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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
  （一）道教的基本教义
  道教是东汉顺帝（125～144）时张道陵创立，至今有1800多年历史。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于是道教形成。东汉灵帝（167～189）时张角的太平道，是道教早期的另一派别。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撰《抱朴子》内篇，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以后创立的道教教派有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寇谦之在魏太武帝支持下创立的北天师道；在南朝则有陆修静创立的南天师道。
  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以重生为特征，与佛、儒合成三教，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三足之一。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古代的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黄老道是早期道教的前身。道教几乎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关系。它同我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较之其他宗教尤为密切。
  道教在唐朝发展到鼎盛阶段。唐王朝大力推崇道教，道教与皇权结合，成为皇族宗教，使道教势力大为发展。
  道教的根本信仰为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与主宰。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存，是宇宙一切的开始和万事万物的演化者。“大道”生成宇宙万物，是道教最基本的教义。与“道”并存的是“德”，道教认为道之在我就是“德”。“道”、“德”制约、驾御宇宙的一切，天、地、人三个范畴都离不开“道德”的维系。
  道教信条最根本的就是奉太上老君为无世不存至尊天神，是创世主。道教还敬信“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对“三德”的虔信是道教徒的基本信仰。道教以生为乐，重生恶死，追求长生不老，故而强调重生的教义。道教认为，人的生命开不决定于天命。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安神固形，便可以长生不死。用道教的话说就是“根源蒂固，长生久视”。
  “天道循环，善恶承负”，也是道教最基本、最普遍、深入意识的教义，是一种善恶报应的宗教观念。意思是说，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以这种教义为基础，出现了宗教道德，制定了清规戒律，创立了修心、修善、积德、修性等修持方法。总之，庞杂的道教教义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神仙信仰。
  （二）道教传入龟兹及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形成后，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汉族人民信奉的主要宗教。道教形成以民间巫术为基础，神仙信仰为核心，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很多信众。道教在唐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在全国的积极推广和大力扶持，有了很大的发展，道教徒增多。唐高宗把道教教主老子（李耳）奉为祖先，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尊者，诸州各建观一所，弘扬道教；唐玄宗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置财崇玄学。让家家学习道教经典，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玄学内容。赵徽宗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在全国推广道教。唐代军队中军官、士卒，多有道教信徒。道教随着唐代在龟兹的屯垦、戍守军人，传入了龟兹。唐代在龟兹的屯垦、戍边军人凭着自己虔诚、朴素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活动的需要，把道教带到了龟兹，使龟兹人认识和了解了汉民族的道教文化，并在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第一，龟兹佛教和道教在教义、教规、宗教仪式方面发生了影响。佛教宣传有神论，随着佛教的传入，促进了中原汉族原有的有神论的发展。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黄老神仙家的思想因佛教的传入而深入人心，从而加快了道教的发展。因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产生时间较早，有着发展成熟的教规、仪式，在教义上对道教徒也产生启发。道教借鉴佛教教规仪式，改进和充实自己的教规。道教和佛教在某些教义上的相通之处，使得中原地区以道教的黄老学说解释和理解佛教教义，早期竟把佛教当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注重自身的修仙、炼丹、画符等活动，在宣传手段上不如佛教艺术效能高。在佛教势力不断增强，信众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道教根据佛教传入早期佛道不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一方面尽力和佛教融合以减少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尽量抬高自己的地位与佛教抗衡。如东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宣扬道教祖师老子曾西游天竺教化胡人，称释迦牟尼就是老子的化身，用以贬低和排斥佛教。东晋以后，道教为了阐发教义，抵抗佛教，争取信徒，大量构造了自己的经典。佛教的《十诵律》、《四分律》、《僧祗律》都有了汉译本。道教的教规、教仪比较简单，于是道教就把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礼法都容纳在自己的戒律和规仪之中。道教还在佛教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神仙谱系。
