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汉唐龟兹手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在龟兹境内大力屯田后，屯田移民带进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制作工艺技术，对龟兹的金属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库车、和田、民丰等地发现的铁制工具其形体与内地当时流行的颇为相似。龟兹地方手工业门类齐全，产品种类繁多，生产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金属冶炼以铁、铜为主，使用了先进的鼓风装置，产品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陶器制作精细，造形优美；毛纺织业更具地方特色，不但会织布，而且掌握了染色、提花、刺绣等高难度的技术。木器、玉器、棉织、酿酒、蚕桑、编织等颇具规模，在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冶炼业
  龟兹地区大地构造位于南天山冒地槽与塔里木地台之间的过渡带，在这种复杂多样的构造环境中，形成发育着各种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地层，具备多种矿产赖以生成的构造条件。龟兹境内矿藏十分丰富，是西域最为丰富地区之一。矿业采掘历史悠久。《魏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饶沙、盐、铁、雌黄。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餬..”。《汉书·西域传》载：龟兹“能铸冶，有铅”；“姑墨出铜、铁、硫磺”。《北史·西域传》载：龟兹“出盐绿”，“出细氈、饶铜、铁、铅、氍毹、饶沙、盐绿、雌黄”。《隋书·龟兹国传》载：“饶铜、铁、铅、矽砂。”《大唐西域记》载：“龟兹国土产黄金、铜、铁、铅、锡。”这些为龟兹金属冶炼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北魏郦道元引《释氏西域记》：“屈支，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夜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反映了当时冶炼业的繁荣景象，也说明由西汉至魏晋，龟兹一直是西域地区的冶炼中心。在冶炼中，燃料由木炭改为石炭（煤），除证明当地有储藏丰富的煤外，也标志着冶炼水平已相当提高。
  黄文弼教授在龟兹故地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不少炼铜、炼铁遗址。
  克孜里亚炼铜遗址位于今独（山子）库（车）公路西侧库车河谷一带，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积厚3～4米，出土铜渣。
  康村铜厂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40余千米处，北临库车河，遗存两大堆矿渣，东西宽约21米，南北长约35米，积厚2～3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与炼铜遗址有关。
  苏甫玉炼铜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边，遗址南北长约1千余米，宽500米，冶山重叠，堆堆相衔，积厚由几米到十几米不等。铁渣堆内搜集到双耳陶罐、绿釉红陶、灰陶、粗沙黑陶、石磨一扇以及半球形的石器、铜片、铜渣、铁块，为汉代炼铜、炼铁遗址。
  巴西克鸡克铜矿遗址 位于库车塔马克河谷一带，两边崖壁上开凿矿洞若干，矿脉纵横，矿层很薄，品位低。
  察尔齐炼铜遗址 今拜城察尔齐镇南却勒塔格山西麓有绵延数千米的炼铜遗址，西汉时为姑墨所属。
  克孜里亚别得里克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80千米，独库公路东南200米处。遗址由若干铁渣堆组成，积厚3～9米不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400余米，宽约60余米，铁渣堆体积达万立方米，其中五个堆较大，第二堆之北有一条1～2米的干沟蜿蜒入库车河。
  可可沙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东岸山坡下，距今库车县城北47余千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130米。址内遍地皆为黑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高达3米，还散布有大量陶片。西面有土坯结构的半圆形窑址，附近散布石头、石膏片等，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被自治区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艾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与阿艾河汇流处，距库车县城100余千米，距可可沙炼铁遗址2千米。沿阿艾河口溯流北上2～3千米，北岸阿肯里克山下的古炼铁渣堆不时出现，主要分为东西两处遗址：东址东距阿艾煤矿2千米，傍阿肯里克山麓分布东、西、中三大堆矿渣，其中中矿渣堆最大，平面为三角形，底边宽30米，高30米，矿渣一直向河边延伸100米，积厚愈下愈薄。西址从东炼铁遗址西行四五百米即可见漫山遍野的矿渣堆，东西长约600～700米，宽约30～50米，积厚3～4米。在此采集到红陶片、石磨片、弯拐陶瓴（鼓风管道）等，其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传世的汉代“灞陵过氏瓴”形制相同。矿渣中夹杂大量煤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载：“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即指此地。“夜则火光，昼日但烟”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夜以继日进行生产；“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已掌握了以煤冶铁的先进技术；“恒充三十六国用”表明这里冶铁业很发达，产品质量也很好，不但能保证本国各地市场，而且远销周围各国。
  提克迈克炼铁遗址 位于阿艾煤矿和下河滩煤矿间独库公路446千米里程碑处。北倚高山，南及库车河崖，均分布炼铁矿渣，南北长700米，东西长400米，遗址范围达2平方千米，出土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石碾（用于碎矿）及马槽等物。为西汉时期炼铁遗址。
  当时龟兹能够制造出的金属产品，大体上有三类。
