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释迦，是族名；牟尼，是明珠的意思，比喻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也称之为佛陀，是对梵文Buddha的音译，也译为浮屠、浮图等，意译为觉或觉者。佛教宣扬所谓觉有三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项俱全者方称为佛。按照佛教的所谓说法，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佛，
  指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法，指佛所教导的教义，即佛法；僧，指信奉佛教的，信徒。“三宝”俱备，才能构成完整的佛教。
  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486年，是古印度迦罗卫国净饭王之子，其父对他多方面进行培训，希望他日后继承王位，建功立业，成为“转轮王”（国王）。他14岁那年遇到一位出家修行的沙门，听到了出家修道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的道理。释迦牟尼有感于人生和社会的无常，致力于探讨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解脱的途径与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不想继承父业。在他23岁那年，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走上出家修道之路。35岁时，在出家修道6年后，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彻大悟，洞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
  一、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有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和三法印等。这些思想主要保存在《阿含经》中。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佛教教义的总纲，它的核心是宣扬所谓整个世界和全部人生为无边之苦海。“四谛”即“苦、集、天、道”。其中“苦谛”是说世界是苦，生、老、病、死都是苦。“苦”有三苦和八苦等各种说法。三苦指苦苦（寒热饥渴引起之苦），坏苦（荣华富贵不能持久之苦），行苦（人世言行、生活环境变幻无常之苦）。“四苦”指“生苦”（出生时所经受之苦），“老苦”（衰老时所经受之苦），“病苦”
  （疾病时所遭受，的痛苦），“死苦”（死之时遭受的痛苦）。八苦指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盛苦。其中“受别离苦”指与所喜爱的人或事离别所造成的痛苦；“怨憎会苦”，指与所怨恨、憎恶的人或者逢遇所造成的痛苦；“求不得苦”指欲望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五蕴盛苦”指人身心的贪欲所产生的痛苦。八苦之中，前四苦都是自然生理现象，在于说明“生命就是苦”；后四者都是社会生活现象，在于说明“生存就是苦”。
  集谛，也叫“习谛”是指要人们认识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由“无明”（愚迷闇昧，不明佛理）和“渴爱”所引，起的贪和欲，即佛教通常所谓的“业”与“感”，导致生死轮回的产生。使人在生死轮回中不能自拔，有了与生俱来的种种痛苦。
  灭谛，是要人们相信造成世俗诸苦的一切原因都可以断灭，从而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无苦“涅槃”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所谓“涅槃”是无限圆满、无限美好的
  境界，是无法用语言、概念表述的最高存在。“涅槃”有两种，，一种是有余涅槃，另一种是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指断除了贪欲，断绝了烦恼，而且连肉体也不复存在，身灰智灭，连生死的因果都没有了，不再受生苦，这才是彻底的涅槃。释迦牟尼就进入了所谓寂静无忧的无余涅槃境界，跳出生死轮回，实现了圆满的人生。
  道谛，是向人们指出解脱所谓“苦”、“集”的世间因果关系而达到出世间之“涅槃”寂静的理论说教和修行方法。
  为了进一步宣传佛教的四谛思想，佛教又提出了“十二因缘”和“八正道”。
  所谓“十二因缘”，是苦、集二谛的延伸，其主要内容是分析苦因和论述三世轮回。这一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因具备种种因（事物生灭的主要条件）缘（事物生灭的辅助条件）才得以生起或坏灭。因缘和合就生，因缘分散就灭，并无独立突出的自体。要求从普通联系中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关系方面理解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赖一定条件而存在的，“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人是万物之一，也是因缘和合的表现，整个人生可以分成十二个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1）无明，即愚昧无知；（2）行，即意志活动；（3）识，即精神活动；（4）名色，即胎中的精神和形体；（5）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等认识器官；（6）触，即触觉；（7）受，即感受；（8）爱，即渴望与贪欲；（9）取，即追求执取；（10）有，即各种思想行为；（11）生，即来世之生；（12）老死，即衰老与死亡。
  十二因缘按其所谓顺序流转不息，构成了三世二重因果业报轮回：由于愚昧无知产生了种种世俗的意志活动；以意志活动为牵引力，投胎托生，有了相应的精神活动；在胎中，胎儿身心得到发展；胎儿发育出各种认识器官，即将诞生；出生后，认识器官与外界接触，进入幼儿时期；由于接触外界事物而产生苦、乐、不苦不乐等五种感受，进入童年时期；由于对外界事物感受而产生了渴望与贪欲，进入青年时期；由于渴望与贪俗而追求外界可以享受的一切，执着不放，进入成年时期；由于追求执取而产生种种思想行为，这是能导致来世的善恶业；善恶业导致了来世的再生，再生又衰老死亡，如此流转不息构成三世二重因果业报轮回。
