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
  1755年（乾隆二十年）2月，两路出师平准部。北部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出乌里雅苏台；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副，出巴里坤。两路各率军2.5万名，马7万匹，携带两个月粮饷，相约会师于博罗塔拉河。
  两副将均擎其旧旗先进，大军所至，群众“携酮酩，献牛羊”，络绎于道。清军长驱千里，无有敢抵抗者。沿途也纷纷内附。4月底，会师于博罗塔拉，5月2日抵达伊犁。弘历接奏报，在《西师抵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诗中自注：“据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称：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镞之劳，敉边扫穴，实古所未有。”
  达瓦齐未备，闻讯，大惊。率兵万人退至伊犁西南180里的格登山进行抵抗。清军士气倍增，争渡伊犁河，速进军。将接敌，夜遣原准部将军阿玉锡率20余骑去侦察，阿玉锡乘敌无备，突捣其营，横冲直撞，挚旗大呼，犹如千军万马，敌大惧，溃不成军。清军仅20余人，降其众7000余人。达瓦齐仅率百余骑越冰岭投乌什城，为城主霍集斯所执。为纪念这次胜利，弘历亲撰四言碑文诗，令在格登山树起《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此碑今天仍在。准部初步平定，清廷撤军。命班第率士卒500人留在伊犁善后戍边。
  初，厄鲁特四部，各自独立，不相统属。自噶尔丹兴起，统四部，与中原抗衡者数世。至是，乾隆欲以杜尔伯特、和硕特之旧，以辉特补土尔扈特，以绰罗斯代准噶尔，仍为四厄鲁特。分封阿睦尔撒纳等四降者为汗，“众建而分其力”，以实现统一。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再形成割据一方，与中央抗衡的局面。唯阿睦尔撒纳野心勃勃，欲为四部总台吉，以专制西域。在伊犁，隐隐“以总汗自处，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以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落讳言其降，言统领满、汉兵平此地。并阴使哈萨克、布鲁特流言：‘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①与其党人日夜聚谋，诡秘莫测。班第将此情密奏，乾隆令班第除之。但大军已撤，未敢动手，只是催阿入觐。阿睦尔撒纳行至乌伦古河，乘机逃回，四处煽动。伊犁诸喇嘛、宰桑，纷纷响应。班第和鄂容安率兵士奋力抵抗，奈寡不敌众，退走200余里至乌兰库图勒（今尼勒克西）被贼围攻，力战不敌，班第并鄂容安，俱疆场自刎，所部或战死或被俘。时永常驻乌鲁木齐，闻变甚惧，退军至巴里坤，移军粮于哈密，敌愈加猖獗。
  1755年9月，乾隆封噶尔藏为绰罗斯汗、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车棱为杜尔伯特汗。公元1756年1月，清军两路兵三四万，并力进剿，长驱直入抵特克斯河，2月进入伊犁。阿睦尔撒纳仓皇逃至哈萨克。因清廷所遣主帅策楞、达尔党阿等人，均非任事之材，或顿兵不进或见欺。诸从征降将、桑宰见两将军无能，皆轻之。不久，皆变。绰罗斯、辉特二部及哈萨克先叛。阿睦尔撒纳闻讯，速自哈萨克归，会诸叛首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又大乱。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1500兵驻防伊犁河，闻变，率部抗击。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自十一月启行，战于鄂垒，战于库图齐，战于达勒奇，前后杀贼数千。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至乌鲁木齐，诸贼皆会，连日数十百战，我兵无不以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且将尽。二十二日至特纳勒，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时天大风雪..”②新疆阴历十一月，正是朔风怒号，千里冰封的严寒季节，兆惠率1500名士兵，在敌重兵攻击下，从伊犁千里转战到乌鲁木齐，历经艰险，这件事对乾隆的印象是很深的。
  3月，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进剿阿睦尔撒纳。7月，阿睦尔撒纳败逃俄罗斯，后患天花而死。至是，历经康、雍、乾三朝，历时68年的平准战争以清廷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节 乾隆的屯垦政策
  清廷统一新疆后，边疆如何巩固？对准部如何统辖？都成为首要之事，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对边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清初期，新疆屯田主要是为了“裕军需，省转输”，服务于军事行动，是作为保障军粮供应的一个临时性措施。表现在当清与准噶尔矛盾尖锐了，就进军征伐，就组织屯田；待关系一缓和，就撤军，逐渐裁撤屯田。
  这个时期，对准部是采取“叛则伐，服则舍”的方针。叛乱平定后，除在西路巴里坤，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屯兵以监督外，在准部腹地伊犁只留少量军队。主要靠封准部首领为王、为汗、为台吉而统驭诸部。乾隆帝最初的想法是：“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同时，“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①。但两路大军刚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即不满清廷的分封，“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起兵反叛，各部上层喇嘛、宰桑蜂起应之”。定北将军班第所率500人在伊犁全军覆没。1755年冬阿再叛，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1500名士卒，从伊犁苦战到乌鲁木齐的特纳格（阜康），伤亡惨重，几乎覆没。两次惨痛教训，使乾隆痛感：“准部诸酋，甫受封赏，归辄叛。”②体会到这个办法不能安邦定边。于是，平定准部后，决定变间接统驭为直接统辖，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建军府于伊犁，设将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抚绥属部，监督外藩，为统治新疆之最高长官。此外，乌鲁木齐设都统，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一参赞大臣；其他诸城，各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或领队大臣，分管各地的军政事务。自都统、参赞以下皆节制于伊犁将军。各地的伯克、扎萨克、州县长官及驻防官兵，都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服从伊犁将军的管辖。同时在新疆驻屯大军，这一时期，全疆各地的军队经常保持在1.9万人至2.3万人之间。驻兵重点是天山北路，驻军多且为携眷永驻之驻防军。为了巩固边防，稳定新疆，采取“边防与屯政相维”③的方针。于是大兴屯田，屯垦戍边。清政府多次命令统军将领：“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以省兵粮运费”④。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安边定国之策。随着平准战争的进展，每平定一处，随即屯田一处，巩固一处，从巴里坤起，逐步向乌鲁木齐，向伊犁发展。屯随兵兴，兵依屯饷，形成了一条屯垦区组成的边防带。
  乾嘉时期是清代在新疆屯垦的兴盛时期，屯田发展很快。主要以军屯为主，以后陆续兴办旗屯、遣屯和民屯、回屯。
  军屯（兵屯）
  即以汉族士兵组成的绿营兵丁屯田，这是新疆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绿营虽是清代的正规军，但其地位远在八旗之下。因此，屯田、运输等庞杂艰苦的军事任务，主要由绿营兵丁承担。军屯是清代屯田的主要力量。每卒一般授田20亩，每屯士兵百名，种田2000亩上下。《清史稿·食货志一》卷120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二十，分小麦十一，谷七，青稞豌豆各一”。乾隆三十二年（1766年）木垒“额定屯兵五百名，种地一万亩”①。实际上有的超过20亩。由官给种子、耕牛、农具。每卒纳粮12～18石，视地肥瘠有差。屯田士兵，开始三年一轮，以后改为五年。“新疆各处屯防兵，均由陕甘两省绿营兵派往，向例三年更换，嗣改五年一换。”②每人每月发饷银一两，而内地所发粮饷，家属支请如故。实际上，换班屯兵支领双份粮饷。所以许多士卒“故多乐往”③。换班兵屯田弊病颇多，“初到时俱不能熟悉屯种，迨指教方熟，又届换班之期。其新换班之官兵到屯，一时不能有效”④。以后又逐步改为携眷永驻，屯田戍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连获丰收，余粮甚多。清廷谕令：“此项屯田，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行准其带往，伊等即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⑤为了鼓励驻防屯兵携眷，清政府规定：凡屯兵搬眷到屯，费用官给，“每口每百里给盘费一钱二分，小口减半，每三名给车一辆”⑥。于是携眷驻防屯兵就迅速增加，从乌鲁木齐逐渐扩展到巴里坤、木垒、古城、精河、伊犁、哈密等地。据《钦定新疆识略》等书载，道光年间各屯区携眷兵已达6100余名。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组织领导，“调派武职以专其成，特置重臣以董其事”⑦。新疆设有屯田总兵，负责屯田的管理；还有管屯副将、管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各员等，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据《新疆图志》所载，到乾隆四十二年新疆屯兵达13904人，种地283108亩，岁获粮14.3万余石，成为新疆军粮的主要来源。
  还岁支粮料折银、本色口粮、马料等项。而索伦四营除轮驻卡伦空蓝翎支本色粮外，其余官兵只有俸饷银两。如四营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满蒙八旗佐领岁支俸饷银105两以外，尚有粮料折银146.3两，本色粮19.6石，马料12.3石。比索伦四营佐领的俸饷优裕得多。再一个区别是索伦四营的兵丁参加屯田生产，这和满蒙八旗参加屯田生产的仅是“闲散余丁”是不一样的。
  遣屯（犯屯）
  是对囚犯发配新疆进行强制生产的一种形式。遣屯依附于军屯。将罪犯发配边塞，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并六国之后，派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占河南地，徙民实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西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考虑到戍边士卒，轮番更换，难收北御匈奴，巩固边防之效。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①。这是最早利用罪犯充实边地，进行屯田的文献。自西汉以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朝，都用大批“弛刑士”、“免刑罪人”、“罪人”、“死罪囚”、“犯流死亡匿者”、“杂犯死罪”，及清代按律应拟“死、军、流”的罪犯，定为遣罪。发遣西北边地，进行屯田。乾隆帝弘历谕旨：“此等发遣人犯，本属去死一间，投畀远方，既不至渐染（内地）民俗，而新疆屯垦方兴，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②在谈到对遣犯的政策时说：“将应遣人犯，悉令携眷遣发该处。其能改过者，拟定年限，给予地亩，准入民籍。”③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陆续向新疆发配犯人进行屯田，主要分布在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伊犁等八处。每人拨田12亩，官给种子、耕畜和农具，每年交细粮6石。
