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时间：2009年6月18日
  地点：阿克苏地区宾馆
  主持人：谢冕 沈苇
  谢冕：差异性的消失是一种灾难
  非常高兴，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来主持今天的学术研讨——“诗歌与地域性”圆桌对话。由于我对在座诗人不是十分熟悉，所以我邀请沈苇先生协助我主持。
  我先说说个人的感想，咱们今天座谈的题目是“诗歌与地域性”，我抛砖引玉，大家发言。
  当前，中国诗歌——新诗的状况是这样的：
  一方面，人们谈论诗歌的现实危机，对诗歌——新诗写作有很多不满的言论。同时，新诗写作也面临着一些困惑，这些困惑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涉及到内在的一些矛盾，以及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些关系等等问题。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新诗创作呈现出一种非常繁盛、热闹的景象，各类诗歌刊物非常多。由有关部门办的通常叫做官方刊物，还有个人出资、同仁合资办的刊物（民刊），种类繁多。同时，也有理论方面的刊物。诗歌的创作也令人欣喜，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出现。目前，有关诗歌创作的活动非常多。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各种各样的评奖，各种各样的诗歌节氛围热烈，诗歌呈现出空前的热闹景象。人们对新诗不满，这个不满，可能是人们不满于新诗现在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呈现出如此景象，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共生的现象。
  新时期以来，新疆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镇，在新疆发出很多有关新诗写作方面的重要信号。比如说，朦胧诗以后，“新边塞诗”的提倡，涌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诗人，对全国是有影响的。目前，我个人更重视由自治区文化厅、阿克苏地委，以及评论家韩子勇、诗人沈苇倡导的聚会。这个聚会是别开生面的，是非常独特的。
  我觉得这个聚会各方都会受益。从诗人个体来说，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认识这个地域的特点，领略新疆阿克苏的美丽，以及它的城市建筑风格、工农业生产成就、文学创作成就等等。《阿克苏诗篇》出版，我们活着的人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行踪，而且也极具收藏价值。这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读到它了。希望以后的《鄯善诗篇》、《伊犁诗篇》、《喀纳斯诗篇》等等也能如愿。我希望得到将会出版的全套诗篇。
  下面我讲一下对地域性的认识。新疆是很独特的。新疆很美！甚至是极美！绝对的与众不同。它的美需要你去体会，去开掘。它不像江南扑面而来的是晓风长月，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苍茫。李白的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苍茫是无边无际的瀚海沙丘，也许在这一地域景致中有一只鹰在高空盘旋，那也是寂寞、孤独的。
  在戈壁滩上，在无边无际的荒凉之中，你会惊喜地发现一只小生物，它也许是在觅食、在劳作。还有在极干旱、极险恶的环境中，你会发现一株骆驼刺，你会发现一丛沙棘，它们贴着地表，在中亚炎热的阳光下绿得黝黑。我们对这样的植物只能用钢铁来形容。
  在这样的瀚海深处，你可能会忽然发现一片胡杨林。若是在秋天，金黄色的胡杨林，每一片叶子都闪烁着光芒。那一刻，生命显得是多么的辉煌壮观！那种场景，那种震撼，它在显示着生命力量。会让人感觉到在新疆、在这里（阿克苏），生命比任何地方都要健康、顽强，充满了悲壮色彩的健康和顽强！
  在沙漠的边缘，当你走进一个村庄，在那里，你会发现一片翠绿的葡萄架，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阴凉。就在这绿荫下，一袭非常艳丽的裙装也许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在大漠瀚海，你会感到生命在这里是多么的美艳和华彩。
  这就是新疆！我一次又一次，不远千里来访也不厌倦的新疆。
  我记得周涛写过新疆天空中的鹰，那是非常悲壮的鹰的生命和它生命的消逝。我也没有忘记诗人沈苇笔下中亚正午的诗行，我也没有忘记作家刘亮程写的沙漠深处的村庄，我更没有忘记评论家韩子勇写的充满地域性的理论，理论也是照耀新疆的光彩！
  我丝毫不怀疑新疆朋友们的才华。我觉得他们的才华，是由于这个地域的特点，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才华能够得到尽情的发挥，而且具有鲜明的新疆特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我还要讲一些感受：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是“地球村”。我和你，心连心，大家同住地球村，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人类大同的梦想。但是我讲的是在地球村的环境里，文化的差异正在逐渐消失，民族之间的特点正在逐渐消失。人们生活的共同点越来越多，这些差异逐渐消失。这种差异的消失，就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的差异也在消逝，影响到人们表达对生命感悟的方式也趋向于同一性、一般化。
  这种影响，由表面差异的消失，到精神、心灵上差异的消失，最后影响到人们的文学和诗歌创作上。