  无明与行是前世因，识、名色、六处、触、爱是现世界，爱、取、有是现世因，生、老死是未世界。人皆由前世因而辗转轮回于天、人、阿修罗、畜牲、地狱、饿鬼的“六道”之中，人现世如果做了好事，来世就变为天、人，如果现世做了坏事，来世就可能变成畜牲、饿鬼。总之，十二因缘着重宣扬的是人生之苦皆源于无明所引起的造业受果，轮回不息，只有消除无明，皈依佛法，才能求得解脱，断绝轮回，达到无苦“涅槃”的理想境界。
  佛教用“十二因缘”说明人和社会的创造过程，同时也用“十二因缘”说明社会阶级对立和不平等的起源，倒是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但是，“十二因缘”宣传个人在今世的社会行为，不过是他过去全部行为的必然延续，这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
  佛教后来把“十二因缘”与“六道轮回说”结合在一起，提出所谓“三世两重因果说”。“三世”指前世、现世和来世，这“三世”分别由过去佛（毗婆尸佛等六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掌管。小乘佛教说，任何有生命的个体，只有没有求得解脱，就要在“三世”、“六道”中轮回。
  所谓“六道”，即（1）天道，即成佛升天；（2）人道，即成为人；（3）阿修罗道，即成为多怒好斗的魔神，遭逢战争或水、火、旱、涝等灾害；（4）饿鬼道，成为忍饥挨饿之鬼；（5）畜牲道，即变成飞禽走兽、鱼介昆虫；（6）地狱道，即下地狱。在六道中，前三道叫做三善道，其中以天道最为优胜、高妙，后三道叫做三恶道，其中地狱道最为恶劣痛苦。佛教认为善与恶都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前世因造成现世界，现世因造成来世界，这就叫因果业报。这里的“业”，是佛教对一切行为、语言、思想的统称，包括善与恶两个方面。
  佛教认为，即使今世投生到“三善道”中也还是在“十二因缘”之中，总不免是苦。因为生就是苦，所以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堕落入“三恶道”中。指出最好不要投生，也不要死，也就是不生不灭，这样才可以脱离苦海，不再陷入“轮回”之苦中，这就是佛教所追求的所谓理想境界，这是一种连生死都没有区别的精神状态。
  佛教告诫人们，要想断灭生死轮回，解脱生活中各种苦难，达到涅槃的境界，有八种方法，这就是佛教中的“八正道”理论。“八正道”是对“道谛”的发挥。这八种方法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正见，指具有四谛佛理的正确见解，具备佛教智慧，远离唯物、唯我、唯神等见解。正思，指按照四谛佛理的正确见解，远离邪妄迷谬，即做纯真的佛教智慧的思考。正语，指纯真净善、合手佛法的言论，不妄语、不慢语、不恶语、不谤语、不暴语、不戏语。正业，指合乎佛教戒律的行为、活动，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做一切恶行。正命，指符合佛法的正当的生活，按照佛徽标准求衣、食、住的必需品，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正精进，也叫“正方便”，指按照佛教标准辨解善恶，努力修善止恶，向解脱境界精进。正念，指明记四谛佛理，专心一念，深入沉思，以佛教智慧观察世界、人生。佛教认为由此所谓八法，可以使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消除，达到涅槃之境；可以由凡入圣，从迷界此岸通向悟界彼岸，故将“八正道”比喻为“八船”或“八筏”。在这八种方法中，正见、正思、正念、正定是生活的要求，正语、正精进则包括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要求。
  佛教在与其他宗教思想的斗争和自身的发展中，将其基本教义概括为所谓三条不能移易的根本义理，称为“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意思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妄幻化的，处于一刻不停的生灭、迁流、变动之中；“诸法无我”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人是万物之一，也同样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没有独立的实体；“涅槃寂静”意思是由于无明的烦恼熏染，人们才执迷于我体，困扰于生、老、病、死，轮回于六道之中。因此，人们只有悟破我体实无，进而才可以外不迷于境、内不迷于我，于境知无常，于我知无我；只有如此才可解脱迷惑、造业、流转、生死所带来的苦恼，进入寂静无扰之涅槃境中。佛教依此三条基本原则作为辨别经籍真伪的标准，有如印鉴之用，凡符合者就是佛说的法，凡不符合的一律判为“外道”。
  二、佛教传入龟兹
  释迦牟尼所宣传的佛教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人生哲学，压倒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哲学。佛教教义提倡人人平等，解决了当时混乱的刹帝利思想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而受到了刹帝利阶层的欢迎。佛教思想特别关注吠舍的要求，迎合了商人的意愿，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奴隶和穷苦无告者也提供解脱贫困痛苦的所谓“方法”，获得某种精神的慰藉，从而赢得了首陀罗的信赖。所以佛陀的学说在当时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和传统的反叛精神。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佛教的革新思想并不彻底，带有传统的中和色彩，提倡顺世应人，主张放弃斗争，给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提供了便利，因而受到当时一些大国统治者的支持，使佛教得到了较快和较为广泛的传播。到释迦牟尼晚年，佛教已流布于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主要居民区。
