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伊犁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原为准部腹地，与沙俄毗邻，是祖国的西陲要塞。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为了边防的巩固和新疆的安定，在伊犁设将军，驻重兵，大兴屯垦。“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牧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宜屯田。’”②据《圣武记》记载：新疆统一后，满洲八旗驻防兵共18800名，进驻伊犁河谷的就达13340名，占70％以上。还有换防兵2300名，绿营屯田兵3000名，在此戍边屯田。同时还有民屯、回屯和遣屯。
  军屯
  还在平叛过程中，清廷就筹划“将来回部全定，伊犁驻防应以需兵若干，与屯兵粮饷合算，量籽种以定兵数，就收获以济军食。既可省内地挽运之烦，亦不患兵多冗食”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陕甘总督杨应琚疏奏：“伊犁底定，宜先屯田。”清政府很重视这一建议。在平叛后的第二年，即1760年伊犁设办事大臣，兴办屯田。当年三月，清廷“命阿桂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绿营兵百，回人二百（实三百）至伊犁搜捕马哈沁，招抚厄鲁特，并筑城屯垦”④。阿桂从阿克苏率部到达伊犁后，“二十五年（1760年），伊犁屯议起，于河南之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境）立回屯，察罕乌苏（今霍城县西）立兵屯”①。是时，屯田士卒每人种地10亩。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绿营兵陆续增加，“已足二千名”“屯田八千亩，收获大小麦、黍、粟、青稞等共二万七千一百石有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岁入三万五千余石，除给该处官兵外，尚有盈余”③。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军屯面积增加到3万亩。三十三年达到36212亩，产粮68079石。乾隆“三十四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田”④。三十五年又从肃州调屯军300名到伊犁。伊犁军屯面积42356亩，产粮79782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伊犁换防兵改为携眷兵，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携眷，定额三千”。是年屯田官兵增至3098名，官98名，兵3000名。500名操练，2500名屯种。共分25屯，每屯百名士兵，每人种地20亩，共种地50588亩，产粮84988石。设屯镇总兵进行管理。乾隆四十七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仓内存粮50余万石，恐太多发霉，请将2500名屯兵中撤回1000人，裁汰10屯。以1500名屯种，1500名操练⑥。到乾隆五十四年，新任伊犁将军宁保考虑到伊犁地处极边，万一歉收，恐难维持。奏请将1500名操练兵中调700人屯田，添设7屯，兵屯增至22屯，共种地4.4万亩，直到嘉庆初年未变。
  嘉庆时期，伊犁有绿营兵屯点30处。主要分布在熙眷、绥定、广仁、瞻德、拱震、塔勒奇六城近郊。
  旗屯
  八旗是清政府统治的重要支柱。在平定准部与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八旗军大批地奉调移驻新疆，扼守边陲要地。如新疆当时的首府伊犁、军事重镇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他们主要担负着巡逻边防、守卡缉查、保护屯田、维持治安的任务。平时操练、战时出征、定期换防。满营兵丁因有粮有银，所以不屯田。而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四营兵丁则有银无粮，所有口粮，规定自耕自食。察哈尔官兵1837名，皆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屯田；厄鲁特官兵1200名，在伊宁县、特克斯至昭苏一带屯田；锡伯营官兵1018名，在伊犁河南一带屯田；索伦营官兵1018名，在霍尔果斯一带屯田。旗屯之初，每人种地8亩，政府供给籽种、牲畜、农具。自耕自食、不纳粮租。