  我觉得人类面临着很多困境，但最大的困境可能是这个。文化差异的消失，民族特点的消失，再加上表达心灵方式的消失，这是最可怕的。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非物质文化的一种灾难！
  改革开放之初，在新世纪之初，我们还强调世界性，强调现代性，强调现代人们生活状态的一致性。现在我们批判狭隘的民族性。回过头来，我还是重复那句老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郭晓亮：诗歌的独立性就是地域性
  我认为诗歌的独立性就是地域性，而地域性不应该成为地理方面的符号，那是字面上的故乡概念。
  我举个例子，多多先生。我一直关注多多先生的诗歌，无论在我读到他早期的国外作品，还是近期创作的诗歌，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诗歌魅力。他向读者展现的是现代诗歌的神奇和独特性，而它们又像传统精神通神般靠近。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后花园，到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这种内在的特质贯穿在多多先生所有的作品当中，一种属于他自已的内在的深刻和疯狂的表现力。
  这样的诗歌带给我们的是出乎意料，不断地惊喜和震撼。作为诗人，多多是独立的。独立就是地域性，一个诗人代表着一个地域。一个独立性很强的诗人和他的作品，同样包含着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没有故乡，诗人的故乡是传统和古典。
  沈苇：人性要大于地域性
  “诗歌与地域性”这个题目是我定的。一方面，我相信这是许多诗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诗人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另一方面，出于我的一点“私心”——想就这一困扰我的问题向在座的各位讨教。在以后的“新诗写新疆”活动中，我们还会确定一些主题性的讨论。
  诗歌与地域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空间的，时间的，历史的，个人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保佑又相互折磨的关系，是一种纠结，是不可回避的。在一个人身上，地域性常常是“该隐的印记”，是一辈子都无法抹洗掉的。但是，就诗人而言，在最终的“审判”中，他们不是由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
  所以，我一直不赞同“西部诗”和“西部诗人”的提法。我知道，昌耀先生也是反对这一说法的。造成这个尴尬局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界、评论界的偷懒行为，是对具体诗人的强行的符号化、简单的标签化；二是边缘地区诗人们自觉的边缘化。不要一谈论地域性就联想到边缘、边境、边疆等词汇，难道中心不是一种地域？再说，何处不是中心？边缘与中心是客观存在的，是文学认同了的社会学、经济学标准。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得有意思：“所谓中心就是边缘的边缘。”这是一种智慧的表述。
  关于地域性，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个人命运史的角度去考察。我喜欢弗罗斯特的说法：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说明地域性对一个人的成长和造就是至关重要的，常常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但弗罗斯特话中还有一句潜台词：人性要大于地域性。这才是关键之所在，也道出了地域性之下人性的可能性。诗，正是在追求一种语言——人性的可能性。
  我已在新疆生活了21年，觉得在新疆生活的福分，就是可以欣赏人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差异性。这是新疆对我最大的吸引力。
  耿占春：在“他者”的旷野上扩展“自我”的边界
  由于写过几位新疆诗人的评论，也专门写过沈苇的评论，所以以前的文章中注意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当时考虑的可能是像南子这样在新疆成长的诗人，而其他不少的诗人都是陆续移民来新疆的，比如诗人沈苇是上世纪80年代末移民来新疆的。对于移民来的诗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地域、空间的感受都发生了变化，这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有时我也发现这一变迁对我的影响。比如，我坐在河南开封的小屋写作，与在海口的小屋写作，如果写理论文章的话，可能没多大问题，都是那些概念不会有多大差异。但是要写随笔、散文和诗歌的时候，这个变化就产生了。你的感受是在特定的空间里产生的，比如，这一刻你孤独，高兴或不高兴，这一感受是在特定的空间里产生的。有天气、植物、窗外的各种景观，这些东西不是作为客体来描述，而是它参与了你的感受和自我理解，它变成了你的感觉的语言，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对象。
  读新疆朋友的诗时，感觉到他们刚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很多人会抓住新疆一些标志性的事物来写，比如会注意骆驼、沙漠等风物性标志。随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体验时间的延续，会发现他们写作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不再写标志性的东西，而是深入地去写一种感受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通常在其他地方写诗都能表达的感觉，比如回忆、孤独、欲望等，不仅内地诗人在写，而且新疆诗人也在写。并不是一味地在描写葡萄、沙漠、胡杨，只是他感受的空间是在这儿形成的。这种感受要得到表达，这种空间特性也就成了他们情趣的一种形式了，意念的一种形式了。