  公元前126年前后，张骞率使团到达中亚，为以后东西方官方使团的往来奠定了基础。此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见频繁，东西方的密切往来给佛教东渐提供了一个契机。皈依佛教的大月氏、康居、塞人僧侣开始越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域传播佛教。
  当时西域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西域人民为战争所苦，惶惶不可终日，处于迷茫、困惑之中。为了寻求精神解脱，迫切需要一种适应现行社会的宗教。西域居民正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伴随着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开辟，新思想、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新文化、新技术不断传入，原来的那些束缚人们思维的原始宗教、原始道德观念，以及改革后的袄教教义已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佛教在这种形势下传入西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信仰危机，给西域人民带来了精神寄托。
  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有线索可寻。《梁书·刘之遴传》记载：“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元封是汉武帝年号，元封二年是公元前109年；澡罐，为佛教僧侣洗濯用具。龟兹统治者把澡罐作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献给汉武帝，说明佛教已在龟兹境内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才会把澡罐作为神圣之物、重要礼品进献给皇帝。龟兹传入佛教的时间应该早于汉武帝时。因为如果仅个别佛教徒进入龟兹，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难于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不会把佛教的澡罐当作神圣、贵重的礼物呈献给汉朝；一定是有相当多的佛教徒进入龟兹，并引起了当权者的重视，才能把澡罐当作进贡的礼品。
  另有记载可以证明佛教于汉武帝时传入龟兹。《出三藏记集》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大法流此五百余年，比丘尼大戒了于其文，以此推之，外国道士亦难斯人也。”据该序记载，《比丘尼戒本》为晋武帝时译出，已经流传了五百年，但没说明译出的具体时间。但是《关中近出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中记载了译出的具体时间：“卷初说云：太岁已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讫，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译戒本，昙摩寺传，佛念执胡本，慧常笔受。”这里的比丘尼大戒即上引的比丘尼戒本。这里明确指出《比丘尼大戒》于已卯年译出，即晋太武帝太元三年（378）在长安译出。戒本出自龟兹。由此上推500多年，即为汉武帝元狩元年左右，与《梁书》中的记载吻合。可见汉武帝时龟兹已有佛教存在。
  龟兹佛教传入的路线是中亚河中一带经费尔干纳盆地、伊塞克湖流域至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国：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车师等。龟兹等各国居民最先接受的佛教是由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一带传入的，这些地区的僧侣用自己当地的语言、文字在塔里木盆地北道传播佛教。由于龟兹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国中人口最多，经济也最发达，所以成为塔里木北道佛教的中心。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亚河中一带的语言文字也输入龟兹。包括龟兹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使用的吐火罗乙种语（龟兹—焉耆语），这与佛教最初从中亚传入北道诸国的线路有关。吐火罗语是中亚阿富汗一带流行的语言文字。佛教传入龟兹，不但输入了宗教，还输入了文字、词汇、文学艺术等。
  汉武帝时天山南路的丝绸之路畅通后，佛教由巴克特利亚的大月氏人传至龟兹，成为必然。佛教作为一种新兴的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主要是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大月氏进占中亚的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一带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而丝绸之路远在公元前4～5世纪就已经通达欧洲、非洲。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丝绸商道得到了进一步繁荣。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既是佛教的中心，也是商业发达的地区，四方商品荟萃，张骞亲眼看到有川、蜀产的竹杖等物。而龟兹正好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枢纽地区，绿洲面积大，人口众多，在古代就是中亚著名的商业重镇，商业、手工业很繁华，大月氏的贵族很重视与龟兹发展商业贸易。在他们崇信了佛教后，更是凭借佛教的力量大力推销商品，所以当时佛教徒总是和商人为伍同行，当时各种商业贸易的交往，常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徒可以在商人那里得到布施，得到无偿的各种补给；商人则借助僧侣传教的旗号闯关过卡，偷税、漏税，推销货物，赚取高额利润。所以，佛教是在龟兹与中亚的商业重镇、佛教中心进行商业往来时传入的。