  1.兵器
  在龟兹古城哈拉墩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骨镞，证明龟兹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出土的原始骨镞，主要有三种：一是长条形镞，兽骨制，作扁条壮三角形。表里灰白色，头部削长成三角形，尖端染红色血迹。后部稍宽，两侧削齐现出柄部，可能是插入木杆之用。长6.2厘米，后宽1.3厘米，壁厚0.3厘米。二是实体三棱镞，兽骨制，灰白色，三面磨制光平，横断面作三角形，与后期三棱镞大致相同。头部尖锐磨光，颇锋利；后部突出一段作短柄使用的短岔，通常长5.5厘米，两侧宽1厘米，底宽1.4厘米。三是叶状镞，兽骨制，灰褐色，作叶状三角形。头部尖锐，后部稍厚带节骨。长2.2厘米，后宽1厘米，厚0.5厘米。这些弓箭一方面可以作为狩猎用，另方面可以作为保卫草场的战斗用。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龟兹城邦之国人口多，财富雄厚，地理位置重要，更需要组建军队和制造各种兵器，维护奴隶主的地位。《汉书·西域传》（下）载：龟兹国“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姑墨国“胜兵四千人”，温宿国“胜兵千五百人”，乌垒“胜兵三百人”，渠犁“胜兵五十人”。
  《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兵有弓刀甲鞘。”龟兹兵器与焉耆大致相同。龟兹之所以雄据天山南路各城邦之上，除驻兵多外，因境内铁矿储量丰富，冶炼业较发达，故武器较优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进攻龟兹时，“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求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旭率骑兵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鞘，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入，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索兵以距之”。这充分说明龟兹军队弓、刀、矛鞘、铠甲等兵器之多。70余万军队所需武器由地方政府统筹专设有武器制造机构，以应付各种战争的急需。
  2.生产工具
  主要有镰、斧、锄、铧、凿、锯、锤等。生产技术的特点是锄式工具的使用和犁耕技术的普遍推行。开创于两晋时期的克孜尔千佛洞第175窟坐佛周围的两组风俗画，反映了当时龟兹地区及天山南部绿洲的铁农具制作和耕作方法。锄式工具与今新疆各地使用的坎土曼几乎一样。另一组画，画的是两头牛，共拽一宽大的犁铧耕地，后跟1人，右手举一棒作打状。牛耕图的宽大铁铧，与发现的汉代铁铧比较接近。昭苏出土的铧、民丰出土的镰、特克斯出土的斧，最具代表性。铁铧重3千克，舌形，形体较轻，制作粗糙。铧体中部鼓出，呈扁圆状，边缘扁平，后部为椭圆形的銎（《新疆考古三十年》）。这件舌形铁铧与敦煌所出的西汉铜铧形制大小几乎一样。铁镰残长12厘米，木把长32厘米（《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铜斧为合模铸制，刃部较钝，斧的上部残折，残长5.5～6.2厘米，宽5.9～6.9厘米，厚0.2～1.8厘米（《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锄式工具的使用，成为当时龟兹地区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
  3.日用品和装饰品主要以铜质为主，制作较精细，如青铜大釜、铜勺、铜顶针、银铜戒指、铜镜等。
  二、纺织业
  （一）毛纺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出细毡麇皮、氍毹”。《新唐书·西域传》载：“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龟兹凭借农牧区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生活必需品。随着戍边屯垦军民的不断增加，内地先进的制作工艺技术传入龟兹，毛纺织的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擀制毛毡的技术，几乎每个牧民都会操作。他们先将洗净的羊毛、羊绒铺在草席上，然后再用力捶打，不断添毛并加水，以便增加毛绒粘附力，经过不断擀压，便成为毡。随着这项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民也逐渐地掌握了毛布的制作，以及染色、提花、刺绣等高层次的技术。产品种类呈多样化。当时不但有轻薄的毛罗和毛纱，而且还有编织复杂的罽和各种通经断纬的毛织物，如镶毡毛布、回纹细毛布、斜文毛布等。毛布多为彩色，红、黄、绿、棕、蓝、黑，各色具备。织出的花纹有方格纹、树纹、菱格纹等，图案组合富于韵律，色泽艳丽。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距今2500～30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纬线给以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是纬向彩条。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了自北朝至唐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罽、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尤其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毛织手工业又有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托库孜沙来提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圈，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北朝庙址中还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其织造方法为：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栓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孔，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呈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见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较多的是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故色泽协调，经久不变。