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祆教
  （一）教义、教规礼仪
  祆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波斯教、火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建。因该教以火光代表主善之神崇拜，故名拜火教；同时祆教还以日、月、星辰作为天神崇拜，故又名祆教（袄，会意字，从示从天，即祭祀天神、天体）。
  袄教的主要经典是《阿惟斯陀》，其教义是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
  祆教宣扬善恶报应。祆教认为，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峙和较量中，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意志，人在命运面前并不完全是无奈、无助的，人可以作出自主的选择，表现了祆教人生观积极的一面。“从善者得善报，从恶者得恶报”，“愚痴受到永世的惩罚，真理引向丰颐的生命”。即中国俗话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把恶运归结为报应、愚痴和不觉悟，把幸福归结为真理和智慧的引导。从善者可以逐步转入天堂，作恶者必将进入地狱。袄教还一进把人的活动概括为思想、语言、行为三类，在每一类中又分为善恶两种。根据善恶报应理论，把三善三恶与天堂地狱的说教结合起来。
  祆教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景教、摩尼教有所不同。景教、摩尼教翻译经典，流传于世，并都有寺；袄教则不译经，无寺而有祠，在祠中供奉袄神。祆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但不排斥异教，而且与异教徒和平相处，聚集而居，这也是与祆教一不传教、二不译经的教义相关联的。祆教徒或穿黑衣，或赤露身体，在身体上涂灰，或剪发，或留有椎髻。韦节在《西蕃记》中对婆罗尼斯国（波斯）有这样的记载：“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为宗事大自在天。或断发，或庄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在袄教中教主和一般教徒都使用涂料，袄教主涂料与一般祆教徒不同，是“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在祆教中，教职人员分为祭司长、大祭司、祭司、教士、火祭司等不同教级。祭祀时戴白帽，并用白布掩口鼻，以防止吹熄“圣火”。袄教的教规极为严厉，把违反教规当作是对神言而无信。教徒如果违背了教规，就会受到火袄教教主“烧铁灼其舌”的酷刑惩罚，以惩罚他们言而无信。
  （二）祆教在龟兹的传播和遗存
  琐罗亚斯德创教后，积极宣传，以他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很快招徕了大量信徒。祆教的教义反映了南迁索格底亚纳人的心声，所以他们很快接受并信奉了祆教。河中人迁入的诸国同时也受到了北方游牧民的威胁，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发现在祆教的旗帜下，可以号召国内各种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因此也积极推行这种宗教，使袄教迅速在上述诸国传播开来。
  公元前6世纪中叶，伊朗建立了阿赫美尼德王朝，版图东至犍陀罗、旁遮普，西抵地中海、中亚。国内各种经济形式发展很不平衡，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致使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思想认识也不统一，帝国统治的基础很不稳固。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巩固和加强帝国的统治，波斯君主大流士选择了脱胎于自然崇拜，但思想境界明显高于自然崇拜的祆教作为国教，并大力提倡，使祆教一时在庞大的帝国中广为流布。
  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时，国内宗教信仰出现混乱的情况，再度定袄教为国教。在帝国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广，在中亚地区盛极一时，影响力及于天山南北。
  1.袄教在龟兹的流布、影响
