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龟兹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却多有散失，没能妥善的保藏。出土的文物种类为石器、骨器、陶片、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以石器、骨器、彩陶片为较多。
一、古老的石器
在大约1万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阿克苏地区，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生活。他们使用一种打制石器，在敲打下来的石片上，选择尖锐的一端，稍稍修整，就当工具使用，在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阿克苏市东部高台地石器遗址及喀拉玉尔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有石球、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等石器工具。
喀拉玉尔滚新石器遗址 位于温宿县城东60千米的农一师五团，地处东经80°47′，°45″20″北纬4122′，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在4.5米的洪积层下出土石器、陶器、兽骨、青铜环被考古学家确定为汉代以前的文化遗存。石器大都是用大小不同的天然砾石制成，陶器色灰黑、质粗、蓝纹。
1964年12月，自治区考古所在遗址上进行发掘，出土器物有陶器碎片、磨制石器、骨链、青铜环等。经考古专家研究确定为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2500余年。
1980年在遗址发现25厘米方砖砌成的古墓，砖缝为金属液灌制，随着葬器物的被盗，遗有玉珠空心金耳环一枚。
柯坪细石器遗址 位于柯坪县城西南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在乌旦库勒泉水与苏贝希河汇合处的三角洲界地的地表。地高3～5米，地表为野草和沙丘所覆盖。地下发现大量细石器，采集标本300多件。有细石片、小石叶、刮削器等。石质主要为绿色硅质岩、燧石。
哈拉墩遗址 位于库车县新城西，乌（鲁木齐）—喀（什）公路南侧。为青铜器时期至唐代遗址。地面是一座用土坯垒砌，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墩，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文化层深约2米。曾出土一批文物，其中属青铜器时代的石器有石镰、磨石、石钻、石纺轮等；骨器有骨锥、骨针、骨笛、骨簇、骨装饰品等；陶器有陶杯、陶盆、陶缸、陶碗等。属唐代的有陶器、铜器、铁器等。墩北出土大陶缸33个。
二、发达的古代冶炼业
在汉代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各地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金属工具，且数量不多。汉武帝之后，西域各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加强，内地先进的冶炼技术传入龟兹地区，龟兹开始利用北部山中丰富的铁矿及煤炭来冶铁，其铸造的铁制工具可满足西域36国之用。
汉、唐时期，由于龟兹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作为中央王朝政府统治西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东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及生产技术不断传入龟兹，使龟兹地区逐渐成为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龟兹地区利用本地富有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冶炼业，不但铸造兵器和生产工具，还仿制中原汉五铢钱体制，在龟兹本地铸造了流通于龟兹地区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唐代大历、建中年间，更仿唐代的纪年钱体制，在龟兹当地铸造了唐代的“大历”、“建中”及“元”字、“中”字年号钱。
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发现的众多冶炼遗址中，大多分布在天山南麓矿产资源富集的库车与拜城西北部山前沟谷和河流两岸的地域内。龟兹地区最早的冶炼遗址是库车县北部铜厂河（库车河）北岸的阿艾冶铁遗址，为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汉代冶铁遗址。沿库车河谷一线地域内分布有大大小小的冶炼遗址达8处。既有冶铁遗址，也有冶铜遗址，多数是汉代所建。在遗址中出土了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
阿艾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山前，东西向分布，遗址中可见有废弃的汉代冶炼炉数座。遗址中出土的有陶质吹风管，炼铁渣、小坩锅、铁矿石等。在距地表约20厘米处曾出土有一件灰陶质三耳罐，从器物形制看为典型的汉代遗物。同时在遗址上出土的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汉代内地的“霸陵过氏瓴”形制相同。
可可沙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城北47千米处，距阿艾乡苏布依村东南500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130米。遍地皆为墨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3米之高。遗址西有土坯结构的半个圆形窑址。出土有石头、石膏片等，并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
提克里克冶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为汉代冶铜遗址。遗址分布范围约2平方千米，在遗址内随处可见有废弃的铜矿石及炼渣。在遗址中出土有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同时还出土有汉代的“五铢”钱。
克孜力亚炼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乡康村北的克孜力亚地方，为唐代炼铜遗址。遗址东西宽100米，南北长约300米，地面堆积有炼渣及炉管等，有些地方厚达3～4米，出土有少量陶片和石磨残片散布。
三、多彩的古代货币
新疆从公元前60年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各民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种特点反映到货币上，更加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行使的有效管辖。
早在远古时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在古代墓葬中，曾出土3000年前的若干海贝，说明了从那时起新疆与内地就有了货物、贸易等密切联系，文化经济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统一于中国，丝绸，之路畅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流通。这种五铢钱在新疆的分布范围最广，发现的数量也最多，在西汉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一特点在阿克苏地区境内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代遗址中表现很明显，说明了自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以来，汉代及其后各代王朝的货币就在新疆各地广泛地使用，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龟兹地处天山南部要冲，是古代西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仿汉五铢钱铸造地方钱币。龟兹地方的铸币和流通，《北史》、《魏书》、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南宋的《泉志》等史籍、钱谱等都有记载和收录。民国17年，黄文弼在库车等地掘出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和货泉等钱币。1958年，黄文弼在库车掘出五铢钱。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在第89-3窟掘出3枚五铢钱，铜铸，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径0.9厘米，厚约0.15厘米。近年来，在阿克苏地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龟兹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数量巨大的由古代龟兹地区自己铸造并通行于这一区域内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及内涵之丰富是西域其他地区所不能比的。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径寸二分，重十二铢。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汉龟二体五铢钱 是龟兹地区所铸，为铜币。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止铸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这种铜钱仿中原自汉以来五铢称量钱制而铸造，主要在龟兹地区流通。铸有汉文和龟兹文，外部圆内方孔、狭缘（边窄）、广穿（中间方孔大）、薄肉（不厚实），外径13～22毫米，孔径5～8毫米，厚度1～1.5毫米，重0.9～2克。有汉文篆书“五铢”和龟兹文“3O”。据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识读，“3”表示“五十，“”O”应相当于中原的“累”，十累含一铢，“3O”即五十累，就是五铢之意。这种源于印度婆罗迷字母斜体的龟兹文，在3世纪为龟兹人所用。在古代龟兹地域范围内，汉龟二体钱在轮台县的阔纳协海尔古城曾一次出土200余枚，在库车县东南墩买里买契特高台曾一次出土窖藏汉龟二体钱10076枚。在新和县托浦古城、兰合曼古城、玉尔贡古城中均有出土。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时，在距地表2.8～3米的深处，发现近百枚锈蚀粘连的五铢钱，直径2.0～2.5厘米，厚0.05～0.1厘米。此种钱铸造精良，文字规整，钱形规范，说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货币铸造技术已经高度发达。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即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龟兹小铜钱 由龟兹本地铸造，通行于龟兹地区，两面均无文字，薄而小，外形不甚工整，红铜为质，基本保持外圆内方形制。外径12～19毫米，孔径5～9毫米，厚2.2毫米左右，重0.4～1.2克。这种钱与晋、宋时代的“小五铢”即“剪边五铢”相类似，其铸造和流行时间约5～8世纪。在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曾一次出土龟兹小铜钱200余枚；库车县唐王城出土龟兹小铜钱及剪轮五铢钱6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龟兹小铜钱钱范三块；新和县的额济勒克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玛瑙珠等文物，数量大，分布面积广；在拜城县温巴什铸钱遗址上出土有龟兹小铜钱残碎钱范，有的钱范上还留有未取尽的残钱体及完整的龟兹小铜钱。在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博斯腾托格拉克遗址、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的克斯勒古城、通古斯巴西、玉尔贡古城，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温宿县的喀依古，柯坪县沙牙提古城、亚依德梯木烽燧等均有龟兹小铜钱出土。它们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廓、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串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串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五铢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铭文，主要在巴楚县、轮台县和库车县的苏巴什、唐王城、哈热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出土。在巴楚县的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此钱钱文甚浅，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因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钱文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径2.1～2.2厘米，串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径1.9～2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径1.7～1.8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径1.4～1.5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唐武德四年（621）实行“废五铢，铸新钱”的币制改革，开铸“开元通宝”，废止自汉以来使用长达700年之久的以记重为主的五铢钱制，首次以“宝”货之名铸于钱文中，开创自唐而始的“宝”货年号钱时期。唐建立后即积极经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唐平定高昌后，在此设立统辖西域军政事务的安西都护府。唐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使龟兹地区成为唐王朝统管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现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开始在龟兹地区流通。在阿克苏地区唐代遗址中出土的唐钱中，唐代的“开元通宝”在库车县的沙衣木米拉夫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唐王城、哈拉墩、博其罕那佛寺遗址、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及森木赛姆石窟，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恰合吐尔烽燧，沙雅县通古斯巴什、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等所有唐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分布面广，数量亦较多。同时在两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和出土有零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中”字、“元”字钱。库车县的哈拉墩遗址和苏巴什遗址及沙衣木米拉夫遗址在文物普查中采集到一枚“建中通宝”，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一枚，森木赛姆石窟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乾元重宝三枚、博斯罕那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乾元重宝”各一枚，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各一枚，同时出土“元”字钱一枚。民国17年（1928）12月，黄文弼在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6室掘出2枚“大历元宝”，系唐代宗大历四年（768）所铸。在大羊达克沁掘出一枚。在库车克里什千佛洞掘出“建中通宝”，在裕勒都斯巴克一带掘出“开元通宝”多枚，苏巴什掘出500余枚“开元通宝”，在库车县附近遗址中掘出“乾元通宝”。1958年，黄，实，文弼在库车喀拉墩晚期古遗址中出土一枚“中”字钱，1961年，克孜尔石窟在第98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一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92年，库车县苏巴什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有“中”、“元”、“大”字钱；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一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总数达3000余枚。根据考古工作者及钱币学者的研究，认为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出土的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元”字钱均由龟兹当地铸造。
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
四、众多的出土文物
（一）库车县主要出土文物
焉耆—龟兹文写本 为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清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人鲍尔从库车附近的古城废墟中盗走。
舍利盒 唐代遗物，盒为木质，身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4个用联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琵琶和1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舍利盒被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昭怙厘古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杨□亨课程残纸 民国17年（1928）8月26日，出土于库木吐拉石窟寺。
残纸长34厘米，宽18厘米，留存下半段，上书汉字两行，新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亨”，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又为汉文“..分课程”□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残纸为元代遗物。
陶范半身佛像 民国17年（1928）8月，于昭怙厘古寺中出土。佛像残缺，仅存头部和胸项少许。长31.7厘米，下宽38.4厘米，厚14.5厘米，深10.5厘米。像面圆美，眉目细长，口小鼻隆，胸项有衣纹，头顶有发饰，因佛像仅有前半部分，故难辨其全貌。
银颇罗 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县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掘得一敞口、圆形、圜底的黑色容器，深3.5厘米，径14厘米，圆底弧面径长17厘米，上沿壁厚0.3厘米，壁厚0.15厘米，重225克。按旧制7.2两，银质，容器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月牙大径2.9厘米，小兔1.8厘米，经考证，为汉代龟兹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为酒具。
石镰刀 1958年出土于哈拉墩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弧形，如扁豆状，刃口磨制，不甚锋利。
陶罐 1958年出土于麻扎甫坦古遗址。罐为夹细砂泥质红陶，施有灰白色陶衣，通高16.5厘米，壁厚0.6厘米，口径与底径大致相同，约为6.3厘米，陶罐平底鼓腹，肩具蚊鼻，有耳3个，耳高1.7厘米，宽2.6厘米。中有一孔，孔径1厘米，颈肩部用连环组成垂帐纹，绕罐一周。陶罐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木雕狮像 1958年出土于大黑汰沁古城，为汉唐时期遗物。狮像为半身侧面，作跪卧状，高7.5厘米。狮目圆睁，张口露齿，唇外翻，狮表涂红白两色，但部分已脱落。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卵石佛像 1985年5月28日，在昭怙厘古寺南20多千米的库车河河床西岸发现。卵石呈椭圆形，长径24厘米，短径19厘米，最大厚度9厘米，下部略大，其上随形构图刻画吉祥佛像，跏趺于莲台。佛像偏袒。右手侧出，掌心向外，拇指曲压手心，施无畏印，左手于胸，手心向上，拇指与食指似掐一布帛，佛像头部下大上小两肉髻，眉音白毫如豆，嘴额已毁，有头光、背光双层光环。佛像左腰际压背光左外环横刻一行藏文，汉译为“华吉祥”华吉祥即《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列35尊佛中的第二十四尊。卵石佛像约为中、，晚唐遗物，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铜鼓 1985年，在东昭怙厘古寺附近山崖一洞中发现。呈复钵状，通高16厘米，面长10厘米，底径24厘米。鼓面有1个钮，下部外表均布4耳。鼓面鼓身有晕圈，多为双弦，胸腰有1单弦。其胸、腰、底部原已多处穿孔损坏，现可见红铜溶后压补之疤，大小共9处。铜鼓铸造的相对年代为魏晋至明代。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古纸
卵石雕吉祥佛 卵石质，佛像雕刻在一块大的卵石面上。佛像刻画细腻，头部梳圆髻，两耳下垂，身后雕有头光，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手持吉祥印。佛像雕刻通体采用浅浮雕（阳刻）。卵石佛像高23.5厘米，宽19厘米，卵石厚约5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石雕香炉 石质，利用整石雕琢，内部中空，香炉雕有四足，外形呈椭圆。香炉外壁浅凸雕有一组六个圆形乳丁纹饰。石雕香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足高2.5厘米。时代为唐代，出土于库车县城内。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二）沙雅县主要出土文物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一行到沙雅考古，曾发掘出土一大批田契、粮契、米状、钱币、木简。民国8年（1919）在央塔克古城曾出土“春湘君”古印一枚，据文献介绍为唐时文物；民国6年（1917）知，县鲁效祖亦在央塔克古城得古瓮一个，亦为唐朝之文物。1958年，在玉什喀特古城（今属新和）出土“汉归义羌长”古印1枚，1980年，在央塔克古城出土古陶缸2个，为唐贞观年间至武周年间的遗物；1988年，在小央塔克协海尔出土三耳陶制彩釉花瓶1个。还曾出土桥纽印，铜质，桥纽，钮高0.9厘米，钮中空。印底座呈方形，边长1.1厘米，铜印通高1.9厘米。印度面分两行阴刻篆文，文字尚未识别。铜印出土于沙雅县且热克协海尔古城中，现藏于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卷草纹陶体范，夹砂灰陶质，钵状物，敞口，模制，底胎厚实。钵范通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6厘米。钵身分三段雕饰有水波纹、卷草纹饰，该钵范应为模制陶器的内范。器物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绿釉三连瓶，泥质黄陶，模制。三个喇叭状瓶口相连于瓶体上，瓶口微向外敞。瓶口径9厘米，瓶体呈扁平状，宽23厘米，高20厘米，瓶体通身施绿釉，身部饰浅浮雕状的缠枝花纹饰。绿釉三连瓶的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小羊达克协尔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
