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轮台和渠犁屯田
  该地在今轮台和库尔勒以西。乌孙曾在娶公主时，贡了许多乌孙马，这些马奔驰矫健，汉武帝十分喜欢，称为 “天马 ”。有使者报告说： “大宛有好马，称为汗血
  ①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马，藏在贰师城。”武帝想得到汗血马，派名叫车令的使者带着一千斤金子和一匹金马到大宛去，购求好马，国王毋寡说：“贰师马是国宝，不能卖。”车令扬言要当众砸坏金马。大宛王怒。同时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 ①，指令边境郁城守将杀死车令，夺得了财物。公元前 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骑兵6000名，步兵数万，从南道进发，当道小国，各守其城，不肯给食，攻下者得食，攻不下者数日而去。大军到达郁城时已是强弩之末了，既饥饿又疲惫；进攻郁城，死伤甚众。无奈，只得退回敦煌。士卒只剩十之一二。李广利向汉武帝报告说： “士卒不患战，患饥。 ”②可见长途远征粮饷供应的重要。
  70年之后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追击北匈奴郅支单于到康居，既未另行征调士兵，也没有从内地大量征运粮食，只是调用了城郭诸国的士兵和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分两路进攻郅支城。一路“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另一路“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③，一举攻下郅支城，消灭了北匈奴郅支单于。这次战役之所以很快取得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朝在天山以南的车师、渠犁、轮台、姑墨，天山以北的金满、赤谷等地进行了屯田，提供了较充足的粮食和物资。公元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鉴于初战失败的教训，这次依靠河西屯田区的供应，携带大批粮草和数以万计的牛羊骆驼，结果大败大宛。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使汉朝国威声震西域。由此可见，军需供应直接关系到统一事业的成败。从河西运粮到西域，困难重重。西域生产力低下，诸国无法满足汉军的供应，西域屯垦便成为西汉王朝的当务之急。
  汉武帝从两次攻伐大宛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于公元前101年，汉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的使者。《汉书·西域传》载，汉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④。这是汉在天山以南的第一个屯田点，实际上是西域都护府的雏形，在西域史上且有很突出的意义。从上述记载可知，这时的屯田是小规模的，只有数百人，只能供应来往官员和商旅，远远不能满足大军的供应。公元前89年，汉大臣桑弘羊提出在这一地区屯田5000顷，建立自给自足军屯基地的宏伟计划，但被汉武帝拒绝。原因是在李广利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后，他产生一种懊悔心理，丧失了原来的进取雄心。但是要统一西域，以切断匈奴右臂，就不能不经营西域，就不能不搞屯田。汉昭帝于公元78年（元凤三年）“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相连也”①。赖丹在渠犁、轮台积极进行垦荒种地，兴修水利，为以后郑吉在此屯田奠定了基础。但是龟兹有少数人对此不满。贵人姑翼在龟兹王面前挑拨说：“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龟兹王听了姑翼的谗言，杀害了赖丹，屯田遂止。公元前70年（本始四年），长罗侯常惠发西域诸国兵包围龟兹问罪，龟兹王承认杀害赖丹是错误的，并交出了姑翼。常惠当即斩杀姑翼，为赖丹伸冤。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宣帝鉴于汉匈之间争夺姑师的斗争愈来愈激烈，遂“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②，宣帝不仅恢复了渠犁屯田，而且将规模扩大，将田卒增为1500人。他们不仅进行屯田生产，而且是汉朝在西域地区和匈奴斗争的重要军事力量。渠犁屯田是汉在西域建立的一个重要军事、经济要地。现轮台县境内的卓果特沁古城和柯尤克沁古城，仍留有汉代城堡、渠道、田埂的遗迹。考古还发现轮台东南的克孜尔河畔有一座汉代的土城，土城附近红泥滩上仍可见到古代屯垦的渠道和田界，考古学家认为此遗址系汉代轮台屯垦的废址。另外在今沙雅县东境的哈拉哈塘附近发现一条古代水渠，渠道长达100多公里，为红土所筑，附近还出土过汉朝的五铢钱。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大渠亦为汉代轮台屯田的一部分。从现在还保存的这些遗迹来看，汉代轮台屯田的规模是宏大的。
  车师屯田
