝贮水，以灌溉农田。
  1886年署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言：“查伊犁河北，渠道纵横，全资阿齐乌苏大渠之水灌输，大渠绵延三百余里..现在堙废之处，长短牵算百二十里之遥。..自宁远城西经熙春、惠宁各城，或堙没已久，或坍废过甚。..派护理巴彦岱领队大臣德克津布等督率营勇逐段疏浚。”④
  1887年（光绪十三年），户部奏略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四万余人，不裁则终年无战事，遽裁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废止？唯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以养人。是有五利焉：新疆军粮，向由内地运至哈密，分运各城，或于各城采买运军局分运各处。山谷阻深，道路辽远，核计运脚，所费不赀。若兴屯政，就地收耕获之利，内地无转输之劳，其利一。各路请饷太多，垫款难按期拨解。若兴屯政，口粮无优缺乏，且该处所收粮食即可画抵该处饷需，每年当节省银数十万两，足以纾饷力，固军心，其利二。新疆现收民粮每年约有三千余万石，⑤皆以供支各营扣抵兵饷。若兴屯政，寓农于兵，所收民粮，即可改征折色，用备度支，其利三。兵燹之后，户鲜蓄藏。若兴屯政，数年之内，必有余资。粮价因之而平，边储亦因之而实，其利四。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各军无事坐食，筋骨懈弛，窃恐师老财殚，缓急俱不足恃。若兴屯政，劳其筋骨，将来驱赴战场，必更健勇，其利五。..新疆地广，北路..地皆肥润，南路八城，素称饶沃，各营驻扎处所，即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难择地开垦。..相应请旨饬下新疆各路统兵大臣速议章程，克期一律兴办屯政，并需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嗣后该管营官，以本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各统兵大臣即以各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①
  自此，进一步加强了屯政的领导，促进了驻疆四万余名兵勇屯田的发展。西征军的官兵，不仅对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对恢复生产，开发建设新疆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遣屯的演变
  清军收复新疆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湘军将领刘锦棠被命为新疆首届巡抚。此后，新疆的遣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1886年，陕西、甘肃、山西、四川、直隶（现河北）、山东、河南七省的1500名犯人解赴新疆，这是新疆建省后的首批犯人。巡抚刘锦棠分别将他们安置在镇迪道所属县区垦荒种地，“迪化县安插三百六户，奇台县安插一百户，昌吉县安插一百四户，阜康县安插五十三户，绥来县安插三百二十户，济木萨县安插六十六户，呼图壁巡检安插七十四户，哈密通判安插四十五户，精河巡检安插二十二户，总计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户”②。刘锦棠分析了过去在新疆遣屯的利弊，根据新疆的形势，提出应把这批犯人以“助垦人犯”对待，不应再看成是“实犯外遣”③。乾隆时期犯人屯垦，是在屯兵监督下强制劳动，每个犯人拨地12亩，每年交粮6石，由政府拨给种子牛具，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很低，积极性不高。刘锦棠不顾刑部的反对，坚持按照《新疆屯垦章程》中的规定，把遣屯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他认为“非照民屯难收成效”④。刘锦棠命令“俟各犯到配，择其年力精壮，有家室者，由地方官酌量多少，随处安插，交乡约领保，分拨荒地，与平民栉户错壤，犬牙相接，出入守望，同兹休息..其只身人犯及不能种地之人，即交配所衙门役使，或配令小贸，届时察看办理，俾兹钤束。农具、牛、籽、房屋、粮食等项，应请照新疆垦地民户例，从优借给，分年缴还”⑤。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大大刺激了人犯屯田的积极性。并要求各地解押犯人时，把家眷一块送新疆。请求政府“凡发遣新疆人犯，有家室者，务必佥同起解”⑥。事实证明，效果甚佳。“有家之犯，悉安耕作。”还规定：“原犯为奴罪名，定期五年；原犯当差罪名，定期三年，果能安分出力，即编入本地名册，给地耕种纳粮。”⑦公元1887年奏准：“概照新疆现办民屯章程办理，均于钱粮全完之年，即准入籍为民。”不仅大大缩短了人犯为民的期限，而且还准刑重的为奴遣犯，也可以通过屯田生产而为民，大大鼓励了人犯屯田生产、争取早日为民的积极性。现在位于昌吉县的军户农场，有李家庄、毛家庄、冶家村诸村落，这些村落中的马、张、李、苏等姓中的回族老户，以及汉族万、赵、王、李、金、魏等姓氏中的老户，都是从甘肃、宁夏来的“屯犯后裔”。
  乾嘉时期发遣新疆的罪犯，或屯田，或为奴，均是依附于军屯，在绿营官兵管辖下，强制性的“督课取力”。现在则完全按照民屯办法：“十户举一屯长，五十户派一屯正，每屯正五名，复派一委员管理。”对遣犯不再实行劳役租制，在政府帮助下进行屯田，立业自给，从第三年起承担国家粮赋，成为自耕农。遣屯由依附于军屯演变为民屯了。
  遣屯演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军屯衰落，乾嘉时期的军屯遭到彻底破坏，同治朝爆发的反清起义，屯兵或逃亡或被杀，“土地荒芜，旧制荡然无存”①。且新疆收复伊始，“诸务创始，提臣移防未定，抚标兵制未设，兵屯考察刻难就绪”②。加之，此时的西征军与清廷直接掌握下的八旗、绿营制兵大不相同，湘、淮、甘军都已是兵属将有的地方武装势力，要他们远在塞外长期屯田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战争一结束，部队就出现了“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不期收获之丰”③。结果往往是“收获无几”，军屯逐渐衰落下来。其次，“非业民屯，难收成效”④，罪犯在绿营兵丁强制下进行生产，积极性不高，往往发生逃亡、反抗，甚至暴动。