  那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多久，才能让周围的事物变成你的情感的语言、思想的语言？像我们这样做短暂的旅行可能很难做到。我们做短暂的旅行可能抓住的还是标志性的东西，比如维吾尔人的毛驴车、乐器等。
  可是，我通过新疆朋友的作品，发现他们久居在这里，作品中所呈现的艺术之美，不再是旅行者、观光客式的审美情趣的表面化的写作。例如，诗人沈苇在他的作品中说：“我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这是发生在他来新疆的几年之后。像北野等诗人，刚来新疆都有类似的特点。
  这种地域性和一个人移民到一个新的地区之后的“自我”理解，就产生了“自我的距离化”。比如，你到了一个文化传统、地域特点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时一个人的变化就会发生了。他会发现“自我”和原先的背景脱离了，他和原先熟悉的“自我”也产生了距离，这就是“自我的距离化”。
  我对新疆诗人的兴趣，就在于关注他们的“自我”变化的过程，以及重新的一种“自我”建构。作为主体的“自我”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非常有包容性，这个新的“自我”，能把“他者”的生活、传统、语言、习俗纳入“自我”理解的过程。这样就扩展了他们对“自我”的理解，扩展了“自我”的边界。
  事实上，他们在新疆面临着多民族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传统。在这里，如果在“自我”的内部能够与“他者”对话，与“他者”的传统和地方对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他者”化，“他者”的“自我”化，或者主体化。当然，出现这一现象会像谢冕先生说的，“文化的单支化”，或者说“趋同化”，这就有警示作用了。
  对于新疆朋友们的文学作品，我接触比较早的是周涛的散文。后来读叶尔克西的小说、散文，王族、卢一萍的散文，以及沈苇、北野的诗；还有，南子的诗、丁燕写葡萄的诗，王敏的《龟兹物语》，铁梅的诗和她写叶尔羌的书等。这些我都喜欢。
  对我来说，新疆确实包含着一种时空之谜，一些至今诱惑我的东西。好像我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是同步的。如果说，新疆仅仅是纯粹“意诱”我的话，可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
  也许它包含着我们自身中的某些东西需要再度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已。所以，“自我”是空的东西，“自我”是不具有其他实际性意义的东西。其实本来的“自我”什么也不是，生活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这次来新疆旅行，可能会不断更新“自我”，“自我”本来就是不断被其他东西改变的。在别的地方的“自我”可能岿然不动，只有在新疆，“自我”就放弃了，彻底投降了，然后向所有的一切开放。也许这就是新疆的魅力吧！有时，我阅读关于新疆的书也会得到这些经验和感受，非常令人震撼！
  用诗人沈苇的话来说，即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一个地方存在的隐秘“自我”。新疆阿克苏我是第二次来了，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印象。上次来写过诗《库车大寺》，当然，这次回去还要写几首关于阿克苏的诗。
  邱华栋：地域性是诗人和小说家的分水岭
  以谢冕老师为代表的座谈发言，关键词已经特别入耳了。而且，我非常强烈地感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好多东西都相似，包括昨天下午（6月17日），我们走过的非常漂亮的阿克苏市的多浪河景观带，沿河别致的建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人类建筑学的话题。当今社会，人们在追求某种生活的同时，相互在不断拷贝，在不断地复制，刚才诗人沈苇也提到了“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个观点很有启发。包括晓，亮兄刚才谈到的，“诗人的独立性就是地域性”。觉得这很有意思，都是可以继续展开的巨大话题，是一道裂缝，一个出口，引领我们走向更开阔的一个天地。
  我自己主要是写小说，虽然在此之前出了三本诗集，但是我仍不将自己看成是一位比较不错的诗人，我觉得自己的言说方式还是以小说为主。
  我最近一直在收集资料，看中国小说三十年的成就。从小说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活着的最杰出的汉语小说家，大部分都是地域性的小说家。比如，莫言他写的是山东，有自己写作的精神领地和区域文化上的故乡；贾平凹写商州，展现的是陕西的事；王安忆写的《长恨歌》和上海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大量的杰出小说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地域性写作的大家。而另一类，就是在西方被誉为大师的卡夫卡式的写作，好像在中国的语境里这种现象非常少，地域性非常淡的作家不多。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家里，大部分都是坚持地域性写作的。