  龟兹国早期的高僧西去佛教圣地求学深造，主要是去中亚，由此可见，龟兹的佛教是从中亚传入的。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佛图澄、木叉麹多等人的成长过程看，龟兹国的许多有地位的僧侣都是在其青少年时代“出国求学、深造”。从白延、白元信、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娄加谶等人的生平来看，在佛教传入龟兹早年的东汉、三国、西晋初年，龟兹国主要遣人去世界佛教中心中亚索格底亚纳、巴克特里亚求学，那时正是大月氏国贵霜王朝大力弘扬佛教时期，因而大月氏国、康居国高僧辈出。龟兹早期佛教因为从大月氏国、康居国传入，所以早期龟兹高僧都前往学习。学习中亚本地语、梵语、佛学；从鸠摩罗什等人的生平看，约在西晋初年，龟兹古国出国深造的热点转到了罽宾（今克什米尔、阿富汗部分地区），在那里学习本地语、梵语、咒术；从勿提提犀鱼、玄奘等人的生平看，在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受中原僧侣的影响，龟兹的僧侣开始寻找佛教正宗，以此解决在佛学上的疑问，将他们出国深造的热点放在印度。在佛教传入龟兹早年的东汉、三国、西晋初年，世界佛教的中心已经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转移到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罽宾等，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沿着商路四处传播佛教；印度本土的佛教受到信仰婆罗门教的统治者的打击后，势力大减。因此，龟兹僧人自然而然地到龟兹佛教的输入地中亚去求学，而不是去佛教衰落的发源地印度求学了。
  三、龟兹佛教的发展、变化
  （一）佛教在龟兹普遍流行
  佛教在龟兹地区的早期情况，在史书中并没有丰富的记载，可从一些汉文典籍中发现一些线索。通过对一些典籍的记载，可以推断在公元3世纪后期，龟兹佛教已相当流行。
  史料中有三处提到了龟兹佛教的情况。
  一是在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高僧竺法护在敦煌从“龟兹副使美（或作羌）子侯”处得到《阿惟越致遮经》的梵文本，，译成汉文授沙门法乘使流布。“羌子侯”是西晋王朝策封的龟兹当地的羌人充当的官职，梵文本《阿惟越致遮经》是羌子侯从就职地龟兹得到并带到敦煌的。说明龟兹的上层官僚已经接受了佛教，并积极传播佛教。
  二是在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正法华经》时，“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常元信共参校”。说明龟兹不仅有出家沙门，还有精通佛经、汉语的在家信徒，佛教在龟兹社会中建立了基础。
  三是在东晋宁康元年（373），月支居士支施仑在凉州译出《首楞严经》、《须赖经》、《上金光首经》；“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其中“归慈王”即“龟兹王”，“归慈”是对“龟兹”的不同音译。说明龟兹的上层统治者、贵族阶层已经接受佛教向整个社会大力提倡也是情理中的事。他们不但自己深刻研究佛学，为了弘传佛教，还学习、掌握了汉语，并将佛经译成汉语，广泛地传播佛教。而且除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也有传播。
  总而言之，在公元3世纪后期，龟兹佛教从上层统治者、贵族官僚，到普通百姓，都有广泛的流行，不但有专门出家修行、研究佛学的僧侣，还有在家修行的居士；除了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也有传播。在佛教在龟兹广泛传播、已有相当基础的情况下，有人还到外地佛教译经。从上文所引龟兹人白延能在公元3世纪承担佛经翻译的工作来看，足以证明龟兹佛教传播时间应在此以前已相当广泛。龟兹僧人在佛教东传内地的过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自公元3世纪中叶，龟兹佛教进入了一个兴盛阶段。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佛教已经成为龟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公元3世纪中叶，西域虽有多种宗教的存在，如萨满教、袄教、道教等，但佛教以其富有哲理的教理教义，别开生面的传教方式，给西域各族人民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的血液，逐渐在龟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龟兹已经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的佛教中心，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众多，仅龟兹就有僧众一万人。
  第二，在这一时期龟兹的佛教建筑是佛窟成群，寺塔林立，开我国石窟艺术之风，浮雕和立雕的大小佛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龟兹成为我国开凿和保存石窟较多、较早、较集中的地区。现在发现的龟兹石窟群有19处，洞窟600多个。这些石窟群、石窟寺的佛像雕塑艺术高超。在龟兹，塔寺很多，装饰华丽，王宫里面也有雕刻佛像，如同寺院，这种佛教建筑艺术很快传入内地，敦煌、麦积山、大同、洛阳等地的石窟相继开凿，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
