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腐败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很快席卷全国。中原地区捻军起义、陕甘回民暴动等等风起云涌，这股革命洪流，不久便波及新疆。
  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和串联下，1863年3月27日，惠远城附近的绥定200多名回民，在杨三星、飞刀马二的率领下举义，惠远城回民也积极响应。
  1864年，库车人民起义，在渭干河水利工地上，一些贫苦农民在冬季被强迫挖河修堤，不少人或因冻饿，或因不堪鞭挞而死。监工的满、汉官吏和维吾尔伯克们却在舒适的帐篷中花天酒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托乎提尼亚孜哈里等人组织了起义。杀死了两个满、汉官吏和15个伯克，向库车城进发，维、汉、回族贫民纷纷响应。杀死办事大臣萨灵阿、库车郡王阿合买提、阿奇木伯克库尔班等人，封建统治被推翻了。这场起义很快波及到阿克苏、乌什和焉耆一带。
  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城关回民趁乌鲁木齐空虚，于1864年7月15日起义占据汉城（迪化）。同一天，昌吉回民起义。至9月份，昌吉、呼图壁、乌苏、阜康、吉木萨尔、木垒先后被义军占领。
  10月13日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伊犁的宁远城，回、维族人民起义攻占宁远城。11月9日，惠远城的绿营兵1000多人也举旗响应，各城的回、维族人民也纷纷起来向清政权冲击，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万多人。1866年3月8日攻陷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前任将军常清被俘）。到年底，伊犁全境被义军占领。起义烈火遍及全疆，势如破竹。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大部被摧毁。
  当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起义取得胜利之时，一小撮反动封建领主趁机夺取了领导权，建立起一个个封建割据的小王朝，使运动变质转向。
  库车人民起义取得初步胜利时，阿訇热西丁和卓利用他在宗教界的权势，骗取信任，篡夺了领导权，自称“汗和卓”（圣裔王），他阴险地把斗争引入歧途。把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说成是“异教徒”统治所造成的。煽动说：“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砍到异教徒的头上。”鼓吹“圣战”“乃是真主仆人的伟大天职”①。1864年7月在攻占阿克苏和乌什后，大杀“异教徒”和“叛教者”。攻入喀喇沙尔后，大杀城内外的汉族、回族农民和商人。
  在伊犁建立的小王朝先后有肖开特和迈孜木杂特等人，他们篡权后，自称“苏丹”（王）。在“圣战”的旗帜下，肖开特竟下令要杀尽锡伯族人并要把他们的心都挖出来。②攻克惠远城后，屠城一天，死者数万人。攻占惠宁城后，滥杀无辜，死者2万余人。迈孜木杂特是因贪污塔兰奇人民粮赋而被监禁的大伯克，他被释放后，摇身一变，打起“官逼民反”的旗帜，混入起义队伍。
  妥得磷亦名妥明，他篡夺起义的领导权后，在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他宣扬“圣战”，煽起民族仇杀，攻占迪化汉城后，杀汉满军民1.3万人，10月3日攻占乌鲁木齐满城巩宁城，乌鲁木齐都统平瑞自焚，死者2万余人。③
  这些封建宗教头目所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恢复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统治机构，利用宗教特权，对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统治。热西丁横征暴敛；妥得磷强迫百姓为他修筑富丽堂皇的“王城”；迈孜木杂特和哈比布拉过着极端淫逸奢华的生活。他们转移斗争方向，浑水摸鱼，鼓吹宗教狂热，制造民族仇杀。在少数宗教头目、封建势力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的日子里，受害的都是各族劳动人民。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不断火并。一场正义的农民起义斗争，被这伙败类葬送得干干净净，农民的反清起义蜕变为民族仇杀和分裂割据势力的混战。
  为了反抗封建割据势力的民族屠杀，汉、满、蒙等族人民纷纷逃亡，远的逃往阿尔泰、科布多、安西、敦煌等地，近者亦远避山区和戈壁边缘。有的投入清军，一部分人自动结伙自卫，组织民团，分布于天山山麓和准噶尔沙漠南缘。如乌鲁木齐南山，沙漠边的新渠城子（位于现在昌吉县的生产建设兵团一〇三团场境内）、沙枣园子（一〇五团场境内）、上下马桥（位于呼图壁县的一〇六团场境内）、沙山子（莫索湾垦区境内）、东湖、西营等地。他们开荒种田，筑城自卫。这些民团较著名的有：迪化之徐学功；吉木萨尔之孔才；沈秀廷起于昌吉；赵兴体起于绥来；邓玉生、张和、张兴、张著、马进福等起于奇台。各民团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非伊斯兰民族群众往依者甚众。其中，徐学功功绩显赫一时。
  徐学功，乌鲁木齐农家子。世田南山，好击技，结健儿数十。妥得磷围攻乌鲁木齐时，学功率弟7人，屡突围入城送粮，学明、学孝、学忠皆战死。学功据南山、筑碉堡、结栅寨，“附者日众，集五千人”。他“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若风雨”。1868年2月，妥得磷命元帅马泰犯哈密，学功趁乌鲁木齐空虚，率师袭之，一战而克满城，杀敌数千。“学攻先后阵斩元帅马泰、阿奇木马仲等。”
  沙俄以“代收”之名占伊犁后，复倡言“代收乌鲁木齐”。1872年11月18日“俄人将袭乌垣，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子），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戮数十人..自此，俄人不敢东窥”①。乌鲁木齐没有像伊犁一样为沙俄占领，徐学功是有功劳的。
  第一节 阿古柏入侵与沙俄强占伊犁
  封建主和少数宗教头目煽起的民族仇杀和相互厮杀，使新疆处在内讧、战乱、分裂和动荡之中。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和沙俄于是乘虚而入。
  浩罕是中亚的一个封建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和卓家族为首的宗教上层，操纵了这个国家的权力。野心勃勃，向外扩张，不断支持和卓后裔到新疆煽动叛乱。1756年的大、小和卓叛乱、1820～1828年张格尔的四次叛乱、1830年玉素甫之入寇、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1857年的倭里罕和卓之乱，都是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的。
  1864年9月，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思的克利用人民起义之机占喀什噶尔旧城后，对新城（疏勒）久攻不下，竟卖国通敌，向浩罕求援。浩罕统治者视为天赐良机，于1865年1月封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喀什噶尔汗，派其军官阿古柏率军入寇新疆，驱逐思的克据喀什噶尔城。阿古柏利用新疆动乱局面，使用狡诈残酷手段，先后侵占了南北疆的大部地区。阿古柏匪徒每占一地即大肆杀戮和抢劫。4月11日占英吉沙后，军民2000余人惨遭杀害。9月1日占疏勒，纵兵大掠七天②1866年12月12日阿古柏致书和田帕夏，要求朝拜“圣人的陵墓”
  哈比布拉出城相迎，，即遭逮捕。阿匪诈取和田后，人民奋起反抗，阿古柏纵兵屠城，五天五夜。1870年11月21日阿古柏入侵乌鲁木齐，见中国人便杀，声称“把被征服者屠杀净尽”。连妥得磷去“感化”阿古柏的数百名手持《可兰经》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阿克苏大杀回族人民，在焉耆疯狂屠杀信仰佛教的土尔扈特部。此外他还下令回、汉人皆剃发易服、光顶圆领，效安集延人之服饰。
  到1870年底，阿古柏已占领南疆八城和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等地，把各个封建王朝，除伊犁外，扫荡殆尽。他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洪福之王），建立哲得沙尔汗国。公然提出“杀卡甫尔”（异教徒）的口号。据目睹惨状的英国人沙敖说：“仅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二城，被杀的汉族人和满人就有四万人。”③
  在阿古柏统治区，人民负担十分沉重，赋税繁多且无定额，想收什么就收什么，连麦草都有“撒满普尔”捐，谁家死了人还要收“念经费”。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逐渐加入奴隶的行列。阿古柏本人就拥有3000名奴隶。在喀什噶尔，一个奴隶售40个银币，有的儿童被贩卖到浩罕、费尔干纳等地去。
  阿古柏一伙横征暴敛，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的行宫遍布喀什噶尔、吐鲁番、托克逊等地。阿克苏的王宫是照费尔干纳的式样建造的，穷极奢华。阿古柏从各地抢掠的少女600余名，充当后宫，行军时还要带姬妾十余人。
  阿古柏与土耳其勾结，请来了一批军事教官。与英国订《英阿条约》，得到一批洋枪。又与沙俄订《俄阿通商条约》，得到了沙俄的承认。正当阿古柏向天山以北进犯的时候，沙俄出兵强行占领伊犁，并妄图囊括全疆。
  伊犁是我国西部富饶而美丽的地方，也是清代后期屯垦戍边的重点地区之一。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两岸村落相望。霍尔果斯以西至图尔根河是索伦营屯守。著名的伊犁九城，由满营和绿营屯垦戍守。与九城隔河相望便是锡伯营屯垦戍守地区。维吾尔族屯田的村庄遍布各地。在山区由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驻牧。由于“苏丹”们煽起的民族仇杀，伊犁人口减少一半。霍尔果斯河以西基本荒芜，伊犁九城大半毁于战火。满、绿营兵丁不是被杀就是逃往他乡，两营蒙古兵逃亡者亦多。维吾尔族农村，失去驻防兵的保护而暴露于侵略者面前。
  1871年4月，俄国借口追捕哈萨克族起义首领塔扎别克，于5月15日派兵侵入河南岸的克特缅山。3000多塔兰其民军与俄军浴血奋战，牺牲达500余名。18日俄兵侵入霍尔果斯，4000塔兰其民军筑堡固守，激战十天十夜，打退了敌人。6月6日俄军再次侵入克特缅山，伊犁军民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用棍棒、长矛、石头打死俄军官2名、士卒36名。28日俄军2000多人向霍尔果斯进犯，4000余维、汉、蒙、回族人民在清水河英勇抗击。就在这腥风血雨中，伊犁苏丹艾拉汗投降了敌人，缚送了哈萨克族抗俄战士塔扎别克。伊犁人民英勇抗俄历时50天，但伊犁地区仍因艾拉汗屈膝投降而被沙俄侵占。
  沙俄强占伊犁后，为了掩盖其卑鄙目的，声称是替清政府“代收、代守”，“一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①，即可交还。但当清政府派人前去谈判要求交还时，他们却强词夺理，拒不交还。侵略军头子郭尔帕夫斯基进入宁远城后宣称：“俄国所占领的地区，永远不归还给中国。”②并将伊犁隶属于沙俄突厥斯坦总督管辖，妄图永远霸占。
  第二节 左宗棠率军出塞，收复新疆
  腐败的清政府在一段时期竟不知道阿古柏的入侵，甚至弄不清阿古柏是不是外国人。直到1871年5月沙俄出兵吞噬伊犁，通知清政府俄军已“克服伊犁城池”，清政府才大吃一惊。又得到“俄人尚欲带兵前往收复乌鲁木齐”的消息，才感到问题严重。沙俄声称是“代收、代守”并催促清政府“迅速派员前往接受”。但当伊犁将军荣全1872年通知俄国准备去伊，犁谈判收回伊犁时，沙俄不但拒不交还伊犁，竟蛮横地提出“塔城是伊犁兼辖，也是俄国‘暂管’的地方”。认为荣全的行辕暂驻塔城“尚属不合”。荣全给清廷的报告中说：“俄人欺我，以至于此，欲忍不能，欲战不可。事已至此，非口舌所能争，唯盼大军迅速前进。”左宗棠上书清廷“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指平定阿古柏），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清政府到此时才认识到：“断非空言所能有济，必须中国兵力足以震慑。”①决心收复新疆，令左宗棠督办进军新疆的军务。