（三）拜城县主要出土文物
龟兹语文木简残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国人伯希和在库车盐水沟附近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发现龟兹文木简。后经法国语言学家列维译出后，认为所书之文字为吐火逻语，即龟兹文。民国17年（1928）黄文弼教授至塔里木盆地考察，于拜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早期窟中发现龟兹语木简4件，经黄文弼分析，木简类同伯希和盗走之木简，是发给商队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木简的出土证明古代拜城曾使用过龟兹语。但该木简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残为可惜，庆幸的是黄文弼先后拍下了照片，后发表于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木简共4件，发现时多碎裂，经黄文弼胶合而成。
大历元宝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大历元宝古币“是在大羊达克沁及拜城克孜尔石窟中掘出”（见该书第六部分，古钱币，图19）。大洋达克沁即现沙雅县英买里乡大洋达克沁古城遗址。大历是唐朝唐代宗的年号。大历元宝在沙雅、拜城均有发现，对于证明克孜尔石窟在唐大历年间香烟未绝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石窟的分期问题，有重要价值。大历元宝大小同清铸之“乾隆通宝”、“光绪通宝”铜币一样，中凿有方孔，紫铜。
杨思礼残牒 民国17年（1928）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发掘，《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未能详细记载掘于何窟何年。残牒质地为唐时所产之公文用纸。长14.2厘米，宽2.4厘米，仅存两行：
绩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残）
阗镇军库被问依..（残）
更问
据黄文弼教授考证，杨思礼残牒是西节度使（后改为安西大都护节度使，节制安西四镇）行军押官杨思礼至于阗镇（四镇之一）为领取军械，“并已办呈报之文书”。
墓葬出土文物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有敞口带流束经加圆腹壶、高流大赛陶器、垂幢纹带流罐、山川文彩陶金等，多岗墓地出土有青铜、铁、石、骨、贝器等。
敞口带流束经圆腹壶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6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造型别致。方唇，大敞口，呈喇叭状，束颈，长而宽的流外伸稍上翘，长条形单而由口沿斜延至肩部。鼓腹，平底。颈部有一圈断续的附加乳顶。现存新疆考古所。
高流大赛陶器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39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口微敞，溜肩，鼓腹，环底，流宽长而上翘。颈的上部为平途的红彩，下为错骨的横三角形文饰。现存新疆考古所。
垂幢纹带流罐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28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粗颈，小平底，短流上翘。现存新疆考古所。
山川文彩陶金 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2.5厘米，口径34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方唇、折沿、鼓腹、环底、单板耳、颈和下腹底部各为一周带状彩。上为二周交错的山形纹，下给三条平行折泉。整个图案既有上下的动感，又有左右重复，极富艺术感染力。现存新疆考古所。
多岗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有300余件，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器形有单耳带流罐、单罐、壶、盆、钵等。大部分为素面陶器，彩陶器饰，有连续三角纹，垂幢纹，菱格棋盘纹，波折纹，字纹，S形纹等；青铜器主要有小刀、针、镞、带钩等；铁器有刀和勺；石器主要有化妆棒、纺轮等；骨器有纺轮、针锥；贝有海贝等。以上出土文物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保存。
1990～2000年文物调查中采集一批代表不同时代的标本文物约200余件，在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环首青铜刀 铜质，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环首直背，刃部锋利，头部尖锐。一件环首残，刀身长19厘米，宽2厘米，刀背厚0.7厘米；另一件刀身长19.5厘米，宽1.5厘米，刀背厚0.7厘米。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带流彩陶罐 夹砂陶，1999年在拜城县亚吐尔乡多岗墓地出土。器物带流，流口宽长上翘，侈口，肩部有单耳。器身表面施黄色陶衣，绘赭色两组连续三角折线纹饰。器物高46厘米、口径29.2厘米、底径21厘米，罐体腹部周长110厘米。为自治区带流彩陶器物中最大的陶罐，属于察吾乎沟文化的多岗类型。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流陶釜 夹砂黄陶，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25号墓地，器物带流，流口宽而上翘，肩部带单耳，器物颈及腹部以赭色绘相叠错落的八层连续三角纹饰。器物高38.6厘米，口径19.3厘米，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铜斧 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30号墓地。斧身长17.6厘米，双面开刃，刃口打磨锋利，刃宽4.6厘米，以青铜铸造，斧柄部有椭圆形的銎。为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前）铸造的铜器，反映了地区很早就有较为发达的冶铸业。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陶祖 泥质红陶，通体采用圆形浅浮雕制成。陶祖长21.5厘米，宽6～9厘米，厚4～5厘米。陶祖被一龙头含于口中，龙头雕塑得极为精致。龙头的眼睛怒睁，鼻体上仰，鼻孔张开，嘴部上下牙齿及两边的獠牙刻画清晰。其衔于口中的男性生殖器雕塑精美，刻画细腻传神，给人以生动的美感。
陶祖应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圣物，但在克孜尔石窟前遗址中出土，与佛教圣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颇令人费解。藏于龟兹石窟研究所文物陈列室。
（四）温宿县主要出土文物
骨器
骨笄 长14.6厘米，尾宽0.9厘米，用牲畜大骨骼磨制面成。类似的还有5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环形骨饰 高2.7厘米，宽1.6厘米，厚0.5厘米。底为一扁形环座，上有浮雕的1只鸟（好似鸽子）立于环座上。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石器石人
石佩 长5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5厘米，小头穿孔，孔径0.5厘米。细砂岩质，呈青色，磨制，表面光滑。出土于拱拜孜遗址。
石砺 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2厘米，为软石制器，黑色，形状不甚规则，上有系绳孔。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包金玛瑙垂饰 高3.2厘米，形似长葡萄，玛瑙石尾部套薄金片，包金长1.6厘米，并垂1金环。博孜墩古墓出土。
石人 高125厘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后砂岩质。头身连体为长方形，头部脸型清晰可辨，有眉、眼、鼻、嘴，嘴上唇有1排上翘的胡子，刀法粗犷，较为抽象。雕凿工艺较为粗糙，约为6～7世纪突厥人制作。博孜墩古墓出土。
陶器
单耳带流陶盒 口较大，微敞，折腹较明显，圜底，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鸭形壶 泥质灰陶。手工制成，外形酷似一只鸭子。嘴部为流形口，壶背上有凸起的棱状，似鸭子的翅膀，壶全长35.5厘米，高27.5厘米。为生活用品，出土于博孜墩古代墓葬。时代为隋唐，藏于地区博物馆。
大陶缸 夹砂红陶。手工制成，缸体高140厘米，口径38.5厘米，底径45厘米，腹围周长430厘米。在自治区境内属最大的陶缸。主要用作盛放食物和水的器具，也用来酿制葡萄酒。时代为唐代。1982年出土于塔格拉克乡拱拜孜村，藏于地区博物馆。
带流圆底器 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口略敞，底圆形，肩微折，单耳带流，表面抹光呈黑色。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4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以下各类器物出土地点同址）。
盂 高5.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4.2厘米，口略敞，圆沿，底稍呈弧形，颈微内收。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2件。
盘 盘5.6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8.6厘米，口沿稍外翻，折肩，斜腹，平底。夹砂泥质灰陶，手制。
单耳罐 高8.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6.2厘米，高颈，折肩，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手制。
带流罐 高20.2厘米，腹径17.4厘米，圆底，单耳，流和耳相对。夹砂泥质灰色陶，手制，表面抹光。
单耳杯 高6.8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6.4厘米，桶状，弧壁，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类似的还有1件。
铁器
铁刀 残长15.9厘米，宽1.3厘米，断面呈楔形，多锈蚀破裂。
铁镞 残长3.6厘米，锥铤，断面呈棱形，有倒刺。另有形状略有不同的铁镞12件。
铁带钩 残长6.3厘米，宽2.8厘米，厚0.5厘米，扁桥形钮，断面呈长方形。
铜器
铜羊形饰 残长4.2厘米，高4.5厘米，铜片制作，有高浮雕羊形图案，羊角后盘，上贴金。
铜戒指 橄榄形戒面，直径1.6厘米，素面。另有一支戒面为椭圆形。
铜手镯 由铜棒和许多小铜环构成。铜棒长6.1厘米，直径0.85厘米；单个铜环直径1.1厘米，厚0.2厘米，高0.3厘米。还有一件与此形制相同。
铜鍑 青铜质，1995年出土。通高50厘米，口径33.2厘米。口沿边有两立耳，底座为喇叭状圈足，中部空。该铜鍑是采用分体合铸方式铸成，是目前南疆仅见的两之一。铜鍑多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铜鍑为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器物，现藏于地区博物馆。
铜欢喜佛 红铜质，通高13厘米，底莲花座高2.6厘米，底座长13.5厘米，宽5.7厘米。莲花座上为相互紧拥的两尊菩萨，脚下踩有两人。菩萨怒目圆睁，态度威猛。欢喜佛属于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其中男身代表法，女身代表智慧，男体与女体相互紧拥，表示法与智慧双成，相合为一人，预示法界智慧无穷。铜欢喜佛出土于温宿县境内，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柯坪县主要出土文物
石镰 呈新月形。长9.8厘米，宽3厘米，背部厚2厘米，面部开刃，厚约0.5厘米，器物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之一。该器物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现藏地区博物馆。
石犁铧 呈铲形。肩部有打制痕迹，石器表面经过打磨，平整光滑。石器长17.8厘米，肩部宽11厘米，头部微圆突出，宽约5厘米，石器厚4.8厘米。采集于柯坪县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砍砸器 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砍砸器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石器长21厘米，宽12厘米，厚7.4厘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菱格纹彩绘舍利罐 夹砂黄陶质。罐体呈圆柱状，顶部尖耸，有一小盖。罐体通高24厘米，罐口径10厘米，罐体通身涂为赭色，顶部以白色绘仰莲纹，器身饰黑底，以白色绘菱格纹。时代为南北至唐。出土于柯坪县克斯勒塔格佛寺佛塔下，藏于自治区博物馆。
（六）新和县主要出土文物
李崇之印 黄铜质桥纽印。面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印高7厘米。桥纽中部带孔，便于穿绳系物，孔径0.6厘米，印底面刻3行文字，阴刻篆书“李崇之印”。时代为西汉。李崇为新莽时期西域都护。公元16年，王莽派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与龟兹、莎车联兵共同打击焉耆亲匈奴的势力，战败后退守龟兹。后同匈奴展开对西域控制权的战斗，最后战死于龟兹。“李崇之印”为李崇的私人印信。印物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归义羌长印 铜质，为卧羊纽铜印。印呈正方形，边长3.5厘米，厚1.5厘米。印底部刻字，上下各三字，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印”。时代为东汉时期。东汉时期，西域地区有羌人居住，这枚印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驻在龟兹地区的羌族首领的印信。铜印于1953年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常宜之印（狮纽） 黄铜质，狮纽铜印，纽高1.8厘米。印呈方形，边长2.3厘米，宽2.2厘米，厚2.9厘米。印底部方形面中阴文篆刻“常宜之印”。此印系汉代时期驻扎在龟兹地区屯田官员的职官之印。“常宜”史无记载，似为一主管屯田职守之类的官职。此印出土于新和县兰合曼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常宜之印（驼纽） 铜质，驼纽铜印。印呈方形，边长3.1厘米，厚3厘米。驼纽高达2.1厘米，纽中空，印底方形，阴刻篆书“常宜之印”四字，时代为汉代。出土于新和县排先巴扎乡古代遗址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肖形印 红铜质，桥纽，钮中空，印底部呈椭圆形，长3.7厘米，宽2.4厘米，高2.6厘米。印底部阴文篆刻一人乘骑驴形动物。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三耳绿釉罐 陶质，属于轮制。敞口，细长颈，圆肩，鼓腹。陶罐通体涂绿釉，釉面有玻璃质感。陶罐口径19厘米，通高42厘米，底径15厘米。罐口沿下与肩部有三处等距的单耳，肩部耳下饰浅浮雕葡萄叶纹饰和模压人面纹图案。器物造型精美，保存完好。其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尤鲁都斯巴格乡，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陶水管 夹砂红陶质，圆柱体状，中部空，通体长20.8厘米。陶质水管两端分为大小两口，大口直径20厘米，小口直径14.5厘米，为子母口。属于城市地下排水管道设施，时代为唐。陶水管分为子母两对，管口套节，作为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出土于新和县柯斯勒古城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马纹陶钵范 夹砂夹陶质，胎底较厚，钵范通高8厘米，钵口径22厘米，底径3.5厘米，胎底厚实。钵内阴刻一着长衫人物，双手上举。钵外壁上、下饰浅浮雕波浪形纹饰，中部饰有马首鹰翅龙身的动物，前蹄奋昂，鹰翅高展，呈疾驰奔飞状，生动传神，极富情趣。陶钵范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西古城，藏于地区博物馆。
木雕坐佛 木质，佛像呈坐姿，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腿上，做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木雕坐佛通高13.8厘米，宽7.8厘米，厚4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陶塑泥猴 泥质红陶。通体圆塑，通高7.5厘米。陶猴的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怀中的小猴神态顽皮，嘴含母乳仰视。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陶猴出土于新和县羊达库都克烽燧，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克孜尔石窟主要出土文物
（一）塑像类
1.释迦佛趺坐佛
出自克孜尔石窟2组第19洞（黄文弼编号，下同）。高21.1厘米、宽18.3厘米。两手作定印，交置于脐下；两足盘坐，左腿稍残，足掌尚可辨认。有绿色巾带缠绕两膀，下垂于前。面部及躯体均以白粉作底，并用红色勾描，笔法粗略，刚健有力；再用浅红色晕染，显示肢体的凹凸面。5世纪前后作品。
2.菩萨残块
共2件，为烧陶菩萨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第47窟。
3.佛像残块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7窟。
4.塑像残躯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5.泥俑头像
共2件，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6.泥塑佛头
1982年4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7.彩塑佛头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8.动物塑像残块
共4件，为猴像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5至6世纪作品。
（二）壁画类
1.佛教故事画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天井，共9件。
（1）高48.4厘米，宽37.9厘米。画面出3人像，或坐或立。左边为一女像，作侧坐姿势，右手上举至肩际，指微拳。左手曲置腹下。腰缠巾带，具手饰、项饰，胸挂缨珞。面部向右微俯，两眼注视幼童，作沉思状。头发蓬乱，不具发饰。立于女人之旁者为一老者像。须遐皓白，头发作髻，右手上举，身干挺起，作欲打势；面微仰向右，皱眉悉容。右边为一幼童像，两目上翻作哭泣状。残片描绘须大拿太子的本生故事。构图紧凑，线条匀净。约为7到8世纪作品。
（2）高27.5厘米，宽30.6厘米。袒右肩，两腿交叉作踞坐像。右手曲直胸前，掌心向内，三指伸出；左手上举，手掌已残，身披棕色袈裟，但已变为灰色，下垂复腿，衣纹轻薄。头向左微俯，与左像作对话状。面部、胸部及手足一部分，用绘影书法描写。用笔粗略豪放。左边踞坐一婆罗门像，上体现半身，露出肌体，下体似有布巾缠绕。躯干用深、浅红色描绘，表示肌肉凹凸状。头面向右，右手曲直胸前；左手微扬，与右像作对话状。画面生动而肃穆。为7到8世纪作品。
（3）两像均现半身，下部为廊下栏杆所遮。右边像作踞坐姿态，左手曲置于左腿，右手已残。脐下缠巾，作绿色。躯干及面貌均用朱笔勾写绘影，表示躯干轮廓。头上有黑白色绘画，似为冠饰。顶有一绿色椭圆状物。头部及身皆不具光圈。左边侍立像，举右手，稍残，似曲置腰际，下部同样为栏杆所遮，躯干及面部亦用朱笔勾勒作侧侍状，面向右，细腰赤体，两乳突出，脐下缠巾。
（4）高24.9厘米，宽12.7厘米。踞坐像。两腿交叉，面微俯向左，手掌伸出掌心向内，左手曲伸向左。全像不着衣，以白粉作底，朱笔勾描绘影，显示面貌及躯干轮廓。右膀似有绿色布巾绕腰膝，左边似有佛背光残迹。
（5）高26.9厘米，宽17.2厘米。作行走状。右手曲置乳前，左手曲置腰际，掌心向内，面向右。面部及躯干均用绘影法，用朱笔勾勒轮廓。脐下缠巾，着蓝色。两膀缠有绿色巾带，下垂及地。头上有绿色尖状物，类同冠饰，不具光圈。
（6）高23厘米、宽22.8厘米。作踞坐状。头戴山形冠饰，面稍仰向右。右手曲置乳前，掌指下垂；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类似金刚杵。露体，以朱笔勾勒轮廓。腰脐下具蓝色薄裳，用白细线描画衣纹。巾带缠绕两膀并下垂。头具蓝色光圈。
（7）高16.3厘米，宽12.8厘米。头身仰置，左手曲置肩际，右手伸出，旁有一白色弧线，表示右手动作，左边残缺。额际画一皱纹，表示愁容。面部及躯干均用朱笔勾勒绘影，唯四周残缺过多。
（8）高40.5厘米，宽30厘米。描绘斑斓色鹿，前足向前，后足向后，走向山坡，另一人骑于鹿背上，两手前伸作状势，旁有城垛状之白粉线，表示山坡。全像描写鹿王本生故事，被骑者即鹿王修凡，骑在鹿背上者，即是溺人。
（9）高25.4厘米，宽20.9厘米。右边绘一鹿，作竞走状，首昂起，两目炯炯，鹿角残缺。全部用深、浅朱笔绘描阴影，后腿及臂部描写出斑斓色纹，左边另有一人像，已残缺，仅可见右腿一部分及所披之巾带。周围用绿色树林作背景，又用蓝色花蕊状点缀其间，似为鹿王本生故事中之兽像。
2.比丘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高40.3厘米，宽14.1厘米。右手下垂，掌心向内；左手上举，手掌残缺。颜面及胸膀，均白粉底用红色粗笔勾勒，再用浅红色渲染，显示出关节及凹凸像。眉眼鼻口亦用红笔勾勒。脸部涂淡红色，显出面部明暗。口作合字形。两眉用淡墨勾成新月形，目眶再渲染淡红色，表示西域人深目之状。自着轻薄衣，衣纹几不可见。原作棕色，现变为灰色。袒露右肩，腰缠巾带，搭于左肩。头部具光圈。肢体用刻纹表出。
3.伎乐天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2件。
（1）高31.1厘米，宽53.6厘米。二人骈聊作舞蹈状。右像左手抱乐器，斜置胸际，右手作弹势，昂首向左，全身亦向左倾斜，头具发饰，有头光；左像右手向左伸出，手执舞具，左手上举，手掌残缺。头具宝冠，面向右，身向右倾斜，巾带缠绕两膀及胸腹。两像面部及肢体，采用阴影法描绘，手掌及面部先用朱色细线勾勒轮廓，再用浅、深红色渲染阴影，笔法较流利。目眶在细线勾勒后，再渲染浅红色，表示深目之状。颊下用赭红色作浓厚渲染，表示须髯之多。此画描写人像均作高鼻深目状。显示出龟兹国人的特点。左像着衣，用淡蓝色表示衣纹轻薄；右像面部及躯干皆用蓝色作底，再涂红色。约为6到7世纪作品。
（2）高16.9厘米，宽33.6厘米。仅存两像头部，躯干及手足均残缺。面部用朱线勾勒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深目多髭。具首饰，有头光。约为6至7世纪作品。
4.供养人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19洞前室，共3件。
（1）高35.7厘米，宽31.1厘米。头稍向左仰，两手合掌上举至胸前。两腿胡跪作敬礼状。身披缨珞下垂及腹，巾带缠绕腰际及右膀，下垂及地。面部及手足先用朱细线条勾描轮廓，再用红色渲染。深目高鼻，显示西域特点。约为7至9世纪作品。
（2）高24.1厘米，宽15.8厘米。下半残。头向左微俯，两手合拱置胸前，手指均伸出，两目向左注视。面部及躯干用紫色线条，勾出轮廓，再用淡红渲染阴影。柔和匀净。唯手指特别细长，向前伸出。约为7至8世纪作品。