如属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为每厘米4根；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纬线分为红、蓝、红、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凡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在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这些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经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松蓬，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度分别为每厘米12根和11根，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每厘米14根。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随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丰姿，显示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龟兹辖区内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艳丽典雅，堪称佳品，充分显示了毛纺织的技术水平，这是龟兹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北史·西域传》载：“疏勒国..土多稻、麻、麦。”《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土宜麻、麦。”
  麻是一种草本科植物，因其纤维长、质韧，故在中原很早被应用到纺织上。东汉前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人民开始掌握麻纺织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龟兹邻近的楼兰古城发现了几十页麻纸，在尼雅发现了几股麻绳，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了麻鞋、麻质被带。一些木简资料表明，在汉卒屯田比较集中的龟兹、车师一带屡有麻布的互易和官方调拨。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载：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由此说明，龟兹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新疆历史论文集》载：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从此时起，龟兹境内普遍种植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证明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载：是“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绵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绵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当时，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植草棉，而且织出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麻织的衣被等。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三）丝纺织品
  我国自古是丝绸之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绢技术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游时，内地丝绸已传到西域。张骞通西域后，形成了丝绸之路，大批丝绸经西域西运。2世纪，由于东汉在西域屯垦，屯田军把内地栽桑养蚕技术首先传到西域。东汉尼雅屯田遗址屋旁，至今还残存的桑树断干，就是物证。另在阿克斯比尔古城遗址，曾出土陶蚕，长2.5厘米，“头部较小，身有轮节，作平卧状”。这些说明早在东汉时，汉代屯军已在南疆屯田区栽桑养蚕，龟兹地区的蚕丝业获得较大发展。《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着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龟兹人民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喀剌和卓99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奴券》，其文记载了以龟兹锦买奴婢之事：“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廿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于龟兹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龟兹锦七张，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承平八年为公元450年。这件文书大意是说，在承平八年的九月二十日这一天，一个名叫翟绍远的人从一个名叫石阿奴的人那里买了一个年约25岁的女婢。女婢小名绍女，价格为龟兹锦三张半。成交之后，买卖双方各不得反悔，否则罚反悔者成交额一倍的钱，即七张龟兹锦，交于不悔者。从这件文书看出，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龟兹锦，不仅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还能充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龟兹锦是以张（长九尺五寸，宽四尺五寸）计算，不同于内地以段、丈、尺、寸为换算单位。以三张半龟兹锦换一个女奴看，龟兹锦之价值相当昂贵。龟兹人民在不断提高织锦技术的同时，而且大力向外输出织锦技术。《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卷》侧面反映了龟兹输出丝织技术之事：“承平五年（447），岁次丙戍，正月八日，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龟兹中锦一张，锦经锦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若还期不偿，月生行布三张..”