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土地制度
龟兹有大面积的绿洲和山区，绿洲以农业为主，山区以牧业为主。汉代，龟兹农业区以奴隶制为主的土地所有制，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龟兹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受汉唐政府土地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又有龟兹政治制度下形成的龟兹封建土地制度。
有史所载的龟兹均以龟兹王治“国”，其辖境内实行以龟兹田为主的王田所有制，或称土地所有制。国王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以份地的形式分给使用土地的农民。王公贵族只拥有珠宝、珍玩、丝绸和金银等财富，不拥有土地。从公元3世纪起在龟兹地区先后修建的许多佛教寺院也没有寺院所属土地和寺院所属经济。
龟兹推行的这种土地所有制，不仅保证了龟兹王族的长期统治权，同时制约了龟兹的赋税制度（只有一种税收）。按规定，耕种土地的农民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实物作为“租税”；没有使用土地的人则按规定交纳收入一定比例的货币作为“租税”。《大唐西域记》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所以在隋唐时期龟兹社会通行的货币相当多，这与它的土地制度及丝绸道上繁忙的商贸往来分不开。
由于龟兹商贸兴旺发达，除农、牧业外，园艺、棉麻等经济作物应运而生，并相当发达，因而产生土地私有制，或者少数拥有果园菜地的出租权力。在吐鲁番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属于唐代的龟兹地区文书，文书大意如下：有一个名叫阿梁的人因租地管理问题与他人产生纠纷，他上书政府要求评判。他申诉说，他最初居住在龟兹，并拥有一个葡萄园。在上一年的春天，因家里没有劳动力，他便将这个葡萄园租给了一个当地名叫卜安宝的人佃种。根据租约合同，在寒冷季节到来之前，佃租人卜安宝应按一定程序将园中所有葡萄树用土掩埋，以免把树冻死。但租佃人卜安宝违背契约，至时不覆盖，现天气已渐渐变冷，树有冻死的可能，该谁掩埋？因掩埋不及时而冻死的树该谁负责？如何处理？请政府做主（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这份报告后来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当时在龟兹境内，在瓜园、菜园、果园的土地方面存在着私有制，事主拥有出让权、出租权、优先使用权。
第二节 农牧业
一、农业
龟兹北枕白雪皑皑的天山，南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气候温和，光照丰富。渭干河、库车河纵贯全境，奔腾不息的塔里木河像巨龙横贯南境。长期的灌溉耕种，各类土壤不断得到发展和改善，龟兹依此发展本地的农业。黄文弼教授在今库车城郊古代龟兹城所在地哈拉墩遗址出土了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石器、骨器、陶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属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工具有石镰、石铲、研磨器，证明龟兹绿洲原始社会时期就已有农业存在。所见陶器种类杯、盘、碗、罐也以饮器为多，与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属于龟兹文化圈内，位于龟兹东境的群巴克墓群中出土了距今2500～3000年间的石磨盘和麦草、麦草中央夹杂有麦穗和麦粒，系小麦，麦穗最大者残长3厘米，麦粒长0.6厘米，与现在的麦穗基本一样；还发现有谷糠类食物（《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另外与龟兹东部辖境邻近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的墓葬中出土了小麦，据碳十四测定距今有3700～4000年上下。因而根据发掘资料论定，龟兹一带的农业生产距今已有“4000年左右”（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龟兹农业继续发展。汉朝在西域屯田前，龟兹已浚挖沟渠，实行灌溉农业，农耕工具仍以石质及木质工具为多。公元1世纪前，龟兹境内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在汉屯田军的影响下，龟兹民间推广了牛耕技术。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论语·雍也篇》记有“犁牛之子〓且角”。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表明当时牛耕已经兴起。到汉初，贾谊的《新书·春秋篇》云：“夫百姓熙牛而耕，曝背而耘。”但在边疆地区，牛耕尚未推广，各地仍用木耜翻土。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175号窟西晋壁画中，有一幅二牛抬杠的牛耕图，从图中宽大的铁铧来看，与各地发现的汉代铁铧相似，画中一人赶二牛，他一手扶犁把，一手扬鞭棍，二牛并排抬一杠，拉着犁辕奋力前行；中下方的犁铧呈三角形，宽大尖刃；铧后的犁头呈长条形，犁尾与上翘的犁把相接。这幅牛耕图，和嘉峪关的汉墓壁画中的牛耕图相同，和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二牛抬杠的牛耕图相似，和山西平陆县枣园村西汉墓中发现的二牛抬杠壁画相近。这些从实物上证明西汉时，确实包括龟兹在内的边境各地大力推行过牛耕技术。西汉传入的这种二牛抬杠式犁耕法，在新疆一直沿用了2000余年。
《汉书·西域传》载：桑弘羊在其发展新疆屯田的建议中说，“故轮台以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灌田四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乌垒“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温宿“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同”。《魏书·西域传》载：焉耆“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稍温为异”；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隋书·西域传》载：龟兹“耕田畜牧为主..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新唐书》载：龟兹“土宜麻、麦、秔稻、蒲陶”；屈支“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奈桃、杏”；焉耆“土宜黍，蒲陶”。
从上述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史籍记载中，看出龟兹农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粮食作物，主要有粟、麦、稻、糜、菽、大麦、高粱；二是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大麻、胡麻；三是园艺作物，主要有葡萄、石榴、梨、奈、桃、杏、桑、黄瓜、大蒜、葱等，而以葡萄最著。
粟 又名黄米，俗称谷子，去壳后叫小米，粒小、实圆、色黄。按子粒粘性分为糯粟和粳粟，营养价值高。禾本科，喜温暖，耐干旱，生长季节短，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且耐储藏，向为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五代以前，粟一直是我国产量最多的农作物，古称“五谷之长”。龟兹比华北地区更为干旱，早为人民种植，成为龟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考古人员已在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小米饼，可知屯田军未入西域前，龟兹人民已经种植粟。
麦 新疆是我国最早栽培小麦的地方。早在4000年前，天山南北的绿洲地区已开始栽培小麦。在龟兹邻近的罗布泊，发现的罗布泊晋木简中，详细记载了楼兰屯田军种植小麦等作物情况。一木简正文是：“将张金部，见兵廿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下〓（糜）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吾卅七亩，已截廿九亩。禾（粟）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同简背文是“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锄五十亩，溉五十亩”。这些说明，汉晋时期，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地屯田军都种植了小麦、大麦等作物。《北史·高昌传》载：龟兹邻近的“高昌谷麦一岁再熟”。已知利用光热条件进行两熟生产。唐代，小麦生产仍主要分布在今东疆和南疆的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疏勒、莎车、和田一带，不仅平原地区广泛栽培，高海拔寒冷地区也有小麦生产。《大唐西域记》载，阿耆尼国（今焉耆）种植宿麦（冬麦）。这一时期出土文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小麦租税、借贷的文契，租契中有的租额每亩高达小麦二斛二斗，可见当时生产水平已不低。
稻 俗称稻子，原产地在我国南方。考古工作者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河姆渡遗址中已发现了稻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稻子实物。在殷墟卜辞中已发现“稻”字，说明在殷商时期中原已输入稻。据《汉书》记载，龟兹地区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叶已种稻。北朝，龟兹等地也较广泛地种植水稻。《魏书》中的《焉耆传》、《龟兹传》、《北史·西域传》中的焉耆、龟兹和疏勒，都记有焉耆、龟兹和疏勒种植水稻。《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龟兹“物产与焉耆同”“土多稻、粟、麻、麦”。西辽时期，阿克苏的大米开始扬名四方。唐初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屈支、姑墨，见有水稻种植，他在《大唐西域记》载：“屈支宜糜、麦，有粳稻。”至今阿克苏仍享有“南疆稻乡”之美誉，想必与龟兹种稻历史悠久有关。
糜子 黍的一个变种，籽实不黏者为糜子。又名黄米，俗称小米，粒小、实圆、色黄。生长期短，耐抗干旱。在楼兰古城、尼雅遗址、晋唐时期吐鲁番古墓中都发现有不少糜类籽实。在楼兰古城的建筑物上迄今仍可见到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搀杂着大量麦秸、糜杆的碎节和粒壳。同时，在城内距佛塔东侧约32米处一堆散乱木柴下，发现了深达70厘米深的糜子堆积层，一粒一粒的糜子至今还是黄灿灿的（侯灿《楼兰遗迹考察简报》）。龟兹与毗邻的楼兰古城气候土壤等情况大致相同，因而糜子也是龟兹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龟兹种糜子，当与西汉渠犁屯田有关。当时中原的汉族士兵为抗匈奴，疏通丝道，在现今轮台境内屯田，种了许多粮食，其中有糜子。龟兹人民由此得到良种和耕作技术，大量种植糜子。黄文弼《1957年至1958年在新疆考古调查附记》中载：焉耆“萨尔墩旧城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一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黄米”。
菽 《魏书》、《周书》、《北史》、《隋书》在高昌、焉耆、龟兹传中把豆类作物统称作菽。从公元4世纪至19世纪，豆类作物依次有黑豆（赤豆）、蚕豆、豌豆、扁豆、大豆（黄豆）、绿豆等六种（指食豆作物，作蔬菜带夹食用者未计）。新疆古代种植的豆类作物有黑豆和蚕豆，其实物最早见于16国到盛唐时期龟兹邻近的吐鲁番阿斯塔那305号古墓（384年）和301号古墓（643年）出土的黑豆（《新疆通志·农业志》）。黑豆椭圆或长圆形，粒小，表皮黑色，为赤豆之一种。蚕豆椭圆，扁平，粒小。由于生长期短，抗旱力强，颇适宜于龟兹地区气候，为古代龟兹人民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大麦 俗称青稞，西域栽培历史悠久。在距今2960～3200年的哈密古墓葬群考古发现，有麦子、小米、小米饼、青稞穗壳。两汉魏晋时期，鄯善、伊吾、高昌、疏勒、尼雅、焉耆、龟兹等地均种植糜子、谷子、青稞等农作物。
高粱 高粱是新疆较古老的一种农作物。考古证实，至迟2000年前在楼兰、焉耆已种植高粱。“高粱秸高四五尺，穗小于内地，吐穗即弯而下垂，粒白味涩而硬不堪食”，主要作为酿酒原料（《新疆回部志》）。高粱耐盐碱、耐瘠薄、耐干旱、适应性强。1957年9月～1958年8月，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焉耆萨尔墩旧城遗址、唐王城遗址。在上述二城属于汉唐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黄米（粟）、小麦、胡麻等，另外还发现了高粱。据《汉书》、《晋书》、《隋书》等记载，焉耆国物产完全同于龟兹，是知龟兹也产高粱。