  适值此时，日本军国主义于1847年5月出兵侵占台湾，东南海防吃紧。年底投降派李鸿章上书清帝，建议放弃新疆：他认为乾隆统一新疆是“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大卮，已为不值。且其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因此主张“暂弃关外”。“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②要清政府命令西征军停止前进，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海防论”。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至于节饷，他认为只有坚决进兵早日收复新疆，才能真正地节饷。若此时停止进军，“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甚虞，且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③。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改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帅西征。
  万人。
  左宗棠的进军方针是“缓进，速战”。步骤是先北后南。缓进就是战前进行认真准备，塞外用兵，粮饷供给是件大事。他经过调查发现，从河西走廊运粮是在新疆当地购粮费用的20多倍。于是积极组织屯田。他说：边疆用兵“非力行屯田不可”①。饬令部队，边进军，边屯田，就地解决军食。
  当时阿古柏控制着南疆并北疆乌鲁木齐至玛纳斯大片土地，沙俄占据伊犁。西征军由北至南，进行了三个战役。
  乌鲁木齐战役
  1876年7月28日，清军奇袭，克阜康，随即西指古牧地（今米泉）。到古牧地有两条路，一条大道，但有50里的戈壁无水；另一条是小道，水源充足，但叛军已据黄田堡。8月9日清军在大道的甘泉堡、西树头子挖井筑垒，虚张声势。10日夜刘锦棠、金顺率清军突袭黄田堡，11日克黄田，12日清军围古牧地，经五天激战，歼敌五六千人。刘锦棠得悉乌鲁木齐空虚，当机立断，兵锋直指乌鲁木齐。18日一举攻克乌鲁木齐满城、汉城和王城。短短5天，席卷昌吉、呼图壁。此后经三个月强攻克玛纳斯城。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势力被肃清。
  打开南疆大门
  第二战役的任务是夺取天山险隘达坂城，收复吐鲁番盆地，打开进军南疆大门。
  阿古柏为阻清军南下，在天山要隘达坂城筑新城，派大哈通（大总管）爱衣达尔呼里率重兵驻守。又在托克逊筑两城，由他的儿子海古拉坚守，派白彦虎、马得人据守吐鲁番，构成互相策应的三角防御区。阿古柏坐镇喀喇沙尔（焉耆）指挥，总兵力约3万余人。
  1877年4月16日，刘锦棠率1.5万人衔枚疾进，于17日晨突然包围了达坂城。维吾尔人民冒险潜出城外向清军报告：“安夷（指阿古柏匪徒）盼援不到，官军封锁日逼，群议突围而走。”②刘锦棠乘敌动摇，下令猛攻。歼敌2000多名，生俘1200余名，无一漏网，大哈通也被活捉。清军于22日攻占辟展（鄯善），25日克胜金口，26日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守敌马得人降。同一天亦克托克逊，守敌海古拉焚粮草后逃到喀喇沙尔。仅用半个月时间，第二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万余人。至此，阿古柏众叛亲离，走投无路，5月28日与司库斗殴致死。海古拉携尸西窜。
  第三战役：全部收复南疆
  8月25日，刘锦棠率部从吐鲁番出发西征，白彦虎自知不敌，乃决开都河以阻，清军师行泽国。直至10月7日才进到喀喇沙尔，9日抵库尔勒，皆是人去城空。清军粮食已罄，幸得当地人民“掘得窖粮数十万斤”救了燃眉之急。清军疾进，所向披靡，10月18日克库车，毙敌千余人，数万被裹胁的，群众被解救。至26日连克拜城、阿克苏和乌什。
  刘锦棠乘胜追击，12月18日攻克南疆重镇喀什噶尔。次年1月2日复和田，活捉引狼入室的叛首金相印，处以极刑。
  历时一年半，讨伐阿古柏的新疆之役，于1878年1月胜利结束。除伊犁尚为沙俄所据以外，新疆全部收复。“戎机顺迅，近罕其比。”①此役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鲸吞新疆的阴谋，为保卫祖国西陲边疆，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节 清代后期新疆屯垦
  清代后期新疆的屯垦戍边是在政局动荡、外敌入侵、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恢复和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东部和北部的屯田
  新疆经过十多年的战乱、屠杀之后，人口大批死亡逃散，野皆暴骨，田园荒芜，残破凋零，屯田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乌鲁木齐原是塞外重镇，城市繁华，东西袤延八里，市井迤逦，商贾往来不绝。由于“清真王”妥得磷和阿古柏匪徒的肆意破坏，清军收复时，“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乌鲁木齐在乾嘉时期是屯田的重点地区，在劫后，“城郊并就荒芜，即间有二三客民力事耕作，亦不过垦数十亩，食三五人而已”②。为屯田区引水灌溉的长胜渠，坝口被河水冲毁。纵横数十里中膏腴之地，尽化芜莱。向称富庶的阜康，其城荒毁已久，“榛莽丛杂，不便行走”，不复有城镇面貌。原是南疆重镇的吐鲁番，乱后一片荒凉，“靡有孑遗”。喀喇沙尔是南疆名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汉唐及乾嘉时期重点屯田之地，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农牧业繁盛兴旺。阿古柏匪徒白彦虎西逃时，疯狂地进行破坏，为阻清军追击，决河淹城，清军到达时，“城中水深数尺，房舍荡然”。自喀喇沙尔到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已烧毁”。白彦虎强迫农民随从，以致喀喇沙尔和库尔勒都是“空无一人”。连该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也是“荡然离居，存者无几”①。有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当时的情况是“户口凋残，田渠荒废，荆棘丛生，狐狸啸聚”。这就是阿古柏统治下的新疆情况。
  素称富饶而美丽的伊犁，被沙俄践踏得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1882年2月清军到达新疆首府惠远城时，该城“西南两面城垣均已被水冲破，城内仓库、官廨、兵房荡然无存”。附近的惠宁、拱宸二城“坍塌尤甚”。熙春、广仁二城“城垣柚橹坍塌不堪”。伊犁到处是断墙颓壁，一片瓦砾。阿齐乌苏大渠，嘉庆年间修建，七年始成，灌溉着伊犁河北数十万亩屯田区和群众的土地。沙俄殖民统治后，“湮没之处共120余里”。其他各渠都是“渠畔被水冲刷，半成沟涧”。伊犁原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收获甚富。兵乱之后，旧设屯田，现皆荒芜”。“尤以兵屯、旗屯最坏”。贪婪成性的沙俄，在伊犁11年的殖民统治中，不仅大量的财物被肆意掠夺，还胁迫中国居民迁往俄国，哀号痛哭的声音响遍村庄和田野，计有维吾尔族4.5万人、哈萨克族2万多人、回族4600人，合计7万多人，占当地人口十分之六七，加上被杀和逃亡，“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
  在阿古柏和沙俄的殖民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在新疆东部和北部第一线坚守的清军约有31个营。这些人因与内地联系严重阻隔，粮食供应长期中断，生计亦复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粮问题，在反对阿古柏和沙俄的侵略战争中求生存，并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只有与民团一道大兴屯田，生产自给。巴里坤、哈密、古城子、塔城一线，是清军坚守的第一线，也是清军的屯田地区。
  哈密屯田
  哈密屯田，由于动乱，曾一度被迫停止。1868年清军大败妥得磷入侵哈密的回军后，驻敦煌的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立即派守备魏忠义带二营清军，从敦煌到哈密驻防戍守。魏收集“溃散屯兵一百余名，派往塔勒纳沁”，恢复屯田。同时命李生元在二堡恢复屯田。他们“筹耕种，训练军士，”冬十月..葺庐舍，且战且屯③。“文麟抵哈密，谕兴办蔡把什湖等处屯田。”
  公元1874年初，陕甘总督左宗棠会张曜率嵩武军马步十四营共6000余人进驻哈密，大兴屯田。张曜了解到引水灌田的石城子渠，是道光年间杨遇春将军西征时修建的，虽年久失修，但基址犹存，稍加修理，即可使用。唯渠底之砂土，渗水严重，需用条毡铺垫，请求左宗棠支援6000条条毡。左宗棠认为引水屯田，是解决军粮的好办法，给张曜回信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须，文到之日，即檄宁夏、河湟各郡并加购造。续接尊函，以六千为足。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于先，仍令购造万条。”①1875年垦田种植1.9万余亩，1876年收粮5160余石，嵩武军粮草充足，后该部调赴前线，驻哈密之防营总兵黄木富、易玉林等率领驻军继续屯田，兴修水利，他们从天山下拔木登挖渠至黄罗岗东北的小杨下，渠长达60多里。西征军“次第出关，收复北路，多藉哈密屯粮②。
  巴里坤屯田
  巴里坤屯田，由于清军在游击何琯率领下，与民团一起，坚守巴里坤，多次击退妥得磷军的进犯，屯田一直坚持了下来。公元1868年，清政府命巴里坤帮办大臣“”伊勒屯等筹办巴里坤屯田③。实际上，巴里坤屯田一直未停，清军的粮食供应，主要靠生产自给。1871年，阿古柏军在乌鲁木齐一带疯狂屠杀“异教徒”，汉族群众大批逃往巴里坤。景廉和何琯挑选年富力强的参军，其余组织屯田。军民粮食不仅自给，且有盈余。1874年左宗棠派人视察巴里坤屯田，了解到一年余粮达1万多石。
  奇台屯田
  奇台屯田，公元1840年奇台有军屯500人，种地1万余亩，民屯5000多户，种地15万多亩。1864年7月22日，奇台回民起事，杀汉民千余人。1865年3月6日，回民攻占古城满城，清军600人战死，城内满汉群众“死者七千余人”④。屯垦军民死伤惨重，外逃者众，屯田事业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反抗阿古柏、妥得璘的民族仇杀，屯民张和、邓生玉、张兴、马进福组织民团，边战斗，边屯田，生产自救，保护群众。1867年文麟“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200，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奇台）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2000余任耕战，于是古田（城）、济木萨屯政大举”。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于1873年率清军马步六营，从巴里坤进驻古城。“疏请三路进兵，并于古城、奇台、济木萨、木垒河一带，广兴屯田，且耕且防，先裕后食，而后次第削平诸匪。”⑥比时古城、木垒、济木萨一线屯田的有军屯、民团屯田以及从甘肃等地招募的贫苦农民屯田，在奇台邓生玉等人率领的民团“数百人开屯耕种”⑦，一直坚持数年。左宗棠派人了解，奇台屯田收粮，除本地军民供食外，尚有余粮年约五六千石。
  民团屯田
  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济木萨—昌吉—绥来一线的是民团屯田。他们为了反抗阿古柏和妥得磷的民族仇杀，在沙漠深处筑城自卫，边战斗，边生产，保护了大批汉族和非伊斯兰民族的难民。
  孔才民团屯戍在济木萨。1840年济木萨有民屯3100多户，种地9.3万余亩，1864年济木萨回民起义，在妥得磷的“圣战”、“消灭卡甫尔（异教徒）”民族仇杀政策影响下，几经征战，清军官兵伤亡殆尽，汉族屯民惨遭杀戮。该县所属的阜康，汉族人民“死难不知姓名者约四五万人”①。孔才率领下的济木萨民团，多次打击妥得磷军。1873年景麟命孔才民团在济木萨屯田生产，保卫家乡，次年粮食丰收，除自给外，尚有余粮七八千石。
  沈廷秀民团屯田在昌吉城北60公里的新渠城子（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〇三团境），引用头屯河的水，屯田生产。他们多次与妥得磷军交锋。在攻击乌鲁木齐战斗中，沈廷秀不幸牺牲，民团由其弟沈廷辉率领，继续战斗。1875年，民团被清政府整编为振武右营，仍驻新渠城子。
  赵体学民团屯驻在玛纳斯县北的沙山子，活动于东起马桥城子（今呼图壁县北的兵团一〇六团境）、西营城（今玛纳斯县北的兵团一四八团境）、东湖城（今兵团一四九团境）等地。公元1840年前，玛纳斯军屯士卒千余人，种地2.8万余亩。民屯有民户3800多户，种地11万余亩。1864年7月，绥来回民起义，攻占县城，杀死知县，焚毁塔西河屯所，屯田遭受严重破坏。赵体学为了反抗妥得磷的民族仇杀，进行自卫，组织民团屯田生产，保护难民，有“练勇一千名，自备军粮”②。1873年景廉整编玛纳斯民团为振武左营，仍驻沙山子。东与驻马桥城子的高四民团互相配合，在西边同河西（今石河子）乡约“刘姓民团四百余名”③，互相支援，不断打击阿古柏和妥得磷军。