  如《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又如《出三藏记集》卷11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对龟兹佛教记述道：“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蓝者..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三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又据《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记载，说鸠摩罗什从沙勒回到龟兹时，“龟兹僧一万余人”。可知龟兹佛教兴盛时，僧尼总数多达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记载中的佛图舌弥是《阿含经》学者，《阿含经》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此外，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鸠摩罗什在胎时，其母“闻雀梨大寺各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经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这里的记载与《出三藏记集》的记载一致。此处的雀梨大寺，就是前面提到的“致离寺”，“致隶”是“雀梨”的异译名。
  根据这些资料，已经窥见了龟兹佛教的盛况。在公元3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已相当流行了。其著名佛寺有达慕蓝、致隶蓝（即雀梨大寺）、剑慕王新蓝、温宿王蓝、王新伽五所僧寺，有僧440人。此外尚存阿丽蓝、轮若干蓝、阿丽跋蓝三所尼寺，有尼260人。仅文献记载的著名大寺里就有700人。
  公元7世纪，玄奘路过龟兹时说：“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到唐代，仅龟兹的小乘僧侣就有5000余人，如果连信奉大乘教的人一起加上，远远不止这些。
  第三，这一时期龟兹佛事活动频繁盛大。僧众除了天天燃香、念经，月月作道场，还年年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行像（佛像游行）就是其中的一项规模宏大的佛事活动。这种活动，除了在龟兹举行，在西域各国基本上都举行。《大唐西域记校注》记载了龟兹行像活动的盛况：“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绣，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龟兹的行像活动是每年秋季，在时间安排上与西域其他各国稍有差异。“五年一大会”意译即“无遮大会”，音译有般遮于瑟大会、般遮师会，是佛教法会仪式的一种，也是佛法传播、广兴供养的手段之一。在此项活动中，不分圣贤道俗，贵贱上下，贤愚善恶一律平等对待，进行法财布施供养和弘法活动，也是龟兹举行的一项重大的佛事活动。因为五年才举行一次，因此龟兹王室、僧侣极为重视，活动也极为盛大。无遮大会是龟兹的主要法会形式之一。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龟兹条）”记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玄奘到龟兹时，未遇此五年一办的大会，所以没有关于大会具体情况的记录，只是记载了举行五年一大会的地址。
  第四，这一时期龟兹高僧人才辈出，与中原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是这一时期中原与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龟兹出现了众多高僧人才，如白（帛）延、帛法祖、尸梨密、鸠摩罗什、佛图澄、木叉麹多、达磨跋陀、勿提提犀鱼、战地湿罗等懂得梵语、梵文、汉语、西北印度俗语、佉卢文、吐火罗语、中亚古文字的佛教专家。龟兹输出佛教人才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有许多龟兹僧侣去中原授经弘法。如龟兹僧人佛图澄，被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崇信，能背诵数百万字经卷，精通教义，妙于法术，是个佛教大师级的人物，时人称他为“大和尚”。跟他学法的人很多，他和他的弟子对中国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大弟子道安精于佛教哲学，入长安后，成为前秦一代大师，门徒甚众。道安的大弟子慧远，入庐山，过东林寺，成为东僧一代高僧，创往生净土之宗，成为净土宗始祖。龟兹另一佛学大师鸠摩罗什，7岁出家，日诵佛经32000言，学识渊博，精于梵文，名满西域。后到中原长安，先后译出佛经74部、384卷，他翻译的佛经“文美义足”，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
  第五，这一时期龟兹王室大力支持佛教，龟兹高僧地位很高。龟兹王当时在王宫中雕镂佛像，彩饰严装，与寺院无异；同时，龟兹王常往著名寺院礼佛供养。王室贵族制度出家成为高级僧侣，如在魏晋期间前往中原的高僧中有白（帛）延、帛尸梨密多罗等。自此以后，不断有王室贵族遁入空门而成为佛教高僧。龟兹王在龟兹西门外路左右两边，建造高达90余尺的巍峨庄严的巨大佛雕塑，在此处举办五年一度的规模宏大、庄严隆重、旷日持久的“五年一大会”（般遮越师会）。在每年秋分举行长达数十日的行像活动时，龟兹王和普通百姓、僧侣一样，减少或停止日常政务，诚心诚意沐浴，吃斋，诵读佛经，听高僧宣讲佛法，如饥似渴，通宵达旦，甚至忘记了疲劳。
  龟兹王对有突出成就的高僧待以殊礼。《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在罽宾留学归国，途经温宿国与人辩论得胜后，龟兹王慕名亲往温宿国，躬迎归国，并为他制作国王才能坐的金狮子座，待以国王礼仪。鸠摩罗什每登法座说法，诸国国王伏地而跪，为其做“登台石”，每日供给油、面、稻米样样不缺。甚至重大政治、军事大事也都和高僧共同商议，征求高僧的意见，每月两次常规和制度。对此，玄奘特别指出：龟兹国“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即使是一般僧侣，也只有那些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才可以剃度，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佛教僧侣的。