  西域紧邻袄教的发源地中亚，位于沟通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域和中亚的游牧民族经常有人口的接触、流动和文化的交流。因此，祆教创立后，很有可能即对天山南北有所影响；有人研究指出，“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西域应当就有袄教影响”。至公元后，对塔里木盆地各绿洲更有广泛影响。至《魏书》有所记载时，袄教已相当普遍了。公元7世纪，大食（阿拉伯）统治波斯后，武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迫使祆教徒大批东移，使天山南北的祆教更有所发展。
  祆教在何时、从何种渠道传入龟兹已无法考证。但在汉、唐时，佛教已经定为龟兹的国教，龟兹及其邻国仍有袄教流传。在汉文史书上最早的记载是《魏书·西域传》：“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在《魏书》中同传的龟兹国条则说：“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说明龟兹人先是信奉袄教，在佛教传入后，又在信仰袄教的基础上改信佛教。祆教在龟兹有悠久的历史，信奉天神，已经成为龟兹人的生活习俗，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龟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龟兹人和焉耆、高昌一样信奉祆教，并尊崇信仰佛教。由此，也印证了袄教不排斥异教的特点。祆教徒可以与不同信仰的人和平共处，共同居住。并且，佛教在龟兹流传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人信奉袄教，没有放弃袄教。《魏书》记载龟兹国时，祆教还是龟兹的主要信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屈支国》中就记载，在龟兹东境的一座荒城附近有一大龙池，大龙池后面有一座业已废弃的袄教寺院。这是袄教在龟兹流传的又一个证明。
  2.袄教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祆教对龟兹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对佛教教主称呼的影响。因为袄教不排斥异教，龟兹人是在信奉祆教的基础上信仰了佛教，人们在接受佛教前，对天神有着长期、广泛的信仰，观念根深蒂固。在龟兹佛教传入后，传教者为了使龟兹人在观念上更容易接受佛教，不与传统观念、传统信仰发生较大的抵触，于是入乡随俗，把对佛祖的信仰与龟兹人对天神的信仰相结合，称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为佛天、佛神，使龟兹人模糊地认为天神即佛，佛即天神，无形中拉近了佛教的距离。
  其次，是对佛教教义的影响。龟兹早期的佛教徒原先基本上是袄教徒，他们在理解宣讲佛教教义时不可避免引用祆教的教义和观念，在佛教教义中必然融入祆教的遗俗。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描绘的“萨缚燃臂引路”的本生故事系出佛教《贤愚经》卷6：“五百商客，共行旷野，经由险路大山谷中，极为黑暗..是时萨缚，即以白毡，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燃用当炬。将使商人经与七日，乃越此暗。”经中的萨缚，是古代波斯语Sartaroho的汉语音译，在我国其他的古代文献中又译作“萨宝”、“萨保”是对祆祠主持者的称呼。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记载：“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祝充其职。”由此可知，龟兹石窟中的“萨宝燃臂”引路的故事源于祆教。这个祆教故事本来是宣传袄教徒极度厌恶黑暗，热爱、追求光明，为追求光明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思想。另外，由于伊朗和中亚的祆教徒生活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袄教徒很重视商业活动，因此这个故事也同时说明祆教徒重视商业、追求财富的实际行动。这应该是在民间祆教徒中流传很广很久的一个故事，佛教把萨缚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故事引用来宣传佛教“诸法无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思想。同时袄教徒以商业致富的思想也符合佛教的愿望。因，此，被佛教加以引用，祆教对佛教教义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佛教引用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层用意，是为了说明袄教和佛教的密切关系，即暗示前世袄教的萨宝是来世佛教的佛陀。萨缚燃臂的故事被收集在佛本生故事中，佛本生故事记载的是佛陀前世、在今世降生前的故事，暗示今世的佛陀是前世祆教的萨缚转世而来。这就无形中拉近了祆教与佛教的距离，增加袄教徒对佛教的亲近感。在佛教僧侣向祆教徒宣传佛教时，不由自主地会产生由萨缚到佛陀的自然联想，因此在观念上更容易接受佛教，何况祆教不排斥异教，这就更减少了袄教徒改信佛教的障碍。可以说，这是佛教传教的一个有效策略。