（3）高26.5厘米，宽14.1厘米。头面向左，头发分披作童子形。合掌拱手至胸前，作敬礼状。面部及肢体均用黑线勾轮廓，再加淡红色渲染阴影。一部分已变为灰色，中带缠绕腋下及左腕。左腿蹲踞，右腿作跪状。具绿色下裳，衣纹用红线条勾勒。约为7到8世纪作品。
5.佛说法图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洞前室，共8件。
（1）高25.6厘米，宽17.6厘米。具头光和背光。袒右肩。右手腕曲向上举，掌心残缺，左手置胸前，掌心向上，曲拇指，作手印。身着赭色袈裟，衣纹及掌心均用黑线条勾描。衣下垂，露出右足。作踞坐形式。面方，低眉，中间出白毫，目半开作斜视状，鼻梁直通于额际。手足及胸、项、面均用淡蓝色墨勾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阴影，显示明暗做法。线条较柔和。约为8世纪前后所作。
（2）高18厘米，宽17.2厘米。画风与佛教故事画残片同。亦具头光和背光，唯手印不同。右手置胸前，右边掌心向外，拇指与二指相捻，食指伸出；左手掌置胸前，左边掌心向上，有残缺，不知手指状。亦为8世纪前后作品。
（3）高41.2厘米，宽35.5厘米。下部残缺，作说法姿势。身披红色袈裟，袒右肩，右手曲上举至胸前，掌心向外，拇指与次指相捻，作手印。左手曲置胸前，拇指与次指伸出相捻，食指卷曲。两掌及指均用紫绛色细线勾勒轮廓。袈裟作朱红色，用细墨线条勾勒，衣纹及面部用红、墨线双勾。面庞丰盈，长眉隆鼻，口微开，目斜视，注视右边，作说话姿态。具头光及通身光，均用绿、红、黄、蓝、白、灰6色组成，最里尚有一道宝钏式光圈为饰。头光上又出一半圆形绿色光，中间用朱笔描成Ⅱ形。在半圆形右边作灰色圆光。满布圆点，再作蓝色圆光，约为7世纪前后作品。
（4）高39.5厘米，宽76厘米。右端为一佛像。面向左，作说法姿态。身披红色袈裟，胸以下均残缺。面部眉眼口鼻，用紫绛色细线条勾描。头具圆光及通身光，以红、绿、蓝、白、黑配合成彩，通身光里圈亦有一道宝钏式光圈。左边中间为一菩萨像，头具发饰，面向右，眉目口鼻用紫色细线条勾勒，具有环项钏。有头光，衣袒右肩。右手曲向上举，掌心向内，左手曲压置右碗，手执一斗状物。手指用紫线，衣纹用墨线勾勒。菩萨像左右有众比丘及比丘尼等像，围绕在佛像左边。上端绘房屋建筑图案，两端并露出花布墙围。线条匀净柔和。
（5）高54.3厘米，宽31.4厘米。上一像为伎乐供养像。右手微扬，手执环圈，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似金刚杵。面向右作乐舞姿势。身披天衣，缠绕两腕，头戴宝钏，项饰、耳饰、胸饰、手饰俱全。头具圆光。下为一老者，一幼童像。老者头发作髻，胡须甚长，结于左边。发、须、眉眼，均用白粉作底，墨线描绘，表示须眉皓白之容。面涂紫色，身着紫色衣，绿色巾带。踞坐，面向右，背后立一童子两手拱立，作敬礼状。右旁有佛背光一线。全像均用细线勾描。
（6）高39.7厘米，宽70.9厘米。作两比丘像。左像披蓝袈袒右肩，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胸前，左手携衣袷，踞坐。面向左，头稍仰。右像蓝袈裟，袒右肩，作胡跪状。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肩际，左手置胸前。头向右，在右像后面，另有一踞
身披，坐像，有衣。衣纹用紫色线条描写。左右手举立胸际，作手印。头项部残缺。后面悬帷幔。右边出一杆式建筑。又有一台座装饰，座上趺坐一像，左手掌置膝上。
（7）高47.8厘米，宽35.5厘米。作两供养人像。左像面向左，两手合掌置胸前，拇指与中指相捻。着绿衣，袒右肩。右像面向右，两手掌交置腋下，身着衣，结于项下。左像下另出一人像头部，以下残缺，后面刷红底色，上缀蓝花，表示墙壁上围幔。全像均用线条勾勒。
（8）高37.3厘米，宽61.9厘米。左边画一人像，浮于水中，水深及胸，两手上扬，头部向右，张口作呼救状，旁站一立人像，具下裳，两足并立，天衣下垂，上身残缺。右画一高台座，上画一佛坐像交足，身着衣覆盖两膝，用双黑线描写衣纹，上部残。右边露出身光，全像肉体均用黑线勾描轮廓，再用紫线重勾，然后用绛色渲染阴影。线纹亦刚劲有力，尚有犍陀罗风俗，但人面型及台座装饰，仍为西域式作风；台座上之鱼鳞纹及方格纹棹幔；台座两边之图案作斗木共及旋纹柱式。为7世纪前后之作品。
6.天部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甬壁。高34.5厘米，宽14.7厘米。人面用淡墨笔勾勒，面向左，头上出一兽头，亦用淡墨线勾勒，头亦向左。头上另出用墨线勾勒类似龙头，向下作噬状。人面下作椭圆形躯干，不具手足。腹部用双紫线作条纹，中勾墨线，呈鳞纹，自项至尾，满涂蓝色。像左边尚存类似光圈残迹，右边亦有类似光
圈痕迹。
7.大头羊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12件，此列2件。
（1）高22.2厘米，宽17.7厘米。立势，头身向右。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2）高20.6厘米，宽29.7厘米，奔跑势，向左。亦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8.木版画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共2件。
（1）高42.6厘米，上宽4.2厘米，下宽3.6厘米，厚0.5厘米。原为一木板上彩画佛像，现仪存一部分。头光、背光右边部分尚可看出。头光作囫囵形。背光颜色为红、绿、蓝、白、黑5种。右手下垂，掌心向内，5指伸出。指下立一童子，多已剥蚀，佛像残缺不全，右腿部尚可看出。全画用墨线勾勒轮廓和衣纹，再填色，线条刚劲有力。手膀及掌渲染赭红色，表示凹凸画。像上及背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词。为7至8世纪遗物。
（2）高17厘米，上宽2.7厘米，下宽1.4厘米，厚0.6厘米。为残破木版画片，其上用黑、红、蓝色彩绘，残缺过甚。
9.洞壁刻故事画拓本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组第2洞东壁。高34.3厘米，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跪坐，屹然不动，姿态生动活泼。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
10.洞壁刻走马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组35洞（第43窟）。均用木具或金属具在墙壁上刻画人马像，涂绘满壁。有人骑在马上手执旗帜，或横右竖，亦有人立马背者，倒顺不一；或作走势，或作奔腾，或尾随一马驹、犬，紧凑热烈，为游牧民族走马娱乐图。图上边为毡房，顶侧透出一曲线纹，所有人马围绕此毡房左右，其下有2字，为汉字“番庭”省写。
11.石刻兽形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亦狭克沟洞中，共3件，均刻在洞中石壁上。
12.粉绘护法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3.粉绘比丘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4.莲花纹图案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边小龛。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5.彩塑花
1982年3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三）文书、经文类
1.文书
（1）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18窟洞中掘出一汉文书残牒。残牒长14.2厘米，宽11.4厘米，上书两行字：“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旋被问依”。
（2）1928年12月，黄文弼从克孜尔石窟第105窟（今编号）中发掘汉文文书残纸2件，一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另一纸，上书：“□□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
（3）婆罗谜字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第98窟，其意待释读。
（4）龟兹文书纸片。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45窟，文字待释读。
（5）龟兹语文书。纸质色灰白，粘在沙土块上，长约10厘米，宽约6厘米，横行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较工整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1989年编号）。
（6）化缘簿。簿中记有龟兹6个国王的名号，其中2个见于《新唐书》，于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在位；托提卡于隋朝时期在位。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7窟。
2.经文
（1）《十诵律》梵文残页。左边已残去多半，仅剩右边一部分，上有6行断续不接的文字。残页系用印度之婆罗谜字母斜体（亦称婆罗谜中亚斜体，最初被人称为笈多斜体）书写。内容为梵文《一切有部律》中的残片，即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中第五诵“迦那衣法”的半页。约于1978年前后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2）贝叶经。梵文墨书于贝叶之上横行，字迹清晰，叶色暗黄。出土时糅杂于积土中，剥落后皆成碎片。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贝叶经。树叶残片，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一面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3.木简残件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长24.7厘米，上宽6.4厘米，下宽4厘米，厚0.5厘米。中心穿一小孔，以系绳索。一面书民族古文字，一面为空白，原断为数块，现胶合为一。
（2）长8.1厘米，宽6.4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残缺甚多。
（3）长18.3厘米，上宽11厘米，下宽7.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为一。
（4）长18.3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
为一。
1-4为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4洞中掘出。
（5）木简。板条状，长约24.5厘米，宽约3.5厘米，厚约1.1厘米。正反面各有婆罗谜文墨书两行，两侧各有墨书一行。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木简。胡杨木质，两面刨平，残长约31厘米，宽约11厘米，厚约0.9厘米。一端断失。正面用婆罗谜文墨书龟兹语7行；背面墨书4行，字迹清楚（另有5件）。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四）钱币类
1.大历元宝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1928年12月9日，黄文弼于克孜尔石窟第36窟发现小铜钱2枚。
（2）1961年在克孜尔石窟第98窟发现1枚。
（3）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1窟发现1枚。现收藏新1窟发现的古钱币共有6枚。
2.五铢钱
铜铸，锈甚，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约0.9厘米，厚约0.15厘米。共3枚，仅一枚“X”字清楚，“铢”字隐约可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龟兹小钱
1989年5月，先后从克孜尔石窟5个洞窟中出土一批龟兹小钱。
第51窟出土龟兹小钱：铜铸，脱落后4枚连为一体，尚不曾使用。钱为圆形方孔，无廓，径约1.2厘米，孔0.5厘米，厚约0.1厘米。
89-3窟出土龟兹小钱：共3枚，铜铸，锈基，圆形方孔，无字。一枚径约1.4厘米，孔约0.5厘米，厚约0.1厘米；另两枚有外廓，径约1.8厘米，孔约0.6厘米，厚0.1厘米。
89-6窟出土龟兹钱币：铜质，模铸，圆形方孔，无廓、无字。径2.3厘米，孔0.9厘米、厚0.1厘米，此币一枚。另一枚与此大同，仅直径比此枚略大0.3厘米。
89-8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制，方孔圆圜，无廓无字，径约2.3厘米，厚约0.1厘米，孔0.9厘米。
89-10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圜形，孔方，无内外廓，无字。径2厘米，孔0.9厘米，厚约0.1厘米。
（五）织物类
1.丝织品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丝织残片。长17厘米，宽24厘米。朱红色，无花纹。左边缘尚有一白线头。
（2）丝织碎片。长约5厘米，宽约2.5厘米。浅蓝色，平纹，每平方厘米有纬线约25根，经线约70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丝织碎片。共3块。其中一块土黄色，平纹，质轻薄，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2根，经线约40根。另外两碎片，平纹，一为赭色，一为红色。此碎片太小，难以明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4）丝织碎片。共8件，明辨4件：①色绿，有印花，斜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30根，经线约30根；②色草绿，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45根，经线约70根；③色红，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60根；④色绿，本色提花，图案为〓式，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80根。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棉织品
色白泛黄，约3×10厘米，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10根，经线约25根。此为一块碎片。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均衣饰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1）袋状衣饰残片。长14.5厘米，宽6.8厘米，口径3.2厘米。米色细绢，现存一面，另一面仅存缝纫痕迹及一部分绢片。颜色较黄，口缘镶0.5厘米之青绸，边有一丝线系之，线头尚存，或是领缘，或是衿袴之残片。
（2）方块青白丝织衣饰残片。带形，外镶有1.5厘米之边缘。左为青绸，长22厘米；右为白绸，长23厘米，中间为白绸方块，长10厘米，宽10.5厘米。上有紫色绸遗存痕迹，下有与中间同样白绸痕迹或为僧衣残片，由3样不同色之方块丝绸缀合交错而成。
（3）丝织长条形残片。长17厘米，宽6厘米。黄、青、红、紫4种不同方块绸料补缀而成带形。青、红、黄3块长约3.5厘米，宽约5.4厘米，上为黄绸之残，下为紫色，无接缝，其右边仍出黄绸，似为袈裟残片，一说为帷幔飘带残片。
（4）方块红绸残片，共2件：长7厘米，宽7.5厘米。中为红色绸，边缘及线缝中尚有紫绢及黄绢碎片；长5.5厘米，下宽5.7厘米。红绸残片，缝线尚存。
（5）方块提花回纹红绸残片。长5.5厘米，宽6.2厘米，上下拼接用浅黄绸，左右边缝线尚存。
（6）方块素绢残片。长8厘米，宽6.5厘米，下为方形浅黄绸，长4.5厘米，上接一三角形紫黄绸，长3.5厘米，缝线尚存。
（7）提花菱纹绸残片。长7厘米，宽16厘米。为提花菱纹绿绸残片，边缘尚存浅黄绸残片，接线尚存。
（8）带形绢片。长12.5厘米，宽3.3厘米。由不同色绸块拼凑成带形：上为素绢成米色，下接朱红绸方块，边缘尚存朱红绸残片，接下者又为素绢，质色与上块相同，相间拼缀为彩。下接两条残巾，左为长6厘米之紫绸，右为长4.5厘米之白绸，但残破已甚。
（9）印花残织。长5.6厘米，宽4.7厘米。方块绢残片，上印白色花朵两处，左右均有拼接线缝，上部尚存拼接黄绸残片。
（10）提花谷纹黄绸残片，共2件，长2厘米，宽4.4厘米。均为黄绸上提谷纹。两块大略相同，质色花纹亦一致，似为衣裤残片。
（11）衣饰缝纫残片。右边接缝残片为紫色绸，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甚残破。左边接缝残片为浅黄绸，大部分已残，中间宽约4厘米，长11.5厘米。紫色绸之中脊线，缝纫痕迹尚存，在中线两边尚可见红绸与紫绸残片。
4.毛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长11厘米，宽10厘米。以麻布作底，上突起以毛绒组成之花纹，多已脱落，仅存蓝、红两色毛绒残迹。
5.麻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黑地印花残片，长26厘米，宽30厘米。麻质、黑地，上印若干白色花朵及枝叶，错杂成纹，两面相向。
6.织锦残片
共5件，出土于克孜尔石窟。皆属锦头，其花纹体系，1、2与中原内地古锦相似。颜色鲜艳，织纹工巧。
（1）绛地双鱼纹锦残片。三角形，两边长5.6厘米，底边长4.4厘米。紫绛色地，中间组成团状花，用蓝色作底，用红黄二色组成双鱼纹，与另一团状花交映成彩。
（2）绀地云纹锦残片。长方形，长1.8厘米，宽5厘米。以淡黄线作地，与蓝红线交织成黄金色，再透出蓝黄色云纹。上接缝长1厘米，宽5厘米之绛地白花锦。
（3）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12厘米，宽3.4厘米。原为一带式，现断为两截。以黄红线交织作地，中透出皂绿色双重波状纹。
（4）为一小零片。
（5）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3.4厘米，宽3.2厘米。一边缝纫线头尚存。
（六）其他类
1.金属制品
（1）金箔。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1窟。
（2）镏金耳环。1只，出自克孜尔石窟墓葬区（今锅炉房后）。
（3）铜饰。①铜片模压，无纹饰，圆形如锅状，径约3.9厘米，厚约0.3厘米。沿侧对称有两穿孔，径约0.1厘米。89-2窟出土。②薄铜片裁剪，色绿，状如蝌蚪，一面涂的金粉已剥落。头部尺寸为8.5×3.5×0.1厘米。通体有5个穿孔，当是缀线之用。89-3窟出土。③青铜质模压制，无纹饰，圆形，如斗笠状，径3.5厘米，厚0.15厘米。乳突中心有穿孔，径约0.3厘米。89-6窟出土。④青铜箔模压制，方形但4角圆钝，宽约2厘米，厚约0.2厘米，偏心有一圆圈，内有两穿孔，圈外压以凸线，构成一绽开状莲花图案。
89-6窟出土。以上均为1989年5月掘出。
（4）铜带扣。铜铸，色绿，方形，2.6×2.4×0.4厘米，一侧有长方孔，孔长约1.6厘米，宽约0.7厘米。一侧有两乳钉，径约0.3厘米，高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5）铜釜。青铜质，模铸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垂腹，圜底，平沿略加厚，带流口，于流口右侧有銎可安柄。釜底有烟炱。通高约12厘米，径约17厘米，沿厚约0.5厘米，底厚约0.3厘米，流口长约2厘米，宽约2.5厘米，銎长约11.5厘米，孔径约3.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6）铜匕。青铜质，模铸制，柄上一面隐约有花纹。共2件，形制与规格相同。一端为勺，一端为铲。通长约20厘米，勺长约7厘米，面宽约5厘米。铲长约6.5厘米，铲口宽约4.5厘米，柄长约7.5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铜手镯。铜制，为扁铜条弯成，径约5.5厘米，宽约0.6厘米，厚约0.4厘米。戴于尸骨之左腕上。通体绿锈，无纹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铜盂。口沿残片。铜铸，色绿，圆形，敛口垂腹。口径约5厘米，胎厚约0.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9）铁锥。克孜尔石窟第100窟出土。
（10）铁釜。铸制，敛口弧腹，口径约26厘米。锈蚀严重，碎不能复，但见口、双环耳及三圆柱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2窟。
（11）铁器残件。共5件。铸铁，色赭，通体龟裂，锈蚀严重，可辨出钉、杵等。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12）铁块残件。共6件，生铁，锈蚀严重，不辨器形，色赭，柱状物，似凿窟工具。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13）铁钎。共2件。色褐，通体有锈。其中一件呈扁圆形，残长13厘米，粗2～3厘米，尖断失，尾部略见卷曲，似凿窟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铁釜。模铸，无纹饰。圆形，敛口，鼓腹，圜底。双銴耳相对横置于腹上部，三柱足立于釜底，其形如鼎。通高约25厘米，柱足高约14厘米，径约4厘米，口径约26厘米，腹深约15厘米。釜底有烟炱。碎块锈结，难于复原。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1990年自治区考古所又清理出的另一件铁釜，与此形制相同。
（15）铁矢。模铸制，通长6.2厘米，镞长5.3厘米，翼宽3.1厘米，铤断失，断面圆。锈蚀较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6）匕首。铁锻制，尖叶状，双刃，刃尖微残，柄断失，残长约13.8厘米，刃宽约2～5厘米，脊厚约0.8厘米。锈蚀严重，分层剥落。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铁钉。铁锻制，1.2厘米的方铁条折成双股合一锻成，尖锐如锥，尾呈半圆，中间有隙。长约13.4厘米。锈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8）铁环。生铁模铸，略残。径约7.5厘米，环粗约1.5厘米。锈蚀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铁凿。锻制，圆柱形，残长约10.5厘米，粗约2.5厘米。尖部断失，尾部有銎，銎孔径约1.7厘米。锈渣填塞，深不可测。1989年5月，出处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玉石制品
（1）玉饰。磨制，正面略弧，背面平，形如蚕豆瓣，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2厘米，色白，晶莹剔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砺石。①长条形，一面平整细腻，色青灰，无纹饰。尺寸为10×5×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②扁圆形，色青灰，质细腻坚硬。尺寸约为13.5×12×3.5厘米。两面均光滑，似为打磨壁面涂层或研磨颜料的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颜料磨板石制。1980年11月16日出于克孜尔石窟第19窟灶外壁。
（4）石磨盘。①原为圆形。径约50厘米，厚约2厘米，残存下扇部分。沉积砂岩质，色青灰，中心有圆坑，周凿以辐辏式齿槽。磨损严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2圆片形，以沉积砂岩凿制，上下两扇，径约55厘米，厚约1～3厘米，磨心孔径约4厘米。上扇磨心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填料孔，边之一侧有两个挽绳孔。磨齿呈辐射状，磨损较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③直径约60厘米，厚约10厘米，约为5至6世纪用品。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
（5）石雕。片石半浮雕残块，似为人体下肢部分。石质细腻坚硬，色青。残存13×12×3厘米。正面雕像线条细腻光洁，流畅自然，经过精心琢磨。背面不甚平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6）石球。天然卵石，球形，径约7.5厘米，一面有敲砸痕。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石饰。磨制，扁平，状如蝙蝠，色白，不透明。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3.玻璃制品