  第二，龟兹绘画艺术对道教产生的重大影响。道教在宣传的方式方法上，效法龟兹佛教的绘画艺术，形象生动地进行宣传。在东汉末集安长川道教古墓的壁画上已出现莲花、伎乐天和供养飞天。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创立了以礼拜圣像为主，修炼为辅的北天师道。从此道教开始注重形象宣传，道教绘画造像之风大兴，北魏时道教里出现了“佛道二尊像”。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写道：“..同时北魏道士若寇谦之等，亦尽力宣扬道教，后至渐效佛徒所为，以绘画雕塑造天尊之图像..然其所谓道教画者，终不能脱佛之窠臼，是视道家善佛画者兼及道画，故如出一手，亦我国自魏晋以来，固以浮图老子并称，而道释画为一流之故欤！是可谓道教画者，即佛画之化身。”由此可见，道教在绘画艺术上对龟兹佛教的借鉴。
  第三，龟兹音乐对道教的影响最为显著。唐高宗李治登位后，继承唐太宗、太祖遗志，笃信道教，除了封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还下诏在宫廷内用道教音乐参与典礼活动，并把28宫调内的林钟宫改为“道宫”。唐玄宗继位后大力扶持道教，也下诏创作了许多道教音乐。《新唐书·礼乐志》称：“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书绦制《景云》、《九真》、《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曲》”等。由此可知，唐朝自李渊以后各帝王，如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都利用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创制了不少道教乐曲，但不如以佛教信仰为核心的龟兹乐影响深广。但自隋至唐，从城市到里闾都是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于是唐玄宗于天宝十三年（754）把不少龟兹佛曲改为道教乐曲。《新唐书·礼乐志》称：“..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于是“改佛为道”，“改胡为汉”。《唐会要》卷33详细记录了所改乐曲的曲名，许多龟兹佛教乐曲被改为道曲：“太簇宫时号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苏莫遮》改为《万宇清》..太簇商时号大食调..《耶婆色鸡》改为《司晨宝鸡》..金凤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甚至把原为佛教音乐、已经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曲》，玄宗也用托梦之说改为道教色彩的乐曲。通过这样的修改，许多龟兹佛曲融进入道曲。对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在一幅北宋武宗元绘制的反映道教内容的《朝元仙杖图》，描绘了道教的东华、南极、西灵、北真四位帝君带领部众去朝见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盛况。在东华帝君的部众里有一队伎乐，其左上方的榜题明写着“仙乐龟兹部”的字样。宋代宫廷教坊部四部乐：《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云韶部》，是沿袭唐代《太常四部乐》而形成的。《宋史·乐志十七》载：“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宋史中的法曲部和唐朝的《胡部》基本相同，《龟兹部》与唐朝的《龟兹部》大体一致。总而言之，西域龟兹佛曲乐舞对中国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上述的历史事实可知，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唐朝、宋朝，道教在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下，吸取和借鉴了龟兹佛教教义、戒律、仪式、音乐、绘画以及龟兹摩尼教教义，不断地充实和完善道教的戒律、仪轨。龟兹文化对道教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景教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因为继承和拥护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的宗教主张，又称为聂斯托里派。因主张基督耶稣具有神和人的二重性，被正统派斥为异端而处以死刑，他的信徒逃往东方，由叙利亚进入波斯，组织了迦勒迪教会，又称为亚叙利亚教会。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叙利亚人阿罗本正式传入中国。景教的名称，在《景教碑》中有记载：“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一）景教教义
  景教虽然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但与一般基督教相比，仍有以下不同：
  1.不承认玛利是天主之母，所以不崇拜圣母，异于希腊、罗马天主教。
  2.不崇拜偶像，只用象征耶酥及其苦难和功德的十字架。
  3.不相信罗马派的“死后涤罪说”，但祀奉祖先。
  4.反对化体说。
  5.教会实行监督体系，教会共分八级：（1）教务大总管；（2）总主教；（3）主教；（4）司祭；（5）副僧正、执事；（6）助祭；（7）佐祭员；（8）谈经师。自司祭以下五级，可以娶妻。
  6.斋戒多而严谨，斋戒分为七种：（1）四旬斋，在复活祭前四十日；（2）圣徒斋，自圣灵降临节后第一月至立夏后第二星期日；（3）圣母迁徙斋，在八月间；（4）也里牙斋；（5）通告节斋，在3月25日，天使格白利尔通告圣母玛利耶稣降生，举行纪念祭；（6）尼尼微斋；（7）圣母斋。
  7.吃素，教务大总管不食肉。
  8.教务大总管由选举产生。
  9.宗教书籍都用叙利亚文写成，也可以用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当地民族语言写成。
  （二）景教传入龟兹