  当然，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新诗写作历程中，诗人的地域性就不像小说家那么强烈。比如北岛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地域性就很难确定，只知道他是一位汉语诗人。当然我在张曙光的诗中，无数次看到有关写雪花的句子，这说明他有黑龙江的地域特征。但是我们能把海子看作是安徽诗人吗？好像有时我们不完全把他看作是一个安徽诗人吧。
  所以，有时我觉得诗歌的写作与地域性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诗更精纯一些，就像我和潘维讲的“诗歌到语言为止，又从语言出发”。潘维有一句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很多年都忘不掉：“大地的蓝在微微地鞠躬。”这种感觉太棒了。大地有一片蓝色在微微地鞠躬，这个句子里它有没有地域性呢？好像有！如果在新疆，可能是大地的蓝突然弯曲。到了江南，在潘维的笔下就是微微地鞠躬。这种效果就显出汉语的精微性，背后还有些江南诗意的感觉。
  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诗歌和地域性的关系非常复杂，因为诗要表达的，可能是有更多的带普遍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关于诗的地域性，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诗人出发的一个地方，对小说家来讲恰恰是一个故乡。所以诗人和小说家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和诗人沈苇一样，将最终各自走向远方，走向相反的方向。
  庞培：诗歌处于低谷时，地域性诗篇会发出强音
  从诗歌的角度来说，诗歌通常在比较低谷、相对衰落的时期，地域性才会凸显，也就是特别本分的、民族的那种作品就会受欢迎。比如像罗伯特·彭斯那样的诗人，他所在的那个时期，是英语诗歌相对比较低落的时期。相反，优秀的大师级人物相对比较集中的时期，地域性就显得相对弱一些。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新诗即将百年华诞了，一百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时空交错的各种变化，而且各种各样的变化太快了，诗人们非常难以应对这一现实，这导致地域性变成空间本身了。它本来是空间的某个位置，实际上已经变成时间了，比如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就是这样的感觉，时间很快会从我们眼前消失的。
  我觉得在当代的文学写作中，如果作品中有地域性因素，那是一种幸运。因为作品中有了比较清晰的地域痕迹，读者在阅读时，就像坐在时间机器里一样，思想和意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到达某个地方。在诗歌里面，我觉得有这种因素存在，那确实是特别好的景象。
  多多：“变迁是我的故乡”
  “变迁是我的故乡”，这是德国女诗人内莉·萨克斯在她的诗歌中的一句。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诗就有种震撼的感觉。诗歌是人们对于一种精神的追寻，它与我们的历史，与每个人个性化的存在，有着某种地域或某个地方的契合——一种心灵结构。
  为什么有的人就喜欢新疆，就喜欢到这里？因为新疆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我目前接触到的诗人，还没有哪一位说不想来这个地方的。我这是第四次来新疆了。我是北京人，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已经适应了变迁。以后也有可能到新疆来居住，那么居住和我们的地域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说，他一生就在写一枚邮票般大小的地方，那是美国南部的一个小地方。我想作家可以这样下去。
  那么诗人何为呢？今天，我们谈新疆的诗歌，谈地域，在这里，诗歌是一种真正精神的探寻、寻找，恐怕只有开始，没有终点，永远没有结果。任何结论性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诗歌当中，很可能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诗人的精神追求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它一定要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并不是与现实平行的这样的一种推理，它有更高层次的东西，也许它所存在的地域，存在于那样的空间里，并不是指这一点，也不是指那一点。一首好的诗歌的产生，往往是一首无法解释的契合，该出来就出来了。
  我还想说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些学术概念之间游弋、探索，我个人是不善于这样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寻找内在动力，因为诗歌的写作是很神秘的。明白又不明白，确定又不确定，清晰又不够清晰，恰好在这个之间，每一方都不否定每一方。而我们如果要遵循逻辑，那必须一方要吃掉另一方，而在诗歌中好像不是这样的。
  张曙光：地域性是内在的东西，它同时存在差异性
  刚才诗人沈苇说了，我是从最遥远的地方黑龙江来的，那也是地域性很强的边疆的中心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思考地域性的问题，那么，关于地域性的问题，我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地域性应该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它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时间在一个地方打下的烙印，或者说由文化长期形成的一种内在气质。比如，我长期在北方生活或江南生活，就是不涉及地域性问题，它也会渗透到我的血肉里。当然写作是最自由的，如果写作不自由那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点：差异性。诗歌写作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同时也有一种差异性存在。地域性是和差异性有着密切联系的，当然更大的差异性在于诗人的内在气质。这种个体的内在气质，也可能是由于个体所处的区域文化形成的。诗歌还是原则上客观地反映着我们的身心状态，来自生命深处的一种表达。地域性我认为就是必要的策略性，它和民族性一样，就是我们写作的策略性，时代在我们心灵引起的回响。
