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二节 乾隆的屯垦政策
  清廷统一新疆后，边疆如何巩固？对准部如何统辖？都成为首要之事，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对边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清初期，新疆屯田主要是为了“裕军需，省转输”，服务于军事行动，是作为保障军粮供应的一个临时性措施。表现在当清与准噶尔矛盾尖锐了，就进军征伐，就组织屯田；待关系一缓和，就撤军，逐渐裁撤屯田。
  这个时期，对准部是采取“叛则伐，服则舍”的方针。叛乱平定后，除在西路巴里坤，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屯兵以监督外，在准部腹地伊犁只留少量军队。主要靠封准部首领为王、为汗、为台吉而统驭诸部。乾隆帝最初的想法是：“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同时，“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①。但两路大军刚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即不满清廷的分封，“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起兵反叛，各部上层喇嘛、宰桑蜂起应之”。定北将军班第所率500人在伊犁全军覆没。1755年冬阿再叛，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1500名士卒，从伊犁苦战到乌鲁木齐的特纳格（阜康），伤亡惨重，几乎覆没。两次惨痛教训，使乾隆痛感：“准部诸酋，甫受封赏，归辄叛。”②体会到这个办法不能安邦定边。于是，平定准部后，决定变间接统驭为直接统辖，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建军府于伊犁，设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抚绥属部，监督外藩，为统治新疆之最高长官。此外，乌鲁木齐设都统，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一参赞大臣；其他诸城，各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或领队大臣，分管各地的军政事务。自都统、参赞以下皆节制于伊犁将军。各地的伯克、扎萨克、州县长官及驻防官兵，都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服从伊犁将军的管辖。同时在新疆驻屯大军，这一时期，全疆各地的军队经常保持在1.9万人至2.3万人之间。驻兵重点是天山北路，驻军多且为携眷永驻之驻防军。为了巩固边防，稳定新疆，采取“边防与屯政相维”③的方针。于是大兴屯田，屯垦戍边。清政府多次命令统军将领：“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以省兵粮运费”④。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安边定国之策。随着平准战争的进展，每平定一处，随即屯田一处，巩固一处，从巴里坤起，逐步向乌鲁木齐，向伊犁发展。屯随兵兴，兵依屯饷，形成了一条屯垦区组成的边防带。
  乾嘉时期是清代在新疆屯垦的兴盛时期，屯田发展很快。主要以军屯为主，以后陆续兴办旗屯、遣屯和民屯、回屯。
  军屯（兵屯）
  即以汉族士兵组成的绿营兵丁屯田，这是新疆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绿营虽是清代的正规军，但其地位远在八旗之下。因此，屯田、运输等庞杂艰苦的军事任务，主要由绿营兵丁承担。军屯是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每卒一般授田20亩，每屯士兵百名，种田2000亩上下。《清史稿·食货志一》卷120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二十，分小麦十一，谷七，青稞豌豆各一”。乾隆三十二年（1766年）木垒“额定屯兵五百名，种地一万亩”①。实际上有的超过20亩。由官给种子、耕牛、农具。每卒纳粮12～18石，视地肥瘠有差。屯田士兵，开始三年一轮，以后改为五年。“新疆各处屯防兵，均由陕甘两省绿营兵派往，向例三年更换，嗣改五年一换。”②每人每月发饷银一两，而内地所发粮饷，家属支请如故。实际上，换班屯兵支领双份粮饷。所以许多士卒“故多乐往”③。换班兵屯田弊病颇多，“初到时俱不能熟悉屯种，迨指教方熟，又届换班之期。其新换班之官兵到屯，一时不能有效”④。以后又逐步改为携眷永驻，屯田戍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连获丰收，余粮甚多。清廷谕令：“此项屯田，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即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⑤为了鼓励驻防屯兵携眷，清政府规定：凡屯兵搬眷到屯，费用官给，“每口每百里给盘费一钱二分，小口减半，每三名给车一辆”⑥。于是携眷驻防屯兵就迅速增加，从乌鲁木齐逐渐扩展到巴里坤、木垒、古城、精河、伊犁、哈密等地。据《钦定新疆识略》等书载，道光年间各屯区携眷兵已达6100余名。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组织领导，“调派武职以专其成，特置重臣以董其事”⑦。新疆设有屯田总兵，负责屯田的管理；还有管屯副将、管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各员等，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据《新疆图志》所载，到乾隆四十二年新疆屯兵达13904人，种地283108亩，岁获粮14.3万余石，成为新疆军粮的主要来源。
