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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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龟兹文化》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1732
颗粒名称: 第八章 考古发掘
分类号: K872
页数: 55
页码: 452-506
摘要: 本文记述了龟兹考古发掘的情况,包含了考察发掘,出土文物,克孜尔石窟主要出图文物等。
关键词: 考古 发掘 文物

内容

阿克苏地区曾是联结人类文明发祥地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而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区,创造了与西方和中原地区迥异的古代龟兹文化和龟兹文明,留下了众多的极为宝贵的文化名胜古迹。文物古迹和古遗址遍及境内,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举世闻名,是西域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
  在地区境内的渭干河三角洲、拜城盆地、阿克苏河三角洲三大河流冲积绿洲区域内分布着250处各种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址。这些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西部天山南麓的山前谷地、冲积—洪积砾石戈壁、河流沿岸及绿洲农业区边缘的戈壁、荒漠中。在地区北部山前冲积谷地及斜缓的丘陵、山脊上,分布着数量巨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的古代石堆墓葬;在北部的河谷地带分布着众多的佛教寺院、石窟和古代的冶炼遗址;在南部的绿洲农业区及边缘的戈壁荒漠中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古城、烽燧,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见证。这些古文化遗址中,有大小石窟、佛寺总计29处,其中石窟寺19处,佛寺遗址10处。保存较完整并留存有壁画的石窟有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佰赫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阿艾石窟8处,保存的壁画面积总计达两万多平方米;保存较为完整的佛寺遗址仅有库车县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和柯坪县的克斯勒塔格佛寺遗址。
  第一节 考察发掘
  一、外国探险家的考察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众多身世、背景迥异的各国探险家受西域奇异辉煌的古老文明的吸引,多次进出于龟兹故地探险寻宝。各国探险队有组织的,以19001901年英国斯坦因的探险为开端,并先后于1906~1909年、1914~1916年进行两次探险;德国有1902~1903年格伦威德尔的第一次、1905~1907年的第二次、1904~1907年勒柯克的第一次、1913~1914年的第二次探险;法国有1906~1909年伯希和的探险;俄国有1909~1910和1914~1915年奥登堡及其他人的探险;日本有大谷光瑞与堀、渡边于1902~1904年的第一次、1908~1909年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的第二次、1910~1914年橘瑞超及吉川小一郎的第三次探险,所获的文物英国收藏在英国伦敦和印度东部的加尔各答市①法国所获文物部分文书类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类收藏在罗浮宫博物,馆内;德国所获文物收藏在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俄国所获文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圣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现藏处不明;日本的陈列在汉城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和旅顺的关东都督博物馆。
  在外国探险家中,最早到达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石窟第213窟西壁上,有铅笔勾描的女人头像和裸体像,旁侧有俄文题记:“1879.1.15”。1890年,英国人鲍尔大尉在查访库车苏巴什的佛塔时,从当地人手中购得从塔中出土的写于贝叶上的吐火罗文字的古代写本。此事轰动了国际学术界,自此,各种外国探险队纷纷涌入新疆,进行盗劫、掠夺、切割壁画、盗取文物,使古龟兹文物蒙受一场惨痛的劫难。克孜尔石窟第67、76、83、84、110、114、199、205、212和219窟等许多十分精美的壁画被劫掠,至今,壁面上的切割疤痕累累。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至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英国籍考古家斯坦因·A在对新疆天山南道考察期间,曾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和测量活动。同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领导的中瑞联合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伯希和在库车县库木吐拉购得两把玉质石斧,被陈放在圣日尔曼博物馆中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斯坦因在第13届国际东方学会年会上报告了他在新疆的调查和有待考察的遗址。这,一报告,促使犹豫不决数年的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下决心直接向新疆派出考察队。1908年,斯塔因曾在库木吐拉停留。
  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在20世纪初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4次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盗掘。其中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第二次考察队(队长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合并组成第三次考察队,在库木吐拉、克孜尔石窟等6个地方考察发掘,装文物128箱,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俄罗斯回国。此次调查后,用较长时间整理获得的文物和记录资料。1913年5月,第四次考察队在库车一带(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活动,次年3月回到柏林。第三次考察队由当时被任命为印度部主任的格伦威德尔任队长,其他队员有妙拉、勒柯克、波路托和巴路图斯。考察队雇用当地的密拉普为向导兼勤杂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勒柯克先到克孜尔石窟,从当地一户农家(主人名齐穆路)租得两间小土屋。同年2月26日,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随即开始调查。调查由西向东进行。勒柯克和巴路图斯率领村民,挖掉堆积在石窟入口和窟内的沙土,找出塑像、木雕和抄写本,收集其他出土物品。波路托主要是测量石窟和描图,再就是拍照、显像印片。格伦威德尔记录了窟内的状况,用透明玻璃纸勾描了若干壁画的白描线图。他们对洞窟的形制、壁画的布局和内容、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盗取了壁画精美之作。考察队配备切割壁画的技师巴路图斯,他们将割取的壁画和其他出土物品包装运回柏林。这次盗取的文物,尤以克孜尔第67、68窟的抄写本最为重要。
  第四次考察队仅有勒柯克和巴路图斯2人。他们在1913年7月1日到达克孜尔石窟,次日开始调查和切割壁画。巴路图斯将能攀登的石窟和窟形绘制成图,同时做了记载,写入日记。今克孜尔第175窟至第190窟即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这次考察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割取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前一次。
  两次考察队割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共252块,总面积为328.07平方米,取自36个洞窟。
  1903年1月,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主持探险队到中国考察。同年4月15日,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库木吐拉石窟和克孜尔石窟调查。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约60个洞窟的调查作了记录,并拍摄照片。4月23日克孜尔地区发生地震,几处崖壁发生崩溃,他们丢失所有的记录和其他资料,仓皇逃离。1909年4月至5月,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组成的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克孜尔对石窟进行发掘;1913年4月至5月,吉川小一郎等先后到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对一些洞窟进行测绘、拍照和编号,但工作十分粗疏。他们挖掘到一些汉文写经等文物,恶劣地在第224等窟切割取走壁画。
  1907年1月2日,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委派的法国东方学家罗·伯希和,在库木吐拉石窟和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活动,拍摄大量的壁画照片资料。回国后,其资料由他的学生韩百师整理发表。
  1906年,俄国的别列卓夫斯基兄弟二人,到库木吐拉石窟考察;1909至1910年、1914至1915年间,俄国的印度学家奥登堡先后两次到库木吐拉、克孜尔石窟活动,劫掠一些壁画和雕刻等艺术精品。
  1931年,斯文·赫定考察团成员在阿克苏发现一系列存有大量破碎的石头、手制陶器和小片灰烬的史前人类居住地,在库车的库木吐拉发现唐大历十六年三月及六月、七月的借钱契约及古书,现藏处不明。
  1988~1990年,对龟兹文化进行研究、著述的外国学者有法国的热拉·贝札尔,日本的宫治昭、上野昭夫,苏联的尤·斯·胡佳科夫等人。
  二、流失域外的珍贵文物
  阿克苏地区的文物在清末民国初期时,曾遭受各种外国探险队的盗劫、掠夺,大批龟兹文物流失域外,其中克孜尔石窟中流失域外的壁画在德国柏林、英国伦敦、印度新德里、韩国汉城等地均有保存,其中的大部分藏于柏林。在龟兹文物中,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居首位。据记载,藏于德国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77件,达300余平方米。
  (一)藏于德国柏林(何馆不明)25件克孜尔石窟壁画
  1.乐舞供养天特写之一。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东侧壁,纵61厘米,横185厘米。图中有6人:4男2女。其中2人舞蹈,2人伴奏。各天人都有项光,头部和胸前,均有许多装饰。
  2.乐舞供养天特写之二。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东侧壁,纵61厘米,横155厘米。图中有6人:4男2女。其中3人舞蹈,2人伴奏。舞者动作姿态各不相同,伴奏乐器也有多种。
  3.乐舞供养之一。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西侧壁,纵63厘米,横190厘米。此图为西侧壁乐舞供养壁画的左半部。图中右端的立佛(原在整列的正中)身旁有6个天人。其中的主舞者,头和胸部佩戴多种首饰,肩部有长帔巾,双手握花缆索。其两旁为奏乐和伴舞的天人,其中一女乐人弹奏超过人身长的大箜篌,另一女乐人吹奏特大的排箫。
  4.乐舞供养之二。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西侧壁,纵63厘米,横160厘米。此图为西侧壁乐舞供养壁画的右半部。主舞者(女)着绿色短袖紧身衣,双手持长带,翩翩起舞;其两旁为伴舞、伴奏者。
  5.佛传壁画之一。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西侧壁,纵75厘米,横178厘米。西侧壁乐舞供养画下方为3列共12幅佛传画。本图为第一列的左半部,共有2幅。一是《七步生莲》。此图有两个画面:右侧裸体的佛母摩耶夫人立在菩提树下,右手举起攀枝,身后站立一侍女,双手搀扶她的腰部和手臂。画面左半残去大部,图中一蹲跪的使女,正捧接从摩耶夫人右腋下生出的小释迦。第二个画面是裸体站立的释迦,按照佛传故事,释迦生下后就会走路,当时走了7步,第一脚印都长出一朵莲花。画面的下方残存5个脚印,表明描绘的是《七步生莲》。二是《四门出游》。释迦青少年时期常出宫到城内外游历寻访,看到民间的许多疾苦,诸如病老残衰等等。画面中左侧为释迦骑马出游,有两侍从伴随。右侧为释迦路遇的乞讨老人,卧地哀号的病人,以及死者出殡。
  6.佛传壁画之二。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西侧壁,纵75厘米,横175厘米。此为西侧壁连续佛传画中的2幅,左侧为《魔女诱佛》,右侧为《降魔成道》。《魔女诱佛》画面中坐在中间的是6年苦行瘦骨嶙峋的释迦,盘腿静坐,正在思虑。左侧裸体者为一妖艳的魔女,正扭臀摆腿,引诱释迦。释迦不为所动,且施展神威,使个个魔女当即变得老态龙钟,步履艰难,不得不相携离去。图中右侧3个白发老妪即为释迦用神力所变的魔女。《降魔成道》画面上佛的周围画众多天魔妖兵,怪兽魔女,他们正在兴妖作怪,妄图害佛,使佛不得成道。佛巍然不动,最后终于成道。画中的降魔只是渲染此种气氛,表明成道过程之艰巨。
  7.舞链飞天特写。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6窟主室穹窿顶,纵84厘米,横60厘米。因主室顶部为降起的穹窿形,壁画划分为16条窄扇面,此图为其中的2条,扇面背景画成孔雀屏尾状,并画出一根花羽毛。每条扇面各画一个向下飞翔的手持彩链的天人,天人裸体,有项光,身佩飘带。
  8.仙道王与王后。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3窟正壁,纵290厘米。画面较大,中心主题画和四周环绕多重纹饰占满正壁。主题画中心是一个国王坐于有靠背的高座上,其身后与座间有一箜篌,背景上部为宫殿式柱廊和房屋。国王面前有一手执飘带正在轻歌曼舞的女子。舞者身后有3个侍女,分别捧圆盘,执拂侍侯。国王脚下坐两女,各有一臂上扬,做出伴唱的姿态。王座另一侧上下各坐1男1女,身后各有一人为之剃度。画面描述的是胜音城仙道与王后月光的故事。
  9.长寿女听法。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4窟正壁。纵210厘米,横150厘米。此图原绘制于正壁三列佛说法图的第一、二列左侧。各说法图中人物位置交错,没有栏格界。图内上半部人物分属左右两幅说法图。但说法的佛像都只仅存少许身光。左侧两人是婆罗门,一人坐圆座,一人跪拜,都属左侧说法图。向右是一个托钵柱杖的婆罗门,仰头朝向佛,他身旁和身后是5个听法者。画面描述释迦牟尼向婆罗门说法的场面。图内下半部的说法图画面大体完整。中心部位是佛坐在方座上正在说法,画面左下方是一婆罗门手持金刚杵在听法。佛前横卧一裸女,戴耳环、花带及其他链饰。她身旁坐着一个裸上身的妇人,合掌向佛礼拜,妇人身后有3个侍女。还有一个散花天人。此幅画中横卧的裸女是已经死去的吉祥慧女,坐着的是她的姐姐长寿女。此画右侧的说法图仅保存佛一侧的听法者,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个金刚力士和他身后的5个僧人,最上面还有一个散花飞天。
  10.少年释迦试艺。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0窟主室西侧壁,纵71厘米,横82厘米。第110窟主室正壁和两侧壁共有连续的佛传画60幅。流失域外的此图为第16幅,描绘的则是少年释迦的刀术。图内右侧裸身的少年释迦,左手持刀鞘,右手握刀举过头顶,两腿微分立,准备向身旁的木桩砍去。另外两人也握刀准备砍另一木桩,两人分腿,一脚抬起,动作幅度大,面部表情显示十分用力,不如释迦那样泰然自若。
  11.龟兹国王与大臣像。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9窟西甬道内侧壁,纵113厘米,横94厘米。此图为西甬道内侧壁供养人的前3个,面向主室内的塑像。右侧第一人有双环项光,身份最高,是国王。跟随其后的两人是大臣。国王穿翻领长大衣,大衣为半袖,有肩盖,腰部系联珠带,下穿窄口裤和黑皮靴。左手所持物已残失,腰下持短刀和短剑,刀鞘宽大。身后佩长剑,仅可看见剑柄。两大臣服装及所佩剑均与国王有别。
  12.龟兹国王托提卡及王后像。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5窟主室前壁,纵94厘米,横68厘米。此图位于主室前壁门东侧下列。图的右侧是两个引荐僧,意在由这两名僧人引领供养人礼拜佛像。图的上端有横写的龟兹文供养人榜名,画中的供养人是龟兹国王托提卡和王后斯瓦杨普拉芭。国王穿翻领对襟长大衣,下穿裹腿裤和尖头靴。右手握短剑,左手持熏香举至胸前,身后佩带长剑,王前额为中分短发,后脑长发至颈部。头部圆光边沿呈向外放射状,顶端有圆珠。王后跟随国王身后,上身穿大翻领束腰短袖外套,下穿白底小花黑下摆拖地无褶裙,裙面花纹图案上下分为多列,各列均不相同。王后双手持长珠链,一手上举。额头有一团绒毛珠装饰,两侧有飘巾下垂至胸部。头后也有圆光,由两环组成。
  13.阿阇世王梦知佛涅槃。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5窟西甬道内侧壁,纵140厘米,横163厘米。阿阇世王在睡梦中遇到山崩地裂,得知释迦已死,痛不欲生。他的行雨大臣担心阿阇世王过度悲痛导致昏厥,于是采用暗示的手法报告,并安排了防止昏厥和促使苏醒的措施。此《佛传四相图》为龟兹壁画中独有的白描图,画艺精湛,堪称佳作。画面有三个情节:一是图的下面的少半部画有城堡、华盖、日月、海洋、妙高山,表示佛涅槃后,天地为之震动,华盖跌落,首都华氏城城墙崩塌。作为天地间支柱的妙高山断裂倒塌,日月衰落。二是图的左上是行雨大世王及王后讲述佛涅槃时的情况。图中间坐阿阇世王,其右侧的裸体妇人是王后,左侧深色皮肤的是近臣行雨,阿阇世王讲述佛之涅槃。三是图的右上角是大臣行雨双手持白色画布,上画佛一生的主要经历,即诞生、成道、初转法轮和涅槃,大臣行雨按画面依次叙述,以暗示佛已涅槃。为防止王发生意外,大臣行雨准备8个大瓮,瓮中盛有不同的香液,以便国王沐浴后能从昏橛中苏醒。此壁画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14.争分佛舍利。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5窟西甬道内侧壁,纵163厘米,横196厘米。第205窟是龟兹国王托提卡捐资修建的。此画上半部正中所缺部分画的是婆罗门,在1903年时被日本考察队剥去,其余部分为德国考察队挖走。画面描绘佛涅槃木并火化后,印度地区8个国家派兵前来索取佛舍利,以便带回本国建塔供奉的情景。图内中列横贯左右为拘尸城城墙,下部正中城门,近处为拘尸城外。8国兵将耀武扬威,要争夺佛舍利。图内上方为一婆罗门手捧舍利罐,正调解8国的纷争,主张将佛舍利平均分之。两旁为8国代表,每人都捧一个舍利盒,表明已各得一份。图中舍利盒为龟兹古代当地的样式。
  15.焚化佛遗体。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后室前壁,纵148厘米,横200厘米,第205窟后室正壁为佛涅槃像。此幅壁画位于佛涅槃画对面,即中心柱后壁上,描绘焚化佛遗体的情况。画面描绘佛遗体置于龙棺内,棺面刻满了花纹,棺下堆放了数十个牛头,火焰已经燃起。棺头站立着佛的大弟子阿难,双手托起棺盖,端详着佛肃穆的面容。其他僧徒与天人,有的合掌敬礼默哀,有的跪地嚎啕大哭,有的向佛体撒放香花,整个画面显示出肃穆悲壮的气氛。
  16.净饭王及王后听法。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6窟主室西侧壁,纵100厘米,横100厘米。1906年德国考察队发掘第206窟时,剥走此画。释迦成道后4年,其父年已90有余,暮年净饭王十分想念儿子释迦,于是派人送信,要释迦回乡。释迦多年未曾回家,于是就匆匆带领徒众回故里迦毗罗卫。释迦在家乡为父王说法,使父王安心立命;又强使沉迷于酒色的弟弟(异母)难陀出家为僧。此画描绘与此相关的情景。画图中佛前坐着净饭王及王后,他们面前亲吻佛足的是释迦族人,身后是持剑的卫士和撑伞的侍从,上端是弹琵琶和吹排箫的乐神。画图中右侧为净饭王将象征王位的王冠交给一跪着的人,表示王位将传给他。其身后是佛的早期弟子舍利弗和大目健连,最后为三眼帝释天和天人。
  17.难陀出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6窟主室西侧壁,纵100厘米,横100厘米。此画紧接净饭王及王后听法之后,描绘释迦的异母弟难陀出家的情形。画面背景有拱形窗的高大建筑,表明事情发生在迦毗罗卫城的王宫中。画中合掌跪在佛面前的为难陀,其身旁同样合掌跪地的是难陀所宠幸的爱姬,作天人相,他们身后则有两名侍女向佛礼拜,最后是两名侍从。佛的另一侧坐着身穿全副铠甲的金刚力士,手中握着金刚杵。他身后为弟子舍利弗和大目健连,上方是三眼帝释天和天人。
  18.为释迦族女说法。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6窟主室西侧壁,纵103厘米,横102厘米。这幅图描绘的是耶输陀罗及释迦族女听法的场面。图内佛面前的耶输陀罗身穿薄纱衣,合掌敬礼。另有释迦族的5个妇女捧盘向佛供奉鲜花,上端右侧为两个翩翩起舞的天女;上端左侧为两个弹奏琵琶的天人。
  19.迦利龙王与王后听法。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6窟主室西侧壁,纵100厘米,横112厘米。佛座前置16条腿的小供桌,上面摆满鲜花。佛前听法的是龙王及王后,头光后的3条蛇和云气表明其身份。他们坐在圆形的绿色水池中,池中冒出一条大蛇,蛇头上长出一棵树。龙王夫妇身后是姬妾捧盘供奉鲜花,再后是天人,其中一人正弹奏琵琶。佛的另一侧坐着一个大胡子金刚,一手握金刚杵,一手执佛尘牛尾,他身后是3个僧人,其中一僧,一手上扬。最上面是三眼帝释天。