棉花 棉花起源于南亚次大陆，是新疆种植较早的农作物之一。《梁书·诸夷传·高昌》（502～557）载：高昌“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里说的“白叠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棉布。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城郊东汉墓及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发现过棉布。在民丰县北大沙漠东汉合葬墓，北朝时期于阗屋于来克遗址，西魏—晚唐时期高昌阿斯塔那墓葬和巴楚托库孜沙来唐代遗址中，发掘出棉织品、絮棉灯捻、叠布、棉布租赋和借贷文书、棉布交付账目和棉花、棉籽等大量实物。除实物外，文字也载西域诸国植棉。《梁书·诸夷传》载：渴槃陀国“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这里说的“吉贝布”就是指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品。由这些史实证实，公元1～5世纪吐鲁番至南疆一带已，广泛植棉，龟兹人民已掌握种植棉花技术，并以棉花原料织布，以布为衣、裳、袍、裙、袜等。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辖区的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棉籽实物，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分析，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色黄等特点，系属非洲草棉种子（沙比提《从考古发掘材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和纺织》）。由于这种草棉耐旱、喜温、喜光，适宜于天山南路的气候特点，所以古代就被引种，唯其纤维短，产量低。
胡麻 古代西域普遍种植的油料作物之一。胡麻性喜冷温，生育期短；又有耐抗旱、耐瘠薄、耐盐碱的特性，较少受土壤条件的限制。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山间阿拉沟新石器时期古墓地（距今2200～2800年）出土了胡麻籽，形状卵圆而稍扁，暗褐色，表面有光泽。在汉唐间沙雅通古斯巴什旧城附近，唐代焉耆唐王城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发掘出遗存胡麻籽和记载胡麻的文书。可证在龟兹境内也同样普遍种植胡麻。
苜蓿 《史记》、《汉书》载，2100年前南疆已种植苜蓿。苜蓿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草料，用于喂畜，经济价值较高，深受民众欢迎。龟兹引进苜蓿，用于畜牧业、家庭饲养业，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后来这种技术被汉武帝得知，为抗击匈奴，培养军马品种，积极推广，广种苜蓿于离宫之旁，结果中原有了苜蓿。
葡萄、杏 《唐书》载：龟兹“土宜麻、麦、粳稻、薄陶（葡萄）”。《旧唐书》载：龟兹“饶有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这些记述说明龟兹葡萄种植业发达。这是因为龟兹境内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土壤肥沃，不仅适用于葡萄的种植，同时也适用于种植核桃和杏、梨、桃、奈、石榴等果树，《大唐西域记》即有龟兹“多梨奈桃杏”的记载。6月杏熟，巴扎街市，多排列着装满鲜杏的条筐。民间习惯于四五月间，煮黄米粥或做汤面时放入一些青杏，取其酸以调味；六七月间，则以鲜杏佐食，此后则喜食杏干，故农村广植杏树，遂使库车有杏乡之称。如今库车县的白杏已具一定规模，全县种植白杏6万多公顷，有40多个品种，170个样品，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白杏之乡”。
蚕桑 西域蚕桑生产历史悠久。在汉、晋时期的尼雅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蚕茧物。遗址区内，有大量枯死桑树。文献中关于桑树栽培，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距今已有1700年。而后《北史·西域传》载：高昌“气候温暖，阙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桑，多五谷”；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喀喇和卓古墓出土的高昌王朝《承平五年（444）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锦契》有“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承平八年（447）翟绍远买婢契》提到“交与丘慈锦三张”。《杂物账》记有“疏勒锦一匹与处论无垠”。说明公元400年前后，吐鲁番、龟兹及南疆地区已缫丝织绸。
二、畜牧业
从原始社会起，龟兹就重视畜牧业。在轮台群巴克古墓葬中发现主墓室与小孩墓之间有马牛头坑，还见“小铁刀与羊脊椎骨放在一起，还见有较多的小石锥”（《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古墓第一次发掘简史》）。这种小石锥是牧民随身携带，用以脱解拴系牲口的绳扣，现在牧区仍可见到这种情况。由此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龟兹绿洲农业区内畜牧业经济占有一定的地位。
魏晋时期，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晋书·四夷传》），畜牧业仍和农业一样继续发展。384年，吕光西征，攻降了龟兹，西域震动，20余国遣使来访，并献无数贡品。淝水一役前秦败北，中原政局不稳。吕光急忙起程东返。为了驮回军费和各地贡品，吕光很快在龟兹征集到数万头驼、马。《晋书·吕光载记》称：“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畜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即此其牧放规模可想而知。
除大量饲养和放牧骆驼、驴、马、牛等大畜外，龟兹为满足本地居民和商旅生活，还大量饲养羊、狗和鸡、鸭、鹅等家禽。在《魏书》、《北史》等史籍中，与在龟兹所属的八个洞窟群的壁画中，发现有孔雀、鸽子、鸳鸯、鹌鹑、兔子、鹅等诸种家禽、家畜的记载与图案。
第三节 屯田
一、汉代屯田
我国屯垦开始于秦朝，西域屯垦开始于西汉。从公元前108年开始，到公元前60年结束，汉政府经过4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历史任务。首先，统一西域迫切需要解决军粮。西域疆土辽阔，离长安或洛阳都在万里以上。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不仅路途遥远，特别是从河西走廊至西域，途中都要经过成千里荒无人烟的缺粮缺水的戈壁滩，军需供应十分困难。《汉书·吾丘寿王传》载：秦朝时为抗击匈奴，“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陲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负海之郡，转输北河（内蒙古河套北乌加河地区），率三十钟而在一石”（一钟为6.4石，30钟为192石）。就是说，秦对从山东黄河边运一石粮食到内蒙古河套，需要192石粮的费用。新疆距中原比河套距山东远一倍以上的路程，而且路途更艰险，运粮更困难，耗费更巨大。如果长期靠内地供给军粮，不仅政府财政难于负担，而且时常有断绝粮饷的危险。而西域各属国生产力低，国小粮少，绝对无法满足驻军的供应。汉朝统一西域，必然和匈奴长期争战，没有可靠的粮饷供给，战争必然失败。军粮问题成了关系汉朝统一西域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汉政府吸取过去历史教训，决定派军在西域屯田。其二，巩固统一必须屯田。匈奴自失西域后，时刻企图夺走西域；匈奴成为汉朝最强大的敌人。为了保卫西边边疆，汉政府被迫派兵屯戍。自此，从汉政府发动统一西域的战争后，西域屯垦事业就由点到线逐步发展起来。
由于汉朝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都在龟兹，因而汉唐时期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始终在所辖境内，即包括现在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轮台、库尔勒、焉耆、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乌什、柯坪、巴楚等县市。
（一）屯田地点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到公元8年西汉灭亡结束，前后经历113年，主要分布在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的5个地区12个地点。
1.轮台屯田
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轮台屯田。轮台位居西域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控制轮台直接威胁当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焉耆和龟兹。公元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途径轮台。轮台拒供军食，被攻城灭国，成为汉政府在西域最早的军事基地和屯田基地。汉军攻降大宛后，回军途中，部分留在轮台，开始垦荒种地。《史记·大宛列传》载：“仑头（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公元前89年，汉大臣桑弘羊给汉武帝上屯田轮台书，提出在这一地区屯田5000顷，建立自给自足军屯基地的宏伟计划。但由于当年李广利战败投降匈奴等原因，汉武帝丧失了原来的进取雄心，不但否定了桑弘羊屯田的计划，而且停办了在轮台的屯田。《汉书·西域传》云：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作仁圣之所悔哉”。
汉昭帝时，恢复了在轮台的屯田，并于公元前77年采纳了桑弘羊扩大轮台屯田的宏伟计划，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负责轮台和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汉书·西域传》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梨地皆相连也。”由于龟兹当时仍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根据地，所以匈奴嗾使龟兹贵族反对赖丹在轮台屯田，指说：“迫吾国而田，必为害。”（《汉书·西域传》）所以不久，由匈奴控制的龟兹王即派军杀死了赖丹，暂时挡住了轮台屯田区的向西发展。汉宣帝时，由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轮台屯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东面和渠犁、焉耆屯田区连成一片，西面扩大到龟兹东南，成为汉朝在西域最大的屯垦基地。轮台屯田最盛时“曾置校尉三人分护”，屯田士卒达3000多人。按当时每兵屯田20亩计算，屯田面积达6万多亩，成为汉朝在西域的粮仓。
现轮台县境内的卓果特沁古城和柯尔克沁古城，仍留有汉代屯垦的城堡、渠道、田埂等遗迹。考古还发现轮台东南的克孜尔河畔有一座汉代的土城，土城附近红泥滩上仍可见到古代屯垦的渠道和田道，考古学家认为此遗址系汉代轮台屯垦的废址。从现在还保存的这些遗迹来看，汉代轮台屯田的规模是宏大的。
2.渠犁屯田
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渠犁屯田。渠犁位于孔雀河以西，塔里木河以北，今库尔勒市及其以西轮台县野云沟一带，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和轮台相似。它和轮台好似两个卫士，分别守卫在西域都护府的东西两侧。《汉书·郑吉传》载：“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总序载：“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足见在轮台屯田的同时，也在渠犁屯田，并同置使者校尉。
公元前68年，汉宣帝鉴于汉匈之间争夺姑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遂“遣使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汉语·郑吉传》）。屯田规模扩大，将田卒增为1500人。他们不仅进行屯田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大量军粮，而且多次参加了统一西域的战争和重大军事活动，为统一西域做出了贡献。
3.焉耆屯田
焉耆道险易守，泉流交带，是屯田的理想之地。公元前51年，汉政府开始在焉耆屯田。《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随常惠在赤谷屯田时，曾与歙侯将吏士屯焉耆国。”辛庆忌从赤谷率汉军1000人到焉耆屯田。
4.龟兹屯田
公元前51年，西域都护在东面兴办焉耆屯田时，在西面兴办龟兹屯田。龟兹东邻轮台，西接姑墨，南靠精绝，北连乌孙，位居丝绸之路北道中枢，是古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龟兹向为匈奴贵族所控制，所以校尉赖丹屯田轮台时，匈奴必嗾使龟兹贵族杀害赖丹，并尽力阻止屯田军向龟兹发展。但在公元前71年遭到常惠率领的西域各国军的惩罚。西域都护府建立后，龟兹再也不敢阻挡汉政府扩大屯田，于是汉军1000人在龟兹东南部地区屯田。
为灌溉农田，屯田军在今沙雅县和新和县境内兴修很多灌溉渠道。1930年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载：在沙雅县有“长达200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这条“古渠位于（英业）古城之东，北”“维吾尔语称为黑大也拉克，即汉人渠”“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地名曲鲁巴哈，。由于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全长约200里。附近古城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大沁、于什格提皆附于渠旁”。“渠为红土所筑，宽约6米，至于什格提东面，分为三渠至草湖”。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派人再履其地，仍见沙雅汉人渠长200多米，宽达8米，深达3米。可见这里曾经是西汉大规模屯田地区。
5.姑墨屯田
公元前30年，汉政府开始在姑墨屯田。是年，乌孙发生内乱，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害。汉政府派段会宗出使乌孙，立拊离子日安为小昆弥，日贰逃往康居。《汉书·西域传·乌孙》载：“日贰亡，阻康居，汉徒已校屯姑墨，欲后便讨焉。”汉政府为防御日贰叛乱，决定把戊己校尉官分设2人，戊校留屯车师高昌，己校率军1000人屯田姑墨，准备讨伐乌孙反汉的分裂势力。由于屯田储备了充裕军粮，在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出兵进攻潜居康居的郅支单于时，一举攻下郅支城，消灭了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29年，乌孙小昆弥“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缯三百匹”（《汉书·两传·乌孙》）。这次胜利，显示了姑墨及龟兹境内其他屯田军在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边疆安定局面的重要作用。