  潘维：诗歌是一种天赋，地域性也是一种天赋
  诗人庞培说，诗歌是一种天赋，地域性也是一种天赋，就看你有没有天赋在一个地方发出并完成一种声音。比如，你是江南人，并不是每一个江南人都能沉淀出江南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是文化固有的一种东西，而是它交代我们重新认识江南，或者认识什么地方的一种眼光。
  我来新疆之前，看了奈保尔的一本书，其中讲到了沃尔科特。奈保尔这个人符合多多先生讲的生活的变迁，他的祖籍在印度，成长在特立尼达岛上，之后又居住在英国，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最成功的作品恰恰是写印度的——
  “印度三部曲”。这是特别奇怪的，因为他祖上是印度人，而他用英语写作。他仅去印度旅行几次，便完成了对印度的深度书写，这种书写有着非常大的参照系，巨大的批判力。正是这种批判力，使他从内部和旁观者两个角度，血脉的内部与他视觉的一种网度的批判性，导致了他的真正作品的诞生。那么他讲到的沃尔科特，不是在此之前没有作家，也不是在此之后没有作家，而是由他代表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隐藏了很多年，没有人来准确表达。作品中的沃尔科特，也不是本土的，是个混血儿。
  也许经过生活上的变迁，生理上的变异，文化上的嫁接，多种因素、神秘因素集合在某个人身上，导致他成为一个区域的代言人。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文化的地域性。
  新疆的文化地域对于我们来说，究竟以什么样的眼光来书写呢？是以一名游客的眼光来书写？还是仍旧以江南的眼光来书写？我很无奈，不能代表新疆的任何声音。因此，我只能以江南的声音来写，这也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叶舟：构建属于自我的一份诗歌地图
  诗歌与地域性，到底什么是地域性呢？很多人将地域性等同于地方性，或者等同于地区性。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比如，你是一个地方的诗人，那么谁是中央啊？北京是吗？上海是吗？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是地方诗人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其实不是这样的。
  南方和北方是一本书，一个是书的封面，一个是书的封底。比如，张曙光写的北方的一朵雪花，难道就小于三亚掀起的一朵海浪吗？那么你今天丢了一把钥匙的遗憾，难道就小于伊拉克选举的这种状况吗？所以关于地域性，我更多的看作是一张属于自己内心的词汇表，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一幅诗歌地图。每个人肯定都有这份地图。
  “为嫌诗少幽燕气，来做冰天越马行。”我觉得一个人一生的努力，可能就是为了编织一份诗歌的地理，这么一张图，或者是为了丰富或升华自己的这份词汇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它既不是地方主义，也不是地区主义。只有旷野里才有神，新疆遍地都有神。地域性还有一个特大的嫌疑，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言说的方便。我在兰州，每次掉头往西看的时候，从来没有认为这是甘肃的地界，那是青海的，这是西藏的，那是新疆的，因为它整个文化圈是一块的。敦煌是甘肃的吗？谁的都不是，它就是那一块儿的。敦煌、榆林窟、克孜尔、尼雅、小河遗址，都是在一条线上的一个体系。
  比如19世纪的喀什噶尔，是当时整个西亚、中亚的中心。它的经济的发达，它的造纸业的发达，它的文字的发达呈现了那段历史文明。现在，它只不过被行政区给围起来罢了。咱们坐在中国的最西边（阿克苏），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此感觉。
  所以诗歌与地域性，倒不如讲是为了把内心的一幅地图，属于自己独一的、独特的这样一幅诗歌地图，给编织得更完美、更准确一些。
  泉子：成熟的诗人可能最终会放下地域性写作
  地域性和空间性，它同样带有时间性。我们今天来到阿克苏，与两千年前来龟兹古国，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乘飞机看到的一片沙漠，它可能在两千年前有着很多的城池，而在五千年之后，可能又会是一片绿洲。
  这种自然的因素都会加入到我们的生命和诗歌中来。地域性对诗人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哪个地方，生活在哪个时代，或者像故乡，它是我们的命运或是胎记的东西。可能地域在任何时代都非常短暂，可能任何地域都是非常狭窄的。“我们必须越过这个时代”，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一方面是说要在时代中找到支点，另一方面要超越这个时代。那么关于地域，不妨说在地域中我们要找到支点，另一方面要超越地域性。
  我觉得一位成熟的诗人，最后可能会放下地域。这方面可能对一个诗人非常重要，在写作中地域性放下得越多，可能呈现在诗歌表达上，带给人们的普遍性启示会更多，对真理靠得会更近。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最伟大的诗人，如但丁、莎士比亚、李白等，他们最终都是从地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