由此可知，龟兹人将自己织造龟兹锦的技术传到了高昌，高昌人依其技术也纺织龟兹锦；高昌人纺织的龟兹锦不但畅销消费市场，而且流行于高利贷市场。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所见蚕茧均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刹，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令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这与当地虔诚信佛教有关。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故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元旦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每厘米7～8圈，纬线较松，平均每厘米6圈。经密每厘米25根，纬密每厘米35根。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为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进行加捻，才能织造。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线也捻得很紧，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则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托库孜沙来晚唐房屋遗址中出土滴珠鹿纹锦，经纬线也均为“Z”捻，纬线每厘米2圈。经密每厘米26根，纬密每厘米32根。为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棉。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此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说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上的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龟兹锦长期畅销不衰，在国内外市场上饮享盛誉。
  龟兹地区植棉比中原早得多，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在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中曾出土很多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线，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每厘米5～6圈，纬线为每厘米5圈。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系轻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每厘米5圈，纬线每厘米4圈，经捻大于纬捻。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译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均以“Z”向加捻，平均每厘米7圈。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大于纬捻。这与前面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继承了原有毛纺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制陶业
  新石器时代，龟兹已能制陶，并制成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汉代，龟兹陶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在龟兹辖境的轮台、焉耆、库车、拜城等地的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片和陶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属于日常生活器具的有罐、壶、碗、盆、杯、瓶；贮藏食物的巨型陶器有缸、瓮；文化用品有砚；冶炼工具有瓴；照明用具有灯；炊具有甑；造型艺术品有佛像等。这些陶器大部采用慢轮制作，某些部分经过一定的手工修制。也有些是用泥盘筑法手制而成。陶胎一般都夹有少量的细沙。烧炼火候较高。色调不单一。陶器表面施染的颜色有白色、土黄色、紫色、黑色。同时绘制各种简单的花纹，如三角纹、环圈纹、水波纹、凸起弦纹、绳纹联环纹。有些陶器具有内地陶器风格。
  考古学家黄文弼1958年于库车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发掘中，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出土“彩陶片，粗沙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黄文弼在龟兹王城内发掘出33个大型陶缸，根据其排列，可分为三组。第一组7个陶缸，均为夹沙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其中有一缸高85厘米，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壁厚15厘米，具有40只耳朵，其余各缸高、厚大致相同，唯无如此多的耳朵。第二组18个大缸，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一般口径50厘米，底径45厘米，高1.5米，胎厚20厘米，其中除高、底径、胎厚、质色均相同外，口径则在20～75厘米不等。第三组8个大缸，形成与第二组大致相同，口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烧焙大缸，有专业制陶工匠，即佉卢文书中的“陶工”。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在龟兹王都附近的买里买契特（高大寺）发现1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陶管为红陶细质，残存下部，尚高40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粗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一圈捏压指头印，为公元4～5世纪产物。