（二）屯田生产
汉朝在西域龟兹境内屯垦，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
1.丰富了农作物种类
龟兹屯垦军民种植的农作物，有内地出产的，也有西域出产的，主要有小麦、大麦、高粱、粟、稷、黍等粮食作物，胡麻、胡豆、豌豆等经济作物，葡萄、核桃、石榴、梨、桃、杏、苹果、西瓜、甜瓜等瓜果类；胡萝卜、菠菜、黄瓜、莴苣、芹菜、芫菜等蔬菜作物。还有首蓿等饲料作物。其中种植最多的是小麦、粟、稷和葡萄。
2.屯牧有了很大发展
屯田西域，以农为主，兼营牧业。因为战争、耕田和交通运输都离不开马匹、骆驼和牛，当时经常和匈奴作战，马匹损失较多，需要大量战马，所以汉政府在西域屯田时，也必须屯牧养马。《汉书·食货志》载：汉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汉武帝时“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数万匹”；“武旁数伐匈奴，再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马，欲令其繁孳”。
汉政府命令西域屯田军大量养马，并设牧士，专事放牧。《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一记：“都护军侯张口所假官马辛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就是说，西域都护府张军侯借用公家养的赤色母马一匹及其大小和齿岁，说明屯田军养有官马；汉简二记：“用二私马至敦煌，辄收入”；汉简二三记：有“私马二匹”，说明屯田军除养有官马外，还养有私马；汉简四一记：“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说明屯田军不仅养有官马，还有官骆驼（一驼日食料二升）。养马主要用于作战的骑兵，养骆驼主要用于运输。随着牛耕技术的发展，屯田军必然还养牛作耕畜。不仅楼兰屯田军是如此，同样在邻近的龟兹境内各地屯田军也同样如此，因为位处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当地居民以农耕为主，所养马、驼不多，且难于适应战争和长途运输的需要，只有靠屯田军牧养才能适应维护统一和守卫边防的需要，所以屯牧也是屯田军很重要的任务。
3.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上古时期，天山南路各绿洲农业生产，主要使用石器、木器及少量铜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生产长期处于粗耕阶段。汉朝屯田军到西域后，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使用铁制农具 《史记·大宛列传》载：“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证明西域使用铁器，是由汉使亡卒教给。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铁的冶铸和铁器的制造，命令各地官营作坊制造大批铁锄、铁铲、铁镰、铁镬、铁锹、铁犁铧等铁农具，运往各地卖给农民使用，命令各郡国“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学苗状”（《汉书·食货志》）。大力推广先进工具和技术。西域屯田军的农具均由国家统一发给，因此内地各种先进农具也相继传入西域各屯田区，如农业生产需用的铁斧、铁锛、锯、刨、凿、锥等木工用贝、木耙、草叉等打场用具，石碓、人推磨等粮食加工用具。在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一幅描绘二个龟兹人挖土动作的画面：上身裸露，戴帽，赤脚，穿短裤，躯体前倾，呈用力挖土状态。他们手握宽刃方形的铁锄、铁镬，和今天新疆普遍使用的坎土曼极为相似。尽管这幅画是公元3世纪西晋时的作品，但它说明这是自汉至晋已普遍使用铁农具。
推广牛耕技术 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至汉武帝时，命令各地普遍推广牛耕技术。“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汉书·昭帝纪》卷七）。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在西域屯田后，把牛耕技术带进了西域，于是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屯田区普遍采用了牛耕，改变了木质三角器或木耜掘地，甚至用石器或铜器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流沙坠简》有简文称：“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谐，营下受试。”意思是奉主管官的命令，派大侯研究犁与牛配合使用的方法，各屯有关人员到屯田军营接受考核。说明西汉时，西域各屯田区确已大力推广了牛耕技术。采用牛耕，可以深翻地，耕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采用代田法 汉武帝晚年著名农学家赵过创造，适于干旱地区的种植方法。《汉书·食货志》载：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畎，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聩其土以附苗根..言苗稍壮，每耨辄附耕，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触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此前，作物栽培是原始的缦田法，产量很低，土地浪费严重。赵过创造代田法，把耕地分成垄和沟，垄、沟深各宽一尺，沟垄相同。把种子撒在沟里，苗长出后，把垄上的土逐渐填入沟中，以增强禾苗抗旱、抗风、抗倒伏的能力。第二年垄沟位置互换，照样种植，不必再休耕。既提高了地力，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产量。西域天山南路各居国在西汉前，在栽培技术上也实行落后的缦田法，进行撒播，不分行列，不中耕除草，任其生长，地力耗尽，广种薄收，进行休耕。屯田军把代田法传入西域后，在屯垦的区域土地上，出现了沟垄相同，禾苗成行，中耕除草、精耕细作等栽培技术。不但提高了产量，为驻守西域军民提供充裕的粮食，而且带动周围各族人民耕作技术的改进，从而促进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屯田军民在汉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把内地的“开渠筑堤之法”和掘井、探渠之法传到西域。在龟兹境内各屯垦地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渠道。沙雅县汉人渠遗址，长200里，曾在渠旁及遗址中找到汉代五铢钱及陶片。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的曲鲁巴哈。由于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在渠旁则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沁、于什格提等古城。足可见当时屯田的盛况。
4.推进了手工业生产
西域屯田军需要的手工业品，起初主要由内地供给。但路途遥远，费用大，运输困难，不能满足需要。久之必然自己制造一些，这样一来，他们把内地先进手工业技术传到了西域。
发展了冶铁业 龟兹境内煤、铁、铜蕴藏丰富，早在李广利西征前，龟兹就能铸澡罐，于元封二年（前109）献汉武帝。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军，龟兹境内者为多。屯田初期生产工具都由政府统一发给，但使用时间长了各种铁制工具随时需要不断更新，为克服内地运输上的困难，只有组织西域屯田军就地制造铁器，并帮助龟兹及属国发展冶铁，从而推动汉代西域冶铁业的大发展。在屯田军的协助下，西汉后期，龟兹已成为西域最大的冶铁中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中引《释氏西域记》道：“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煤），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这说明早在西汉时，龟兹已能用煤冶铁，用铁制造各种用具和兵器，并供西域各地需用了。
传入造纸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造纸术的国家，早在西汉武帝时已经发明造纸。起初用丝絮制成絮，因成本很高，很难推广。后经研制，东汉发明用大麻等植物纤维制造麻纸。主要由关中及潼关以东青壮年组成的西汉屯田军，把造纸技术带到了西域。1933年，黄文弼教授在西汉屯田军驻守的烽燧亭故址中出土一片古纸，“麻黄、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10厘米，宽约4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所记的黄龙元年为公元前49年。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屯田军已把纸张传到了西域。但早期麻纸质量差，不好保存，使用不普遍，所以此后西域仍以竹木简和帛书为书写工具。东汉蔡伦发明较精致的纸张后，西域才普遍使用。
传入制陶技术 汉代西域屯田军的生活用品，有许多陶器，都从内地运入。因运输不便，损坏严重，只好由龟兹及其他屯田区境内的屯田军自己制造，于是把内地先进的制陶技术传到了西域。黄文弼教授在罗布淖、龟兹一带考古发掘后指出，汉通西域前，当地土著人的用具在罗布淖尔古墓中所见为骨器、草编织及未烧炼的泥具。在楼兰屯田区以外屯田地区所见陶器情况后说：“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明者，其陶片多作红色与青色两种，花纹多作水波纹、绳纹及回纹，显然与中国之传统纹样相同，形式亦多趋一致。无论其为车旋法或手搏法所制造，要皆为中国之作风，而与西来者迥殊”；“若轮台、库车、和阗瓦砾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其花纹形样，皆不出于上举之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之黑陶器，与中国壶形式纹样均同，足可证自中国通西域以后，陶工艺术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两路。盖西域各国因受中国屯田之影响，农业大为改造后，第一为人民所需用者为陶器；盖制陶与农业有密切关系也”。由此证明，汉朝在龟兹等地的屯田军采用内地技术，发展了制陶业，丰富了陶器花色品种，提高了西域陶器的质量。
（三）屯田种类和组织管理
1.屯田种类
汉朝在龟兹境内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其次为犯屯和民屯。
军屯 西汉时期，西域是国防前线。汉武帝时，为抵抗匈奴，统一西域，巩固边防，汉政府被迫派军在西域屯垦戍边，是以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地屯垦。劳动者主要是现役戍卒，来自内地各地区。实行劳武结合，“且耕且战”，平时耕种，战时作战，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西汉兵制规定：“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使往者一岁一更，诸不行事，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文献通考》）。
犯屯 西汉政府把大批犯罪的“弛刑士”遣送西域，参加屯田。这些犯人到西域，不仅可减刑，可免死罪，并且可带家属，还可从军，也可以平民身份，领取土地长期居住。《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徒焉。”主要挑选年轻力壮的犯人到西域，把他们编制在军队里，和一般戍卒一起参加屯垦，不另外单独组织犯屯。《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公元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汉书·赵充国传》载：“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屯田。”由此可见，免刑罪人是汉代龟兹境内屯田劳动力之一，他们附属于军屯，也为保卫西域开发边疆做出过贡献。
民屯 西汉时期，政府招募和鼓励内地贫民到西域，在军屯附近的城乡和交通要道屯田，称为民屯。民屯的耕地，是属政府的官田或荒地，汉代称为“天田”。《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为优待应募人员，给予优惠政策，对有突出贡献者，在政治上赐予官爵。《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第三十简记：“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说明孙尚是响应政府招募而来楼兰的应募士，祖籍关中长陵县，今陕西咸阳附近。由于应募，他被授予五等爵大夫。
2.组织管理
西汉在西域的屯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了较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秦汉之时，设专门机构管理，以监督和管理全国农牧事宜。秦及汉初称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改称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称大司农，并设有搜粟都尉，主管军政粮草供应。同时他们还管理全国各地屯田事宜。
