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库车县主要出土文物
  焉耆—龟兹文写本 为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清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人鲍尔从库车附近的古城废墟中盗走。
  舍利盒 唐代遗物，盒为木质，身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4个用联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琵琶和1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舍利盒被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昭怙厘古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杨□亨课程残纸 民国17年（1928）8月26日，出土于库木吐拉石窟寺。
  残纸长34厘米，宽18厘米，留存下半段，上书汉字两行，新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亨”，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又为汉文“..分课程”□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残纸为元代遗物。
  陶范半身佛像 民国17年（1928）8月，于昭怙厘古寺中出土。佛像残缺，仅存头部和胸项少许。长31.7厘米，下宽38.4厘米，厚14.5厘米，深10.5厘米。像面圆美，眉目细长，口小鼻隆，胸项有衣纹，头顶有发饰，因佛像仅有前半部分，故难辨其全貌。
  银颇罗 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县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掘得一敞口、圆形、圜底的黑色容器，深3.5厘米，径14厘米，圆底弧面径长17厘米，上沿壁厚0.3厘米，壁厚0.15厘米，重225克。按旧制7.2两，银质，容器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月牙大径2.9厘米，小兔1.8厘米，经考证，为汉代龟兹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为酒具。
  石镰刀 1958年出土于哈拉墩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弧形，如扁豆状，刃口磨制，不甚锋利。
  陶罐 1958年出土于麻扎甫坦古遗址。罐为夹细砂泥质红陶，施有灰白色陶衣，通高16.5厘米，壁厚0.6厘米，口径与底径大致相同，约为6.3厘米，陶罐平底鼓腹，肩具蚊鼻，有耳3个，耳高1.7厘米，宽2.6厘米。中有一孔，孔径1厘米，颈肩部用连环组成垂帐纹，绕罐一周。陶罐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木雕狮像 1958年出土于大黑汰沁古城，为汉唐时期遗物。狮像为半身侧面，作跪卧状，高7.5厘米。狮目圆睁，张口露齿，唇外翻，狮表涂红白两色，但部分已脱落。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卵石佛像 1985年5月28日，在昭怙厘古寺南20多千米的库车河河床西岸发现。卵石呈椭圆形，长径24厘米，短径19厘米，最大厚度9厘米，下部略大，其上随形构图刻画吉祥佛像，跏趺于莲台。佛像偏袒。右手侧出，掌心向外，拇指曲压手心，施无畏印，左手于胸，手心向上，拇指与食指似掐一布帛，佛像头部下大上小两肉髻，眉音白毫如豆，嘴额已毁，有头光、背光双层光环。佛像左腰际压背光左外环横刻一行藏文，汉译为“华吉祥”华吉祥即《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列35尊佛中的第二十四尊。卵石佛像约为中、，晚唐遗物，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铜鼓 1985年，在东昭怙厘古寺附近山崖一洞中发现。呈复钵状，通高16厘米，面长10厘米，底径24厘米。鼓面有1个钮，下部外表均布4耳。鼓面鼓身有晕圈，多为双弦，胸腰有1单弦。其胸、腰、底部原已多处穿孔损坏，现可见红铜溶后压补之疤，大小共9处。铜鼓铸造的相对年代为魏晋至明代。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古纸
  卵石雕吉祥佛 卵石质，佛像雕刻在一块大的卵石面上。佛像刻画细腻，头部梳圆髻，两耳下垂，身后雕有头光，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手持吉祥印。佛像雕刻通体采用浅浮雕（阳刻）。卵石佛像高23.5厘米，宽19厘米，卵石厚约5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石雕香炉 石质，利用整石雕琢，内部中空，香炉雕有四足，外形呈椭圆。香炉外壁浅凸雕有一组六个圆形乳丁纹饰。石雕香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足高2.5厘米。时代为唐代，出土于库车县城内。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二）沙雅县主要出土文物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一行到沙雅考古，曾发掘出土一大批田契、粮契、米状、钱币、木简。民国8年（1919）在央塔克古城曾出土“春湘君”古印一枚，据文献介绍为唐时文物；民国6年（1917）知，县鲁效祖亦在央塔克古城得古瓮一个，亦为唐朝之文物。1958年，在玉什喀特古城（今属新和）出土“汉归义羌长”古印1枚，1980年，在央塔克古城出土古陶缸2个，为唐贞观年间至武周年间的遗物；1988年，在小央塔克协海尔出土三耳陶制彩釉花瓶1个。还曾出土桥纽印，铜质，桥纽，钮高0.9厘米，钮中空。印底座呈方形，边长1.1厘米，铜印通高1.9厘米。印度面分两行阴刻篆文，文字尚未识别。铜印出土于沙雅县且热克协海尔古城中，现藏于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卷草纹陶体范，夹砂灰陶质，钵状物，敞口，模制，底胎厚实。钵范通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6厘米。钵身分三段雕饰有水波纹、卷草纹饰，该钵范应为模制陶器的内范。器物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绿釉三连瓶，泥质黄陶，模制。三个喇叭状瓶口相连于瓶体上，瓶口微向外敞。瓶口径9厘米，瓶体呈扁平状，宽23厘米，高20厘米，瓶体通身施绿釉，身部饰浅浮雕状的缠枝花纹饰。绿釉三连瓶的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小羊达克协尔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