（1）克孜尔石窟第4窟前出土，约为4世纪左右用品。
（2）玻璃片。2件。一为淡蓝色平板状碎片，厚约0.7厘米，内含气泡，透明度差，另一为淡绿色碎片，弧状，厚约0.15厘米，内有气泡，但透明度与光洁度较好，似为一器皿残片。两件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3）料珠。玻璃质，色蓝，透明，无纹饰，扁圆形，中心有穿孔，径约0.5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4.畜骨制品
（1）骰子：畜骨磨制，规整光洁。尺寸为1×0.8×0.8厘米。面阴刻圆圈，圈中心刺点。六面各刻有点，1对6、2对5、3对4。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2）角料。鹿角，中空，截面齐，面凹凸不平。长约8.4厘米，径约4.4厘米，厚约0.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5.木制品
（1）绘花木板。半残，长约11.4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0.8厘米。木板一面平，一面边斜有刻线，中间墨绘卷草纹图案，填以粉色，尾翘起，涂有桔黄色，可插入其他木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2）雕花木栏。胡杨木板，镂雕卷草纺图案，残朽，残长约40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榫，可插入框之卯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3）木雕饰。胡杨木质，朽残，一面为半浮雕卷草花纹，并涂以粉红色颜料。一端有短榫，可嵌入其他木件中。通长约26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4）木栉。长约7.3厘米，宽约5.8厘米，最厚处0.8厘米，齿长4.2厘米。硬木手制，木质细腻，色赭。背弧如鱼脊，50齿排列整齐、疏密有序。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5）木绳。细柳枝拧制，色浅褐，双股，粗约2厘米。每股有柳枝8～14根，每根粗约0.1～0.3厘米。结构疏松。出土时系于木棍上。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6）绳扼。①榆树叉削成，呈V形，两端有刻槽可系绳，叉间有使用时磨损的痕迹。似为驾车骖马腹侧之绳兜。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与①相同，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与①同，遍体有蛀眼，出自89-10窟。
（7）户枢。①似为沙枣木斫制，栗色无纹饰。中间束腰，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一端有圆孔可插门轴。轴孔已偏心，径约6.5厘米。户枢尺寸为24×13.4×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似为榆木斫制，质较硬，长约23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4厘米，门轴孔径约7厘米，轴心已磨损。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①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约28.8厘米，径约4.6厘米，两端有榫，可插入横栏的卯中。木已腐朽，色不明。共3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②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14.4厘米，径约5厘米。顶部弧圆，底平有榫出，扁平，可插入横栏的卯中。颈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凸以上及底座部染以红色、腹部涂以石青色（非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③胡杨木镟制，圆柱状，残。通长约13厘米，径约5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9）木杵头。镟制，实心圆球形，似罐状鼓腹，平底足，高2.5厘米，腹径2.2厘米，头部扦断失。出自89-6窟。
（10）髹漆木片。现存一半，圆形中心有穿孔，原直径约6.5厘米，原约0.3厘米，孔径约3.5厘米。出土时两面髹黑漆，但顷刻间剥落殆尽。漆皮厚约0.05厘米，木片似松木。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1）木锁。沙枣木制，外呈筒状，有底盖。通长约35厘米，径约17厘米。锁舌长约26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6厘米。锁舌略呈“T”形卧于锁壳中，舌面有槽，背有两个方形梢孔，梢孔中间钻有圆眼，可入钥。当锁舌伸出时，藏于锁壳的两个方形梢钉便起入锁舌之方孔内，即起锁的作用。开启时由锁壳一端插入钥，从锁舌槽内圆眼中顶落梢钉，锁舌即可拉入锁壳内。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2）徽章。木质，色黑褐，圆形，径约4.7厘米，厚约0.4～1.4厘米。正面平，阴刻一振翅欲飞的雁，胸前刻一槽，雁背上方刻6角星。背面弧，有钮，钮有穿孔。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3）木枋。残长约157厘米，宽约14厘米，厚约11厘米。胡杨木。正面凿刻方孔、三角、长条、半圆等几何图线。正面见卯孔4个，孔距40厘米，孔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深约6厘米，侧面有通卯3个榫头断于孔，孔距约60厘米，孔宽约2.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木桶。①胡杨树原木剜成，圆柱形，内空，嵌木板底，通高约42厘米，周长约96厘米，厚约1.2厘米。口沿外侧有銴，两相对称。出土时桶内套有一小桶，似为储水器，或制奶酪用具。共3件，形制同，仅大小有差。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树干剜成，圆柱形，内壁较光洁，底为木板拼对嵌入。高约76厘米，周长约122厘米，壁厚约2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5）木圈。以薄板鞣制，状如腰带，长约126厘米，宽约5.5厘米，厚约0.6厘米。板带中间钻有一圈小圆孔，孔距约5～7厘米不等，孔径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6）木砧板。①胡杨木刨制，残存半片，状似半圆，长约56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3厘米。板中间侧面有两木榫伸出，当与另一片接卯。两面均有纵横交错的刀斫痕，一面有火烧燎过的焦黑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木板，通长约53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手柄，柄长约7厘米，宽约6厘米。砧板两面背平，一面刀痕累累，中间不见有拼接缝，系一原木剖制而成。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17）刀柄。木质，手制，无纹饰，基本完整，扁长条形，长约19厘米，宽约4.7厘米，厚约3.2厘米，一端平齐，中间开豁口可嵌住刀片，并有3个梢孔，可插入梢钉。豁口深约5.4厘米，宽约1.4厘米。刀柄光滑，尾端椭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8）木凳。胡杨木质，俯视如令牌状。通长约83厘米，一端平齐，宽约14厘米；一端呈尖状。最宽处约21厘米，板厚约2.5厘米。面平，有斫痕，钻有3个穿孔。背有两凸，斜坡形，凿有4个卯眼，可安足。残存一足，镟成杯状，高约11厘米，径约5厘米。足上端有榫可插入卯孔，下端平，显见磨损迹象。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木门扇。由4块木板拼对成，板间有穿条，木板质地较硬，似为榆木。一边木板上下有门轴，一边木板安有铁吊扣，吊扣锈并稀薄。门扇高约131厘米，宽约65厘米，厚约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0）木勺。胡杨木剜成，勺呈半球状，柄为长条形，虫柱眼甚多。通长约57厘米，
勺径约13.5厘米，高约7厘米，柄长约44厘米，宽约5厘米，厚约2.5厘米。另一件柄残。均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1）木碗。桑木剜斫，半成品，呈半球状，直口平沿，圜底。为粗加工碗坯。径约16厘米，高约7厘米，厚约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2）木钵。胡杨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微侈、斜沿、浅腹圜底。被火烧残。径约20厘米，高约6厘米，沿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3）木盆。桑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折沿，直腹、平底。径约33厘米，高约12厘米，底径约21.5厘米，沿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4）角形器。木质，色黑褐，长约7.4厘米，宽约1.8厘米，厚约1厘米。两头尖如牛角，微上翘，中间有卡口，宽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25）鞋楦。桑木斫制，状若牛舌，色黄褐。前尖后圆，鼻梁平。通长约28厘米、前掌宽约9厘米、后跟宽约5.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上述木制品出土时间均为1989年5月。
6.陶制品
（1）釉砖。①残，原为方形。厚约4厘米，类砂红陶，表面施绿釉。1989年5月，出自89-2窟。②共有不同个体的5块，均残，厚约3～5厘米不等。类砂红陶，模制。一面施低温绿釉，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2）釉陶钵。口沿残片，敞口圆唇。浅腹底，胎为泥质红陶，厚约0.7厘米。轮制，施玻璃釉，晶莹光泽，杂有气泡。釉色黄绿相间，光彩斑斓。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釉陶杯。泥质红陶，手制。高约16厘米，口径约13.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1厘米。器呈喇叭形、敞口、平沿、敛腹，底以下残，可辨圈足迹象。表面不甚光整，施绿蓝，杂有灰蓝色。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4）双耳釉陶钵。泥质红陶，轮制，通体施绿釉。釉色斑驳，有气泡和毛刺。圆形，直口平沿，浅鼓腹，平底，环耳安于腹，两相对称。高约10厘米，口径约14厘米，底径约9.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5）三耳釉陶罐。泥质红陶施绿釉，手制，肩以上及三耳残失，现通高约3.4厘米，腹径3.4厘米，底径1.4厘米，胎厚约0.4厘米。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留有三耳的痕迹，三点呈三角相对。釉色斑驳，杂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陶罐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口径约7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短领、鼓腹，颈根部一周锥刺三角点，肩部刻划几何纹，似变形莲瓣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残存腹及底，高约20厘米，底径约13厘米，胎厚约0.8厘米。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鼓腹平底，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残存口颈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浅色陶衣，无纹饰。口径19厘米，胎厚1.2厘米，敞口束颈，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共3件，形制同，大小有别。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肩腹。泥质红陶，轮制。胎厚0.7厘米。鼓腹，耳残失，耳根部堆塑牛首。通体刻划花纹，上部为变形莲花瓣纹，隔一道弧纹，再饰以绳纹（或水波纹），又饰一道弦纹，其下是二方连续的缠枝莲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敞口圆唇短颈，鼓腹，口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残存底及部分腹部，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平底。底径约9厘米，厚约0.8厘米，腹下部有几个墨书婆罗谜字母。墨未于时便被抹得模糊不清。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敞口，唇凸起，内壁刻划莲花瓣状几何纹。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微凸，短领溜肩，鼓腹，平底，条形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高约32厘米，口径约15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0.8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8.5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件。泥质红陶，杂有细沙，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口微侈，圆唇，束颈，溜肩。口径约9厘米，胎厚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9窟。
牛首陶罐耳。残，泥质红陶，手制，耳下端堆塑牛首。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泥质红陶，轮制，敷浅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唇凹起，沿外翻，有束线一道。领较高，斜肩鼓腹，平底，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通高约39厘米，口径约18厘米，腹径约27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单耳罐。口沿残片，耳残失，泥质红陶，轮制。口径约8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平沿、短颈、斜肩。颈部有刻划的三道弦纹；肩部锥刺一圈联珠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残存口颈及耳部，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敞口，沿外斜，尖唇，高领溜肩，单条耳竖置于口肩部。颈肩部有凸线一道。口径13厘米，胎厚约0.9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上述陶罐均于1989年5月出土。
陶罐，黄文弼发掘，克孜尔石窟墓葬区出土，约为5至6世纪用品。
（7）骨灰罐。克孜尔石窟第17窟前出土，约为7至8世纪用品。
（8）陶瓮
泥质红陶，轮制，敞口短领，口沿外卷，有唇线一道，溜肩鼓腹，平底。敷土红色陶衣，烧成温度较高。通高约38厘米，口径约20厘米，腹径约40厘米，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0.6～1厘米。出土于火塘旁，似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直口，平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通高约42厘米，口径约24厘米，腹径约41厘米，底径约18厘米，胎厚约1.2厘米。掘于灶边，半埋土中，当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口沿残片，夹细砂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直口、平沿，沿外略凸出，短颈，束颈，溜肩，下残失。口径约27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侈口，卷沿，无领，弧腹。口径约42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9）陶钵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成形后又用刀刮削过。敞口平沿，内外敷淡豆绿色陶衣，无纹饰。残缺较甚，不知有无耳。口径23厘米，胎厚0.7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圆唇，平底。内壁有烧痕。口径18厘米，底径10厘米，高约11厘米，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敷陶衣。直口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敛，尖唇，浅腹斜收。口径约23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无纹饰。敛口、尖唇、口内壁有轮线一道。腹斜收，下残失。口径约28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轮制，表面较粗糙，圆形，直口微敛，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26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见烟炱，似为灯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单耳陶钵。残存耳及部分口沿。泥质红陶，轮制（耳手制）。素面敷浅豆绿色陶衣，直口微敛、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9厘米。出自89-8窟。上述各个陶钵均于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出土。
（10）陶盆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侈，平沿卷唇，唇沿留有轮线，浅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5厘米，胎厚约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3厘米，胎厚约1.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敷陶衣，轮制。直口，平沿，边宽如盘，唇间有束线一道。口径约26厘米，沿厚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1）陶盏
残，泥质红陶，手制，拙笨不规则，无纹饰，敞口圆唇，浅腹圜底。口径约14厘米，胎厚约1.2厘米。口沿内侧有烟炱，似当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手制，无纹饰，敞口，浅腹，圜底。口径约6厘米，高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有烟炱。似为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手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不甚平整，敞口，平沿，浅腹，底残失。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2）陶甑。①残，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无纹饰，圆形，直口平沿，直腹平底，底有标孔。高约21厘米，口径约37厘米，底径约24厘米，胎厚约1.3厘米，标孔径约2厘米，排列不甚规则。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②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3）陶壶。残存腹及底部分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
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4）壶嘴。泥质红陶，手制，敷浅色陶衣。圆柱状，微弯如羊颈，端部堆塑盘角羊头，栩栩如生，流为羊口，水可从口中流出。仅存壶嘴和颈部。长约6厘米，径约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5）陶熏炉。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轮制后再加工，外壁敷土红色陶衣，内壁抹光，敞口、尖唇、颈内壁有沿凸出，似重孔的残迹。口径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6）纺轮。①泥质红陶，轮制，圆形，底平有弦纹4道。面弧无纹饰，直径约4厘米，厚约0.3厘米，中心穿孔约0.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圆形，平底弧面，中心有穿孔。径约4.2厘米，厚约2厘米，孔径约0.8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面弧，底平，中心有穿孔。径约2.9厘米，厚约1.5厘米，孔径约0.7厘米。形不甚规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④泥质红陶，陶器片磨制，圆片状，中心有穿孔无纹饰。径约2厘米，厚约0.7厘米，孔径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陶豆。①残存柱足部，泥质红陶，手制，色土红，圆柱形茎，高圈足。足部有两道堆塑的绳纹和一道凹凸的水波纹。残高约12.5厘米，径约9.7厘米，胎厚1.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为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联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③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手制，敞口圆唇，浅腹，内壁有烟炱。外壁刻划双线三角纹，不甚规则。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0.9厘米。此物似为灯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④泥质红陶，手制，盘为敞口折沿，浅腹，外壁口沿部如齿状凹凸，次为模印二方连续阳纹卷草图案，再次为模印水波纹。豆颈为圆柱形，无纹饰。豆座为高圈足宽边底，底上部为模印阳纹莲瓣纹饰，下部为手捏的圆坑，边沿微卷。通高约16厘米，口径约17厘米，底径约11厘米，沿厚约0.9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18）石膏料。天然石料，两面切割成平面，可见锯痕，色白。余面为原状，如钟乳石，石质较疏松，用指甲即可抠下白色粉末。体积为21厘米×16厘米×1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六、其他出土文物
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一只黄釉瓷扁壶上，刻绘了一组乐舞图像，乐舞人均是西域平民的形象。中间一位男舞者，立于莲花座上，左肩稍耸，右臂抬举，足部在踏节应舞。伴奏者有四人，分别弹五弦、吹笛、击钹和鼓掌，此正是龟兹乐舞的缩影。河北响堂山北齐时代的石刻造像上有一位弹五弦琵琶的伎人形象，其五弦琵琶的形制与龟兹壁画完全相符。