西域都护府建立前，没有专人管理屯田，而是委派军队指挥官兼管屯田。公元前101年，轮台和渠犁设“使者校尉”，主管两地屯田。公元前77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管理和扩大轮台屯田区。公元前68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都护鄯善以西使者，保护汉朝在西域的屯田和丝路的安全。公元前60年，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屯田逐渐形成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各地曲侯和屯长四级管理体制。《后汉书·百官志》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这里的“大将军营”即都护府，“部”即戊己校尉府，“曲”即曲侯，“屯”即屯长。
西域都护 汉政府驻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统管西域各地屯田。相当于中原最高的地方官郡太守，秩禄比2000石。
戊己校尉 主管西域屯田事务，协助都护统治西域的官吏。地位和副都护相近，秩禄比2000石，受中央和都护双重领导，调遣军队属中央领导，经营屯田归都护领导。《后汉书·西域传》总序卷88应勋《汉官仪》注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就是说，戊己校尉是直属中央的官，率领屯田军戍守边疆，耕种积谷，以保证胜利为满足。属官“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掌民事，司马和侯管军事。最初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于交河城设戊己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迁高昌城。汉成帝建使三年（前30）为讨伐乌孙反汉势力，戊己校尉官置2人，戊校屯高昌，己校屯姑墨。经黄文弼教授考证，认为已按“原屯龟兹城南，后徙屯姑墨”（《罗布淖尔考古记》）。
曲侯 又称军侯，是西域各大屯田区的直接指挥官，由驻军校尉担任，受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领导，一般率屯军1000人左右，秩比六百石。
屯长 各地屯田区内直接领导戍卒生产和战斗的基层屯官。《后汉书·百官志》载：“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
汉政府为加强屯田管理，规定各屯田军建立各种籍簿，主要有田亩产量登记簿，征收人头税登记簿，屯田卒领取口粮登记簿，耕牛登记簿，兵器和农具登记簿，统计各种事务数据登记簿等。组织屯垦军民劳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包工制。屯田官兵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土地、农具、种子、耕畜、房屋和衣食等生活用品，由国家统一发给，劳动产品必须全部交公，由国家发给他们少量俸钱。《居延汉简》甲载：“第十部吏十人，载谷三十斛致官。”二是轮班制。军事任务较重和驻军较多的屯田地区，戍卒担任军事任务外，还要分期分批轮班参加屯田区的生产劳动。1976年发现居延的一长汉简记有：“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戍卒，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四三人，率百二十人，奇州九人；垦田四十一顷四十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州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就是说，当地共开垦土地4144亩，轮班劳动总人数27143人，每天轮班参加劳动人数121人，总劳动日数224日，当年共生产粮食2913.11石，按每天实际劳动人数计算，每人平均垦地34亩，每人平均产粮24石。三是定额制。一般每人分种20亩左右土地，公家供给生产和生活用品，劳动产品归公，生产粮食较多者给予奖励。四是租税制。民屯和戍卒家属垦区实行租税制。分给每个屯垦人员20亩左右的土地，每年给国家交纳占总收获量40％左右的租税，其余产品归己，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理。《居延汉简》甲载：“右第二长官处六十五亩，租二十六石。”种65亩交租26石，平均每亩交租4斗。按当时平均亩产粮食一石计算，租税额为40％。
汉政府为鼓励内地到西域屯垦戍边，对屯垦军民实行优惠政策。公元前169年，晁错上书汉文帝：“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主张在政治上，“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在经济上“调立城邑”修建防御工事，“先为室，具田器”；在生活上“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汉书·晁错传》）。汉文帝采取了他的建议，对有功军民赐予官爵。《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汉时，赏功分20等爵，“一级曰公土，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遮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对于死丧的屯田军，由国家出钱安葬。《居延汉简》石印本卷二载：“戍卒乐得安国里母封建国病死，官袭一领，钱二百三十，官袜一两，初元五年（前44）九庚月午朔，居延令史。”对戍卒来西域的家属，在运输和口粮上予以照顾。家属多的屯田卒，可单独领粮回家生活。其家属口粮，起初也由公家供给。《居延汉简》甲载：“卒李护宗，妻大女君足年二十九，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男望年七，用各一石一斗六升大；凡用各四石三斗三升小。”
（四）屯田的历史作用
1.巩固了西域的统一事业
我国自古以来，边疆屯田与祖国统一密切相关。统一需要屯田，屯田促进统一；统一保障屯田，屯田巩固统一；统一破坏，屯田瓦解；不搞屯田，统一破裂。汉代时期的西域情况就是这样。曹操《置田令》载：“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魏志·武帝记》）。充分说明汉代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是在西域发展屯垦的过程。屯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粮食供应，不加赋于西域人民，得民心，得到人民支持，使汉军能在西域立足，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大业，西域从此纳入祖国版图，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后汉书·西域传》载：“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
2.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龟兹各地的屯田，为西域各族人民作出了现实的示范。他们亲眼看到汉朝比他们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亲身感受到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实惠，促使部分游牧民转入农业定居生活。特别是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后，对各属国不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继续授予各级官号，继续管理行政事务；不设郡县，不征租赋。只规定平时要向汉政府纳质子，战时要助兵马和粮草，每年或几年要到汉都长安贡方物特产。这些义务与匈奴贵族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沉重压榨相比要轻得多，各族人民当然心情舒畅多了。《汉书·西域传》载：“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附..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充分表现了西域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和维护统一的强烈愿望，也充分显示了屯田对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巨大作用。
3.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西汉前，龟兹境内主要使用石器、木器和铜器，社会经济较为落后。西汉在龟兹等地屯田后，从内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龟兹乃至西域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开垦了大批荒地，发展了农牧业生产，保证了军粮供应。根据汉政府在西域各地的驻军推算出，西汉政府在龟兹境内和各地的屯田军共有2万多人（最多时达2.5万多人），以屯军每人平均垦地20亩计算，得出屯田军共种地40多万亩。按当时旱地每亩产粮一石计算，每年总产粮食40多万石。二是先进的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代田法的应用，灌溉水渠的修建，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和冶铁技术的提高，使龟兹境内的农、牧、手工业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
汉政府在龟兹及各地的屯田军，除执行生产和军事作战的职能外，还要担负保护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任务，确保中西交通畅通。中原出产的丝绸，在公元138年张骞通西域前早已闻名于世界，被亚欧非各国奉为最珍贵产品，为各族人民渴求的上等商品。因路途遥远，供不应求。张骞通西域后，汉政府为了联络西域诸国共反匈奴，大力鼓励西域各国到内地通商，特别是在屯田和统一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汉书·张骞传》）。《后，汉书·西域传》载：“立屯田于膏胰之野，到数置于要害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使者、商贾络绎载道，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发展，龟兹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丝路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内地的蚕桑、缫丝技术和瓷器、漆器、茶叶及桃、杏、梨等工艺品和农产品传入西域。同样西域的葡萄、苜蓿、西瓜、石榴、核桃、胡麻、大蒜、胡瓜、胡萝卜等瓜果成为内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名马、骆驼、毛皮、毛织品等畜产品，更成为长安、洛阳市场上的名贵商品。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杂技传到内地后，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增进了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巩固。
二、唐代屯田
贞观十四年（640），唐政府平定麴氏高昌王国麹文泰的叛乱，于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将都护府迁至龟兹。唐政府统一了广大的西域，其所辖境远较汉朝为广，盛唐时期的疆域东到东海，西达里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南海，皆属唐的版图，形成一个空前统一繁荣昌盛的国家。为保卫西域，必须驻重兵防守，若军粮都从内地运去，则实难维持。于是唐太宗采用前人成功经验，决定屯垦戍边，成为继汉之后，第二个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国家。《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旧唐书·职官志》云：唐政府命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载：随着唐政府在西域势力的步步推进，特别是设立“安西四镇”之后，“岁调山东（陕西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役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据《唐六典·河西道》所载统计，唐在西域屯田共计56屯，其中龟兹20屯，焉耆7屯，疏勒7屯，伊州1屯，西州1屯；北庭20屯。天山南路最多，共36屯；天山北路20屯。尤以龟兹境内最多，达20屯，因系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通典·屯田》曰：“每五十顷为一屯”。一顷为100亩，50顷即5000亩。龟兹屯田1000顷，即为10万亩。可见龟兹屯田规模之宏大。
唐政府在西域屯垦从630年开始，至791年结束，共经历161年。主要分布在三大地区（北道、中道、南道）11个地点。
（一）屯田地点
1.乌垒屯田
乌垒原是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在今轮台县策大雅乡）。唐政府把安西都护府移设龟兹后，乌垒就成为安西都护府的一个州。658年1月，杨胄率唐军平定龟兹叛乱后，开始派军在乌垒屯田戍守。唐玄宗开元时，乌垒屯田军增加到1000人以上，开垦土地1万多亩，成为唐政府从东面保护安西都护府的重要基地。
至今，在轮台县境内仍可找到屯田遗址。轮台县西南拉伊苏唐代屯田遗址，有戍楼，高约20米，巍然耸立在一望无涯的平野上，几十里外都可以看到，为唐代屯田军的瞭望台。轮台县城东南方约20千米附近的古城堡，当地维吾尔族称为“黑达依乌尔都”，意思是汉人古城堡。是一座边长200米的正方形城堡，方圆337米，残存墙址高4米，城内出土了唐代钱币、陶片和丝履帽缨等物。离城不远，还有一座炼铁炉遗址，旁边堆积铁渣和炭灰，为屯田军打造兵器和农具的冶铁坊。
2.龟兹屯田