  徐学功民团于1871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定西营”，屯驻于乌鲁木齐南山。“分派营官专办营务”“办理屯田，用雇军食”①。该部先后转战于西湖（今乌苏县）、布伦托海（今福海县），、昌吉、呼图壁、石河（今石河子）、玛纳斯，有力地打击了阿古柏侵略军。1873年，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将徐学功民团编为振武中营，屯驻于沙枣园（今昌吉县北80里的兵团一〇五团），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屯田的好地方。当年的城堡和屯田的遗迹，仍清晰可辨。1875年，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新疆军务兼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把振武各营整编为马步四营，共2000余人，由徐学功统领。屯驻在玛纳斯、昌吉以北一线“广开屯田”，保护粮道。当年粮食丰收，“所屯水田可有稻四五十万斤”。1876年西征军入疆，徐学功把这些稻谷全部作价给湘军为军粮②，支援了西征大军。
  塔尔巴哈台屯田区
  1840年前，塔尔巴哈台有屯兵400名，种地8000亩；民屯有100多户，种地3000余亩。塔尔巴哈台在与内地严重阻隔、粮饷断绝的情况下，为保卫祖国领土，与沙俄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进行屯田是难以想象的。
  1865年塔城回民起义，攻破塔城，在阿訇石金斗的煽动下，汉族屯民惨遭屠杀。参赞大臣武隆额战死，千总甘涌被俘，手足被钉于门上惨死。所余七八十户，逃到布伦托海（今福海县）。
  1871年，清廷命荣全任伊犁将军，在徐学功民团护送下到塔城暂住（伊犁被沙俄侵占）。他积极组织军民屯田，调逃往俄境的索伦营军民和在伊犁的锡伯族军民安置在塔城苇塘湖等地屯垦生产，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荣全积极“督饬耕作”“每年约得粮七八千石”③保证了军队粮食供应。1873年底，清政府命察哈尔骑兵和，宣化、大同两镇士卒千余，人到塔尔巴哈台屯田戍守，仅仅二三年便“人烟辐辏”④可见屯田的效果异常显著。
  参赞大，臣锡纶于1878年，将所部“马步十营，分为十屯”⑤，到塔城北山边隘和巴尔鲁克山等边境地带，以屯代防。每屯均拨给牛具籽种，屯垦戍边，较好地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蚕食。荣全还积极招募关内农民来新耕种。1884年屯田军民收粮1.1万多石，这对孤悬塞外的清军，能保证粮食供应，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布伦托海屯田区
  清朝乾嘉时期，阿勒泰有清军数千人屯田，1867年清政府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将因逃避民族仇杀而到此的大批汉族人民，选拔精壮者为兵勇，老弱者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共有“官屯四，民屯一”⑥，一面作战自卫，一面屯田生产。并设屯田守备一人专理此事。
  清军所坚守的巴里坤、哈密、古城子、济木萨、布伦托海、塔城一线，虽然面积不大且很僻远，但它是清军收复新疆的前进基地。屯田生产对于清军的长期坚守和收复新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没有屯田，就不可能有清军及民团在边疆长达10年之久的坚守。哈密办事大臣在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军队和民团之所以能长期坚守，“全赖屯田”供应粮糈①。没有新疆军民的屯田，就不可能有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的迅速胜利。
  二、第二阶段，屯田的恢复和发展
  1876年8月的乌鲁木齐之役，揭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清军每当收复一地，随即招集流亡，修复水利，恢复屯田。
  左宗棠进军新疆，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粮饷供应问题。它关系到清军能否长驱进军，克敌制胜，收复新疆。左宗棠进行了周密的筹划，除从关内长途转运部分粮食外，主要靠新疆军民屯田来解决。他分析了经过战乱的新疆“地方凋敝，军粮军食在在艰难”的情况，认为“屯垦诚为第一要务”。在战争期间，屯田“总期多种多收，不能拘以成法”②。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边塞战争，屯田最要。”③这时新疆屯田发生了巨大变化。乾嘉时期，清廷是以军屯为主，同时大力发展民屯。光绪年间，在清军收复新疆后，则以民屯为主了。而军屯则日趋衰落，这是和左宗棠的主张有关。
  左宗棠认为：“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④
  其次，左氏主张分别兵农。兵专战，农任耕，各司其责。“亘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弱不能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否则“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①。
  其三，有一个左宗棠不便说的深刻原因是：乾嘉时期的八旗兵，绿营经制兵是清廷直接统帅的国家武装力量，而光绪年间的西征军中的湘军、淮军、甘军等都已是兵为将有的武装力量。要他们在远离自己的地域进行屯垦戍边，当然是很难行通了。
  民屯
  这一时期，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与扶植民屯，因而发展迅速，主要有：
  1.招集流亡。西征中，每克一城，立即招集流亡，募民屯田，恢复生产。
  1876年，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该年11月，金顺对流亡沙山子一带的农民“谕令归业，以期明春耕种”②，由绥来县安置。1877年4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之后，“把从南疆阿古柏统治下逃回的三百余名回族农民，给以牛、种，令就达坂城水地耕垦栽植，俾复故业”③。同年6月，刘锦棠、张曜攻克吐鲁番、托克逊后，把逃亡农民“送归乌鲁木齐者二千七八百名口，送归哈密者二千五六百名口，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同前书）。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领土后，清军立即将被强行裹胁随敌西行的农民数十万人，遣回原籍，“发赈给种（籽），并指给地亩”，扶持其恢复生产。金运昌在乌鲁木齐“招练土著（农民）开垦”，黄长周在喀喇沙尔招集逃亡农民“三百余户”屯田等④，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伊犁将军金顺率部进驻伊犁后，面对残垣颓壁，人口只剩十之二三的情况，将不愿迁入俄境的各族群众“暂于广仁、绥定、瞻德、熙春、巴彦岱、固勒扎各城乡地方安插，并给牛具、籽种、地亩，饬令试垦，以期安居乐业⑤积极举办屯田，恢复生产。
  阿古柏入侵新疆，南疆受害最烈，生产破坏极为严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刘锦棠十分重视南疆的善后工作，责令道、府、州、县各级长官兼管“水利、屯田”⑥。为了加强领导，于1878年后，在南疆各地区先后成立善后局，负责善后事宜。善后局招集流亡，修筑河渠，恢复屯田，清丈地亩，修治道路。“南路屯田，皆由各大臣等分委各路善后局查办。”⑦1878年吐鲁番善后局委派道员雷声远和防营提都罗瑞秋负责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到吐鲁番开荒种地，修复水利，整修坎儿井，使吐鲁番屯垦较快恢复，当年征粮1.4万石。“粮石租税已逾旧额之半。”⑧
  在喀喇沙尔，善后局组织当地人民兴修官渠十道。在城西180里开上户，新开渠一道，长30里。
  库车“善后局转饬各回目，纠集民佚民匠..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唯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日酌发工食银两”①。在城南65里，兴修阿柯寺塘渠，还修塞巴里柯渠，长50里，以灌溉农田。阿克苏、乌什的善后局，也积极招集流亡难民，兴水利，垦荒种植，恢复生产。
  巴楚由于阿古柏侵略军的破坏，叶尔羌河和喀什噶尔河泛滥，从阿克萨克台到玛拉尔巴什台几百里地区，被水淹没，交通断绝，田园荒芜。刘锦棠派得力官员招集流亡，招募内地农民，安置退伍军人，发给籽种、牛具，恢复屯田。首先堵筑挑浚，将洪水纳入故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在红波戈子庄导源大海，开凿大连、小连、莺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160里，使大片土地得到灌溉。1886年提督陈建厚率领军民在巴楚修建水库。1890年通判谭传科组织屯民修建了第二座水库。既防止了洪水为害，又保证了农田灌溉。
  战后，巴楚除恢复了老垦区外，在城周围又分设了四个屯庄，全用汉名，曰东成、西就、南阡、北陌。这些屯庄，分别分布在巴楚县城的东、西、南、北②。
  刘锦棠收复南疆后，率军驻守喀什噶尔，他认为：“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通驿路以便行旅，固城防以资守御。”③锦棠派汤彦和率领喀什噶尔军民治水，疏渠道，开支河，使龙口桥以上的牌素巴特（今伽师县）、英阿瓦提等渠先后修浚。牌素巴特渠在喀什噶尔城东90里，长120里。刘锦棠“招徕流亡，散发牛籽农具”，招募内地汉民，安置退伍军人，使生产“渐有起色”④。在疏勒垦区又新建了八大汉屯，分别环列疏勒县（即汉城英先尔）的四周。其中：（1）广济屯，在疏勒城北，克孜勒河南岸，今称色格斯塔什（八磐磨）；（2）平广屯，在疏勒县城西；（3）得意屯，在城东；（4）太平城屯，在城东，得意屯之东；（5）安边屯，在城东，太平屯之南；（6）永定屯，在城东南；（7）永丰屯，在永定屯的东面；（8）镇远屯，在城东、永丰屯的东北。这些汉屯也有维、回族群众参加。
  董福祥在和田设立善后局，招集流亡，开垦荒地，修复水利，使生产得到初步恢复。1878年和田征粮36879石，征折色银5049两。公元1900年和田垦荒45296亩⑤。叶尔羌（今莎车）在善后局组织下，生产逐步恢复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发展民屯，清政府鼓励从关内招募贫苦农民来新屯田。1887年刘锦棠、魏光焘报奏《新疆屯垦章程》，经清廷批准，在全疆大力推行。章程规定：“每户给地六十亩，由公中借给籽种粮三石，制办农具银六两，修盖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并银二十四两。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二人为一户，并且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斛，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通计每户银粮牵算，约需借给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定限年初还半，次年全缴。设遇歉收，查明酌减。缴本之后，按亩升科，启征额粮，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缴。仍仿营田之制，十户派一屯长，如营中什长之制。五十户派一屯正，如营中百长之制。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员管理。凡请领成本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工及滋事不法诸弊。其屯正、屯长，每人仍领地六十亩，借给成本，一如户民之例。惟每月另给屯正银四两，屯长银二两，仍按八个月计算，俱免扣还，以示奖励。”①在清廷政策鼓励下，农民屯田积极性很高。据1878年10月左宗棠向清廷报告，清军1876年8月到达乌鲁木齐时仅“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现已达3600余户；昌吉县有400余户；阜康县210户；绥来县850户；精河100余户；库尔喀喇乌苏数十户。虽不及战乱前同治初年的五分之一，但在新疆绝大部分城乡及屯田地区被摧毁的情况下，得到初步恢复，是可喜的一步。
  巴里坤原有垦地6万余亩，到1878年报垦约4万亩，1880年已报垦5万数千亩②，已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此后，甘肃、陕西等地以及直隶、山东的“逃难百姓”来到新疆，“几于盈千累万”③，多安置在镇迪道及伊塔道屯田生产。1887年哈密和北疆的奇台、迪化、昌吉、精河等9县，共招屯户1090户。据年近80的汉族老人马德云讲：他的祖父就是在光绪年间和许多汉族农民一块从山西来到昌吉县三工进行屯田的。建省以后，从内地迁来的汉、回农民日益增多，屯垦范围不断扩大。