  还岁支粮料折银、本色口粮、马料等项。而索伦四营除轮驻卡伦空蓝翎支本色粮外，其余官兵只有俸饷银两。如四营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满蒙八旗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以外，尚有粮料折银146.3两，本色粮19.6石，马料12.3石。比索伦四营佐领的俸饷优裕得多。再一个区别是索伦四营的兵丁参加屯田生产，这和满蒙八旗参加屯田生产的仅是“闲散余丁”是不一样的。
  遣屯（犯屯）
  是对囚犯发配新疆进行强制生产的一种形式。遣屯依附于军屯。将罪犯发配边塞，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并六国之后，派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占河南地，徙民实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西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考虑到戍边士卒，轮番更换，难收北御匈奴，巩固边防之效。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①。这是最早利用罪犯充实边地，进行屯田的文献。自西汉以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朝，都用大批“弛刑士”、“免刑罪人”、“罪人”、“死罪囚”、“犯流死亡匿者”、“杂犯死罪”，及清代按律应拟“死、军、流”的罪犯，定为遣罪。发遣西北边地，进行屯田。乾隆帝弘历谕旨：“此等发遣人犯，本属去死一间，投畀远方，既不至渐染（内地）民俗，而新疆屯垦方兴，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②在谈到对遣犯的政策时说：“将应遣人犯，悉令携眷遣发该处。其能改过者，拟定年限，给予地亩，准入民籍。”③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陆续向新疆发配犯人进行屯田，主要分布在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伊犁等八处。每人拨田12亩，官给种子、耕畜和农具，每年交细粮6石。
  遣犯屯田后的出路有三。一是充当绿营兵丁，这是在战时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三十年（1765年），乌什维吾尔人起义反清，“乌什贼众，负固死守”，清军围城，
  旗屯即伊犁惠远、惠宁两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八旗兵所垦种之田。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统一中原，定鼎北京，为满清政府立下了赫赫功勋。顺治帝设置“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又派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与边疆重镇，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称“驻防八旗”。
  新疆驻防八旗是平定准噶尔之后，从陕甘及热河调来的。
  清政府对八旗官兵十分宠信，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大抵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①。八旗兵丁以其优厚的粮饷及其他优待收入，生活富裕，养活一家数口而有余。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生活的优裕，八旗兵丁，骄横奢侈，日益腐化起来。“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②。乾隆帝弘历对此深感忧虑，他对伊犁将军明瑞说：“满洲八旗从来敦尚本业，以技勇为务。原无奢侈靡费之事，近来各处驻防，渐染汉人习气，是以令其远移，俾习于劳苦，庶还淳朴之旧。”③特别是由于八旗兵丁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于是八旗的生计日益困难起来。为了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除增加兵额，设立满营官铺等措施外，便是举办屯田。旗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八旗军队屯田和绿营兵屯田，虽同属军屯，但因八旗与绿营地位不同，所以，屯田的各项制度及待遇，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绿营屯田的劳动者是士卒。而旗屯的劳动者不是八旗士卒，而是八旗闲散余丁。清政府要求兴办旗屯“即使旗人有田可耕，而与新疆重镇设兵防守事宜无少窒碍方为尽善”。故规定旗屯地亩“只可交闲散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④。