  20.亿耳遇饿鬼本生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2窟东侧壁,纵71厘米,横494厘米。此图为富家子亿耳遇饿鬼故事的连环画。
  21.弥兰入银城铁城故事。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2窟西侧壁,纵91厘米,横450厘米。此图描绘弥兰入银城铁城的因果报应故事。
  22.第一次结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出西甬道内侧壁,纵234厘米,横264厘米。此图描绘佛涅槃后不久500高僧汇编释迦生前阐述的佛教教义和戒律的情景(后来称第一次结集)。画图分左右两个场面。左侧描绘的情节在先,为第一个场面。画面正中坐于高座的为佛的大弟子大迦叶,他在讲述两件事,分别画在大迦叶的上下方。上方表现的是,佛涅槃时大迦叶带领500僧众正在外地,听到佛涅槃消息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到拘尸城。画中左上角在空中飞翔的僧人为大迦叶,其前正在飞翔的两僧人表示五面僧。下方表现的是大迦叶认为佛的贴身侍者阿难不得参与结集佛说,因为阿难触犯过戒律。此时有不少高僧为弟子阿难求情,恳请允许阿难参与结集。画内右侧第三弟子在为阿难说情。高座下阿难双腿跪地叩拜。此图的右侧为第二个场面,阿难坐于高座上,口述他随侍佛多年所聆听的教诲。其前两侧是参与结集的500僧和八上座。
  23.焚棺与举哀。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后室前壁与券顶,纵397厘米,横346厘米。此图切割盗走时呈弯曲面,修复壁画时将其展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存在柏林的原画已没有这么大了。此图下半部为焚棺,佛遗体置于一龙棺中,棺盖为两坡屋面形,前后档板分别雕有龙头、龙尾、棺两端各跪一天人,头端天人举华盖,尾端天人捧供盘。棺前左侧一僧合掌礼拜,右侧一僧着绿色长衣,双手高举,嚎啕大哭。棺头方向有两僧和一天人,尾端有二天人,似在向棺上浇油,棺上绘有熊熊火焰,以示焚棺火化,接着向上为栏,状似印度早期佛塔之栏,栏内为举哀男女信士,共画11人,均为印度各邦的王公贵族,装束各异。其中有3个男子悲痛欲绝,用刀割划自己的额头或胸脯。画面上端为一列三天人,正在散花和奏乐。画中举哀弟子痛悼形象各不一样。
  24.佛遗体焚化。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0窟后室正壁,纵264厘米,横445厘米。此图内容简略,将佛涅槃和火化合并为一个场面。佛临终前到达拘尸城,在城外一处沙罗树下铺床卧下。图中画出两棵沙罗树。佛涅槃后要火化遗体,但因弟子大迦叶不在场,木柴怎么也点不着,后来大迦叶终于从外地赶来,向佛遗体礼拜后,木柴立即自燃起火。画内老僧大迦叶跪在佛足一侧,双手托摸佛的双脚,佛体冒出火焰。佛左手的拇指和食指间画出了缦绸(佛籍中提及的佛有特别的身体开关,即“三十二相”之一)。
  25.度乐神善爱犍闼婆王。出自克孜尔石窟何窟不明,德国考察队将此画记在第7窟,但第7窟这一题材的壁画至今存有。此画为某窟西壁壁画局部,纵210厘米,横130厘米。此画描绘佛度化乐神善爱的故事。原来乐神善爱自恃演技高超,常常傲慢无理。佛临终前化作一乐神去天宫见善爱,与之比赛演奏箜篌,技艺远胜善爱,然后佛现出本形,善爱深自悔过。于是礼佛听法,归依佛教,成为居士。因右侧弹箜篌者为善爱,左侧白肤色者则为教化成的乐神。画内2个人物刻画细微,表情生动,为少有的佳作。
  (二)藏于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52件克孜尔石窟壁画
  1.伏钵塔和僧列图及窟顶图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窟左廊内侧壁,纵195厘米,横196厘米。
  2.伏钵塔。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窟通廊外侧壁,纵148厘米,横216厘米。此画所绘的塔由基坛、塔身及相轮三部分组成。最下面的为基坛,方形石板从上依次束腰形地重叠成4层,其上为塔身。塔身内绘有舍利容器及佛坐像(大部分已脱落)。塔中舍利容器的形状与谷内区第92窟南出土的舍利容器相同,其高度与直径的比几乎是1∶1。相轮从下面依次通过露盘、伏钵、塔刹伸向上面,塔顶的两面幡似在飘摇。此塔不同于印度中部的塔,而与阿富汗东部到巴基斯坦北部所遗留的坎弟晚期的方座塔有许多共同点。
  塔柱壁画排列的僧侣们,画得比较简单,衣着种类和手势均不一样。排第一位的僧提着灯。列像的上方记着各个僧人的名字,白底上横着写成一条带状。据记载,记在白纸上的僧人的名字本世纪初尚能读出,但壁画被运到德国后,名字几乎都剥落了。
  舍利容器的上方所绘的菱形图案,如菱形山岳图的简化式样。绘在通廊的伏特天井,画图向内侧弯曲,而在博物馆,已被弄平伸展。
  3.供养者列像。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窟,纵150.5厘米,横208厘米。此为绘在右廊内侧壁后部的整个壁面。
  4个供养者中,最左的一人脚下跪着一个两手捧花盘的仆人(已脱落)。4个人都分开两脚,以脚尖站立,头略低,皮肤的颜色都是白的。除靠左边第二个人的头发为白色外,其余3人的头发都是红色。前流海剪短,从中间分开梳。其他部分的头发梳成长的,绕到后面结起来。4人的手姿都不同。脸有圆有稍长的,眼的位置接近鼻和嘴,双眼皮。鼻梁高挺,留着小而跳跃的八字胡须。4人均穿右前长过膝的上衣,襟大大地翻折。上衣镶着有花样的边。内衣是齐发际的圆领,中央可见到针脚。裤子的下摆越下越窄,脚穿皮鞋。4人的左腹部均佩长剑,左腰上斜吊着中型的刀。4个供养者均无头光。
  4.八王分舍利。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窟后廊前壁,纵210厘米,横306厘米。此画占据后廊前壁的整个壁面。为克孜尔石窟中分舍利画面最大的一个。画面分上下二段。下段以城壁为背景,中央配以城门。城门前以城门为中心左右对称各画有3个戴盔甲的兵将。城门左右两侧各画1个似为首领的人,那威风堂堂横坐在军象背上的定是将军,跟随他的士兵骑着军马,但仅画一匹。士兵们挥着形状各不相同的小旗,两位将军伸出右手。
  上段的画面都用城墙围了起来,表示图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城内。画面中央的城门上盘腿坐一婆罗门,双手捧壶。婆罗门两侧各6人分别排成前后两列坐着,均有头光。前排6人都拿着尖盖的圆形舍利容器。后排6人,各有一人两手拿舍利容器,其他4人中有3人合掌礼拜,1人拿盘散花。
  5.善爱犍闼婆王归佛像。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3窟后廊左壁。纵210厘米,横130厘米。德国人把此画记录在第7窟,但今第7窟有与此画相同内容的画。而第13窟后廊左壁被剥落壁画后的画面面积即与此画面积相同,故推测在第13窟。
  此壁画描绘男女两人,衣服、装饰品均细微描绘。向前左侧是天神,重心在右脚,倾斜身体,脸朝着身旁弹箜篌的女子,左肘放在其肩上做着手势在讲话。女的靠着男的双脚交叉而立,向着男方把箜篌夹在腋下用双手弹奏。两人背后画有大的树冠,树叶以散落花瓣和珠宝表示。
  6.立佛。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3窟左廊外侧壁,纵86厘米,横157厘米。此立佛图与第17窟所画同种佛画相似。克孜尔石窟内此种佛画仅有两例。
  佛站在扁平的椭圆形台座上,其身光和头光都较大。头光有两层,外圆和内圆间画着8个小坐佛,其间用S字状的线连接着。身光的内侧画着内外两层小佛,其内侧有左右各5坐小佛,外侧有左右各7坐小佛,其脸都稍朝外。
  佛颈上闪着小珠颈链,胸口水平地绘着宽的带状花纹。下面横排着5个小坐像,其下面又是宽的带状花纹,接着在下面又1画4个人。中间的一位坐着高座,左侧两人及右侧的一人均跪着。4人都带头光,他们的背后画着宫殿;他们的下面又有4个带头光的人横排成一列。
  其大腿的正面画着一个脸稍向内侧跪的人,由椭圆形的卷云纹围着。左大腿旁的脸稍向内,交叉两脚站立的人也绘在卷云纹的环中。膝上画着圆形花纹,左右小腿上的卷云纹环中各画着一个脸稍朝内侧的人。小腿间可看出一个瘦小的人物。
  左上膝的上部绘有蹲着的人,下面卷云纹环中的人也为蹲姿。肘上画有圆形花纹。右上膊所画人物的姿势几乎与左侧相同。
  立佛的背景上撒满了小花和珠宝,右脚边盘腿坐着一个僧人在礼拜。
  7.立佛像板绘。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7窟上方窟,纵46.3厘米。此板绘发现于婆罗谜文书籍的抄写本上。出板绘的石窟已毁坏。另外出土的两幅板绘都比此板绘小。
  板绘上的佛身材魁梧,站在椭圆形的莲花座上,头稍倾向右前方,左手举至齐眉处,右手在胸口捧着钵。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间缠着缦网,腰稍偏向一边。长及小腿的偏袒缠在右肩上。上衣有两层。长衣下穿裙,有头光和身光。
  板绘上方横写着一行龟兹文题记。
  8.佛传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窟顶,纵34厘米,横30.7厘米。此画虽与菱形因缘图排在一起,但不同于因缘画。佛不坐在台座,而是盘坐在龙船上。龙张大嘴浮在水面,龙船的船头有个穿短裤、颈和胸前系着带子的人,左手前伸,掌心向下,右手上举而立。佛的头上画有6角形的花盖。此画描绘的是佛从王舍城过恒河去毗舍离的途中,因风强浪大而驾龙腾上天空越过恒河的故事。
  9.太子本生。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窟顶右侧,纵30厘米,横27厘米。
  画面右侧有个半裸的菩萨跪在住家的门口,其前面站着两个赤裸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的手均用绳捆绑起来。菩萨将绳头交给画面左侧的婆罗门。瘦瘦的婆罗门伸出两手,接过菩萨递来的绳头。此画描绘的是太子将两个孩子施舍给婆罗门的场面。
  10.本生故事。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窟顶右侧,纵30厘米,横25.5厘米。
  画面左侧,两手抱裹着白布的婴儿的妇女跪在地上。似在向站在面前的菩萨乞讨什么。菩萨左手撑腰而站,头向上,右手握着剑举至齐颈处。
  11.大迦叶头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上方窟后廊内壁右,纵46.5厘米,横71厘米。
  画面描绘的是跪在涅槃佛脚前的大迦叶。大迦叶以沙罗双树的树冠为背景,树叶上的花都绘有花萼和花蕊。大迦叶的头发和胡须为蓝色。左腕上可见灰、白、黑及绿等颜色的百衲衣。
  12.壮士头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上方窟后廊内壁左,高59厘米。
  壮士的眉连着额头的皱纹,显出悲哀的神情。头上戴有三珠冠,冠的左右各有随风飘动的两个白细的统带。头光上有白色的花边,内涂蓝色。颈上戴着联珠首饰,从肩到腕都画着花纹,背景为树冠。
  13.联珠鸭纹图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主室左壁下部,纵52厘米,横110厘米。
  此图是横向连接的联珠纹图案之二。联珠的环中都画着一只头扭向一边而站的鸭子,相邻的一对联珠环中的鸭子相互看着。现存的5只鸭从胸部到腹部所画的图案为横格、竖格、鱼鳞等各不相同。颈的上部结着丝带,下部配以联珠纹,而垂珠从嘴里叼着的联珠纹的丝带环中挂上。每个大联珠环和环之间由小联珠环联着。大联珠环的上下两处有小的半圆形联珠,大联珠环的外侧空间配以三朵花的图案。现存此图的颜色状况较差,只有黑色还是原来颜色。
  14.伎乐天。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7窟后廊右壁。
  此图位于后廊佛涅槃像脚部的侧壁。画面左侧的一个天人浮游在空中,右手捧着放满鲜花的盘,左手将盘中的花撒在空中。其右下方还有一天人在空中舞蹈。
  15.伎乐天和金刚神。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7窟后廊内壁,横166厘米。
  画面左端为左手拿金刚杵的伎乐天,向着佛的头部飞翔。随着金刚神的伎乐天两手包着阮咸在弹奏。画面右端为跳着舞蹈向着与大家相同方向飞翔。
  16.金刚神。出自克孜尔石窟第77窟主室右侧,纵57厘米,横40厘米。
  此图位于主室右壁的佛游行讲经图的左下角。图的左端可见佛的右腿和台座。画中的人物坐在竹席上,看着佛举右腕握着拂尘,左手在胸前握着金刚杵。头上戴有似鸟的双翼展开的冠,长长的头发将它卷住,画着头光。此为听法的金刚神。金神神的眼前画有两只鹰:一只卧地,一只飞下。
  17.仙道后与王后。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3窟主室正壁,高290厘米。
  画面较大,环绕中心主题画和周围的数层装饰花样占据整个正壁,其左右两侧的花纹延伸至侧壁。主题画中心为国王,坐在靠椅宽大的高座上。国王后面和靠椅间置放箜篌。背景的上端可见宫殿式的柱廊、房子。国王的面前有拿着飘带轻歌曼舞的女子,后面有3个手拿圆盘和拂尘的侍女。国王的脚下坐着两个女子,各举一只手在伴唱。王座右侧的上下坐着出家的男女各一人,后面的人正在给他们剃发。
  18.佛传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0窟主室左壁。纵74厘米,横294厘米。
  此窟主室的正壁和左右两侧共有60幅佛传画。本图4幅位于靠近左壁入口的上部。
  向前靠右第一幅的中央,一妇女横卧在床上,双腿微曲,右手撑着头。有头光,全身缠有衣服,只在帔巾和身体上描有花纹的小装饰带。画面的两侧各有一个侍女,衣饰与卧女几乎相同。背景为宫殿。妇女的上方为飞下来的白象。此图表示托胎灵梦或乘象入胎。
  第二幅的中央坐着国王,其左边坐着夫人,右边是坐在高座上的婆罗门。中间坐的是净饭王,旁边的妇人是摩耶夫人,婆罗门即阿师陀仙人。此图是仙人释梦(阿师陀占相)。
  第三幅的中央有个妇人,两足交叉,右手举上,有头光,没穿衣,背后有树冠。妇人左侧的侍女两手抱着妇人的腰。画面右侧的侍女则两手捧盘而立。妇人的前下方跪着一个上身半裸的男侍,朝着妇人。男侍的头前方和妇人腋下间的壁画已脱落。画的当是妇人右腋出生的婴儿。画面右上角画的是小马正在吸母马的奶,下面是母象和小象。此为树下诞生图。
  第四幅画有两个场面,左侧的画面较大,画有两个跪着的龙王,头上各有8条龙和装了水的杯。龙王让裸体少年的一双脚分别站在两手上,少年直立在空中(身体周围的壁画已脱落)。右侧下部仍站着赤裸的少年,头光已脱落,右手举至胸前,分开两脚正在行走。上方有天人飞来,有头光,手捧花盘,另一只手正在散花。此为自行七步和香水沐浴(二龙灌顶)图。
  19.佛传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4窟主室正壁和右壁,纵326厘米,横435厘米。此图大部分在正壁,其余在与正壁相连的右壁上,从左至右分4段共15幅。
  第一段第一图,向着画面的左侧有3个婆罗门:一个坐在高座上;一人跪着叩头,两手触及佛脚;另一个手掌上置钵,拄着拐杖,向着相反方向。另有5个听法者。此图为佛会见婆罗门。第二图从第二个佛的左上角的金刚力士到佛后方上角的听法僧。佛的立像只残留身光的外缘和两脚。第三图从第三个佛的背后下角的金刚力士到佛面前有4个人。主要听法者是国王,两手合掌礼拜,背后有两个侍从。佛背后的金刚力士手拿金刚杵和拂尘。第四图画面除立佛外其它都保存得较好,人物也较多。听法者的冠上一律是方棱形的如意宝珠,与其他石窟中的三珠宝冠明显不同。
  第二段第一图的左端开始与右侧第二图的界限较清楚。从人物脸向可知,朝着佛的人属第一图。此讲经图的主要听法者在佛的面前,即画面右侧。图中一个裸女横卧在地,其上方半裸上身的妇人恭恭敬敬地坐着合掌。其身旁有3个侍女,最上面的为散花的天人。横卧在地的裸女为死亡的吉祥慧女,坐着的妇人即是其姐长寿女。第二图保存较差,但佛和头光、身光的大部分都保存着。右侧有金刚力士、5个僧人及散花的飞天。第三图中佛的两侧各自形成一个场面。左侧有两个人在削发出家,其后面是手拿拂尘的僧人,头上似有发髻。上有两位天人。右前面有一个手持钵的僧人,正在背佛离去。前面的2个沙弥与僧人言语,上端排着天人。此图为释迦亲族即弟难陀的场面。第四图在右壁,佛坐在高座上朝着画面右侧,背后是金刚力士。高处头上放着龙的一个是青年婆罗门,正在听佛经。画面右前方的也是青年婆罗门,左手拿水瓶。后面有两个年轻人,上面是散花的天人。第五图只保存佛光背上的花盖和一位听经者。
  第三段第一图的上部残留少许,仅见佛的头光、天人的上半身。第二图有立佛的头部,背后是散花的天人,佛的面前有两个僧人和两个俗人。第三图所画立佛,其脸面向左边的青年,并握着他的手腕。上面有两个散花的天人,背后的天空有圆光,中间有个青年。此图描绘青年述说身世,从此归依佛法。第四图分左右两侧:左侧有个佛坐在窟中。窟外的左上方是梵天王,右上方是散花的天人。佛前跪着一个僧人。右侧的画,有个开着的门,门上有男女各一人。女的掌上持钵,往走向门的青年僧侣身上散花。与青年僧侣相对的是稍年长一点的人物,伸手阻止青年僧侣入门。这时一只狗正从门中出来,咬着青年僧侣。第五图在右壁,佛站在莲花座上,后面有金刚力士。力士上面是僧侣。佛前站着一个手拿拂尘的僧侣。上方画着月亮和星星。地上有人的尸骨,木桩上绑着小沙弥。第六图有佛身光的一部分。佛伸右手拉着一个沙弥的手。上边有散花的天人。
  第四段是余下的正壁右下角的一部分,画的是宫中的妃嫔。一女赤裸着坐在高座上,中央坐着国王。其背后有侍从,前面有捧盘而跪的女子。
  20.降魔成道。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0窟主室正壁上部。纵140厘米,横约200厘米。此图为克孜尔石窟群中画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降魔图。此图原在主室正壁上部的半圆拱形壁面上,左下方受到一点损坏。德国人割取而于柏林保存的降魔图已不足原图的二分之一。
  画的中心是坐佛。降魔分成3个场面,位于壁面的左右下方。右边的是第一个场面:魔王率领群魔,想以刀和箭杀掉佛。接着左边的是:魔王坐着指挥牛头马面的魔群杀佛迁都。第二个场面:魔王穿上铠甲,其6臂,一对在肩口向上伸,另一对放在膝上,余下的双臂稍下一点。佛座前魔群降伏是第三个场面:可见横倒在地上举着两脚的魔王,后面的魔鬼左手抱着魔王的腰,正从地上抱起。
  画面右侧有几个魔鬼。坐在地上靠近魔王的妖怪有3只眼和圆耳朵,披头散发,拿在手里的弓箭是魔王拿的弓箭。这妖怪的上面还有3个双层脸的魔鬼,脸上有五只眼睛、两个鼻子、尖尖的耳朵和突出的牙齿。魔鬼们的头上都以装饰的带状布扎着。
  21.本生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4窟主室窟顶右侧,高236厘米。
  (1)图中人物是消瘦的苦行僧。留着长发,头上结着高髻,坐在修行的草屋内。草屋后有树冠,内有榻座。苦行僧手拿细长颈的小瓶,面对着四兽:蛇、鹿、鸟、鸽。此图为比丘精进力本生。
  (2)图中一人坐在6角形的城内。其头上有绿色圆形,其正面有城门。此为商主慈者本生。
  (3)、(4)为两幅菱格画构成一个睒子本生故事。(3)的左上部有个骑马射箭的人,右下部有个在池边打水的人,箭射中其胸部。(4)画的是草屋,中间坐着两个男女老人。在克孜尔石窟群中,以两个相邻的菱形画表现一个本生故事的构图,仅此一例。
  (5)半菱形中有个想往高处攀登的长角山羊,背靠背地站着。
  (6)菱形格内画着一棵树,一只沙漠小羚羊,朝树站着。
  (7)两只猴。一只猴端坐在垫子上神秘地思维,另一只猴在一旁似在逗闹。
  (8)一只大猴用手抓住左边的棕榈树,后脚跨在菱形的山上构成一座桥,其身体横在画面中央,两只小猴正从其身上过河。此为猴王本生故事。
  (9)图左边的妇人面朝外侧,肩负小孩。小孩向着后面,右侧的人不停地眺望着妇人,右手握的剑正欲砍下。此为善生太子本生。
  (10)画面中央站着菩萨,脚下像是胶粘后叠成的布。背后画着火焰的光,两胁分别有蛇。此为昙摩钳太子本生。
  (11)图的下方是盘卷成扁平S形的两条龙,张开凶猛的大嘴。龙身上一位商人赶着两头家畜。此为马璧龙王本生。
  (12)一婆罗门坐在草屋内,眼前有一只猴(画着猴的一小部分被遗留在克孜尔石窟的原位)。此为婆罗门本生。
  (13)三眼夜叉坐在宝座上,两手抓住裸体小孩似在吃掉。前面跪着的男女正向夜叉求饶。此为修楼婆王本生。
  (14)一苦行僧坐在画面中央。上半身仅穿帔巾,肩和腕处的飘带随风飘动。前面是水池,后面是树,一对小孔雀在玩耍。苦行僧的头上有个小雀巢,中间有两只刚孵出来的雏鸟。此为比喻的僧伽罗刹顶鸟不动。
  (15)、(16)、(17)图是分别附在(14)图菱形图上的半菱形图,当属(14)图的附属部分。(15)图绘胸口白色的小羚羊面朝苦行僧。(16)图中有棵树,树上有两只长尾锦鸡。(17)图中的小猴跪着后脚,都朝着苦行僧。
  (18)半菱形中画着两只猴,一只向左跪,在寻觅,另一只坐在地上,用手抓着自己的尾巴正在向左跳跃。
  22.菩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主室正壁左廊入口上部。
  此图位于正壁礼佛画面的左上角,与右廓入口上端的菩萨对称。菩萨呈思惟状,身上装饰较多,头戴五珠冠,头后有飘带和流苏。戴大耳环,颈上挂7层首饰和有花纹的丝带,手腕上有刻文,腰穿薄薄的下裳,脚穿有花纹的凉鞋。菩萨坐在竹编的高座上,背后有两层圆光的花树。
  23.菩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主室正壁右廊入口上端。
  菩萨的脸朝着安放在正壁龛中的佛塑像,右脚置于左膝上。右手托着颊,左手撑腰在思考。背后画两层圆光和花树,背景为天空和香花。金翅鸟叼着蛇。站脚前方。图下方的礼佛者有坐姿和拜跪的姿势。
  24.立佛。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主室右壁。
  第123窟主室右壁的整个壁面均画立佛讲经图。此图的中心是立佛,右手举到胸前,左手垂在身旁。背后是椭圆形的全身光,无头光。光背中环绕地画有四五层小立佛。小立佛站在圆座上,除两层背光、环光外,还有升腾的火焰纹。身光的两侧是听经的僧俗弟子,画面的左侧是僧侣,前后成4排共8人,见有沙弥和老僧侣。右侧是菩萨和俗人。前排2位捧着花在散花;第二排一人在合掌礼拜,另一人在舞蹈;排在最后的两位是菩萨,其中一位手拿拂尘。
  25.讲经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主室前壁。
  此图上端无界限地绘有3幅讲经图,各图的构成几乎一样。中央是坐佛,呈不同的坐姿。坐佛两侧是听经的人群。门口左右两侧也分别画着立佛像。门左侧的立佛左手托钵,头光中环绕着八九身小坐佛,全身光中围绕着小立佛,下端是小坐佛。全身光仅留一侧。头光及全身光的边缘有叼着花环的九鸠。画面背景是天空和香花。门右侧是立佛像,佛身几乎脱落不能认出。此画的背景是香花和如意珠。
  26.佛和菩萨立像。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主室窟顶。
  立佛都有身光和头光,两脚各踏在莲花上。莲花由一个天人捧着,佛的头光上还有开着带萼的莲花。菩萨也有头光和身光,但各菩萨的姿态不同。菩萨踏的莲花也与佛不同,由夜叉捧着。夜叉长发长须,耳朵尖尖。菩萨的头光上也有带萼的莲花。
  27.伎乐天。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左廊天井。
  此图位于通廓和后廓天井,原图弯曲,后为博物馆将画拉平固定。
  此图画面先是重叠组合的平顶山岳图案,取代其它窟常见的菱形山格图案。图中有吹横笛的伎乐天和散花天。
  28.伎乐和七件宝。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23窟后廊天井。