  蓝蓝：语言本身就包含着地域性
  我觉得语言本身就包含着地域性。比如，我们的汉语、维吾尔语，英语，西班牙语等等，它本身就包含了地域性，同时，它也包含着不同的生活和背景，以及它们的文明的传承。
  我觉得对一位诗人来讲，当我们要表达人类所共有的感受的时候，这个行为它本身要消除很表面化的地域性，从而进入人类感受的普遍性。那么这个过程，需要借助地域性的特点，诚实地用诗人的生存、生活的环境及经历的特殊性来表达，它要借助这个东西。
  还有一种地域性，就是我们所必须看到的地域性所包含的其他因素。我曾在写新疆的诗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诗：“你陌生的美/归还给我/对身边事物的热爱。”它唤起了我对故乡的那种失去了的热爱。
  当我看到这里非常健壮的小伙子，会勾起我对故乡的回忆，想起那些我曾经喜欢过的人；看到这里艾德莱斯裙旋转的旋律，会想起故乡汉族姑娘被晒黑的臂膀。
  这里的美妙的歌声和美妙的舞蹈，以及这里的朋友，包括少数民族朋友的纯真、友情，也重新唤起了我对身边的那些已经麻木了的、丑恶东西的愤怒和厌恶。
  新疆陌生的地域，让我产生了重新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区的感觉。生活不同所导致的差距感，产生了关于“自我”的地域性、“自我”来源的再认识。
  郁笛：地球是圆的，哪里是中心？
  我一直在想，地域性对一位诗人来说，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对他的出生地是无法选择的，所以，在一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地方写诗，也是无法选择的。就像我们血液里所呈现的什么血型，它注定就是什么血型，不需要在衣服上标明。
  就地域而言，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没有边疆和中央之分。地球是圆的，哪里是中心？我们自己就是中央，不要把自己边缘化。地域性，或者生活在一个地区、一个边疆，既不要把它视为你独有的财富，也不要把它作为轻看自己的一种现实状况。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是没有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步地让自己健康、强大。地域性确实是一个和故乡有关的话题。我在新疆开始写诗，正是“边塞诗”红火的时候，很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边塞诗”的滋养。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写作探寻方向。
  作为异乡人，我用很长的时间，来对新疆这片土地进行亲近、认同，并想方设法融入到这片土地。而今，我写关于新疆题材的每一首诗，都蕴涵着故乡的影子。
  汪剑钊：诗人要像国王一样，扩张自我的精神领地
  其实每位诗人写作，他肯定从他最熟悉的场景出发，这与他周围的环境、文化等因素是有关系的。一位诗人的原始写作，必将涉及地域性，这是他的根据地，如果没有根据地，创作就没有了根基。一位诗人创作的最后成熟阶段，可能会逐渐摆脱地域性的影响。比如，沈苇、章德益等诗人都是南方人。南方诗人到了新疆，既保持了南方人的一种细腻的抒情风格，同时，也要兼具新疆的淳朴、粗犷、豪放风骨。
  另外一方面，诗人要像国王一样，必须扩张精神领地的疆域，否则只会困守在一个狭小的地方，终究很难走出去。如果你真想获得诗人的率真个性的话，那么你必须在精神领域有领土扩张的意识和思想，在守住根据地的同时，要不断地去扩张吸取异族文化。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地域性也许是一把双刃剑，它一个刃是地域文化的封闭性，另一个刃是开阔、锐利的锋芒。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去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以防止故步自封，创作受限。
  王寅：新疆不是边疆，新兴城市才是边疆
  前不久，一位法国朋友，他是一位汉学家，我的诗歌方面的良师益友，他给我发来电邮说，法国想出一本关于上海的书，问我有没有写关于上海的诗，糟糕的是我没有一首诗是写上海的，也没有具体的对上海的描述。回到诗歌与地域性，我是一位特殊的没有根的诗人，虽然出生在上海。我会有意识地出去旅行，比如到新疆。新疆我是第三次来了，我一直不同意“新疆诗”或“边塞诗”的这样说法，新疆处于亚洲的中心，按照地理上大的背景来说，它一点都不是边疆。相反，我们这些新兴的城市才是边疆。
  冯晏：地域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获得体验的方法
  一个人的出生就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这可能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可是从写作角度来说，地域性只是人们居住的环境。因为你不断在路上，不断地去探寻，所以会给你的诗歌作品中带来不同的地域痕迹，因为每个地域都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思想方法（包括触及的灵感）。
  我觉得，应该用这些不同的思想方法，将一个人的视野宽阔度撑开。新疆就是这样一个使人不断获得新体验的最好地方。我每到一座城市，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得到关于对不同地方的全新阅读。新疆对我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好奇，这种好奇，可能是由于多元的文化、宽阔的地域、不可复制的自然风景等造成的。
  “在写作中语言只是图像”，这种图像会随着人的体验增加，而不断产生新的视野、新的触动，然后，这个图像会被不断打开，使人们的思绪和经验总结丰富起来，这有利于写作。通过对一个地域的精神触摸，以及它所给人的思想启发，留在人的精神写作中会永远抹不掉的。
