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龟兹的佛经翻译活动，根据西域国家大统一和龟兹地区民族大融合、语言大接触、文化大繁荣、大交流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汉至隋末，从曹魏时（254～260）起至隋朝末年（617），历时近500年，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等朝代。这时龟兹早已在公元前2世纪初传入了佛教。当时佛教已完成了历史上的第四次结集。佛经集结成册，系统化、明确化，为佛教进一步传播和佛经翻译奠定了基础。龟兹的佛教是从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中亚的犍陀罗和大月氏的巴克特里亚传入的，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使用吐火罗语，龟兹使用的是吐火罗乙种语，这两种语言有密切联系，比较相近，但是内部有分别。从曹魏甘露三年（258）起，龟兹僧人、居士到中原从事传教和译经活动的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有文字记载的有9人。这些人是佛教东渐的龟兹僧人的代表，是在本地有很高声望的大德，去内地传经的高僧，也是译经的专家。这些高僧各有特长，其中有些是掌握了几种语言的人才。在翻译方式上，经历从口译到笔译的转变。在传教初期，由于受掌握语言文字熟练程度的限制，大多是口语能力强，书写能力差，因此以口译的方式口耳相传，培养门徒双语能力和佛学素养；在条件具备、成熟时，然后进入笔译。因此，在翻译方式上，口译在先，笔译在后。他们在译经时，或依胡本，或依梵本。总的来说，初期依胡本多，后期依梵本多，但是最早的龟兹佛经汉译，不是从印度梵文或巴利文经典直接译成汉语的，而是在西域通华语的僧人或居士的帮助下，由译成龟兹—焉耆语的佛经再译成汉语的。一直到南北朝，内地论及佛经翻译时还常说“译胡为秦”，其中的“胡”指西域各国语言，这是对汉译佛经时所据原本的语言所下的结语。龟兹僧人译经所依的胡本，即龟兹—焉耆文佛经译本有《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福力太子因缘经》、《十二因缘经》、《十诵比丘波罗提权戒本》、《托胎经》、《杂阿含经》、《辩业经》、《饿鬼经》、《入阿毗达摩论》等。在译经过程中，龟兹僧人、中原僧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语言方面的局限性，双方各有优势和劣势，“或善胡意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于是双方取长补短，携手合作，产生了胡僧、汉僧合作译经的办法。通过合作译经，相辅相成，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将佛经翻译活动推向了高潮。在译经高潮中涌现了许多名闻遐迩、流芳百世的佛经翻译家，最有名的是鸠摩罗什。他突破私人个体、小范围译经的传统方式，由后秦王政府出资设场译经，参与译经的僧人有900个，规模很大。译出的佛经硕果累累，多达39部、313卷。而且鸠摩罗什注重译经质量。他总结了前人的译经经验和教训，不落前人窠臼，倾向于意译，所译佛经在内容表达和词语应用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在译经实践中，围绕求文求质问题，出现了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意译派，鸠摩罗什总结前人的翻译实践，探讨了翻译标准、翻译程序、翻译方法等翻译理论问题，为以后释道安研究、总结翻译理论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包括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两个朝代，截于宋朝前期、10世纪70年代龟兹古国被西州回鹘灭亡，历时3个半世纪，与第一阶段的合作性、活跃性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以分期性、分流性为特征，明显区别于前一时期的翻译活动。龟兹第二阶段的翻译活动以回鹘西迁、龟兹古国消失为尾声。在第二阶段，龟兹和中原地区的僧人为了解决在修行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西行取经的僧人都倾向于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寻求“真经”，寻找正宗的、正统的、原汁原味的佛教。中原西行求法的僧人东归时带回梵文的佛经，最突出的是玄奘取经。在隋末唐初，中原佛经翻译家所据的原本渐渐由胡本变为梵本。在东汉至隋末，佛经是从龟兹东传，文字是龟兹文字；至隋末唐宋，内地译经人热心寻找梵本佛经，胡本的作用渐渐降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具备了佛教向西域回流的条件。由于中原地区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教派繁多，高僧辈出，群众基础广泛深厚，寺院林立，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而且，中原与龟兹地区的小乘佛教教派不同，中原地区流行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因此，中原地区大乘教注重传教、度人。对于西域地区来说，佛教发展的形势也很好。西域佛教发展至唐朝，虽然已达到鼎盛阶段，唐朝和宋朝对佛教都持支持态度，回鹘西迁后逐渐放弃摩尼教而改信佛教，佛教在西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龟兹人走向回鹘化的进程，当地语种由龟兹语转为回鹘语，回鹘语成为通用的语言文字。由于龟兹和中原地区一系列有利佛教发展的形势，使中原地区佛教向西域大回流具备了可能性并成为现实。龟兹的佛教和佛经翻译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使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继前期翻译家之后为佛教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翻译语种上由东汉时期的龟兹—焉耆文转为回鹘文同汉文、吐蕃文、粟特文。
  即使在唐初，西域的少数民族割据势力西突厥汗国在西域对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西域地区佛教持续保持繁荣，信徒众多，寺院广布，规模宏大，龟兹地区的僧徒数以万计。佛教由中原向西域的回流，使汉文佛经流传西域和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晚期壁画中出现了大量的汉文题记和反映中原流入的大乘佛教净土变信仰内容的千佛、坐佛、菩萨像，就是这一时期汉地大乘佛教回流西域的形象、生动的记录。西域不少僧人学会了汉语，甚至用汉语诵经。龟兹、高昌等地设立了汉文佛典的译场，译场中有西域、内地的僧人共同参予、共同合作，继承和发扬了东汉以来龟兹和内地僧人合作译经的优良传统，取长补短，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体现了佛经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准确性。从出土和收集的佛经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佛经译品非常丰富，硕果累累，有从龟兹、焉耆语及藏文译为龟兹回鹘语的，也有从汉文、梵文译为回鹘语的。但流传至今的多数译者不详、年代无考或残缺不全。早期的佛经大多数是从梵文、龟兹语、焉耆语译成回鹘文的，虽然当时佛经翻译事业兴盛、译品丰富，但由于佛经在伊斯兰教传入时受到的严重破坏，以及后来帝国主义文化窃贼的掠夺，使佛经或流失异国，或毁坏无存，致使研究者对西域佛经翻译难以获得全面、系统的认识和评价。耿世民在《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中分析道：“不过，即使就这些侥幸留下来的部分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回鹘人翻译佛经的规模，可以这样说，纵然不是全部大藏经，至少大藏经中的经、论部分的主要著作已先后被译成回鹘语..”由此可见，龟兹佛经翻译规模之大，虽然自龟兹赴中原译经的有据可考的佛经翻译家并不多见，但从唐宋是龟兹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看来，西域赴内地的佛经翻译家不在少数。如龟兹高僧、佛经翻译家达磨笈多、战地湿罗、达摩战湿罗等。由唐至宋，中原都有龟兹翻译家为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