  本图画面依次是:伎乐天、七宝(金轮宝、白象宝、绀马宝、神珠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的展现,吹排箫的伎乐天。右廓绘有歌舞的伎乐天和弹琶琶的伎乐天。
  29.佛传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1窟主室左壁,长250厘米。
  此图共有3幅,位于左壁下段,向前左侧和中央图的上缘稍有缺损。
  左第一图:佛身光的上端是合掌礼拜姿势的帝释天和梵天王,两手放在身光的边缘。佛右侧有天王,背后是伎乐天,佛的台座前有鹦鹉。佛左侧的图是主要场面,佛朝着这边。最前边是跪着一只脚礼拜的僧侣,后面是蓝皮肤的僧侣,两手把棒挥到头上像要打前面的僧侣。两个僧侣间有房屋,见有门窗。中列是两个夜叉,其中一人蓝皮肤。后列是伎乐天,一人弹琵琶,一个吹排箫。
  第二图,正面上方是帝释天和梵天王,但大部分已丢失。佛的左正面的圆高座上坐着裸体女性,作讲故事的姿态。背后自下至上有3位侍女,最下面的跪着捧盘,中间的弹琵琶,上面的是褐色皮肤的侍女。裸体女性上面是两位僧侣,正在与裸女畅谈,最上面是天人,佛的右边有相同的裸女和横拿箜篌的侍女。这两人的前方下端左右分别有侍女,其中一人捧盘,另一人吹笛。裸女背后有弹琵琶的侍女,拿花盖的红皮肤侍女及老妇人。后列是伎乐天,但大部分已遗失。
  第三图,佛的正上面是帝释天和梵天王。佛的右手指上清楚地画有缦网。佛右手前跪着僧侣,僧侣上方是蓝皮肤的六臂夜叉。左侧的夜叉与一女相互拥抱着坐在神牛背上。佛的右下角是披头散发耳朵突出的夜叉,手拉小孩站在水池中。六臂夜叉的背后有两位天王、国王及天人。佛的左中是两位天人,后列是伎乐天,一人弹琵琶,一人吹排箫。坐在神牛背上的是昆摩夜叉和大自在天,站在水中的是名叫林主的吃人夜叉。
  30.佛传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1窟主室右壁,纵145厘米,横253厘米。
  此图分上下两段,其间有界限;左右无界限。此图共4幅,其中第三幅最完整,第四幅在脱落。
  第一图为上左图。佛前第一排是国王和王后,其下角是捧着果盘的侍女,佛脚下有少年。国王和王后的背后有4个王家侍从。紧挨佛的侍从高举花盖,其后的侍女两手捧着宝冠。国王头后是两手持剑的护卫,王后背后的侍从手拿短笛。最后排着3个天人,均有头光。后排另列有天人。此讲经图描绘鞋匠在宫中饮酒的故事。
  第二图为上右图。国王和王后坐在佛前高座上。佛的脚上一个少年跪着,手拿喇叭形的布袋。国王的身后是两个随从,其中的老妇人手拿剑,另一侍女高举花盖。后排是天人,都有天光。
  第三图为下左图。佛朝右边,听法者中有4个夜叉头目,还有几个怪人。后排是天人。
  第四图为下右图。现存佛身右侧的听经者。主要的听经者原来画于佛的左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现存听经者的前排,佛的旁边也有个没穿衣的妇人,横向后面的5个人是她的侍女。最前面的是跪着捧礼盘的侍女,后面是弹琵琶的侍女,背后的3个人中1人唱歌,两个奏乐器。后排的3个天人分别在吹箫、散花、唱歌。此图缺损部分是两个未穿衣的妇人。
  31.本生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4窟主室侧壁下端。原资料记载此画在第206窟,但第206窟道廊侧壁上的壁画如今尚在。以图大小和画风判断,此图为第184窟主室侧壁下端的本生故事画。此图共有本生故事画18幅,从左到右顺述为:
  (1)中央坐着国王,面向他的左侧是一个妇人,右侧是婆罗门。婆罗门的左肩上披着兽皮。国王两手举至肩,手握布头似的东西,向上舞。描绘郁多罗仙人的故事。
  (2)中央坐着国王,其脚斜伸。向前左侧是王后。右侧国王头光上的一人左手按着国王的下颚,右手持针正在取国王的眼睛。此为快目王施眼本生。
  (3)国王和王后并排坐在高座上。面向国王右侧的是婆罗门。国王左手抓着左脚的踝骨拿到高座上,右手持刀正要截断下膝和踝骨。此为虚空王施脚本生。
  (4)图中央站着国王,眼前的3脚大鼎点着火。国王的两侧坐着婆罗门。此图为虔阇尼婆梨王挖身上的肉熬油点千灯的本生故事。
  (5)国王和王后并排坐在高座上。眼看跪着侍从,两手捧着盘,上面正横躺着一只鸟。此为雁王本生故事。
  (6)面向图右侧的人在山林茅庐中,两手前伸,面前的国王挥剑要砍下其双手。此为羼提波梨仙忍辱修行砍双手的本生故事。
  (7)图中央的床上横躺一人,身体两侧有厚厚的木板,用两根横带绑着。板上有黑白两人,此为慕魄太子本生故事。
  (8)一妇人向前右侧跪着,丰满的双乳下垂。妇人右手握刀正割下乳房。面前有幼儿和妇女。左侧是一位国王坐在王座。此为银色女施舍双乳本生。
  (9)国王和王后坐在高座上,国王的一边另有一人,此人眼前有个跪着的象。此为大光明王本生。克孜尔石窟发现的古龟兹语抄本《贤愚经》十卷第四十二品中有此题材。
  (10)画面中央右侧坐一国王,国王面前有两人,前面一人跪地,秃头,腹部和两腕发肿,后面是随从。此为国王给病人施药或自己肉的本生故事。
  (11)画面中央的绿发黑肤夜叉坐在王座上。盘腿而生,两手紧抓幼儿的身体,似要吞吃掉。前面两侧的国王和王后跪着合掌在向夜叉礼拜。此为修楼婆王将爱妻和孩子献夜叉供养听经的故事。
  (12)面向图右侧的是国王。其头发被连接在树干上。跪着的是国王的臣下,两手托盘,盘中是呈各种颜色的玉制人面。左侧是婆罗门,两手高高举剑,正要砍下国王的头。此为目光王施头本生故事。
  (13)面向图左茅庐前坐着的是菩萨,面前的两个幼儿靠在菩萨身上,右侧是婆罗门,面相丑陋,背景是树林。此为太子舍儿本生故事。
  (14)图中央坐着菩萨,其苦行僧的装束,两脚左右分开,放开大拇指。两侧各有两个夜叉,披头散发,呈合掌礼拜的姿势。此为慈力王施血的本生故事。
  (15)图中央的菩萨举双手而站,其双手已点燃。左边是骑驴的商人,驴背上载着货物,左端是悬崖,背景色暗。此为萨薄燃臂的故事。
  (16)现存左侧三分之一的下半部。菩萨拿盘在给跪着的病人食物。右边可见王座的一端。背景是宫殿。此为菩萨施药除病的故事。
  (17)面向图右的一国王坐于王座,面前的菩萨手绑在后面。画面上只有腹部及以下部分。其背后有护送的婆罗门,但画面上仅有下肢和脚。此为一切施王舍身的本生故事。
  (18)图下方的菩萨身穿短裤,右腕和臂部、左脚放在地上横躺着,头上有圆光。左腕伸过头,在其胸口和脚的地方坐着一只母虎。饥饿的母虎正贪婪地望着菩萨胸前的肉。背景的左面是山,右面是树。左上方的菩萨头向下,从空中下来。此为摩诃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32.佛传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6窟主室侧壁。
  画面左侧前排坐着武将和妇人。武将戴三尖形的冠,穿着铠甲。第二排是僧侣。最后一排的两人只留半身。右侧前排站两个妇人,一人只穿短的下裳,右肘放在旁边一人的肩上。第二排有两个人,其中一人上身半裸。
  33.本生的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6窟主室侧壁下部,纵38厘米,横244厘米(与34合叙)。
  34.本生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86窟主室侧壁下部,纵35厘米,横242厘米。33、34、均出自克孜尔石窟侧壁下部,下缘与地面相接。此图共有故事图7幅。
  (1)图分左右两幅。第一幅,国王坐在高座上两手前伸向上,其手指的方向,空中正降下各种金银和玉饰物,国王旁坐着夫人。第二幅的国王和王后呈拱手礼拜的姿势,朝着前方右侧的婆罗门。婆罗门坐在榻座上。此为顶生王请求天降七宝的故事。
  (2)图也分为左右两幅。左侧的老年夫妇坐在茅庐中,一旁的菩萨捧盘侍奉。右侧图中的菩萨用瓶汲池中的水,一个国王骑在马上射汲水的人。子孝敬盲人父母的故事。
  (3)图中一国王把头发系在树干上,一侧的婆罗门,正举右手挥剑砍国王的头,左手拿着空剑鞘。此为大光明王施头的故事。
  (4)此图也分左右两幅。左图中央坐着国王,其左是夫人,其右是婆罗门。婆罗门身旁跪一人,面前有个盘,放着红铁球。右图中,国王骑在疾驰的象上,两手抓住树枝。此为大光明王骑象遇难的故事。
  (5)图的下半部是弧形大海,海的中间站着佛,用钵在汲海水。两侧的小龙王捧着珠宝和金刚石。左右两侧的天人自天上飞来,用布向外打水。此为大施抒海水的故事。
  (6)菩萨坐在左侧的茅庐中,两手前伸。眼前跪着的女子,似在诉说什么。右侧的国王手拿长剑正在把菩萨的左脚砍落在地。空中有飞翔的人物。此为羼提波梨仙人被砍双手双脚的故事。
  (7)图的两侧有山,山间有条流淌的河。大猴的手脚紧紧地抓住两边的山,横身作桥。3只小猴通过大猴的背过河,左山处一猎人正在拉弓射猴群。此为大猴救群猴的故事。
  35.礼佛僧。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8窟后廊前壁龛右,纵154厘米,横149厘米。
  此图为后廊前壁壁画的一部分。图右下方的空白是后廊方柱的龛,龛内可置主尊佛的塑像。龛的上面画5只鸟,但只留下右边4只的脚部。左边一只是长尾锦鸡,背景是团花。左侧画有5个礼佛的僧侣,前排的2个跪着向佛合掌礼拜,后排的3个站着,手的姿态各不相同。后面的背景上可见两棵树木。
  36.地狱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9窟主室右壁,纵52厘米,横260厘米。
  图的上端是人字形装饰花纹,下面即画栏,下边是红色的装饰花纹,再下即是地面。画面分6栏,栏的底色各不相同。
  第一图的背景是蓝色,缺损达3/4以上,剩下的是其右下角,画面上可见人脚。
  第二图的背景是紫色,左侧有个大石臼,塞满着仅露出头部的人,人头向上求讨水喝。石臼旁站着妖怪,两手高举石杵在捣人头。右侧有个用3块尖石支撑的大瓮,瓮下正烧着火。瓮中可见塞在里面的6个人头,人头上盖着瓮盖。旁边的小妖怪背着人正欲往大瓮里塞。
  第三图的背景是绿色,中央跪着两手绑在后面的裸体人物。眼前站着披头散发的小妖怪,两手捧着喷火的碗靠近他的脸,跪着的人显出恐惧的表情。画面左右两侧是全裸的小妖怪,一人捧钵在口中喷火朝着跪者,另一人两手捧盘,盘中的水正向上升。
  第四图是朱红色的背景,右下角一全裸者跪伏者,背后是两个猪头妖怪,各拿着长矛在刺他。另一妖怪两手一物高举在男人的头上。
  第五图的背景是蓝色,左侧一全裸者两手被绑跪在地上。其后面站着妖怪,左手抓着裸者的头发,强硬地将其朝后。右手拿刀挨着男人的颈脖,正要砍他的头。右侧还有一裸者,另一个妖怪用左手抓住裸者的头发将其头下按,妖怪右手握剑正要砍下这裸者的头。
  第六图的背景是朱红色。图中描绘地狱中的各种场面。图中受折磨的是生前犯罪的人,有受杵捣、锅煮、烧身、火刑、切肉以及下火海等。
  37.本生故事。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9窟左廊外侧壁,纵80厘米,横150厘米。
  图左端一婆罗门坐在茅庐中,茅庐上有树冠。树上停着两只金翅鸟。另一人支着一只腿坐着,举右手,左手贴近腰下,像与婆罗门言语。背后站在水池边的人不断地将脸偏向婆罗门,左手伸向水池而右手贴腰。接下是半圆形的水池。中间并排站着5个妇人,上半身无衣,腰下卷着细带。5人都戴双珠冠,右边的妇人有双环头光。池的上面是4个飞天,向后眺望。领头的飞天有多环头光,其他的飞天呈各种姿态。画面右端站一男一女,女性有单环头光,两手将绳圈高举过头,像要套在面前男子的头上。图的下底是朱红色,这在克孜尔石窟实属罕见。
  38.供养者列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9窟左廊内侧壁,纵128厘米,横125厘米。现存的壁画与1930年出版图相比,已丢失了左下角的四分之一,右下角也脱落了一部分。
  画面左侧,上半身完整的男性供养者,有多色环的头光。右邻女性供养者无头光。第三人保留下半身,也是女性供养者,有单色环的头光,下穿长裙,看不出脚。这两个女性供养者胸前交叉着饰带。第四位是男供养者,无头光,以脚尖站立。克孜尔石窟的女供养者中,数本窟的服饰最为复杂。
  39.佛传故事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6窟主室左壁,纵100厘米,横112厘米。
  此图位于左壁下部,近通廊门口。佛的身光几乎是圆形,上方有花盖。脸朝画面左侧,佛的右前方并排着合掌礼拜的国王和王后。佛座前的人正吻佛脚、礼拜。国王和王后的背后是侍从,一个撑花盖,一个拿宝剑。后排是弹琵琶、吹排箫的伎乐天。佛左前方的一个国王正把宝冠递给跪着的随从。后面并排着两位僧侣,后排是伎乐天。佛右侧的画面是佛在讲经。
  40.佛传故事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07窟主室右壁,长141厘米。
  此窟主室侧壁的壁画,上下排成3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即可分左右3幅。因此,各侧壁各有9幅图,题材为因缘、佛传。图的上方可见唐草花纹的梁。
  图中央的佛坐在高座上,有圆形的身光和头光,火焰正从其肩上喷出。佛的右手指间缠着缦网。佛的右前列端坐或跪着3个沙弥。中列金刚力士,后排是飞天。佛的左前排是3个僧侣,其中有一老人。中列是一个沙弥,后排是散花的飞人。图的背景是山林和湖中之山,有不同形状的树木。动物种类较多,有鸭、鹿、蛇、熊、山雀、虎、鸽、锦鸡、山羊等约10种。
  41.唐草文图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2窟主室右壁,高56厘米。
  侧壁的壁画横着排成带状,中列本生、比喻图,其下面一排是宽幅的装饰花纹,以人头像为中心可分几个画区。此图为其中一个画区。
  图案中心部是头盖骨,树叶从那里向左右伸出,细枝弯曲分开。叶子有可见正面的,也有可见侧面的,叶脉与叶柄分开。这是原产于地中海北岸的一种亚热带植物,经常用于希腊的柱头装饰。
  42.本生故事画。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2窟主室左壁,长726厘米。
  此图为亿耳太子或俱胝童子本生。
  43.未生怨王和行雨大臣。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19窟左廊外侧壁,纵160厘米,横120厘米。
  图中5人都在凝神思考眼望右方。后排右侧一人和前排的两人高举双手,呈惊奇和感激的姿态。5人有相同的身光,地位很高。背景是宫殿建筑。
  44.佛传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前室右壁,纵229厘米,横141厘米。
  目前流落在国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除德国外),属此窟的最多。
  图中的佛朝左,肩上喷着火焰。佛身上有日月,分别坐着日天和月天,都穿铠甲,面前有个讲异说的法僧。日天的左边是人身金翅鸟,鸟嘴;一只肩上长着翅膀,黑发,有与希腊神相同的尖耳朵。帽子的式样特殊,右手拿着底部凸出的盘。其左边是尖耳夜叉,有厚硬的嘴唇,丝带把火焰似的头发一个一个束住,左手握短剑。他的头右侧也长着尖耳朵,头上发髻用联珠扎着。其上半身为农夫打扮,右手握着长矛。其下第二排右侧是合掌礼拜的神,头戴希腊式的狮子盔。左侧是夜叉,尖尖的耳朵,突出的牙齿,眉毛下垂,留八字形的胡须,头上用联珠锁扎成两个发髻,前面佩有大花饰,两肩有桃形珠饰,右手握着棒状武器。
  第三排右侧是夜叉,希腊神似的尖耳朵,绿面,牙齿突出,火焰状的头发,穿铠甲,两肩带有桃形珠饰,无防护用的高襟。右手握三叉枪。左侧也是夜叉,希腊神式的尖耳朵,穿铠甲,有防护用的高襟。
  第四排是两个天神,右侧是六臂神。开头的双臂在胸前合掌,其次的双臂伸展至头光的旁边和后面。左手高举光芒万丈的太阳,右手高举月亮,可见月中奔兔。第三个双臂的肘下已经脱落。
  45.婆罗门和金刚神。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主室左壁,纵75厘米,横50厘米。
  此图脱落厉害,主题不明。前排左侧长白须的老婆罗门的胡须,与其他的不同,眼睛有神采。左边有两个蓝发年轻的婆罗门。右边只留下脸的为金刚神。后排的几个则是婆罗门和天部。
  46.菩萨说法图。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主室前壁入口上部,纵104厘米,横261厘米。
  弥勒菩萨兜率天说法图为常见的壁画主题。图中的弥勒左手拿净瓶,举右手说法。两侧各有4个听法的天人。两侧人物的动作几乎对称,但不同于其他同类主题的壁画。
  47.未生怨王和王后。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左廊内侧壁,纵41厘米,横72厘米。
  图中画有3个人。左边一个戴三珠冠,有头光,后面有花盖。中央是裸露上半身的妇人,高髻上插着3朵花,有头光,背景是宫殿。右边一个偏袒右肩,用白布系在左肩的后面,无头光,背景是宫殿。此图由3幅画连成,这3人是未生怨王、王后、行雨大臣。此图的准确位置待定,因为第224窟那里的壁画是乐神善爱犍闼婆归依佛法。
  48.荼毗和涅槃。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后廊天井及前壁,高323厘米。
  此图位于后廊前壁即方柱后壁,延及通廊口上方到后廊天井侧面的前半部分。只是天井侧面部分修复时被拉成平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壁画已丢失一部分。此外,它位于与佛涅槃塑像相对的位置,与涅槃有关。壁画的下半部是荼毗,佛的遗体安置在棺中,前后的壁板上分别装着龙头和龙尾。棺的两端各坐一神,后面的神手捧盘,前面的神高举花盖。棺前左边是拱手礼拜的僧侣,右边的僧人穿绿长衣,两手高举痛苦的样子。棺头前有两僧一神,后面有两神正向棺中浇油。上方有栏,结构与早期佛塔一样,但柱头是希腊式的。栏内是悲叹着的男女,共11人,可看作是印度各邦的王侯贵族,服装各不相同。其中3人悲痛欲绝,正用刀砍自己的额和胸。最上端有3个飞天,为散花天和伎乐天。
  49.未生怨王和行雨大臣(部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左廊内侧壁,纵48.5厘米,横97.5厘米。
  此图内容与第219窟左廊外侧壁的壁画相同。原图完整,但大部分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破坏,现仅留左上角的两个头部。图右侧是行雨大臣,左侧是两手打着花盖的侍从。
  50.第一次结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右廊外侧壁,纵180厘米,横218厘米。图分成左右两个场面:右上有宫殿的是第二场面;左侧是第一场面。第一场面中大迦叶坐在高座上正在解说,但画面大部分正在脱落,仅剩飞翔的大迦叶。
  画面的右侧是第二个场面,阿难正在回答高座上的佛提出的经律,其两侧是参加聚集的500僧侣和长老八上座。
  51.木雕奏琴伎乐天。出自克孜尔石窟何窟不明。高9.5厘米。
  弹奏竖琴的伎乐天坐着,上半身稍歪向右,眼睛稍开眺望下面。头部带有无花纹的圆光,披肩从冠后伸出,在右肘处卷起垂向下面。竖琴支在腿上,用右手指甲弹弦,弦残留7根。
  52.木雕击鼓伎乐天。出自克孜尔石窟何窟不明。高10.9厘米。
  伎乐天盘腿而坐,左腋抱着鼓,右肘以下壁画已脱落。头戴联珠冠,结成高髻。冠后的披肩从两侧围着肘,弯曲垂至腿上。头上有圆光,周围雕着阴刻。颈上挂着两层珠首饰。鼓面和胴的直径相同。
  (三)藏于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的克孜尔石窟文物
  佉卢文木牍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三次(皇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7年),勒柯克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1、20、155、169、224号洞窟收集,现藏于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第一件文书为残木牍,正面为直体卢文,背面无字,内容涉及一桩住宅抢劫案:一个名叫克明(译名)的龟兹女贼洗劫了房东住户,不仅偷盗房东的珠宝,诱拐房东的女奴,而且拐跑房东的儿子,致使房东不得不计划再买一些女奴;第二件文书为残木牍(寺院文书),正面、背面均为卢文拼写的一种吐火罗—犍陀罗语混合语,内容摘自公元1世纪印度著名哲学家马鸣的某个戏曲剧本;第三件文书为木牍,正面为直体佉卢文,背面为婆罗谜文,文书有龟兹王纪年,龟兹王名“金花”(吐火罗语名称),即《唐书·西域传》中所译“苏伐勃〓”;第四件文书为木牍,正面、背面均为卢文,文书内容与第三件相似;第五件文书为木牍,正面为直体佉卢文、背面为婆罗谜文,文书中的吐火罗语部分提到另一位龟兹王“安光”,龟兹王“安光”的年代在苏伐勃〓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第六号文书为木牍,正面为直体佉卢文、背面为婆罗谜文。
  (四)藏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克孜尔石窟文物
  直体佉卢文木牍直体佉卢文木牍一件为与直体佉卢文木牍六件同为勒柯克收集,作为艺术品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这件文书收集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221窟(僧房窟)。文书为残木牍,正面为直体佉卢文、背面绘有一幅佛像。佛画的创作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在文书废弃后用作祷告牌。文书内容中提到一些女供养人,她们想从佛陀的教悔中寻求觉醒;文书大量使用佛教术语,但残片内容较少。
  (五)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所的库木吐拉石窟壁画
  (六)藏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龟兹文物①
  1.木片。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木,数量2
  2.木枕。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木,数量1。
  3.木板雕刻物。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木,数量1。
  4.素陶浅刻人物图。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陶,数量1。
  5.青铜坐佛像。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铜,数量1,此佛头部残缺。
  6.青铜立佛像。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铜,数量1。
  7.青铜观音立像。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铜,数量1。
  8.青铜观音坐像。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铜,数量1,头残。
  9.木雕佛头。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木,数量1。
  10.陶钵。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陶,数量2。
  11.木制仿宝珠。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