一、古老的石器
在大约1万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阿克苏地区，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生活。他们使用一种打制石器，在敲打下来的石片上，选择尖锐的一端，稍稍修整，就当工具使用，在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阿克苏市东部高台地石器遗址及喀拉玉尔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有石球、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等石器工具。
喀拉玉尔滚新石器遗址 位于温宿县城东60千米的农一师五团，地处东经80°47′，°45″20″北纬4122′，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在4.5米的洪积层下出土石器、陶器、兽骨、青铜环被考古学家确定为汉代以前的文化遗存。石器大都是用大小不同的天然砾石制成，陶器色灰黑、质粗、蓝纹。
1964年12月，自治区考古所在遗址上进行发掘，出土器物有陶器碎片、磨制石器、骨链、青铜环等。经考古专家研究确定为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2500余年。
1980年在遗址发现25厘米方砖砌成的古墓，砖缝为金属液灌制，随着葬器物的被盗，遗有玉珠空心金耳环一枚。
柯坪细石器遗址 位于柯坪县城西南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在乌旦库勒泉水与苏贝希河汇合处的三角洲界地的地表。地高3～5米，地表为野草和沙丘所覆盖。地下发现大量细石器，采集标本300多件。有细石片、小石叶、刮削器等。石质主要为绿色硅质岩、燧石。
哈拉墩遗址 位于库车县新城西，乌（鲁木齐）—喀（什）公路南侧。为青铜器时期至唐代遗址。地面是一座用土坯垒砌，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墩，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文化层深约2米。曾出土一批文物，其中属青铜器时代的石器有石镰、磨石、石钻、石纺轮等；骨器有骨锥、骨针、骨笛、骨簇、骨装饰品等；陶器有陶杯、陶盆、陶缸、陶碗等。属唐代的有陶器、铜器、铁器等。墩北出土大陶缸33个。
二、发达的古代冶炼业
在汉代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各地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金属工具，且数量不多。汉武帝之后，西域各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加强，内地先进的冶炼技术传入龟兹地区，龟兹开始利用北部山中丰富的铁矿及煤炭来冶铁，其铸造的铁制工具可满足西域36国之用。
汉、唐时期，由于龟兹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作为中央王朝政府统治西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东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及生产技术不断传入龟兹，使龟兹地区逐渐成为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龟兹地区利用本地富有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冶炼业，不但铸造兵器和生产工具，还仿制中原汉五铢钱体制，在龟兹本地铸造了流通于龟兹地区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唐代大历、建中年间，更仿唐代的纪年钱体制，在龟兹当地铸造了唐代的“大历”、“建中”及“元”字、“中”字年号钱。
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发现的众多冶炼遗址中，大多分布在天山南麓矿产资源富集的库车与拜城西北部山前沟谷和河流两岸的地域内。龟兹地区最早的冶炼遗址是库车县北部铜厂河（库车河）北岸的阿艾冶铁遗址，为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汉代冶铁遗址。沿库车河谷一线地域内分布有大大小小的冶炼遗址达8处。既有冶铁遗址，也有冶铜遗址，多数是汉代所建。在遗址中出土了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
阿艾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山前，东西向分布，遗址中可见有废弃的汉代冶炼炉数座。遗址中出土的有陶质吹风管，炼铁渣、小坩锅、铁矿石等。在距地表约20厘米处曾出土有一件灰陶质三耳罐，从器物形制看为典型的汉代遗物。同时在遗址上出土的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汉代内地的“霸陵过氏瓴”形制相同。
可可沙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城北47千米处，距阿艾乡苏布依村东南500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130米。遍地皆为墨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3米之高。遗址西有土坯结构的半个圆形窑址。出土有石头、石膏片等，并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
提克里克冶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为汉代冶铜遗址。遗址分布范围约2平方千米，在遗址内随处可见有废弃的铜矿石及炼渣。在遗址中出土有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同时还出土有汉代的“五铢”钱。
克孜力亚炼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乡康村北的克孜力亚地方，为唐代炼铜遗址。遗址东西宽100米，南北长约300米，地面堆积有炼渣及炉管等，有些地方厚达3～4米，出土有少量陶片和石磨残片散布。
三、多彩的古代货币
新疆从公元前60年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各民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种特点反映到货币上，更加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行使的有效管辖。
早在远古时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在古代墓葬中，曾出土3000年前的若干海贝，说明了从那时起新疆与内地就有了货物、贸易等密切联系，文化经济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统一于中国，丝绸，之路畅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流通。这种五铢钱在新疆的分布范围最广，发现的数量也最多，在西汉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一特点在阿克苏地区境内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代遗址中表现很明显，说明了自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以来，汉代及其后各代王朝的货币就在新疆各地广泛地使用，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龟兹地处天山南部要冲，是古代西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仿汉五铢钱铸造地方钱币。龟兹地方的铸币和流通，《北史》、《魏书》、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南宋的《泉志》等史籍、钱谱等都有记载和收录。民国17年，黄文弼在库车等地掘出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和货泉等钱币。1958年，黄文弼在库车掘出五铢钱。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在第89-3窟掘出3枚五铢钱，铜铸，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径0.9厘米，厚约0.15厘米。近年来，在阿克苏地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龟兹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数量巨大的由古代龟兹地区自己铸造并通行于这一区域内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及内涵之丰富是西域其他地区所不能比的。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径寸二分，重十二铢。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汉龟二体五铢钱 是龟兹地区所铸，为铜币。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止铸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这种铜钱仿中原自汉以来五铢称量钱制而铸造，主要在龟兹地区流通。铸有汉文和龟兹文，外部圆内方孔、狭缘（边窄）、广穿（中间方孔大）、薄肉（不厚实），外径13～22毫米，孔径5～8毫米，厚度1～1.5毫米，重0.9～2克。有汉文篆书“五铢”和龟兹文“3O”。据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识读，“3”表示“五十，“”O”应相当于中原的“累”，十累含一铢，“3O”即五十累，就是五铢之意。这种源于印度婆罗迷字母斜体的龟兹文，在3世纪为龟兹人所用。在古代龟兹地域范围内，汉龟二体钱在轮台县的阔纳协海尔古城曾一次出土200余枚，在库车县东南墩买里买契特高台曾一次出土窖藏汉龟二体钱10076枚。在新和县托浦古城、兰合曼古城、玉尔贡古城中均有出土。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时，在距地表2.8～3米的深处，发现近百枚锈蚀粘连的五铢钱，直径2.0～2.5厘米，厚0.05～0.1厘米。此种钱铸造精良，文字规整，钱形规范，说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货币铸造技术已经高度发达。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即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龟兹小铜钱 由龟兹本地铸造，通行于龟兹地区，两面均无文字，薄而小，外形不甚工整，红铜为质，基本保持外圆内方形制。外径12～19毫米，孔径5～9毫米，厚2.2毫米左右，重0.4～1.2克。这种钱与晋、宋时代的“小五铢”即“剪边五铢”相类似，其铸造和流行时间约5～8世纪。在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曾一次出土龟兹小铜钱200余枚；库车县唐王城出土龟兹小铜钱及剪轮五铢钱6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龟兹小铜钱钱范三块；新和县的额济勒克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玛瑙珠等文物，数量大，分布面积广；在拜城县温巴什铸钱遗址上出土有龟兹小铜钱残碎钱范，有的钱范上还留有未取尽的残钱体及完整的龟兹小铜钱。在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博斯腾托格拉克遗址、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的克斯勒古城、通古斯巴西、玉尔贡古城，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温宿县的喀依古，柯坪县沙牙提古城、亚依德梯木烽燧等均有龟兹小铜钱出土。它们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廓、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串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串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五铢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铭文，主要在巴楚县、轮台县和库车县的苏巴什、唐王城、哈热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出土。在巴楚县的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此钱钱文甚浅，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因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钱文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径2.1～2.2厘米，串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径1.9～2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径1.7～1.8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径1.4～1.5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唐武德四年（621）实行“废五铢，铸新钱”的币制改革，开铸“开元通宝”，废止自汉以来使用长达700年之久的以记重为主的五铢钱制，首次以“宝”货之名铸于钱文中，开创自唐而始的“宝”货年号钱时期。唐建立后即积极经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唐平定高昌后，在此设立统辖西域军政事务的安西都护府。唐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使龟兹地区成为唐王朝统管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现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开始在龟兹地区流通。在阿克苏地区唐代遗址中出土的唐钱中，唐代的“开元通宝”在库车县的沙衣木米拉夫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唐王城、哈拉墩、博其罕那佛寺遗址、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及森木赛姆石窟，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恰合吐尔烽燧，沙雅县通古斯巴什、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等所有唐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分布面广，数量亦较多。同时在两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和出土有零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中”字、“元”字钱。库车县的哈拉墩遗址和苏巴什遗址及沙衣木米拉夫遗址在文物普查中采集到一枚“建中通宝”，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一枚，森木赛姆石窟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乾元重宝三枚、博斯罕那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乾元重宝”各一枚，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各一枚，同时出土“元”字钱一枚。民国17年（1928）12月，黄文弼在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6室掘出2枚“大历元宝”，系唐代宗大历四年（768）所铸。在大羊达克沁掘出一枚。在库车克里什千佛洞掘出“建中通宝”，在裕勒都斯巴克一带掘出“开元通宝”多枚，苏巴什掘出500余枚“开元通宝”，在库车县附近遗址中掘出“乾元通宝”。1958年，黄，实，文弼在库车喀拉墩晚期古遗址中出土一枚“中”字钱，1961年，克孜尔石窟在第98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一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92年，库车县苏巴什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有“中”、“元”、“大”字钱；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一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总数达3000余枚。根据考古工作者及钱币学者的研究，认为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出土的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元”字钱均由龟兹当地铸造。
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
四、众多的出土文物
（一）库车县主要出土文物
焉耆—龟兹文写本 为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清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人鲍尔从库车附近的古城废墟中盗走。
舍利盒 唐代遗物，盒为木质，身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4个用联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琵琶和1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舍利盒被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昭怙厘古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杨□亨课程残纸 民国17年（1928）8月26日，出土于库木吐拉石窟寺。
残纸长34厘米，宽18厘米，留存下半段，上书汉字两行，新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亨”，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又为汉文“..分课程”□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残纸为元代遗物。
陶范半身佛像 民国17年（1928）8月，于昭怙厘古寺中出土。佛像残缺，仅存头部和胸项少许。长31.7厘米，下宽38.4厘米，厚14.5厘米，深10.5厘米。像面圆美，眉目细长，口小鼻隆，胸项有衣纹，头顶有发饰，因佛像仅有前半部分，故难辨其全貌。
银颇罗 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县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掘得一敞口、圆形、圜底的黑色容器，深3.5厘米，径14厘米，圆底弧面径长17厘米，上沿壁厚0.3厘米，壁厚0.15厘米，重225克。按旧制7.2两，银质，容器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月牙大径2.9厘米，小兔1.8厘米，经考证，为汉代龟兹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为酒具。
石镰刀 1958年出土于哈拉墩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弧形，如扁豆状，刃口磨制，不甚锋利。
陶罐 1958年出土于麻扎甫坦古遗址。罐为夹细砂泥质红陶，施有灰白色陶衣，通高16.5厘米，壁厚0.6厘米，口径与底径大致相同，约为6.3厘米，陶罐平底鼓腹，肩具蚊鼻，有耳3个，耳高1.7厘米，宽2.6厘米。中有一孔，孔径1厘米，颈肩部用连环组成垂帐纹，绕罐一周。陶罐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木雕狮像 1958年出土于大黑汰沁古城，为汉唐时期遗物。狮像为半身侧面，作跪卧状，高7.5厘米。狮目圆睁，张口露齿，唇外翻，狮表涂红白两色，但部分已脱落。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卵石佛像 1985年5月28日，在昭怙厘古寺南20多千米的库车河河床西岸发现。卵石呈椭圆形，长径24厘米，短径19厘米，最大厚度9厘米，下部略大，其上随形构图刻画吉祥佛像，跏趺于莲台。佛像偏袒。右手侧出，掌心向外，拇指曲压手心，施无畏印，左手于胸，手心向上，拇指与食指似掐一布帛，佛像头部下大上小两肉髻，眉音白毫如豆，嘴额已毁，有头光、背光双层光环。佛像左腰际压背光左外环横刻一行藏文，汉译为“华吉祥”华吉祥即《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列35尊佛中的第二十四尊。卵石佛像约为中、，晚唐遗物，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铜鼓 1985年，在东昭怙厘古寺附近山崖一洞中发现。呈复钵状，通高16厘米，面长10厘米，底径24厘米。鼓面有1个钮，下部外表均布4耳。鼓面鼓身有晕圈，多为双弦，胸腰有1单弦。其胸、腰、底部原已多处穿孔损坏，现可见红铜溶后压补之疤，大小共9处。铜鼓铸造的相对年代为魏晋至明代。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古纸
卵石雕吉祥佛 卵石质，佛像雕刻在一块大的卵石面上。佛像刻画细腻，头部梳圆髻，两耳下垂，身后雕有头光，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手持吉祥印。佛像雕刻通体采用浅浮雕（阳刻）。卵石佛像高23.5厘米，宽19厘米，卵石厚约5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石雕香炉 石质，利用整石雕琢，内部中空，香炉雕有四足，外形呈椭圆。香炉外壁浅凸雕有一组六个圆形乳丁纹饰。石雕香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足高2.5厘米。时代为唐代，出土于库车县城内。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二）沙雅县主要出土文物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一行到沙雅考古，曾发掘出土一大批田契、粮契、米状、钱币、木简。民国8年（1919）在央塔克古城曾出土“春湘君”古印一枚，据文献介绍为唐时文物；民国6年（1917）知，县鲁效祖亦在央塔克古城得古瓮一个，亦为唐朝之文物。1958年，在玉什喀特古城（今属新和）出土“汉归义羌长”古印1枚，1980年，在央塔克古城出土古陶缸2个，为唐贞观年间至武周年间的遗物；1988年，在小央塔克协海尔出土三耳陶制彩釉花瓶1个。还曾出土桥纽印，铜质，桥纽，钮高0.9厘米，钮中空。印底座呈方形，边长1.1厘米，铜印通高1.9厘米。印度面分两行阴刻篆文，文字尚未识别。铜印出土于沙雅县且热克协海尔古城中，现藏于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卷草纹陶体范，夹砂灰陶质，钵状物，敞口，模制，底胎厚实。钵范通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6厘米。钵身分三段雕饰有水波纹、卷草纹饰，该钵范应为模制陶器的内范。器物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绿釉三连瓶，泥质黄陶，模制。三个喇叭状瓶口相连于瓶体上，瓶口微向外敞。瓶口径9厘米，瓶体呈扁平状，宽23厘米，高20厘米，瓶体通身施绿釉，身部饰浅浮雕状的缠枝花纹饰。绿釉三连瓶的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小羊达克协尔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