龟兹屯田从648年开始，至790年结束，共经历142年。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底，唐军攻占龟兹后，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开始在龟兹驻重兵屯田。《旧唐书·吐蕃传》载：唐政府设在安西四镇后，“岁调山东（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郅于强敌”。《资治通鉴》云：“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西、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史以统之。岁发山东（华山以东）丁壮为戍座，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新唐书·西域传·龟兹》载：“长寿元年（692）威武道总管王孝杰，破吐，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积极进行，屯田，以满足粮糈供应。到宣宗时，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旧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唐记》云：天宝元年（742）“春，正月..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其中龟兹驻军1.1万多人。《唐六典·河西道》载：“天宝八载（749），唐军屯田，有安西20屯。”根据唐对州镇诸军屯田“每50顷为一屯”，可知龟兹驻军共屯田10万亩以上，除担负军事防守的人外，每人平均种地10亩左右。是唐政府当时在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屯田中心。
唐政府驻龟兹官员，一般都比较重视屯田，并取得良好实效。《新唐书·郭虔瓘传》载：开元八年至十年（720～722）“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在安西劝田训土，府库盈饶”；“以张孝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唐玄宗时，在龟兹还设有专管屯田的营田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天宝十一年（752）“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
至今，库车、新和和沙雅县境，还有很多唐代屯田遗址，库车城西25千米的渭干河两岸，有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和库木尔军屯城堡遗址。前两个遗址为唐代东西柘厥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曾在这里发掘、盗走汉文文书200多件，这些文书记载了唐军在龟兹戍守、屯田、兴修水利、管理馆驿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库车城东郊皮朗古城曾出土唐代建中钱、中字钱、开元通宝、大力元宝等钱币，同时还出土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简瓦等，砖的纹饰、形制和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铺地砖近似。这些都是唐政府在龟兹屯田时的遗物。
3.尉头州屯田
尉头州又名蔚头、都头，当地古称据史德或握瑟德。为龟兹都督府下12个内属诸胡州的一个州。位于今巴楚县城东北60千米处。
唐代屯田区，位于现今巴楚县与柯坪县交界处的一片东西长70余千米、南北宽20余千米，占地面积约2000余平方千米的沙漠上。现从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向北依次排列着泽梯木、科西梯木、玉木拉克梯木、琼梯木，并连着今柯坪县境内的亚依德梯木、阿克先尔、都埃梯木、老启浪古城等遗址。在屯田区内，不仅发现了古代灌溉渠系、村舍道路和田陌及多处大小屯城和烽燧遗址，还采集到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及龟兹大钱、小钱等钱币；并散布着许多不同器形的陶片，主要器形有罐、瓮、碗、盘、钵、壶、红陶大缸。可证唐代在此屯田灌溉、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
4.焉耆屯田
观贞二十二年（648）唐政府开始焉耆屯田。唐玄宗时屯军增加到4000人左右。《唐六典》载：“焉耆七屯”即开垦耕地3.5万亩。屯田规模大大超过伊州和西州。
1949年后，在焉耆发现多处唐代屯田遗址。唐代屯田遗址焉耆唐王城“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千米，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了房屋地基及粮食等遗址”；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有屯田军使用的“铁犁、铁镰、铁斧、刀鞘及陶器”等用具，还有“石碾数方”；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谷物有“小麦、谷子、高粱、胡麻”和“极细的麦粉”（《新疆考古的发现》）。这些都是唐代在焉耆屯田的物证。
（二）屯田的组织管理
唐朝的屯田，有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
1.组织机构
唐朝中央，由尚书省工部尚书“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唐六典》），统一管理全国屯垦事业。《新唐书·百官制》载：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工部尚书属下设屯田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分“掌天下屯田及文武职田、诸司公廨田，以品给焉”管理全国屯田具体事务。其下属官有24人，即屯田令史7人，书令史12人，计史1人，掌，固4人。因屯田的废置与军事关系密切，位于边疆地区的屯田，兵部也参加管理，所以尚书省下的屯田管理分为两个系，一是中原各地屯田由司农系统管属；二是边州军镇屯田由州镇诸军系统管属，由各边疆军政长官管，收入用于支付驻军粮饷及州镇费用。
边疆诸军的屯田，唐初直接管理者称总管、都督、刺史等州镇诸军长官。唐高宗时改称知营田事、营田大使、知营大使、检校营田事、营田游击将军等。唐玄宗时统一称营田使。开元九年（721）后节度使全部兼营田使。天宝年间，唐派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专事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都护府所属各都督府、州、军镇的屯田，由都督、刺史和驻军长官掌管。再下属各屯，设屯官、屯副，由善农事、有书判、堪理务者担任。《通典·食货》载：“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艟等级为功优。”《新唐书·食货志》云：在屯官下还同时配备“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组成一个直接管理基层屯田的办事机构。开元二十五年（737）规定边疆州、镇、诸军每50顷为1屯，即每屯种地5000亩，有屯兵500人左右。由于西域戍守任务繁重，每兵平均种地10亩。
2.管理方式
唐政府在龟兹境内的屯田管理方式与汉代大致相同，以军屯为主，其次是犯屯和民屯。
军屯 唐政府在龟兹境内最主要的屯田形式，是驻军官兵为了解决军粮，一面戍边，一面种地。由自己耕种的屯田，他们所需的土地、农具、耕牛、种子和衣食等物，统由政府供给。屯田收获的粮草交军州，主要充作军粮。《资治通鉴》载：“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缘边数十州戍重兵”，“开屯田，供糗粮”。根据土质不同确定生产配牛标准。《通典·食货》载：“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丰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八十亩，配牛一头。”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上级屯官定期检查各地屯田。《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开军府以扦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日，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开元二十五年（737），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
犯屯 犯人及其家属耕种的屯龟兹境内的犯屯，总是和军屯相杂在一起。早在公元640年，唐太宗就命令把内地大批罪人谪戍西域，参加屯田。谪戍西域罪人，死刑皆免其死罪，其他罪人都减轻罪刑。全部交军府收管，编为劳改队，在军队监督下参加屯垦，夹杂于屯田军之内进行生产劳动。军府发给土地、农具、耕牛、种籽、食粮，收获粮食全归军府。劳动期满，可回原籍。如收编入军籍或另有生计，也可在龟兹境内长期定居。
民屯 唐代民屯分为唐朝前期和后期两种。唐朝前期，龟兹境内的民屯，为屯丁到官府屯田地服役。屯丁屯田，又称助屯；屯丁，又称丁夫，是指被官府征发到屯田土地服徭役的受田农民。因为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每个18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受田100亩。租庸调制又规定，每个受田的男子，每年要给官府服徭役20天。如不去服役，要纳绢或布代役，每天折绢3尺，叫作“庸”。为便于管理，民屯土地集中一起，自成系统。屯丁到屯田服役，有统一的计功标准。《唐六典·屯田部中员外郎》载：“诸屯分田役力，各自程数。凡营稻一顷，将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豆九十二日..禾黍一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日。”唐玄宗后期，由于均田制破坏，靠屯丁服役屯田无法维持，政府只好招募贫苦农民，佃种国有土地，主要实行分成制。借用耕牛者，收获粮食官民对分；不借官牛者，官得1/3，民得2/3。他们屯田的收入，成为唐朝后期西域军民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为坚守和保卫西域做出了贡献。
（三）屯田的历史作用
1.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西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期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分裂势力。边疆巩固，即可解除边患，中原就安宁。西域沦陷或丢失，就危及祖国内地，唇亡齿寒。中原战乱动荡，西域孤悬塞外，中央政府在此统治，就难于持久。西域屯戍军民，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毫无畏惧，针锋相对，英勇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对内镇压了西突厥贵族多次发动的叛乱，向东打退了后突厥对西域的猖狂进攻，向南粉碎了吐蕃多次发动的猛烈攻击，向西拦住了大食帝国疯狂向东的侵略扩张，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西域的大业，使西域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2.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西域兄弟民族将领和各族屯田军民做出了卓越贡献，起了特殊作用。突厥族名将阿史那社尔在647年被任命为昆山道大总管，率大军“平龟兹、破五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南疆定，复四镇”功勋卓著；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回纥将军婆闰等在统一西域的平叛战斗中，立下卓越，功勋，起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唐朝衰落，陇西、河西被吐蕃攻占，西域和内地失去联系后，汉族将士组织西域各族军民，孤军坚守28年，同当时气势汹汹的吐蕃和大食，进行殊死血战，捍卫唐朝在西域的神圣领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后人传颂，长思久仰。
3.推动了西域的经济繁荣
屯田带来的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动了西域社会历史的前进。屯田军民开垦了大量荒地，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每年收获几十万石粮食。唐朝平时常驻西域兵力四五万人，战时兵力多达十几万人，这么多人的粮草供应，如果依靠从遥远的中原运来，其困难是难以设想的，主要靠西域进行屯田来解决。这不但保证了军粮供给，而且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保障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朝以后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是当时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龟兹和各地屯田军民，开交通，修馆驿；办车坊，查过所（通行证）。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确保西域和内地及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繁荣达到顶点。当时留住长安的胡商就达四五千家；中亚和西方诸国到唐贸易，遍布西域和内地各地。唐朝及西域的丝绸、瓷器、茶叶、铜器等商品大量出口，西方的毛皮、马匹、棉布、香料等特产也涌入中原。我国的造纸术、陶瓷术、切脉术等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到西亚，阿拉伯、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酿酒、天文、历法等对唐朝有一定影响。
第四节 手工业