  12.木制烛台。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1。
  13.残木器。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
  14.木片。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0,用途不明,有雕刻纹饰。
  15.木碗。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1,已残。
  16.纺锤杆。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10。
  17.木砧。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
  18.木制栏杆的残件。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1。
  19.木橛子。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4。
  20.木制佛背光残片。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
  21.木鞍。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组,其中小的一个残破。
  22.木器。出自库车苏巴什,质地为木,数量2。
  23.陶佛头下颌。出自库车库木吐拉,质地为陶,数量1,残破。
  24.竹器。出自库车,质地为木,数量2。
  25.木雕残块。出自库车,质地为木,数量4。
  26.木雕彩绘残块。出自库车,质地为木,数量3,其中一件极小。
  27.佛头。出自库车,质地为土,数量2。
  28.铁器。出自库车,质地为铁,数量1。
  29.陶碟。出自库车,质地为陶,数量1,边缘残。
  30.陶佛身。出自库车,质地为陶,数量7,已残。
  31.木块。出自库车,质地为木,数量7,一件雕有纹饰。
  32.壁画残块。出自库车,质地为土,数量3,有文字。
  33.泥塑佛头。出自库车,质地为土,数量5。
  34.小陶壶。出自库车,质地为陶,数量1。
  35.陶杯。出自库车,质地为陶,数量1。
  36.陶器残片,出自库车,质地为陶,数量1,有彩色痕迹。
  37.泥塑人头。出自库车,质地为土,数量1,相貌奇特武士。
  38.泥塑佛头。出自库车,质地为土,数量7。
  (七)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文物
  有翼童子彩绘舍利盒:盒为木质,呈圆柱体状,盒盖部呈尖顶形,盒盖顶部有一环。盒通体高31.3厘米,直径37.3厘米。该舍利盒盖上绘有四身有翼裸体童子。盒身绘有一组由21人组成的形象生动的乐舞图。图中有跳舞者,有弹奏乐器者,有持棍独舞者,尚有小孩在一旁协舞,整幅画面活泼生动。其中六个舞者和两个持棍独舞者均头戴面具,这是龟兹地区独有的“苏幕遮”舞的典型表现形式。
  此舍利盒1903年出土于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被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的堀贤雄、渡边哲信掠回日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据日本学者研究,此舍利盒时代在隋唐时期。
  (八)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文物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从库车出土的壁画残片、木雕、泥塑、陶器和各种材料制成的衣物。
  (九)藏于美国芝加哥的壁画
  《周文矩合乐图》。图中生动记载着龟兹乐器演奏的形象,现存于美国芝加哥,藏处不明。
  三、中国学者的考察
  中国学者在1816年首次发现和考察了克孜尔石窟。20世纪后,黄文弼、韩乐然等人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考察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加大对龟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85年7月,自治区成立龟兹石窟研究所,对地区境内的石窟遗址进行研究和管理。
  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首次发现和考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并在《西域水道记》(1823年刻本)中作了如下记载:“..赫色勒河(今克孜尔河)又南流三十余里,经千佛洞西,缘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题字曰惠勒,盖僧名也。河流经岩山,雅尔干河来汇,是为渭干河。其西岸有古废城,周二里许,两河汇处极四十一度二十五分西三十五度十分。”“渭干河..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窟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相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憔辨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区是沙门题名”。
  民国17年(1928)11月30日,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克孜尔石窟,12月16日离克孜尔赴阿克苏。考察中,黄文弼将石窟群分为苏格特沟东与沟西两部分,并编号。沟东分为三组:第一组在山后,二、三两组在山前临河。自东向西,约60个洞窟。沟西分为两组,自西向东约80个洞窟。东西共140个洞窟。
  克孜尔石窟洞窟除后山亦狭克沟的10个外,余均分布在苏格特沟两岩岸及西岩南端。黄文弼在沟西考察座西向东的13个窟:上层9窟,下层4窟。除考察石窟形制外,在第一洞出土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有:“□□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在第二洞发现长23厘米、宽10厘米、厚0.6厘米的一块木板,上彩绘一佛立像,但只存右边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和下垂的右手,正反面均有古民族文字题记;在第四洞发现陶制模型及泥塑像之类;其余洞无所见。随即考察西沿滨河上、中、下三层的第18、19、20窟。均在半山腰,无路可达,步行陡岩,以手附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有时自上而下,以绳缠腰,上有人曳绳,下约120米到上层,再用此法至中层。在19和20窟未有发现,在18窟内掘出民族古文字,汉文残纸及器物多件,同时发现板床木具数件。其后考察转向东面,于12月9日在第36窟中发现一木马足及汉文铜钱2枚。10日发现有民族古文字木片2枚、破乱绸巾一卷。在此洞东北约百余步处的第4洞中,掘出木简4枚,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沟西考察后,又至沟东,所获无几。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对140余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的分布情况和洞窟平面示意图,清理了部分洞窟内的堆积,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变迁的情况,提供了可供断年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部分剥落的壁画残块和壁面上刻画图像的拓片。
  民国35年(1946)6月5日,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只身一人到克孜尔石窟考察并临摹壁画数十幅,留居14天离窟。民国36年(1947)4月19日,韩乐然再次到克孜尔石窟,与同行的赵宝麒、陈天、樊国强、孙必栋等,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清理和临摹。当时,石窟内凡可架梯攀缘的,均被国外盗劫者破坏,其他位于悬崖绝壁上的石窟,只能攀登。韩乐然第二次考察,从迪化(今乌鲁木齐)招来一些架子工,竖木梯,架木栏,方能进窟。韩乐然一行首先对75个有壁画的洞窟编号,其顺序同现行克孜尔石窟编号一致,但对多数没有壁画的僧房窟未予注意,也没编号。而后,分别临摹壁画,又进行记录摄影和清理研究,获得大量珍贵资料,并在今谷西区的东部清理窟前积沙时,发现特一号窟(今第69窟)。韩乐然在今第10窟主室北壁上留下一段铭文记载,其克孜尔石窟考察之行的起因与经过。整个考察工作历时两月之久,于6月19日结束。同年7月30日,韩乐然由迪化乘飞机回兰州,经嘉峪关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所携资料化为灰烬。
  195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向达,率队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1953年6月至12月,西北文化局邀请国内专家组织成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在天山南北两路调查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对石窟逐个进行了编号,现行第1窟至第235窟的编号即为当时编定。
  1957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克孜尔石窟开展发掘工作。
  1961年,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北京大学阎文儒主持一个石窟调查组,人员中有中国佛教协会的通一法师(刘明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刘玉权、祁铎和新疆博物馆的沙比提。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工作,对重点洞窟,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了1/100的洞窟平面图,拍摄了壁画照片。调查资料存于中国佛教协会。闫文儒根据这些调查资料,对克孜尔石窟70多个洞窟作了分期,各期洞窟的形制特征、壁画内容和时代,作了说明和论述。
  1973年,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石窟周围淤沙时,于第69窟旁发掘出被塌毁的山岩所掩埋的一个洞窟,编为新1窟。此窟的形制略同于早期的69窟。窟内残存的壁画保存较好,且有泥塑涅槃像和供养菩萨残躯。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建筑专家顾铁符、祁英涛考察克孜尔石窟,并对石窟的建筑和保护问题提出了意见。
  1979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马世长、晁华山、许宛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等4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指导下,到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石窟考古学习。实习组对克孜尔石窟全部可以登临的洞窟,反复进行踏查、记录,并分别就每人的论文研究课题——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又与克孜尔千佛洞文管所合作,对第1窟至第6窟、第14窟至第16窟、第18窟至第21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各组洞窟的考古报告,做了资料准备工作。这次考察特别注意了洞窟的类型和形制、洞窟之间的组合关系、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和洞窟重修情况、汉文题刻遗迹和壁画题材内容等。在文管所的协助下,采集了碳14测定的木质、植物茎类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到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资料。
  1984年4月,新疆大学组成龟兹古文化考察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对各个洞窟进行电视摄像。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首卷于1983年出版;中文版第一卷于1985年出版发行。此书收录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等国内学者、专家对克孜尔石窟的部分考察、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对克孜尔石窟所作考古工作的新成果,于198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989年4月至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和龟兹石窟研究所共同对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的中段进行清理。在清理中,发掘出新的洞窟10个,根据方位由西向东编号为89-1窟至89-10窟。
  1984年至1990年,石窟研究所的王建林、史晓明在调查中先后发现339幅岩画。
  1991年后,中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调查研究,从石窟考古、佛教艺术扩展到音乐史和舞蹈史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的工作,标志着中国学者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等龟兹文化进行考察、研究、著书的国内学者有朱英荣、阎文儒、辛文、黄剑华、谭树桐、陈默、李遇春、苏北海、段文耀、韩翔、王炳华、许秀芳、华发号、徐建融、张光福、张俊彦、金维诺、陈世良、刘锡涛、袁廷鹤、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崔谷平、周菁葆、冯斐、葛谛、艾施、霍旭初、姚士宏、刘松柏、刘增祺、李铁、刘金明、陈云华、王征、葆光、王子云、史晓明、杨芊、晁华山、王建林、萧凡、张宁、吴焯、掇茗、苏伯民、李最雄、马赞峰、李实、马清林、赵莉、贾应逸、王伯敏、张爱红、徐永明、徐宛音、王志兴、丁明夷、马世长、刘铭恕、吴涛、梁志祥、盛春寿、庄强华、苗利辉、张平等。
  第二节 出土文物
  龟兹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却多有散失,没能妥善的保藏。出土的文物种类为石器、骨器、陶片、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以石器、骨器、彩陶片为较多。
  一、古老的石器
  在大约1万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阿克苏地区,就有人类开始在这里生活。他们使用一种打制石器,在敲打下来的石片上,选择尖锐的一端,稍稍修整,就当工具使用,在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阿克苏市东部高台地石器遗址及喀拉玉尔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有石球、石镰、石犁、砍砸器、磨石等石器工具。
  喀拉玉尔滚新石器遗址 位于温宿县城东60千米的农一师五团,地处东经80°47′,°45″20″北纬4122′,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在4.5米的洪积层下出土石器、陶器、兽骨、青铜环被考古学家确定为汉代以前的文化遗存。石器大都是用大小不同的天然砾石制成,陶器色灰黑、质粗、蓝纹。
  1964年12月,自治区考古所在遗址上进行发掘,出土器物有陶器碎片、磨制石器、骨链、青铜环等。经考古专家研究确定为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2500余年。
  1980年在遗址发现25厘米方砖砌成的古墓,砖缝为金属液灌制,随着葬器物的被盗,遗有玉珠空心金耳环一枚。
  柯坪细石器遗址 位于柯坪县城西南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在乌旦库勒泉水与苏贝希河汇合处的三角洲界地的地表。地高3~5米,地表为野草和沙丘所覆盖。地下发现大量细石器,采集标本300多件。有细石片、小石叶、刮削器等。石质主要为绿色硅质岩、燧石。
  哈拉墩遗址 位于库车县新城西,乌(鲁木齐)—喀(什)公路南侧。为青铜器时期至唐代遗址。地面是一座用土坯垒砌,形状不甚规则的土墩,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文化层深约2米。曾出土一批文物,其中属青铜器时代的石器有石镰、磨石、石钻、石纺轮等;骨器有骨锥、骨针、骨笛、骨簇、骨装饰品等;陶器有陶杯、陶盆、陶缸、陶碗等。属唐代的有陶器、铜器、铁器等。墩北出土大陶缸33个。
  二、发达的古代冶炼业
  在汉代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各地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金属工具,且数量不多。汉武帝之后,西域各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加强,内地先进的冶炼技术传入龟兹地区,龟兹开始利用北部山中丰富的铁矿及煤炭来冶铁,其铸造的铁制工具可满足西域36国之用。
  汉、唐时期,由于龟兹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作为中央王朝政府统治西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东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及生产技术不断传入龟兹,使龟兹地区逐渐成为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龟兹地区利用本地富有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冶炼业,不但铸造兵器和生产工具,还仿制中原汉五铢钱体制,在龟兹本地铸造了流通于龟兹地区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唐代大历、建中年间,更仿唐代的纪年钱体制,在龟兹当地铸造了唐代的“大历”、“建中”及“元”字、“中”字年号钱。
  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发现的众多冶炼遗址中,大多分布在天山南麓矿产资源富集的库车与拜城西北部山前沟谷和河流两岸的地域内。龟兹地区最早的冶炼遗址是库车县北部铜厂河(库车河)北岸的阿艾冶铁遗址,为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汉代冶铁遗址。沿库车河谷一线地域内分布有大大小小的冶炼遗址达8处。既有冶铁遗址,也有冶铜遗址,多数是汉代所建。在遗址中出土了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
  阿艾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山前,东西向分布,遗址中可见有废弃的汉代冶炼炉数座。遗址中出土的有陶质吹风管,炼铁渣、小坩锅、铁矿石等。在距地表约20厘米处曾出土有一件灰陶质三耳罐,从器物形制看为典型的汉代遗物。同时在遗址上出土的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汉代内地的“霸陵过氏瓴”形制相同。
  可可沙冶铁遗址 位于库车县城北47千米处,距阿艾乡苏布依村东南500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130米。遍地皆为墨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3米之高。遗址西有土坯结构的半个圆形窑址。出土有石头、石膏片等,并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
  提克里克冶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为汉代冶铜遗址。遗址分布范围约2平方千米,在遗址内随处可见有废弃的铜矿石及炼渣。在遗址中出土有残瓦片、鼓风管、炼炉底、破碎矿石用的石碾及马槽等。同时还出土有汉代的“五铢”钱。
  克孜力亚炼铜遗址 位于库车县阿艾乡康村北的克孜力亚地方,为唐代炼铜遗址。遗址东西宽100米,南北长约300米,地面堆积有炼渣及炉管等,有些地方厚达3~4米,出土有少量陶片和石磨残片散布。
  三、多彩的古代货币
  新疆从公元前60年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各民族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种特点反映到货币上,更加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行使的有效管辖。