  景教传入西域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冯承钧先生考证的“景教徒之行程，盖由大夏经巴达克山、葱岭、蒲梨而至和阗，遵玄奘之归途而至长安”这是南道；另一条是从疏勒东北或别迭里山口（乌什县境）经龟兹、高昌的路线，这是北，道。事实上，在高昌发现的景教文献是最多的。龟兹地区的景教，就是由北道传入的。
  景教在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地区扎根后，得到了持续发展，在唐朝因中原地区景教的回流，使西域景教势力得到增强。
  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长安，当时被人们称为景教。因为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中原地区得以迅速、广泛的传播。发展至唐高宗时，除了景教在中原最初的传入地西安、洛阳等地，南至广州、西至沙州均有景教徒。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是中原地区景教发展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唐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僧寺4600区，招提若兰4万，并“勒大秦（景教）、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化”。独尊道教，使包括景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受到严重打击，景教徒在内地被迫停止活动。统治者的支持与反对，对景教的兴衰起到关键作用。许多景教教职人员和一部分教徒迁往西域高昌、龟兹一带，使吐鲁番地区的景教势力大增，成为景教在西域的一大主教区。因而近代考古工作者在高昌的遗址发现了许多景教文物，其中有景教寺院的圣画残卷，上绘《圣枝节》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仪式；还有晚唐五代时期的回鹘文、粟特文及叙利亚文的景教教典残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回鹘文景教文献《圣乔治殉难记》、《巫师的崇拜》和叙利亚、粟特文景教祈祷书残片。由此可见，公元848年建立的包括龟兹在内的高昌回鹘境内有不少人在信仰景教，他们在这里传播景教，按照景教的仪式开展宗教活动，翻译和流传景教经典。
  景教在蒙元宽松的宗教政策保护下，在维吾尔人中大为盛行。蒙古统治者为适应新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情况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对帝国统治区内的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态度，在政策上一律保护。在大汗圣旨里规定：“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大师（聂斯脱里）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穆斯林）根底密昔吉（礼拜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在这种政策的感召和鼓舞下，景教在蒙元时代在西域兴盛起来。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公元13世纪初，著名道士邱处机经天山以北维吾尔居住区赴中亚朝见成吉思汗，“宿轮台之东，迭屑（维吾尔景教徒）头目来迎”。当时，波斯、中亚对景教徒通称为迭屑，由于维吾尔人中景教徒人数众多，于是把维吾尔人统称迭屑。把迭屑作为维吾尔徒的统称，说明维吾尔人中有许多人信仰景教。在龟兹境内的维吾尔人也有信仰景教的。13世纪穆斯林作家卡苏维尼记载说：“在托古兹古兹境内的龟兹（今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教徒在那里定居、生活。”“托古兹古兹”即蒙元时代的维吾尔族。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喀什噶尔时写道：“有一些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里作礼拜。”西方书籍中常把塔里木盆地概称为喀什噶尔，因此景教的喀什噶尔主教区包括龟兹地区在内。从12世纪起，喀什噶尔就设有景教主教区，直到13世纪中叶，喀什噶尔仍作为一个主教区出现在一张景教主教驻节表中。
  （三）景教对龟兹的影响
  在宋元时期，信仰景教的龟兹回鹘人对当地宗教、东西方政治、商业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宋元时代，西域由于受到蒙元的宗教政策保护，当地多种宗教并存。维吾尔景教徒长期与佛教、摩尼教徒混居，并互相通婚，在宗教信仰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摩尼教的影响，因此龟兹、高昌一带的景教徒必然杂揉了佛教、摩尼教及当地各族人民的地方特点，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成为维吾尔化的景教。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法国使臣鲁布鲁克惊异地发现维吾尔族中的基督教徒的不同点：“他们可以说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教派。他们都向北礼拜，合掌在地上叩头，把额头放在掌上。其结果是，这些地方的聂斯脱里决不在祈祷时合掌，而是祈祷时把手伸向胸前。”维吾尔中的景教徒礼拜的方向和祈祷的姿势和中亚的景教徒不同，礼拜叩头的方式是从佛教继承的，形成了鲜明的本地特色。
  西州的龟兹回鹘景教徒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龟兹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宋元时期，维吾尔景教徒奔走在丝绸古商道上，除了自己从事东西方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外交往来，还以其独特的商业优势和地理、交通的有利条件，作为西方波斯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当时常有波斯使节和商人至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由于那时波斯等地盛行的景教和摩尼教也同样在高昌回鹘境内盛行，于是波斯政府利用这种信仰同种宗教的关系，常派景教、摩尼教徒为使者先至高昌回鹘王国，再与回鹘王朝使臣结伴一起进入中原王朝贸易、进贡，在加强两地交往的同时开展商业经济、文化的交流。例如“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景教、摩尼教徒）来贡”。