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由于写过几位新疆诗人的评论，也专门写过沈苇的评论，所以以前的文章中注意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当时考虑的可能是像南子这样在新疆成长的诗人，而其他不少的诗人都是陆续移民来新疆的，比如诗人沈苇是上世纪80年代末移民来新疆的。对于移民来的诗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地域、空间的感受都发生了变化，这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有时我也发现这一变迁对我的影响。比如，我坐在河南开封的小屋写作，与在海口的小屋写作，如果写理论文章的话，可能没多大问题，都是那些概念不会有多大差异。但是要写随笔、散文和诗歌的时候，这个变化就产生了。你的感受是在特定的空间里产生的，比如，这一刻你孤独，高兴或不高兴，这一感受是在特定的空间里产生的。有天气、植物、窗外的各种景观，这些东西不是作为客体来描述，而是它参与了你的感受和自我理解，它变成了你的感觉的语言，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对象。
  读新疆朋友的诗时，感觉到他们刚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很多人会抓住新疆一些标志性的事物来写，比如会注意骆驼、沙漠等风物性标志。随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体验时间的延续，会发现他们写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不再写标志性的东西，而是深入地去写一种感受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通常在其他地方写诗都能表达的感觉，比如回忆、孤独、欲望等，不仅内地诗人在写，而且新疆诗人也在写。并不是一味地在描写葡萄、沙漠、胡杨，只是他感受的空间是在这儿形成的。这种感受要得到表达，这种空间特性也就成了他们情趣的一种形式了，意念的一种形式了。
  那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多久，才能让周围的事物变成你的情感的语言、思想的语言？像我们这样做短暂的旅行可能很难做到。我们做短暂的旅行可能抓住的还是标志性的东西，比如维吾尔人的毛驴车、乐器等。
  可是，我通过新疆朋友的作品，发现他们久居在这里，作品中所呈现的艺术之美，不再是旅行者、观光客式的审美情趣的表面化的写作。例如，诗人沈苇在他的作品中说：“我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这是发生在他来新疆的几年之后。像北野等诗人，刚来新疆都有类似的特点。
  这种地域性和一个人移民到一个新的地区之后的“自我”理解，就产生了“自我的距离化”。比如，你到了一个文化传统、地域特点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时一个人的变化就会发生了。他会发现“自我”和原先的背景脱离了，他和原先熟悉的“自我”也产生了距离，这就是“自我的距离化”。
  我对新疆诗人的兴趣，就在于关注他们的“自我”变化的过程，以及重新的一种“自我”建构。作为主体的“自我”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非常有包容性，这个新的“自我”，能把“他者”的生活、传统、语言、习俗纳入“自我”理解的过程。这样就扩展了他们对“自我”的理解，扩展了“自我”的边界。
  事实上，他们在新疆面临着多民族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传统。在这里，如果在“自我”的内部能够与“他者”对话，与“他者”的传统和地方对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他者”化，“他者”的“自我”化，或者主体化。当然，出现这一现象会像谢冕先生说的，“文化的单支化”，或者说“趋同化”，这就有警示作用了。
  对于新疆朋友们的文学作品，我接触比较早的是周涛的散文。后来读叶尔克西的小说、散文，王族、卢一萍的散文，以及沈苇、北野的诗；还有，南子的诗、丁燕写葡萄的诗，王敏的《龟兹物语》，铁梅的诗和她写叶尔羌的书等。这些我都喜欢。
  对我来说，新疆确实包含着一种时空之谜，一些至今诱惑我的东西。好像我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是同步的。如果说，新疆仅仅是纯粹“意诱”我的话，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
  也许它包含着我们自身中的某些东西需要再度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已。所以，“自我”是空的东西，“自我”是不具有其他实际性意义的东西。其实本来的“自我”什么也不是，生活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这次来新疆旅行，可能会不断更新“自我”，“自我”本来就是不断被其他东西改变的。在别的地方的“自我”可能岿然不动，只有在新疆，“自我”就放弃了，彻底投降了，然后向所有的一切开放。也许这就是新疆的魅力吧！有时，我阅读关于新疆的书也会得到这些经验和感受，非常令人震撼！
  用诗人沈苇的话来说，即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一个地方存在的隐秘“自我”。新疆阿克苏我是第二次来了，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印象。上次来写过诗《库车大寺》，当然，这次回去还要写几首关于阿克苏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