  2.裁军为民，发展民屯。
  战争结束后，为了节省军费，减少开支，清政府决定大规模裁军。全疆原有官兵6万余人，1886年刘锦棠将部队整编只剩3.1万人。除部分回原籍外，大批裁汰兵勇就地落户，分给土地，参加民屯，以后历经潘效苏、联魁数次裁撤，新疆驻防兵只有8780人。这个时期新疆的军屯大量减少，民屯迅速发展。除裁兵节饷是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屯兵生产积极性不高，战争结束后，“屯丁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虽任耰锄之役，不期收获之丰”，“只图塞责”。结果，“耗资颇多”，收获无几。在军屯的重点地区乌鲁木齐和伊犁，都有这种现象。乌鲁木齐“旗兵各屯，折抵均无所获”。伊犁防营屯田，“通算迄无利益”。刘锦棠上折建议改变屯田办法，将各旗营勇汰弱留强，所裁兵勇“就各兵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拨给，即同己业”。并规定“甲年无息取偿，乙岁抵扣，复从其轻，且必乐此不疲”①。仿民屯的办法，将土地分给退伍士兵，向政府缴纳赋税，这对刺激士卒生产的积极性，无疑是有好处的。西征士兵不少留在新疆。仅乌鲁木齐地区就有3000余名，政府拨给上地60亩，或中地90亩，或下地120亩，其他待遇同新招屯户一样。据《新疆图志》记载：“三个泉子（即今米泉县）皆良田，湘人之从征者，屯聚开垦。省城谷米，半仰给焉。”米泉县的湖南庄子、协标工、陕西工多是西征军的后裔。
  刘锦棠和徐占彪率领的湘军、蜀军，一部分留在焉耆屯田生产。所以解放前这里的汉族人，多系湖南和四川省籍。
  西征军中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战士，后来也留在新疆。如“旌善五旗”就是由陕西调来的回族团队。古牧地之战，就有这个部队参加。他们英勇善战，一直进军到喀什噶尔，在捣毁阿古柏的最后巢穴后，方解甲归田。现在喀什、沙雅一带，仍有“旌善五旗”的后裔。“湖湘子弟遍天山”的诗句，形象地记述了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军，在新疆平定后，大部分士卒解甲屯田于天山南北的情况。
  军队所办的屯田，如果军队开拔，即把土地无偿交给农民耕种。“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而农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②。1874年左宗棠指示张曜屯军，“此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③。
  3.安插户。
  乾隆年间的安插户是被清廷定为“边外为民者”，由官府强行起解赴疆，主要是指“地方豪强大族”、“因地方发案而被株连者”等。此时主要是招抚的起义军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军镇压了青海回民起义，刘同春余部被安置在若羌和尉犁一带屯田，仅英气盖一地即达2000人。
  还有一部分是遣犯为民户。
  军屯
  左宗棠所率西征军边进军边生产。1874年张曜所率嵩武军进到哈密，立即进行屯田生产。金顺等人所率部队，也在巴里坤、古城进行屯田。为了鼓励部队生产，他改变了过去士兵生产的粮食无偿上交的办法，实行由政府作价收购，粮款归种田士兵。他论述这样做的好处是：“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事，于正饷外又可得粮价，利一；官省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①在这一政策鼓励下，驻新各军，利，筹买牛具，兴办屯田。迄三台、滋泥泉、九运街、七道湾，凡该军防所，均仿操七耕三之例，躬率士兵耕耨田间。秋收麦粮数千斛，兵食以裕。②各驻军“择地屯垦”，“踊跃就屯，禁之不止”③，为解决西征军的粮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1874年，左宗棠经过调查，认为在原屯田基础较好的地方购买粮食，比从关内运粮的费用要节省得多。在古城（今奇台）购买一石粮食需3两银子，从河西运粮到奇台，每石运费高达白银57两左右。④经查明：巴里坤可购一万多石，古城可采粮五六千石，南山可买七八千石，济木萨可买七八千石，乌鲁木齐北路可购八九千石。⑤以济西征军的粮食供应，大大节省了开支。
  1882年镇西营防提督徐占彪任巴里坤总兵，他率当地军民在巴里坤、木垒大兴屯田，经勘察，在巴里坤城东南35里兴修大泉干渠，长20里，灌田数千亩。
  西征军在反击阿古柏战争中，一面打仗，一面组织部队利用余暇进行屯田生产，“官军讨贼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⑥。
  北疆战役甫经结束，1877～1880年，左宗棠为了以新疆屯粮取代从遥远的关内运粮，决定加强北疆一线振武营（原民团整编）的屯田生产，决定以“玛（纳斯）城西路屯田，责成学功督垦”。“许给农器、籽种、牛只”⑦拨给屯田费用万两，民勇纷纷认垦，连年获得好收成。1878年消灭阿古柏侵略军以，后，孔才所率民团仍在济木萨、阜康一带屯田。
  1872年，清政府任荣全为伊犁将军，先驻塔尔巴哈台，他认识到边境军民粮食供应的重要，积极组织屯田。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堪沙俄压迫，从伊犁逃往塔城，荣全命他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到博尔塔拉组织屯垦戍边。在伊犁的锡伯族数百人，闻讯赶到大营盘（在今博乐市）参加屯田生产。他们自备种子，牛马耕具，开荒种地，兴修水利，还修建了长达50多里的喀尔博户大渠。还有部分锡伯族人，荣全安置在车排子屯田（乌苏县境）。
  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恢复了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等五营制。同年10月清政府命在塔城屯垦的索伦营军民于1883年初调回伊犁原营地屯守，命在塔城的锡伯营官兵除留131人在塔城驻守外，其余全部撤回伊犁，驻霍尔果斯河东地区防守。在博尔塔拉的军民，也奉命撤到伊犁原营地屯守。
  流散在各地的原伊犁满族军民，也陆续返回伊犁，金顺分给他们土地，进行屯田，到1885年，伊犁五营八旗官兵共有7000人。据《清史稿·兵志一》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行省制成。伊犁旗营实存勇七千。留其精壮，改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以提督、总兵分领之，伊犁开屯由此始，而旗屯居其一角”。
  1891年，伊犁旗屯耕地六万多亩，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以减兵增饷之法，改设练军八旗，轮换派遣“满营二旗240名官兵，到老满营地特古斯塔柳（今特克斯县）屯田，种地4800亩，后来全部改为携眷屯垦，不再更换，永为世业，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①。他们对开发特克斯河流域作出了贡献。
  刘锦棠还把流散各地的八旗官兵组织起来，原巴里坤满营官兵近800名，收集流散各地的近300名。乌鲁木齐都统和属下的各领队大臣裁撤，也有不少官兵。1887年旗营迁于古城，官兵共1040人，按六旗分设，为了解决军粮，刘锦棠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向清政府建议：“..吉布库地亩，现已归绿营耕种。其头、二、三等屯向为绿营屯地，自遭变乱，地亩尽荒。光绪三年（1877年）经前陕甘总督臣左宗棠招集流亡，给资承垦。迄今陆续增添，已安插百数十户，共男妇一千数百口。耕稼婚娶，渐成土著..古城东湾、中渠，地属上中，接引山水浇灌，得地一万余亩。如归各满营耕种不敷，由附近之大坂河、西岔拨给。查大坂河约有地三四千亩，西岔约有地四五千亩，各该处曾有户民垦种，为数甚少，迁移较易。毋庸将头、二、三屯地拨归满营，如此办理，似民兵两便。”②这样，在古城的东湾、中渠、大坂河、西岔一带，拨地“二万余亩”③，以屯田生产，自耕自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疆尤为重要。为了尽快恢复屯田生产，左宗棠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复。他在1878年给刘锦棠的信中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④清军师行所至，相度形势，大兴屯田。战事余暇，即令士卒开渠引水，从事耕种，以济军食，且积极助民治水。吐鲁番经过战乱，渠道和坎儿井大部淤废。防营提督罗瑞秋等率部修复渠道外，并和群众一起，疏浚坎儿井180多处。在迪化整修了永丰、太平二渠。“安宁渠为安宁、三十五户各渠源总汇之处，承平时灌田160余户。兵燹后渠道就湮。..光绪十四年（1888年）署知县陈希洛复议兴修..于是旧日芜莱，顿成腴壤矣。”①绥来、奇台、昌吉、呼图壁等地都大力整修渠道，或由驻防军整修，或“官借银两督饬户民修理”②，以引水屯田耕种。1882年，迪化城西南的公胜渠被山洪冲垮，提督金运昌率军抢修，加筑堤坝，堵住了决口，重新修好了渠道。
  库尔勒的渠道破坏极为严重，防营都司邹文炳率部修复官民二渠。库尔楚河道长40里，库车之阿柯寺塘渠长10里，都是清军组织农民修复的。
  叶尔羌河溃决泛滥，由巴楚径达乌兰乌苏，数百里间，田庐湮没，城堡倾颓。巴楚为南疆要地，竟为泽国。刘锦棠收复南疆后，令余虎恩率营勇益以民夫，“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③，河复故道后，复整修引水渠道，招集流民，赈给种子牛具，恢复生产。
  玛喇尔巴什人民，还利用当地湖泊，筑坝贮水，以灌溉农田。
  1886年署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言：“查伊犁河北，渠道纵横，全资阿齐乌苏大渠之水灌输，大渠绵延三百余里..现在堙废之处，长短牵算百二十里之遥。..自宁远城西经熙春、惠宁各城，或堙没已久，或坍废过甚。..派护理巴彦岱领队大臣德克津布等督率营勇逐段疏浚。”④
  1887年（光绪十三年），户部奏略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四万余人，不裁则终年无战事，遽裁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废止？唯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以养人。是有五利焉：新疆军粮，向由内地运至哈密，分运各城，或于各城采买运军局分运各处。山谷阻深，道路辽远，核计运脚，所费不赀。若兴屯政，就地收耕获之利，内地无转输之劳，其利一。各路请饷太多，垫款难按期拨解。若兴屯政，口粮无优缺乏，且该处所收粮食即可画抵该处饷需，每年当节省银数十万两，足以纾饷力，固军心，其利二。新疆现收民粮每年约有三千余万石，⑤皆以供支各营扣抵兵饷。若兴屯政，寓农于兵，所收民粮，即可改征折色，用备度支，其利三。兵燹之后，户鲜蓄藏。若兴屯政，数年之内，必有余资。粮价因之而平，边储亦因之而实，其利四。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各军无事坐食，筋骨懈弛，窃恐师老财殚，缓急俱不足恃。若兴屯政，劳其筋骨，将来驱赴战场，必更健勇，其利五。..新疆地广，北路..地皆肥润，南路八城，素称饶沃，各营驻扎处所，即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难择地开垦。..相应请旨饬下新疆各路统兵大臣速议章程，克期一律兴办屯政，并需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嗣后该管营官，以本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各统兵大臣即以各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①
  自此，进一步加强了屯政的领导，促进了驻疆四万余名兵勇屯田的发展。西征军的官兵，不仅对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对恢复生产，开发建设新疆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遣屯的演变