  四、酿造业
  龟兹盛产各种瓜果，以果物酿酒，尤以葡萄酒为著。《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汉晋时期西域城廓诸国的社会生活》云：“龟兹国生产的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每家都备有很大的缸将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以备再用”。《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载：“龟兹国人因生产葡萄酒过量，家家都习惯用很大的缸将葡萄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距库车（城）东约3千米的哈拉墩遗址内，发现距地表20厘米以下的8个大缸..是当时龟兹国人储存的盛器。公元384年，前秦将领吕光攻下龟兹后，大军入城，由于情况不明，许多士兵纷纷坠入老百姓的储酒缸内。《通志卷一百九十载记五》载：“（吕）光入其（龟兹）城，大饷将士..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记之。胡人（龟兹族）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五、造纸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早在汉代就有用麻或树皮造纸的文字记载。随着东西方贸易内容的扩大，纸张也渐传入西域，接踵而至的则是造纸术的西传。据粗略估计，20世纪90年代在新疆境内发现古纸共计26种，其中晋代6种，南北朝1种，隋代2种，唐代17种，这些纸多数发现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一带，龟兹只发现4片古纸：残字纸片，一片为米黄色，粗黄帘纹，纤维交织不匀，纤维束多，纸质粗糙。另一片为粗横帘纹，纤维束多，纤维交织不匀，纸质不佳；佛经残片，黄色，粗横帘纹，小块残片，双面书写；妙法莲华经，浅米黄色，厚纸，帘纹不显，纤维分散较细，背面写回纥文。均用麻类为造纸原料，属唐代618～907年间。
  《大唐西域记》等古籍记载，龟兹等地盛产桑麻，不仅为了养蚕和麻纺织，而且也用来造纸。和中原一样，龟兹等西域人民制作纸张，也经历了沤烂、舂捣、刀切、碱液蒸煮等步骤。古龟兹纸按其类型可分为布纹纸和帘纹纸两类。布纹纸制作过程为：用马尾、丝、麻等材料的细线编织成罗网，以成纸模，四周以木质框架绷紧、固定，要求罗网必须细密均匀；然后将已打好浆的纸浆浇注到纸模上，或将纸模投入纸浆中再轻轻捞出；表面抹平，取出晒干或凉干，最后从纸模中取下，布纹纸做成。帘纹纸制作过程为：用细竹条或其他材料的细条，以丝线、马尾等编成帘子作为纸模，同时将其附于木制床上，帘与床可随时分合，构成活动纸模；将帘与床合在一起，绷紧帘子两头的边板或边条，将其浸入纸浆中，成模后，迅速将帘、床及附于帘床之上的纸桨迅速提出，倒扣在已经摆好的桌案上，帘纹纸做成。这种帘纹造模纸，一模能在一单元内出千万张纸张，效率较高。帘纹纸张在龟兹境内的广泛应用，反映了汉唐时期龟兹与中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六、建筑业
  人类之初就有建筑业。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建筑业日趋复杂，逐渐有了神殿、庙宇、居处、楼台、庭院、城池、道路等建筑。
  古代龟兹族牧民住毡房，农民住地窝子。在天山游牧的部分牧民住以羊毛为毡及木架做成的毡房，秦汉时常和乌孙人、匈奴人杂处游牧。诚如细君公主《黄鹄歌》中所说的“穹庐为室毡为墙”，现今库车县北部天山游牧的维吾尔人仍住着这种毡房。龟兹农民的原始地窝子，史料无明确记载，只在考古发掘中提供了证据。今轮台西北18千米群巴克古幕群，构筑形式为“圆角形式或长圆形半地穴式，有短墓道，墓室中心立一木柱，周围又有一圈木柱，木柱上棚架盖头，盖木上再用草覆盖”（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这种草葬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570±70年，若以树轮校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955～68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群巴克的墓葬形式为当时龟兹地区的居民建筑形式。因为古代人信迷信，认为人死后仍会像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仿照生前住房形式造所墓，以供死者享用。这种地窝子式的建筑，至今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偏僻农村中仍可见到这种形式的住房。
  龟兹地区城市建筑发达。考古发掘证明，龟兹王都即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载：“秦主符坚遣将吕光伐西域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可见其城市规模的宏伟与气势。
  龟兹古城 今库车县城内。保存有东南北三面，略呈方形，北城墙长约2075米，墙垣夯筑，厚8～16米，残高3.8米；东城墙长1608米，厚15米，残高7.6米，墙垣每隔40米有一马面，长宽各4.8米，城墙为黄褐色土夯筑，夯层高20～30厘米。南城墙长1809米，厚2.8米，残高3.5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5厘米。西城墙已经湮没。
  顷希阿尔古城 位于库车县东南约60千米戈壁上，原有城墙早已风化，只存城中心一大台基，台基残高约10米，东西长32米，南北宽约60米。系唐代军营遗址。
  苏巴什古城 龟兹境内相当古老的废城之一，位于库车县西北偏东23千米处，古城跨河而居。城内现存几座高塔，塔基系夯土，为佛教建筑。建筑残存较多，为庙宇、屋宇、会议厅等。墙基、墙壁均系夯土制成。
  克塔依城古城 位于库车县城东南80千米戈壁上，由一方城址及西部的三个附带建筑物组成，系唐代重要屯戍之城。残存方城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150米；残存墙垣高7～8米，顶宽1米，底宽10米。每隔30米有一马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离地面2米处有一层树梢枝，20厘米厚，其土有土坯7层；又一层树梢枝及7层土坯；又一次树梢枝，最上层为土坯，约40余层到顶。每块土坯厚10厘米。
  艾格买里央塔克协海尔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北21.7千米，英买里乡境内。现有内城残缺城垣，周长530米，宽6米，高约3米。据黄文弼教授考察，原“外城3410米，内城530米，两城中间有中城，城内有土丘起伏”。推断为《魏书》中的“塔佛寺千所”的遗址。