  （三）拜城县主要出土文物
  龟兹语文木简残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国人伯希和在库车盐水沟附近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发现龟兹文木简。后经法国语言学家列维译出后，认为所书之文字为吐火逻语，即龟兹文。民国17年（1928）黄文弼教授至塔里木盆地考察，于拜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早期窟中发现龟兹语木简4件，经黄文弼分析，木简类同伯希和盗走之木简，是发给商队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木简的出土证明古代拜城曾使用过龟兹语。但该木简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残为可惜，庆幸的是黄文弼先后拍下了照片，后发表于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木简共4件，发现时多碎裂，经黄文弼胶合而成。
  大历元宝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大历元宝古币“是在大羊达克沁及拜城克孜尔石窟中掘出”（见该书第六部分，古钱币，图19）。大洋达克沁即现沙雅县英买里乡大洋达克沁古城遗址。大历是唐朝唐代宗的年号。大历元宝在沙雅、拜城均有发现，对于证明克孜尔石窟在唐大历年间香烟未绝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石窟的分期问题，有重要价值。大历元宝大小同清铸之“乾隆通宝”、“光绪通宝”铜币一样，中凿有方孔，紫铜。
  杨思礼残牒 民国17年（1928）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发掘，《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未能详细记载掘于何窟何年。残牒质地为唐时所产之公文用纸。长14.2厘米，宽2.4厘米，仅存两行：
  绩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残）
  阗镇军库被问依..（残）
  更问
  据黄文弼教授考证，杨思礼残牒是西节度使（后改为安西大都护节度使，节制安西四镇）行军押官杨思礼至于阗镇（四镇之一）为领取军械，“并已办呈报之文书”。
  墓葬出土文物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有敞口带流束经加圆腹壶、高流大赛陶器、垂幢纹带流罐、山川文彩陶金等，多岗墓地出土有青铜、铁、石、骨、贝器等。
  敞口带流束经圆腹壶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6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造型别致。方唇，大敞口，呈喇叭状，束颈，长而宽的流外伸稍上翘，长条形单而由口沿斜延至肩部。鼓腹，平底。颈部有一圈断续的附加乳顶。现存新疆考古所。
  高流大赛陶器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39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口微敞，溜肩，鼓腹，环底，流宽长而上翘。颈的上部为平途的红彩，下为错骨的横三角形文饰。现存新疆考古所。
  垂幢纹带流罐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28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粗颈，小平底，短流上翘。现存新疆考古所。
  山川文彩陶金 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2.5厘米，口径34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方唇、折沿、鼓腹、环底、单板耳、颈和下腹底部各为一周带状彩。上为二周交错的山形纹，下给三条平行折泉。整个图案既有上下的动感，又有左右重复，极富艺术感染力。现存新疆考古所。
  多岗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有300余件，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器形有单耳带流罐、单罐、壶、盆、钵等。大部分为素面陶器，彩陶器饰，有连续三角纹，垂幢纹，菱格棋盘纹，波折纹，字纹，S形纹等；青铜器主要有小刀、针、镞、带钩等；铁器有刀和勺；石器主要有化妆棒、纺轮等；骨器有纺轮、针锥；贝有海贝等。以上出土文物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保存。