  清军收复新疆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湘军将领刘锦棠被命为新疆首届巡抚。此后，新疆的遣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1886年，陕西、甘肃、山西、四川、直隶（现河北）、山东、河南七省的1500名犯人解赴新疆，这是新疆建省后的首批犯人。巡抚刘锦棠分别将他们安置在镇迪道所属县区垦荒种地，“迪化县安插三百六户，奇台县安插一百户，昌吉县安插一百四户，阜康县安插五十三户，绥来县安插三百二十户，济木萨县安插六十六户，呼图壁巡检安插七十四户，哈密通判安插四十五户，精河巡检安插二十二户，总计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户”②。刘锦棠分析了过去在新疆遣屯的利弊，根据新疆的形势，提出应把这批犯人以“助垦人犯”对待，不应再看成是“实犯外遣”③。乾隆时期犯人屯垦，是在屯兵监督下强制劳动，每个犯人拨地12亩，每年交粮6石，由政府拨给种子牛具，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很低，积极性不高。刘锦棠不顾刑部的反对，坚持按照《新疆屯垦章程》中的规定，把遣屯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他认为“非照民屯难收成效”④。刘锦棠命令“俟各犯到配，择其年力精壮，有家室者，由地方官酌量多少，随处安插，交乡约领保，分拨荒地，与平民栉户错壤，犬牙相接，出入守望，同兹休息..其只身人犯及不能种地之人，即交配所衙门役使，或配令小贸，届时察看办理，俾兹钤束。农具、牛、籽、房屋、粮食等项，应请照新疆垦地民户例，从优借给，分年缴还”⑤。和民屯一样进行安置，大大刺激了人犯屯田的积极性。并要求各地解押犯人时，把家眷一块送新疆。请求政府“凡发遣新疆人犯，有家室者，务必佥同起解”⑥。事实证明，效果甚佳。“有家之犯，悉安耕作。”还规定：“原犯为奴罪名，定期五年；原犯当差罪名，定期三年，果能安分出力，即编入本地名册，给地耕种纳粮。”⑦公元1887年奏准：“概照新疆现办民屯章程办理，均于钱粮全完之年，即准入籍为民。”不仅大大缩短了人犯为民的期限，而且还准刑重的为奴遣犯，也可以通过屯田生产而为民，大大鼓励了人犯屯田生产、争取早日为民的积极性。现在位于昌吉县的军户农场，有李家庄、毛家庄、冶家村诸村落，这些村落中的马、张、李、苏等姓中的回族老户，以及汉族万、赵、王、李、金、魏等姓氏中的老户，都是从甘肃、宁夏来的“屯犯后裔”。
  乾嘉时期发遣新疆的罪犯，或屯田，或为奴，均是依附于军屯，在绿营官兵管辖下，强制性的“督课取力”。现在则完全按照民屯办法：“十户举一屯长，五十户派一屯正，每屯正五名，复派一委员管理。”对遣犯不再实行劳役租制，在政府帮助下进行屯田，立业自给，从第三年起承担国家粮赋，成为自耕农。遣屯由依附于军屯演变为民屯了。
  遣屯演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军屯衰落，乾嘉时期的军屯遭到彻底破坏，同治朝爆发的反清起义，屯兵或逃亡或被杀，“土地荒芜，旧制荡然无存”①。且新疆收复伊始，“诸务创始，提臣移防未定，抚标兵制未设，兵屯考察刻难就绪”②。加之，此时的西征军与清廷直接掌握下的八旗、绿营制兵大不相同，湘、淮、甘军都已是兵属将有的地方武装势力，要他们远在塞外长期屯田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战争一结束，部队就出现了“各怀故土之思，暂耕于此，不期收获之丰”③。结果往往是“收获无几”，军屯逐渐衰落下来。其次，“非业民屯，难收成效”④，罪犯在绿营兵丁强制下进行生产，积极性不高，往往发生逃亡、反抗，甚至暴动。而按民屯进行管理，罪犯屯田生产的积极性较高，效果甚佳，“悉安耕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三、第三阶段，以节饷为目的的屯田时期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大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除割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与日外，还赔款白银二千万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次年订立《辛丑条约》。此约除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款外，还规定中国向侵略者赔款白银400005000两，分39年还清，年利4厘，本息折合900008000多两。连同《马关条约》的赔款，每个中国人平均负担白银近3两。再加上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割地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濒于破产的边缘。清政府一面加紧对人民的盘剥压榨，一面紧缩开支。财政危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新疆。新疆财政本不能自给，每年靠各省“协饷”白银240万两左右过日子。⑤各省为了支付巨额赔款，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新疆。由于“协饷”断绝，欠发官兵的俸饷越来越多。怎么办？裁军吗？新疆巡抚陶模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新疆幅员辽阔，额定旗绿兵丁共三万一千名，实不为多。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三面邻俄，南路各城在当冲，碍难淘汰。”（①在裁军无望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开支，渡过难关，潘效苏提出了“以屯牧养之”的方案，在向清廷所奏《请遣散客勇改练土著世袭兵摺》中提出：“本省无源可开，不能自立，亦当少糜帑项，共济时艰。查北路草山甚多，均极丰茂，荒地亦复不少。南路亦有草湖官地。若将内地客勇徐为遣散，改练土著之兵，以官带兵，以兵带勇，仍与客军营制无殊，即以屯牧养之。毋庸另筹饷项，实为筹边上策。办理之法：择户民三丁以上者，拨给上地十亩，免其租赋。并给孳生牛马各二十五只，羊五十只，共计百只。令其家属自行耕牧。数口之家，足资养赡。内挑壮丁一人入伍充兵，即不发给口粮银两。定以十年为期，大约自二十内外入伍，三十内外出伍。又择其子弟中之年力精壮者接换充当，名之曰世袭兵。”②由于政府一时拿不出这样多的牲畜，就先给士兵一部分，另由政府补贴少量盐菜银维持生活。五六年以后，士兵完全自立，公家不再补贴。潘效苏说：“穷则思变，其法无逾此者。”认为这是一个筹边上策。这是寓兵于农，屯田戍边的另一种形式。
  这一阶段新疆财政困难，每况愈下，各项措施，步履维艰，但屯田事业仍在坚持和发展。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饶应祺向清廷报告关内农民踊跃来疆的情况时写道：“关内汉、回携眷前来就食、承垦、经商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回民扶老携幼，不远千里，接续自来”，在新疆各城乡，“随地谋食者”竟达“数万人。尚有许多农民，源源前来”。据哈密营卡所报，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络绎不绝于途。③
  对于来新的农民，清政府积极组织屯田，兴办民屯。“酌拨荒地，责成开垦，暂缓升科。第应筹牛具、种子等费”。虽然财政异常困难，还尽量从每年“所拨善后款内，酌量匀给。饬令各厅、州、县，尽心筹办，妥为安置”④。可见对民屯的重视。米泉县的红雁湖，就是从青海大通县红丫峪村来的十多户回族农民，为了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就把他们的屯田点命名为红雁湖（谐音）。经过数代人辛勤经营，现在已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了。
  1896年清政府在罗布淖尔（包括今尉犁和若羌县）设抚辑招徕局，先后“招业农缠回（维族）共一千二百户”进行屯田。⑤接着在卡克里克（今若羌县）设屯防局。1896年西宁回民刘同春起义失败，失败的起义者数千被徙于罗布淖尔（今尉犁县）、卡克里克（今若羌）。仅英气盖（今尉犁县南）一地，即达2000多人⑥，清政府也组织这批农民，组织屯田耕种，发展生产自给自足。
  为了发展生产，各州、县大兴水利。“阿克苏道江遇璞、知府刘嘉德设法开通渠沟，招民屯垦，业已水利畅行，足荫数十万亩”⑦。
  1900年巡抚饶应祺向清廷报告中谈到南疆发展屯田的情况时说：“莎车直隶州，地广而腴，近年新垦三十余万亩。”
  据《新疆图志》和《中国经营西域史》的资料，新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报升科地亩共10126371亩，到1911年（宣统二年），全疆实种地面积已增加到16330251亩，增长60％，特别是北疆迪化、奇台、济木萨、阜康、昌吉、呼图壁、绥来等七县区，1905年报升科地亩为788529亩，到1911年实种地亩为1670228亩，增长一倍以上。伊犁的绥定县，也由23万亩增长到46万亩。
  清代后期，由于大兴屯田，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疆图志》记述：“本期盖扩张屯垦之政，以赡军食，中兴以来，改设郡县，改变屯田旧法，垦地至一千余万亩。”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的规模，可以看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快的。
  由于屯田的发展，出现了“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的繁荣景象。在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新疆能在大乱之后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但屯田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四节 清代新疆屯垦的探讨
  一、在边疆危急之秋所显示的特殊作用
  在英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匪徒和沙俄强占了新疆大片土地的情况下，清军退守在东部和北部一线。时中原动乱，关内粮饷供应长期中断，清军处境异常困难。如果不实行屯田来满足粮草需求，清军是不可能坚持长达十年之久的。应该说：屯田保证了军民的长期坚守。
  左宗棠统军在荒凉的塞外，长驱千里西征，最大困难是粮饷供应。他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事，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除从关内运进一部分粮食外，主要的就是从清军坚守的屯田地区筹粮，同时边作战，边屯田，比较好地解决了西征军的粮饷供应。可以认为：屯田保证了西征军的胜利进军。同时屯田对新疆经济的迅速恢复，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清末，朝政腐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在新疆，一再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巩固了西北边防，且为现代新疆的规模和疆界奠定了基础。屯垦戍边实边，是发挥了其特殊作用的。清代后期屯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影响却很深远。
  二、组织管理
  有清一代新疆屯田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开始，直到清末，长达190余年，
  先后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和遣屯。其组织管理日趋完善。（一）军屯主要是指绿营兵丁的屯田。其管理系统有：
  1）伊犁将军。他既是清代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也是新疆屯田的最高长官，总理军屯、民屯一切事务。如松筠、布彦泰等，都是在新疆创导、组织屯田卓有成效的伊犁将军。
  2）屯田大臣。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平定准部的西征军于巴里坤、哈密开始屯田，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哈喇乌苏等处耕种之事，派大臣一员管理。”得旨：“著副都统苏尔德前往管理。”①这是新疆最早的屯田大臣。各屯区设屯田大臣，或称屯田大员，管理屯务。从各提、镇抽调的绿营屯田兵丁，在屯田期间受其管理。担任过屯田大臣的还有总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在吐鲁番负责屯田。原任“江西巡抚王企靖回籍，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雅图总理巴尔库尔屯田事务”②。还有苏永祖、副都统克什图、西安巡抚永贵，以及书山等均任过这一职务。屯田大臣一职非定制，而是根据需要，择员委任。总理屯田事务，如开垦地亩，分授种子、农具、耕畜、农事，收缴屯粮等，都由其负专责。在新疆，不论战时、平时，屯田纳粮至关重要。因此，屯田大臣多择干练者充任。
  3）总理屯田提督、屯镇总兵。乾隆弘历统一新疆后，设提督一人，专管绿营官兵的驻防和屯田事务。“新疆提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移安西提督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提督。二十三年（应是二十九年），徙乌鲁木齐。光绪十一年（1885年）徙喀什噶尔，更名喀什噶尔提督。”“提督，军务总兵管、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凡，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③