  其次，祆教对龟兹佛教建筑的影响。现在遗存在库车、拜城的龟兹佛教石窟最具代表的是中心柱形窟，其造型是：窟门敞开，中间为中心柱，把窟分为前后两室，并在中心柱两旁辟为甬道，是供信徒们进行宗教仪式的通道。魏登格林在《伊朗的宗教》一文中指出：“佛教徒把布萨会（PradaksinaCerenvdng）视作一种其重要性至少不差于供奉香花明灯的活动仪式。在许多情况下，围绕着中心塔柱的空间进行布萨活动显得太狭窄，然而它仍然作为一个奉行此类仪式的习惯的标志被保存下来..这类完全被公认为是伊朗式（西突厥式）的建筑布局，袄教庙宇用于此类目的。早在阿契美尼德时期，我们看到在苏萨的袄教庙宇已经带有绕行的回廊。安息时期的祆教庙宇，也发展了这种建筑布局。”由此可见，龟兹石窟的中心柱形窟，借鉴了祆教庙宇的建筑形式，龟兹人根据龟兹地区的山形、石质等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掘了佛教洞窟。
  二、摩尼教
  （一）摩尼教教义、教规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世界性宗教，因创始人名为摩尼而得名。摩尼出身于古波斯首都泰锡封附近的玛第奴（今伊拉克巴比伦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基督教的影响。少年时代目睹袄教高级祭司的腐化、堕落，开始萌生创立新教的思想。公元3世纪40年代，摩尼以祆教教义为主，另吸引了诺斯替教、基督教、佛教的某些思想，创立了摩尼教。摩尼教的主要经典有《二宗经》、《三际经》等。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亦即善和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光明、黑暗乃指世界的两个本原，三际是说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是二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
  摩尼教的戒律分为“三封”、“十诫”。“三封”是指口封、手封和胸封。口封是指在饮食和言语方面的戒律，即不吃肉，不说谎言。“手封”是指对行为的戒制，即不做坏事。“胸封”是指对思想及欲望的戒制，即要戒制淫欲。“十诫”是：（1）不拜偶像；（2）不妄语；（3）不贪欲；（4）不杀生；（5）不奸淫；（6）不偷盗；（7）不欺诈；（8）不二心；（9）不怠惰；（10）每日进行4次或7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
  摩尼教全盛于公元8世纪之后，在西域高昌、于阗、甘州都建有寺院，寺院中设有院主、法事王、传教师、唱诗班、写经僧以及男女僧众。摩尼教徒一般分为选民和俗信者（听众）两种，男女都能信仰。
  由于摩尼教的教义否定现存制度，对未来又抱光明必胜的坚定信念，因此迎合了广大苦难民众的精神需要。其所到之处不仅得到了伊朗许多人的信仰，并且一度风行亚洲、欧洲和北非。
  （二）摩尼教在龟兹的流传
  摩尼劫富济贫、反对现存制度的思想，严重触动波斯上层社会的利益，遭到萨珊王朝统治者和祆教高级祭司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摩尼教遭到严重的打击。
  公元3世纪末叶，许多摩尼教徒逃亡中亚河中地区，对河中地区的主要居民粟特人产生了影响，于是许多粟特人信奉了摩尼教。
  中亚的粟特人是一个重视并擅长经商的民族，信奉了摩尼教后，随着其四处扩展的商业贸易活动，促进了摩尼教更加广泛、迅速的传播。龟兹古国是在中亚犍陀罗、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等地的摩尼教徒的宣传下接受了摩尼教。当时的龟兹古国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龟兹平民信仰摩尼教的社会基础深厚，在摩尼教流入龟兹国时，当时龟兹人主要信奉佛教和残存的祆教。
  龟兹的摩尼教随着东往的商人和波斯国人带到内地，又经回鹘向西回流龟兹，使摩尼教在龟兹达到兴盛时期。
  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摩尼教在龟兹地区流行。在吐鲁番发现了大量的摩尼教残片，除粟特文书写者外，还有用突厥语、波斯文、帕拉提文写成，并有两块残片用乙种吐火罗文写成。而乙种吐火罗文主要流行于龟兹一带，由此可知，摩尼教确实曾为龟兹人民所信仰。在吐鲁番发现一份保义可汗、昭礼可汗（823～832）时期用波斯文写成的摩尼教残卷《赞美诗集》中记述了摩尼教的东方主教区，主要包括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等地，其中一个主教区就是龟兹。说明摩尼教在龟兹地区的盛行。