  车师，《史记·大宛列传》作姑师。从中原西赴大宛，北去乌孙，均取道于此。匈奴从蒙古高原到天山以南也必经此地，是西域的战略要地，汉、匈反复进行争夺，史称“五争车师”。车师王以地接匈奴，恃其支援，不附于汉。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遣赵破奴攻占车师，因无力控制，车师仍附匈奴。李广利伐大宛后，诸国皆遣子入侍，唯车师不从。此地之得失，关系着汉、匈争夺西域之胜败，故两家兵力在此角逐最烈。第一次是武帝于公元前199年（天汉二年）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地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攻车师。结果，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士卒死十之六七。李陵粮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匈奴右贤王数万援兵到，也不得不引兵去。第二次于公元前 89年（征和四年），汉遣李广利将兵 7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3万余人出河西，马通将4万骑出酒泉，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断汉军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臣属汉。第三次争车师于昭、宣之际。昭帝末年，匈奴为争车师遣4000骑“田车师”。车师再附匈奴，并与匈奴联兵西击乌孙（乌孙与汉友好）。乌孙求援，汉于公元前 72年，遣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兵十余万，北击匈奴。遣常惠使乌孙，持节护乌孙兵 5万，从西击匈奴，大败匈奴。车师境内的匈奴4000名田卒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复占车师，更立乌贵为车师王太子，并“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①。
  匈奴三次兴兵西域争车师。汉大军来，车师附汉。汉军撤，匈奴兵来，车师则又叛汉附匈。反反复复，数附数叛。汉廷分析了西域的形势，认识到在遥远的西域，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兴兵，不屯田，不就地解决粮食供应，仅靠从关内千里运粮是无法持久的，是不能安邦定边的。于是借鉴轮台和河西屯田的经验，在西域发展屯田，以争车师。屯田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这就是第四次争车师的特点。据《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从这一段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屯田与军事行动、与争车师的关系。“屯田、积谷，击车师。”“军食尽，且罢兵。”“秋收毕，复发兵攻石城。”粮食的供应，左右着军事行动。同时，汉武帝认识到屯田不仅对争车师关系密切，而且对定西域也关系甚大。“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盖积谷以安西国..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 ”②“盖积谷 ”和“安西国 ”联系起来。可见屯田在经营西域中的地位。
  第四次争车师始于公元前 68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屯田士卒500人并发诸国兵万余人进击车师，破交河城，为了巩固已得的车师，郑吉 “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 ”。这是汉在车师屯田的开始。匈奴方面： “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 ”③
  第五次争车师于郑吉使三百人屯田车师之后，此举引起匈奴的恐惧。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于是在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骑兵进攻汉在车师的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多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④。汉廷令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出车师以北千余里，扬威武于车师旁，匈奴骑兵乃逸去，郑吉率田卒仍返渠犁。车师屯田暂停。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这是公元前62年的事。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发生政变。单于病死，右贤王与单于妻子私通，篡夺了王位，并大力剪除异己。左贤王的儿子先贤掸这时是驻守西域的日逐王，身兼僮仆都尉，按理应继承单于王位，此时不能不深感处境危险。于是表示愿归附汉朝。郑吉大喜，立即率屯田将士，“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 ①。对匈奴1 .2万人妥善安置后，陪同先贤掸到长安，汉朝封先贤掸为归德侯，郑吉为安远侯。