（三）拜城县主要出土文物
龟兹语文木简残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国人伯希和在库车盐水沟附近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发现龟兹文木简。后经法国语言学家列维译出后，认为所书之文字为吐火逻语，即龟兹文。民国17年（1928）黄文弼教授至塔里木盆地考察，于拜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早期窟中发现龟兹语木简4件，经黄文弼分析，木简类同伯希和盗走之木简，是发给商队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木简的出土证明古代拜城曾使用过龟兹语。但该木简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残为可惜，庆幸的是黄文弼先后拍下了照片，后发表于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木简共4件，发现时多碎裂，经黄文弼胶合而成。
大历元宝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大历元宝古币“是在大羊达克沁及拜城克孜尔石窟中掘出”（见该书第六部分，古钱币，图19）。大洋达克沁即现沙雅县英买里乡大洋达克沁古城遗址。大历是唐朝唐代宗的年号。大历元宝在沙雅、拜城均有发现，对于证明克孜尔石窟在唐大历年间香烟未绝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石窟的分期问题，有重要价值。大历元宝大小同清铸之“乾隆通宝”、“光绪通宝”铜币一样，中凿有方孔，紫铜。
杨思礼残牒 民国17年（1928）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发掘，《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未能详细记载掘于何窟何年。残牒质地为唐时所产之公文用纸。长14.2厘米，宽2.4厘米，仅存两行：
绩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残）
阗镇军库被问依..（残）
更问
据黄文弼教授考证，杨思礼残牒是西节度使（后改为安西大都护节度使，节制安西四镇）行军押官杨思礼至于阗镇（四镇之一）为领取军械，“并已办呈报之文书”。
墓葬出土文物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有敞口带流束经加圆腹壶、高流大赛陶器、垂幢纹带流罐、山川文彩陶金等，多岗墓地出土有青铜、铁、石、骨、贝器等。
敞口带流束经圆腹壶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6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造型别致。方唇，大敞口，呈喇叭状，束颈，长而宽的流外伸稍上翘，长条形单而由口沿斜延至肩部。鼓腹，平底。颈部有一圈断续的附加乳顶。现存新疆考古所。
高流大赛陶器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39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口微敞，溜肩，鼓腹，环底，流宽长而上翘。颈的上部为平途的红彩，下为错骨的横三角形文饰。现存新疆考古所。
垂幢纹带流罐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28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粗颈，小平底，短流上翘。现存新疆考古所。
山川文彩陶金 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2.5厘米，口径34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方唇、折沿、鼓腹、环底、单板耳、颈和下腹底部各为一周带状彩。上为二周交错的山形纹，下给三条平行折泉。整个图案既有上下的动感，又有左右重复，极富艺术感染力。现存新疆考古所。
多岗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有300余件，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器形有单耳带流罐、单罐、壶、盆、钵等。大部分为素面陶器，彩陶器饰，有连续三角纹，垂幢纹，菱格棋盘纹，波折纹，字纹，S形纹等；青铜器主要有小刀、针、镞、带钩等；铁器有刀和勺；石器主要有化妆棒、纺轮等；骨器有纺轮、针锥；贝有海贝等。以上出土文物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保存。
1990～2000年文物调查中采集一批代表不同时代的标本文物约200余件，在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环首青铜刀 铜质，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环首直背，刃部锋利，头部尖锐。一件环首残，刀身长19厘米，宽2厘米，刀背厚0.7厘米；另一件刀身长19.5厘米，宽1.5厘米，刀背厚0.7厘米。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带流彩陶罐 夹砂陶，1999年在拜城县亚吐尔乡多岗墓地出土。器物带流，流口宽长上翘，侈口，肩部有单耳。器身表面施黄色陶衣，绘赭色两组连续三角折线纹饰。器物高46厘米、口径29.2厘米、底径21厘米，罐体腹部周长110厘米。为自治区带流彩陶器物中最大的陶罐，属于察吾乎沟文化的多岗类型。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流陶釜 夹砂黄陶，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25号墓地，器物带流，流口宽而上翘，肩部带单耳，器物颈及腹部以赭色绘相叠错落的八层连续三角纹饰。器物高38.6厘米，口径19.3厘米，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铜斧 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30号墓地。斧身长17.6厘米，双面开刃，刃口打磨锋利，刃宽4.6厘米，以青铜铸造，斧柄部有椭圆形的銎。为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前）铸造的铜器，反映了地区很早就有较为发达的冶铸业。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陶祖 泥质红陶，通体采用圆形浅浮雕制成。陶祖长21.5厘米，宽6～9厘米，厚4～5厘米。陶祖被一龙头含于口中，龙头雕塑得极为精致。龙头的眼睛怒睁，鼻体上仰，鼻孔张开，嘴部上下牙齿及两边的獠牙刻画清晰。其衔于口中的男性生殖器雕塑精美，刻画细腻传神，给人以生动的美感。
陶祖应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圣物，但在克孜尔石窟前遗址中出土，与佛教圣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颇令人费解。藏于龟兹石窟研究所文物陈列室。
（四）温宿县主要出土文物
骨器
骨笄 长14.6厘米，尾宽0.9厘米，用牲畜大骨骼磨制面成。类似的还有5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环形骨饰 高2.7厘米，宽1.6厘米，厚0.5厘米。底为一扁形环座，上有浮雕的1只鸟（好似鸽子）立于环座上。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石器石人
石佩 长5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5厘米，小头穿孔，孔径0.5厘米。细砂岩质，呈青色，磨制，表面光滑。出土于拱拜孜遗址。
石砺 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2厘米，为软石制器，黑色，形状不甚规则，上有系绳孔。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包金玛瑙垂饰 高3.2厘米，形似长葡萄，玛瑙石尾部套薄金片，包金长1.6厘米，并垂1金环。博孜墩古墓出土。
石人 高125厘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后砂岩质。头身连体为长方形，头部脸型清晰可辨，有眉、眼、鼻、嘴，嘴上唇有1排上翘的胡子，刀法粗犷，较为抽象。雕凿工艺较为粗糙，约为6～7世纪突厥人制作。博孜墩古墓出土。
陶器
单耳带流陶盒 口较大，微敞，折腹较明显，圜底，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鸭形壶 泥质灰陶。手工制成，外形酷似一只鸭子。嘴部为流形口，壶背上有凸起的棱状，似鸭子的翅膀，壶全长35.5厘米，高27.5厘米。为生活用品，出土于博孜墩古代墓葬。时代为隋唐，藏于地区博物馆。
大陶缸 夹砂红陶。手工制成，缸体高140厘米，口径38.5厘米，底径45厘米，腹围周长430厘米。在自治区境内属最大的陶缸。主要用作盛放食物和水的器具，也用来酿制葡萄酒。时代为唐代。1982年出土于塔格拉克乡拱拜孜村，藏于地区博物馆。
带流圆底器 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口略敞，底圆形，肩微折，单耳带流，表面抹光呈黑色。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4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以下各类器物出土地点同址）。
盂 高5.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4.2厘米，口略敞，圆沿，底稍呈弧形，颈微内收。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2件。
盘 盘5.6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8.6厘米，口沿稍外翻，折肩，斜腹，平底。夹砂泥质灰陶，手制。
单耳罐 高8.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6.2厘米，高颈，折肩，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手制。
带流罐 高20.2厘米，腹径17.4厘米，圆底，单耳，流和耳相对。夹砂泥质灰色陶，手制，表面抹光。
单耳杯 高6.8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6.4厘米，桶状，弧壁，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类似的还有1件。
铁器
铁刀 残长15.9厘米，宽1.3厘米，断面呈楔形，多锈蚀破裂。
铁镞 残长3.6厘米，锥铤，断面呈棱形，有倒刺。另有形状略有不同的铁镞12件。
铁带钩 残长6.3厘米，宽2.8厘米，厚0.5厘米，扁桥形钮，断面呈长方形。
铜器
铜羊形饰 残长4.2厘米，高4.5厘米，铜片制作，有高浮雕羊形图案，羊角后盘，上贴金。
铜戒指 橄榄形戒面，直径1.6厘米，素面。另有一支戒面为椭圆形。
铜手镯 由铜棒和许多小铜环构成。铜棒长6.1厘米，直径0.85厘米；单个铜环直径1.1厘米，厚0.2厘米，高0.3厘米。还有一件与此形制相同。
铜鍑 青铜质，1995年出土。通高50厘米，口径33.2厘米。口沿边有两立耳，底座为喇叭状圈足，中部空。该铜鍑是采用分体合铸方式铸成，是目前南疆仅见的两之一。铜鍑多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铜鍑为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器物，现藏于地区博物馆。
铜欢喜佛 红铜质，通高13厘米，底莲花座高2.6厘米，底座长13.5厘米，宽5.7厘米。莲花座上为相互紧拥的两尊菩萨，脚下踩有两人。菩萨怒目圆睁，态度威猛。欢喜佛属于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其中男身代表法，女身代表智慧，男体与女体相互紧拥，表示法与智慧双成，相合为一人，预示法界智慧无穷。铜欢喜佛出土于温宿县境内，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柯坪县主要出土文物
石镰 呈新月形。长9.8厘米，宽3厘米，背部厚2厘米，面部开刃，厚约0.5厘米，器物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之一。该器物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现藏地区博物馆。
石犁铧 呈铲形。肩部有打制痕迹，石器表面经过打磨，平整光滑。石器长17.8厘米，肩部宽11厘米，头部微圆突出，宽约5厘米，石器厚4.8厘米。采集于柯坪县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砍砸器 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砍砸器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石器长21厘米，宽12厘米，厚7.4厘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菱格纹彩绘舍利罐 夹砂黄陶质。罐体呈圆柱状，顶部尖耸，有一小盖。罐体通高24厘米，罐口径10厘米，罐体通身涂为赭色，顶部以白色绘仰莲纹，器身饰黑底，以白色绘菱格纹。时代为南北至唐。出土于柯坪县克斯勒塔格佛寺佛塔下，藏于自治区博物馆。
（六）新和县主要出土文物
李崇之印 黄铜质桥纽印。面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印高7厘米。桥纽中部带孔，便于穿绳系物，孔径0.6厘米，印底面刻3行文字，阴刻篆书“李崇之印”。时代为西汉。李崇为新莽时期西域都护。公元16年，王莽派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与龟兹、莎车联兵共同打击焉耆亲匈奴的势力，战败后退守龟兹。后同匈奴展开对西域控制权的战斗，最后战死于龟兹。“李崇之印”为李崇的私人印信。印物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归义羌长印 铜质，为卧羊纽铜印。印呈正方形，边长3.5厘米，厚1.5厘米。印底部刻字，上下各三字，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印”。时代为东汉时期。东汉时期，西域地区有羌人居住，这枚印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驻在龟兹地区的羌族首领的印信。铜印于1953年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常宜之印（狮纽） 黄铜质，狮纽铜印，纽高1.8厘米。印呈方形，边长2.3厘米，宽2.2厘米，厚2.9厘米。印底部方形面中阴文篆刻“常宜之印”。此印系汉代时期驻扎在龟兹地区屯田官员的职官之印。“常宜”史无记载，似为一主管屯田职守之类的官职。此印出土于新和县兰合曼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常宜之印（驼纽） 铜质，驼纽铜印。印呈方形，边长3.1厘米，厚3厘米。驼纽高达2.1厘米，纽中空，印底方形，阴刻篆书“常宜之印”四字，时代为汉代。出土于新和县排先巴扎乡古代遗址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肖形印 红铜质，桥纽，钮中空，印底部呈椭圆形，长3.7厘米，宽2.4厘米，高2.6厘米。印底部阴文篆刻一人乘骑驴形动物。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三耳绿釉罐 陶质，属于轮制。敞口，细长颈，圆肩，鼓腹。陶罐通体涂绿釉，釉面有玻璃质感。陶罐口径19厘米，通高42厘米，底径15厘米。罐口沿下与肩部有三处等距的单耳，肩部耳下饰浅浮雕葡萄叶纹饰和模压人面纹图案。器物造型精美，保存完好。其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尤鲁都斯巴格乡，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陶水管 夹砂红陶质，圆柱体状，中部空，通体长20.8厘米。陶质水管两端分为大小两口，大口直径20厘米，小口直径14.5厘米，为子母口。属于城市地下排水管道设施，时代为唐。陶水管分为子母两对，管口套节，作为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出土于新和县柯斯勒古城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马纹陶钵范 夹砂夹陶质，胎底较厚，钵范通高8厘米，钵口径22厘米，底径3.5厘米，胎底厚实。钵内阴刻一着长衫人物，双手上举。钵外壁上、下饰浅浮雕波浪形纹饰，中部饰有马首鹰翅龙身的动物，前蹄奋昂，鹰翅高展，呈疾驰奔飞状，生动传神，极富情趣。陶钵范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西古城，藏于地区博物馆。
木雕坐佛 木质，佛像呈坐姿，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腿上，做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木雕坐佛通高13.8厘米，宽7.8厘米，厚4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陶塑泥猴 泥质红陶。通体圆塑，通高7.5厘米。陶猴的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怀中的小猴神态顽皮，嘴含母乳仰视。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陶猴出土于新和县羊达库都克烽燧，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克孜尔石窟主要出土文物
（一）塑像类
1.释迦佛趺坐佛
出自克孜尔石窟2组第19洞（黄文弼编号，下同）。高21.1厘米、宽18.3厘米。两手作定印，交置于脐下；两足盘坐，左腿稍残，足掌尚可辨认。有绿色巾带缠绕两膀，下垂于前。面部及躯体均以白粉作底，并用红色勾描，笔法粗略，刚健有力；再用浅红色晕染，显示肢体的凹凸面。5世纪前后作品。
2.菩萨残块
共2件，为烧陶菩萨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第47窟。
3.佛像残块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7窟。
4.塑像残躯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5.泥俑头像
共2件，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6.泥塑佛头
1982年4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7.彩塑佛头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8.动物塑像残块
共4件，为猴像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5至6世纪作品。
（二）壁画类
1.佛教故事画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天井，共9件。
（1）高48.4厘米，宽37.9厘米。画面出3人像，或坐或立。左边为一女像，作侧坐姿势，右手上举至肩际，指微拳。左手曲置腹下。腰缠巾带，具手饰、项饰，胸挂缨珞。面部向右微俯，两眼注视幼童，作沉思状。头发蓬乱，不具发饰。立于女人之旁者为一老者像。须遐皓白，头发作髻，右手上举，身干挺起，作欲打势；面微仰向右，皱眉悉容。右边为一幼童像，两目上翻作哭泣状。残片描绘须大拿太子的本生故事。构图紧凑，线条匀净。约为7到8世纪作品。
（2）高27.5厘米，宽30.6厘米。袒右肩，两腿交叉作踞坐像。右手曲直胸前，掌心向内，三指伸出；左手上举，手掌已残，身披棕色袈裟，但已变为灰色，下垂复腿，衣纹轻薄。头向左微俯，与左像作对话状。面部、胸部及手足一部分，用绘影书法描写。用笔粗略豪放。左边踞坐一婆罗门像，上体现半身，露出肌体，下体似有布巾缠绕。躯干用深、浅红色描绘，表示肌肉凹凸状。头面向右，右手曲直胸前；左手微扬，与右像作对话状。画面生动而肃穆。为7到8世纪作品。
（3）两像均现半身，下部为廊下栏杆所遮。右边像作踞坐姿态，左手曲置于左腿，右手已残。脐下缠巾，作绿色。躯干及面貌均用朱笔勾写绘影，表示躯干轮廓。头上有黑白色绘画，似为冠饰。顶有一绿色椭圆状物。头部及身皆不具光圈。左边侍立像，举右手，稍残，似曲置腰际，下部同样为栏杆所遮，躯干及面部亦用朱笔勾勒作侧侍状，面向右，细腰赤体，两乳突出，脐下缠巾。
（4）高24.9厘米，宽12.7厘米。踞坐像。两腿交叉，面微俯向左，手掌伸出掌心向内，左手曲伸向左。全像不着衣，以白粉作底，朱笔勾描绘影，显示面貌及躯干轮廓。右膀似有绿色布巾绕腰膝，左边似有佛背光残迹。
（5）高26.9厘米，宽17.2厘米。作行走状。右手曲置乳前，左手曲置腰际，掌心向内，面向右。面部及躯干均用绘影法，用朱笔勾勒轮廓。脐下缠巾，着蓝色。两膀缠有绿色巾带，下垂及地。头上有绿色尖状物，类同冠饰，不具光圈。
（6）高23厘米、宽22.8厘米。作踞坐状。头戴山形冠饰，面稍仰向右。右手曲置乳前，掌指下垂；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类似金刚杵。露体，以朱笔勾勒轮廓。腰脐下具蓝色薄裳，用白细线描画衣纹。巾带缠绕两膀并下垂。头具蓝色光圈。
（7）高16.3厘米，宽12.8厘米。头身仰置，左手曲置肩际，右手伸出，旁有一白色弧线，表示右手动作，左边残缺。额际画一皱纹，表示愁容。面部及躯干均用朱笔勾勒绘影，唯四周残缺过多。
（8）高40.5厘米，宽30厘米。描绘斑斓色鹿，前足向前，后足向后，走向山坡，另一人骑于鹿背上，两手前伸作状势，旁有城垛状之白粉线，表示山坡。全像描写鹿王本生故事，被骑者即鹿王修凡，骑在鹿背上者，即是溺人。
（9）高25.4厘米，宽20.9厘米。右边绘一鹿，作竞走状，首昂起，两目炯炯，鹿角残缺。全部用深、浅朱笔绘描阴影，后腿及臂部描写出斑斓色纹，左边另有一人像，已残缺，仅可见右腿一部分及所披之巾带。周围用绿色树林作背景，又用蓝色花蕊状点缀其间，似为鹿王本生故事中之兽像。
2.比丘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高40.3厘米，宽14.1厘米。右手下垂，掌心向内；左手上举，手掌残缺。颜面及胸膀，均白粉底用红色粗笔勾勒，再用浅红色渲染，显示出关节及凹凸像。眉眼鼻口亦用红笔勾勒。脸部涂淡红色，显出面部明暗。口作合字形。两眉用淡墨勾成新月形，目眶再渲染淡红色，表示西域人深目之状。自着轻薄衣，衣纹几不可见。原作棕色，现变为灰色。袒露右肩，腰缠巾带，搭于左肩。头部具光圈。肢体用刻纹表出。
3.伎乐天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2件。
（1）高31.1厘米，宽53.6厘米。二人骈聊作舞蹈状。右像左手抱乐器，斜置胸际，右手作弹势，昂首向左，全身亦向左倾斜，头具发饰，有头光；左像右手向左伸出，手执舞具，左手上举，手掌残缺。头具宝冠，面向右，身向右倾斜，巾带缠绕两膀及胸腹。两像面部及肢体，采用阴影法描绘，手掌及面部先用朱色细线勾勒轮廓，再用浅、深红色渲染阴影，笔法较流利。目眶在细线勾勒后，再渲染浅红色，表示深目之状。颊下用赭红色作浓厚渲染，表示须髯之多。此画描写人像均作高鼻深目状。显示出龟兹国人的特点。左像着衣，用淡蓝色表示衣纹轻薄；右像面部及躯干皆用蓝色作底，再涂红色。约为6到7世纪作品。
（2）高16.9厘米，宽33.6厘米。仅存两像头部，躯干及手足均残缺。面部用朱线勾勒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深目多髭。具首饰，有头光。约为6至7世纪作品。
4.供养人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19洞前室，共3件。
（1）高35.7厘米，宽31.1厘米。头稍向左仰，两手合掌上举至胸前。两腿胡跪作敬礼状。身披缨珞下垂及腹，巾带缠绕腰际及右膀，下垂及地。面部及手足先用朱细线条勾描轮廓，再用红色渲染。深目高鼻，显示西域特点。约为7至9世纪作品。
（2）高24.1厘米，宽15.8厘米。下半残。头向左微俯，两手合拱置胸前，手指均伸出，两目向左注视。面部及躯干用紫色线条，勾出轮廓，再用淡红渲染阴影。柔和匀净。唯手指特别细长，向前伸出。约为7至8世纪作品。
（3）高26.5厘米，宽14.1厘米。头面向左，头发分披作童子形。合掌拱手至胸前，作敬礼状。面部及肢体均用黑线勾轮廓，再加淡红色渲染阴影。一部分已变为灰色，中带缠绕腋下及左腕。左腿蹲踞，右腿作跪状。具绿色下裳，衣纹用红线条勾勒。约为7到8世纪作品。
5.佛说法图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洞前室，共8件。