  宋时，西域包括龟兹地区仍然崇尚摩尼教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而终止。龟兹地区的摩尼教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三）摩尼教对龟兹的影响
  和袄教不传教、不译经有所不同的是，摩尼教尤其注重传教。摩尼在世时，为了把他的教义向世界各地传播，鼓励摩尼教徒在各地宣教时体现适应性和灵活性，强调入乡随俗。而且，摩尼教对仇恨贫富不均的平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摩尼教传入龟兹后，拥有大量的信徒。在吐鲁番发现两片摩尼教残片，是用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的乙种吐火罗文写成，这说明龟兹人信奉了摩尼教，并传入摩尼教的经典。为了传道布教的需要，便于龟兹人学习和流传摩尼教经典，进行摩尼教活动，又将摩尼教经典翻译成当地龟兹文字。龟兹人信奉了摩尼教后，对龟兹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另外，在吐鲁番发现一份用波斯文写成的摩尼教残卷《赞美诗集》，诗集记述的摩尼教东方主教区，其中包括龟兹。在诗集前面的序言中有《听众的祈愿》，是摩尼教徒献给回鹘汗国的君主可汗、特勤以及都督、伊难、伊利、达干等达官贵人的祝词。其中“可汗、特勤”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名词，都督是中原地区军官的名称，伊难、伊利、达干这些官职和称号是波斯国名词，它们是随着摩尼教从波斯传入的，被信仰摩尼教的龟兹人借用，这说明摩尼教对龟兹的政治、军事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摩尼教传入龟兹时，佛教是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摩尼教对佛教大加引用，作为一种外来的、新兴的文化，摩尼教对龟兹佛教、教徒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摩尼教产生于古巴比伦南部的克泰锡封附近的玛第奴，处于丝绸之路的西端，中国的丝绸也经由泰锡封、赛琉古亚一带，用骆驼运往叙利亚的安奈克或埃及。摩尼目睹了这条丝绸之路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商业经济利益，促使摩尼开拓眼界、解放思想、创立为东西方各国都能接受的世界性宗教，得到了不少启示。摩尼教是集商业与宗教于一身的宗教，伴随着摩尼教的是一种商业文化。龟兹是丝绸之路中段的商业重镇，极为重视商业贸易。龟兹接受了摩尼教并与之产生了密切关系，其中有个潜在的利益因素，就是摩尼教伴随的商业文化。龟兹作为一个沟通东西方交通的商业经济极为繁荣的枢纽，是摩尼教传教的重点地区。在当时佛教已经定为国教、在信仰中已经占极大优势的情况下，进入龟兹传播摩尼教的教徒们，要打着佛的旗号进行摩尼教的宣传，对摩尼教的教义和形式都要进行一番改造。把摩尼教译成龟兹文使之广为流传，深入社会，同时协助龟兹统治者向中国内地及中亚地区发展商业贸易。尤其在中亚摩尼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宗教信仰相同产生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为龟兹和这些摩尼教地区商业贸易提供了方便，减少了阻力。摩尼师为了传教和协助经商，经常伴随商队同行，彼此互惠互利，把商品和摩尼教输出到各地，把金银和奢侈品带回龟兹。因此，摩尼教对龟兹的商业经济和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摩尼教对龟兹乐舞也产生了影响。在吐鲁番出土的两片龟兹乙种吐火罗文摩尼教经文残片，可以确认龟兹地区盛行摩尼教。摩尼教设有寺院，寺院中的宗教教职人员有院主、法事王、传教师、唱诗班、写经僧以及男女信徒等。唱诗班类似于基督教的唱诗班，是摩尼借鉴了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其职责是歌唱谱了乐曲的赞美诗，歌颂光明诸神的功德。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本人就擅长艺术，摩尼教徒宣传教义时注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绘画等吸引群众。德国人勒柯克从高昌盗走的文物中有一幅摩尼教乐师残图，在顶部绘有一乐师坐在地毯上正在弹奏琵琶，在左边的花朵枝蔓中有用橄榄绿书写、业已褪色的“四尊神”（即摩尼教的神、光明、威力、智慧“四大尊严”），上部的大块经文则把摩尼的圣经用红色写成“光明真言，神的智慧，至甜之法..”这是一幅典型的摩尼教绢画，它形象地说明，摩尼教进行敬神活动时，用音乐伴奏。摩尼教寺院中的“唱诗班”在咏唱时也用琵琶伴奏。龟兹人、高昌人有爱好音乐的传统，摩尼教传入龟兹后，摩尼教的音乐更加丰富了龟兹人的乐舞和说唱活动。