  遣犯屯田后的出路有三。一是充当绿营兵丁，这是在战时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三十年（1765年），乌什维吾尔人起义反清，“乌什贼众，负固死守”，清军围城，
  旗屯即伊犁惠远、惠宁两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八旗兵所垦种之田。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统一中原，定鼎北京，为满清政府立下了赫赫功勋。顺治帝设置“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又派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与边疆重镇，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称“驻防八旗”。
  新疆驻防八旗是平定准噶尔之后，从陕甘及热河调来的。
  清政府对八旗官兵十分宠信，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大抵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①。八旗兵丁以其优厚的粮饷及其他优待收入，生活富裕，养活一家数口而有余。由于政治地位的变化，生活的优裕，八旗兵丁，骄横奢侈，日益腐化起来。“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②。乾隆帝弘历对此深感忧虑，他对伊犁将军明瑞说：“满洲八旗从来敦尚本业，以技勇为务。原无奢侈靡费之事，近来各处驻防，渐染汉人习气，是以令其远移，俾习于劳苦，庶还淳朴之旧。”③特别是由于八旗兵丁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于是八旗的生计日益困难起来。为了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除增加兵额，设立满营官铺等措施外，便是举办屯田。旗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八旗军队屯田和绿营兵屯田，虽同属军屯，但因八旗与绿营地位不同，所以，屯田的各项制度及待遇，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绿营屯田的劳动者是士卒。而旗屯的劳动者不是八旗士卒，而是八旗闲散余丁。清政府要求兴办旗屯“即使旗人有田可耕，而与新疆重镇设兵防守事宜无少窒碍方为尽善”。故规定旗屯地亩“只可交闲散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④。
  其次，耕畜由官牧厂赏借，实际是无偿授给。与绿营军屯不同之处是：军屯有一定比例的消耗，损耗额由官牧厂补拨。旗屯耕畜倒毙“均着落各旗自行买补”。军屯的农具、种子由官方无偿拨给。旗屯农具则从八旗组织的“公设官铺息银”中贷款购置，种子从“仓存余粮中赏借”。这是因为军屯收获粮食，上缴国家，而旗屯收获是用于补贴本旗人口的生活。因此出现国家在拨给生产资料时出现了差别。
  再次，一般学者，将驻新疆伊犁的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四营也列为八旗。但他们与满蒙八旗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待遇不同，满蒙八旗官兵除俸饷银外，久攻不克。将军明瑞“调伊犁遣犯12人，携云梯前列。冒死登城，进占城垣”。乾隆帝下令加恩“即令充补绿营兵丁”①。又如镶蓝旗蒙古兵丁绰勒■等191名“出旗为民后，复钻营入旗食粮”，被遣发乌鲁木齐屯田。在屯田期间“各奋勉耕种，甚属安分”②。乾隆二十八年获准“补充绿营兵丁”③屯田。第二条出路是返籍为民。这也必须是对清廷有特殊贡献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伊犁“遣犯史二、莫绍仁在崆郭尔鄂博山后，拿获逃犯除四”，乾隆帝弘历得知后，下令史、莫二人“如愿回原籍，即各遣回原籍。再有似此者，即著为例④。道光七年（1827年），阿克苏遣犯68名“”随同官兵防堵出力..释回遣犯二千户⑤。第三条出路是落户边地。大多数遣犯到新疆屯田后，落户边疆为民。清政府举办犯屯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军机大臣等议定：乌鲁木齐遣犯能改过者，准入民籍。“当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为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年满无过犯者，陆续编入民册。”后经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准，此规定适用于伊犁遣犯。一些罪情重大的为奴遣犯“定为十年期限”⑦。遣犯为民后，官费佥送遣犯眷口到屯区，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民屯（户屯）
  主要是招募关内的农民来疆耕种。也有一部分是商民承屯，还有的是绿营兵丁的子弟、眷属。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天山以北原是准噶尔部牧地，经过长期掠夺和战争的破坏，田园荒芜。人口流失，牲畜死亡殆尽。为了开发边疆，巩固统一的局面，清政府在大兴军队屯田的同时，着力发展民屯。招募关内农民来疆，屯田实边。乾隆帝弘历谕旨：“新疆底定以来，缘边一带如安西、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地多膏沃，屯政中兴，原议招募内地人民前往耕种，既可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⑨其好处是“则腹地资生既广，而边隅旷土日开，实为一举两得”⑩。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关内人民，特别是甘肃、陕西的农民，争先恐后来疆屯田耕种。民屯发展很快。从哈密、巴里坤起，西向木垒、乌鲁木齐、乌苏、精河发展；还有一路是西向鄯善、焉耆、阿克苏等地，民屯蓬勃地发展起来。
  到1775年（乾隆四十年），垦地已达70余万亩。致使大片荒漠之地得以开发，“沙碛之区，绝无弃地，■卤之土，尽变膏腴”。
  民屯户的构成主要有五种：乾隆年间学士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时写道：“户籍题名五种分，虽然同位不同群。”注释中云：“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①
  民户，分内地招募和当地认垦两种。
  从内地招募的主要是清政府在甘肃等地组织招募的贫苦农民。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四十五年（1780年）应募到天山北路的有8000户，他们分别来自甘肃的安西、高台、肃州、敦煌、张掖、武威、镇番、平番、中卫、静宁及内地。对于招募民户，乾隆帝谕：要地方官员“悉心体察，随民情所愿，设法开导，善为经理”の。使应募户“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丽，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凡应募赴疆屯田民户，官给路费、车辆。据《地丁题本》甘肃四节231～235页记载：应募户上路。十岁以上为大口，九岁以下为小口。大口每百里给银1钱2分，小口给银6分，各按路程远近发给。车费每三人给车一辆，进疆前，每百里给车价银4钱5分，入疆后每百里给车价银1两6钱。御寒皮衣每大口一件，折银9钱6分。每户给铁锅一口，折银4钱5分。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政府“办供招往乌鲁木齐、木垒等处垦田户民”的路费，共用银281700余两。
  对原在新疆屯田的单身民户，愿接眷属进疆者“其眷口在内地者，一体官为咨送”④。
  后因应募赴疆者日众，清廷将资送费用“酌给一半”；稍后又令“向给一半之数，再减一半赏给”；后因“闻风愿往户民日多，即此等再行减半之数，亦毋庸发给，不过官为查照存案，听其自行前往而已⑤。
  ”民户到屯区后，由政府授予官地，一般每户三十亩，据记载：“每户给地三十亩，愿多者听。”⑥
  民户使用农具和种子，由政府赏给；耕畜、建房银和收获前的口粮，由政府借给；三年偿还。《乌鲁木齐政略》记载：民户到屯，官府“赏给农具一副、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外，借给房银二两、马一匹作价银八两”。“自开垦之次年，分作三年，每亩带征借项银五分，每年每户征银一两五钱，三年共征银四两五钱，作为偿还费。”①
  商户。在清军进军新疆，平定准部叛乱后，内地商贾源源出关经商。不少人搬迁家眷，招引乡亲子弟到垦区应募认垦。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就有“搬眷到屯商户一千一百三十六户，分别在迪化、阜康、济木萨、昌吉、玛纳斯、呼图壁认垦”②。《新疆识略·伊犁屯垦》卷6记载：“商民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平均每户承垦土地1280亩。
  商民认垦，一般每户拨土地30亩，但鼓励多种。“凡商贾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③商民在新疆屯田，每亩纳银5分到1钱，各地不同④。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
  塔尔巴哈台地区““”商民认垦菜园地”每亩每年额征银一钱⑤。辟展、吐鲁番商民种菜地征3钱5分，喀喇沙尔征1钱6分。，兵户。即绿营兵脱离军籍的子弟屯田。军屯实行携眷制以后，屯兵子弟随父兄迁居新疆屯区。清制，绿营兵缺额从兵丁子弟中挑补。因兵额有限，有的绿营子弟，按民屯例认垦地亩。乾隆四十二三年间乌鲁木齐所属玛纳斯屯区有眷兵分户子弟380户。古城有46户⑥。乾隆四十五年伊犁有眷兵分户子弟“任世才等十四户入民屯承种地亩”⑦。
  遣户。即发遣新疆屯田的罪犯，屯田期满落户于边地者。
  遣犯为民后，由政府拨贷生产、生活资料。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准，“遣犯为民，每户拨地三十亩、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房价银一两，每六人给农具一副，马二匹，每匹作银八两，拨地之次年升科，房价、马价分作三年带征”⑧。
  清政府为了使遣户安心边疆屯田，鼓励带眷进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对发遣乌鲁木齐等处遣犯规定：“不分例应携眷与否，凡携眷者，一并给予口粮、车辆。”对已赴疆而未带眷者，清政府又补充规定：“有请愿在彼入籍者，即行文该省督抚，将伊等家属，照送遣例，办给口粮、车辆送往。”⑨后伊犁亦照此办理。
  由于清政府鼓励遣犯期满在疆落户屯田的政策，许多遣犯后来就地为民。据《乌鲁木齐政略》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遣户有1243户。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戍边处处聚流人，百艺争妍各自陈”。此诗记述了流人在疆者众，百工略备。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在“百艺”上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安插户。法律中，遣罪内有边外为民例。安插户就是被清政府定为边外为民者，由政府强行起解徙边屯田。其
  来源有：
  1）因地方发案被株连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固原州徐帽儿庄发生窃案，经查明：“该庄回民五十八户，为匪犯案者三十八户，所剩户口..实未伙同行窃”，“均系赤贫”。但清政府仍决定，将未伙同行窃的二十户贫苦农民，“分作三起，遴员护解”，安置在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三处照民屯例“酌给房地、籽种、牛具，以裨耕屯”①。
  2）地方豪强大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久为地方之害”。“该族三十余户，男妇大小近百人，其鼠窃狗偷，习惯已成自然”②。政府为使其“败类析居，羽党四散”，“以绝根株”。分三批递发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收管..于近水荒地内酌给房地牛种，令其垦种升科”③。