（1）高25.6厘米，宽17.6厘米。具头光和背光。袒右肩。右手腕曲向上举，掌心残缺，左手置胸前，掌心向上，曲拇指，作手印。身着赭色袈裟，衣纹及掌心均用黑线条勾描。衣下垂，露出右足。作踞坐形式。面方，低眉，中间出白毫，目半开作斜视状，鼻梁直通于额际。手足及胸、项、面均用淡蓝色墨勾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阴影，显示明暗做法。线条较柔和。约为8世纪前后所作。
（2）高18厘米，宽17.2厘米。画风与佛教故事画残片同。亦具头光和背光，唯手印不同。右手置胸前，右边掌心向外，拇指与二指相捻，食指伸出；左手掌置胸前，左边掌心向上，有残缺，不知手指状。亦为8世纪前后作品。
（3）高41.2厘米，宽35.5厘米。下部残缺，作说法姿势。身披红色袈裟，袒右肩，右手曲上举至胸前，掌心向外，拇指与次指相捻，作手印。左手曲置胸前，拇指与次指伸出相捻，食指卷曲。两掌及指均用紫绛色细线勾勒轮廓。袈裟作朱红色，用细墨线条勾勒，衣纹及面部用红、墨线双勾。面庞丰盈，长眉隆鼻，口微开，目斜视，注视右边，作说话姿态。具头光及通身光，均用绿、红、黄、蓝、白、灰6色组成，最里尚有一道宝钏式光圈为饰。头光上又出一半圆形绿色光，中间用朱笔描成Ⅱ形。在半圆形右边作灰色圆光。满布圆点，再作蓝色圆光，约为7世纪前后作品。
（4）高39.5厘米，宽76厘米。右端为一佛像。面向左，作说法姿态。身披红色袈裟，胸以下均残缺。面部眉眼口鼻，用紫绛色细线条勾描。头具圆光及通身光，以红、绿、蓝、白、黑配合成彩，通身光里圈亦有一道宝钏式光圈。左边中间为一菩萨像，头具发饰，面向右，眉目口鼻用紫色细线条勾勒，具有环项钏。有头光，衣袒右肩。右手曲向上举，掌心向内，左手曲压置右碗，手执一斗状物。手指用紫线，衣纹用墨线勾勒。菩萨像左右有众比丘及比丘尼等像，围绕在佛像左边。上端绘房屋建筑图案，两端并露出花布墙围。线条匀净柔和。
（5）高54.3厘米，宽31.4厘米。上一像为伎乐供养像。右手微扬，手执环圈，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似金刚杵。面向右作乐舞姿势。身披天衣，缠绕两腕，头戴宝钏，项饰、耳饰、胸饰、手饰俱全。头具圆光。下为一老者，一幼童像。老者头发作髻，胡须甚长，结于左边。发、须、眉眼，均用白粉作底，墨线描绘，表示须眉皓白之容。面涂紫色，身着紫色衣，绿色巾带。踞坐，面向右，背后立一童子两手拱立，作敬礼状。右旁有佛背光一线。全像均用细线勾描。
（6）高39.7厘米，宽70.9厘米。作两比丘像。左像披蓝袈袒右肩，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胸前，左手携衣袷，踞坐。面向左，头稍仰。右像蓝袈裟，袒右肩，作胡跪状。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肩际，左手置胸前。头向右，在右像后面，另有一踞
身披，坐像，有衣。衣纹用紫色线条描写。左右手举立胸际，作手印。头项部残缺。后面悬帷幔。右边出一杆式建筑。又有一台座装饰，座上趺坐一像，左手掌置膝上。
（7）高47.8厘米，宽35.5厘米。作两供养人像。左像面向左，两手合掌置胸前，拇指与中指相捻。着绿衣，袒右肩。右像面向右，两手掌交置腋下，身着衣，结于项下。左像下另出一人像头部，以下残缺，后面刷红底色，上缀蓝花，表示墙壁上围幔。全像均用线条勾勒。
（8）高37.3厘米，宽61.9厘米。左边画一人像，浮于水中，水深及胸，两手上扬，头部向右，张口作呼救状，旁站一立人像，具下裳，两足并立，天衣下垂，上身残缺。右画一高台座，上画一佛坐像交足，身着衣覆盖两膝，用双黑线描写衣纹，上部残。右边露出身光，全像肉体均用黑线勾描轮廓，再用紫线重勾，然后用绛色渲染阴影。线纹亦刚劲有力，尚有犍陀罗风俗，但人面型及台座装饰，仍为西域式作风；台座上之鱼鳞纹及方格纹棹幔；台座两边之图案作斗木共及旋纹柱式。为7世纪前后之作品。
6.天部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甬壁。高34.5厘米，宽14.7厘米。人面用淡墨笔勾勒，面向左，头上出一兽头，亦用淡墨线勾勒，头亦向左。头上另出用墨线勾勒类似龙头，向下作噬状。人面下作椭圆形躯干，不具手足。腹部用双紫线作条纹，中勾墨线，呈鳞纹，自项至尾，满涂蓝色。像左边尚存类似光圈残迹，右边亦有类似光
圈痕迹。
7.大头羊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12件，此列2件。
（1）高22.2厘米，宽17.7厘米。立势，头身向右。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2）高20.6厘米，宽29.7厘米，奔跑势，向左。亦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8.木版画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共2件。
（1）高42.6厘米，上宽4.2厘米，下宽3.6厘米，厚0.5厘米。原为一木板上彩画佛像，现仪存一部分。头光、背光右边部分尚可看出。头光作囫囵形。背光颜色为红、绿、蓝、白、黑5种。右手下垂，掌心向内，5指伸出。指下立一童子，多已剥蚀，佛像残缺不全，右腿部尚可看出。全画用墨线勾勒轮廓和衣纹，再填色，线条刚劲有力。手膀及掌渲染赭红色，表示凹凸画。像上及背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词。为7至8世纪遗物。
（2）高17厘米，上宽2.7厘米，下宽1.4厘米，厚0.6厘米。为残破木版画片，其上用黑、红、蓝色彩绘，残缺过甚。
9.洞壁刻故事画拓本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组第2洞东壁。高34.3厘米，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跪坐，屹然不动，姿态生动活泼。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
10.洞壁刻走马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组35洞（第43窟）。均用木具或金属具在墙壁上刻画人马像，涂绘满壁。有人骑在马上手执旗帜，或横右竖，亦有人立马背者，倒顺不一；或作走势，或作奔腾，或尾随一马驹、犬，紧凑热烈，为游牧民族走马娱乐图。图上边为毡房，顶侧透出一曲线纹，所有人马围绕此毡房左右，其下有2字，为汉字“番庭”省写。
11.石刻兽形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亦狭克沟洞中，共3件，均刻在洞中石壁上。
12.粉绘护法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3.粉绘比丘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4.莲花纹图案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边小龛。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5.彩塑花
1982年3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三）文书、经文类
1.文书
（1）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18窟洞中掘出一汉文书残牒。残牒长14.2厘米，宽11.4厘米，上书两行字：“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旋被问依”。
（2）1928年12月，黄文弼从克孜尔石窟第105窟（今编号）中发掘汉文文书残纸2件，一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另一纸，上书：“□□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
（3）婆罗谜字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第98窟，其意待释读。
（4）龟兹文书纸片。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45窟，文字待释读。
（5）龟兹语文书。纸质色灰白，粘在沙土块上，长约10厘米，宽约6厘米，横行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较工整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1989年编号）。
（6）化缘簿。簿中记有龟兹6个国王的名号，其中2个见于《新唐书》，于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在位；托提卡于隋朝时期在位。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7窟。
2.经文
（1）《十诵律》梵文残页。左边已残去多半，仅剩右边一部分，上有6行断续不接的文字。残页系用印度之婆罗谜字母斜体（亦称婆罗谜中亚斜体，最初被人称为笈多斜体）书写。内容为梵文《一切有部律》中的残片，即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中第五诵“迦那衣法”的半页。约于1978年前后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2）贝叶经。梵文墨书于贝叶之上横行，字迹清晰，叶色暗黄。出土时糅杂于积土中，剥落后皆成碎片。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贝叶经。树叶残片，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一面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3.木简残件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长24.7厘米，上宽6.4厘米，下宽4厘米，厚0.5厘米。中心穿一小孔，以系绳索。一面书民族古文字，一面为空白，原断为数块，现胶合为一。
（2）长8.1厘米，宽6.4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残缺甚多。
（3）长18.3厘米，上宽11厘米，下宽7.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为一。
（4）长18.3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
为一。
1-4为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4洞中掘出。
（5）木简。板条状，长约24.5厘米，宽约3.5厘米，厚约1.1厘米。正反面各有婆罗谜文墨书两行，两侧各有墨书一行。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木简。胡杨木质，两面刨平，残长约31厘米，宽约11厘米，厚约0.9厘米。一端断失。正面用婆罗谜文墨书龟兹语7行；背面墨书4行，字迹清楚（另有5件）。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四）钱币类
1.大历元宝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1928年12月9日，黄文弼于克孜尔石窟第36窟发现小铜钱2枚。
（2）1961年在克孜尔石窟第98窟发现1枚。
（3）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1窟发现1枚。现收藏新1窟发现的古钱币共有6枚。
2.五铢钱
铜铸，锈甚，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约0.9厘米，厚约0.15厘米。共3枚，仅一枚“X”字清楚，“铢”字隐约可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龟兹小钱
1989年5月，先后从克孜尔石窟5个洞窟中出土一批龟兹小钱。
第51窟出土龟兹小钱：铜铸，脱落后4枚连为一体，尚不曾使用。钱为圆形方孔，无廓，径约1.2厘米，孔0.5厘米，厚约0.1厘米。
89-3窟出土龟兹小钱：共3枚，铜铸，锈基，圆形方孔，无字。一枚径约1.4厘米，孔约0.5厘米，厚约0.1厘米；另两枚有外廓，径约1.8厘米，孔约0.6厘米，厚0.1厘米。
89-6窟出土龟兹钱币：铜质，模铸，圆形方孔，无廓、无字。径2.3厘米，孔0.9厘米、厚0.1厘米，此币一枚。另一枚与此大同，仅直径比此枚略大0.3厘米。
89-8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制，方孔圆圜，无廓无字，径约2.3厘米，厚约0.1厘米，孔0.9厘米。
89-10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圜形，孔方，无内外廓，无字。径2厘米，孔0.9厘米，厚约0.1厘米。
（五）织物类
1.丝织品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丝织残片。长17厘米，宽24厘米。朱红色，无花纹。左边缘尚有一白线头。
（2）丝织碎片。长约5厘米，宽约2.5厘米。浅蓝色，平纹，每平方厘米有纬线约25根，经线约70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丝织碎片。共3块。其中一块土黄色，平纹，质轻薄，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2根，经线约40根。另外两碎片，平纹，一为赭色，一为红色。此碎片太小，难以明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4）丝织碎片。共8件，明辨4件：①色绿，有印花，斜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30根，经线约30根；②色草绿，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45根，经线约70根；③色红，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60根；④色绿，本色提花，图案为〓式，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80根。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棉织品
色白泛黄，约3×10厘米，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10根，经线约25根。此为一块碎片。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均衣饰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1）袋状衣饰残片。长14.5厘米，宽6.8厘米，口径3.2厘米。米色细绢，现存一面，另一面仅存缝纫痕迹及一部分绢片。颜色较黄，口缘镶0.5厘米之青绸，边有一丝线系之，线头尚存，或是领缘，或是衿袴之残片。
（2）方块青白丝织衣饰残片。带形，外镶有1.5厘米之边缘。左为青绸，长22厘米；右为白绸，长23厘米，中间为白绸方块，长10厘米，宽10.5厘米。上有紫色绸遗存痕迹，下有与中间同样白绸痕迹或为僧衣残片，由3样不同色之方块丝绸缀合交错而成。
（3）丝织长条形残片。长17厘米，宽6厘米。黄、青、红、紫4种不同方块绸料补缀而成带形。青、红、黄3块长约3.5厘米，宽约5.4厘米，上为黄绸之残，下为紫色，无接缝，其右边仍出黄绸，似为袈裟残片，一说为帷幔飘带残片。
（4）方块红绸残片，共2件：长7厘米，宽7.5厘米。中为红色绸，边缘及线缝中尚有紫绢及黄绢碎片；长5.5厘米，下宽5.7厘米。红绸残片，缝线尚存。
（5）方块提花回纹红绸残片。长5.5厘米，宽6.2厘米，上下拼接用浅黄绸，左右边缝线尚存。
（6）方块素绢残片。长8厘米，宽6.5厘米，下为方形浅黄绸，长4.5厘米，上接一三角形紫黄绸，长3.5厘米，缝线尚存。
（7）提花菱纹绸残片。长7厘米，宽16厘米。为提花菱纹绿绸残片，边缘尚存浅黄绸残片，接线尚存。
（8）带形绢片。长12.5厘米，宽3.3厘米。由不同色绸块拼凑成带形：上为素绢成米色，下接朱红绸方块，边缘尚存朱红绸残片，接下者又为素绢，质色与上块相同，相间拼缀为彩。下接两条残巾，左为长6厘米之紫绸，右为长4.5厘米之白绸，但残破已甚。
（9）印花残织。长5.6厘米，宽4.7厘米。方块绢残片，上印白色花朵两处，左右均有拼接线缝，上部尚存拼接黄绸残片。
（10）提花谷纹黄绸残片，共2件，长2厘米，宽4.4厘米。均为黄绸上提谷纹。两块大略相同，质色花纹亦一致，似为衣裤残片。
（11）衣饰缝纫残片。右边接缝残片为紫色绸，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甚残破。左边接缝残片为浅黄绸，大部分已残，中间宽约4厘米，长11.5厘米。紫色绸之中脊线，缝纫痕迹尚存，在中线两边尚可见红绸与紫绸残片。
4.毛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长11厘米，宽10厘米。以麻布作底，上突起以毛绒组成之花纹，多已脱落，仅存蓝、红两色毛绒残迹。
5.麻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黑地印花残片，长26厘米，宽30厘米。麻质、黑地，上印若干白色花朵及枝叶，错杂成纹，两面相向。
6.织锦残片
共5件，出土于克孜尔石窟。皆属锦头，其花纹体系，1、2与中原内地古锦相似。颜色鲜艳，织纹工巧。
（1）绛地双鱼纹锦残片。三角形，两边长5.6厘米，底边长4.4厘米。紫绛色地，中间组成团状花，用蓝色作底，用红黄二色组成双鱼纹，与另一团状花交映成彩。
（2）绀地云纹锦残片。长方形，长1.8厘米，宽5厘米。以淡黄线作地，与蓝红线交织成黄金色，再透出蓝黄色云纹。上接缝长1厘米，宽5厘米之绛地白花锦。
（3）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12厘米，宽3.4厘米。原为一带式，现断为两截。以黄红线交织作地，中透出皂绿色双重波状纹。
（4）为一小零片。
（5）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3.4厘米，宽3.2厘米。一边缝纫线头尚存。
（六）其他类
1.金属制品
（1）金箔。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1窟。
（2）镏金耳环。1只，出自克孜尔石窟墓葬区（今锅炉房后）。
（3）铜饰。①铜片模压，无纹饰，圆形如锅状，径约3.9厘米，厚约0.3厘米。沿侧对称有两穿孔，径约0.1厘米。89-2窟出土。②薄铜片裁剪，色绿，状如蝌蚪，一面涂的金粉已剥落。头部尺寸为8.5×3.5×0.1厘米。通体有5个穿孔，当是缀线之用。89-3窟出土。③青铜质模压制，无纹饰，圆形，如斗笠状，径3.5厘米，厚0.15厘米。乳突中心有穿孔，径约0.3厘米。89-6窟出土。④青铜箔模压制，方形但4角圆钝，宽约2厘米，厚约0.2厘米，偏心有一圆圈，内有两穿孔，圈外压以凸线，构成一绽开状莲花图案。
89-6窟出土。以上均为1989年5月掘出。
（4）铜带扣。铜铸，色绿，方形，2.6×2.4×0.4厘米，一侧有长方孔，孔长约1.6厘米，宽约0.7厘米。一侧有两乳钉，径约0.3厘米，高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5）铜釜。青铜质，模铸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垂腹，圜底，平沿略加厚，带流口，于流口右侧有銎可安柄。釜底有烟炱。通高约12厘米，径约17厘米，沿厚约0.5厘米，底厚约0.3厘米，流口长约2厘米，宽约2.5厘米，銎长约11.5厘米，孔径约3.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6）铜匕。青铜质，模铸制，柄上一面隐约有花纹。共2件，形制与规格相同。一端为勺，一端为铲。通长约20厘米，勺长约7厘米，面宽约5厘米。铲长约6.5厘米，铲口宽约4.5厘米，柄长约7.5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铜手镯。铜制，为扁铜条弯成，径约5.5厘米，宽约0.6厘米，厚约0.4厘米。戴于尸骨之左腕上。通体绿锈，无纹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铜盂。口沿残片。铜铸，色绿，圆形，敛口垂腹。口径约5厘米，胎厚约0.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9）铁锥。克孜尔石窟第100窟出土。
（10）铁釜。铸制，敛口弧腹，口径约26厘米。锈蚀严重，碎不能复，但见口、双环耳及三圆柱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2窟。
（11）铁器残件。共5件。铸铁，色赭，通体龟裂，锈蚀严重，可辨出钉、杵等。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12）铁块残件。共6件，生铁，锈蚀严重，不辨器形，色赭，柱状物，似凿窟工具。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13）铁钎。共2件。色褐，通体有锈。其中一件呈扁圆形，残长13厘米，粗2～3厘米，尖断失，尾部略见卷曲，似凿窟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铁釜。模铸，无纹饰。圆形，敛口，鼓腹，圜底。双銴耳相对横置于腹上部，三柱足立于釜底，其形如鼎。通高约25厘米，柱足高约14厘米，径约4厘米，口径约26厘米，腹深约15厘米。釜底有烟炱。碎块锈结，难于复原。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1990年自治区考古所又清理出的另一件铁釜，与此形制相同。
（15）铁矢。模铸制，通长6.2厘米，镞长5.3厘米，翼宽3.1厘米，铤断失，断面圆。锈蚀较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6）匕首。铁锻制，尖叶状，双刃，刃尖微残，柄断失，残长约13.8厘米，刃宽约2～5厘米，脊厚约0.8厘米。锈蚀严重，分层剥落。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铁钉。铁锻制，1.2厘米的方铁条折成双股合一锻成，尖锐如锥，尾呈半圆，中间有隙。长约13.4厘米。锈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8）铁环。生铁模铸，略残。径约7.5厘米，环粗约1.5厘米。锈蚀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铁凿。锻制，圆柱形，残长约10.5厘米，粗约2.5厘米。尖部断失，尾部有銎，銎孔径约1.7厘米。锈渣填塞，深不可测。1989年5月，出处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玉石制品
（1）玉饰。磨制，正面略弧，背面平，形如蚕豆瓣，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2厘米，色白，晶莹剔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砺石。①长条形，一面平整细腻，色青灰，无纹饰。尺寸为10×5×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②扁圆形，色青灰，质细腻坚硬。尺寸约为13.5×12×3.5厘米。两面均光滑，似为打磨壁面涂层或研磨颜料的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颜料磨板石制。1980年11月16日出于克孜尔石窟第19窟灶外壁。
（4）石磨盘。①原为圆形。径约50厘米，厚约2厘米，残存下扇部分。沉积砂岩质，色青灰，中心有圆坑，周凿以辐辏式齿槽。磨损严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2圆片形，以沉积砂岩凿制，上下两扇，径约55厘米，厚约1～3厘米，磨心孔径约4厘米。上扇磨心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填料孔，边之一侧有两个挽绳孔。磨齿呈辐射状，磨损较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③直径约60厘米，厚约10厘米，约为5至6世纪用品。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
（5）石雕。片石半浮雕残块，似为人体下肢部分。石质细腻坚硬，色青。残存13×12×3厘米。正面雕像线条细腻光洁，流畅自然，经过精心琢磨。背面不甚平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6）石球。天然卵石，球形，径约7.5厘米，一面有敲砸痕。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石饰。磨制，扁平，状如蝙蝠，色白，不透明。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3.玻璃制品
（1）克孜尔石窟第4窟前出土，约为4世纪左右用品。