  通古斯巴什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偏北，直距34.5千米。城呈正方形，城垣有规则的炮墩及城垛，南北两门旁各有对称的城垛，疑为箭楼之遗址，城墙夯土基，土块砌成。宽约3～4米，因风剥蚀如今城垣平均高3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现今仍高6米以上。城每边长220米，占地约4公顷。城北门外之东部30米处有一土阜，占地2亩以上，为当时房舍之一。
  玉奇喀特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8千米处，系汉代遗址。古城东西长145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116公顷。1928年，黄文弼教授《考古记》载：城三重，城基尚存，高约1米，当地人称玉什喀提（三道城）。分为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内城土阜起伏，隆洼不平，洼者浸为不地，本地人传说为衙门。由内城至外城相隔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周长约624米，城中有土阜数处。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城为红土坯筑成，规模宏大。
  托帕协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部15千米处。古城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90米，总面积约3.8公顷。残墙高6米，厚150厘米，用土坯筑成，有6个城门。属唐代遗址。
  通古孜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44千米处。该城保存较完好，四面城墙巍然独存，城四隅尚有突出城垛，墙外尚存城垛24个，城墙高约9米，周约825米，用土坯砌成。南北开门，门宽约1.3米。在北门楼东，有古房遗址数处。系唐代遗址。
  兰合曼古城 位于新和县玉什喀特乡政府驻地西南约25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55米，南北宽50米。城墙用黄土坯筑成，土坯长40厘米，宽23厘米，厚15厘米。城墙宽约2.5米，高5～7米，城廓基本完好，部分地段已坍塌。
  布特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50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5米，残墙高约3～12米不等。城门在北墙正中，城墙下部为夯土，上部为黄土坯，土坯长35厘米，厚5～8厘米，宽25厘米。属汉代遗址。
  且热克古城 位于新和县渭干乡政府西南，面积44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墙高3.2米，西墙长22米，北墙长20米，东、西墙已部分坍塌，南北墙仅存底部，厚4米，高1米。城墙系夯筑，城内散布有夹沙陶片。古城西北角有一突出城体的垛墙，长约2.9米。时代属唐。
  阿克提坎古城 位于新和县塔什力克乡苏瓦什提村，面积378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东墙长66米，西墙长61米，北墙长58米，墙高5米，墙基厚约10米。城门南开，门宽10米。古城四角有垛墙，长约8米。地表为黑色，上浮白色城粉。时代属唐。
  乌堂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俄堂村东北约2千米处。城堡平面呈方形，南面和西面墙垣以断望为险的天然屏障，东面和北面构筑墙垣，形制似瓮城式双层墙垣。东面墙垣保存较好，长约83米，最高4米，宽约2.5米，其适中处有向外突出的“马面”建筑，长约4米，宽约2.5米，高约4米。北面墙垣长约68米，中部置城门，城门连接着高台建筑，高台长约15米，宽约13米，高约5米。墙垣和墩台建筑均为土坯夹夯层，即一层土坯和一层夯土，土坯厚约8～10厘米，宽20～22厘米，长30～35厘米，夯层内含小砾石，厚15～20厘米。建筑时代为唐代。
  克孜尔吐尔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河西岸。古城作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90米。城垣为夯筑，夯土层中夹有柴草层，高约1～2米，现仅存南、北、西三面墙。城东北角处有一高台，南北长6米，东西宽4米，高约2.5米。高台底部为卵石沙砾石，中部为夯层，顶部为黄土坯砌筑，土坯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约8厘米。为汉唐遗址。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研究，并将其与中亚、中原同时代诸古城遗址作比较，龟兹人所建城市特色是：一是以土夯筑。龟兹城垣的建筑材料多系黄胶土，系夯筑而成，即以“干打垒”方式建造，这与中原大多数古城城墙的建造方式相似。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已流行这种技术。此法是用稍潮湿的土杂以草、草枝、树枝，以夹板式的方法堆垒，然后分10厘米不等的层次将其夯实。龟兹的房屋台基、屋宇墙壁也都用“干打垒”方法筑造。说明龟兹地区建筑技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二是采取三重的建筑形式。龟兹汉唐时期的古城大体分为三种规格，即一重城，二重城，三重城。一重城较小，城墙薄且矮；二重城较大，城墙稍厚稍高；三重城一般较大，城墙最厚也最高。三重城分为宫城（王城）、内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居北，内城居中，外城主体部分居南；二重城一般是内城居北，外城居南；一重城是政治、宗教中心。汉唐时期的龟兹建筑在规格、布局上与中原相近。三是在许多古城中，均发现了周长有约100米左右的夯土大台基，系贵族、富贵修建屋宇的台基。汉唐中原地区的贵族，为表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人，在修屋宇之前先筑一个台基，然后在台基上修建屋宇。龟兹古城废墟上的台基（土墩、土拉）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反映。四是汉唐时期龟兹境内的屯田军甚多，所筑屯田军城，在渭干河东西及塔里木河北岸、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流域及阿克苏河一带，都有不少屯田军建筑的城，却不是三重城，而是周围只有防御设施——城墙，城墙上没有马面、箭垛而无瓮城。城墙本身由夯土筑建，剖面呈梯形，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除城池外，龟兹的建筑业还有寺院建造、千佛洞凿挖、桥梁建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