  思想的成熟、深刻，是需要通过经历累积而成的。比如，生活和地域的变迁，使得不同的思想方法在人们的脑海里汇集。这种汇集，使得每个人在精神层面累积的厚度，以及自身通过不断实践和努力所锻造成的文学素养、综合素质，各不相同这是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与之对比，如果一味地坚守狭窄的地域性诗歌写作，思想受限，可能写不出太好的作品。
  我认为，在新疆，你只要涉足，就会获得新的思维方法，因为它隐藏着神秘的东西让你去探寻。这个探寻，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体验，这是我行走在其他的国家或城市所不能得到的。
  王敏：在世界中国的格局里，来看待诗歌与地域性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往深层里讲，我感觉还是“自我”和“他者”的一个关系问题。这两种视角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今天谈新疆也好，谈其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文化相对主义概念的，就是它相对于谁来讲的。这两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声浪的高起，以及人类学家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似乎地域这个特有的物证得到了重视。而地域作用于写作中，我还是喜欢艾略特所说的话：“仅仅是对个人有意义的作品，它是没有意义的。”
  我除了搞影视研究外，也是文学专业出身的，感觉了解地域性对我们的文学写作和研究是有帮助的。今天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比如，在新疆的某个城市的大街上，你看到的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她的着装可能与纽约最繁华地段姑娘们的着装没什么两样。有学者对此有了警惕和担忧，但我并不十分认同，我觉得这有一个普遍主义与个性主义关系的问题。人对自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从另外一个视角上来讲，它应有一个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度。
  今天，我们看新疆的诗人也好，包括看待中国的文学作品也好，应放在很大的格局里面，放在世界中国的格局里来看待。任何一种故步自封的观点，我觉得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一下。
  铁梅：诗人的精神领地没有故乡
  我认为自己是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从小在家乡成长，但精神的翅膀早已游离于故乡之外，这告诉我，它不是我的家。之后，我就像皈依佛门的僧侣到处流浪，寻找自己的家，寻找我的故乡。最后，我发现，地球上每片土地，都是构成我身体组成的元素，我身体里的血液和水的组成，属于所有的河流。这就是我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我写新疆。我写沙尘暴，也写博格达雪峰，就像诗人南子写沙漠的诗，艺术表现力上非常好。
  丁燕：逐步强大自我，为新疆这片土地升华
  写诗是一种很神秘的惊奇。在当今时代，诗歌写作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利益，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这么热爱呢？这就说明诗歌语言本身有着某种魅力。事实上，我本人是一位地域性特别强的诗人。地域性虽然有着不可抗拒性，但是它有很多符号和意象，它需要你真正爱它，而且用爱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如果你用心了，读者是能够体会得到的。我觉得能感动人的诗歌，就是你诚实的、从生命的意象中写起的诗。而且这种东西是和你血肉相连，最后你用一种赤子之心把它呈现出来的。我们逐渐累积，足够强大的时候才可以为她赋予生命的灵动，为这片土地升华。
  郭艺文：不固守唯一性，而投身整体性
  我来南疆不到一年，感觉这片土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我，就好像诗歌与地域不可分割的作用一样。在一块土地上成长、生活，要体现出生命成长的个性。同时，也不要针对地域性写作固守唯一性，应考虑整体性。
  在新疆这块土地写诗，诗人脑子里有两根弦，一根是东方的古典，一根是西方的现代。当这两根弦互相交织的时候，就产生了张力和弹性。当把现代诗歌的冷静、古典和西方的抒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位睿智的诗人。
  我在思考“民族的是世界的。从民族走向世界，再由世界回归民族”，由此，我们现在对艺术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
  李万峰：地域性是诗歌写作的骨头
  我同意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甚至一大半。我坚信地域性是诗歌写作的骨头。
  我的地域并不是指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而是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文化与文明。我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一切信息共同构成了我的地域，不仅是受教育、阅读、旅行、交游，还包括最世俗生活里的吃喝玩乐、嬉笑怒骂。
  譬如，我生、长都在四川，我永远都会承认自己首先是一个四川人。我认为自己固执地、偏执地继承了四川人乐观潇洒、不受拘束的风骨，我之前和之后的诗歌写作，以及生存状态，都以之为基础，甚至以之为目的。我也许是在为这根骨头而写作。