  （三）龟兹佛教教派的发展、变化
  龟兹佛教教派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与印度佛教教派发展变化的趋势一致，与印度佛教在本土发展的历史相符，因为佛教在印度产生时是小乘，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到公元后1世纪以龙树为代表的空宗即业观派的理论产生时才有了大乘教，说明龟兹佛教教派发展变化是受印度佛教教派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的。龟兹佛教教派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是由小乘发展到大乘，再发展为小乘，小乘佛教贯穿始终。在发展变化期间，小乘、大乘佛教势力互为消长，先后成为不同时期的主流，有时大、小乘并举，平分秋色，其具体情况是：最初以小乘教为主；鸠摩罗什前后，即公元4世纪时则大、小乘并举，而大乘教有压倒小乘教之势；南北朝时期，即公元5～6世纪时以小乘教为主，大乘教也有一定势力，并兼有大乘禅宗、密宗的流布；隋唐时期基本上是小乘教，只有汉族僧侣是行大乘教法。这些发展变化从史籍的记载和龟兹高僧的传说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佛教传入龟兹之始，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3世纪中叶，为小乘教。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始为小乘教，印度原始佛教向四处传播并为各地民众首先接受的也是小乘教。大乘教是在公元后1世纪龙树创立佛教空宗，诞生了中观派理论后大乘教才产生的。在公元后1世纪前世界流行的是小乘教。佛教传入龟兹最早的记载是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当时龟兹流行的应是小乘教，这样才和佛教教派发展的历史相符。一直到公元3世纪初，龟兹地区都是流行小乘佛教。在公元3世纪中叶，大乘佛教在龟兹开始传播。这在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壁画中有形象的反映，国内闫文儒教授根据不同窟形和不同壁画题材风格，把克孜尔石窟中保存较好的74个石窟分作四期。他的分期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一期为东汉后期；第二期为“西晋”时期；第三期为南北朝到隋；第四期为唐、宋时期。在第一期的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以表现小乘信仰的本生、佛传为主，因为小乘佛教在崇拜对象上只崇拜释迦牟尼，认为只有一个佛。表明龟兹地区的早期佛教是流行小乘教的。小乘佛教认为国不能有二主，一世不能有二佛，诸佛只能佛佛相继。在龟兹早期石窟中所见到的佛，主要是释迦牟尼一个人，而且有许多涅槃的彩绘和塑造。
  自公元3世纪中叶至6世纪，龟兹佛教是大小乘并举，大乘教有压倒小乘教之势。在史书有一些线索。如曹魏甘露三年（258），已有龟兹王世子白延，于洛阳白马寺协助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大乘方等部佛典和小乘部的《除灾患经》；于魏正元年间（254～255），重译了《首楞严》、《须赖经》等大乘佛典。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大乘经典《正法华经》时说：“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说明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龟兹佛教已相当流行，主要流传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已有传播，有的还到外地传教译经。
  龟兹佛教在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进入兴盛阶段后，仍盛行小乘佛教。如《出三藏记集》卷11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等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蓝者..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记载中提到的佛图舌弥是小乘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学者，是小乘学大师。他在以小乘佛教为主的龟兹佛教界影响很大，统领很多寺庙，说明他是当时龟兹佛教界的名德沙门，也说明小乘教在龟兹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西晋以后，龟兹佛教相当普及，流行的是以小乘教派为主。由于小乘佛教提倡个人苦修，所以龟兹僧侣须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出家修行。僧侣每三月需易寺屋，初出家者不准独自住宿。比丘尼也是三月一易房，需三大尼同行才能外出。许多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不畏道远，长途跋涉来到龟兹，削发为尼，修习佛教，可见当时龟兹佛教在西域的地位。
  公元3世纪末期，一大批龟兹僧侣到内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支活跃的力量。同时，又从侧面间接反映了龟兹佛教教派的情况。龟兹人帛法祖（白远）于晋惠帝时（290～306）在中原译出大乘教派方等部的《菩萨逝经》、《菩萨修行经》、《严净佛土经》、《大乘如来藏经》、《郁伽罗越问菩萨经》、《等集三昧经》、《惟逮菩萨经》、《如来兴显》各一卷等。属于秘密部的则有《破魔陀罗民经》、《檀越陀罗尼经》各一卷，再加小乘教派阿含部经典共16部18卷。与此同时，龟兹人帛法矩与法立共译经典4部12卷。此4部中有大乘佛教经典方等部的《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卷，其他3部经都是小乘佛教的经典。另外，帛法矩还独自翻译了大乘方等部中的《优填王经》、《前世三转经》、《阿阇王受决经》、《灌洗佛形像经》各一卷。但是他译的最多的还是小乘教派阿含部的经典。
