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中国学者在1816年首次发现和考察了克孜尔石窟。20世纪后，黄文弼、韩乐然等人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考察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加大对龟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85年7月，自治区成立龟兹石窟研究所，对地区境内的石窟遗址进行研究和管理。
  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首次发现和考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并在《西域水道记》（1823年刻本）中作了如下记载：“..赫色勒河（今克孜尔河）又南流三十余里，经千佛洞西，缘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题字曰惠勒，盖僧名也。河流经岩山，雅尔干河来汇，是为渭干河。其西岸有古废城，周二里许，两河汇处极四十一度二十五分西三十五度十分。”“渭干河..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窟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憔辨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区是沙门题名”。
  民国17年（1928）11月30日，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克孜尔石窟，12月16日离克孜尔赴阿克苏。考察中，黄文弼将石窟群分为苏格特沟东与沟西两部分，并编号。沟东分为三组：第一组在山后，二、三两组在山前临河。自东向西，约60个洞窟。沟西分为两组，自西向东约80个洞窟。东西共140个洞窟。
  克孜尔石窟洞窟除后山亦狭克沟的10个外，余均分布在苏格特沟两岩岸及西岩南端。黄文弼在沟西考察座西向东的13个窟：上层9窟，下层4窟。除考察石窟形制外，在第一洞出土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有：“□□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在第二洞发现长23厘米、宽10厘米、厚0.6厘米的一块木板，上彩绘一佛立像，但只存右边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和下垂的右手，正反面均有古民族文字题记；在第四洞发现陶制模型及泥塑像之类；其余洞无所见。随即考察西沿滨河上、中、下三层的第18、19、20窟。均在半山腰，无路可达，步行陡岩，以手附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时自上而下，以绳缠腰，上有人曳绳，下约120米到上层，再用此法至中层。在19和20窟未有发现，在18窟内掘出民族古文字，汉文残纸及器物多件，同时发现板床木具数件。其后考察转向东面，于12月9日在第36窟中发现一木马足及汉文铜钱2枚。10日发现有民族古文字木片2枚、破乱绸巾一卷。在此洞东北约百余步处的第4洞中，掘出木简4枚，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沟西考察后，又至沟东，所获无几。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对140余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的分布情况和洞窟平面示意图，清理了部分洞窟内的堆积，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变迁的情况，提供了可供断年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部分剥落的壁画残块和壁面上刻画图像的拓片。
  民国35年（1946）6月5日，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只身一人到克孜尔石窟考察并临摹壁画数十幅，留居14天离窟。民国36年（1947）4月19日，韩乐然再次到克孜尔石窟，与同行的赵宝麒、陈天、樊国强、孙必栋等，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清理和临摹。当时，石窟内凡可架梯攀缘的，均被国外盗劫者破坏，其他位于悬崖绝壁上的石窟，只能攀登。韩乐然第二次考察，从迪化（今乌鲁木齐）招来一些架子工，竖木梯，架木栏，方能进窟。韩乐然一行首先对75个有壁画的洞窟编号，其顺序同现行克孜尔石窟编号一致，但对多数没有壁画的僧房窟未予注意，也没编号。而后，分别临摹壁画，又进行记录摄影和清理研究，获得大量珍贵资料，并在今谷西区的东部清理窟前积沙时，发现特一号窟（今第69窟）。韩乐然在今第10窟主室北壁上留下一段铭文记载，其克孜尔石窟考察之行的起因与经过。整个考察工作历时两月之久，于6月19日结束。同年7月30日，韩乐然由迪化乘飞机回兰州，经嘉峪关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所携资料化为灰烬。
  195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向达，率队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1953年6月至12月，西北文化局邀请国内专家组织成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在天山南北两路调查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对石窟逐个进行了编号，现行第1窟至第235窟的编号即为当时编定。
  1957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克孜尔石窟开展发掘工作。
  1961年，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北京大学阎文儒主持一个石窟调查组，人员中有中国佛教协会的通一法师（刘明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刘玉权、祁铎和新疆博物馆的沙比提。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工作，对重点洞窟，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了1/100的洞窟平面图，拍摄了壁画照片。调查资料存于中国佛教协会。闫文儒根据这些调查资料，对克孜尔石窟70多个洞窟作了分期，各期洞窟的形制特征、壁画内容和时代，作了说明和论述。
  1973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石窟周围淤沙时，于第69窟旁发掘出被塌毁的山岩所掩埋的一个洞窟，编为新1窟。此窟的形制略同于早期的69窟。窟内残存的壁画保存较好，且有泥塑涅槃像和供养菩萨残躯。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建筑专家顾铁符、祁英涛考察克孜尔石窟，并对石窟的建筑和保护问题提出了意见。
  1979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马世长、晁华山、许宛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等4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指导下，到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石窟考古学习。实习组对克孜尔石窟全部可以登临的洞窟，反复进行踏查、记录，并分别就每人的论文研究课题——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又与克孜尔千佛洞文管所合作，对第1窟至第6窟、第14窟至第16窟、第18窟至第21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各组洞窟的考古报告，做了资料准备工作。这次考察特别注意了洞窟的类型和形制、洞窟之间的组合关系、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和洞窟重修情况、汉文题刻遗迹和壁画题材内容等。在文管所的协助下，采集了碳14测定的木质、植物茎类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到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资料。
  1984年4月，新疆大学组成龟兹古文化考察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对各个洞窟进行电视摄像。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首卷于1983年出版；中文版第一卷于1985年出版发行。此书收录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等国内学者、专家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考察、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克孜尔石窟所作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989年4月至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和龟兹石窟研究所共同对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的中段进行清理。在清理中，发掘出新的洞窟10个，根据方位由西向东编号为89-1窟至89-10窟。
  1984年至1990年，石窟研究所的王建林、史晓明在调查中先后发现339幅岩画。
  1991年后，中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研究，从石窟考古、佛教艺术扩展到音乐史和舞蹈史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的工作，标志着中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龟兹文化进行考察、研究、著书的国内学者有朱英荣、阎文儒、辛文、黄剑华、谭树桐、陈默、李遇春、苏北海、段文耀、韩翔、王炳华、许秀芳、华发号、徐建融、张光福、张俊彦、金维诺、陈世良、刘锡涛、袁廷鹤、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崔谷平、周菁葆、冯斐、葛谛、艾施、霍旭初、姚士宏、刘松柏、刘增祺、李铁、刘金明、陈云华、王征、葆光、王子云、史晓明、杨芊、晁华山、王建林、萧凡、张宁、吴焯、掇茗、苏伯民、李最雄、马赞峰、李实、马清林、赵莉、贾应逸、王伯敏、张爱红、徐永明、徐宛音、王志兴、丁明夷、马世长、刘铭恕、吴涛、梁志祥、盛春寿、庄强华、苗利辉、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