  早在远古时代,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的历史联系。在古代墓葬中,曾出土3000年前的若干海贝,说明了从那时起新疆与内地就有了货物、贸易等密切联系,文化经济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统一于中国,丝绸,之路畅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流通。这种五铢钱在新疆的分布范围最广,发现的数量也最多,在西汉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一特点在阿克苏地区境内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代遗址中表现很明显,说明了自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以来,汉代及其后各代王朝的货币就在新疆各地广泛地使用,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龟兹地处天山南部要冲,是古代西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几个主要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仿汉五铢钱铸造地方钱币。龟兹地方的铸币和流通,《北史》、《魏书》、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南宋的《泉志》等史籍、钱谱等都有记载和收录。民国17年,黄文弼在库车等地掘出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和货泉等钱币。1958年,黄文弼在库车掘出五铢钱。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在第89-3窟掘出3枚五铢钱,铜铸,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径0.9厘米,厚约0.15厘米。近年来,在阿克苏地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龟兹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数量巨大的由古代龟兹地区自己铸造并通行于这一区域内的“汉龟二体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种类之繁及内涵之丰富是西域其他地区所不能比的。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径寸二分,重十二铢。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汉龟二体五铢钱 是龟兹地区所铸,为铜币。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止铸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这种铜钱仿中原自汉以来五铢称量钱制而铸造,主要在龟兹地区流通。铸有汉文和龟兹文,外部圆内方孔、狭缘(边窄)、广穿(中间方孔大)、薄肉(不厚实),外径13~22毫米,孔径5~8毫米,厚度1~1.5毫米,重0.9~2克。有汉文篆书“五铢”和龟兹文“3O”。据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识读,“3”表示“五十,“”O”应相当于中原的“累”,十累含一铢,“3O”即五十累,就是五铢之意。这种源于印度婆罗迷字母斜体的龟兹文,在3世纪为龟兹人所用。在古代龟兹地域范围内,汉龟二体钱在轮台县的阔纳协海尔古城曾一次出土200余枚,在库车县东南墩买里买契特高台曾一次出土窖藏汉龟二体钱10076枚。在新和县托浦古城、兰合曼古城、玉尔贡古城中均有出土。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时,在距地表2.8~3米的深处,发现近百枚锈蚀粘连的五铢钱,直径2.0~2.5厘米,厚0.05~0.1厘米。此种钱铸造精良,文字规整,钱形规范,说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货币铸造技术已经高度发达。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即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龟兹小铜钱 由龟兹本地铸造,通行于龟兹地区,两面均无文字,薄而小,外形不甚工整,红铜为质,基本保持外圆内方形制。外径12~19毫米,孔径5~9毫米,厚2.2毫米左右,重0.4~1.2克。这种钱与晋、宋时代的“小五铢”即“剪边五铢”相类似,其铸造和流行时间约5~8世纪。在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曾一次出土龟兹小铜钱200余枚;库车县唐王城出土龟兹小铜钱及剪轮五铢钱6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龟兹小铜钱钱范三块;新和县的额济勒克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玛瑙珠等文物,数量大,分布面积广;在拜城县温巴什铸钱遗址上出土有龟兹小铜钱残碎钱范,有的钱范上还留有未取尽的残钱体及完整的龟兹小铜钱。在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博斯腾托格拉克遗址、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的克斯勒古城、通古斯巴西、玉尔贡古城,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温宿县的喀依古,柯坪县沙牙提古城、亚依德梯木烽燧等均有龟兹小铜钱出土。它们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廓、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串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串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串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五铢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铭文,主要在巴楚县、轮台县和库车县的苏巴什、唐王城、哈热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出土。在巴楚县的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此钱钱文甚浅,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因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钱文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径2.1~2.2厘米,串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径1.9~2厘米,串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径1.7~1.8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径1.4~1.5厘米,串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唐武德四年(621)实行“废五铢,铸新钱”的币制改革,开铸“开元通宝”,废止自汉以来使用长达700年之久的以记重为主的五铢钱制,首次以“宝”货之名铸于钱文中,开创自唐而始的“宝”货年号钱时期。唐建立后即积极经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唐平定高昌后,在此设立统辖西域军政事务的安西都护府。唐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使龟兹地区成为唐王朝统管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现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开始在龟兹地区流通。在阿克苏地区唐代遗址中出土的唐钱中,唐代的“开元通宝”在库车县的沙衣木米拉夫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唐王城、哈拉墩、博其罕那佛寺遗址、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及森木赛姆石窟,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恰合吐尔烽燧,沙雅县通古斯巴什、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等所有唐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分布面广,数量亦较多。同时在两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和出土有零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和“中”字、“元”字钱。库车县的哈拉墩遗址和苏巴什遗址及沙衣木米拉夫遗址在文物普查中采集到一枚“建中通宝”,波斯坦托格拉克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一枚,森木赛姆石窟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乾元重宝三枚、博斯罕那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乾元重宝”各一枚,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出土“建中通宝”一枚。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各一枚,同时出土“元”字钱一枚。民国17年(1928)12月,黄文弼在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6室掘出2枚“大历元宝”,系唐代宗大历四年(768)所铸。在大羊达克沁掘出一枚。在库车克里什千佛洞掘出“建中通宝”,在裕勒都斯巴克一带掘出“开元通宝”多枚,苏巴什掘出500余枚“开元通宝”,在库车县附近遗址中掘出“乾元通宝”。1958年,黄,实,文弼在库车喀拉墩晚期古遗址中出土一枚“中”字钱,1961年,克孜尔石窟在第98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一窟掘出一枚“大历元宝”。1992年,库车县苏巴什遗址中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有“中”、“元”、“大”字钱;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一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总数达3000余枚。根据考古工作者及钱币学者的研究,认为在阿克苏地区境内出土的唐代“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中”字、“元”字钱均由龟兹当地铸造。
  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
  四、众多的出土文物
  (一)库车县主要出土文物
  焉耆—龟兹文写本 为公元5世纪用焉耆—龟兹文写成的古书。清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人鲍尔从库车附近的古城废墟中盗走。
  舍利盒 唐代遗物,盒为木质,身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高31厘米,直径37.7厘米,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用白色打底,绘有图像,盒盖上有4个用联珠纹组成的环状图形,中间绘“有翼童子”4人,分别执奏筚篥、琵琶和1个尚难辨认的弹拨乐器;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共有人物21个。其中7人为戴假面具的舞者;6人为演奏者,分为击大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凤首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舍利盒被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昭怙厘古寺发掘盗走,现存日本东京,由私人收藏。
  杨□亨课程残纸 民国17年(1928)8月26日,出土于库木吐拉石窟寺。
  残纸长34厘米,宽18厘米,留存下半段,上书汉字两行,新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亨”,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又为汉文“..分课程”□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残纸为元代遗物。
  陶范半身佛像 民国17年(1928)8月,于昭怙厘古寺中出土。佛像残缺,仅存头部和胸项少许。长31.7厘米,下宽38.4厘米,厚14.5厘米,深10.5厘米。像面圆美,眉目细长,口小鼻隆,胸项有衣纹,头顶有发饰,因佛像仅有前半部分,故难辨其全貌。
  银颇罗 1997年5月,掘井工人在库车县第三小学与供电所之间的地方打井,掘得一敞口、圆形、圜底的黑色容器,深3.5厘米,径14厘米,圆底弧面径长17厘米,上沿壁厚0.3厘米,壁厚0.15厘米,重225克。按旧制7.2两,银质,容器中部錾有月、兔图案,月为弯月牙,月牙大径2.9厘米,小兔1.8厘米,经考证,为汉代龟兹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为酒具。
  石镰刀 1958年出土于哈拉墩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石镰刀残存二分之一,长7.7厘米,宽3.7厘米,厚0.7厘米,弧形,如扁豆状,刃口磨制,不甚锋利。
  陶罐 1958年出土于麻扎甫坦古遗址。罐为夹细砂泥质红陶,施有灰白色陶衣,通高16.5厘米,壁厚0.6厘米,口径与底径大致相同,约为6.3厘米,陶罐平底鼓腹,肩具蚊鼻,有耳3个,耳高1.7厘米,宽2.6厘米。中有一孔,孔径1厘米,颈肩部用连环组成垂帐纹,绕罐一周。陶罐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木雕狮像 1958年出土于大黑汰沁古城,为汉唐时期遗物。狮像为半身侧面,作跪卧状,高7.5厘米。狮目圆睁,张口露齿,唇外翻,狮表涂红白两色,但部分已脱落。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卵石佛像 1985年5月28日,在昭怙厘古寺南20多千米的库车河河床西岸发现。卵石呈椭圆形,长径24厘米,短径19厘米,最大厚度9厘米,下部略大,其上随形构图刻画吉祥佛像,跏趺于莲台。佛像偏袒。右手侧出,掌心向外,拇指曲压手心,施无畏印,左手于胸,手心向上,拇指与食指似掐一布帛,佛像头部下大上小两肉髻,眉音白毫如豆,嘴额已毁,有头光、背光双层光环。佛像左腰际压背光左外环横刻一行藏文,汉译为“华吉祥”华吉祥即《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所列35尊佛中的第二十四尊。卵石佛像约为中、,晚唐遗物,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铜鼓 1985年,在东昭怙厘古寺附近山崖一洞中发现。呈复钵状,通高16厘米,面长10厘米,底径24厘米。鼓面有1个钮,下部外表均布4耳。鼓面鼓身有晕圈,多为双弦,胸腰有1单弦。其胸、腰、底部原已多处穿孔损坏,现可见红铜溶后压补之疤,大小共9处。铜鼓铸造的相对年代为魏晋至明代。现收藏于库车县文管所。
  古纸
  卵石雕吉祥佛 卵石质,佛像雕刻在一块大的卵石面上。佛像刻画细腻,头部梳圆髻,两耳下垂,身后雕有头光,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手持吉祥印。佛像雕刻通体采用浅浮雕(阳刻)。卵石佛像高23.5厘米,宽19厘米,卵石厚约5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石雕香炉 石质,利用整石雕琢,内部中空,香炉雕有四足,外形呈椭圆。香炉外壁浅凸雕有一组六个圆形乳丁纹饰。石雕香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足高2.5厘米。时代为唐代,出土于库车县城内。藏于库车县文物管理所。
  (二)沙雅县主要出土文物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一行到沙雅考古,曾发掘出土一大批田契、粮契、米状、钱币、木简。民国8年(1919)在央塔克古城曾出土“春湘君”古印一枚,据文献介绍为唐时文物;民国6年(1917)知,县鲁效祖亦在央塔克古城得古瓮一个,亦为唐朝之文物。1958年,在玉什喀特古城(今属新和)出土“汉归义羌长”古印1枚,1980年,在央塔克古城出土古陶缸2个,为唐贞观年间至武周年间的遗物;1988年,在小央塔克协海尔出土三耳陶制彩釉花瓶1个。还曾出土桥纽印,铜质,桥纽,钮高0.9厘米,钮中空。印底座呈方形,边长1.1厘米,铜印通高1.9厘米。印度面分两行阴刻篆文,文字尚未识别。铜印出土于沙雅县且热克协海尔古城中,现藏于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卷草纹陶体范,夹砂灰陶质,钵状物,敞口,模制,底胎厚实。钵范通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6厘米。钵身分三段雕饰有水波纹、卷草纹饰,该钵范应为模制陶器的内范。器物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埃格买里羊达克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绿釉三连瓶,泥质黄陶,模制。三个喇叭状瓶口相连于瓶体上,瓶口微向外敞。瓶口径9厘米,瓶体呈扁平状,宽23厘米,高20厘米,瓶体通身施绿釉,身部饰浅浮雕状的缠枝花纹饰。绿釉三连瓶的时代为唐。出土于沙雅县小羊达克协尔古城,藏于沙雅县文物管理所。
  (三)拜城县主要出土文物
  龟兹语文木简残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法国人伯希和在库车盐水沟附近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发现龟兹文木简。后经法国语言学家列维译出后,认为所书之文字为吐火逻语,即龟兹文。民国17年(1928)黄文弼教授至塔里木盆地考察,于拜城克孜尔石窟谷西区早期窟中发现龟兹语木简4件,经黄文弼分析,木简类同伯希和盗走之木简,是发给商队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木简的出土证明古代拜城曾使用过龟兹语。但该木简于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残为可惜,庆幸的是黄文弼先后拍下了照片,后发表于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木简共4件,发现时多碎裂,经黄文弼胶合而成。
  大历元宝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大历元宝古币“是在大羊达克沁及拜城克孜尔石窟中掘出”(见该书第六部分,古钱币,图19)。大洋达克沁即现沙雅县英买里乡大洋达克沁古城遗址。大历是唐朝唐代宗的年号。大历元宝在沙雅、拜城均有发现,对于证明克孜尔石窟在唐大历年间香烟未绝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石窟的分期问题,有重要价值。大历元宝大小同清铸之“乾隆通宝”、“光绪通宝”铜币一样,中凿有方孔,紫铜。
  杨思礼残牒 民国17年(1928)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考察时发掘,《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未能详细记载掘于何窟何年。残牒质地为唐时所产之公文用纸。长14.2厘米,宽2.4厘米,仅存两行:
  绩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残)
  阗镇军库被问依..(残)
  更问
  据黄文弼教授考证,杨思礼残牒是西节度使(后改为安西大都护节度使,节制安西四镇)行军押官杨思礼至于阗镇(四镇之一)为领取军械,“并已办呈报之文书”。
  墓葬出土文物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有敞口带流束经加圆腹壶、高流大赛陶器、垂幢纹带流罐、山川文彩陶金等,多岗墓地出土有青铜、铁、石、骨、贝器等。
  敞口带流束经圆腹壶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6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造型别致。方唇,大敞口,呈喇叭状,束颈,长而宽的流外伸稍上翘,长条形单而由口沿斜延至肩部。鼓腹,平底。颈部有一圈断续的附加乳顶。现存新疆考古所。
  高流大赛陶器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39厘米,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口微敞,溜肩,鼓腹,环底,流宽长而上翘。颈的上部为平途的红彩,下为错骨的横三角形文饰。现存新疆考古所。
  垂幢纹带流罐 公元前10世纪物品,高28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圆唇,粗颈,小平底,短流上翘。现存新疆考古所。
  山川文彩陶金 公元前5世纪物品,高22.5厘米,口径34厘米,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方唇、折沿、鼓腹、环底、单板耳、颈和下腹底部各为一周带状彩。上为二周交错的山形纹,下给三条平行折泉。整个图案既有上下的动感,又有左右重复,极富艺术感染力。现存新疆考古所。
  多岗墓地发掘出土的文物有300余件,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器形有单耳带流罐、单罐、壶、盆、钵等。大部分为素面陶器,彩陶器饰,有连续三角纹,垂幢纹,菱格棋盘纹,波折纹,字纹,S形纹等;青铜器主要有小刀、针、镞、带钩等;铁器有刀和勺;石器主要有化妆棒、纺轮等;骨器有纺轮、针锥;贝有海贝等。以上出土文物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保存。
  1990~2000年文物调查中采集一批代表不同时代的标本文物约200余件,在县文物管理所保存。
  环首青铜刀 铜质,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环首直背,刃部锋利,头部尖锐。一件环首残,刀身长19厘米,宽2厘米,刀背厚0.7厘米;另一件刀身长19.5厘米,宽1.5厘米,刀背厚0.7厘米。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带流彩陶罐 夹砂陶,1999年在拜城县亚吐尔乡多岗墓地出土。器物带流,流口宽长上翘,侈口,肩部有单耳。器身表面施黄色陶衣,绘赭色两组连续三角折线纹饰。器物高46厘米、口径29.2厘米、底径21厘米,罐体腹部周长110厘米。为自治区带流彩陶器物中最大的陶罐,属于察吾乎沟文化的多岗类型。其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地区博物馆。