  3）西南各省赴安南开矿的民人在安南境内发生械斗，后回国者达二千余人。清廷认为“大都皆游手无赖，不安本分之人，若使仍留本地，日久必潜越夷境，仍滋事端”。令地方官员将“滋事悍黠者六十三名”，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迹涉犷悍者九百余名，发往乌鲁木齐、阜康、济木萨、呼图壁、芦草沟、塔西河、宜禾、奇台等处拨地屯种”④。
  回屯（就是维吾尔族农民的屯田）
  清政府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命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组织迁移阿克苏等地500户农民到伊犁垦荒种地，这是最早的回屯。后不断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地迁移维吾尔入到伊犁屯田。
  第三节 乾嘉时期屯垦区分布
  随着平准战争的进展和胜利，从东疆的巴里坤屯垦区起，向西屯垦区呈扇形展开。依次建成乌鲁木齐屯垦区、塔城屯垦区、伊犁屯垦区和南疆屯垦区。
  一、巴里坤屯垦区
  它包括巴里坤、哈密、木垒和奇台四垦区。
  巴里坤和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扼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汉唐时期就是屯田基地。清代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的叛乱之后，巴里坤成为“西域襟喉，中华拱卫”的要地。康熙五十五年，“清军在哈密、巴里坤等处屯田设防”①。清代名将岳钟琪于雍正七年（1729年）领兵驻防于此，开始修筑巴里坤城。九年，岳钟琪奏准拨兵丁5000余名屯戍，人以20亩计，屯田面积约10万亩。
  十三年（1735年）与准部相对峙的驻巴里坤大军撤退后，清政府于“哈密之三堡及沙枣泉、东北之塔纳勒沁各派兵一千进行屯田。另有官兵二千在蔡把什湖择地耕种公田一万亩”②，将五千名兵丁部署在相互照应的点上。到乾隆七年（1742年）清准关系缓和，除“蔡把什湖一处留少量由防兵耕种的屯地”外，有的停屯，有的交当地维吾尔族耕种。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出兵伊犁，平定准部，在“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的思想指导下，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首先恢复和建设巴里坤屯垦区。据《新疆图志·赋税一》记载：“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若哈密以西，”则“自塔勒纳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200试垦，著效..自是北疆则自辟展、而五堡、而昌吉、而罗克伦、而朴城子、而奎苏、而伊犁、而晶河、而库尔喀喇乌苏、而玛纳斯、而蔡把什湖、而塔尔巴哈台、而木垒、奇台、而吉木萨、而牛毛湖、而吉布库、而古城凡十七区。南疆则哈喇沙尔、而托克逊、而哈喇和卓、而阿克苏、而乌什凡五区。不出十年，兵屯、旗屯、遣屯、回屯、户屯遍及南北。”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叛乱，清军再次西征。九月，将军兆惠在伊犁奏报：“前奉旨令于伊犁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绿营兵丁屯种。查巴里坤至济尔玛台、济木萨、乌鲁木齐、罗克伦、玛纳斯、安济海、晶河等处，俱有地亩可种。伊犁附近地方，约有万人耕种地亩，崆吉斯、珠勒都斯等地，可种之地亦多。..请敕巴里坤办事大臣及甘肃抚臣，派出绿营兵一百名，委员酌带籽种、农具、耕牛，于明年正月前来，臣等按地分给耕种，俟试看一年，再行办理。”④
  据《清史稿·食货志一》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巴里坤亦置屯，遣甘、凉、肃屯地兵五百往种，秋收后入城。三年更迭”。
  关于乾隆时期巴里坤何时开始屯田，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甘、凉、肃三镇兵丁试垦哈密、巴里坤，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也有的说：“公元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第三次派军到巴里坤屯田。”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1）《新疆图志·赋税一》记载：“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若哈密以西则自塔勒纳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二百试垦著效，遂为屯田开端..”
  2）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兆惠奏呈中有：“前奉旨令予伊犁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绿营兵丁屯种。”这年1月，清军再次出兵，平定准部叛乱，2月大军进入伊犁。据奏呈分析，清军二次出兵伊犁前乾隆帝弘历就将屯田和军事行动统一部署了，曾谕旨要兆惠在伊犁地方屯田。
  3）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两路出兵，各率军2.5万名，马7万匹。西路军是以巴里坤为大本营的，在出征同时，在大本营所在地派400名绿营兵试垦是合理的。
  据此笔者认为，乾隆时期巴里坤屯田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筹办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屯田”①。陕甘总督奏请从甘肃甘、凉、肃三州先派种地官兵1000名，前往巴里坤种地。他们原是驻在甘肃从事屯田的绿营兵，现在成为恢复新疆屯田的先行队伍。1758年巴里坤驻满兵3000名、绿营兵1500名进行屯田。巴里坤屯垦区，有以下几个屯区。
  巴里坤屯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总兵丑达督兵在朴城子屯田。次年，甘、凉、肃等七提、镇千名官兵修渠垦荒，进行屯种。后额设屯兵500名，以游击领之，种地约2万亩，分为天时庄、大有庄、地利庄、人和庄四屯②。翌年，甘、凉、肃等七提、镇官兵于当地设屯。三十六年（1771年）十月，裁屯撤兵。
  新疆经过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残暴统治和蹂躏之后，“人烟减少，户口凋残，以致土地荒芜，回众穷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边防，仅仅依靠军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大力提倡民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募民开垦巴里坤等地。1765年“户民承种土地为两万六千亩”。次年即达到44000余亩。可见民屯的发展是很快的。
  三十一年（1766年）巴里坤总兵马德昌奏：“木垒迤西一带，水泽有大有小，兹就水泽易周处，自吉尔玛泰（木垒县西吉尔乡一带）至特纳格尔，计可垦田8万余亩，安插民人2700户。”③同年，清政府制订了《木垒安户章程》规定：“新安户口，编立里甲。三千户编为十里，酌定里名，选立里长，以分界限”，户授地30亩。此后，关内户民接踵而至，纷纷迁来。1768年“巴里坤所属奇台、东吉尔玛泰等地民屯报垦9120亩”。据《三州辑略》记载，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止，从甘肃张掖应拨户民500余户，男妇大小共2189口，分赴木垒、吉尔玛泰和奇台等处。1770年又从甘肃“招募250户，分三起尾随赴屯..分置木垒、奇台、东格根等处”。1775年，“宜禾县续招冯天贵等垦地三千亩”。“乾隆末年，奇台、宜禾屯地259892亩”①。规模已很大了。
  哈密屯区
  乾隆七年（1742年），哈密军屯压缩，5000屯军裁撤3000，留2000名耕种。因人力不足，清廷决定：塔勒纳沁营屯停种；将蔡把什湖万亩屯田交给维吾尔族农民耕种；其余3000亩由留下的2000名驻防军耕种。由军屯转为回屯。
  乾隆十八年，由于“收成歉薄，回民苦累，不愿承种”。清政府决定，此地仍由维吾尔人耕种，“每年耕种所获谷石不必交官，全行赏给”②。实际上，蔡把什湖的回屯至此停办。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部台吉达瓦齐叛乱后，陕甘总督黄廷桂派兵200人，到塔勒纳沁屯田。《清史稿·食货志一》记载：“二十年（1755年），塔勒纳沁开田三千余亩。”
  二十二年（1757年）春，屯田官兵先后设置三屯：一为塔勒纳沁，屯田5000余亩，屯兵200人，以屯田都司督领；二为蔡把什湖，开有屯地4000亩，屯兵百名，以管屯把总领之；三为牛毛湖，有地200余亩，原为蔡把什湖管屯把总姚成仁私垦成熟地，查出入官，拨兵屯种。到嘉庆年间，三处共有24个屯田点，分种11260亩地③。除官兵口粮外，年交哈密厅仓收贮京斗小麦2459石以上。营中所用谷子934石，供支办事大臣、主事、十二军台官兵食用，并散给过往遣犯口粮。还要上缴豌豆320多石，并10斤重谷草11070束，供支营马及军台营塘马并差马喂养。
  哈密维吾尔人参加屯田在清代最早记载见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侍郎海寿疏言，臣与将军富安宁，新旧开垦都尔伯尔津、图呼鲁克地方，以及回子扎萨克额敏所种之塔勒纳沁地方，种过籽粒所余青稞，各令本处修理旧仓，加谨收贮看守，已行文巡府噶什图、绰奇，令充兵粮。”④
  从此疏中可知，早在康熙五十七年以前，额敏已率维吾尔人屯田于塔勒纳沁，并设有粮仓，以收回屯缴纳的青稞，以供清军。五十八年回屯交青稞608石。以后规模逐渐扩大，雍正八年（1730年）“获青稞6400石，嗣岁给谷种500石，秋纳粮4000石”⑥，成为定制。
  额敏率部勤于屯垦，受到清廷封赏。雍正五年（1727年），上谕：“额敏自军兴以来，输诚效力，率所队等屯垦助军，甚属可嘉，着晋封镇国公。”①并“赏银一千两，其下种地回民四百人，各赏银两布匹”②。七年又晋封额敏为固山贝子。
  还有依附于军屯的遣屯。在塔勒纳沁、蔡把什湖和朴城子，共有犯人350名进行屯田。哈密有遣犯“”
  定额二百七十名③。巴里坤屯垦区逐步建成了强大的屯田基地，又是清兵的军事要塞。乾隆以此地为依托，三次出兵新疆，平定准部和回部，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
  木垒屯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垦区向西发展，开始在木垒的东济尔玛台（今木垒县西吉尔乡一带）进行屯田。由巴尔库勒（巴里坤）镇标派管屯守备、千总、把总管理。第一年派兵200名。垦地2440亩。次年。西进到奇台（老奇台）西海尔玛台，屯兵增到500人，种地1万亩，种植小麦和青稞。第三年，再向西到吉布库，屯务由古城营游击管理。第四年，再到东格根。吉布库和东格根官兵屯田万余亩。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疆军屯共种地89286亩。仅“巴里坤就有屯兵八处，种地2822亩”④。
  奇台屯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屯田，屯兵500名，以游击督领，屯田12100亩，分为丰盛、太平、安乐三屯⑤。
  二、乌鲁木齐屯垦区
  主要包括乌鲁木齐都统所管辖的迪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阜康和吉木萨尔。这一带原是厄鲁特部的牧地，是准噶尔部活动的场所。
  军屯
  乌鲁木齐是新疆的军事重镇，扼南北疆的要冲，是从中原到西域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平叛大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至乌鲁木齐后，随即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逊、哈喇沙尔、迪化、昌吉、玛纳斯分布绿营屯兵三四千名。1758年乾隆“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规度官垦。是时馈馕犹亟，诫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置新旧屯兵万七千，出帑三百万，备籽种诸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均益兵广屯”⑥。
