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新疆从公元前60年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各民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种特点反映到货币上，更加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行使的有效管辖。
  早在远古时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在古代墓葬中，曾出土3000年前的若干海贝，说明了从那时起新疆与内地就有了货物、贸易等密切联系，文化经济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统一于中国，丝绸，之路畅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流通。这种五铢钱在新疆的分布范围最广，发现的数量也最多，在西汉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一特点在阿克苏地区境内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代遗址中表现很明显，说明了自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以来，汉代及其后各代王朝的货币就在新疆各地广泛地使用，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龟兹地处天山南部要冲，是古代西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仿汉五铢钱铸造地方钱币。龟兹地方的铸币和流通，《北史》、《魏书》、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南宋的《泉志》等史籍、钱谱等都有记载和收录。民国17年，黄文弼在库车等地掘出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和货泉等钱币。1958年，黄文弼在库车掘出五铢钱。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在第89-3窟掘出3枚五铢钱，铜铸，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径0.9厘米，厚约0.15厘米。近年来，在阿克苏地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龟兹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数量巨大的由古代龟兹地区自己铸造并通行于这一区域内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及内涵之丰富是西域其他地区所不能比的。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径寸二分，重十二铢。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汉龟二体五铢钱 是龟兹地区所铸，为铜币。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止铸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这种铜钱仿中原自汉以来五铢称量钱制而铸造，主要在龟兹地区流通。铸有汉文和龟兹文，外部圆内方孔、狭缘（边窄）、广穿（中间方孔大）、薄肉（不厚实），外径13～22毫米，孔径5～8毫米，厚度1～1.5毫米，重0.9～2克。有汉文篆书“五铢”和龟兹文“3O”。据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识读，“3”表示“五十，“”O”应相当于中原的“累”，十累含一铢，“3O”即五十累，就是五铢之意。这种源于印度婆罗迷字母斜体的龟兹文，在3世纪为龟兹人所用。在古代龟兹地域范围内，汉龟二体钱在轮台县的阔纳协海尔古城曾一次出土200余枚，在库车县东南墩买里买契特高台曾一次出土窖藏汉龟二体钱10076枚。在新和县托浦古城、兰合曼古城、玉尔贡古城中均有出土。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时，在距地表2.8～3米的深处，发现近百枚锈蚀粘连的五铢钱，直径2.0～2.5厘米，厚0.05～0.1厘米。此种钱铸造精良，文字规整，钱形规范，说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货币铸造技术已经高度发达。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即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龟兹小铜钱 由龟兹本地铸造，通行于龟兹地区，两面均无文字，薄而小，外形不甚工整，红铜为质，基本保持外圆内方形制。外径12～19毫米，孔径5～9毫米，厚2.2毫米左右，重0.4～1.2克。这种钱与晋、宋时代的“小五铢”即“剪边五铢”相类似，其铸造和流行时间约5～8世纪。在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曾一次出土龟兹小铜钱200余枚；库车县唐王城出土龟兹小铜钱及剪轮五铢钱6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龟兹小铜钱钱范三块；新和县的额济勒克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玛瑙珠等文物，数量大，分布面积广；在拜城县温巴什铸钱遗址上出土有龟兹小铜钱残碎钱范，有的钱范上还留有未取尽的残钱体及完整的龟兹小铜钱。在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博斯腾托格拉克遗址、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的克斯勒古城、通古斯巴西、玉尔贡古城，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温宿县的喀依古，柯坪县沙牙提古城、亚依德梯木烽燧等均有龟兹小铜钱出土。它们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廓、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串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串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五铢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铭文，主要在巴楚县、轮台县和库车县的苏巴什、唐王城、哈热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出土。在巴楚县的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此钱钱文甚浅，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因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钱文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径2.1～2.2厘米，串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径1.9～2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径1.7～1.8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径1.4～1.5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唐武德四年（621）实行“废五铢，铸新钱”的币制改革，开铸“开元通宝”，废止自汉以来使用长达700年之久的以记重为主的五铢钱制，首次以“宝”货之名铸于钱文中，开创自唐而始的“宝”货年号钱时期。唐建立后即积极经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唐平定高昌后，在此设立统辖西域军政事务的安西都护府。唐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使龟兹地区成为唐王朝统管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现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开始在龟兹地区流通。在阿克苏地区唐代遗址中出土的唐钱中，唐代的“开元通宝”在库车县的沙衣木米拉夫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唐王城、哈拉墩、博其罕那佛寺遗址、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及森木赛姆石窟，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恰合吐尔烽燧，沙雅县通古斯巴什、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等所有唐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分布面广，数量亦较多。同时在两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和出土有零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中”字、“元”字钱。库车县的哈拉墩遗址和苏巴什遗址及沙衣木米拉夫遗址在文物普查中采集到一枚“建中通宝”，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一枚，森木赛姆石窟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乾元重宝三枚、博斯罕那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乾元重宝”各一枚，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各一枚，同时出土“元”字钱一枚。民国17年（1928）12月，黄文弼在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6室掘出2枚“大历元宝”，系唐代宗大历四年（768）所铸。在大羊达克沁掘出一枚。在库车克里什千佛洞掘出“建中通宝”，在裕勒都斯巴克一带掘出“开元通宝”多枚，苏巴什掘出500余枚“开元通宝”，在库车县附近遗址中掘出“乾元通宝”。1958年，黄，实，文弼在库车喀拉墩晚期古遗址中出土一枚“中”字钱，1961年，克孜尔石窟在第98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一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92年，库车县苏巴什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有“中”、“元”、“大”字钱；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一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总数达3000余枚。根据考古工作者及钱币学者的研究，认为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出土的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元”字钱均由龟兹当地铸造。
  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