汉唐龟兹手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在龟兹境内大力屯田后，屯田移民带进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制作工艺技术，对龟兹的金属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库车、和田、民丰等地发现的铁制工具其形体与内地当时流行的颇为相似。龟兹地方手工业门类齐全，产品种类繁多，生产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金属冶炼以铁、铜为主，使用了先进的鼓风装置，产品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陶器制作精细，造形优美；毛纺织业更具地方特色，不但会织布，而且掌握了染色、提花、刺绣等高难度的技术。木器、玉器、棉织、酿酒、蚕桑、编织等颇具规模，在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冶炼业
龟兹地区大地构造位于南天山冒地槽与塔里木地台之间的过渡带，在这种复杂多样的构造环境中，形成发育着各种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地层，具备多种矿产赖以生成的构造条件。龟兹境内矿藏十分丰富，是西域最为丰富地区之一。矿业采掘历史悠久。《魏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饶沙、盐、铁、雌黄。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餬..”。《汉书·西域传》载：龟兹“能铸冶，有铅”；“姑墨出铜、铁、硫磺”。《北史·西域传》载：龟兹“出盐绿”，“出细氈、饶铜、铁、铅、氍毹、饶沙、盐绿、雌黄”。《隋书·龟兹国传》载：“饶铜、铁、铅、矽砂。”《大唐西域记》载：“龟兹国土产黄金、铜、铁、铅、锡。”这些为龟兹金属冶炼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北魏郦道元引《释氏西域记》：“屈支，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夜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反映了当时冶炼业的繁荣景象，也说明由西汉至魏晋，龟兹一直是西域地区的冶炼中心。在冶炼中，燃料由木炭改为石炭（煤），除证明当地有储藏丰富的煤外，也标志着冶炼水平已相当提高。
黄文弼教授在龟兹故地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不少炼铜、炼铁遗址。
克孜里亚炼铜遗址位于今独（山子）库（车）公路西侧库车河谷一带，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积厚3～4米，出土铜渣。
康村铜厂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40余千米处，北临库车河，遗存两大堆矿渣，东西宽约21米，南北长约35米，积厚2～3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与炼铜遗址有关。
苏甫玉炼铜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边，遗址南北长约1千余米，宽500米，冶山重叠，堆堆相衔，积厚由几米到十几米不等。铁渣堆内搜集到双耳陶罐、绿釉红陶、灰陶、粗沙黑陶、石磨一扇以及半球形的石器、铜片、铜渣、铁块，为汉代炼铜、炼铁遗址。
巴西克鸡克铜矿遗址 位于库车塔马克河谷一带，两边崖壁上开凿矿洞若干，矿脉纵横，矿层很薄，品位低。
察尔齐炼铜遗址 今拜城察尔齐镇南却勒塔格山西麓有绵延数千米的炼铜遗址，西汉时为姑墨所属。
克孜里亚别得里克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80千米，独库公路东南200米处。遗址由若干铁渣堆组成，积厚3～9米不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400余米，宽约60余米，铁渣堆体积达万立方米，其中五个堆较大，第二堆之北有一条1～2米的干沟蜿蜒入库车河。
可可沙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东岸山坡下，距今库车县城北47余千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130米。址内遍地皆为黑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高达3米，还散布有大量陶片。西面有土坯结构的半圆形窑址，附近散布石头、石膏片等，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被自治区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艾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与阿艾河汇流处，距库车县城100余千米，距可可沙炼铁遗址2千米。沿阿艾河口溯流北上2～3千米，北岸阿肯里克山下的古炼铁渣堆不时出现，主要分为东西两处遗址：东址东距阿艾煤矿2千米，傍阿肯里克山麓分布东、西、中三大堆矿渣，其中中矿渣堆最大，平面为三角形，底边宽30米，高30米，矿渣一直向河边延伸100米，积厚愈下愈薄。西址从东炼铁遗址西行四五百米即可见漫山遍野的矿渣堆，东西长约600～700米，宽约30～50米，积厚3～4米。在此采集到红陶片、石磨片、弯拐陶瓴（鼓风管道）等，其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传世的汉代“灞陵过氏瓴”形制相同。矿渣中夹杂大量煤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载：“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即指此地。“夜则火光，昼日但烟”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夜以继日进行生产；“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已掌握了以煤冶铁的先进技术；“恒充三十六国用”表明这里冶铁业很发达，产品质量也很好，不但能保证本国各地市场，而且远销周围各国。
提克迈克炼铁遗址 位于阿艾煤矿和下河滩煤矿间独库公路446千米里程碑处。北倚高山，南及库车河崖，均分布炼铁矿渣，南北长700米，东西长400米，遗址范围达2平方千米，出土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石碾（用于碎矿）及马槽等物。为西汉时期炼铁遗址。
当时龟兹能够制造出的金属产品，大体上有三类。
1.兵器
在龟兹古城哈拉墩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骨镞，证明龟兹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出土的原始骨镞，主要有三种：一是长条形镞，兽骨制，作扁条壮三角形。表里灰白色，头部削长成三角形，尖端染红色血迹。后部稍宽，两侧削齐现出柄部，可能是插入木杆之用。长6.2厘米，后宽1.3厘米，壁厚0.3厘米。二是实体三棱镞，兽骨制，灰白色，三面磨制光平，横断面作三角形，与后期三棱镞大致相同。头部尖锐磨光，颇锋利；后部突出一段作短柄使用的短岔，通常长5.5厘米，两侧宽1厘米，底宽1.4厘米。三是叶状镞，兽骨制，灰褐色，作叶状三角形。头部尖锐，后部稍厚带节骨。长2.2厘米，后宽1厘米，厚0.5厘米。这些弓箭一方面可以作为狩猎用，另方面可以作为保卫草场的战斗用。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龟兹城邦之国人口多，财富雄厚，地理位置重要，更需要组建军队和制造各种兵器，维护奴隶主的地位。《汉书·西域传》（下）载：龟兹国“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姑墨国“胜兵四千人”，温宿国“胜兵千五百人”，乌垒“胜兵三百人”，渠犁“胜兵五十人”。
《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兵有弓刀甲鞘。”龟兹兵器与焉耆大致相同。龟兹之所以雄据天山南路各城邦之上，除驻兵多外，因境内铁矿储量丰富，冶炼业较发达，故武器较优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进攻龟兹时，“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求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旭率骑兵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鞘，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入，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索兵以距之”。这充分说明龟兹军队弓、刀、矛鞘、铠甲等兵器之多。70余万军队所需武器由地方政府统筹专设有武器制造机构，以应付各种战争的急需。
2.生产工具
主要有镰、斧、锄、铧、凿、锯、锤等。生产技术的特点是锄式工具的使用和犁耕技术的普遍推行。开创于两晋时期的克孜尔千佛洞第175窟坐佛周围的两组风俗画，反映了当时龟兹地区及天山南部绿洲的铁农具制作和耕作方法。锄式工具与今新疆各地使用的坎土曼几乎一样。另一组画，画的是两头牛，共拽一宽大的犁铧耕地，后跟1人，右手举一棒作打状。牛耕图的宽大铁铧，与发现的汉代铁铧比较接近。昭苏出土的铧、民丰出土的镰、特克斯出土的斧，最具代表性。铁铧重3千克，舌形，形体较轻，制作粗糙。铧体中部鼓出，呈扁圆状，边缘扁平，后部为椭圆形的銎（《新疆考古三十年》）。这件舌形铁铧与敦煌所出的西汉铜铧形制大小几乎一样。铁镰残长12厘米，木把长32厘米（《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铜斧为合模铸制，刃部较钝，斧的上部残折，残长5.5～6.2厘米，宽5.9～6.9厘米，厚0.2～1.8厘米（《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锄式工具的使用，成为当时龟兹地区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
3.日用品和装饰品主要以铜质为主，制作较精细，如青铜大釜、铜勺、铜顶针、银铜戒指、铜镜等。
二、纺织业
（一）毛纺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出细毡麇皮、氍毹”。《新唐书·西域传》载：“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龟兹凭借农牧区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生活必需品。随着戍边屯垦军民的不断增加，内地先进的制作工艺技术传入龟兹，毛纺织的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擀制毛毡的技术，几乎每个牧民都会操作。他们先将洗净的羊毛、羊绒铺在草席上，然后再用力捶打，不断添毛并加水，以便增加毛绒粘附力，经过不断擀压，便成为毡。随着这项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民也逐渐地掌握了毛布的制作，以及染色、提花、刺绣等高层次的技术。产品种类呈多样化。当时不但有轻薄的毛罗和毛纱，而且还有编织复杂的罽和各种通经断纬的毛织物，如镶毡毛布、回纹细毛布、斜文毛布等。毛布多为彩色，红、黄、绿、棕、蓝、黑，各色具备。织出的花纹有方格纹、树纹、菱格纹等，图案组合富于韵律，色泽艳丽。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距今2500～30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纬线给以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是纬向彩条。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了自北朝至唐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罽、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尤其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毛织手工业又有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托库孜沙来提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圈，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北朝庙址中还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其织造方法为：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栓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孔，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呈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见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较多的是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故色泽协调，经久不变。如属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为每厘米4根；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纬线分为红、蓝、红、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凡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在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这些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经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松蓬，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度分别为每厘米12根和11根，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每厘米14根。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随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丰姿，显示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龟兹辖区内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艳丽典雅，堪称佳品，充分显示了毛纺织的技术水平，这是龟兹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北史·西域传》载：“疏勒国..土多稻、麻、麦。”《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土宜麻、麦。”