  随着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自然撤销，匈奴不得不放弃西域。郑吉声震西域，原先他护鄯善以西南道，现在又护车师以西北道，汉朝任命他为西域都护。西汉王朝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经过近8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切断匈奴右臂、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西域都护取代僮仆都尉，西域36国从此皆在都护管辖之下。都护府设在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是新疆列入祖国版图的一个标志。都护代表西汉王朝给地方政权官吏（即西域诸国王侯）颁发印绶，有权征调诸国兵力、管辖驻军及屯垦官兵。《汉书·郑吉传》就此评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都护作为汉中央政府直接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据《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称赞西汉历任都护，“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 ”。
  西域都护设立后，公元前48年，汉在车师前部设置专理屯垦的戊己校尉，分戊校尉和己校尉，既是屯田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受都护辖制，但有很大独立性，兵力调动直属中央，没有朝命，不得调遣，权力仅次于都护。
  车师屯田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交河，是车师前王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一带，汉在交河城附近有屯田点，罗布淖尔出土汉简多次记录了 “交河壁”这个名称，其中的二枚简上写有：
  （缺）交河曲守丞衡移居卢訾仓
  “壁”字或写作“辟”，交河壁即为汉在交河城一带进行军垦而居住屯田吏卒的地方。按汉代官制，军事系统的大将军营共五部，部设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西域的屯戍部队，也按这个编制编列。但是我们从罗布泊汉简7号、2号、3号、4号、5号、6号中得知，汉在西域的屯戍部队除了设上述吏士之外，部这一级尚有左右之分，曲这级尚有前曲、后曲、左曲、右曲之别。另外又知道参加屯戍的人员系来自内地的许多地方，屯田士兵有部队的正规兵卒，也有招募的志愿兵“应募士”，还有调发而来的、应当判流放罪的犯人。这些屯戍者除了本人参加屯田，常住垦区之外，他们之中的多数还携家带眷，举家而来，而且自备农具、耕畜、衣物。34号简记录了今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一个叫宋钧的屯戍者（不知其职务），带着他的30岁的妻子，而且还带着私自随他前来的“私从者”。可见当时来交河、罗布泊等地屯垦的人，不但举家而来，而且有不少人还带来了他的同乡、近族等人。王莽时被投向匈奴的屯田官陈良残杀的屯戍军司令官、戊己校尉刁护，曾率领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女儿、侄儿等驻屯车师境内，部下人口多达2000多人。陈良叛变时，杀了刁护及刁护的眷属，包括刁的儿子，所有的“昆弟子男”只留下了妇女和年幼儿童。从此一事件可知，汉在交河屯田时，从内地志愿前来参加屯垦的人员是相当多的，史书所记的人数只是正规部队人数。
  二是高昌壁。高昌壁是西汉屯垦吏卒驻扎的地方，因地势高敞开阔而得名，本车师前王之牧地，地理位置在今高昌古城。郑吉在车师曾开屯田，其驻地当在高昌壁，而其所垦之田，应在今吐鲁番盆地之东部一带。戊己校尉设立之后，戊己校尉的驻地自当不在交河，而应在高昌壁。《汉书·西域传·车师王》条称“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元始年间的戊己校尉徐普曾经提出开辟一条新路，使之便于与内地的交通，因车师后王姑句阻挠而罢，后姑句叛降匈奴，也是道出高昌壁。可见高昌壁一直是西汉屯戍军的驻屯基地。屯田士卒，有事则兵，无警则农，终于把这片绿洲开垦了出来，为后来形成高昌城奠定了基础。《北史·西域传·高昌》称：“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壁，故以为国号。”这一条记载便是我们得出以上结论的证明。不过这条记载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点是“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根据这一点，就会使人觉得西汉在高昌壁一带的屯田并不是从郑吉派人时开始的，而是汉武帝的西征部队中之羸弱者早就留在这里开垦了。武帝的西征军因缺粮而困疲不堪，沿途留下许多掉队人马之事，唯有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昌壁最早的开发时代当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04年），而不是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以后的事。李广利首伐大宛时，率骑兵6000，各郡征来青壮年“数万人”，及至返回敦煌时，所剩士卒只有十分之一二，一部分士卒回不到敦煌而留在高昌地区垦田自立，应当是可能的，《北史》的记载，不能说没有根据。