  旗屯搞得最好的是锡伯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从盛京抽调锡伯营官兵1020人（家属3275人）到伊犁驻防。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南渡伊犁河在察布查尔屯垦戍边。按“军政合一”的八旗牛录建制屯居（牛录：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努尔哈赤定300人为一牛录）。他们不领国家口粮，进行屯田生产，首先疏浚一条180里长的绰豁尔大渠，引水种地1万亩。很快实现军有粮、民有食，安居乐业。后来人口繁衍，原有的耕地就不够了。在锡伯族杰出的领袖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领导下，从1802年开始，经过6年的辛勤劳动，修建成深一丈，宽一丈二尺，长200多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可灌溉7.8万亩地。锡伯营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驻防伊犁的诸兵营中，最为富裕，每年陈粮储库1千万斤之多。在乌孙山下，“阡陌相连，
  村落相望”，成为屯垦戍边的楷模。
  满营兵丁最初不屯田，弘历年间虽曾有兴办旗屯的打算，但一直未办，灌溉缺水是一个原因，害怕兴屯后裁减粮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伊犁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多，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廷正式宣布伊犁驻防八旗不得再议增加兵额之后，八旗生计，日益艰难。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应“按锡伯营屯种例，分畀旗兵地亩，各使自耕”①“永为世业，自耕自食，不纳粮租”②。嘉庆七年（1802年），松筠从满营中抽调360名闲，散余丁屯田，效果良好。“乃于伊犁河北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惠远、惠宁有水之地皆开渠。”③到十四年（1809年），满营已屯田6.4万亩。
  满洲旗营屯地，自嘉庆七年（1802年）兴办之后，分为两种。一种是“已分之田”，被分授各旗，每旗3000亩，作为“自行管业”，由各协领、佐领派人进行耕种，每年所得之粮“由各旗分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由将军衙门查核办理”。另一种“未分之田，”共4万亩。每年专派“协领职衔之佐领苏勒芳阿乌勒登布，督率八旗闲散，通力合作”进行耕种。“所得之粮总储一处，年终分给八旗，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④后因“未分之田”被视为公田，不愿精心耕作，收成较少。于是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将灌溉有保证的2万余亩（其余地亩灌溉无保证），“分为八份，添入八旗已分田亩项下，均令各旗自督闲散耕种，以专责成”。清廷为保证旗民的生计，严禁旗地租佃或买卖。但后来这一制度被破坏。据《伊江集载》一书记载：“惠远城、巴燕岱（惠宁城）两处所开旗地七万余亩，赏给八旗耕种。后因不谙耕作，（准）其招佃纳税，每年收小麦六千石，抵放兵丁赡养..又巴燕岱收地租银1300余两。”自此，租佃关系正式确立，闲散余丁不再屯田，大量旗地租佃给
  农民。
  回屯
  清军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在伊犁大办屯田。除军屯、旗屯、民屯、遣屯外，还成功地举办了回屯。早在17世纪早期，准噶尔贵族就强迫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种田纳粮，称为塔兰奇人，意即种地的人。由于连年兵祸，伊犁农民逃亡殆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兆惠率军进入伊犁时，仅见到维吾尔人三十余名①。为了尽快恢复伊犁屯田生产，乾隆二十三年谕旨：“伊犁驻兵屯田，关系甚重，亦宜预为筹划。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城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掺杂。”②随即着陕甘总督杨应琚与兆惠赴伊犁、阿克苏等地勘察，筹划屯田，经商定，“”
  派兵四五千人，回人一千户③，到伊犁屯田。
  《新疆识略·伊犁屯务》卷6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阿桂“自带回子三百名，于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拨耕种”。这第一批到达伊犁的维吾尔人，是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城县境）等地招募的。他们携带种子、耕畜、农具和粮食在500名官兵护送下，三月到达伊犁，随即整修渠道，开荒播种，这年播种虽晚，但仍获丰收，秋季收粮2222石。“以播种计之，上地所获二十倍，地所获十倍。”①当年，家眷也送到伊犁。
