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毛纺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出细毡麇皮、氍毹”。《新唐书·西域传》载：“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龟兹凭借农牧区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生活必需品。随着戍边屯垦军民的不断增加，内地先进的制作工艺技术传入龟兹，毛纺织的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擀制毛毡的技术，几乎每个牧民都会操作。他们先将洗净的羊毛、羊绒铺在草席上，然后再用力捶打，不断添毛并加水，以便增加毛绒粘附力，经过不断擀压，便成为毡。随着这项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民也逐渐地掌握了毛布的制作，以及染色、提花、刺绣等高层次的技术。产品种类呈多样化。当时不但有轻薄的毛罗和毛纱，而且还有编织复杂的罽和各种通经断纬的毛织物，如镶毡毛布、回纹细毛布、斜文毛布等。毛布多为彩色，红、黄、绿、棕、蓝、黑，各色具备。织出的花纹有方格纹、树纹、菱格纹等，图案组合富于韵律，色泽艳丽。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距今2500～30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纬线给以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是纬向彩条。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了自北朝至唐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罽、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尤其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毛织手工业又有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托库孜沙来提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圈，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北朝庙址中还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其织造方法为：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栓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孔，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呈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见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较多的是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故色泽协调，经久不变。如属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为每厘米4根；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纬线分为红、蓝、红、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凡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在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这些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经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松蓬，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度分别为每厘米12根和11根，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每厘米14根。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随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丰姿，显示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龟兹辖区内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艳丽典雅，堪称佳品，充分显示了毛纺织的技术水平，这是龟兹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北史·西域传》载：“疏勒国..土多稻、麻、麦。”《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土宜麻、麦。”
  麻是一种草本科植物，因其纤维长、质韧，故在中原很早被应用到纺织上。东汉前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人民开始掌握麻纺织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龟兹邻近的楼兰古城发现了几十页麻纸，在尼雅发现了几股麻绳，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了麻鞋、麻质被带。一些木简资料表明，在汉卒屯田比较集中的龟兹、车师一带屡有麻布的互易和官方调拨。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载：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由此说明，龟兹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新疆历史论文集》载：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从此时起，龟兹境内普遍种植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证明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载：是“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绵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绵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当时，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植草棉，而且织出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麻织的衣被等。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三）丝纺织品
  我国自古是丝绸之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绢技术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游时，内地丝绸已传到西域。张骞通西域后，形成了丝绸之路，大批丝绸经西域西运。2世纪，由于东汉在西域屯垦，屯田军把内地栽桑养蚕技术首先传到西域。东汉尼雅屯田遗址屋旁，至今还残存的桑树断干，就是物证。另在阿克斯比尔古城遗址，曾出土陶蚕，长2.5厘米，“头部较小，身有轮节，作平卧状”。这些说明早在东汉时，汉代屯军已在南疆屯田区栽桑养蚕，龟兹地区的蚕丝业获得较大发展。《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着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龟兹人民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喀剌和卓99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奴券》，其文记载了以龟兹锦买奴婢之事：“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廿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于龟兹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龟兹锦七张，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承平八年为公元450年。这件文书大意是说，在承平八年的九月二十日这一天，一个名叫翟绍远的人从一个名叫石阿奴的人那里买了一个年约25岁的女婢。女婢小名绍女，价格为龟兹锦三张半。成交之后，买卖双方各不得反悔，否则罚反悔者成交额一倍的钱，即七张龟兹锦，交于不悔者。从这件文书看出，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龟兹锦，不仅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还能充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龟兹锦是以张（长九尺五寸，宽四尺五寸）计算，不同于内地以段、丈、尺、寸为换算单位。以三张半龟兹锦换一个女奴看，龟兹锦之价值相当昂贵。龟兹人民在不断提高织锦技术的同时，而且大力向外输出织锦技术。《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卷》侧面反映了龟兹输出丝织技术之事：“承平五年（447），岁次丙戍，正月八日，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龟兹中锦一张，锦经锦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若还期不偿，月生行布三张..”由此可知，龟兹人将自己织造龟兹锦的技术传到了高昌，高昌人依其技术也纺织龟兹锦；高昌人纺织的龟兹锦不但畅销消费市场，而且流行于高利贷市场。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所见蚕茧均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刹，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令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这与当地虔诚信佛教有关。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故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元旦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每厘米7～8圈，纬线较松，平均每厘米6圈。经密每厘米25根，纬密每厘米35根。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为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进行加捻，才能织造。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线也捻得很紧，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则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托库孜沙来晚唐房屋遗址中出土滴珠鹿纹锦，经纬线也均为“Z”捻，纬线每厘米2圈。经密每厘米26根，纬密每厘米32根。为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棉。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此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说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上的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龟兹锦长期畅销不衰，在国内外市场上饮享盛誉。
  龟兹地区植棉比中原早得多，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在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中曾出土很多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线，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每厘米5～6圈，纬线为每厘米5圈。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系轻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每厘米5圈，纬线每厘米4圈，经捻大于纬捻。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译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均以“Z”向加捻，平均每厘米7圈。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大于纬捻。这与前面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继承了原有毛纺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