  单耳流陶釜 夹砂黄陶,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25号墓地,器物带流,流口宽而上翘,肩部带单耳,器物颈及腹部以赭色绘相叠错落的八层连续三角纹饰。器物高38.6厘米,口径19.3厘米,时代为东周至春秋。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铜斧 出土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30号墓地。斧身长17.6厘米,双面开刃,刃口打磨锋利,刃宽4.6厘米,以青铜铸造,斧柄部有椭圆形的銎。为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前)铸造的铜器,反映了地区很早就有较为发达的冶铸业。藏于自治区考古所文物陈列室。
  陶祖 泥质红陶,通体采用圆形浅浮雕制成。陶祖长21.5厘米,宽6~9厘米,厚4~5厘米。陶祖被一龙头含于口中,龙头雕塑得极为精致。龙头的眼睛怒睁,鼻体上仰,鼻孔张开,嘴部上下牙齿及两边的獠牙刻画清晰。其衔于口中的男性生殖器雕塑精美,刻画细腻传神,给人以生动的美感。
  陶祖应是原始生殖崇拜的圣物,但在克孜尔石窟前遗址中出土,与佛教圣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颇令人费解。藏于龟兹石窟研究所文物陈列室。
  (四)温宿县主要出土文物
  骨器
  骨笄 长14.6厘米,尾宽0.9厘米,用牲畜大骨骼磨制面成。类似的还有5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环形骨饰 高2.7厘米,宽1.6厘米,厚0.5厘米。底为一扁形环座,上有浮雕的1只鸟(好似鸽子)立于环座上。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石器石人
  石佩 长5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5厘米,小头穿孔,孔径0.5厘米。细砂岩质,呈青色,磨制,表面光滑。出土于拱拜孜遗址。
  石砺 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2厘米,为软石制器,黑色,形状不甚规则,上有系绳孔。类似的有3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包金玛瑙垂饰 高3.2厘米,形似长葡萄,玛瑙石尾部套薄金片,包金长1.6厘米,并垂1金环。博孜墩古墓出土。
  石人 高125厘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后砂岩质。头身连体为长方形,头部脸型清晰可辨,有眉、眼、鼻、嘴,嘴上唇有1排上翘的胡子,刀法粗犷,较为抽象。雕凿工艺较为粗糙,约为6~7世纪突厥人制作。博孜墩古墓出土。
  陶器
  单耳带流陶盒 口较大,微敞,折腹较明显,圜底,出土于博孜墩古墓。
  鸭形壶 泥质灰陶。手工制成,外形酷似一只鸭子。嘴部为流形口,壶背上有凸起的棱状,似鸭子的翅膀,壶全长35.5厘米,高27.5厘米。为生活用品,出土于博孜墩古代墓葬。时代为隋唐,藏于地区博物馆。
  大陶缸 夹砂红陶。手工制成,缸体高140厘米,口径38.5厘米,底径45厘米,腹围周长430厘米。在自治区境内属最大的陶缸。主要用作盛放食物和水的器具,也用来酿制葡萄酒。时代为唐代。1982年出土于塔格拉克乡拱拜孜村,藏于地区博物馆。
  带流圆底器 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口略敞,底圆形,肩微折,单耳带流,表面抹光呈黑色。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4件,均出土于博孜墩古墓(以下各类器物出土地点同址)。
  盂 高5.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4.2厘米,口略敞,圆沿,底稍呈弧形,颈微内收。夹砂灰陶,手制。类似的还有2件。
  盘 盘5.6厘米,口径13.3厘米,底径8.6厘米,口沿稍外翻,折肩,斜腹,平底。夹砂泥质灰陶,手制。
  单耳罐 高8.7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6.2厘米,高颈,折肩,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手制。
  带流罐 高20.2厘米,腹径17.4厘米,圆底,单耳,流和耳相对。夹砂泥质灰色陶,手制,表面抹光。
  单耳杯 高6.8厘米,口径9.1厘米,底径6.4厘米,桶状,弧壁,平底。夹砂泥质桔黄色陶。类似的还有1件。
  铁器
  铁刀 残长15.9厘米,宽1.3厘米,断面呈楔形,多锈蚀破裂。
  铁镞 残长3.6厘米,锥铤,断面呈棱形,有倒刺。另有形状略有不同的铁镞12件。
  铁带钩 残长6.3厘米,宽2.8厘米,厚0.5厘米,扁桥形钮,断面呈长方形。
  铜器
  铜羊形饰 残长4.2厘米,高4.5厘米,铜片制作,有高浮雕羊形图案,羊角后盘,上贴金。
  铜戒指 橄榄形戒面,直径1.6厘米,素面。另有一支戒面为椭圆形。
  铜手镯 由铜棒和许多小铜环构成。铜棒长6.1厘米,直径0.85厘米;单个铜环直径1.1厘米,厚0.2厘米,高0.3厘米。还有一件与此形制相同。
  铜鍑 青铜质,1995年出土。通高50厘米,口径33.2厘米。口沿边有两立耳,底座为喇叭状圈足,中部空。该铜鍑是采用分体合铸方式铸成,是目前南疆仅见的两之一。铜鍑多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铜鍑为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器物,现藏于地区博物馆。
  铜欢喜佛 红铜质,通高13厘米,底莲花座高2.6厘米,底座长13.5厘米,宽5.7厘米。莲花座上为相互紧拥的两尊菩萨,脚下踩有两人。菩萨怒目圆睁,态度威猛。欢喜佛属于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其中男身代表法,女身代表智慧,男体与女体相互紧拥,表示法与智慧双成,相合为一人,预示法界智慧无穷。铜欢喜佛出土于温宿县境内,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柯坪县主要出土文物
  石镰 呈新月形。长9.8厘米,宽3厘米,背部厚2厘米,面部开刃,厚约0.5厘米,器物一端尖锐。器身经过打磨,表面平整,刃口磨制锋利,是新石器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代表之一。该器物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现藏地区博物馆。
  石犁铧 呈铲形。肩部有打制痕迹,石器表面经过打磨,平整光滑。石器长17.8厘米,肩部宽11厘米,头部微圆突出,宽约5厘米,石器厚4.8厘米。采集于柯坪县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砍砸器 打制石器,底部有砍砸痕迹。砍砸器顶部有肩,头部伸出,短而圆。石器长21厘米,宽12厘米,厚7.4厘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阿克苏砾石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于柯坪县丘达依塔格石器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菱格纹彩绘舍利罐 夹砂黄陶质。罐体呈圆柱状,顶部尖耸,有一小盖。罐体通高24厘米,罐口径10厘米,罐体通身涂为赭色,顶部以白色绘仰莲纹,器身饰黑底,以白色绘菱格纹。时代为南北至唐。出土于柯坪县克斯勒塔格佛寺佛塔下,藏于自治区博物馆。
  (六)新和县主要出土文物
  李崇之印 黄铜质桥纽印。面呈正方形,边长1.3厘米,印高7厘米。桥纽中部带孔,便于穿绳系物,孔径0.6厘米,印底面刻3行文字,阴刻篆书“李崇之印”。时代为西汉。李崇为新莽时期西域都护。公元16年,王莽派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与龟兹、莎车联兵共同打击焉耆亲匈奴的势力,战败后退守龟兹。后同匈奴展开对西域控制权的战斗,最后战死于龟兹。“李崇之印”为李崇的私人印信。印物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归义羌长印 铜质,为卧羊纽铜印。印呈正方形,边长3.5厘米,厚1.5厘米。印底部刻字,上下各三字,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印”。时代为东汉时期。东汉时期,西域地区有羌人居住,这枚印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驻在龟兹地区的羌族首领的印信。铜印于1953年出土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常宜之印(狮纽) 黄铜质,狮纽铜印,纽高1.8厘米。印呈方形,边长2.3厘米,宽2.2厘米,厚2.9厘米。印底部方形面中阴文篆刻“常宜之印”。此印系汉代时期驻扎在龟兹地区屯田官员的职官之印。“常宜”史无记载,似为一主管屯田职守之类的官职。此印出土于新和县兰合曼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常宜之印(驼纽) 铜质,驼纽铜印。印呈方形,边长3.1厘米,厚3厘米。驼纽高达2.1厘米,纽中空,印底方形,阴刻篆书“常宜之印”四字,时代为汉代。出土于新和县排先巴扎乡古代遗址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肖形印 红铜质,桥纽,钮中空,印底部呈椭圆形,长3.7厘米,宽2.4厘米,高2.6厘米。印底部阴文篆刻一人乘骑驴形动物。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三耳绿釉罐 陶质,属于轮制。敞口,细长颈,圆肩,鼓腹。陶罐通体涂绿釉,釉面有玻璃质感。陶罐口径19厘米,通高42厘米,底径15厘米。罐口沿下与肩部有三处等距的单耳,肩部耳下饰浅浮雕葡萄叶纹饰和模压人面纹图案。器物造型精美,保存完好。其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尤鲁都斯巴格乡,藏于新和县文物管理所。
  陶水管 夹砂红陶质,圆柱体状,中部空,通体长20.8厘米。陶质水管两端分为大小两口,大口直径20厘米,小口直径14.5厘米,为子母口。属于城市地下排水管道设施,时代为唐。陶水管分为子母两对,管口套节,作为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出土于新和县柯斯勒古城中,藏于地区博物馆。
  马纹陶钵范 夹砂夹陶质,胎底较厚,钵范通高8厘米,钵口径22厘米,底径3.5厘米,胎底厚实。钵内阴刻一着长衫人物,双手上举。钵外壁上、下饰浅浮雕波浪形纹饰,中部饰有马首鹰翅龙身的动物,前蹄奋昂,鹰翅高展,呈疾驰奔飞状,生动传神,极富情趣。陶钵范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西古城,藏于地区博物馆。
  木雕坐佛 木质,佛像呈坐姿,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腿上,做法印状。头部梳圆髻,面部雕刻精细。木雕坐佛通高13.8厘米,宽7.8厘米,厚4厘米。时代为唐。出土于新和县桑塔木佛寺遗址,藏于地区博物馆。
  陶塑泥猴 泥质红陶。通体圆塑,通高7.5厘米。陶猴的面部刻画细腻,表情丰富。母猴神态安详,两眼平视前方,怀中的小猴神态顽皮,嘴含母乳仰视。整个陶塑造型生动有趣,突显一种母子亲情。陶猴出土于新和县羊达库都克烽燧,藏于地区博物馆。
  五、克孜尔石窟主要出土文物
  (一)塑像类
  1.释迦佛趺坐佛
  出自克孜尔石窟2组第19洞(黄文弼编号,下同)。高21.1厘米、宽18.3厘米。两手作定印,交置于脐下;两足盘坐,左腿稍残,足掌尚可辨认。有绿色巾带缠绕两膀,下垂于前。面部及躯体均以白粉作底,并用红色勾描,笔法粗略,刚健有力;再用浅红色晕染,显示肢体的凹凸面。5世纪前后作品。
  2.菩萨残块
  共2件,为烧陶菩萨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第47窟。
  3.佛像残块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37窟。
  4.塑像残躯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5.泥俑头像
  共2件,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6.泥塑佛头
  1982年4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7.彩塑佛头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8.动物塑像残块
  共4件,为猴像残块,均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5至6世纪作品。
  (二)壁画类
  1.佛教故事画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天井,共9件。
  (1)高48.4厘米,宽37.9厘米。画面出3人像,或坐或立。左边为一女像,作侧坐姿势,右手上举至肩际,指微拳。左手曲置腹下。腰缠巾带,具手饰、项饰,胸挂缨珞。面部向右微俯,两眼注视幼童,作沉思状。头发蓬乱,不具发饰。立于女人之旁者为一老者像。须遐皓白,头发作髻,右手上举,身干挺起,作欲打势;面微仰向右,皱眉悉容。右边为一幼童像,两目上翻作哭泣状。残片描绘须大拿太子的本生故事。构图紧凑,线条匀净。约为7到8世纪作品。
  (2)高27.5厘米,宽30.6厘米。袒右肩,两腿交叉作踞坐像。右手曲直胸前,掌心向内,三指伸出;左手上举,手掌已残,身披棕色袈裟,但已变为灰色,下垂复腿,衣纹轻薄。头向左微俯,与左像作对话状。面部、胸部及手足一部分,用绘影书法描写。用笔粗略豪放。左边踞坐一婆罗门像,上体现半身,露出肌体,下体似有布巾缠绕。躯干用深、浅红色描绘,表示肌肉凹凸状。头面向右,右手曲直胸前;左手微扬,与右像作对话状。画面生动而肃穆。为7到8世纪作品。
  (3)两像均现半身,下部为廊下栏杆所遮。右边像作踞坐姿态,左手曲置于左腿,右手已残。脐下缠巾,作绿色。躯干及面貌均用朱笔勾写绘影,表示躯干轮廓。头上有黑白色绘画,似为冠饰。顶有一绿色椭圆状物。头部及身皆不具光圈。左边侍立像,举右手,稍残,似曲置腰际,下部同样为栏杆所遮,躯干及面部亦用朱笔勾勒作侧侍状,面向右,细腰赤体,两乳突出,脐下缠巾。
  (4)高24.9厘米,宽12.7厘米。踞坐像。两腿交叉,面微俯向左,手掌伸出掌心向内,左手曲伸向左。全像不着衣,以白粉作底,朱笔勾描绘影,显示面貌及躯干轮廓。右膀似有绿色布巾绕腰膝,左边似有佛背光残迹。
  (5)高26.9厘米,宽17.2厘米。作行走状。右手曲置乳前,左手曲置腰际,掌心向内,面向右。面部及躯干均用绘影法,用朱笔勾勒轮廓。脐下缠巾,着蓝色。两膀缠有绿色巾带,下垂及地。头上有绿色尖状物,类同冠饰,不具光圈。
  (6)高23厘米、宽22.8厘米。作踞坐状。头戴山形冠饰,面稍仰向右。右手曲置乳前,掌指下垂;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类似金刚杵。露体,以朱笔勾勒轮廓。腰脐下具蓝色薄裳,用白细线描画衣纹。巾带缠绕两膀并下垂。头具蓝色光圈。
  (7)高16.3厘米,宽12.8厘米。头身仰置,左手曲置肩际,右手伸出,旁有一白色弧线,表示右手动作,左边残缺。额际画一皱纹,表示愁容。面部及躯干均用朱笔勾勒绘影,唯四周残缺过多。
  (8)高40.5厘米,宽30厘米。描绘斑斓色鹿,前足向前,后足向后,走向山坡,另一人骑于鹿背上,两手前伸作状势,旁有城垛状之白粉线,表示山坡。全像描写鹿王本生故事,被骑者即鹿王修凡,骑在鹿背上者,即是溺人。
  (9)高25.4厘米,宽20.9厘米。右边绘一鹿,作竞走状,首昂起,两目炯炯,鹿角残缺。全部用深、浅朱笔绘描阴影,后腿及臂部描写出斑斓色纹,左边另有一人像,已残缺,仅可见右腿一部分及所披之巾带。周围用绿色树林作背景,又用蓝色花蕊状点缀其间,似为鹿王本生故事中之兽像。
  2.比丘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高40.3厘米,宽14.1厘米。右手下垂,掌心向内;左手上举,手掌残缺。颜面及胸膀,均白粉底用红色粗笔勾勒,再用浅红色渲染,显示出关节及凹凸像。眉眼鼻口亦用红笔勾勒。脸部涂淡红色,显出面部明暗。口作合字形。两眉用淡墨勾成新月形,目眶再渲染淡红色,表示西域人深目之状。自着轻薄衣,衣纹几不可见。原作棕色,现变为灰色。袒露右肩,腰缠巾带,搭于左肩。头部具光圈。肢体用刻纹表出。
  3.伎乐天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2件。
  (1)高31.1厘米,宽53.6厘米。二人骈聊作舞蹈状。右像左手抱乐器,斜置胸际,右手作弹势,昂首向左,全身亦向左倾斜,头具发饰,有头光;左像右手向左伸出,手执舞具,左手上举,手掌残缺。头具宝冠,面向右,身向右倾斜,巾带缠绕两膀及胸腹。两像面部及肢体,采用阴影法描绘,手掌及面部先用朱色细线勾勒轮廓,再用浅、深红色渲染阴影,笔法较流利。目眶在细线勾勒后,再渲染浅红色,表示深目之状。颊下用赭红色作浓厚渲染,表示须髯之多。此画描写人像均作高鼻深目状。显示出龟兹国人的特点。左像着衣,用淡蓝色表示衣纹轻薄;右像面部及躯干皆用蓝色作底,再涂红色。约为6到7世纪作品。
  (2)高16.9厘米,宽33.6厘米。仅存两像头部,躯干及手足均残缺。面部用朱线勾勒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深目多髭。具首饰,有头光。约为6至7世纪作品。
  4.供养人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19洞前室,共3件。
  (1)高35.7厘米,宽31.1厘米。头稍向左仰,两手合掌上举至胸前。两腿胡跪作敬礼状。身披缨珞下垂及腹,巾带缠绕腰际及右膀,下垂及地。面部及手足先用朱细线条勾描轮廓,再用红色渲染。深目高鼻,显示西域特点。约为7至9世纪作品。
  (2)高24.1厘米,宽15.8厘米。下半残。头向左微俯,两手合拱置胸前,手指均伸出,两目向左注视。面部及躯干用紫色线条,勾出轮廓,再用淡红渲染阴影。柔和匀净。唯手指特别细长,向前伸出。约为7至8世纪作品。
  (3)高26.5厘米,宽14.1厘米。头面向左,头发分披作童子形。合掌拱手至胸前,作敬礼状。面部及肢体均用黑线勾轮廓,再加淡红色渲染阴影。一部分已变为灰色,中带缠绕腋下及左腕。左腿蹲踞,右腿作跪状。具绿色下裳,衣纹用红线条勾勒。约为7到8世纪作品。
  5.佛说法图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9洞前室,共8件。
  (1)高25.6厘米,宽17.6厘米。具头光和背光。袒右肩。右手腕曲向上举,掌心残缺,左手置胸前,掌心向上,曲拇指,作手印。身着赭色袈裟,衣纹及掌心均用黑线条勾描。衣下垂,露出右足。作踞坐形式。面方,低眉,中间出白毫,目半开作斜视状,鼻梁直通于额际。手足及胸、项、面均用淡蓝色墨勾轮廓,再用浅红色渲染阴影,显示明暗做法。线条较柔和。约为8世纪前后所作。
  (2)高18厘米,宽17.2厘米。画风与佛教故事画残片同。亦具头光和背光,唯手印不同。右手置胸前,右边掌心向外,拇指与二指相捻,食指伸出;左手掌置胸前,左边掌心向上,有残缺,不知手指状。亦为8世纪前后作品。
  (3)高41.2厘米,宽35.5厘米。下部残缺,作说法姿势。身披红色袈裟,袒右肩,右手曲上举至胸前,掌心向外,拇指与次指相捻,作手印。左手曲置胸前,拇指与次指伸出相捻,食指卷曲。两掌及指均用紫绛色细线勾勒轮廓。袈裟作朱红色,用细墨线条勾勒,衣纹及面部用红、墨线双勾。面庞丰盈,长眉隆鼻,口微开,目斜视,注视右边,作说话姿态。具头光及通身光,均用绿、红、黄、蓝、白、灰6色组成,最里尚有一道宝钏式光圈为饰。头光上又出一半圆形绿色光,中间用朱笔描成Ⅱ形。在半圆形右边作灰色圆光。满布圆点,再作蓝色圆光,约为7世纪前后作品。
  (4)高39.5厘米,宽76厘米。右端为一佛像。面向左,作说法姿态。身披红色袈裟,胸以下均残缺。面部眉眼口鼻,用紫绛色细线条勾描。头具圆光及通身光,以红、绿、蓝、白、黑配合成彩,通身光里圈亦有一道宝钏式光圈。左边中间为一菩萨像,头具发饰,面向右,眉目口鼻用紫色细线条勾勒,具有环项钏。有头光,衣袒右肩。右手曲向上举,掌心向内,左手曲压置右碗,手执一斗状物。手指用紫线,衣纹用墨线勾勒。菩萨像左右有众比丘及比丘尼等像,围绕在佛像左边。上端绘房屋建筑图案,两端并露出花布墙围。线条匀净柔和。
  (5)高54.3厘米,宽31.4厘米。上一像为伎乐供养像。右手微扬,手执环圈,左手曲置乳前,手执一物,似金刚杵。面向右作乐舞姿势。身披天衣,缠绕两腕,头戴宝钏,项饰、耳饰、胸饰、手饰俱全。头具圆光。下为一老者,一幼童像。老者头发作髻,胡须甚长,结于左边。发、须、眉眼,均用白粉作底,墨线描绘,表示须眉皓白之容。面涂紫色,身着紫色衣,绿色巾带。踞坐,面向右,背后立一童子两手拱立,作敬礼状。右旁有佛背光一线。全像均用细线勾描。
  (6)高39.7厘米,宽70.9厘米。作两比丘像。左像披蓝袈袒右肩,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胸前,左手携衣袷,踞坐。面向左,头稍仰。右像蓝袈裟,袒右肩,作胡跪状。右手拇指与次指相捻,置肩际,左手置胸前。头向右,在右像后面,另有一踞
  身披,坐像,有衣。衣纹用紫色线条描写。左右手举立胸际,作手印。头项部残缺。后面悬帷幔。右边出一杆式建筑。又有一台座装饰,座上趺坐一像,左手掌置膝上。
  (7)高47.8厘米,宽35.5厘米。作两供养人像。左像面向左,两手合掌置胸前,拇指与中指相捻。着绿衣,袒右肩。右像面向右,两手掌交置腋下,身着衣,结于项下。左像下另出一人像头部,以下残缺,后面刷红底色,上缀蓝花,表示墙壁上围幔。全像均用线条勾勒。
  (8)高37.3厘米,宽61.9厘米。左边画一人像,浮于水中,水深及胸,两手上扬,头部向右,张口作呼救状,旁站一立人像,具下裳,两足并立,天衣下垂,上身残缺。右画一高台座,上画一佛坐像交足,身着衣覆盖两膝,用双黑线描写衣纹,上部残。右边露出身光,全像肉体均用黑线勾描轮廓,再用紫线重勾,然后用绛色渲染阴影。线纹亦刚劲有力,尚有犍陀罗风俗,但人面型及台座装饰,仍为西域式作风;台座上之鱼鳞纹及方格纹棹幔;台座两边之图案作斗木共及旋纹柱式。为7世纪前后之作品。
  6.天部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甬壁。高34.5厘米,宽14.7厘米。人面用淡墨笔勾勒,面向左,头上出一兽头,亦用淡墨线勾勒,头亦向左。头上另出用墨线勾勒类似龙头,向下作噬状。人面下作椭圆形躯干,不具手足。腹部用双紫线作条纹,中勾墨线,呈鳞纹,自项至尾,满涂蓝色。像左边尚存类似光圈残迹,右边亦有类似光
  圈痕迹。
  7.大头羊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2组第19洞前室。共12件,此列2件。
  (1)高22.2厘米,宽17.7厘米。立势,头身向右。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2)高20.6厘米,宽29.7厘米,奔跑势,向左。亦用墨线及紫线描绘。
  8.木版画像残片
  出自克孜尔石窟,共2件。