  乾嘉时期，新疆绿营士卒屯田分为两类：一类是轮换兵屯田。在塔尔巴哈台、乌什、阿克苏、哈喇沙尔、吐鲁番以及科布多等屯垦区的绿营屯田兵丁，系从陕、甘、晋三省提镇标营中抽调。屯田3～5年期间，由当地屯田大臣统辖。④屯田结束，即返原提、镇标营归伍。
  一类是长期驻疆屯田，其中包括携眷兵屯田。全疆分属两个系统，即由乌鲁木齐提督和伊犁镇总兵分别统辖。
  乌鲁木齐提督移驻迪化后，统辖巴里坤镇总兵暨本标中、左、右，守城四营，巩宁城守营、哈密协、玛纳斯协、库尔喀喇乌苏营、晶河营、喀喇巴尔噶逊营、济木萨营等处弁兵操防，总理屯田、马政、台站事务。①
  在管理屯田事务中，乌鲁木齐提督和屯田大臣的关系是：“乌鲁木齐提标四营（惟屯田差遣并兵丁搬眷请领盘费银两由驻扎大臣经管，其余升迁事故俱由提督自行办理），提督一员。乾隆二十七年原设副将一员，管理左、右二营屯田等事，属驻扎大臣管辖。..三十八年奉旨俞金鳌补授乌鲁木齐提督，专办屯田，自此提督专管绿营屯田事务。”②
  督之下设有总兵（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经制外委（正九品），等级森严，上下相制。其营制：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守备、都司所属称作营。乌鲁木齐的绿营官兵，除一部分差操守备外，主要任务是屯田。乾隆四十二年有中营九屯，屯兵1066名，以参将督领。左营八屯，屯兵1066名，以游击督领。右营七屯，屯兵1066名，以都司督领。此外尚有济木萨、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晶河、库尔喀喇乌苏是乾隆二十七年数）、巴里坤、哈密、古城、木垒等屯区28个，屯兵4615人，分别以参将、游击、都司、把总督领。
  伊犁镇总兵又称屯镇总兵。其任务是专理屯田。
  伊犁紧邻沙俄，是清军边防要塞，屯兵重地。全疆满洲八旗驻防军1.8万余人，驻屯伊犁的达1.3万余名，八旗兵的粮糈供应，主要靠兵丁屯田解决。伊犁镇标专为供给当地驻防八旗官兵的粮饷而设。《新疆图志》卷24记述：“伊犁镇标，屯镇总兵一员，归伊犁将军管辖。”该镇的绿营部队有“兵丁三千名，设立二十五屯，每屯额兵一百名，计兵二千五百名，其余五百名，系于水碾磨、铅厂、教种图尔扈特以及仓廒、牧厂各差拨用”③。从上可以看出，3000名绿营士兵，主要是进行屯田，以及粮油加工、后勤供应有关的事务。故该镇官兵直接由伊犁将军节制，“遇有升拨降黜之事，皆由镇员禀白将军验核，仍于陕甘督臣咨办”④。伊犁绿营兵屯田，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受乌鲁木齐提督节制。
  4）屯。屯亦称工，是兵农合一的组织，是绿营兵丁屯田生产的基层组织单位。
  绿营兵制的基本战斗组织是营，携眷屯兵也以营为基本组织，为了适应屯田戍边的需要，营下设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请在巴里坤筑屯屯田时称：“各营屯田，亦俱在军营以东，联络不远，现在播种，共拨兵丁五千余名，每于分屯之处已筑土堡一座，旦则出作，夜则入息，无事可耕，有事可战，且与各厂牧放官兵相为表里，牲畜田禾俱可防护无虞。”⑤在屯田区筑有屯堡，屯田兵丁居于屯堡之内，耕作区即在屯堡周围，白天出堡耕作，晚上回堡休息，有警则依堡拒敌，无事屯田生产，平战结合。一屯兵丁，大体百人左右，依各地情况的不同，最大的屯有250名，最小的是阿克苏仅有屯兵15名。如乌鲁木齐中营区分为九屯，设屯兵1066名，种地2.2万余亩。各屯分布是：辑怀城、土墩子、怀义堡、屡丰堡、宣仁堡、惠徕堡各驻屯卒133名，阜康城88名，头道湾头工90名，头道湾二工90名。
  屯堡有屯官衙署，士卒宿舍、家属宿舍、兵器库、农具库、仓廪等建筑。如乌鲁木齐屯区惠徕堡的情况是：“惠徕堡，乾隆四十二年建筑，周一里六分，高一丈二尺，堡门四..千总衙署一所，外委住房二所，仓房一所，军器库一所，公馆一所，堆房二所，兵丁住房四百四间。”①这些屯堡，以后逐渐发展为村镇。如现在乌鲁木齐和昌吉的头工、二工、三工、四工、下四工、五工、六工、二六工、宣仁墩..都还保留着清代屯田的屯名。
  （二）旗屯
  伊犁旗屯的屯官，由各镇营的军官兼任。新旧满营各分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一员领之；锡、索、察、厄四营，每营设一领队大臣以统之。其下各设总管、副总管驻本营。再下设八旗，设有佐领、防御、骁骑校尉等军官，管理本旗戍守和屯田事务。如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屯田，兴修水利，就是由锡伯营总管图伯特领导和组织军民实施的。
  （三）遣屯
  遣屯隶属于军屯，遣犯被编入军屯组织中进行劳动。一种是罪行情节重者，拨给兵丁为奴，受屯兵管辖，由该屯兵“督课取力”②。另一种是罪行较轻的，承种份地，单独纳粮，分散在各军屯中进行屯田。如乌鲁木齐左营中：
  头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二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三工屯兵148名，遣犯3名。
  四工屯兵148名，遣犯2名。
  甘标头屯屯兵90名。
  甘标二屯屯兵90名。
  宝昌堡屯兵147名，遣犯2名。
  乐昌堡屯兵147名，遣犯3名。①
  （四）民屯
  民屯属地方行政机关管理。清代前期陕甘总督和甘肃布政使，直接管辖天山北麓晶河以东的民屯事务。所辖镇西府，管辖宜禾（今巴里坤）、奇台两县的民屯。迪化直隶州管辖乌鲁木齐地区、阜康（包括济木萨）、绥来（今玛纳斯）、昌吉（包括呼图壁）三县的民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乌鲁木齐设同知，命在乌鲁木齐屯田。”吐鲁番巡检，管理当地的民屯。
  屯民实行里甲制，乾隆三十一年制定的《木垒安户章程》规定：“新安户口，宜编立里甲，请按每年招徕户民，编为一里，一里之中，分为十甲，将来户口丁粮册籍，悉照里顺庄开造。至编造里甲，约可按三千户之数，编为十里，酌定里名，以分界限。”“每里应选里长、渠长、保约。请按每里设里长一名，每百户设渠长一名。”“现在咨送二百户移驻，尚属无多，仍照原例，令守备暂受外，至戊子年（1768年）三百户之时，酌设文员，专管户民。”“现在守备暂管户民，审理狱讼，应酌立科条。”②以上《章程》可知，民屯实行里甲制，每里300户，每甲30户。设里之前，由部队派守备管理，不仅管屯田生产事务，而且审理狱讼民事工作。待招至三百户，成立里，选出里长之后，正式派文官，专管民屯。有的地方实行卫所制。《清史稿·食货志一》载：“令叶尔羌成丁余回，特界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
  （五）回屯
  伊犁回屯实行伯克制管理。清廷统一新疆后，沿袭维吾尔人旧制，即伯克管理制。伊犁回屯亦用此制。伯克不得世袭，由清廷任命，从“回人中从戎效力，及输诚内附者，量材以授”③。
  首任伊犁回屯阿奇木伯克是吐鲁番额敏和卓次子茂萨。以后历任阿奇木伯克皆从其子孙中选调。《西陲总统事略》卷七十回屯载：“（茂萨）于乾隆二十五年授伊犁阿奇木伯克..三十一年额敏和卓三子鄂罗木杂布赴伊犁..三品阿奇木伯克..嘉庆十年鄂罗木杂布卒..以其子密里克杂布袭一等台吉，署阿奇木伯克事务。”
  阿奇木伯克，三品，下设阿奇木伯克衙署。驻宁远城，总理回屯一切事务，设伊什罕伯克一员，协助阿奇木伯克总理回屯事务。以下设噶杂纳奇伯克、商伯克等共85员，分管地亩粮赋、税务、刑名、水利、治安、工商等事务，其品级为四至七品。
  伊犁回屯共6000余户，分九屯。每百户设一玉子伯克统领，每15员玉子伯克设一明伯克统领，“分领回众头目，职如千总”。
  第五节 清代陕甘宁青屯垦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成千上万的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庐舍成墟，四处逃散。田园荒芜，生产下降。“田亩之荒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①“庐舍已空，有土无人。”②
  清廷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如何解决？诸大臣纷纷献策。给事中刘余谟于顺治九年奏言：“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即使天时无惊，正供不亏，西军食已急，民力已竭..舍屯田而外，别无奇策也。”③康熙五年肖震奏：“驻一郡之兵，即耕其地..养兵之费既省，荒田亦可渐辟。”④康熙七年徐旭龄上书：“臣查各省饥荒，而陕西尤甚，西北地广人稀，耕种最难，唯有集流民而耕屯田，为第一大计。”⑤
  清廷决定：兴屯田。“凡州县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⑥决定“改编凉州戍军为屯军，免除军名，令种屯地”⑦。并将甘肃明代藩王土地改归民户经营。至是军屯民屯逐渐兴起，西北尤重。清代边患，当清军大败噶尔丹之后，主要以游牧为生的北方准噶尔部，西边的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先后崛起。清代边防重点，便向西移了。据此清廷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特别是河西走廊就成为重点。
  一、兴办军屯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进犯哈密，“侵略五寨”。康熙决定派大军征讨。右卫将军费扬古任北路军统帅，在行进中考虑如何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决定在喀尔喀蒙古西部科布多、乌兰图木等地屯田。
  在北路兵屯的同时，清廷在嘉峪关以西兴办了西路兵屯，即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安西四大屯区。
  巴里坤屯区：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设大营于巴里坤，派500名绿营兵专事耕种⑧，满汉官兵共立23营，周围200余里，首尾相应。⑨屯田面积7万亩。
  吐鲁番屯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将军席柱在进军中提出：“吐鲁番与哈密接壤，且系策妄阿拉布坦咽喉要地，不可不先取。”六十一年（1722）正月，调绿营兵五千名赴吐鲁番“筑城、种地、驻防”①。雍正三年（1725）春，清廷令：“将种地兵千名，暂留彼处。”②
  哈密屯区：分塔勒纳沁和蔡八湖两地。雍正二年（1724）收屯粮1700余石。③
  安西屯田：即今安西敦煌地区。清初，这里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左翼牧地。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路大军进驻巴里坤，安西成为大军后方和转输通道。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准在布隆吉尔设立总兵，统辖五千携眷兵镇守。当时“安西屯垦未备，兵丁家口乏食，令将驻防兵之不愿久住者，招募顶换，择水土宜苗稼之处给之，使之屯垦，俟资粮渐裕之后搬移家口，永远驻防”④。雍正十三年（1735）因安西民屯衰落，清廷令：“各卫所官屯地亩应全交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应兵丁口粮，如尚不敷，照例折给银两。”据《重修肃州新⑤志》载：实给兵丁地亩1685石4斗，以亩下一斗籽种计，有地16854亩。安西兵屯制度与其他屯区不同，实行分成纳粮制。
  “屯”是兵农合一的组织。为屯田基层单位。一般一屯100人左右（有的可大些，也有的人数少一些，依客观条件而定）。都住在“屯堡”内。屯堡中有兵房、库房（放武器），粮仓、衙署、公馆等。无警出入耕作，有警击敌。屯之上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管理屯务。屯由千总、把总、经济外委等下级军官管理。
  每屯兵百名，由官方拨给马20匹、牛60只或每屯兵给一马或一牛。
  “开国之初，每佐领拨十名壮丁，四头牛，于旷土屯田⑥，”佐领率兵300名，10名壮丁可种地三四百亩，收粮千石上下。但八旗兵鄙视劳动，不愿参加屯田，故屯田多由绿营兵担任。清王朝实行“计亩抵饷”的办法⑦，并实行奖惩制：“种地兵丁收粮分数总管算所管地亩，八分以上议叙，四分以下议处。”
  康熙十年（1671），清廷下令再订《劝垦章程》规定：贡监生员组织垦荒20顷以上的授予县丞、百总之官；垦荒1000顷以上的授予知县、守备之官。云南总督赵廷臣，督垦了6000顷以上，即被加了一级，调京升为尚书，加封少保。清廷并规定：荒地只要百姓开垦了，原主不得再要，政府发给垦荒者印信，永为己业。①
  余丁屯田：余丁即编外余额兵丁。清政府对八旗采取以“国力豢养”的政策。旗兵子弟长大成丁后，在军内给养的叫“余丁”。只领银饷，不给口粮，在军费开支上是一个负担。所以清政府号召他们参加屯田生产。雍正元年，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在西宁布隆吉尔清军驻地附近赤金卫、柳沟等处，由各营派出余丁垦种荒地。开始时由政府供给籽种、耕牛和口粮。三年以后停止供给。垦田为耕者所有。每丁向国家交粮三石作为兵饷②。由于旗丁不愿劳动，效果不佳。