  谕令陕甘总督黄廷桂：“于绿营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①黄积极办理，据统计，到该年10月，清政府派往乌鲁木齐等地的绿营屯田兵达一万数千人。仅“特纳格尔、昌吉、罗克伦三地，已达五千名”。1759年“在乌鲁木齐五堡地方兴堡的八百名绿营兵，获得丰收”②。
  清政府在统一新疆过程中，开始在乌鲁木齐建筑城垣和屯田营堡。乾隆二十五年，营屯规模进一步扩大，又先后建成迪化、巩宁二城。同时兴建惠徕、屡丰、宣仁、怀义、乐全、宝昌等营屯屯堡，平战结合。在乌鲁木齐都统所辖的境内，均建筑了大量的城堡和屯田堡垒，各屯区内陆续出现了集市和城镇。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七月，乾隆帝诏谕：“现在派往乌鲁木齐等地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所耕地亩亦必广阔..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往准其带往。伊等既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其业。”③
  是年，乌鲁木齐军屯丰收，获小麦6100多石。11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准：把乌鲁木齐屯兵增至13400人，增拨籽种2400石，农具7000副，并动员商民造车3800辆，以扩大屯田生产。
  1762年，乌鲁木齐已有营屯五处。该年秋，“乌鲁木齐屯田兵四千名，挈眷前来者，一千八百有奇”④。
  军屯开始，屯田绿营兵由陕甘诸提镇轮流派往乌鲁木齐，屯田期满，屯兵返回原派提镇。陕甘诸提镇距乌鲁木齐，近者千里，远者数千里，屯兵往返，耗资甚巨。同时，“初到时俱不能熟悉耕种，迨指教方熟，又届换班之期”。特别是乌鲁木齐一带，由于多次兵燹和瘟疫大流行，千里沃野，有地无人。为了开发边疆和屯田实边的需要，清廷提倡和鼓励屯兵搬眷到屯。约在1768年，兵屯全部改为携眷屯兵⑤。携眷兵在建制上已完全脱离了原派出的提镇系统，正式纳入乌鲁木齐驻军的建制。乌鲁木齐驻军中，绿营兵丁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军，一部为屯田兵。绿营的基本组织是营，屯田兵也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下设屯，屯是兵农合一的基层生产单位，每屯士兵百名左右。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乌鲁木齐地区有中营七屯、左营六屯、右营八屯、吉木萨尔五屯、玛纳斯四屯、库尔喀喇乌苏二屯、精河二屯，屯区人数共5700人。一兵所获粮食，多者逾18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以上。
  乌鲁木齐垦区34屯，5700名屯兵，按每人种地20亩计，共垦田11.4万亩。到乾隆末年，虽然几经裁撤，仍有62118亩，到嘉庆中期为59467亩①。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乌鲁木齐屯垦区共有屯田士兵6013人。其分布情况如下：
  乌鲁木齐中营屯区。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据《乌鲁木齐政略》记载：四十二年设屯兵1066名，屯田2.2万余亩，以参将督领。其中：辑怀城133名，土墩子133名，怀义堡133名，屡丰堡133名，宣仁堡133名，惠徕堡133名，阜康城88名，头道湾头工90名，头道湾二工90名。
  乌鲁木齐左营屯区（在今昌吉市一带）。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二十五年（1760年）有屯兵500名，屯田10300亩。其中，宝昌堡屯田2200亩，乐全堡屯田2200亩，皆在头屯河东。二工屯田3200亩，三工屯田3200亩，皆在三屯河东。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兵屯地扩大到65348亩②。四十二年置屯兵1066名，屯田22000余亩，以游击督领。其中：头工148名，二工148名，三工148名，四工148名，甘标头屯90名，二屯90名，宝昌堡147名，乐全堡147名③。
  乌鲁木齐右营屯区。
  乾隆二十三年兴屯，四十二年（1777年）设屯兵1066名，屯田2.2万余亩，以都司督领。其中：头工153名，二工153名，三工153名，四工153名，五工152名，六工152名，土古里克差屯150名④。
  济木萨屯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兴屯，开始有屯地2万亩。四十二年设屯兵875人，种地约1.5万亩，由参将督领。分为吉木萨、双岔河、柳树河、三台、特纳格等五屯，每屯155名至230名不等。
  玛纳斯屯区。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屯田1700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增加到4000亩。四十二年（1777年）发展为2.8万余亩，设屯兵1400名。分为左右二营。左营有禾丰工、稼茂工、广裕工、瑞成工、亨有工、源兴工、松盛工七屯。右营有丰盈头工、
  ①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二十六至三十一年，在乌鲁木齐招民承种户屯田103088亩。”①
  公元1762后，从关内来屯户426户，分别派往迪化和宁边（昌吉）屯田。1755年民屯亩数达62370亩。②
  1764年有102户在阜康屯田。
  1772年从关内来400户，分往吉木萨尔进行屯田。
  1765年，呼图壁兴办民屯。到1802年（嘉庆七年）屯民1318户，屯田51477亩。
  1777年从关内募民428户在玛纳斯进行屯田。
  1778年在头屯、芦草沟、塔西河举办屯田。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也先后举办民屯，到嘉庆年间，安阜城（在精河新城西）城关一带就有民屯1260亩。精河的八家户、大河沿、永集湖及博乐的大、小营盘均是屯田地区。
  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清政府在甘肃各州县，招募流民、佃农等“穷民”，用官费运至乌鲁木齐屯田。关内人民，特别是陕、甘一带的贫苦农民，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争先恐后来疆。据《乌鲁木齐纪略》的资料：“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四十四年到乌鲁木齐的屯户达12487户，分赴迪化、宁边、头屯、芦草沟、呼图壁、玛纳斯、塔西河、阜康、济木萨等地屯田。”乾隆四十四年（1776年），由兰州、凉州、甘州等处转移玛纳斯种地户民1255户，现在的凉州户乡，就是凉州来新屯田的后裔。另一批由镇番等县送往乌鲁木齐迪化以西种地户民1936户。芳草湖农场原名镇番户，就是镇番县来边疆屯田的后裔。还有不少在新疆的商民也承种土地。如乌鲁木齐的商民陈善魁等170户，认地屯田，“所搬父兄子弟共八百余口”。人口日增，屯田面积不断扩大，乌鲁木齐通往南疆的重要交通要冲喀喇巴尔噶逊（今达坂城），也是民屯集中地，乾隆五十七年种地7384亩。据史书资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乌鲁木齐都统所辖各地屯田共280253亩。呈现了“荒野日辟，户口日昌”的景象。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地猛增到681013亩，短短的33年时间，耕地成倍地增长。仅以迪化、绥来、昌吉、阜康四县为例：迪化1775年耕地42210亩，到1808年为181866亩；昌吉1775年耕地62376亩，到1808年为165567亩；绥来1775年耕地7320亩，到1808年为93595亩；阜康1775年耕地39940亩，到1808年为63678亩。成倍甚至十倍地增长③。
  清政府在新疆设军台（即兵站）167个，每个军台驻满洲、察哈尔绿营兵15名，还有营塘63座，驿站39个，在全疆星罗棋布，凡有条件生产的地方都进行屯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陕甘总督勒保奏称：五十四年巴里坤、乌鲁木齐所属各地认垦人数为110537口④。嘉庆八年（1803年）增为15万余口⑤。再加上晶河、库尔喀喇乌苏、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北路认垦人数约为15.5万余人。嘉庆末年，约在20万左右①。
  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所属各地民屯面积为1014879亩②。
  犯屯
  清代最早提出向新疆发遣罪犯进行屯田的是御史刘宗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准部叛乱，正向大小和卓盘踞的南疆进军，新疆统一已成定局。在新疆东部的军屯连年丰收而新疆劳力又极度缺乏的形势下，二十三年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及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行圈卡，令其耕种。共前已配到各处军流等犯，除年久安静有业者照常安插外，无业少壮，曾有过犯者，一并改发种地，交驻防将军管辖，应如所请，并将此外情罪重大军流各犯一体办理。”③此议获准后，二十三、二十四年因新疆战争未结束，各省只是少量的遣犯送往新疆。乾隆二十五年，平叛战争结束，新疆统一，兵屯连年丰收，开始成批将“桀骜难驯、屡惩屡犯”，“渐染甚易、驯化又难”者发遣。二十三年乌鲁木齐定为发遣地。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巴里坤、哈密、安西三处，遣犯甚多，难以安顿，奏请酌发辟展、乌鲁木齐屯所。”④12月清政府决定把内地大批罪犯送往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除本屯外，原有昌吉、罗克伦二屯，且明年于乌鲁木齐以西等处又设三屯，地宽兵多，易于防范。”⑤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一名发乌鲁木齐。”⑥经过调整，当地五堡、昌吉、罗克伦等处兵屯中承种分地的遣犯尚有1747名，玛纳斯有200余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后的四年中，昌吉五堡等地每年参加屯田的遣犯均在千人以上。据⑦记己载：1766年为1219人，1767年为1646人，1768年为1747人，1769年为1387人，1770年为1240人。
  库尔喀喇乌苏，乾隆三十一年安置遣犯。三十三年（1768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100余名。晶河，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百余名。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称：流放乌鲁木齐的各种遣犯共3200多人，参加屯田生产⑧。
  遣犯的反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秋之夜，驻昌吉的管屯官员借酒“醉逼流妇使讴”①，激怒犯人杀死通判赫尔喜、把总马继国，夺取武器库，占据昌吉城。次日，200余人乘马进攻乌鲁木齐，被清军镇压下去。此事证明屯官对遣犯的压迫是很残酷的，遣犯们早已积怨在心，“逼流妇讴”仅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次，可以看出，昌吉遣犯屯田，是相对集中的，只派为数不多的人进行管理。
  由于大兴军、民以及犯人屯田，人口剧增，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使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乌鲁木齐一带荒凉景象，变成了诗人笔下的“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的繁荣景象了。
  三、伊犁屯垦区