  (1)高42.6厘米,上宽4.2厘米,下宽3.6厘米,厚0.5厘米。原为一木板上彩画佛像,现仪存一部分。头光、背光右边部分尚可看出。头光作囫囵形。背光颜色为红、绿、蓝、白、黑5种。右手下垂,掌心向内,5指伸出。指下立一童子,多已剥蚀,佛像残缺不全,右腿部尚可看出。全画用墨线勾勒轮廓和衣纹,再填色,线条刚劲有力。手膀及掌渲染赭红色,表示凹凸画。像上及背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词。为7至8世纪遗物。
  (2)高17厘米,上宽2.7厘米,下宽1.4厘米,厚0.6厘米。为残破木版画片,其上用黑、红、蓝色彩绘,残缺过甚。
  9.洞壁刻故事画拓本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组第2洞东壁。高34.3厘米,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跪坐,屹然不动,姿态生动活泼。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
  10.洞壁刻走马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组35洞(第43窟)。均用木具或金属具在墙壁上刻画人马像,涂绘满壁。有人骑在马上手执旗帜,或横右竖,亦有人立马背者,倒顺不一;或作走势,或作奔腾,或尾随一马驹、犬,紧凑热烈,为游牧民族走马娱乐图。图上边为毡房,顶侧透出一曲线纹,所有人马围绕此毡房左右,其下有2字,为汉字“番庭”省写。
  11.石刻兽形图
  出自克孜尔石窟亦狭克沟洞中,共3件,均刻在洞中石壁上。
  12.粉绘护法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3.粉绘比丘像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4.莲花纹图案
  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边小龛。约为5至6世纪作品。
  15.彩塑花
  1982年3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81窟。
  (三)文书、经文类
  1.文书
  (1)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18窟洞中掘出一汉文书残牒。残牒长14.2厘米,宽11.4厘米,上书两行字:“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旋被问依”。
  (2)1928年12月,黄文弼从克孜尔石窟第105窟(今编号)中发掘汉文文书残纸2件,一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另一纸,上书:“□□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
  (3)婆罗谜字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第98窟,其意待释读。
  (4)龟兹文书纸片。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45窟,文字待释读。
  (5)龟兹语文书。纸质色灰白,粘在沙土块上,长约10厘米,宽约6厘米,横行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较工整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1989年编号)。
  (6)化缘簿。簿中记有龟兹6个国王的名号,其中2个见于《新唐书》,于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在位;托提卡于隋朝时期在位。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7窟。
  2.经文
  (1)《十诵律》梵文残页。左边已残去多半,仅剩右边一部分,上有6行断续不接的文字。残页系用印度之婆罗谜字母斜体(亦称婆罗谜中亚斜体,最初被人称为笈多斜体)书写。内容为梵文《一切有部律》中的残片,即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中第五诵“迦那衣法”的半页。约于1978年前后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2)贝叶经。梵文墨书于贝叶之上横行,字迹清晰,叶色暗黄。出土时糅杂于积土中,剥落后皆成碎片。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贝叶经。树叶残片,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一面墨书龟兹文6行。字迹清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3.木简残件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长24.7厘米,上宽6.4厘米,下宽4厘米,厚0.5厘米。中心穿一小孔,以系绳索。一面书民族古文字,一面为空白,原断为数块,现胶合为一。
  (2)长8.1厘米,宽6.4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残缺甚多。
  (3)长18.3厘米,上宽11厘米,下宽7.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为一。
  (4)长18.3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原断为四,现整合
  为一。
  1-4为1928年12月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第4洞中掘出。
  (5)木简。板条状,长约24.5厘米,宽约3.5厘米,厚约1.1厘米。正反面各有婆罗谜文墨书两行,两侧各有墨书一行。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木简。胡杨木质,两面刨平,残长约31厘米,宽约11厘米,厚约0.9厘米。一端断失。正面用婆罗谜文墨书龟兹语7行;背面墨书4行,字迹清楚(另有5件)。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四)钱币类
  1.大历元宝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1928年12月9日,黄文弼于克孜尔石窟第36窟发现小铜钱2枚。
  (2)1961年在克孜尔石窟第98窟发现1枚。
  (3)1979年在克孜尔石窟新1窟发现1枚。现收藏新1窟发现的古钱币共有6枚。
  2.五铢钱
  铜铸,锈甚,圆形方孔,有廓径约2.5厘米,孔约0.9厘米,厚约0.15厘米。共3枚,仅一枚“X”字清楚,“铢”字隐约可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3.龟兹小钱
  1989年5月,先后从克孜尔石窟5个洞窟中出土一批龟兹小钱。
  第51窟出土龟兹小钱:铜铸,脱落后4枚连为一体,尚不曾使用。钱为圆形方孔,无廓,径约1.2厘米,孔0.5厘米,厚约0.1厘米。
  89-3窟出土龟兹小钱:共3枚,铜铸,锈基,圆形方孔,无字。一枚径约1.4厘米,孔约0.5厘米,厚约0.1厘米;另两枚有外廓,径约1.8厘米,孔约0.6厘米,厚0.1厘米。
  89-6窟出土龟兹钱币:铜质,模铸,圆形方孔,无廓、无字。径2.3厘米,孔0.9厘米、厚0.1厘米,此币一枚。另一枚与此大同,仅直径比此枚略大0.3厘米。
  89-8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制,方孔圆圜,无廓无字,径约2.3厘米,厚约0.1厘米,孔0.9厘米。
  89-10窟出土龟兹钱币:青铜模铸,圜形,孔方,无内外廓,无字。径2厘米,孔0.9厘米,厚约0.1厘米。
  (五)织物类
  1.丝织品
  为克孜尔石窟出土。
  (1)丝织残片。长17厘米,宽24厘米。朱红色,无花纹。左边缘尚有一白线头。
  (2)丝织碎片。长约5厘米,宽约2.5厘米。浅蓝色,平纹,每平方厘米有纬线约25根,经线约70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丝织碎片。共3块。其中一块土黄色,平纹,质轻薄,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2根,经线约40根。另外两碎片,平纹,一为赭色,一为红色。此碎片太小,难以明辨。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4)丝织碎片。共8件,明辨4件:①色绿,有印花,斜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30根,经线约30根;②色草绿,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45根,经线约70根;③色红,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60根;④色绿,本色提花,图案为〓式,每平方厘米纬线约50根,经线约80根。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棉织品
  色白泛黄,约3×10厘米,平纹,每平方厘米纬线约10根,经线约25根。此为一块碎片。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1窟。
  3.均衣饰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
  (1)袋状衣饰残片。长14.5厘米,宽6.8厘米,口径3.2厘米。米色细绢,现存一面,另一面仅存缝纫痕迹及一部分绢片。颜色较黄,口缘镶0.5厘米之青绸,边有一丝线系之,线头尚存,或是领缘,或是衿袴之残片。
  (2)方块青白丝织衣饰残片。带形,外镶有1.5厘米之边缘。左为青绸,长22厘米;右为白绸,长23厘米,中间为白绸方块,长10厘米,宽10.5厘米。上有紫色绸遗存痕迹,下有与中间同样白绸痕迹或为僧衣残片,由3样不同色之方块丝绸缀合交错而成。
  (3)丝织长条形残片。长17厘米,宽6厘米。黄、青、红、紫4种不同方块绸料补缀而成带形。青、红、黄3块长约3.5厘米,宽约5.4厘米,上为黄绸之残,下为紫色,无接缝,其右边仍出黄绸,似为袈裟残片,一说为帷幔飘带残片。
  (4)方块红绸残片,共2件:长7厘米,宽7.5厘米。中为红色绸,边缘及线缝中尚有紫绢及黄绢碎片;长5.5厘米,下宽5.7厘米。红绸残片,缝线尚存。
  (5)方块提花回纹红绸残片。长5.5厘米,宽6.2厘米,上下拼接用浅黄绸,左右边缝线尚存。
  (6)方块素绢残片。长8厘米,宽6.5厘米,下为方形浅黄绸,长4.5厘米,上接一三角形紫黄绸,长3.5厘米,缝线尚存。
  (7)提花菱纹绸残片。长7厘米,宽16厘米。为提花菱纹绿绸残片,边缘尚存浅黄绸残片,接线尚存。
  (8)带形绢片。长12.5厘米,宽3.3厘米。由不同色绸块拼凑成带形:上为素绢成米色,下接朱红绸方块,边缘尚存朱红绸残片,接下者又为素绢,质色与上块相同,相间拼缀为彩。下接两条残巾,左为长6厘米之紫绸,右为长4.5厘米之白绸,但残破已甚。
  (9)印花残织。长5.6厘米,宽4.7厘米。方块绢残片,上印白色花朵两处,左右均有拼接线缝,上部尚存拼接黄绸残片。
  (10)提花谷纹黄绸残片,共2件,长2厘米,宽4.4厘米。均为黄绸上提谷纹。两块大略相同,质色花纹亦一致,似为衣裤残片。
  (11)衣饰缝纫残片。右边接缝残片为紫色绸,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甚残破。左边接缝残片为浅黄绸,大部分已残,中间宽约4厘米,长11.5厘米。紫色绸之中脊线,缝纫痕迹尚存,在中线两边尚可见红绸与紫绸残片。
  4.毛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长11厘米,宽10厘米。以麻布作底,上突起以毛绒组成之花纹,多已脱落,仅存蓝、红两色毛绒残迹。
  5.麻织残片
  出土于克孜尔石窟。黑地印花残片,长26厘米,宽30厘米。麻质、黑地,上印若干白色花朵及枝叶,错杂成纹,两面相向。
  6.织锦残片
  共5件,出土于克孜尔石窟。皆属锦头,其花纹体系,1、2与中原内地古锦相似。颜色鲜艳,织纹工巧。
  (1)绛地双鱼纹锦残片。三角形,两边长5.6厘米,底边长4.4厘米。紫绛色地,中间组成团状花,用蓝色作底,用红黄二色组成双鱼纹,与另一团状花交映成彩。
  (2)绀地云纹锦残片。长方形,长1.8厘米,宽5厘米。以淡黄线作地,与蓝红线交织成黄金色,再透出蓝黄色云纹。上接缝长1厘米,宽5厘米之绛地白花锦。
  (3)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12厘米,宽3.4厘米。原为一带式,现断为两截。以黄红线交织作地,中透出皂绿色双重波状纹。
  (4)为一小零片。
  (5)黄地绿花纹锦残片。长3.4厘米,宽3.2厘米。一边缝纫线头尚存。
  (六)其他类
  1.金属制品
  (1)金箔。1981年10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111窟。
  (2)镏金耳环。1只,出自克孜尔石窟墓葬区(今锅炉房后)。
  (3)铜饰。①铜片模压,无纹饰,圆形如锅状,径约3.9厘米,厚约0.3厘米。沿侧对称有两穿孔,径约0.1厘米。89-2窟出土。②薄铜片裁剪,色绿,状如蝌蚪,一面涂的金粉已剥落。头部尺寸为8.5×3.5×0.1厘米。通体有5个穿孔,当是缀线之用。89-3窟出土。③青铜质模压制,无纹饰,圆形,如斗笠状,径3.5厘米,厚0.15厘米。乳突中心有穿孔,径约0.3厘米。89-6窟出土。④青铜箔模压制,方形但4角圆钝,宽约2厘米,厚约0.2厘米,偏心有一圆圈,内有两穿孔,圈外压以凸线,构成一绽开状莲花图案。
  89-6窟出土。以上均为1989年5月掘出。
  (4)铜带扣。铜铸,色绿,方形,2.6×2.4×0.4厘米,一侧有长方孔,孔长约1.6厘米,宽约0.7厘米。一侧有两乳钉,径约0.3厘米,高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5)铜釜。青铜质,模铸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垂腹,圜底,平沿略加厚,带流口,于流口右侧有銎可安柄。釜底有烟炱。通高约12厘米,径约17厘米,沿厚约0.5厘米,底厚约0.3厘米,流口长约2厘米,宽约2.5厘米,銎长约11.5厘米,孔径约3.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6)铜匕。青铜质,模铸制,柄上一面隐约有花纹。共2件,形制与规格相同。一端为勺,一端为铲。通长约20厘米,勺长约7厘米,面宽约5厘米。铲长约6.5厘米,铲口宽约4.5厘米,柄长约7.5厘米,宽约1.5厘米,厚约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铜手镯。铜制,为扁铜条弯成,径约5.5厘米,宽约0.6厘米,厚约0.4厘米。戴于尸骨之左腕上。通体绿锈,无纹饰。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铜盂。口沿残片。铜铸,色绿,圆形,敛口垂腹。口径约5厘米,胎厚约0.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9)铁锥。克孜尔石窟第100窟出土。
  (10)铁釜。铸制,敛口弧腹,口径约26厘米。锈蚀严重,碎不能复,但见口、双环耳及三圆柱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2窟。
  (11)铁器残件。共5件。铸铁,色赭,通体龟裂,锈蚀严重,可辨出钉、杵等。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12)铁块残件。共6件,生铁,锈蚀严重,不辨器形,色赭,柱状物,似凿窟工具。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13)铁钎。共2件。色褐,通体有锈。其中一件呈扁圆形,残长13厘米,粗2~3厘米,尖断失,尾部略见卷曲,似凿窟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铁釜。模铸,无纹饰。圆形,敛口,鼓腹,圜底。双銴耳相对横置于腹上部,三柱足立于釜底,其形如鼎。通高约25厘米,柱足高约14厘米,径约4厘米,口径约26厘米,腹深约15厘米。釜底有烟炱。碎块锈结,难于复原。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1990年自治区考古所又清理出的另一件铁釜,与此形制相同。
  (15)铁矢。模铸制,通长6.2厘米,镞长5.3厘米,翼宽3.1厘米,铤断失,断面圆。锈蚀较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6)匕首。铁锻制,尖叶状,双刃,刃尖微残,柄断失,残长约13.8厘米,刃宽约2~5厘米,脊厚约0.8厘米。锈蚀严重,分层剥落。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铁钉。铁锻制,1.2厘米的方铁条折成双股合一锻成,尖锐如锥,尾呈半圆,中间有隙。长约13.4厘米。锈甚。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8)铁环。生铁模铸,略残。径约7.5厘米,环粗约1.5厘米。锈蚀严重,通体有纵向坼纹。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铁凿。锻制,圆柱形,残长约10.5厘米,粗约2.5厘米。尖部断失,尾部有銎,銎孔径约1.7厘米。锈渣填塞,深不可测。1989年5月,出处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玉石制品
  (1)玉饰。磨制,正面略弧,背面平,形如蚕豆瓣,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2厘米,色白,晶莹剔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砺石。①长条形,一面平整细腻,色青灰,无纹饰。尺寸为10×5×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②扁圆形,色青灰,质细腻坚硬。尺寸约为13.5×12×3.5厘米。两面均光滑,似为打磨壁面涂层或研磨颜料的工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颜料磨板石制。1980年11月16日出于克孜尔石窟第19窟灶外壁。
  (4)石磨盘。①原为圆形。径约50厘米,厚约2厘米,残存下扇部分。沉积砂岩质,色青灰,中心有圆坑,周凿以辐辏式齿槽。磨损严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2圆片形,以沉积砂岩凿制,上下两扇,径约55厘米,厚约1~3厘米,磨心孔径约4厘米。上扇磨心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填料孔,边之一侧有两个挽绳孔。磨齿呈辐射状,磨损较重。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③直径约60厘米,厚约10厘米,约为5至6世纪用品。出自克孜尔石窟新1窟。
  (5)石雕。片石半浮雕残块,似为人体下肢部分。石质细腻坚硬,色青。残存13×12×3厘米。正面雕像线条细腻光洁,流畅自然,经过精心琢磨。背面不甚平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6)石球。天然卵石,球形,径约7.5厘米,一面有敲砸痕。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7)石饰。磨制,扁平,状如蝙蝠,色白,不透明。长约1.5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3.玻璃制品
  (1)克孜尔石窟第4窟前出土,约为4世纪左右用品。
  (2)玻璃片。2件。一为淡蓝色平板状碎片,厚约0.7厘米,内含气泡,透明度差,另一为淡绿色碎片,弧状,厚约0.15厘米,内有气泡,但透明度与光洁度较好,似为一器皿残片。两件均于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3)料珠。玻璃质,色蓝,透明,无纹饰,扁圆形,中心有穿孔,径约0.5厘米,厚约0.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4.畜骨制品
  (1)骰子:畜骨磨制,规整光洁。尺寸为1×0.8×0.8厘米。面阴刻圆圈,圈中心刺点。六面各刻有点,1对6、2对5、3对4。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2)角料。鹿角,中空,截面齐,面凹凸不平。长约8.4厘米,径约4.4厘米,厚约0.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5.木制品
  (1)绘花木板。半残,长约11.4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0.8厘米。木板一面平,一面边斜有刻线,中间墨绘卷草纹图案,填以粉色,尾翘起,涂有桔黄色,可插入其他木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2)雕花木栏。胡杨木板,镂雕卷草纺图案,残朽,残长约40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榫,可插入框之卯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3)木雕饰。胡杨木质,朽残,一面为半浮雕卷草花纹,并涂以粉红色颜料。一端有短榫,可嵌入其他木件中。通长约26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4)木栉。长约7.3厘米,宽约5.8厘米,最厚处0.8厘米,齿长4.2厘米。硬木手制,木质细腻,色赭。背弧如鱼脊,50齿排列整齐、疏密有序。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5)木绳。细柳枝拧制,色浅褐,双股,粗约2厘米。每股有柳枝8~14根,每根粗约0.1~0.3厘米。结构疏松。出土时系于木棍上。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
  (6)绳扼。①榆树叉削成,呈V形,两端有刻槽可系绳,叉间有使用时磨损的痕迹。似为驾车骖马腹侧之绳兜。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与①相同,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与①同,遍体有蛀眼,出自89-10窟。