  二十六年（1761年）第二批维吾尔农民共500户，其中阿克苏160户、乌什120户、赛里木13户、拜城13户、库车30户、沙雅30户、多伦150户，于二月到达伊犁。第三批200户，于六月到达伊犁。这时伊犁共有1000户维吾尔农民进行屯田耕种。屯田的地方仍是以前维吾尔族为准噶尔部种田的地方，即伊犁河北的固尔扎、察罕乌苏、霍尔果斯河南岸的霍集尔、海努克、寄特木等地。由于土地肥沃，收成很好，南疆的维吾尔族群众，不少自愿前往屯田。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伊犁回屯人数达到6383户②。各屯户数不一，均按地方大小而定，共九屯。海努克600户、喀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济尔格朗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图海600户、霍诺海800户、达尔木图500户。在固尔扎建宁远城（今伊宁市），设三品至六品阿奇木伯克16人管理回屯。计户不计丁、计种不计亩，户给麦种一石、黍谷五斗二升。按当时每亩下种一斗，回屯6000户计，种地约9万亩。每户岁纳租16石，共计9600石。到1794年，主管回屯的保宁“以回子生齿日繁，增垦地面，情愿增加4000石，以足一万石之数”③。到嘉庆时，已发展到3.6万人。
  民屯
  伊犁民屯，主要是商屯，即由关内前往伊犁经商者认垦土地。他们发现经营土地利润颇丰，因而利用其经济力量较大，出资雇工，开始由经商转而经营或兼营土地。据《新疆识略·屯务》记载，伊犁商贾“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每亩征税银五分，每岁共征银一千九百八十两九钱三分”。户均1200余亩，显示雇工性质。清政府对商民认垦土地，给予鼓励，除按民户认垦例分授土地、牛具、籽种外，又规定：“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④另一“商民张尚义等二百户，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共报垦蔬地、稻田一万六百六十八亩六分”。种植蔬菜、水稻，显然是从经济效益着眼的。
  除商民认垦土地屯田外，也有农民到伊犁屯田。清政府规定：“每户给地三十亩，官给牛力、籽种、口粮，俾资耕作。”⑤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户民庄世福等四十八户，乾隆三十七年入屯田户籍，共种地一千四百四十亩，每亩征银五分。”⑥乾隆三十九年，户民张成印等23户，入屯田户籍，共屯耕地达60097亩。
  犯屯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伊犁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于是伊犁遣犯人数迅速增长。最多时达3000余人，《清高宗实录》卷1195载：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刑部议覆，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硬不安分之徒，最易滋事”。此后，为安全计，发配伊犁罪犯有所减少。伊犁遣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罪行较轻的依附于军屯进行屯田，据《皇舆西域图志》卷32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伊犁兵屯有“屯兵二千五百名..遣犯..四十九名”。这即是指隶属于伊犁绿营军屯承种份地的遣犯，他们是“补屯耕缺额”的。至嘉庆十四年（1814年），伊犁地区“节年以来，于西安、凉州、庄浪之驻防满兵，陆续携眷移驻者三千八百名，协领等官一百二十八员，均住城市，发遣内地犯人二千余名应役”。仅“乌哈尔里克之城（今霍城县），屯田所也，绿旗兵二千六百，流犯千余，屯田二十六工”①。伊犁遣屯，每名种地十二亩，“一部分遣屯在塔勒奇，称为西地。另一部分在喇嘛寺沟，称为东梁”②。另一种是罪行较重的“给兵丁为奴”，“令服耕作之役”③。这部分遣犯在伊犁是为数不少的。
  遣犯携眷者拨给土地，鼓励生产自给，“为奴人犯，有携眷者，每人先拨给土地十二亩，令其耕种。果于伊等有益，次年拨地十五亩，每亩纳细粮八升，按岁征收”④。伊犁遣犯，除参加屯田外，还参加了兴修水利工程，拉船运输劳役等劳动。均隶属于军屯，期满改过者，给具为民，每户给地30亩，令其耕种，交伊犁同知管辖。
  到1777年，伊犁有各类屯田点八九十处之多⑤。由于屯田的兴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军粮充裕，各族人民因丰收而安居乐业。嘉庆年间，被流放于伊犁的学者洪亮吉写诗描绘伊犁的盛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城外，大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