  雍正十三年（1735）因安西镇标粮饷不敷，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准：“将各卫所民屯地亩交付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③甘肃巡抚元展成奏疏中提到：“安西镇属下之卜隆吉、柳沟、双塔、赤金、靖逆、惠回等处屯田，向拨屯兵耕种，秋收，除农具、籽种外，粮石平分，给作口粮，统于原估折粮饷内扣除。”④因效益不佳，乾隆四年（1739）清廷下令：“以庚申年（乾隆五年）为始，招募民人及兵丁子弟承种，将原派屯兵撤回差操，以实营伍。”⑤
  安西遣屯：雍正初年开始将直隶等五省遣犯佥妻发配该地。乾隆二十三年，刘宗魏奏准将遣犯至安西之瓜州屯垦。“交驻防将军等管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云：“（安西）遣犯甚多，难以安顿”，请“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屯所”⑥。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岑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清廷将其起递解，“其第三起六户交安西府属渊泉县收管”⑦。
  清代刑律分笞、杖、徙、流、死五等是为正律。“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⑧，如黑龙江、河西西部、新疆等处。
  清王朝在各次“平定”之后，随即留一部军队就地屯田。一方面节省国家开支，同时也可开拓边疆，保卫国防。有敌则战，无警生产。从康熙末至乾隆初，在宁夏的插汉拖辉地区，甘肃的安西和肃州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巩昌地区，青海布隆吉尔地区等，在军屯及民屯建设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成绩。
  据雍正二年（1724）统计，各省屯田共39.4万余顷。甘肃巩昌、甘州等处屯田99900顷。陕西屯田48000余顷。山西屯田64700余顷。三省合计212000余顷，占全国屯田54％，历史证明，西北屯田成绩是很大的。如果再把宁夏、青海、新疆三地屯田数字加上，这个比例一定会更高。①
  二、民屯
  王希隆先生认为：“清代西北屯田是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用兵过程中兴起的。”因此，“清代西北民屯主要实施于河西和新疆地区”。一句话讲清了西北民屯的特点与平准战争的关系。因为和平定准噶尔部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除新疆外，屯田重点在河西地区。河西地区民屯，兴办于雍正十年（1732），这时准噶尔部正处于全盛时期，不断向清王朝边境的清军和州县发动攻击。清廷决定进行反击，派名将率北、西两路大军进驻出击基地，西路大军三十二个营进驻巴里坤，这样河西就成了西路大军的战略后方，“军需总汇”。
  清廷决定大力加强河西建设，使之成为西路军巩固的后勤供应基地。随即派出名将鄂尔泰赴河西考察、部署。《重修肃州新志》载：“·
  .惟自雍正十年以来，因西方用兵，军需繁重，大学士西林鄂公（尔泰）巡边，考汉唐故事，总以屯田为第一义。于是，总督武进刘公（于义）与协军需侍郎蒋公（洄）在嘉峪关以东屯田，大将军查公（郎阿）与御史孔公（毓璞）在嘉峪关以西屯田，在关西者，今已分授营兵耕种；在关东者，则募百姓充当屯户，现在设官督种，分粮以为驻防军糈之用；以省河东輓运之烦。”②
  这里所说的嘉峪关以东屯田，即分成制民屯，屯田分布于嘉峪关以东的肃、甘、凉三州，共有九个屯区。此外，在嘉峪关以西的安西屯区，也有两个屯区曾兴办成分成制民屯，详情如下：
  九家窑屯区：在肃州南山之麓，离州城150里，有地一二万亩，皆平原沃土。但地高于河十余丈，必须凿山开洞，引水于15里之外，升高20丈，方能灌溉地亩。因“工险而费巨，莫有任其事者”。雍正十年，肃州分巡道童华，受命兴屯，他“鸠集夫匠，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五百丈，其悬崖断岸，水不能过者，架槽桥四座。..堤善崩，成而复溃者数”③。历时二年，前后费帑三万两，始垦成地万余亩，招民认种。
  三清湾屯区：在高台县东南15里，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自张掖鸭子渠自屯地，共长90里，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号，每号二、三、四千亩不等，共有屯地16200余亩。
  柔远堡屯区：在高台县城西南十里，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自抚夷堡西渠起至屯地，共长79余里，内分元、亨、利、正四号，每号一千百十亩不等，共有屯地5100余亩。
  平川堡屯区：在张掖县北八里，雍正三十一年开设。其地原有十废弛旧渠四处，接通疏浚，新开渠道1350丈，溉屯田1169亩。“斯地极饶，每年收成辄过十余分，并几及二十分，而开垦之费，又极为廉俭。”
  毛目城屯区：在镇夷口外160里，双树墩屯区以北80里，为昔人屯耕战守之处。雍正十一年开设。其渠道引黑河之水，有大常丰渠一道，长68.9里；小常丰渠一道，长27.3里；中长丰渠一道，长17.2里。内编列天、地、元、黄等三十号，每号五、六、七百余亩不等，共有屯地18025亩。
  双树墩屯区：在镇夷口外80里，为前代屯田旧址。“旧渠土埂，古迹犹存。”雍正十一年，开渠引黑河水至屯地，渠长16.6里，内分大、有、年三字号，每号屯地520余亩，共有屯地1562.5亩。
  九坝屯区：在高台县西北二十里边墙外，前代屯田旧址。雍正十一年，开挖新渠，疏通旧渠，共长9.6里，灌溉屯田1216亩①。
  昌宁湖屯区：在永昌县西北100里，去宁远堡40里，系当地贡生王建国等自备工本开设。可屯种籽种300余石，以亩下一斗计之，当有屯地3000余亩。
  柳林湖屯区：为河西清代民屯中规模最大者。其地在凉州镇番县城东160里处，即汉代休屠县故地。《尚书》所谓“潴野泽”。这里幅员广大，周围数百里皆可耕地。雍正十一年，开渠引水，“用镇番大河之水，堵筑西河，俾全归柳林..有总渠一道，然后分东、中、西三渠，复开岔渠数十道，各长数十里不等。地亩俱在渠身左右，编列字号，每号约以千亩为率”。东渠编列天、元、调、阳、万、丰、辰等二十八号。中渠编列万、民、乐、业、共、享、升、平等三十七号。西渠编列坐、朝、问、道、周、发、商、汤等三十七号，共有屯地12万余亩，屯户2670户。②
  安西镇口外屯区：屯地分布于安西、柳沟、靖逆、赤金等处。原为当地员弁、客民私垦成熟地。雍正十年被收归官府，兴办募民屯田。十三年又改办兵屯。乾隆四年（1739）改军屯为民屯。“招募民人及兵丁子弟承种，将原派屯兵撤回，差操以实营伍”③，共有屯地26209亩。
  瓜州屯区：屯地分布于瓜州五堡，原为移居瓜州的近万名吐鲁番维吾尔人耕种的熟地。乾隆二十一年，维吾尔人返回故乡吐鲁番，瓜州遗有大量的垦熟地亩。经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准，招民垦种，分成“纳粮”④。
  在雍正十三年九月，总督刘于义奏准在嘉峪关内添设地方流管，专管屯务。在平准战争这一历史背景下，在河西实行州县制度地区建立的民屯，其组织管理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河西嘉峪关外地区在兴办民屯期间，未设州县，当地的民屯由安西兵备道所属的厅卫文武官员管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招募四川人到陕西清化、巴安等地屯田。民屯地亩大多是官府出帑银开成。所需籽种由官府借贷，“先行扣还①。
  秋成后，”
  租制：嘉峪关外安西镇口外和瓜州屯区，秋收扣除籽种等借项外，所余屯粮，“民得六分，官得四分，按数缴纳，经备兵粮”②。嘉峪关内柳林湖等九屯区，秋收后，扣除籽种等借项，“然后将余粮官民各半平分”③。屯民负担是很重的。
  关西地区，汉唐时即为战略要地。明初，占有河西，划嘉峪关而守，设“河西七卫”。成化之后，吐鲁番占据哈密，侵扰关西，七卫残破，不能自保，不得已，人众相继迁往关内。其后，关西沦为蒙古游牧草场，“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④。
  清初，关西为青海和硕特蒙古阿拉布特等部所占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西路大军进驻巴里坤，清廷于嘉峪关以西开台设站，转输军粮。与此同时，吏部尚书富安宁奉命率军在关西勘垦，获得成功。次年富安宁奏请，招民认垦勘垦地亩，“于边疆大有裨益⑤，”获准实行。五十六年（1717），甘肃巡抚绰奇奉命招募无业贫民，官费送赴关西安置。于“西吉木地方安插民人二百七十户；达里图安插民人五百三十户；锡拉谷尔安插民人一百六十户”⑥。这是清代关西地区的第一次徙民。
  关西第二次徙民是在雍正四年（1726），川陕总督岳钟琪建议加强对关西的建设，“招甘省无业穷民二千四百户开垦屯种”⑦。准奏。加强沙州民屯。屯户来源于甘肃平凉、庆阳、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西宁、肃州等八处。两次徙民共3300余户，每户以五口计，当在16000人以上。
  除了徙民之外，还有部分余丁和遣犯参加。关西屯户实行卫所管理组织制度。康熙五十六年，第一批徙民到达关西后，清廷设立赤金、靖逆二卫，柳沟一所于当地。
  赤金卫，地名西吉木，明赤金卫故地，西去嘉峪关180里。康熙五十六年建城，驻兵，开设屯田。有屯户270户。次年设卫。雍正五年改守御千户所，乾隆七年复设卫。
  靖逆卫，地名达里图，又名达尔兔。明赤斤卫、苦峪卫故地。西去嘉峪关290里。康熙五十七年筑城设卫。因靖逆大将军富安宁曾统兵驻此，故名靖逆。有屯户530户。
  柳沟所，地名锡拉古尔。明苦峪卫故地。西去嘉峪关310里。康熙五十六年筑城驻兵，开设屯田。有屯户160户，设守御千户所，治所在四道沟。
  二卫一所设置之后，清廷委派理藩院员外郎巴福寿赴关西，与青海和硕特左翼阿拉布坦，车臣属下划分地界。在屯田地亩与蒙古游牧地之间，“立号后界，不令逾越”①。并于柳沟以西的布隆吉尔筑城驻兵，捍御二卫一所屯田，控扼当金山口。自此，改变了和硕特蒙古独占关西的局面。不久，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清廷分封，聚众反清。这次叛乱中，和硕特军队曾劫夺关西台站，围攻布隆吉尔。清参将孙继宗，游击孙超节领兵往迎，遇敌3000余人。正激战之时，副将潘之善引兵继至，并力奋击，杀敌甚众。叛乱平定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对关西的控制和建设。于布隆吉尔设总兵官，统镇标营兵五千镇守，并于关西再设安西、沙州二卫。
  安西卫，明赤金、沙州卫故地。雍正元年设卫于布隆吉尔。西去峪关500余里。
  沙州卫，明沙州卫故地。雍正元年初，设守御千户所，次年改卫。②有屯户2400户。该卫所在关西极西边，但“富庶情形甲于诸卫”。随着关西人口的不断增加，雍正五年，清廷于布隆吉尔以西的大湾重建安西新城，将安西卫从布隆吉尔移治于新城。同时，升柳沟所为卫，从四道沟移治于布隆吉尔。至此，关西建成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五卫。
  关西五卫，每卫各设守备、千总一员，管理本卫屯户和屯田事务。
  《嘉庆重修大清统一志》记述：甘州府，原额民丁共5850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282496人。屯丁男妇大小531119人。凉州府原额民丁共24335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284131人。屯丁男妇大小共1220367人。肃州直隶州，原额民丁共6908人，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319768人。屯丁男妇大小132295人。
  安西直隶州，民丁原额缺载，今滋生民丁男女大小共77873人。
  嘉庆年间甘、凉、肃、安四州府共有2848049人，与原额民丁相比，增长了七八十倍。
  从甘肃甘、凉、肃、安四州府人口统计可以看出：
  一是人口增长迅猛，除人口迁徙与军队改卫丁为屯丁外，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发展，大批商贾通过嘉峪关支流物资，经济繁荣是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二是屯田户的人口在甘、凉、肃、安四州府占的比重大。说明雍正、乾隆年间河西走廊的屯田事业发展很快，取得巨大成绩。
  三是清廷加强河西走廊建设的决定，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不仅增强了河西四州府的实力，而且为清廷经营西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功莫大焉。
  三、青海屯田