  伊犁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原为准部腹地，与沙俄毗邻，是祖国的西陲要塞。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为了边防的巩固和新疆的安定，在伊犁设将军，驻重兵，大兴屯垦。“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牧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宜屯田。’”②据《圣武记》记载：新疆统一后，满洲八旗驻防兵共18800名，进驻伊犁河谷的就达13340名，占70％以上。还有换防兵2300名，绿营屯田兵3000名，在此戍边屯田。同时还有民屯、回屯和遣屯。
  军屯
  还在平叛过程中，清廷就筹划“将来回部全定，伊犁驻防应以需兵若干，与屯兵粮饷合算，量籽种以定兵数，就收获以济军食。既可省内地挽运之烦，亦不患兵多冗食”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陕甘总督杨应琚疏奏：“伊犁底定，宜先屯田。”清政府很重视这一建议。在平叛后的第二年，即1760年伊犁设办事大臣，兴办屯田。当年三月，清廷“命阿桂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绿营兵百，回人二百（实三百）至伊犁搜捕马哈沁，招抚厄鲁特，并筑城屯垦”④。阿桂从阿克苏率部到达伊犁后，“二十五年（1760年），伊犁屯议起，于河南之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境）立回屯，察罕乌苏（今霍城县西）立兵屯”①。是时，屯田士卒每人种地10亩。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绿营兵陆续增加，“已足二千名”“屯田八千亩，收获大小麦、黍、粟、青稞等共二万七千一百石有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岁入三万五千余石，除给该处官兵外，尚有盈余”③。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军屯面积增加到3万亩。三十三年达到36212亩，产粮68079石。乾隆“三十四年，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田”④。三十五年又从肃州调屯军300名到伊犁。伊犁军屯面积42356亩，产粮79782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伊犁换防兵改为携眷兵，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携眷，定额三千”。是年屯田官兵增至3098名，官98名，兵3000名。500名操练，2500名屯种。共分25屯，每屯百名士兵，每人种地20亩，共种地50588亩，产粮84988石。设屯镇总兵进行管理。乾隆四十七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仓内存粮50余万石，恐太多发霉，请将2500名屯兵中撤回1000人，裁汰10屯。以1500名屯种，1500名操练⑥。到乾隆五十四年，新任伊犁将军宁保考虑到伊犁地处极边，万一歉收，恐难维持。奏请将1500名操练兵中调700人屯田，添设7屯，兵屯增至22屯，共种地4.4万亩，直到嘉庆初年未变。
  嘉庆时期，伊犁有绿营兵屯点30处。主要分布在熙眷、绥定、广仁、瞻德、拱震、塔勒奇六城近郊。
  旗屯
  八旗是清政府统治的重要支柱。在平定准部与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八旗军大批地奉调移驻新疆，扼守边陲要地。如新疆当时的首府伊犁、军事重镇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他们主要担负着巡逻边防、守卡缉查、保护屯田、维持治安的任务。平时操练、战时出征、定期换防。满营兵丁因有粮有银，所以不屯田。而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四营兵丁则有银无粮，所有口粮，规定自耕自食。察哈尔官兵1837名，皆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屯田；厄鲁特官兵1200名，在伊宁县、特克斯至昭苏一带屯田；锡伯营官兵1018名，在伊犁河南一带屯田；索伦营官兵1018名，在霍尔果斯一带屯田。旗屯之初，每人种地8亩，政府供给籽种、牲畜、农具。自耕自食、不纳粮租。
  旗屯搞得最好的是锡伯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从盛京抽调锡伯营官兵1020人（家属3275人）到伊犁驻防。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南渡伊犁河在察布查尔屯垦戍边。按“军政合一”的八旗牛录建制屯居（牛录：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努尔哈赤定300人为一牛录）。他们不领国家口粮，进行屯田生产，首先疏浚一条180里长的绰豁尔大渠，引水种地1万亩。很快实现军有粮、民有食，安居乐业。后来人口繁衍，原有的耕地就不够了。在锡伯族杰出的领袖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领导下，从1802年开始，经过6年的辛勤劳动，修建成深一丈，宽一丈二尺，长200多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可灌溉7.8万亩地。锡伯营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驻防伊犁的诸兵营中，最为富裕，每年陈粮储库1千万斤之多。在乌孙山下，“阡陌相连，
  村落相望”，成为屯垦戍边的楷模。
  满营兵丁最初不屯田，弘历年间虽曾有兴办旗屯的打算，但一直未办，灌溉缺水是一个原因，害怕兴屯后裁减粮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伊犁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多，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廷正式宣布伊犁驻防八旗不得再议增加兵额之后，八旗生计，日益艰难。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应“按锡伯营屯种例，分畀旗兵地亩，各使自耕”①“永为世业，自耕自食，不纳粮租”②。嘉庆七年（1802年），松筠从满营中抽调360名闲，散余丁屯田，效果良好。“乃于伊犁河北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惠远、惠宁有水之地皆开渠。”③到十四年（1809年），满营已屯田6.4万亩。
  满洲旗营屯地，自嘉庆七年（1802年）兴办之后，分为两种。一种是“已分之田”，被分授各旗，每旗3000亩，作为“自行管业”，由各协领、佐领派人进行耕种，每年所得之粮“由各旗分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由将军衙门查核办理”。另一种“未分之田，”共4万亩。每年专派“协领职衔之佐领苏勒芳阿乌勒登布，督率八旗闲散，通力合作”进行耕种。“所得之粮总储一处，年终分给八旗，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④后因“未分之田”被视为公田，不愿精心耕作，收成较少。于是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将灌溉有保证的2万余亩（其余地亩灌溉无保证），“分为八份，添入八旗已分田亩项下，均令各旗自督闲散耕种，以专责成”。清廷为保证旗民的生计，严禁旗地租佃或买卖。但后来这一制度被破坏。据《伊江集载》一书记载：“惠远城、巴燕岱（惠宁城）两处所开旗地七万余亩，赏给八旗耕种。后因不谙耕作，（准）其招佃纳税，每年收小麦六千石，抵放兵丁赡养..又巴燕岱收地租银1300余两。”自此，租佃关系正式确立，闲散余丁不再屯田，大量旗地租佃给
  农民。
  回屯
  清军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在伊犁大办屯田。除军屯、旗屯、民屯、遣屯外，还成功地举办了回屯。早在17世纪早期，准噶尔贵族就强迫南疆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种田纳粮，称为塔兰奇人，意即种地的人。由于连年兵祸，伊犁农民逃亡殆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兆惠率军进入伊犁时，仅见到维吾尔人三十余名①。为了尽快恢复伊犁屯田生产，乾隆二十三年谕旨：“伊犁驻兵屯田，关系甚重，亦宜预为筹划。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城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掺杂。”②随即着陕甘总督杨应琚与兆惠赴伊犁、阿克苏等地勘察，筹划屯田，经商定，“”
  派兵四五千人，回人一千户③，到伊犁屯田。
  《新疆识略·伊犁屯务》卷6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阿桂“自带回子三百名，于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拨耕种”。这第一批到达伊犁的维吾尔人，是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拜城县境）等地招募的。他们携带种子、耕畜、农具和粮食在500名官兵护送下，三月到达伊犁，随即整修渠道，开荒播种，这年播种虽晚，但仍获丰收，秋季收粮2222石。“以播种计之，上地所获二十倍，地所获十倍。”①当年，家眷也送到伊犁。
  二十六年（1761年）第二批维吾尔农民共500户，其中阿克苏160户、乌什120户、赛里木13户、拜城13户、库车30户、沙雅30户、多伦150户，于二月到达伊犁。第三批200户，于六月到达伊犁。这时伊犁共有1000户维吾尔农民进行屯田耕种。屯田的地方仍是以前维吾尔族为准噶尔部种田的地方，即伊犁河北的固尔扎、察罕乌苏、霍尔果斯河南岸的霍集尔、海努克、寄特木等地。由于土地肥沃，收成很好，南疆的维吾尔族群众，不少自愿前往屯田。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伊犁回屯人数达到6383户②。各屯户数不一，均按地方大小而定，共九屯。海努克600户、喀什500户、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济尔格朗900户、塔什鄂斯坦400户、鄂罗斯坦600户、巴尔图海600户、霍诺海800户、达尔木图500户。在固尔扎建宁远城（今伊宁市），设三品至六品阿奇木伯克16人管理回屯。计户不计丁、计种不计亩，户给麦种一石、黍谷五斗二升。按当时每亩下种一斗，回屯6000户计，种地约9万亩。每户岁纳租16石，共计9600石。到1794年，主管回屯的保宁“以回子生齿日繁，增垦地面，情愿增加4000石，以足一万石之数”③。到嘉庆时，已发展到3.6万人。
  民屯
  伊犁民屯，主要是商屯，即由关内前往伊犁经商者认垦土地。他们发现经营土地利润颇丰，因而利用其经济力量较大，出资雇工，开始由经商转而经营或兼营土地。据《新疆识略·屯务》记载，伊犁商贾“张子仪等三十二户，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共报垦麦地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亩六分。每亩征税银五分，每岁共征银一千九百八十两九钱三分”。户均1200余亩，显示雇工性质。清政府对商民认垦土地，给予鼓励，除按民户认垦例分授土地、牛具、籽种外，又规定：“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营业。”④另一“商民张尚义等二百户，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共报垦蔬地、稻田一万六百六十八亩六分”。种植蔬菜、水稻，显然是从经济效益着眼的。
  除商民认垦土地屯田外，也有农民到伊犁屯田。清政府规定：“每户给地三十亩，官给牛力、籽种、口粮，俾资耕作。”⑤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户民庄世福等四十八户，乾隆三十七年入屯田户籍，共种地一千四百四十亩，每亩征银五分。”⑥乾隆三十九年，户民张成印等23户，入屯田户籍，共屯耕地达60097亩。