麻是一种草本科植物，因其纤维长、质韧，故在中原很早被应用到纺织上。东汉前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人民开始掌握麻纺织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龟兹邻近的楼兰古城发现了几十页麻纸，在尼雅发现了几股麻绳，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了麻鞋、麻质被带。一些木简资料表明，在汉卒屯田比较集中的龟兹、车师一带屡有麻布的互易和官方调拨。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载：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由此说明，龟兹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新疆历史论文集》载：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从此时起，龟兹境内普遍种植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证明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载：是“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绵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绵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当时，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植草棉，而且织出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麻织的衣被等。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三）丝纺织品
我国自古是丝绸之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绢技术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游时，内地丝绸已传到西域。张骞通西域后，形成了丝绸之路，大批丝绸经西域西运。2世纪，由于东汉在西域屯垦，屯田军把内地栽桑养蚕技术首先传到西域。东汉尼雅屯田遗址屋旁，至今还残存的桑树断干，就是物证。另在阿克斯比尔古城遗址，曾出土陶蚕，长2.5厘米，“头部较小，身有轮节，作平卧状”。这些说明早在东汉时，汉代屯军已在南疆屯田区栽桑养蚕，龟兹地区的蚕丝业获得较大发展。《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着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龟兹人民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喀剌和卓99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奴券》，其文记载了以龟兹锦买奴婢之事：“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廿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于龟兹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龟兹锦七张，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承平八年为公元450年。这件文书大意是说，在承平八年的九月二十日这一天，一个名叫翟绍远的人从一个名叫石阿奴的人那里买了一个年约25岁的女婢。女婢小名绍女，价格为龟兹锦三张半。成交之后，买卖双方各不得反悔，否则罚反悔者成交额一倍的钱，即七张龟兹锦，交于不悔者。从这件文书看出，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龟兹锦，不仅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还能充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龟兹锦是以张（长九尺五寸，宽四尺五寸）计算，不同于内地以段、丈、尺、寸为换算单位。以三张半龟兹锦换一个女奴看，龟兹锦之价值相当昂贵。龟兹人民在不断提高织锦技术的同时，而且大力向外输出织锦技术。《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卷》侧面反映了龟兹输出丝织技术之事：“承平五年（447），岁次丙戍，正月八日，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龟兹中锦一张，锦经锦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若还期不偿，月生行布三张..”由此可知，龟兹人将自己织造龟兹锦的技术传到了高昌，高昌人依其技术也纺织龟兹锦；高昌人纺织的龟兹锦不但畅销消费市场，而且流行于高利贷市场。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所见蚕茧均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刹，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令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这与当地虔诚信佛教有关。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故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元旦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每厘米7～8圈，纬线较松，平均每厘米6圈。经密每厘米25根，纬密每厘米35根。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为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进行加捻，才能织造。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线也捻得很紧，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则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托库孜沙来晚唐房屋遗址中出土滴珠鹿纹锦，经纬线也均为“Z”捻，纬线每厘米2圈。经密每厘米26根，纬密每厘米32根。为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棉。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此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说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上的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龟兹锦长期畅销不衰，在国内外市场上饮享盛誉。
龟兹地区植棉比中原早得多，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在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中曾出土很多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线，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每厘米5～6圈，纬线为每厘米5圈。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系轻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每厘米5圈，纬线每厘米4圈，经捻大于纬捻。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译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均以“Z”向加捻，平均每厘米7圈。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大于纬捻。这与前面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继承了原有毛纺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制陶业新石器时代，龟兹已能制陶，并制成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汉代，龟兹陶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在龟兹辖境的轮台、焉耆、库车、拜城等地的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片和陶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属于日常生活器具的有罐、壶、碗、盆、杯、瓶；贮藏食物的巨型陶器有缸、瓮；文化用品有砚；冶炼工具有瓴；照明用具有灯；炊具有甑；造型艺术品有佛像等。这些陶器大部采用慢轮制作，某些部分经过一定的手工修制。也有些是用泥盘筑法手制而成。陶胎一般都夹有少量的细沙。烧炼火候较高。色调不单一。陶器表面施染的颜色有白色、土黄色、紫色、黑色。同时绘制各种简单的花纹，如三角纹、环圈纹、水波纹、凸起弦纹、绳纹联环纹。有些陶器具有内地陶器风格。
考古学家黄文弼1958年于库车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发掘中，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出土“彩陶片，粗沙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黄文弼在龟兹王城内发掘出33个大型陶缸，根据其排列，可分为三组。第一组7个陶缸，均为夹沙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其中有一缸高85厘米，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壁厚15厘米，具有40只耳朵，其余各缸高、厚大致相同，唯无如此多的耳朵。第二组18个大缸，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一般口径50厘米，底径45厘米，高1.5米，胎厚20厘米，其中除高、底径、胎厚、质色均相同外，口径则在20～75厘米不等。第三组8个大缸，形成与第二组大致相同，口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烧焙大缸，有专业制陶工匠，即佉卢文书中的“陶工”。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在龟兹王都附近的买里买契特（高大寺）发现1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陶管为红陶细质，残存下部，尚高40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粗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一圈捏压指头印，为公元4～5世纪产物。
四、酿造业
龟兹盛产各种瓜果，以果物酿酒，尤以葡萄酒为著。《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汉晋时期西域城廓诸国的社会生活》云：“龟兹国生产的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每家都备有很大的缸将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以备再用”。《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载：“龟兹国人因生产葡萄酒过量，家家都习惯用很大的缸将葡萄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距库车（城）东约3千米的哈拉墩遗址内，发现距地表20厘米以下的8个大缸..是当时龟兹国人储存的盛器。公元384年，前秦将领吕光攻下龟兹后，大军入城，由于情况不明，许多士兵纷纷坠入老百姓的储酒缸内。《通志卷一百九十载记五》载：“（吕）光入其（龟兹）城，大饷将士..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记之。胡人（龟兹族）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五、造纸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早在汉代就有用麻或树皮造纸的文字记载。随着东西方贸易内容的扩大，纸张也渐传入西域，接踵而至的则是造纸术的西传。据粗略估计，20世纪90年代在新疆境内发现古纸共计26种，其中晋代6种，南北朝1种，隋代2种，唐代17种，这些纸多数发现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一带，龟兹只发现4片古纸：残字纸片，一片为米黄色，粗黄帘纹，纤维交织不匀，纤维束多，纸质粗糙。另一片为粗横帘纹，纤维束多，纤维交织不匀，纸质不佳；佛经残片，黄色，粗横帘纹，小块残片，双面书写；妙法莲华经，浅米黄色，厚纸，帘纹不显，纤维分散较细，背面写回纥文。均用麻类为造纸原料，属唐代618～907年间。