  其次，耕畜由官牧厂赏借，实际是无偿授给。与绿营军屯不同之处是：军屯有一定比例的消耗，损耗额由官牧厂补拨。旗屯耕畜倒毙“均着落各旗自行买补”。军屯的农具、种子由官方无偿拨给。旗屯农具则从八旗组织的“公设官铺息银”中贷款购置，种子从“仓存余粮中赏借”。这是因为军屯收获粮食，上缴国家，而旗屯收获是用于补贴本旗人口的生活。因此出现国家在拨给生产资料时出现了差别。
  再次，一般学者，将驻新疆伊犁的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四营也列为八旗。但他们与满蒙八旗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待遇不同，满蒙八旗官兵除俸饷银外，久攻不克。将军明瑞“调伊犁遣犯12人，携云梯前列。冒死登城，进占城垣”。乾隆帝下令加恩“即令充补绿营兵丁”①。又如镶蓝旗蒙古兵丁绰勒■等191名“出旗为民后，复钻营入旗食粮”，被遣发乌鲁木齐屯田。在屯田期间“各奋勉耕种，甚属安分”②。乾隆二十八年获准“补充绿营兵丁”③屯田。第二条出路是返籍为民。这也必须是对清廷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伊犁“遣犯史二、莫绍仁在崆郭尔鄂博山后，拿获逃犯除四”，乾隆帝弘历得知后，下令史、莫二人“如愿回原籍，即各遣回原籍。再有似此者，即著为例④。道光七年（1827年），阿克苏遣犯68名“”随同官兵防堵出力..释回遣犯二千户⑤。第三条出路是落户边地。大多数遣犯到新疆屯田后，落户边疆为民。清政府举办犯屯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军机大臣等议定：乌鲁木齐遣犯能改过者，准入民籍。“当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为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过犯者，陆续编入民册。”后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此规定适用于伊犁遣犯。一些罪情重大的为奴遣犯“定为十年期限”⑦。遣犯为民后，官费佥送遣犯眷口到屯区，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民屯（户屯）
  主要是招募关内的农民来疆耕种。也有一部分是商民承屯，还有的是绿营兵丁的子弟、眷属。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天山以北原是准噶尔部牧地，经过长期掠夺和战争的破坏，田园荒芜。人口流失，牲畜死亡殆尽。为了开发边疆，巩固统一的局面，清政府在大兴军队屯田的同时，着力发展民屯。招募关内农民来疆，屯田实边。乾隆帝弘历谕旨：“新疆底定以来，缘边一带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地多膏沃，屯政中兴，原议招募内地人民前往耕种，既可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⑨其好处是“则腹地资生既广，而边隅旷土日开，实为一举两得”⑩。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关内人民，特别是甘肃、陕西的农民，争先恐后来疆屯田耕种。民屯发展很快。从哈密、巴里坤起，西向木垒、乌鲁木齐、乌苏、精河发展；还有一路是西向鄯善、焉耆、阿克苏等地，民屯蓬勃地发展起来。
  到1775年（乾隆四十年），垦地已达70余万亩。致使大片荒漠之地得以开发，“沙碛之区，绝无弃地，■卤之土，尽变膏腴”。
  民屯户的构成主要有五种：乾隆年间学士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时写道：“户籍题名五种分，虽然同位不同群。”注释中云：“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①
  民户，分内地招募和当地认垦两种。
  从内地招募的主要是清政府在甘肃等地组织招募的贫苦农民。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四十五年（1780年）应募到天山北路的有8000户，他们分别来自甘肃的安西、高台、肃州、敦煌、张掖、武威、镇番、平番、中卫、静宁及内地。对于招募民户，乾隆帝谕：要地方官员“悉心体察，随民情所愿，设法开导，善为经理”の。使应募户“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丽，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凡应募赴疆屯田民户，官给路费、车辆。据《地丁题本》甘肃四节231～235页记载：应募户上路。十岁以上为大口，九岁以下为小口。大口每百里给银1钱2分，小口给银6分，各按路程远近发给。车费每三人给车一辆，进疆前，每百里给车价银4钱5分，入疆后每百里给车价银1两6钱。御寒皮衣每大口一件，折银9钱6分。每户给铁锅一口，折银4钱5分。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政府“办供招往乌鲁木齐、木垒等处垦田户民”的路费，共用银281700余两。
  对原在新疆屯田的单身民户，愿接眷属进疆者“其眷口在内地者，一体官为咨送”④。