  龟兹乐中也有一些摩尼教音乐，直接证明了摩尼教对龟兹乐舞的影响。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乐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提到的善善摩尼就是流行于鄯善一带的摩尼教乐曲。因为鄯善一带也分布有摩尼教徒，如鄯善镇将康拂耽延便是一个著名的摩尼教徒，那里自然会流行摩尼教音乐。“善善摩尼”也可解释为“善哉摩尼教”，日本音乐家岸边成雄也认为“善善摩尼”是摩尼教音乐。在唐朝崔令钦所著的《教坊记》中，共记录了唐代流行的324个曲名，其中有两个属龟兹乐，一个是《苏莫遮》，一个是《龟兹大曲》。《苏莫遮》就是龟兹乐中的摩尼教乐曲。《全唐诗》乐府十二收录了张说《苏莫遮》的五首歌辞，《苏莫遮》有辞有曲，应该是歌舞戏。“慕遮”，又称“莫遮”、“慕阇”，是摩尼教僧侣职名。敦煌发现的唐写本《摩尼教残经一》中五处提到“慕阇”，说“慕阇”是摩尼教明使的高徒。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经文残片中也有记载，“慕阇”被记作hmucg、mhystg、mywsg和“慕阇”的发音基本相似。耿世民先生在《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一文中，把回鹘文mozǎk译为“汉文文献中作慕阇，来自粟特文mwak，为摩尼教高僧称号”。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中，明确提出慕阇就是大摩尼。由此可见，龟兹乐《苏慕遮》是一首摩尼教音乐。此外《穆护砂》、《六么》也是摩尼教乐曲，“穆护”即“慕阇”的同名异译，为摩尼教僧侣名。在摩尼教流行的龟兹地区，这些自西向东流传到内地的摩尼教音乐在西部龟兹地区应该流行过。
  同时，摩尼教对龟兹地区的舞蹈也产生了影响。如前所述，唐朝崔令钦《教坊记》中所记载的《苏慕遮》是龟兹乐中的摩尼教乐曲，但此曲不只有乐，还有舞、有辞，《苏慕遮》是一个歌舞戏。
  唐朝疏勒和尚慧琳在《慧琳一切音经义》中记载道：“《苏慕遮》，西戎胡语也，亦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露〓行人，或羂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会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啗人民之灾也’。”
  史载《苏慕遮》“本出西龟兹国”，指的是龟兹国以西信奉摩尼教的国家，当是康国或波斯。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苏慕遮》传入龟兹国已有很长时间，在唐代仍然有此戏保存。这种戏要面戴野兽、鬼神的面具，其形式是以水相泼，或者执绳索搭钩捉人，以此为戏，目的是为驱逐魔鬼。
  《旧唐书》卷198康国条中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以十二月为岁首。一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册府之龟》中的记载也与《旧唐书》相同。《新唐书》卷221“西戎传”康国条中记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十二月为岁首..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为乐。”通过以上三个关于对康国的记载，可知康国流行泼水为戏的《苏慕遮》。康国的粟特人信仰摩尼教，此戏表演是摩尼教徒的习俗。
  《全唐诗》乐府十二还引用了张说《苏慕遮》歌辞：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便宇宙，来时歌舞助欢娱。亿岁乐！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亿岁乐！
  腊水凝阴积帝台，豪歌击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岁乐！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亿岁乐！
  张说的《苏慕遮》有辞、有乐、有舞，很显然是歌舞戏，表演者是长着“紫髯胡”的胡人，歌舞出自海西，以水相泼，与康国习俗吻合，也是摩尼教徒的习俗。康国信奉摩尼教后，已将摩尼教渗透到康国的节日、习俗、歌舞之中，并远传龟兹，使《苏慕遮》成为龟兹乐舞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龟兹舞蹈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进一步东传到中原地区。《苏慕遮》传入龟兹后，龟兹人对它进行了改造，表演形式有了变化，除了保留戏中以水相泼的内容外，增加了戴面具的表演者和持绳索、搭钩捉人的内容，但其表现的主题仍是“土俗相传”的宗教内涵——禳实、驱鬼，具有浓郁的摩尼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