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释迦牟尼所宣传的佛教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人生哲学，压倒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哲学。佛教教义提倡人人平等，解决了当时混乱的刹帝利思想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而受到了刹帝利阶层的欢迎。佛教思想特别关注吠舍的要求，迎合了商人的意愿，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奴隶和穷苦无告者也提供解脱贫困痛苦的所谓“方法”，获得某种精神的慰藉，从而赢得了首陀罗的信赖。所以佛陀的学说在当时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和传统的反叛精神。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佛教的革新思想并不彻底，带有传统的中和色彩，提倡顺世应人，主张放弃斗争，给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提供了便利，因而受到当时一些大国统治者的支持，使佛教得到了较快和较为广泛的传播。到释迦牟尼晚年，佛教已流布于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居民区。
  公元前126年前后，张骞率使团到达中亚，为以后东西方官方使团的往来奠定了基础。此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见频繁，东西方的密切往来给佛教东渐提供了一个契机。皈依佛教的大月氏、康居、塞人僧侣开始越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传播佛教。
  当时西域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西域人民为战争所苦，惶惶不可终日，处于迷茫、困惑之中。为了寻求精神解脱，迫切需要一种适应现行社会的宗教。西域居民正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伴随着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开辟，新思想、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新文化、新技术不断传入，原来的那些束缚人们思维的原始宗教、原始道德观念，以及改革后的袄教教义已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佛教在这种形势下传入西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信仰危机，给西域人民带来了精神寄托。
  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有线索可寻。《梁书·刘之遴传》记载：“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元封是汉武帝年号，元封二年是公元前109年；澡罐，为佛教僧侣洗濯用具。龟兹统治者把澡罐作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献给汉武帝，说明佛教已在龟兹境内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才会把澡罐作为神圣之物、重要礼品进献给皇帝。龟兹传入佛教的时间应该早于汉武帝时。因为如果仅个别佛教徒进入龟兹，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难于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不会把佛教的澡罐当作神圣、贵重的礼物呈献给汉朝；一定是有相当多的佛教徒进入龟兹，并引起了当权者的重视，才能把澡罐当作进贡的礼品。
  另有记载可以证明佛教于汉武帝时传入龟兹。《出三藏记集》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大法流此五百余年，比丘尼大戒了于其文，以此推之，外国道士亦难斯人也。”据该序记载，《比丘尼戒本》为晋武帝时译出，已经流传了五百年，但没说明译出的具体时间。但是《关中近出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中记载了译出的具体时间：“卷初说云：太岁已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讫，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译戒本，昙摩寺传，佛念执胡本，慧常笔受。”这里的比丘尼大戒即上引的比丘尼戒本。这里明确指出《比丘尼大戒》于已卯年译出，即晋太武帝太元三年（378）在长安译出。戒本出自龟兹。由此上推500多年，即为汉武帝元狩元年左右，与《梁书》中的记载吻合。可见汉武帝时龟兹已有佛教存在。
  龟兹佛教传入的路线是中亚河中一带经费尔干纳盆地、伊塞克湖流域至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国：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车师等。龟兹等各国居民最先接受的佛教是由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一带传入的，这些地区的僧侣用自己当地的语言、文字在塔里木盆地北道传播佛教。由于龟兹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国中人口最多，经济也最发达，所以成为塔里木北道佛教的中心。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亚河中一带的语言文字也输入龟兹。包括龟兹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使用的吐火罗乙种语（龟兹—焉耆语），这与佛教最初从中亚传入北道诸国的线路有关。吐火罗语是中亚阿富汗一带流行的语言文字。佛教传入龟兹，不但输入了宗教，还输入了文字、词汇、文学艺术等。
  汉武帝时天山南路的丝绸之路畅通后，佛教由巴克特利亚的大月氏人传至龟兹，成为必然。佛教作为一种新兴的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主要是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大月氏进占中亚的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一带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而丝绸之路远在公元前4～5世纪就已经通达欧洲、非洲。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丝绸商道得到了进一步繁荣。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既是佛教的中心，也是商业发达的地区，四方商品荟萃，张骞亲眼看到有川、蜀产的竹杖等物。而龟兹正好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枢纽地区，绿洲面积大，人口众多，在古代就是中亚著名的商业重镇，商业、手工业很繁华，大月氏的贵族很重视与龟兹发展商业贸易。在他们崇信了佛教后，更是凭借佛教的力量大力推销商品，所以当时佛教徒总是和商人为伍同行，当时各种商业贸易的交往，常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徒可以在商人那里得到布施，得到无偿的各种补给；商人则借助僧侣传教的旗号闯关过卡，偷税、漏税，推销货物，赚取高额利润。所以，佛教是在龟兹与中亚的商业重镇、佛教中心进行商业往来时传入的。
  龟兹国早期的高僧西去佛教圣地求学深造，主要是去中亚，由此可见，龟兹的佛教是从中亚传入的。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佛图澄、木叉麹多等人的成长过程看，龟兹国的许多有地位的僧侣都是在其青少年时代“出国求学、深造”。从白延、白元信、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娄加谶等人的生平来看，在佛教传入龟兹早年的东汉、三国、西晋初年，龟兹国主要遣人去世界佛教中心中亚索格底亚纳、巴克特里亚求学，那时正是大月氏国贵霜王朝大力弘扬佛教时期，因而大月氏国、康居国高僧辈出。龟兹早期佛教因为从大月氏国、康居国传入，所以早期龟兹高僧都前往学习。学习中亚本地语、梵语、佛学；从鸠摩罗什等人的生平看，约在西晋初年，龟兹古国出国深造的热点转到了罽宾（今克什米尔、阿富汗部分地区），在那里学习本地语、梵语、咒术；从勿提提犀鱼、玄奘等人的生平看，在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受中原僧侣的影响，龟兹的僧侣开始寻找佛教正宗，以此解决在佛学上的疑问，将他们出国深造的热点放在印度。在佛教传入龟兹早年的东汉、三国、西晋初年，世界佛教的中心已经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转移到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罽宾等，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沿着商路四处传播佛教；印度本土的佛教受到信仰婆罗门教的统治者的打击后，势力大减。因此，龟兹僧人自然而然地到龟兹佛教的输入地中亚去求学，而不是去佛教衰落的发源地印度求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