八年以后，西州龟兹再次“遣使易难与婆罗门僧、波斯外道阿里烟来贡”。同年，西州回鹘又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来贡。这里的来贡，其与政治交往为一体的商业贸易活动。或者说，是在进贡同时，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在东西方的这种经济贸易活动中，西州龟兹回鹘商人、景教徒、摩尼教徒充当了重要的特殊的角色，波斯在与中原王朝进行的政治、经贸活动中，对龟兹回鹘人产生了极大的依赖。因为当时回鹘商人在东西方频繁的商贸活动中，增长了丰富的经验，见多识广，了解行情，识货识宝。回鹘商人“尤能识珍宝。蕃族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可见波斯使者必须与回鹘使者同行，一方面是需要回鹘人作为向导带路，并作为知情人介绍中原商情；另一方面是识别珍宝的成色、真伪，货物品种、价格、数量等的商谈、摄合都离不开回鹘牙侩。龟兹回鹘商人在波斯与中原的商业活动充当的是不可或缺的向导、经纪人的角色。这些都是以说明景教徒在促进龟兹的东西方政治、商业经济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产生的重大的社会影响。
  三、藏传苯教
  藏传苯教是在西藏地区产生的一种民族性、地域性很强的宗教，主要流行于藏民族之间。它脱胎于原始文化、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在其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苯教在藏族原始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藏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藏传苯教最突出的特点是盛行图腾崇拜。图腾崇拜的实质是祖先崇拜与动植物崇拜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原始宗教形式，被人们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大多是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如牦牛、羝、犬等。《赞普世系》中记载：天神墀顿祉之子聂赤赞普“降临雅隆地方..遂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新唐书·吐蕃传》中写道：“世俗重鬼，右巫、事祗，羝为大神..习咒祖。”以图腾崇拜为基础，苯教推崇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认为日月星辰、天地山川、陵谷山石、草木河流等自然现象各有神灵而予以崇拜。
  藏传苯教是在公元7世纪吐蕃入侵唐朝西域领土时，传入西域的。因为苯教和吐蕃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已经渗透到吐蕃的军事生活中。吐蕃的军事活动需要借助苯教诅咒敌方将领、祈求神灵保佑将士、取得战争胜利、预测战争吉凶等功能，战前举行苯教仪式已经成为军事活动的一个传统。吐蕃兵士普遍信仰苯教这一在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苯教信仰已经在藏民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成为吐蕃士兵的精神支柱。因此，吐蕃部队都有随军苯教法师，苯教法师已经成为吐蕃部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员。
  藏传苯教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传入龟兹的。当时，吐蕃向西域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陷落后，吐蕃把藏传苯教传入龟兹。从而对龟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西域发现的吐蕃简牍中有大量的记录。
  唐朝与吐蕃曾在龟兹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夺战，龟兹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反复复。在吐蕃贵族对龟兹直接统治的60～70年时间内，吐蕃苯教对龟兹的影响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形象、生动的反映。在克孜尔石窟第131窟中图绘的人物可辨认的有6个，均有尾饰，其中4个为立姿，大都张臂作跳舞状，正在表现一种祭祀舞蹈。藏族的苯教祭祀、占卜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频繁、很广泛的，是藏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图中描绘的祭祀舞蹈当是苯教的祭祀活动。在131窟中还有一个用单线刻划的巨人，有尾饰，戴一半圆小帽，腰部横出一钩状物，有尾饰，左臂平伸，张开右指，右臂模糊不清。在其头部右侧有一大鸟，回头作张望状。它的右前方，有一圆形月亮，在月亮内弦处有一回首站立的小鸟。这幅图是吐蕃古代某些部落的鸟卜图像。苯教植根于藏民族，吸收了民间巫术，各种占卜是民间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苯教所吸收、继承。占卜成为苯教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巫术活动。鸟卜、兵器卜就是苯教常用的占卜形式。《旧唐书》、《北史》、《隋书》、《新唐书》都有类似的鸟卜的记载。其中《旧唐书·东女图传》中记载道：“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诸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尔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丰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克孜尔石窟131窟壁画图中张开手臂的巨人，正是在山中呼唤的苯教法师或苯教徒，巫者右上方的大鸟，正是被苯教徒呼唤而来的卜物。西藏珞巴族现在仍有用鸡占卜吉凶的习俗，是古代吐蕃部落、苯教鸟卜的遗风流传。
  从出土的吐蕃简牍和吐蕃人在克孜尔石窟中绘制的壁画可以看出，吐蕃军侵占龟兹的同时，将盛行于西藏的苯教传入龟兹，并给龟兹的农业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