  北胥鞬屯田
  《汉书·西域传》记载： “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
  汉代在北胥鞬进行屯田，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北胥鞬究竟在何地，从清代以来，史学家说法不一。
  《新疆简史》说：“西域都护设置后，屯田的地域扩大到从莎车分出来的北胥鞬。”新疆大学周轩先生有《北胥鞬新考》，①赞同这一论点，认为西域都护既有统辖乌孙等36国的职权，又有督察康居等外国的责任。公元前60年，汉鉴于匈奴势力退出西域，来自东北方面的威胁基本解除，而西北方面的安危就显得重要起来，于是审时度势，将屯田的地域扩大到从莎车划分出来的北胥鞬。莎车在叶尔羌河流域，近康居诸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于耕种，所以临近的依耐（今叶城南）和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都“寄田莎车”。汉在北胥鞬屯田，主要是为了安抚臣属诸国及督察边外，及时掌握情况，讨平反叛势力。
  清代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认为：“疑莎车为车师之讹。”学者岑仲勉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主张“莎车”为“车师”之讹，还释“北胥鞬”即“别失八里”。并说“徙田于北胥鞬者，即徙屯田于车师后庭一带”。钱伯泉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985年第2期著文《北胥考》中认为“北胥 ”急读就变为“北鞬”二音，在车师国与此同音的就是“辟展”，即今鄯善县。
  笔者认为：公元前60年，郑吉任西域都护，其任务：一是代表西汉中央政府统辖西域车师、龟兹等36国；二是防止匈奴再争西域；三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郑吉于车师举办屯田，显然是为了应付匈奴的，而北胥鞬屯田则是为了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的。北胥鞬在莎车境内，莎车位于西域西部。再往西越葱岭，则是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莎车是祖国西部的要冲，所以在北胥鞬驻军屯田是合理的，是一个安定西域的重要部署。这里水土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屯田的理想之地。经李恺先生长期研究，据考古资料证实，现在巴楚的图木休克一带，不但是唐代的一个大型屯田区，而且也是唐以前的一个屯垦地，从各方面观察，很可能就是汉代北胥鞬屯田的遗址，当然，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北胥鞬屯田规模，史无记述。但我们根据“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来分析，据《汉书·郑吉传》载：“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中国历史大辞典·屯田校尉》条记述：“武帝时，轮台、渠犁皆有屯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者，后车师、乌孙、焉耆等地皆有屯田，以校尉领之。宣帝神爵二年，置西域都护府后，诸屯田校尉皆属之。”屯田校尉领屯田卒数百人，北胥鞬的屯田校尉，也应领屯田卒数百人，人以二十亩计，其规模当在万亩上下。
  焉耆屯田
  在今焉耆一带，原匈奴僮仆都尉所在地。公元前53年，汉将辛庆忌“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后常惠向汉宣帝“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①。焉耆道险易守，泉流交汇，是屯田的理想之地。辛庆忌在元帝初年调为金城（今兰州）长史，可见他在宣帝末年一直专理焉耆屯田。
  姑墨屯田
  在今阿克苏一带。汉成帝建始年间（前32～前28年），廉褒任西域都护时，汉兵在此屯田。
  乌孙在汉宣帝时分为大、小两部，分属西域都护管辖。建始年间小王乌就屠死，其子拊离继王位，被叔父日贰所杀，西汉又立拊离子安日为王。日贰逃到康居，图谋复辟。鉴于形势严重，“汉徙己校尉屯姑墨，欲候便讨焉”②。汉所以派己校尉到赤谷东南的姑墨屯田，是为防止乌孙内部分裂的扩大，屯田姑墨既是一种应急措施，又是和巩固国家统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