  由此可见，在公元3世纪末，龟兹佛教教派是以小乘佛教为主，大乘佛教仍在传播。在公元4世纪初龟兹已有密教流传。龟兹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于晋元帝时（318～322）在建初寺译出密教经典《大灌顶经》13卷，《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各1卷。在16国时以神异著名的龟兹高僧佛图澄，他传播佛教充满神秘，一生行事多由诡秘的预言构成。《高僧传》记载，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胭脂涂掌，千里行事皆彻见掌中”还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其他如敕龙出水降雨、治病复生、观天象知祸福，与，天神交通等，反映了龟兹原始巫术渗入佛教的情况，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先声。说明在公元4世纪初以前，龟兹已有人信奉了密宗。唐代龟兹的莲花寺成为当时宣传密教的中心，驻于此寺的高僧勿提提犀鱼就是当时的密教首领。
  公元4世纪中叶，大乘佛教在龟兹兴盛起来并得到迅猛发展，呈现出压倒小乘教派的趋势，一改历史上以小乘教派为主、大乘教派发展缓慢的状况。以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接受大乘教派为标志，龟兹地区开始流行大乘教，鸠摩罗什本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高僧传》记载：龟兹佛学大师鸠摩罗什7岁出家学习当时流行的小乘佛教。9岁随母亲去北印度小乘佛教中心罽宾求学，在盘头达多处学习小乘一切有部学说《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在罽宾期间，鸠摩罗什所学全为小乘学说。以至于12岁时（356）在沙勒（疏勒）听到经利耶苏摩诵读大乘经典，就觉得诧异并与之辩论，最后折服，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20岁时在归国途中经温宿国，与外道辩论得胜，名震四方。龟兹国王慕名亲往温宿躬迎回国，为鸠摩罗什“造金狮子座”，待以国王仪，供奉比之高僧，住王新寺，大力宣传大乘教义。“西域诸国咸服罗什神俊”有来自四方的沙门3000余人入其门下，对传播大乘佛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
  鸠摩罗，什的影响下，大乘佛教盛兴于龟兹。一些原来著名的小乘学者也改信大乘，许多西域国王都来听鸠摩罗什说大乘佛典，这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大乘佛教的笃信和支持，表明大乘佛教在龟兹地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后他以大乘学，数次挫败反对大乘佛教的理论，一时间声名雀起，名满西域，就是远在长安的前秦皇帝苻坚也闻知鸠摩罗什的盛名。龟兹僧人又向外地大力弘扬大乘佛教。
  总之，为适应龟兹地区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乘佛教于公元4世纪中叶至末年，在西域一度兴旺发达起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倡导的大乘佛教，迅速得到发展。北传佛教的大乘学说，都是鸠摩罗什等西域佛教大师们译经介绍的，对以后的中原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乘佛教的内容在克孜尔石窟中有形象、生动的体现。在龟兹晚期壁画中，出现了反映大乘信仰的净土变等题材，出现了千佛、坐佛和菩萨等形象。因为按大乘佛教说法，十方世界有无数的佛，同时也有无数的菩萨。他们常住人间，以各种身份在人间随机说法，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解救苦难。这些大乘佛教的信仰在龟兹石窟中有生动的反映，说明龟兹流行过大乘教派。
  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龟兹佛教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小乘佛教再次迅速抬头，大乘佛教则呈现衰弱的状况，大乘佛教迅速兴盛，又迅速衰落了。并逐渐形成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最终形成小乘佛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直接的原因是公元385年鸠摩罗什离开龟兹，支持大乘佛教的龟兹王白纯被前秦西征统帅吕光所逐。大乘佛教遭此巨大变故，受到了严重冲击，一大批龟兹大乘高僧奔赴鸠摩罗什处。小乘佛教徒的优势使大乘佛教无法抗衡。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大乘佛教发展到相当发达阶段，龟兹的小乘佛教也仍有相当大的势力，龟兹地区的小乘说一切有部历来就占据优势。龟兹地区的许多寺院的住持是小乘大师，寺院是控制在小乘教派的手中。况且在鸠摩罗什离开龟兹时大乘佛教流行的时间只有近30年，并没有获得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因此，大乘教派在龟兹急剧地衰落了。小乘教派的名师佛图舌弥等继续在龟兹弘布其学说，罽宾的小乘僧徒陆续东来龟兹，增强了小乘佛教的势力。
  在此期间，禅宗在龟兹地区流布。西域罽宾人、号称连眉禅师的昙摩密多，博贯群经，深谙禅法，对禅学颇有造诣，闻名遐迩。为了宏扬禅法，东渡葱岭，来到龟兹。龟兹王待以殊礼，留居数年，传播禅法，成为龟兹著名的苦行大师，使禅法在龟兹得以流布。为了进一步在中国各地区弘扬禅法，昙摩密多前往敦煌、凉州、荆州、长沙、建业及中原各地宣讲禅法，在公元5世纪初译出《禅经》、《禅要法》、《普贤观》、《虚空藏观》等经，使黄河、长江流域也盛行了禅法。昙摩密多在龟兹传授的禅法史载不详，应该与他在内地传授的禅法一致相同。
  龟兹流行禅法后，在本地也产生了像直月这样的禅师，从而吸引了一些外地僧侣前来学习并将龟兹禅法弘传外地。高昌籍僧人法惠在龟兹攻读当时盛行的禅法，因颇有成就而获声誉，被返聘回高昌传授禅法，聘为比丘尼依止师，居仙窟寺。为了从龟兹金华寺直月和尚处学得更高明的禅法，法惠抛弃已有的地位和身份，重返龟兹。直月和尚因材随机施教，使法惠在意外中悟得小乘教第三果。由此可见，龟兹禅法的高超和高僧的成就之大。金华寺成为当时龟兹禅宗的传播中心，因为有龟兹禅法大师直月居住于此寺而远近闻名。