  1990～2000年文物调查中采集一批代表不同时代的标本文物约200余件，在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环首青铜刀 铜质，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环首直背，刃部锋利，头部尖锐。一件环首残，刀身长19厘米，宽2厘米，刀背厚0.7厘米；另一件刀身长19.5厘米，宽1.5厘米，刀背厚0.7厘米。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带流彩陶罐 夹砂陶，1999年在拜城县亚吐尔乡多岗墓地出土。器物带流，流口宽长上翘，侈口，肩部有单耳。器身表面施黄色陶衣，绘赭色两组连续三角折线纹饰。器物高46厘米、口径29.2厘米、底径21厘米，罐体腹部周长110厘米。为自治区带流彩陶器物中最大的陶罐，属于察吾乎沟文化的多岗类型。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流陶釜 夹砂黄陶，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25号墓地，器物带流，流口宽而上翘，肩部带单耳，器物颈及腹部以赭色绘相叠错落的八层连续三角纹饰。器物高38.6厘米，口径19.3厘米，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铜斧 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30号墓地。斧身长17.6厘米，双面开刃，刃口打磨锋利，刃宽4.6厘米，以青铜铸造，斧柄部有椭圆形的銎。为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前）铸造的铜器，反映了地区很早就有较为发达的冶铸业。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陶祖 泥质红陶，通体采用圆形浅浮雕制成。陶祖长21.5厘米，宽6～9厘米，厚4～5厘米。陶祖被一龙头含于口中，龙头雕塑得极为精致。龙头的眼睛怒睁，鼻体上仰，鼻孔张开，嘴部上下牙齿及两边的獠牙刻画清晰。其衔于口中的男性生殖器雕塑精美，刻画细腻传神，给人以生动的美感。
  陶祖应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圣物，但在克孜尔石窟前遗址中出土，与佛教圣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颇令人费解。藏于龟兹石窟研究所文物陈列室。
  （四）温宿县主要出土文物
  骨器
  骨笄 长14.6厘米，尾宽0.9厘米，用牲畜大骨骼磨制面成。类似的还有5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环形骨饰 高2.7厘米，宽1.6厘米，厚0.5厘米。底为一扁形环座，上有浮雕的1只鸟（好似鸽子）立于环座上。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石器石人
  石佩 长5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5厘米，小头穿孔，孔径0.5厘米。细砂岩质，呈青色，磨制，表面光滑。出土于拱拜孜遗址。
  石砺 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2厘米，为软石制器，黑色，形状不甚规则，上有系绳孔。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包金玛瑙垂饰 高3.2厘米，形似长葡萄，玛瑙石尾部套薄金片，包金长1.6厘米，并垂1金环。博孜墩古墓出土。
  石人 高125厘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后砂岩质。头身连体为长方形，头部脸型清晰可辨，有眉、眼、鼻、嘴，嘴上唇有1排上翘的胡子，刀法粗犷，较为抽象。雕凿工艺较为粗糙，约为6～7世纪突厥人制作。博孜墩古墓出土。
  陶器
  单耳带流陶盒 口较大，微敞，折腹较明显，圜底，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鸭形壶 泥质灰陶。手工制成，外形酷似一只鸭子。嘴部为流形口，壶背上有凸起的棱状，似鸭子的翅膀，壶全长35.5厘米，高27.5厘米。为生活用品，出土于博孜墩古代墓葬。时代为隋唐，藏于地区博物馆。
  大陶缸 夹砂红陶。手工制成，缸体高140厘米，口径38.5厘米，底径45厘米，腹围周长430厘米。在自治区境内属最大的陶缸。主要用作盛放食物和水的器具，也用来酿制葡萄酒。时代为唐代。1982年出土于塔格拉克乡拱拜孜村，藏于地区博物馆。
  带流圆底器 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口略敞，底圆形，肩微折，单耳带流，表面抹光呈黑色。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4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以下各类器物出土地点同址）。
  盂 高5.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4.2厘米，口略敞，圆沿，底稍呈弧形，颈微内收。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2件。
  盘 盘5.6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8.6厘米，口沿稍外翻，折肩，斜腹，平底。夹砂泥质灰陶，手制。
  单耳罐 高8.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6.2厘米，高颈，折肩，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手制。
  带流罐 高20.2厘米，腹径17.4厘米，圆底，单耳，流和耳相对。夹砂泥质灰色陶，手制，表面抹光。
  单耳杯 高6.8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6.4厘米，桶状，弧壁，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类似的还有1件。
  铁器
  铁刀 残长15.9厘米，宽1.3厘米，断面呈楔形，多锈蚀破裂。
  铁镞 残长3.6厘米，锥铤，断面呈棱形，有倒刺。另有形状略有不同的铁镞12件。
  铁带钩 残长6.3厘米，宽2.8厘米，厚0.5厘米，扁桥形钮，断面呈长方形。
  铜器
  铜羊形饰 残长4.2厘米，高4.5厘米，铜片制作，有高浮雕羊形图案，羊角后盘，上贴金。
  铜戒指 橄榄形戒面，直径1.6厘米，素面。另有一支戒面为椭圆形。
  铜手镯 由铜棒和许多小铜环构成。铜棒长6.1厘米，直径0.85厘米；单个铜环直径1.1厘米，厚0.2厘米，高0.3厘米。还有一件与此形制相同。
  铜鍑 青铜质，1995年出土。通高50厘米，口径33.2厘米。口沿边有两立耳，底座为喇叭状圈足，中部空。该铜鍑是采用分体合铸方式铸成，是目前南疆仅见的两之一。铜鍑多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铜鍑为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器物，现藏于地区博物馆。