  犯屯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伊犁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于是伊犁遣犯人数迅速增长。最多时达3000余人，《清高宗实录》卷1195载：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刑部议覆，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硬不安分之徒，最易滋事”。此后，为安全计，发配伊犁罪犯有所减少。伊犁遣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罪行较轻的依附于军屯进行屯田，据《皇舆西域图志》卷32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伊犁兵屯有“屯兵二千五百名..遣犯..四十九名”。这即是指隶属于伊犁绿营军屯承种份地的遣犯，他们是“补屯耕缺额”的。至嘉庆十四年（1814年），伊犁地区“节年以来，于西安、凉州、庄浪之驻防满兵，陆续携眷移驻者三千八百名，协领等官一百二十八员，均住城市，发遣内地犯人二千余名应役”。仅“乌哈尔里克之城（今霍城县），屯田所也，绿旗兵二千六百，流犯千余，屯田二十六工”①。伊犁遣屯，每名种地十二亩，“一部分遣屯在塔勒奇，称为西地。另一部分在喇嘛寺沟，称为东梁”②。另一种是罪行较重的“给兵丁为奴”，“令服耕作之役”③。这部分遣犯在伊犁是为数不少的。
  遣犯携眷者拨给土地，鼓励生产自给，“为奴人犯，有携眷者，每人先拨给土地十二亩，令其耕种。果于伊等有益，次年拨地十五亩，每亩纳细粮八升，按岁征收”④。伊犁遣犯，除参加屯田外，还参加了兴修水利工程，拉船运输劳役等劳动。均隶属于军屯，期满改过者，给具为民，每户给地30亩，令其耕种，交伊犁同知管辖。
  到1777年，伊犁有各类屯田点八九十处之多⑤。由于屯田的兴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军粮充裕，各族人民因丰收而安居乐业。嘉庆年间，被流放于伊犁的学者洪亮吉写诗描绘伊犁的盛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城外，大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
  四、塔尔巴哈台（塔城）屯垦区
  塔尔巴哈台屯垦区，中国与俄罗斯卡伦相望，是我国西陲屏藩，军事要塞。在讨平准部叛乱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塔尔巴哈台筹设营屯”。由参赞大臣绰勒多率绿营兵600名由乌鲁木齐去雅尔地方屯田。次年开垦种地，并在该地修建肇丰城，作为塔尔巴哈台的首府，后该地被沙俄侵占。1766年参赞大臣阿桂将城移于楚呼楚建绥靖城（就是现在的塔城），种地1.8万亩，距故城200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奏准：“楚呼楚地广田多，请于乌鲁木齐拨绿营兵四百名，前往耕种。”是年屯田丰收，人均收粮18石，受到清廷嘉奖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有屯地1.7万亩，屯兵850人，以游击督领。五十九年（1794年）屯兵减为400名，分为五屯，头工在城西四里，二工在城南二里，三工在城东南八里，四工在城东十二里，五工在城东三里，共种地8000亩，以副将督领。到乾隆末年，“塔尔巴哈台营屯共七处”。“乾嘉时期，察哈尔、厄鲁特七佐领携眷兵丁也有四处屯田垦区。
  ”后来由于粮库存粮霉烂，各地裁屯，而塔尔巴哈台垦区还在扩大，“嘉庆十三年（1808年）调乌鲁木齐200名于十四年派往，十五年种地交粮”②。这是因为沙俄在中国边境不断扩张，故采取措施，加强屯田力量。同时边防兵力量也在增强，该地原有驻防兵900名，屯田兵600名，后改驻防兵为轮换兵，并将屯田兵增加为2110名。
  塔尔巴哈台的民屯规模不大，乾隆六十年（1795年），有100余户认垦，种田3000余亩。③乾隆四十年（1775年）参赞大臣奏准把原给伊犁厄鲁特营为奴的100名遣犯，调塔尔巴哈台挖煤，1777年到达后，除挖煤外，派31人屯田种粮，人给地12亩，其中在锡伯图有“遣犯十一名，种地一百二十亩”④。
  五、阿勒泰（额尔齐斯）屯垦区
  阿勒泰地区，从清朝开始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争起，就是屯兵要地。1731年（雍正九年）筑科布多城，又于1733年筑乌里雅苏台城。这两处成为控制和管辖西北的重镇，清军两次出兵伊犁的北道，都是从这里进军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乌梁海库木降清，清廷命乌梁海桑宰库克新在额尔齐斯屯田。同年，阿睦尔撒纳和玛木特向乾隆进言速伐准部达瓦齐时讲：“准部东境额尔齐斯河..本杜尔伯特原屯地，近接阿尔泰山，可屯田备饷，宜先遣兵万人据形势，而大兵二万继进。”得到弘历批准。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分两路进兵伊犁。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定北将军班第奏准：“屯田兵亦相继前往，并筹办额尔齐斯屯田。”二十年四月成衮扎布屯田兵由额尔齐斯河移驻伊苏图铿格尔“以所得谷粮，备来往兵丁之用”①。
  六、吐鲁番（吐、鄯、托）屯垦区
  平定准噶尔部的西路清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从巴里坤出兵之后，随即在西进大道上的辟展、吐鲁番、托克逊、哈喇沙尔调绿营兵进驻，屯田戍边。既保障了社会安定，使丝绸之路畅通，又可为军队提供粮饷。
  吐鲁番在康熙年间，曾开始屯垦，后来撤屯，一度中断。1757年，就是清军再次西进的当年在吐鲁番设军屯，这一年“种植已有成效”。从事屯垦戍边的绿营兵，随即向西转移到哈喇沙尔。吐鲁番的屯田耕种则由刚返回的本地人担任。原来吐鲁番人曾被准噶尔部所逼，于雍正三年（1732年）九月吐鲁番维吾尔族在额敏和卓率领下移住河西甘肃瓜州（今甘肃安西一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迁回吐鲁番，实行回屯，自耕自食。额敏和卓及其子苏来满为感谢皇恩，在城郊修一座报恩塔（今称额敏塔或苏公塔）。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辟展驻绿营兵800名，屯田13633亩。哈喇和卓屯兵300名，种地6000亩。托克逊有绿营兵1000名，屯田14253亩。各以都司、游击、参将督领。乾隆二十六、二十七年屯兵移设乌鲁木齐、伊犁等处②。军屯撤销，将托克逊、哈喇和卓屯地18582亩，辟展、连木沁屯地15650亩，赏给当地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自是吐鲁番无屯务”。
  四十四年（1779年），吐鲁番郡王苏来满获罪，“藉其私产地亩”作为军屯。置屯兵700名，托克逊100名，安展250名，哈喇和卓100名，阿斯塔那100，名，和色尔图喇100名，胜金50名，辟展50名。共种地14700亩，交粮9000石。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肃巡抚明德奏请：“嗣后各省遣犯..酌发乌鲁木齐、辟展屯所。”③辟展曾有遣犯参加过屯田。
  吐鲁番的民屯不多，见于记载的：乾隆四十年吐鲁番有28户，种地710亩，四十四年以来，吐鲁番、辟展“有商户一百六十户，种园地二百三十亩”，呵呵雅尔等处“认种沙地园户一十二户，共种沙地四百八十亩”④，为什么民屯这样少？这和乾隆帝弘历在屯垦实边中，重视北疆的乌鲁木齐和伊犁是有关的。
  吐鲁番、辟展、鲁克察克除军屯外，均有回屯。1792年喀喇巴尔克逊户屯种地7384亩。⑤
  第四节 乌什人民起义和乌什屯垦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实行伯克制，通过伯克实行统治。阿奇木伯克有很大的权力，不少伯克对人民作威作福，横征暴敛，矛盾日趋尖锐。乌什的阿奇木伯克为哈密郡王玉素甫之弟阿卜都拉。他对乌什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随意鞭打群众，且贪婪至极。他带的一批哈密亲信爪牙，横行乡里，四出敲诈。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尤其暴虐，乌什人民怨声载道，恨之入骨。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小伯克赖黑木图拉由于其妻曾被素诚留衙遭辱，因此积怨在心，于十四日晚，组织维吾尔族群众起义，向清军发动进攻。素诚父子被杀，阿卜都拉被生擒，一举占领乌什城。起义历时半年，虽被清军镇压下去，但对清廷的统治是一个警告。
  清廷为了缓和矛盾，巩固其统治，下令公布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的罪状，将欺压群众的纳世通等人斩首示众。并颁布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措施：如“阿奇木伯克之权宜分；都官伯克之补宜公”等项。
  由于乌什人民起义的影响，加之乌什地处中俄边界，为了加强清廷的统治，把驻喀什的办事大臣移驻乌什，调兵于此屯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屯田2.1万亩。乾隆四十二年，屯地减为8000亩，屯兵400名，分为宝兴工、充裕工、丰盈工等屯①，以副将督领。到嘉庆四年（1799年）又减为5000亩，岁交大小麦共5100石。
  乌什也有犯人参加生产，据《清朝文献通考·刑七》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内地民人，于新疆地方犯至军流之罪，如在乌鲁木齐一带者，即发往乌什、叶尔羌等处。而在乌什各城者，亦发往伊犁等处。并视其情罪，量为酌定，较轻者发各处安插编管，重者给厄鲁特人及回人为奴”。从此记述我们知道乌什犯人参加劳动，不是内地“遣犯”而是“内地人民在新疆犯罪者”。有的南疆回人犯罪也有发往乌什的。
  乌什曾，举办回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乾隆帝谕旨：“查乌什地亩，足供六千户人耕种，除从前分给回众外..余地尚多。请派阿克苏无力回人二百户，赛里木、拜城贫困回人二三十户，借给耕具、牲只、籽种，迁往乌什屯田。”③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乌什回屯增加到810户，年征粮赋2010石。
  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统计，吐鲁番、哈喇沙尔和乌什三城当地人户每年缴纳赋粮总数仅6415石，而三处兵屯的年产量至少在2万石以上，有时也超过2.4万石，即使扣除屯兵口粮，也应交1万数千石，是当地纳粮数的3倍左右，兵屯的作用可见一斑。
  第五节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及南疆西四城屯垦
  清军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还未完全结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又叛乱抗清。
  当准部盛时，征服南疆各城，执伊斯兰教首领玛罕木特囚于伊犁，羁其长子波罗尼都、次子霍集占（即大、小和卓。和卓——圣裔的意思），使率维吾尔族农民为其耕种。1755年夏，清军平定达瓦齐叛乱，释大和卓波罗尼都，以兵护送南疆，使统辖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管维吾尔族事务。后阿睦尔撒纳叛，小和卓曾助之。当1757年清军再定伊犁时，小和卓惧，率部逃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以此为根据地，集其伯克、阿訇等公开叛清，自立为巴图尔汗。各城响应，维吾尔族数十万从之。惟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之阿奇木伯克鄂对等不附逆，逃伊犁，其族被杀。清政府派副都统阿敏道率百余人去招抚，皆被杀害。
  清廷于1758年5月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库车，未果，命兆惠取代雅尔哈善平叛，相继攻克库车、沙雅、阿克苏、乌什等城。群众欢迎清军入城。10月间，定边将军兆惠率军4000名直指叶尔羌，三战三捷。因兵少，乃结营于城东隔河有水草处，这就是有名的黑水营，敌以数万人轮番攻击，兆惠以三千余人坚守3个月。掘壕筑垒，又排水防淹，伐木为薪，得铅弹数万。更重要的是竟挖到一个大粮窖，保障了军需供应，使黑水营岿然不动。次年初，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援兵赶到，与兆惠一起兵分两路进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大惊，疯狂抢劫人民的牲畜和财物，向西逃去。清军穷追不舍，在霍斯库鲁克山、阿尔楚尔和伊西洱库尔附近三次大捷，降敌万余。大、小和卓率残部三四百人退到巴达克山，被擒获处死。至是，延续数年之久的维吾尔族农奴主贵族、宗教反动头目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始告平息。南疆再次统一于祖国。当清军到达喀什噶尔时，当地百姓扶老携幼，牵牛赶羊，犒劳清军。他们说：“我们被准噶尔虐待了几十年，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大、小和卓忘恩负义，举兵反叛，使我们不能耕种和放牧。如今大军一来，我们总算得救了。”