  (7)户枢。①似为沙枣木斫制,栗色无纹饰。中间束腰,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一端有圆孔可插门轴。轴孔已偏心,径约6.5厘米。户枢尺寸为24×13.4×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5窟。②似为榆木斫制,质较硬,长约23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4厘米,门轴孔径约7厘米,轴心已磨损。一端有槽可嵌入门框,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8)①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约28.8厘米,径约4.6厘米,两端有榫,可插入横栏的卯中。木已腐朽,色不明。共3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②胡杨木镟制,圆柱状,通长14.4厘米,径约5厘米。顶部弧圆,底平有榫出,扁平,可插入横栏的卯中。颈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凸以上及底座部染以红色、腹部涂以石青色(非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③胡杨木镟制,圆柱状,残。通长约13厘米,径约5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9)木杵头。镟制,实心圆球形,似罐状鼓腹,平底足,高2.5厘米,腹径2.2厘米,头部扦断失。出自89-6窟。
  (10)髹漆木片。现存一半,圆形中心有穿孔,原直径约6.5厘米,原约0.3厘米,孔径约3.5厘米。出土时两面髹黑漆,但顷刻间剥落殆尽。漆皮厚约0.05厘米,木片似松木。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1)木锁。沙枣木制,外呈筒状,有底盖。通长约35厘米,径约17厘米。锁舌长约26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6厘米。锁舌略呈“T”形卧于锁壳中,舌面有槽,背有两个方形梢孔,梢孔中间钻有圆眼,可入钥。当锁舌伸出时,藏于锁壳的两个方形梢钉便起入锁舌之方孔内,即起锁的作用。开启时由锁壳一端插入钥,从锁舌槽内圆眼中顶落梢钉,锁舌即可拉入锁壳内。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2)徽章。木质,色黑褐,圆形,径约4.7厘米,厚约0.4~1.4厘米。正面平,阴刻一振翅欲飞的雁,胸前刻一槽,雁背上方刻6角星。背面弧,有钮,钮有穿孔。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3)木枋。残长约157厘米,宽约14厘米,厚约11厘米。胡杨木。正面凿刻方孔、三角、长条、半圆等几何图线。正面见卯孔4个,孔距40厘米,孔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深约6厘米,侧面有通卯3个榫头断于孔,孔距约60厘米,孔宽约2.5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4)木桶。①胡杨树原木剜成,圆柱形,内空,嵌木板底,通高约42厘米,周长约96厘米,厚约1.2厘米。口沿外侧有銴,两相对称。出土时桶内套有一小桶,似为储水器,或制奶酪用具。共3件,形制同,仅大小有差。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树干剜成,圆柱形,内壁较光洁,底为木板拼对嵌入。高约76厘米,周长约122厘米,壁厚约2厘米。共2件,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5)木圈。以薄板鞣制,状如腰带,长约126厘米,宽约5.5厘米,厚约0.6厘米。板带中间钻有一圈小圆孔,孔距约5~7厘米不等,孔径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16)木砧板。①胡杨木刨制,残存半片,状似半圆,长约56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3厘米。板中间侧面有两木榫伸出,当与另一片接卯。两面均有纵横交错的刀斫痕,一面有火烧燎过的焦黑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胡杨木板,通长约53厘米,宽约44厘米,厚约3厘米,一端有手柄,柄长约7厘米,宽约6厘米。砧板两面背平,一面刀痕累累,中间不见有拼接缝,系一原木剖制而成。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17)刀柄。木质,手制,无纹饰,基本完整,扁长条形,长约19厘米,宽约4.7厘米,厚约3.2厘米,一端平齐,中间开豁口可嵌住刀片,并有3个梢孔,可插入梢钉。豁口深约5.4厘米,宽约1.4厘米。刀柄光滑,尾端椭圆。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8)木凳。胡杨木质,俯视如令牌状。通长约83厘米,一端平齐,宽约14厘米;一端呈尖状。最宽处约21厘米,板厚约2.5厘米。面平,有斫痕,钻有3个穿孔。背有两凸,斜坡形,凿有4个卯眼,可安足。残存一足,镟成杯状,高约11厘米,径约5厘米。足上端有榫可插入卯孔,下端平,显见磨损迹象。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9)木门扇。由4块木板拼对成,板间有穿条,木板质地较硬,似为榆木。一边木板上下有门轴,一边木板安有铁吊扣,吊扣锈并稀薄。门扇高约131厘米,宽约65厘米,厚约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0)木勺。胡杨木剜成,勺呈半球状,柄为长条形,虫柱眼甚多。通长约57厘米,
  勺径约13.5厘米,高约7厘米,柄长约44厘米,宽约5厘米,厚约2.5厘米。另一件柄残。均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1)木碗。桑木剜斫,半成品,呈半球状,直口平沿,圜底。为粗加工碗坯。径约16厘米,高约7厘米,厚约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2)木钵。胡杨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微侈、斜沿、浅腹圜底。被火烧残。径约20厘米,高约6厘米,沿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3)木盆。桑木镟制,无纹饰,圆形,敞口折沿,直腹、平底。径约33厘米,高约12厘米,底径约21.5厘米,沿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24)角形器。木质,色黑褐,长约7.4厘米,宽约1.8厘米,厚约1厘米。两头尖如牛角,微上翘,中间有卡口,宽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25)鞋楦。桑木斫制,状若牛舌,色黄褐。前尖后圆,鼻梁平。通长约28厘米、前掌宽约9厘米、后跟宽约5.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上述木制品出土时间均为1989年5月。
  6.陶制品
  (1)釉砖。①残,原为方形。厚约4厘米,类砂红陶,表面施绿釉。1989年5月,出自89-2窟。②共有不同个体的5块,均残,厚约3~5厘米不等。类砂红陶,模制。一面施低温绿釉,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2)釉陶钵。口沿残片,敞口圆唇。浅腹底,胎为泥质红陶,厚约0.7厘米。轮制,施玻璃釉,晶莹光泽,杂有气泡。釉色黄绿相间,光彩斑斓。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3)釉陶杯。泥质红陶,手制。高约16厘米,口径约13.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1厘米。器呈喇叭形、敞口、平沿、敛腹,底以下残,可辨圈足迹象。表面不甚光整,施绿蓝,杂有灰蓝色。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4)双耳釉陶钵。泥质红陶,轮制,通体施绿釉。釉色斑驳,有气泡和毛刺。圆形,直口平沿,浅鼓腹,平底,环耳安于腹,两相对称。高约10厘米,口径约14厘米,底径约9.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5)三耳釉陶罐。泥质红陶施绿釉,手制,肩以上及三耳残失,现通高约3.4厘米,腹径3.4厘米,底径1.4厘米,胎厚约0.4厘米。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留有三耳的痕迹,三点呈三角相对。釉色斑驳,杂有气泡。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6)陶罐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口径约7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短领、鼓腹,颈根部一周锥刺三角点,肩部刻划几何纹,似变形莲瓣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残存腹及底,高约20厘米,底径约13厘米,胎厚约0.8厘米。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鼓腹平底,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残存口颈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浅色陶衣,无纹饰。口径19厘米,胎厚1.2厘米,敞口束颈,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共3件,形制同,大小有别。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肩腹。泥质红陶,轮制。胎厚0.7厘米。鼓腹,耳残失,耳根部堆塑牛首。通体刻划花纹,上部为变形莲花瓣纹,隔一道弧纹,再饰以绳纹(或水波纹),又饰一道弦纹,其下是二方连续的缠枝莲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敞口圆唇短颈,鼓腹,口沿外翻,唇间有一道束线。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残存底及部分腹部,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平底。底径约9厘米,厚约0.8厘米,腹下部有几个墨书婆罗谜字母。墨未于时便被抹得模糊不清。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敞口,唇凸起,内壁刻划莲花瓣状几何纹。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微凸,短领溜肩,鼓腹,平底,条形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高约32厘米,口径约15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0.8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8.5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件。泥质红陶,杂有细沙,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口微侈,圆唇,束颈,溜肩。口径约9厘米,胎厚约0.6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9窟。
  牛首陶罐耳。残,泥质红陶,手制,耳下端堆塑牛首。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泥质红陶,轮制,敷浅土黄色陶衣,无纹饰。敞口,唇凹起,沿外翻,有束线一道。领较高,斜肩鼓腹,平底,单耳竖置于口肩部。通高约39厘米,口径约18厘米,腹径约27厘米,底径约1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单耳罐。口沿残片,耳残失,泥质红陶,轮制。口径约8厘米,胎厚约0.7厘米。直口平沿、短颈、斜肩。颈部有刻划的三道弦纹;肩部锥刺一圈联珠纹。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单耳罐。残存口颈及耳部,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敞口,沿外斜,尖唇,高领溜肩,单条耳竖置于口肩部。颈肩部有凸线一道。口径13厘米,胎厚约0.9厘米。似为汲水器。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上述陶罐均于1989年5月出土。
  陶罐,黄文弼发掘,克孜尔石窟墓葬区出土,约为5至6世纪用品。
  (7)骨灰罐。克孜尔石窟第17窟前出土,约为7至8世纪用品。
  (8)陶瓮
  泥质红陶,轮制,敞口短领,口沿外卷,有唇线一道,溜肩鼓腹,平底。敷土红色陶衣,烧成温度较高。通高约38厘米,口径约20厘米,腹径约40厘米,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0.6~1厘米。出土于火塘旁,似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3窟。
  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敷陶衣。直口,平沿,短颈溜肩,鼓腹,平底。通高约42厘米,口径约24厘米,腹径约41厘米,底径约18厘米,胎厚约1.2厘米。掘于灶边,半埋土中,当为储水器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口沿残片,夹细砂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直口、平沿,沿外略凸出,短颈,束颈,溜肩,下残失。口径约27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侈口,卷沿,无领,弧腹。口径约42厘米,胎厚约1.2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9)陶钵
  残存口沿部分。泥质红陶,轮制,成形后又用刀刮削过。敞口平沿,内外敷淡豆绿色陶衣,无纹饰。残缺较甚,不知有无耳。口径23厘米,胎厚0.7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
  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敛口圆唇,平底。内壁有烧痕。口径18厘米,底径10厘米,高约11厘米,厚约1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敷陶衣。直口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敛,尖唇,浅腹斜收。口径约23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敷灰色陶衣,无纹饰。敛口、尖唇、口内壁有轮线一道。腹斜收,下残失。口径约28厘米,胎厚约0.8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轮制,表面较粗糙,圆形,直口微敛,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26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见烟炱,似为灯具。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单耳陶钵。残存耳及部分口沿。泥质红陶,轮制(耳手制)。素面敷浅豆绿色陶衣,直口微敛、圆唇、腹斜收。口径约20厘米,胎厚约0.9厘米。出自89-8窟。上述各个陶钵均于1989年5月克孜尔石窟出土。
  (10)陶盆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口微侈,平沿卷唇,唇沿留有轮线,浅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5厘米,胎厚约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2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轮制,内外壁敷陶衣,无纹饰,敞口平沿,唇外侈,唇间有束线,腹斜收,底残失。口径约33厘米,胎厚约1.2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口沿残片。夹砂红陶,敷陶衣,轮制。直口,平沿,边宽如盘,唇间有束线一道。口径约26厘米,沿厚约1.4厘米。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1)陶盏
  残,泥质红陶,手制,拙笨不规则,无纹饰,敞口圆唇,浅腹圜底。口径约14厘米,胎厚约1.2厘米。口沿内侧有烟炱,似当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泥质红陶,手制,无纹饰,敞口,浅腹,圜底。口径约6厘米,高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内壁有烟炱。似为灯具。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口沿残片,泥质红陶,手制,内外壁敷土黄色陶衣,无纹饰,不甚平整,敞口,平沿,浅腹,底残失。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1.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2)陶甑。①残,泥质红陶,轮制,敷陶衣,无纹饰,圆形,直口平沿,直腹平底,底有标孔。高约21厘米,口径约37厘米,底径约24厘米,胎厚约1.3厘米,标孔径约2厘米,排列不甚规则。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②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3)陶壶。残存腹及底部分泥质红陶,色土黄,轮制,外敷淡青色陶衣,无纹饰。鼓腹,平底。腹径约12.5厘米,底径约6厘米,胎厚
  约0.7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10窟。
  (14)壶嘴。泥质红陶,手制,敷浅色陶衣。圆柱状,微弯如羊颈,端部堆塑盘角羊头,栩栩如生,流为羊口,水可从口中流出。仅存壶嘴和颈部。长约6厘米,径约3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55窟。
  (15)陶熏炉。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轮制后再加工,外壁敷土红色陶衣,内壁抹光,敞口、尖唇、颈内壁有沿凸出,似重孔的残迹。口径约25厘米,胎厚约1厘米。
  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4窟。
  (16)纺轮。①泥质红陶,轮制,圆形,底平有弦纹4道。面弧无纹饰,直径约4厘米,厚约0.3厘米,中心穿孔约0.6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②泥质红陶,轮制,素面无纹饰,圆形,平底弧面,中心有穿孔。径约4.2厘米,厚约2厘米,孔径约0.8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7窟。③泥质红陶,轮制,无纹饰,圆形,面弧,底平,中心有穿孔。径约2.9厘米,厚约1.5厘米,孔径约0.7厘米。形不甚规整。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④泥质红陶,陶器片磨制,圆片状,中心有穿孔无纹饰。径约2厘米,厚约0.7厘米,孔径0.5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8窟。
  (17)陶豆。①残存柱足部,泥质红陶,手制,色土红,圆柱形茎,高圈足。足部有两道堆塑的绳纹和一道凹凸的水波纹。残高约12.5厘米,径约9.7厘米,胎厚1.1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②口沿残片。泥质红陶,色土红,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为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联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4窟。
  ③口沿残片,夹细砂红陶,手制,敞口圆唇,浅腹,内壁有烟炱。外壁刻划双线三角纹,不甚规则。口径约16厘米,胎厚约0.9厘米。此物似为灯盏。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6窟。④泥质红陶,手制,盘为敞口折沿,浅腹,外壁口沿部如齿状凹凸,次为模印二方连续阳纹卷草图案,再次为模印水波纹。豆颈为圆柱形,无纹饰。豆座为高圈足宽边底,底上部为模印阳纹莲瓣纹饰,下部为手捏的圆坑,边沿微卷。通高约16厘米,口径约17厘米,底径约11厘米,沿厚约0.9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第60窟。
  (18)石膏料。天然石料,两面切割成平面,可见锯痕,色白。余面为原状,如钟乳石,石质较疏松,用指甲即可抠下白色粉末。体积为21厘米×16厘米×14厘米。1989年5月,出自克孜尔石窟89-9窟。
  六、其他出土文物
  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一只黄釉瓷扁壶上,刻绘了一组乐舞图像,乐舞人均是西域平民的形象。中间一位男舞者,立于莲花座上,左肩稍耸,右臂抬举,足部在踏节应舞。伴奏者有四人,分别弹五弦、吹笛、击钹和鼓掌,此正是龟兹乐舞的缩影。河北响堂山北齐时代的石刻造像上有一位弹五弦琵琶的伎人形象,其五弦琵琶的形制与龟兹壁画完全相符。

附注

①出于《橘瑞超西行记》 ②引自《新疆考古记》 ①出自《橘瑞超西行记》

知识出处

龟兹文化

《龟兹文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华发号主编的龟兹文化的内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通俗、可读性强的语言,对龟兹文化的形成、发展、作用和历史价值等作出较为系统的分类和记述,随着龟兹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成果的运用,打造龟兹文化品牌工程必将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从而推动地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文化旅游事业的新发展,内容包含了地理,经济,政治,都护辖治,宗教,文化艺术,石窟艺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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