而按民屯进行管理，罪犯屯田生产的积极性较高，效果甚佳，“悉安耕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三、第三阶段，以节饷为目的的屯田时期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大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除割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与日外，还赔款白银二千万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次年订立《辛丑条约》。此约除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款外，还规定中国向侵略者赔款白银400005000两，分39年还清，年利4厘，本息折合900008000多两。连同《马关条约》的赔款，每个中国人平均负担白银近3两。再加上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割地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濒于破产的边缘。清政府一面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压榨，一面紧缩开支。财政危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新疆。新疆财政本不能自给，每年靠各省“协饷”白银240万两左右过日子。⑤各省为了支付巨额赔款，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新疆。由于“协饷”断绝，欠发官兵的俸饷越来越多。怎么办？裁军吗？新疆巡抚陶模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新疆幅员辽阔，额定旗绿兵丁共三万一千名，实不为多。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三面邻俄，南路各城在当冲，碍难淘汰。”（①在裁军无望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潘效苏提出了“以屯牧养之”的方案，在向清廷所奏《请遣散客勇改练土著世袭兵摺》中提出：“本省无源可开，不能自立，亦当少糜帑项，共济时艰。查北路草山甚多，均极丰茂，荒地亦复不少。南路亦有草湖官地。若将内地客勇徐为遣散，改练土著之兵，以官带兵，以兵带勇，仍与客军营制无殊，即以屯牧养之。毋庸另筹饷项，实为筹边上策。办理之法：择户民三丁以上者，拨给上地十亩，免其租赋。并给孳生牛马各二十五只，羊五十只，共计百只。令其家属自行耕牧。数口之家，足资养赡。内挑壮丁一人入伍充兵，即不发给口粮银两。定以十年为期，大约自二十内外入伍，三十内外出伍。又择其子弟中之年力精壮者接换充当，名之曰世袭兵。”②由于政府一时拿不出这样多的牲畜，就先给士兵一部分，另由政府补贴少量盐菜银维持生活。五六年以后，士兵完全自立，公家不再补贴。潘效苏说：“穷则思变，其法无逾此者。”认为这是一个筹边上策。这是寓兵于农，屯田戍边的另一种形式。
  这一阶段新疆财政困难，每况愈下，各项措施，步履维艰，但屯田事业仍在坚持和发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饶应祺向清廷报告关内农民踊跃来疆的情况时写道：“关内汉、回携眷前来就食、承垦、经商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回民扶老携幼，不远千里，接续自来”，在新疆各城乡，“随地谋食者”竟达“数万人。尚有许多农民，源源前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途。③
  对于来新的农民，清政府积极组织屯田，兴办民屯。“酌拨荒地，责成开垦，暂缓升科。第应筹牛具、种子等费”。虽然财政异常困难，还尽量从每年“所拨善后款内，酌量匀给。饬令各厅、州、县，尽心筹办，妥为安置”④。可见对民屯的重视。米泉县的红雁湖，就是从青海大通县红丫峪村来的十多户回族农民，为了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就把他们的屯田点命名为红雁湖（谐音）。经过数代人辛勤经营，现在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了。
  1896年清政府在罗布淖尔（包括今尉犁和若羌县）设抚辑招徕局，先后“招业农缠回（维族）共一千二百户”进行屯田。⑤接着在卡克里克（今若羌县）设屯防局。1896年西宁回民刘同春起义失败，失败的起义者数千被徙于罗布淖尔（今尉犁县）、卡克里克（今若羌）。仅英气盖（今尉犁县南）一地，即达2000多人⑥，清政府也组织这批农民，组织屯田耕种，发展生产自给自足。
  为了发展生产，各州、县大兴水利。“阿克苏道江遇璞、知府刘嘉德设法开通渠沟，招民屯垦，业已水利畅行，足荫数十万亩”⑦。
  1900年巡抚饶应祺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南疆发展屯田的情况时说：“莎车直隶州，地广而腴，近年新垦三十余万亩。”
  据《新疆图志》和《中国经营西域史》的资料，新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报升科地亩共10126371亩，到1911年（宣统二年），全疆实种地面积已增加到16330251亩，增长60％，特别是北疆迪化、奇台、济木萨、阜康、昌吉、呼图壁、绥来等七县区，1905年报升科地亩为788529亩，到1911年实种地亩为1670228亩，增长一倍以上。伊犁的绥定县，也由23万亩增长到46万亩。
  清代后期，由于大兴屯田，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疆图志》记述：“本期盖扩张屯垦之政，以赡军食，中兴以来，改设郡县，改变屯田旧法，垦地至一千余万亩。”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的规模，可以看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快的。
  由于屯田的发展，出现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的繁荣景象。在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新疆能在大乱之后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但屯田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