（2）玻璃片。2件。一为淡蓝色平板状碎片，厚约0.7厘米，内含气泡，透明度差，另一为淡绿色碎片，弧状，厚约0.15厘米，内有气泡，但透明度与光洁度较好，似为一器皿残片。两件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3）料珠。玻璃质，色蓝，透明，无纹饰，扁圆形，中心有穿孔，径约0.5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4.畜骨制品
（1）骰子：畜骨磨制，规整光洁。尺寸为1×0.8×0.8厘米。面阴刻圆圈，圈中心刺点。六面各刻有点，1对6、2对5、3对4。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2）角料。鹿角，中空，截面齐，面凹凸不平。长约8.4厘米，径约4.4厘米，厚约0.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5.木制品
（1）绘花木板。半残，长约11.4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0.8厘米。木板一面平，一面边斜有刻线，中间墨绘卷草纹图案，填以粉色，尾翘起，涂有桔黄色，可插入其他木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2）雕花木栏。胡杨木板，镂雕卷草纺图案，残朽，残长约40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榫，可插入框之卯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3）木雕饰。胡杨木质，朽残，一面为半浮雕卷草花纹，并涂以粉红色颜料。一端有短榫，可嵌入其他木件中。通长约26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4）木栉。长约7.3厘米，宽约5.8厘米，最厚处0.8厘米，齿长4.2厘米。硬木手制，木质细腻，色赭。背弧如鱼脊，50齿排列整齐、疏密有序。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5）木绳。细柳枝拧制，色浅褐，双股，粗约2厘米。每股有柳枝8～14根，每根粗约0.1～0.3厘米。结构疏松。出土时系于木棍上。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6）绳扼。①榆树叉削成，呈V形，两端有刻槽可系绳，叉间有使用时磨损的痕迹。似为驾车骖马腹侧之绳兜。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与①相同，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与①同，遍体有蛀眼，出自89-10窟。
（7）户枢。①似为沙枣木斫制，栗色无纹饰。中间束腰，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一端有圆孔可插门轴。轴孔已偏心，径约6.5厘米。户枢尺寸为24×13.4×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似为榆木斫制，质较硬，长约23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4厘米，门轴孔径约7厘米，轴心已磨损。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①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约28.8厘米，径约4.6厘米，两端有榫，可插入横栏的卯中。木已腐朽，色不明。共3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②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14.4厘米，径约5厘米。顶部弧圆，底平有榫出，扁平，可插入横栏的卯中。颈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凸以上及底座部染以红色、腹部涂以石青色（非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③胡杨木镟制，圆柱状，残。通长约13厘米，径约5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9）木杵头。镟制，实心圆球形，似罐状鼓腹，平底足，高2.5厘米，腹径2.2厘米，头部扦断失。出自89-6窟。
（10）髹漆木片。现存一半，圆形中心有穿孔，原直径约6.5厘米，原约0.3厘米，孔径约3.5厘米。出土时两面髹黑漆，但顷刻间剥落殆尽。漆皮厚约0.05厘米，木片似松木。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1）木锁。沙枣木制，外呈筒状，有底盖。通长约35厘米，径约17厘米。锁舌长约26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6厘米。锁舌略呈“T”形卧于锁壳中，舌面有槽，背有两个方形梢孔，梢孔中间钻有圆眼，可入钥。当锁舌伸出时，藏于锁壳的两个方形梢钉便起入锁舌之方孔内，即起锁的作用。开启时由锁壳一端插入钥，从锁舌槽内圆眼中顶落梢钉，锁舌即可拉入锁壳内。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2）徽章。木质，色黑褐，圆形，径约4.7厘米，厚约0.4～1.4厘米。正面平，阴刻一振翅欲飞的雁，胸前刻一槽，雁背上方刻6角星。背面弧，有钮，钮有穿孔。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3）木枋。残长约157厘米，宽约14厘米，厚约11厘米。胡杨木。正面凿刻方孔、三角、长条、半圆等几何图线。正面见卯孔4个，孔距40厘米，孔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深约6厘米，侧面有通卯3个榫头断于孔，孔距约60厘米，孔宽约2.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木桶。①胡杨树原木剜成，圆柱形，内空，嵌木板底，通高约42厘米，周长约96厘米，厚约1.2厘米。口沿外侧有銴，两相对称。出土时桶内套有一小桶，似为储水器，或制奶酪用具。共3件，形制同，仅大小有差。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树干剜成，圆柱形，内壁较光洁，底为木板拼对嵌入。高约76厘米，周长约122厘米，壁厚约2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5）木圈。以薄板鞣制，状如腰带，长约126厘米，宽约5.5厘米，厚约0.6厘米。板带中间钻有一圈小圆孔，孔距约5～7厘米不等，孔径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6）木砧板。①胡杨木刨制，残存半片，状似半圆，长约56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3厘米。板中间侧面有两木榫伸出，当与另一片接卯。两面均有纵横交错的刀斫痕，一面有火烧燎过的焦黑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木板，通长约53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手柄，柄长约7厘米，宽约6厘米。砧板两面背平，一面刀痕累累，中间不见有拼接缝，系一原木剖制而成。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17）刀柄。木质，手制，无纹饰，基本完整，扁长条形，长约19厘米，宽约4.7厘米，厚约3.2厘米，一端平齐，中间开豁口可嵌住刀片，并有3个梢孔，可插入梢钉。豁口深约5.4厘米，宽约1.4厘米。刀柄光滑，尾端椭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8）木凳。胡杨木质，俯视如令牌状。通长约83厘米，一端平齐，宽约14厘米；一端呈尖状。最宽处约21厘米，板厚约2.5厘米。面平，有斫痕，钻有3个穿孔。背有两凸，斜坡形，凿有4个卯眼，可安足。残存一足，镟成杯状，高约11厘米，径约5厘米。足上端有榫可插入卯孔，下端平，显见磨损迹象。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木门扇。由4块木板拼对成，板间有穿条，木板质地较硬，似为榆木。一边木板上下有门轴，一边木板安有铁吊扣，吊扣锈并稀薄。门扇高约131厘米，宽约65厘米，厚约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0）木勺。胡杨木剜成，勺呈半球状，柄为长条形，虫柱眼甚多。通长约57厘米，
勺径约13.5厘米，高约7厘米，柄长约44厘米，宽约5厘米，厚约2.5厘米。另一件柄残。均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1）木碗。桑木剜斫，半成品，呈半球状，直口平沿，圜底。为粗加工碗坯。径约16厘米，高约7厘米，厚约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2）木钵。胡杨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微侈、斜沿、浅腹圜底。被火烧残。径约20厘米，高约6厘米，沿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3）木盆。桑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折沿，直腹、平底。径约33厘米，高约12厘米，底径约21.5厘米，沿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4）角形器。木质，色黑褐，长约7.4厘米，宽约1.8厘米，厚约1厘米。两头尖如牛角，微上翘，中间有卡口，宽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25）鞋楦。桑木斫制，状若牛舌，色黄褐。前尖后圆，鼻梁平。通长约28厘米、前掌宽约9厘米、后跟宽约5.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上述木制品出土时间均为1989年5月。
6.陶制品
（1）釉砖。①残，原为方形。厚约4厘米，类砂红陶，表面施绿釉。1989年5月，出自89-2窟。②共有不同个体的5块，均残，厚约3～5厘米不等。类砂红陶，模制。一面施低温绿釉，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2）釉陶钵。口沿残片，敞口圆唇。浅腹底，胎为泥质红陶，厚约0.7厘米。轮制，施玻璃釉，晶莹光泽，杂有气泡。釉色黄绿相间，光彩斑斓。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釉陶杯。泥质红陶，手制。高约16厘米，口径约13.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1厘米。器呈喇叭形、敞口、平沿、敛腹，底以下残，可辨圈足迹象。表面不甚光整，施绿蓝，杂有灰蓝色。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4）双耳釉陶钵。泥质红陶，轮制，通体施绿釉。釉色斑驳，有气泡和毛刺。圆形，直口平沿，浅鼓腹，平底，环耳安于腹，两相对称。高约10厘米，口径约14厘米，底径约9.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5）三耳釉陶罐。泥质红陶施绿釉，手制，肩以上及三耳残失，现通高约3.4厘米，腹径3.4厘米，底径1.4厘米，胎厚约0.4厘米。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留有三耳的痕迹，三点呈三角相对。釉色斑驳，杂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陶罐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口径约7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短领、鼓腹，颈根部一周锥刺三角点，肩部刻划几何纹，似变形莲瓣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残存腹及底，高约20厘米，底径约13厘米，胎厚约0.8厘米。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鼓腹平底，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残存口颈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浅色陶衣，无纹饰。口径19厘米，胎厚1.2厘米，敞口束颈，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共3件，形制同，大小有别。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肩腹。泥质红陶，轮制。胎厚0.7厘米。鼓腹，耳残失，耳根部堆塑牛首。通体刻划花纹，上部为变形莲花瓣纹，隔一道弧纹，再饰以绳纹（或水波纹），又饰一道弦纹，其下是二方连续的缠枝莲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敞口圆唇短颈，鼓腹，口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残存底及部分腹部，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平底。底径约9厘米，厚约0.8厘米，腹下部有几个墨书婆罗谜字母。墨未于时便被抹得模糊不清。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敞口，唇凸起，内壁刻划莲花瓣状几何纹。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微凸，短领溜肩，鼓腹，平底，条形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高约32厘米，口径约15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0.8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8.5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件。泥质红陶，杂有细沙，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口微侈，圆唇，束颈，溜肩。口径约9厘米，胎厚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9窟。
牛首陶罐耳。残，泥质红陶，手制，耳下端堆塑牛首。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泥质红陶，轮制，敷浅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唇凹起，沿外翻，有束线一道。领较高，斜肩鼓腹，平底，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通高约39厘米，口径约18厘米，腹径约27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单耳罐。口沿残片，耳残失，泥质红陶，轮制。口径约8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平沿、短颈、斜肩。颈部有刻划的三道弦纹；肩部锥刺一圈联珠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残存口颈及耳部，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敞口，沿外斜，尖唇，高领溜肩，单条耳竖置于口肩部。颈肩部有凸线一道。口径13厘米，胎厚约0.9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上述陶罐均于1989年5月出土。
陶罐，黄文弼发掘，克孜尔石窟墓葬区出土，约为5至6世纪用品。
（7）骨灰罐。克孜尔石窟第17窟前出土，约为7至8世纪用品。
（8）陶瓮
泥质红陶，轮制，敞口短领，口沿外卷，有唇线一道，溜肩鼓腹，平底。敷土红色陶衣，烧成温度较高。通高约38厘米，口径约20厘米，腹径约40厘米，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0.6～1厘米。出土于火塘旁，似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直口，平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通高约42厘米，口径约24厘米，腹径约41厘米，底径约18厘米，胎厚约1.2厘米。掘于灶边，半埋土中，当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口沿残片，夹细砂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直口、平沿，沿外略凸出，短颈，束颈，溜肩，下残失。口径约27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侈口，卷沿，无领，弧腹。口径约42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9）陶钵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成形后又用刀刮削过。敞口平沿，内外敷淡豆绿色陶衣，无纹饰。残缺较甚，不知有无耳。口径23厘米，胎厚0.7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圆唇，平底。内壁有烧痕。口径18厘米，底径10厘米，高约11厘米，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敷陶衣。直口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敛，尖唇，浅腹斜收。口径约23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无纹饰。敛口、尖唇、口内壁有轮线一道。腹斜收，下残失。口径约28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轮制，表面较粗糙，圆形，直口微敛，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26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见烟炱，似为灯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单耳陶钵。残存耳及部分口沿。泥质红陶，轮制（耳手制）。素面敷浅豆绿色陶衣，直口微敛、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9厘米。出自89-8窟。上述各个陶钵均于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出土。
（10）陶盆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侈，平沿卷唇，唇沿留有轮线，浅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5厘米，胎厚约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3厘米，胎厚约1.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敷陶衣，轮制。直口，平沿，边宽如盘，唇间有束线一道。口径约26厘米，沿厚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1）陶盏
残，泥质红陶，手制，拙笨不规则，无纹饰，敞口圆唇，浅腹圜底。口径约14厘米，胎厚约1.2厘米。口沿内侧有烟炱，似当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手制，无纹饰，敞口，浅腹，圜底。口径约6厘米，高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有烟炱。似为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手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不甚平整，敞口，平沿，浅腹，底残失。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2）陶甑。①残，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无纹饰，圆形，直口平沿，直腹平底，底有标孔。高约21厘米，口径约37厘米，底径约24厘米，胎厚约1.3厘米，标孔径约2厘米，排列不甚规则。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②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3）陶壶。残存腹及底部分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
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4）壶嘴。泥质红陶，手制，敷浅色陶衣。圆柱状，微弯如羊颈，端部堆塑盘角羊头，栩栩如生，流为羊口，水可从口中流出。仅存壶嘴和颈部。长约6厘米，径约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5）陶熏炉。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轮制后再加工，外壁敷土红色陶衣，内壁抹光，敞口、尖唇、颈内壁有沿凸出，似重孔的残迹。口径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6）纺轮。①泥质红陶，轮制，圆形，底平有弦纹4道。面弧无纹饰，直径约4厘米，厚约0.3厘米，中心穿孔约0.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圆形，平底弧面，中心有穿孔。径约4.2厘米，厚约2厘米，孔径约0.8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面弧，底平，中心有穿孔。径约2.9厘米，厚约1.5厘米，孔径约0.7厘米。形不甚规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④泥质红陶，陶器片磨制，圆片状，中心有穿孔无纹饰。径约2厘米，厚约0.7厘米，孔径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陶豆。①残存柱足部，泥质红陶，手制，色土红，圆柱形茎，高圈足。足部有两道堆塑的绳纹和一道凹凸的水波纹。残高约12.5厘米，径约9.7厘米，胎厚1.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为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联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③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手制，敞口圆唇，浅腹，内壁有烟炱。外壁刻划双线三角纹，不甚规则。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0.9厘米。此物似为灯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④泥质红陶，手制，盘为敞口折沿，浅腹，外壁口沿部如齿状凹凸，次为模印二方连续阳纹卷草图案，再次为模印水波纹。豆颈为圆柱形，无纹饰。豆座为高圈足宽边底，底上部为模印阳纹莲瓣纹饰，下部为手捏的圆坑，边沿微卷。通高约16厘米，口径约17厘米，底径约11厘米，沿厚约0.9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18）石膏料。天然石料，两面切割成平面，可见锯痕，色白。余面为原状，如钟乳石，石质较疏松，用指甲即可抠下白色粉末。体积为21厘米×16厘米×1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六、其他出土文物
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一只黄釉瓷扁壶上，刻绘了一组乐舞图像，乐舞人均是西域平民的形象。中间一位男舞者，立于莲花座上，左肩稍耸，右臂抬举，足部在踏节应舞。伴奏者有四人，分别弹五弦、吹笛、击钹和鼓掌，此正是龟兹乐舞的缩影。河北响堂山北齐时代的石刻造像上有一位弹五弦琵琶的伎人形象，其五弦琵琶的形制与龟兹壁画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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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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