  在平叛中，得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当大和卓波罗尼都从喀什噶尔前往叶尔羌支援小和卓时，柯族人就袭击他的后方，使大和卓不敢前进。就在平叛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归附清廷。其首领阿济比致书于兆惠说：“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二十万人众，皆作臣仆。”①清政府在统一天山南北之际，一些边外部落、小国纷纷臣服，求为属国。其中有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浩罕（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所建立的小国）、布哈拉、塔什干、巴达克山、爱乌罕（今阿富汗境内）、乾竺特（今克什米尔坎巨提）等，幅员之广，远过明朝，盛于汉唐，是清朝极盛大的统一时期。
  在大、小和卓平定后，清政府为了社会安定，首先是减免赋税，使人民休养生息。对游牧为主的土尔扈特、和硕特人民，免纳牲畜税。哈密和吐鲁番的农民，免税粮赋。对南疆各城，税赋减轻“十存其四”。维吾尔族人到外藩贸易，原十分抽一，现降为二十分抽一，“回户休息更始，无不欢腾”。
  其次对伯克们削权力，封高爵。乾隆反对在维吾尔族设置“总管”。各城伯克们互不统属，直接由清政府派驻的伊犁将军和大臣管辖。这样，阿奇木伯克不但没有一个人能“总管”全族事务，而且在一个地方的伯克也很难独揽大权，横行无忌了。
  与此同时，对伯克们也给以高官厚禄而笼络。对归附清较早的哈密、吐鲁番首领，以及在平叛战争中有功的伯克们，封给郡王、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如额敏和卓被封为郡王，被列入平定准噶尔部及四部五十功臣，名居第十二位，图像悬挂于紫光阁。就是对一般伯克们所定的等级亦大大高于内地。如清廷惯例：知府为从四品、知州正五品、知县正七品。而沙雅尔、库尔勒、布古尔等三城，在嘉庆年间各有700户农民，相当于关内一个镇，而这三地的阿奇木伯克的爵位是三品。“州县官阶，尚居其下。”
  其三，于重镇设大臣，驻军防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总理南疆八城事务。另设办事大臣，专理喀什及英吉沙尔事务。于1762年建徕宁城，驻军1147人；叶尔羌设办事大臣，驻军886人；英吉沙尔280人；阿克苏设办事大臣，驻军758人。
  清政府以为这样就可长治久安了，实际上后来南疆动乱迭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天山以北行之有效的屯田，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未能很好推行。
  一、哈喇沙尔屯垦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平定准部叛乱的西路军，为了保证清军侧翼的安全，派一部分绿营兵进驻哈喇沙尔屯田。从“吐鲁番屯田绿营旗兵”内，调一部分绿营兵“带种子，于来春在哈喇沙尔或伊拉里克等处种地”①。次年，“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哈喇沙尔规度官垦”②。可知二十年清军进驻哈喇沙尔，二十三年开始屯田。二十四年有屯地9675亩。四十二年（1777年）有屯兵362名，置屯地7440亩，以参将督领。嘉庆末年：“屯工三处。头工在城东北六十里，屯兵七十一名，种地一千四百二十亩，由西北引开都河灌溉。二工在城东七十里，屯兵一百零一名，种地二千二十亩，由正西引开都河灌溉。三工乌沙克塔尔，在城正东百二十里，屯兵一百三十名，种地二千六百亩，由东北察罕通格山沟内，引雪水灌溉。每年各屯共交粮五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哈喇沙尔田官有：“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经制外委三员。”①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在哈喇沙尔举办回屯，分布在库尔勒和布古尔两地。屯户1200余户，每户种土地二十六亩九分，共种地3.5万亩，年征粮赋1400石②。后因一部分屯民拨赴伊犁，屯田减少，粮赋也减为982石。
  哈喇沙尔的民屯。嘉庆年间曲惠城（焉耆东135里）有户民报垦1930亩。原厄鲁特部的土尔扈特和硕部屯田分布在开都河沿岸。哈喇沙尔也有发遣的犯人参加劳动，但为数不多。
  二、阿克苏屯垦区
  阿克苏有少量的军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军派绿营兵15名在阿克苏种稻，“稻屯在阿克苏东南，共一百五十亩，每年籽种二十九石，缴纳稻谷五百零二石三斗五升”③。
  回屯创办于乾隆二十六年，后又陆续扩屯。由于“伊犁垦戍，又资接续，更移喀什噶尔等回众二千五百户屯阿克苏”④。由兆惠主持，每户拨地25亩，共垦种62500亩。阿克苏所属库车也有回屯：“库车..归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体归民垦耕种者二百五十石种子地亩。”⑤10亩籽种一石计，种地2500亩。
  三、喀什噶尔屯垦区
  喀什噶尔，南疆重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后，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总管南疆八城事务。
  乾嘉时期，喀什噶尔没有军屯，没有民屯，只兴办了几处回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开始举办回屯。“喀什噶尔..归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体归民垦种植者，八百一石四斗有奇籽种地亩，内兼一易地亩，计征岁入十分之五，定额三千九百九十三石五升三合一勺。”①疆
  有的地方计种不计亩，以每石种地10亩计，共种地8010亩。当年，清廷决定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回屯，减兵额”②。参赞大臣招维吾尔族农民300户，在伯什克勒木（今疏附县城东四十里）屯田，垦荒种地10.8万亩。
  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拨给喀什噶尔阿尔达什闲地四千亩，给道兰回子垦种，从参赞大臣范建丰请也③。从以上资料看出，在乾嘉时期喀什噶尔的回屯”规模约在10万亩上下。
  在喀什噶尔举办回屯的同时，叶尔羌也于乾隆二十六年办回屯，种地“一千二百八十三石六斗六升籽种地亩”④。以后回屯面积迅速扩大，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经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三等，”叶尔羌荒地，开垦一千二百九十余顷⑤。
  为了加强对回屯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令叶尔羌成丁余回，特畀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⑥。
  四、和田屯垦区
  和田位于昆仑山北麓，古丝绸之路南路重镇。清代前期，主要军事行动在北疆，因此，兵力部署、屯田的兴办也主要在北疆，和田所以没有军屯和民屯，只有回屯。屯田兴办于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田..旧存官地，于入版图后，一律归民垦种者，除沙碛地段不能耕作外，实可耕一万三千六十二石有奇，征税入十分之五，”定额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六斗⑦。以每石种子可种10亩计，合130600亩。规模是不小的。
  嘉庆五年（1800年）“和田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并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余亩..照前次分拨官地章程，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垦”③。和田共有回屯垦地151260亩，是南疆的一个大型垦区。
  总之，乾嘉时期，南疆仅举办了一些回屯。军屯在阿克苏只有15人，微不足道。焉耆屯兵只有362人，规模不大。民屯也只在焉耆有一点。乾嘉时期，清廷不允许驻南疆西四城官兵携眷永驻，不积极兴办军屯和民屯。而且对汉族人到南疆限制很严，只准汉族人民去有军队驻扎的地方，这样便于监视和镇压。即使有商人前去贸易，也只准驻于汉城附近，要领有准许经商的官票，时间也有限制，绝不允许在维吾尔族地区定居，以防止各族群众互相接近。这是乾嘉时期清政府的一个错误政策，后来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第六节 兴办牧场
  清代牧场，除属中央太仆寺、上驷院管辖者外，八旗、绿营也有专设牧场，以补充军营及屯田牛马之缺额。
  清廷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的平定准部战争中，西北两路军各二万五千人，“共兵五万..计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又调集数万匹马补充西征清军，总计四年出征用马不下二十万匹。除一部由马场调拨外，大部从陕、甘、晋、川等省征购，困难重重。新疆因连年兵燹，牲畜损失惨重，根本无法满足清军的需要。在战后边防和屯田，需大量的马、牛、羊供应。依靠内地运输，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设立牧场，孳生牧只，方为久远之计”②。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兴办伊犁牧场。伊犁将军属下设驼马处，专司其事。下分孳生牧场和备差牧场。孳生牧场专司放牧、繁殖牲畜。马3年3匹，取孳1匹；牛4年10头，取孳8头；驼5年10峰，取孳4峰；羊每年10只，取孳3只。备差场专牧由孳生场调拨备用牲畜。
  牧地分布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赛里木诺尔、特克斯、察林塔玛哈、霍诺海、哈什、崆吉斯一带。据《新疆识略》卷10厂务载：“马场每三年孳生一至三岁马驹九千五百二十四匹。道光六年（1826年）马场存有孳生马五万余匹③规模很大。
  孳生马场：建于1760年，到1793年，共有马28569匹；孳生牛场：建于1762年，到1793年时，有牛11845头；孳生驼场：建于1761年，到1802年时，共有驼4176峰；孳生羊场：建于1761年到1772年时，已有羊140695只。以上各场，由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营分别放牧。
  第二个牧场是巴里坤牧场。下有：孳生马场，在巴里坤设有“东场”1761年建。在奇台有“古城西场”。在木垒有“木垒场”1775年建。每场有5群马，，每群1000多匹，每群派千总、把总为牧长，外委为牧副。每，24匹马派一牧丁，兵丁三年轮换一次；孳生驼场，1773年秋建，到1791年共有驼749峰。巴里坤牧场均由绿营兵丁放牧。
  以上各牧场，每年可收孳生马3000匹左右，牛2000余头，羊4万只。基本可满足边防、军台和屯田的需要。
  清政府还派遣绿营兵丁及遣犯在北疆开采铁、铜、硝、硫磺等矿兴办工矿业。
  第七节 北疆屯垦探讨
  清朝统一新疆后，清廷依据当时的形势，将主要军事力量和屯田地区部署在北疆。重点是伊犁、乌鲁木齐和塔城。面对不断扩张的沙俄，这无疑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部署。
  1.屯田对保证军需供给，强兵足食，巩固边防，发挥了巨大作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户部奏称：“查此数年间（伊犁）俱属丰收。现贮粮五十四万余石，足敷支放三年。每年绿营兵、民、回等缴纳米粮约十八万余石，除年支放外，尚余二万余石。”（①在乌鲁木齐屯区，乾隆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今即以乌鲁木齐、玛纳斯、济木萨三处而论，每岁屯兵口粮需三万余石，就去岁屯田收获九万石有余，是一年所收已有屯兵三年之食。况乌鲁木齐所属现存食贮，截至四十八年底有京斗粮八十余万石。”②屯田充分保证了驻军的粮饷供应，使遥远的塞外，减少运粮，节约开支，起到了强兵足食，巩固边防的作用。而且仓库充裕，粮多民安，社会安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军屯起了重要作用。