  于洪亚：阿克苏是古丝绸之路重镇，也是诗歌的重镇
  从地域性来说，阿克苏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中西方文化在此交融。汉朝时，阿克苏地处西域都护府；唐朝时，地处安西大都护府，出现了岑参、骆宾王等诗人。清朝时，施朴华、肖雄等湘军诗人留下了很多诗篇。季羡林说，谈及中国文化的融合，最为显赫的当属新疆，世界上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欧美文化四大文化体系在此交汇。几千年来，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创造，新疆成了全人类的文化基因。典型的地方就在阿克苏这片土地上，因此它有着广博的包容性，不产生诗歌就怪了。贺敬之先生的《西去列车的窗口》，1963年12月写于阿克苏诗人周涛、章德益、东虹等都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阿克苏，因此，阿克苏地区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诗歌的重镇。
  侯永清：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诗歌中包含的地域元素是必然的。无论诗人如何标榜自己的作品，艺术呈现如何的普遍性，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脾性特征，必然会受地域和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些会潜移默化地浸入到诗人的意识里，这不是以诗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虽然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展放大地域的范畴，但他的语言元素和意象元素都无法脱离这一胎记。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诗人那里找到这一证据，因此，“边塞诗人”称谓也好，“新疆诗人”称谓也好，它是受地域影响客观存在的。
  苏德新：地域性会反映到人的精神层面
  地域性、民族性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是精神层面的、骨子里的东西。我翻译阿克苏本地的少数民族诗人阿不力孜·吾斯曼的诗《对白》中有这样的句子：
  世上什么最宽？诗人的心最宽，他可容下整个世界。
  世上什么最窄？诗人的心最窄，他容不下丝毫尘埃。
  一宽一窄，表达时空范围内的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当然，作为一位诗人，要有包容的胸怀，要具有博爱、宽容、怜悯、忏悔的品性。
  绿野：立于地域性这块基石之上
  地域性的客观“在场”，滋养了诗人以何种方式书写和发声，培养了诗人的品质——人性的品质、诗的品质。
  从“世界中国的格局”来看，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是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更是世界的塔克拉玛干，因为她有着世间无可匹敌的精神气质和内涵。
  立于地域性这块基石之上，是诗人开启面向多维时空的大门，也可能是诗人寻找、探寻心路回归的起点，或者是诗人最终完成自我超越的终点。我将在这块土地不懈地做精神的探寻和行走！
  谢冕：寻找我们的关键词
  我参加过很多的关于诗歌的会议，今天上午的会是从北京时间10:00开到13:00，大家坚持始终没有休息，这么认真的参与让我很感动。
  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诗人们的会议是很自由的，有的时候签个到就不见了，有的时候在开会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冷场。今天的座谈大家非常认真，谈得非常好，我作为主持人（包括沈苇）谢谢大家对这个会议的支持！
  今天的会议，我讲第二点：我对会议的题目“诗歌与地域性”非常重视，而且，感觉也十分重要——地域性与诗歌！我建议今后的活动，多找一些像这样的关键词，理论上的关键词，主要是由诗人们结合自己的创作来谈，理论家们可能占的比例略少为好。今天大家畅谈的观点是非常宝贵的。
  建议今后每一届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有一个理论性的题目，主要由诗人来谈，其次由诗评家来谈、来评。另外，我从大家的交谈中感觉到，大家对地域性都有一种警觉性，对“边塞诗”、“新边塞诗”都有一种警惕性，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方面好像越谈越复杂。这个理论性的梳理我现在来不及，但是我想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聂鲁达是世界性的诗人、世界性的大师，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个人阅读聂鲁达、阅读大师的作品，我读出了非常鲜明的智利和非常鲜明的南美洲。我不知道我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座谈会的题目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再说艾青，他怎么说也是南方来的诗人，他在北京生活了很久，在新疆又生活了很久。但是，我读艾青的诗，读不出“豪放”两个字来，也许新疆对他来说，滋养了他的身心及创作灵感。可是牛汉先生的作品，我怎么读都能读出“豪放”两个字来，牛汉先生诗风的粗粝、粗糙，让人们感觉他就是北方的诗人，就是蒙古族的诗人。
  我就用这些话作总结吧，希望下一次诗会也像这次一样
  精彩！
  （刘金辉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