  后因应募赴疆者日众，清廷将资送费用“酌给一半”；稍后又令“向给一半之数，再减一半赏给”；后因“闻风愿往户民日多，即此等再行减半之数，亦毋庸发给，不过官为查照存案，听其自行前往而已⑤。
  ”民户到屯区后，由政府授予官地，一般每户三十亩，据记载：“每户给地三十亩，愿多者听。”⑥
  民户使用农具和种子，由政府赏给；耕畜、建房银和收获前的口粮，由政府借给；三年偿还。《乌鲁木齐政略》记载：民户到屯，官府“赏给农具一副、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外，借给房银二两、马一匹作价银八两”。“自开垦之次年，分作三年，每亩带征借项银五分，每年每户征银一两五钱，三年共征银四两五钱，作为偿还费。”①
  商户。在清军进军新疆，平定准部叛乱后，内地商贾源源出关经商。不少人搬迁家眷，招引乡亲子弟到垦区应募认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就有“搬眷到屯商户一千一百三十六户，分别在迪化、阜康、济木萨、昌吉、玛纳斯、呼图壁认垦”②。《新疆识略·伊犁屯垦》卷6记载：“商民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平均每户承垦土地1280亩。
  商民认垦，一般每户拨土地30亩，但鼓励多种。“凡商贾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③商民在新疆屯田，每亩纳银5分到1钱，各地不同④。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
  塔尔巴哈台地区““”商民认垦菜园地”每亩每年额征银一钱⑤。辟展、吐鲁番商民种菜地征3钱5分，喀喇沙尔征1钱6分。，兵户。即绿营兵脱离军籍的子弟屯田。军屯实行携眷制以后，屯兵子弟随父兄迁居新疆屯区。清制，绿营兵缺额从兵丁子弟中挑补。因兵额有限，有的绿营子弟，按民屯例认垦地亩。乾隆四十二三年间乌鲁木齐所属玛纳斯屯区有眷兵分户子弟380户。古城有46户⑥。乾隆四十五年伊犁有眷兵分户子弟“任世才等十四户入民屯承种地亩”⑦。
  遣户。即发遣新疆屯田的罪犯，屯田期满落户于边地者。
  遣犯为民后，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清政府为了使遣户安心边疆屯田，鼓励带眷进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对发遣乌鲁木齐等处遣犯规定：“不分例应携眷与否，凡携眷者，一并给予口粮、车辆。”对已赴疆而未带眷者，清政府又补充规定：“有请愿在彼入籍者，即行文该省督抚，将伊等家属，照送遣例，办给口粮、车辆送往。”⑨后伊犁亦照此办理。
  由于清政府鼓励遣犯期满在疆落户屯田的政策，许多遣犯后来就地为民。据《乌鲁木齐政略》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遣户有1243户。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戍边处处聚流人，百艺争妍各自陈”。此诗记述了流人在疆者众，百工略备。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在“百艺”上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安插户。法律中，遣罪内有边外为民例。安插户就是被清政府定为边外为民者，由政府强行起解徙边屯田。其
  来源有：
  1）因地方发案被株连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固原州徐帽儿庄发生窃案，经查明：“该庄回民五十八户，为匪犯案者三十八户，所剩户口..实未伙同行窃”，“均系赤贫”。但清政府仍决定，将未伙同行窃的二十户贫苦农民，“分作三起，遴员护解”，安置在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三处照民屯例“酌给房地、籽种、牛具，以裨耕屯”①。
  2）地方豪强大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久为地方之害”。“该族三十余户，男妇大小近百人，其鼠窃狗偷，习惯已成自然”②。政府为使其“败类析居，羽党四散”，“以绝根株”。分三批递发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收管..于近水荒地内酌给房地牛种，令其垦种升科”③。
  3）西南各省赴安南开矿的民人在安南境内发生械斗，后回国者达二千余人。清廷认为“大都皆游手无赖，不安本分之人，若使仍留本地，日久必潜越夷境，仍滋事端”。令地方官员将“滋事悍黠者六十三名”，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迹涉犷悍者九百余名，发往乌鲁木齐、阜康、济木萨、呼图壁、芦草沟、塔西河、宜禾、奇台等处拨地屯种”④。
  回屯（就是维吾尔族农民的屯田）
  清政府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命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组织迁移阿克苏等地500户农民到伊犁垦荒种地，这是最早的回屯。后不断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地迁移维吾尔入到伊犁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