  2.屯田开发了新疆，改变了农牧业比重。
  在北疆，原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低下的牧业为主的经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北疆耕地很少。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耕地迅速增加到70余万亩，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耕地猛增到144.1万亩。由于农业比重的迅速增长，使天山以北成为农牧结合的区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3.屯田推动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改变着因战乱频繁、兵革不息而造成的生产破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
  经过大兴屯田，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局面。由于粮食丰收，国家仓库盈溢。人民收入增加，商贾也发展起来了。如乌鲁木齐、惠远等有名的城镇“字号店铺，鳞次栉比，”甚至西方的商人也来了，“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在新疆经济繁荣中，各屯垦区的中心，新兴城镇一个个地出现。如伊犁九城、乌鲁木齐、晶河、乌苏、玛纳斯、昌吉、奇台、巴里坤、塔城和吐鲁番等城镇，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它使边疆城镇布局初具规模，为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屯田起到了巩固祖国统一的作用。
  准部的叛乱被平定后，兵农合一的屯垦区在新疆星罗棋布，有效地防止了沙俄的蚕食和准部封建割据政权的再起。同时，由于屯田的兴旺，土地日辟，汉族和锡伯、索伦、满等民族约有20万左右移居新疆，大大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顺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各民族在共同劳动中，增强了友谊，互相学习，团结战斗，有利于共同抵御沙俄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有利于开发新疆，繁荣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有利于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对巩固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屯垦人数越来越多，清政府即在乌鲁木齐和巴里坤地区设置府、厅、州、县，这也是屯田的一个成就。
  但是清廷忽略了南疆兴办屯田，并严禁汉族人民到南疆西四城，不但使许多膏腴之地弃置不用，而且后来动乱迭起，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影响了南疆的生产发展，影响了社会安定，也影响了边防的巩固，这是后来张格尔、阿古柏等乘虚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期兴办的还有哈密牧场、喀什噶尔牧场、英吉沙尔牧场、库车牧场、哈喇沙尔牧场、塔尔巴哈台牧场以及乌什牧场等。主要供当地驻军使用。

①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清高宗实录》。 ②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清高宗实录》。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④《乌鲁木齐政略》。 ⑤《清高宗实录》。 ⑥《清高宗实录》。 ⑦《西域图志》。 ①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高宗实录》。 ④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①班固撰：《汉书·晁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傅恒等著：《平定准噶尔方略》。台湾商务印书馆。 ③《清高宗实录》。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乌鲁木齐政略》。 ④《清高宗实录》。 ⑤《清宣宗实录》。 ⑥《清高宗实录》。 ⑦《清高宗实录》。 ⑧《乌鲁木齐政略·遣犯》。 ⑨《清高宗实录》。 ⑩《清高宗实录》。 ①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高宗实录》。 ④《乌鲁木齐政略》。 ⑤《清高宗实录》。 ⑥《清朝通志·食货十二》卷29。 ①《西域图志·贡赋》。 ②《乌鲁木齐政略》。 ③《清高宗实录》。 ④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垦》，道光元年刊本。 ⑤《西域图志》。 ⑥《乌鲁木齐政略》。 ⑦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⑧《乌鲁木齐政略》。 ⑨《清高宗实录》。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高宗实录》。 ④《清高宗实录》。 ①《清朝文献通考》。 ②《哈密志》。 ③王树楠等著：《新疆图志·赋税一》，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版。 ④《清高宗实录》。 ①《清文献通考》。 ②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③《清史稿·食货志》。 ①《清朝文献通考》。 ②《清高宗实录》。 ③钟方撰：《哈密志》，禹贡学会1937年《边疆丛书》本。 ④《清圣祖实录》。 ⑤《清圣祖实录》。 ⑥《回疆通志》。 ①《回疆通志》。 ②《清高宗实录》。 ③《西域图志·屯政》。 ④《乌鲁木齐事宜》。 ⑤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①《清高宗实录》。 ②《西域图志》。 ③《清高宗实录》。 ④《清高宗实录》。 ⑤《清高宗实录》。 ①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②《西域图志·屯政1》。 ③《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④《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⑤《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①《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②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③《清高宗实录》。 ④《乌鲁木齐政略·户民》，《清高宗实录》。 ①《清朝文献通考》。 ②《西域图志》。 ③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 地方志总编室，1988年印。 ④《清高宗实录》。 ⑤《三州辑略·赋税门》。 ①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略述》，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②《乌鲁木齐事宜·户口》。 ③《清高宗实录》。 ④《清高宗实录》。 ⑤《清高宗实录》。 ⑥《乌鲁木齐政略·遣犯》。 ⑦《西域图志·屯政》。 ⑧《三州辑略·赋税门》。 ①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阿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清高宗实录》。 ④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兵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高宗实录》。 ④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⑤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⑥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太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新疆图志·赋税》。 ③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松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阿文成公年谱》。 ①《清高宗实录》。 ②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③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④《清高宗实录》。 ⑤《清高宗实录》。 ⑥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伊犁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①《西域闻见录》。 ②《新疆赋》。 ③《清高宗实录》。 ④《伊江汇览·屯政》。 ⑤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①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塔城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②祁韵士编撰：《西陲总统事略》，嘉庆十四年刊本。 ③永保著：《塔尔巴哈台事宜》，边疆丛书续编本。。 ④永保著：《塔尔巴哈台事宜》，边疆丛书续编本。。 ①刘锦藻著：《清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发行本。 ②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吐鲁番》，道光元年刊本。 ③《清高宗实录》。 ④《三州辑略·田赋》。 ⑤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刊本。 ①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乌什》，道光元年刊本。 ②《回疆通志》。 ③《清高宗实录》。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清高宗实录》。 ②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①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哈喇沙尔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②《西域图志·贡赋》，《那文毅公奏稿》卷76。 ③松筠撰：《钦定新疆识略·阿克苏屯务》，道光元年刊本。 ④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⑤《西域图志·贡赋》。 ①《西域图志·贡赋》。 ②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清仁宗实录》。 ④《西域图志·贡赋》。 ⑤《清仁宗实录》。 ⑥赵尔巽主编：《清史稿·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⑦《西域图志·贡赋》卷34。 ⑧《清仁宗实录》。 ①《清高宗实录》。 ②《清高宗实录》。 ③《清宣宗实录》。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50。 ②《皇朝政典类纂》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