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唐朝对各种学术思想采取了兼收并畜的开放政策，当时思想比较活跃，多种宗教并存，西域商人纷纷来到中原经商，带来经济贸易的发达。这给唐朝与西域文化交流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唐代的帝王和皇族，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对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的偏爱，促使上流社会的游宴享乐之风以及唐代整个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西域乐舞在中原的流行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唐初，高祖就喜爱西域音乐。太宗贞观四年（630）四月初三，太上皇李渊听说擒住颉利可汗后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一举剿灭突厥，证明我托付的人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太上皇召集太宗皇帝李世民与十几位显贵大臣，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等，在凌烟阁摆下酒宴，喝到兴处，太上皇自己弹奏琵琶，太宗翩翩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祝寿，直至深夜。贞观六年（632）九月二十九日，太宗临幸庆善宫，这是太宗出生时的旧宅。太宗和贵妃们饮酒赋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将赋诗谱成曲调，用管弦弹奏，命名为《功成庆善乐》，又让64名少年站成八行表演《成功之舞》，太宗又大摆酒宴，与《秦王破阵舞》（用龟兹乐器）一同在宫庭中表演。武则天、唐中宗在位时，多次观看由龟兹传入的泼寒胡戏。高祖与太宗等喜爱龟兹乐舞，但与玄宗相比，却大为逊色。
  玄宗即位之后“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士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旧唐书·音乐志》），他自己又能度曲。诸王（兄长、兄弟）每天早上在侧门朝见，退朝后便聚在一起进膳饮酒、斗鸡、击毬，或者到京城近郊狩猎。他们有时讲求策论吟赋诗，有时考校技艺切磋棋艺，有时策马纵犬外出打猎，有时手持丝竹乐器吹拉弹唱。李成器（宋王）擅长吹奏笛子，李范（岐王）擅长弹奏琵琶，他们都曾和玄宗在一起轮流演奏。李嗣谦是玄宗的次子，他的母亲赵丽妃，本是歌舞伎出身，受到玄宗的庞爱，所以李嗣谦就被立为皇太子。唐玄宗每当聚会设宴时，先让太常雅乐的坐部和立部演奏，继后是鼓吹曲、胡人乐等，又让宫女表演《霓党羽衣舞》，又让舞马、犀马和大家入场跳舞礼拜。杨贵妃、安禄山都成了跳龟兹《胡旋舞》、《胡腾舞》的好手。在唐代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诸乐中，玄宗尤爱西域乐舞。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明皇尤溺于夷音，天下薰然成容。”在西域乐舞中，玄宗又特别喜爱龟兹乐舞。在他的影响下“达官臣慕之，皆喜谈音律”（《新唐书·礼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从南部新书》）。读龟兹乐谱，欣赏、演奏龟兹音乐当时在上流社会成为一种时髦。《酉阳杂俎》载：“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诸王多解音律，爱读龟兹乐谱，从玄宗而言，当然有“以声色犬马羁糜诸王”的意思，但是玄宗本人的爱好，以及他施之于诸王的这种对策，客观上却在一层乃至一般官僚中形成对包括龟兹乐舞在内的西域乐舞的爱好之风。
  开元、天宝年间龟兹乐舞的盛行是龟兹人民与中原人民频繁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必然，是龟兹乐舞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和当时整个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绝不是哪个帝王、臣子的个人爱好所能决定一切的。唐玄宗后期迷恋声色，几乎葬送了大唐，但他在龟兹乐舞的传播和龟兹乐舞与中原乐舞的结合方面，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推动人物。
  唐代诗歌的高度发展，对龟兹乐舞的盛行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流播中原最初有声无辞，其后随着人们的喜爱以及唐代近体诗的勃兴，乐工歌手们便将诗人之作填入曲中歌唱。唐诗与西域乐曲彼此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诗人李益的每首诗则一写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诗人们以自己的作品能为伶伎们所传唱而感到高兴；伶伎们也以能填唱名诗人的诗作而感到荣光。岑仲勉《隋唐史》云：“遇着西方乐谱大量涌入，有调而无词，一般诗家既昧于乐律，弗能适应潮流，而田野作品又被缙绅阶级视为粗鄙之音，为急于实用，就不能不取较短之曲，迁就流行之诗篇，此开、天年间七绝、五绝所以成为歌诗原因，行之稍久，或渐推有律诗。”这里所说的是西域音乐对唐诗演进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没有唐之五、七言诗句和律诗为这种外来的有声无辞的音乐充入生动活泼、感人至深的思想内容，西域音乐的流行也是十分困难的。纵览《全唐诗》和《万首唐人绝句》可以看到，盛唐时西域乐等调多不胜举。在唐代，特别是盛唐诗人李颀、李白、张说、王维、岑参等都曾以西域乐曲名为诗，如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李白《摩多楼子》、《舍利弗》，张说《苏摩遮》，其他如晚唐白居易《胡旋女·戒近习也》、温庭筠《屈拓辞》等等。在唐代诗歌中，记载龟兹乐舞的诗句更是举不胜举。这些名噪诗坛、妇孺皆知的大诗人的力作，对于龟兹乐舞在中原的流行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