  铜欢喜佛 红铜质，通高13厘米，底莲花座高2.6厘米，底座长13.5厘米，宽5.7厘米。莲花座上为相互紧拥的两尊菩萨，脚下踩有两人。菩萨怒目圆睁，态度威猛。欢喜佛属于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其中男身代表法，女身代表智慧，男体与女体相互紧拥，表示法与智慧双成，相合为一人，预示法界智慧无穷。铜欢喜佛出土于温宿县境内，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柯坪县主要出土文物
  石镰 呈新月形。长9.8厘米，宽3厘米，背部厚2厘米，面部开刃，厚约0.5厘米，器物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之一。该器物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现藏地区博物馆。
  石犁铧 呈铲形。肩部有打制痕迹，石器表面经过打磨，平整光滑。石器长17.8厘米，肩部宽11厘米，头部微圆突出，宽约5厘米，石器厚4.8厘米。采集于柯坪县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砍砸器 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砍砸器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石器长21厘米，宽12厘米，厚7.4厘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菱格纹彩绘舍利罐 夹砂黄陶质。罐体呈圆柱状，顶部尖耸，有一小盖。罐体通高24厘米，罐口径10厘米，罐体通身涂为赭色，顶部以白色绘仰莲纹，器身饰黑底，以白色绘菱格纹。时代为南北至唐。出土于柯坪县克斯勒塔格佛寺佛塔下，藏于自治区博物馆。
  （六）新和县主要出土文物
  李崇之印 黄铜质桥纽印。面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印高7厘米。桥纽中部带孔，便于穿绳系物，孔径0.6厘米，印底面刻3行文字，阴刻篆书“李崇之印”。时代为西汉。李崇为新莽时期西域都护。公元16年，王莽派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与龟兹、莎车联兵共同打击焉耆亲匈奴的势力，战败后退守龟兹。后同匈奴展开对西域控制权的战斗，最后战死于龟兹。“李崇之印”为李崇的私人印信。印物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归义羌长印 铜质，为卧羊纽铜印。印呈正方形，边长3.5厘米，厚1.5厘米。印底部刻字，上下各三字，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印”。时代为东汉时期。东汉时期，西域地区有羌人居住，这枚印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驻在龟兹地区的羌族首领的印信。铜印于1953年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常宜之印（狮纽） 黄铜质，狮纽铜印，纽高1.8厘米。印呈方形，边长2.3厘米，宽2.2厘米，厚2.9厘米。印底部方形面中阴文篆刻“常宜之印”。此印系汉代时期驻扎在龟兹地区屯田官员的职官之印。“常宜”史无记载，似为一主管屯田职守之类的官职。此印出土于新和县兰合曼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常宜之印（驼纽） 铜质，驼纽铜印。印呈方形，边长3.1厘米，厚3厘米。驼纽高达2.1厘米，纽中空，印底方形，阴刻篆书“常宜之印”四字，时代为汉代。出土于新和县排先巴扎乡古代遗址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肖形印 红铜质，桥纽，钮中空，印底部呈椭圆形，长3.7厘米，宽2.4厘米，高2.6厘米。印底部阴文篆刻一人乘骑驴形动物。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三耳绿釉罐 陶质，属于轮制。敞口，细长颈，圆肩，鼓腹。陶罐通体涂绿釉，釉面有玻璃质感。陶罐口径19厘米，通高42厘米，底径15厘米。罐口沿下与肩部有三处等距的单耳，肩部耳下饰浅浮雕葡萄叶纹饰和模压人面纹图案。器物造型精美，保存完好。其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尤鲁都斯巴格乡，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陶水管 夹砂红陶质，圆柱体状，中部空，通体长20.8厘米。陶质水管两端分为大小两口，大口直径20厘米，小口直径14.5厘米，为子母口。属于城市地下排水管道设施，时代为唐。陶水管分为子母两对，管口套节，作为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出土于新和县柯斯勒古城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马纹陶钵范 夹砂夹陶质，胎底较厚，钵范通高8厘米，钵口径22厘米，底径3.5厘米，胎底厚实。钵内阴刻一着长衫人物，双手上举。钵外壁上、下饰浅浮雕波浪形纹饰，中部饰有马首鹰翅龙身的动物，前蹄奋昂，鹰翅高展，呈疾驰奔飞状，生动传神，极富情趣。陶钵范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西古城，藏于地区博物馆。
  木雕坐佛 木质，佛像呈坐姿，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腿上，做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木雕坐佛通高13.8厘米，宽7.8厘米，厚4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陶塑泥猴 泥质红陶。通体圆塑，通高7.5厘米。陶猴的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怀中的小猴神态顽皮，嘴含母乳仰视。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陶猴出土于新和县羊达库都克烽燧，藏于地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