  小乘佛教重新在龟兹地区成为主流后，大肆排挤大乘佛教。到唐玄奘来到时，龟兹已经成为纯粹的小乘佛教国，把大乘《瑜珈论》视为邪见之书，并认为“真佛弟子，不学是也”。龟兹国王对于大乘教派的玄奘不吃“三净肉”而深感怪异。公元695年前后，龟兹国中惟习小乘，不知道大乘的学说，不知道释迦分化身百亿，现种种身，示新境界，不信大乘《华严经》。
  龟兹小乘佛教复兴后，兴修百余所佛寺，并出现了云集大德高僧的名刹大寺。同时，还常在城西门外佛像巨雕前举行行像、般遮于瑟等盛大佛事活动，举国僧徒皆来会集，小乘佛教达到空前的盛大。
  唐代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前后，内地大乘佛教向西域回流加剧，东西交通进一步畅通，龟兹和中原僧人来往频繁，佛教交流增多。受中原佛教思想强大影响，龟兹地区传入大乘。公元727年，经过龟兹的慧超说：“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也，汉僧行大乘法。”由此可见，此时的大乘教派是由汉僧从中原传入的。从龟兹晚期的石窟壁画中也可以看到大乘教派的情况。在晚期石窟壁画中，绘有大量菩萨形象，如克孜尔石窟第118窟之十地菩萨，左右协侍菩萨，第135窟中的立菩萨，库木吐拉新1窟中的十一身脚踩莲花的菩萨，新2窟中十三身珠光宝气的菩萨等等。此外，还出现了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以及千佛像。这些都说明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又开始得到流行。但龟兹本地僧人仍然以小乘教派为主，只有汉僧行大乘法。
  （四）龟兹佛教的衰落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龟兹佛教受龟兹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数经灭国、灭教之灾，几经衰落，最终消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哒人称霸于西域，占领了包括龟兹在内的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梁书》记载：“〓哒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因为〓哒在“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这对包括龟兹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各国的佛教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据宋云行说所述犍陀罗国人民“崇奉佛教”，为〓哒“所灭，遂立赦勒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生性凶暴，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神”。被〓哒统治的龟兹同样遭此命运。虽然〓哒迅速崛起，又迅速地消逝了，但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无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第二阶段，是公元7世纪后期。当时，吐蕃又侵入西域，攻陷包括龟兹在内的“安西四镇”直到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人才退出。吐蕃的统治非常残酷，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或变为，农奴或罚作奴隶，赋税、差役都很重。战争的破坏和吐蕃的经济掠夺使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同样遭到严重的摧残。从石窟的开凿和龟兹壁画来看，开凿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减少。龟兹佛教在8世纪显然开始衰落。吐蕃的入侵，对龟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
  第三阶段，是公元9世纪中期。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后，建立了高昌回鹘，存在了1000余年的龟兹古国不复存在，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龟兹走上了回鹘化的进程。经受了战争破坏的龟兹佛教，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回鹘统治者由摩尼教改信佛教，但佛教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自此，龟兹佛教进入崩溃期。但作为佛教文化，虽累累受挫，尚没有全部被消灭。最为严重的是公元10世纪末，由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兰教，打着宗教圣战的旗号，积极向东发展，进入天山以南地区，于公元1013年消灭了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佛教国于阗，疯狂破坏佛教文明，寺院等佛教建筑被大量破坏，佛僧被杀。之后，伊斯兰教势力向北进攻，到公元14世纪中叶，在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支持下，中亚的伊斯兰传教师额什丁和卓组织了50多人的“库车伊斯兰教团”到库车等地展开大规模传教。他们疯狂破坏佛教文化，拆除各地的佛教寺庙，或改建为礼拜寺，捣毁佛像及其他文物，焚毁佛教经典古籍。当地佛教徒忍无可忍，在阿里麻里反伊斯兰教运动影响下，库车、沙雅等地万余名佛教徒乘机暴动，反抗统治者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暴动被镇压，佛教徒被逐出库车。伊斯兰教势力消灭了龟兹地区的佛教，龟兹佛教遭到了于阗佛教同样的命运，龟兹佛教文明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