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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后来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本书研究的主要是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开始养蚕、缫丝、织绸。到了汉代，制造丝绸的技术有了新的提高。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我国织造的丝绸运到中亚波斯（今伊朗）、地中海沿岸及罗马等地，引起西方人的惊奇和喜爱。人们便把我国称为“丝国”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于公元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进行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使者和商贾。据《汉书·张骞传》载：西汉“张骞凿空”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惜“丝绸之路”并非通达无阻，由于历史诸多原因，而是时通时绝。由此，“丝绸之路”便和西域屯田结下了兴衰与共的特殊关系。
  从西汉开始在西域屯田戍边，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屯垦事业有兴有衰。对屯垦事业的评述，有褒有贬，毁誉兼有。
  纵观两千多年的屯垦史，凡兴屯田，西域兴，边疆就迅速得到开发，经济繁荣，丝绸之路畅通，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团结就加强，边防巩固，祖国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当屯田废弛的时候，边境就不安宁，甚至产生分裂祖国统一的封建割据政权，往往招致强敌入侵，丝绸之路阻绝，经济凋零，生灵涂炭，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公元前 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以来，西域的稳定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清代名将左宗棠在论述新疆的战略地位时写道： “盖新疆本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篱，亟宜经营。 ”他又追溯历史的教训： “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 ”①在经营西域中，“屯垦戍边 ”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西域维护祖国统一与阴谋分裂的斗争，时断时续，异常尖锐复杂。实践证明，屯垦戍边实边，是新疆这个特定地区的客观需要。因此，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屯田戍边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三国时的政治家曹操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②元世祖忽必烈讲道：“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道也。”③明太祖朱元璋教导其部下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④他曾先后让两个儿子率河南、山西的卫军到蒙古筑城屯田。一个儿子去辽宁，一个儿子到甘肃率军屯田。清代名将左宗棠写道：“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于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 ”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历史上也不乏一些不识大局，目光短浅的决策者，他们往往侈谈什么“西域绝远”，“荒凉贫瘠”。认为经营西域是“耗中事边”，得不偿失。忽视西域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它对祖国安全的战略价值，忽视屯垦戍边，于是出现了屯垦戍边的时兴时废。清代李鸿章就认为，统一新疆是“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的漏卮”。他觉得新疆是个包袱，因此主张“暂弃关外”。当然用不着屯田戍边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证明了屯垦戍边的重要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力每况愈下，而新疆在内优外患的情况下，始终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再一次印证了屯田戍边的历史贡献，它将永载史册。
  在经营西域中，“屯田戍边”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边疆稳定、祖国统一、西域开发、丝绸之路畅通、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但历代屯田的命运，并不能令人满意。历代屯田沿着一个“兴起 ——繁荣 ——忽视 ——湮灭”，“一代而终”的怪圈运行着，汉代如此，唐代如此，清代也没逃出这个规律。这里除有中原动乱、政权更迭、强敌入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边境动乱时，屯田戍边就显示出其特殊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戍边的重要性是容易为人所认识并积极加以扶持的；但当边境安定，国泰民安之时，人们就往往不太注意它的存在及其战略价值而轻视它，甚至废弃它。
  清代屯田布局，重北疆而轻南疆，由于在天山以北大举屯田，有效制止了沙俄蚕食和鲸吞的阴谋，而南疆则发展甚缓，以致浩罕煽动叛乱接连不断，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济建设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个师转为经济建设师，到新疆、广东、山东、云南、江苏、宁夏等省开荒造田，有的办农场，有的办工业、搞石油，有的搞建筑。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7个师开进黑龙江省“北大荒”。这些整师整团集体转业的部队，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将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由军转民。如铁道兵开进北大荒的师，改组为农场管理局，团长改任场长，政委改任书记，战士变成农工。
  1954年，党中央、毛主席认真分析了新疆的形势后，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了解放军的体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并赋予屯垦戍边的使命，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平时生产，有警持枪击敌，无警放下手中的武器。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和伊宁“5·29”暴乱事件，兵团农四师迅速派民兵平定了叛乱，并奉命派大批干部和职工进行“三代”，减少了边民越界逃跑后的损失。毛主席接到报告称赞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 ”
  20世纪80年代初，“三股势力”在新疆连续制造动乱和暴乱事件。邓小平果断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生产建设兵团在“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中要起中流砥柱的作用”。
  到2007年底，新疆生产建兵团有人口258万余人，耕地面积1560万亩，辖14个师、175个农牧团场，遍布天山南北。兵团人借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乘风破浪，阔步前进，特别是进入2世纪以来，加快了发展速度，为率先在西北地区全面进入小康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