  清朝，对青海行政区划调整后，农业区和牧业区划分日臻明确。唯因历史变化无常，农垦事业时兴时衰。清雍正、乾隆后，政局较为稳定，劝导农耕，开垦荒地，耕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雍正元年（1723）平定青海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宁市布隆吉尔清军驻地附近的赤金卫、柳沟等处，由各营派出余丁耕种荒地。开始官给牛、籽种和口粮。三年以后停止供给，其耕地作为耕者所有。每丁交粮三石，作为兵饷。①
  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十年（1732）分别在大通卫和额色尔津（今诺木洪）试办农垦，均未见效。雍正十一年至十二年（1733）又在哈尔海图试垦，种地千余亩，收获仅三成。效果不佳，故停办。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青海政局基本稳定，政府“劝垦”，“招垦”，清廷决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军流人犯连家口遣发之人能耕种地者，令其前往。地方官拨给地亩，动支钱粮，采购籽种耕牛给予。”赴西宁布隆吉尔屯田。这些人犯领地耕种以后，按照规定，缴纳田租，可以留居当地，成为编户。这次大批人犯屯田，成效显著。据《西宁府新志》和《循化志》的记载资料折算，乾隆年间河湟地区约有耕地468万亩。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乾隆十一年（1746年），青海西宁府大通卫地方进行屯垦，共安插土著及客民79户，兵丁子弟69户，原驻回民38户。②兵、民、土、客混合屯种，是一个创造，是一种试办成功的良好模式。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工程。据《西宁府志》及《西宁府续志》记载：西宁有西川、北川、南川、东川四大渠系，有各种渠道136处，341条，下籽量6996247石。在碾伯、贵德有各种渠道72处、206条，下籽量3184567石；巴燕厅、丹噶尔厅等地有各种渠道50条，下籽量2045.62石。以上总计下籽量13742.468石，折合水浇地54.3万亩。水利工程的建设，保障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四、屯田带动了水利建设
  西北少雨，兴屯田，必须进行水利建设。宁夏地区原有汉渠、唐渠及大清渠，每年疏浚整修，后来闸门及渠道逐渐损坏。雍正年间，扩大开垦屯田，“特遣大臣督率官员，开浚农惠、昌润二渠，又命整修汉、唐、大清三渠，以溥民利”③。
  乾隆十年（1745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府属农惠一渠，上引黄流，下通六墩、昌润二渠，昌渠下梢即系埂外闲田..尚未垦荒土二十七八万亩..当即委员分工办理，上下修濬，使渠水流通到梢，处处均敷引灌。废地得此水流，招垦更易。”①
  雍正十年（1732），甘肃瓜州为了垦种，“将疏勒河上游筑坝开渠，引水入河；又于安家窝铺对岸导渠，疏溶深通，引水溉田”②。
  雍正十一年，“陕西之柔远堡、镇夷堡、口外、双树墩等地开垦，令开渠灌田”。
  雍正十二年，“甘肃口外柳林湖地屯垦，令筑坝、建堤、开渠”。又“陕西之中卫县白马寺滩，地广可耕，令开渠建槽以资浃溉”③。
  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屯田的灌溉，而且对开发西北也起了很大作用。

①《伊米德史》。 ②《在中国的圣战》。 ③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 ③《通俗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②《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①《左文裹公全集·书牍》。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①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②《平定陕甘新方略》。 ①《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②王树楠等著：《疆图志·武功三》，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赵尔巽主编：《清史稿·穆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王树楠等著：《新疆田志》，天津博爱印局，1923年版 ⑤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文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名宦》，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⑦《平定陕甘新方略》。 ①《阜康县乡土志》。 ②《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平定陕甘新方略》。 ①《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③《平定陕甘新方略》。 ④《平定陕甘新方略》。 ⑤《平定陕甘新方略》。 ⑥《清史稿·食货志》。 ①《平定陕甘新方略》。 ②《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③《左宗棠年谱》。 ④《左文裹公全集·书牍》。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②《平定陕甘新方略》。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④《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⑤《平定陕甘新方略》。 ⑥赵尔巽主编：《清史稿·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平定陕甘新方略》。 ⑧《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①《刘襄勤公奏稿》。 ②《清朝新疆省舆图》。 ③《刘襄勤公奏稿》。 ④《刘襄勤公奏稿》。 ⑤《和田直隶州乡土志》。 楠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十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瑞洵：《散木居奏稿》。 ①《刘裹勤公奏稿》。 ②《左文裹公全集·奏稿》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①《左文裹公全集·书牍》卷14。 ②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名宦》，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札》。 ④《左文襄公在西北》。 ⑤《左宗棠与新疆》。 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⑦《左文裹公全集·书牍》。 ①《伊犁将军马厂奏议》。 ②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③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十五》，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①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刘裹勤公奏稿》。 ④《平定陕甘新方略》。 ⑤三千余万石，疑是三十余万石之误，据《中国经营西域史》资料，建省初年征粮203029石，宣统三年（1911年）为302407石。 ①《清朝文献通考》。 ②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奏议》，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刘襄勤公奏稿》。 ④《刘襄勤公奏稿》。 ⑤《刘襄勤公奏稿》。 ⑥《刘襄勤公奏稿》。 ⑦《刘裹勤公奏稿》。 ①《清代西北屯田研究》。 ②《刘襄勤公奏稿》。 ③《刘襄勤公奏稿》。 ④《刘襄勤公奏稿》。 ⑤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统计数字为三百数十万两，新疆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①《陶勤肃公奏议遗稿》。 ②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③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⑤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卷103。 ⑥朱寿朋编校：《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⑦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①《清圣祖实录》。 ②《清世宗实录》。 ③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官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塔尔巴哈台事宜》、《清高宗实录》。 ①《三州辑略·官制》。 ②《乌鲁木齐政略·武职》。 ③《伊江汇览·兵额营伍》。 ④《伊江汇览·兵额营伍》。 ⑤《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蒙古项》。 ①《三州辑略·建置门》。 ②《清高宗实录》。 ①《乌鲁木齐政略》。 ②《清高宗实录》。 ③《西域图志》。 ①《甘州通志稿》卷40。 ②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34。 ③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34。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10。 ⑤《徐清献奏疏》。 ⑥《大清会典事例》卷141。 ⑦《甘宁青史略·正编》。 ⑧《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 ⑨《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五年九月。 ①《清圣祖实录》六十一年正月。 ②《清世宗实录》雍正三年五月。 ③《清世宗实录》雍正二年九月 ④《清朝文献通考·屯田》卷10。 ⑤《清世宗实录》卷157。 ⑥《清朝文献通考》卷16。 ⑦《畿辅通志》卷20。 ⑧《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①《清朝史话》77页。 ②《大清会典事例》卷151 ③《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一月乙丑。 ④《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年五月。 ⑤《敦煌随笔》下卷，《屯田》。 ⑥《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六年四月。 ⑦《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丁巳。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250。 ②《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③《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①《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屯田》。 ②《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附载》。 ③《敦煌随笔》卷下，《屯田》。 ④《甘肃通志稿》，《军政4屯田》。 ①《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②《敦煌随笔》卷下，《屯田》，《甘肃通志稿》，《军政4》。 ③《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高台屯田》。 ④《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 ⑤《清圣祖实录》卷269。 ⑥《清圣祖实录》卷277。 ⑦《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 ①《清圣祖实录》卷284。 ②《开设沙州志》载为三年。 ①《清高宗实录》卷243。②《清朝文献通考》卷六。 ③以上均引自《清朝文献通考》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