《大唐西域记》等古籍记载，龟兹等地盛产桑麻，不仅为了养蚕和麻纺织，而且也用来造纸。和中原一样，龟兹等西域人民制作纸张，也经历了沤烂、舂捣、刀切、碱液蒸煮等步骤。古龟兹纸按其类型可分为布纹纸和帘纹纸两类。布纹纸制作过程为：用马尾、丝、麻等材料的细线编织成罗网，以成纸模，四周以木质框架绷紧、固定，要求罗网必须细密均匀；然后将已打好浆的纸浆浇注到纸模上，或将纸模投入纸浆中再轻轻捞出；表面抹平，取出晒干或凉干，最后从纸模中取下，布纹纸做成。帘纹纸制作过程为：用细竹条或其他材料的细条，以丝线、马尾等编成帘子作为纸模，同时将其附于木制床上，帘与床可随时分合，构成活动纸模；将帘与床合在一起，绷紧帘子两头的边板或边条，将其浸入纸浆中，成模后，迅速将帘、床及附于帘床之上的纸桨迅速提出，倒扣在已经摆好的桌案上，帘纹纸做成。这种帘纹造模纸，一模能在一单元内出千万张纸张，效率较高。帘纹纸张在龟兹境内的广泛应用，反映了汉唐时期龟兹与中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六、建筑业
人类之初就有建筑业。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建筑业日趋复杂，逐渐有了神殿、庙宇、居处、楼台、庭院、城池、道路等建筑。
古代龟兹族牧民住毡房，农民住地窝子。在天山游牧的部分牧民住以羊毛为毡及木架做成的毡房，秦汉时常和乌孙人、匈奴人杂处游牧。诚如细君公主《黄鹄歌》中所说的“穹庐为室毡为墙”，现今库车县北部天山游牧的维吾尔人仍住着这种毡房。龟兹农民的原始地窝子，史料无明确记载，只在考古发掘中提供了证据。今轮台西北18千米群巴克古幕群，构筑形式为“圆角形式或长圆形半地穴式，有短墓道，墓室中心立一木柱，周围又有一圈木柱，木柱上棚架盖头，盖木上再用草覆盖”（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这种草葬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570±70年，若以树轮校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955～68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群巴克的墓葬形式为当时龟兹地区的居民建筑形式。因为古代人信迷信，认为人死后仍会像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仿照生前住房形式造所墓，以供死者享用。这种地窝子式的建筑，至今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偏僻农村中仍可见到这种形式的住房。
龟兹地区城市建筑发达。考古发掘证明，龟兹王都即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载：“秦主符坚遣将吕光伐西域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可见其城市规模的宏伟与气势。
龟兹古城 今库车县城内。保存有东南北三面，略呈方形，北城墙长约2075米，墙垣夯筑，厚8～16米，残高3.8米；东城墙长1608米，厚15米，残高7.6米，墙垣每隔40米有一马面，长宽各4.8米，城墙为黄褐色土夯筑，夯层高20～30厘米。南城墙长1809米，厚2.8米，残高3.5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5厘米。西城墙已经湮没。
顷希阿尔古城 位于库车县东南约60千米戈壁上，原有城墙早已风化，只存城中心一大台基，台基残高约10米，东西长32米，南北宽约60米。系唐代军营遗址。
苏巴什古城 龟兹境内相当古老的废城之一，位于库车县西北偏东23千米处，古城跨河而居。城内现存几座高塔，塔基系夯土，为佛教建筑。建筑残存较多，为庙宇、屋宇、会议厅等。墙基、墙壁均系夯土制成。
克塔依城古城 位于库车县城东南80千米戈壁上，由一方城址及西部的三个附带建筑物组成，系唐代重要屯戍之城。残存方城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150米；残存墙垣高7～8米，顶宽1米，底宽10米。每隔30米有一马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离地面2米处有一层树梢枝，20厘米厚，其土有土坯7层；又一层树梢枝及7层土坯；又一次树梢枝，最上层为土坯，约40余层到顶。每块土坯厚10厘米。
艾格买里央塔克协海尔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北21.7千米，英买里乡境内。现有内城残缺城垣，周长530米，宽6米，高约3米。据黄文弼教授考察，原“外城3410米，内城530米，两城中间有中城，城内有土丘起伏”。推断为《魏书》中的“塔佛寺千所”的遗址。
通古斯巴什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偏北，直距34.5千米。城呈正方形，城垣有规则的炮墩及城垛，南北两门旁各有对称的城垛，疑为箭楼之遗址，城墙夯土基，土块砌成。宽约3～4米，因风剥蚀如今城垣平均高3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现今仍高6米以上。城每边长220米，占地约4公顷。城北门外之东部30米处有一土阜，占地2亩以上，为当时房舍之一。
玉奇喀特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8千米处，系汉代遗址。古城东西长145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116公顷。1928年，黄文弼教授《考古记》载：城三重，城基尚存，高约1米，当地人称玉什喀提（三道城）。分为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内城土阜起伏，隆洼不平，洼者浸为不地，本地人传说为衙门。由内城至外城相隔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周长约624米，城中有土阜数处。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城为红土坯筑成，规模宏大。
托帕协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部15千米处。古城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90米，总面积约3.8公顷。残墙高6米，厚150厘米，用土坯筑成，有6个城门。属唐代遗址。
通古孜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44千米处。该城保存较完好，四面城墙巍然独存，城四隅尚有突出城垛，墙外尚存城垛24个，城墙高约9米，周约825米，用土坯砌成。南北开门，门宽约1.3米。在北门楼东，有古房遗址数处。系唐代遗址。
兰合曼古城 位于新和县玉什喀特乡政府驻地西南约25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55米，南北宽50米。城墙用黄土坯筑成，土坯长40厘米，宽23厘米，厚15厘米。城墙宽约2.5米，高5～7米，城廓基本完好，部分地段已坍塌。
布特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50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5米，残墙高约3～12米不等。城门在北墙正中，城墙下部为夯土，上部为黄土坯，土坯长35厘米，厚5～8厘米，宽25厘米。属汉代遗址。
且热克古城 位于新和县渭干乡政府西南，面积44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墙高3.2米，西墙长22米，北墙长20米，东、西墙已部分坍塌，南北墙仅存底部，厚4米，高1米。城墙系夯筑，城内散布有夹沙陶片。古城西北角有一突出城体的垛墙，长约2.9米。时代属唐。
阿克提坎古城 位于新和县塔什力克乡苏瓦什提村，面积378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东墙长66米，西墙长61米，北墙长58米，墙高5米，墙基厚约10米。城门南开，门宽10米。古城四角有垛墙，长约8米。地表为黑色，上浮白色城粉。时代属唐。
乌堂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俄堂村东北约2千米处。城堡平面呈方形，南面和西面墙垣以断望为险的天然屏障，东面和北面构筑墙垣，形制似瓮城式双层墙垣。东面墙垣保存较好，长约83米，最高4米，宽约2.5米，其适中处有向外突出的“马面”建筑，长约4米，宽约2.5米，高约4米。北面墙垣长约68米，中部置城门，城门连接着高台建筑，高台长约15米，宽约13米，高约5米。墙垣和墩台建筑均为土坯夹夯层，即一层土坯和一层夯土，土坯厚约8～10厘米，宽20～22厘米，长30～35厘米，夯层内含小砾石，厚15～20厘米。建筑时代为唐代。
克孜尔吐尔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河西岸。古城作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90米。城垣为夯筑，夯土层中夹有柴草层，高约1～2米，现仅存南、北、西三面墙。城东北角处有一高台，南北长6米，东西宽4米，高约2.5米。高台底部为卵石沙砾石，中部为夯层，顶部为黄土坯砌筑，土坯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约8厘米。为汉唐遗址。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研究，并将其与中亚、中原同时代诸古城遗址作比较，龟兹人所建城市特色是：一是以土夯筑。龟兹城垣的建筑材料多系黄胶土，系夯筑而成，即以“干打垒”方式建造，这与中原大多数古城城墙的建造方式相似。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已流行这种技术。此法是用稍潮湿的土杂以草、草枝、树枝，以夹板式的方法堆垒，然后分10厘米不等的层次将其夯实。龟兹的房屋台基、屋宇墙壁也都用“干打垒”方法筑造。说明龟兹地区建筑技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二是采取三重的建筑形式。龟兹汉唐时期的古城大体分为三种规格，即一重城，二重城，三重城。一重城较小，城墙薄且矮；二重城较大，城墙稍厚稍高；三重城一般较大，城墙最厚也最高。三重城分为宫城（王城）、内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居北，内城居中，外城主体部分居南；二重城一般是内城居北，外城居南；一重城是政治、宗教中心。汉唐时期的龟兹建筑在规格、布局上与中原相近。三是在许多古城中，均发现了周长有约100米左右的夯土大台基，系贵族、富贵修建屋宇的台基。汉唐中原地区的贵族，为表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人，在修屋宇之前先筑一个台基，然后在台基上修建屋宇。龟兹古城废墟上的台基（土墩、土拉）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反映。四是汉唐时期龟兹境内的屯田军甚多，所筑屯田军城，在渭干河东西及塔里木河北岸、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流域及阿克苏河一带，都有不少屯田军建筑的城，却不是三重城，而是周围只有防御设施——城墙，城墙上没有马面、箭垛而无瓮城。城墙本身由夯土筑建，剖面呈梯形，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除城池外，龟兹的建筑业还有寺院建造、千佛洞凿挖、桥梁建筑等。
第五节 商业与货币
一、丝绸通道
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对沟通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曾发挥了重大作用。史学界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一般以西安为起点，敦煌以东为东段；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天山南北为中段；帕米尔以西至地中海沿岸及阿拉伯各国为西段。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因有天山和塔里木盆地隔隔，形成沿天山南北和塔里木南北缘，自东向西的北、中、南三条主干线，其形成时间，以北道最早，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中道次之，约在西汉初期；南道最晚，约在西汉中期以后。
（一）汉代通道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使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后汉书·西域传》载：呈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时，因北匈奴占据河西一带，伊吾（哈密）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丝路北道受阻，所以《汉书·西域传》只记经过龟兹境内的中道和经过楼兰境内的南道。
中道，即汉时的北道。《汉书·西域记》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苑、康居、奄蔡焉。”具体走向是：由玉门关（敦煌西北）经楼兰之北，至伊吾转西而行，经胡狐（今吐鲁番西北白杨河等地），至车师前王庭、循危湏（今库尔勒与乌什塔拉之间）、焉耆、龟兹、姑墨、温宿、尉头至疏勒，此乃所谓傍北山波河行。两汉时因伊吾一带经常受阻，东来西往的使商常取另一路，沿天山南麓尉犁、龟兹一道西去中亚。《魏略·西戎传》载：“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并，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这条路线的走向是：从玉门关西行至楼兰，沿孔雀河至尉犁，经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至喀什，然后向西或西北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
（二）唐代通道
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代，通西域的丝路主干线基本走向一致。唐代随着疆域的扩大，商贸往来频繁，路线逐渐增多，初步形成网络。唐代西域统治中心在庭州和安西，故以庭州和安西为中心，形成许多线路。据《唐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经龟兹境内通道主要有如下。
安西道 安西至中亚浩罕，全长800千米。自安西西渡白马河（今库车西30千米处为渡口），经俱毗罗城（今赛里木）、阿悉言城（今拜城）、拨换城（今阿克苏），过葫芦河（今托什干河）至大石城（今乌什），转西北越拨达岭（今乌什别迭里山口），到汉代乌什治所赤谷城（今昭苏一带），再向西至热海（今伊塞克湖），经碎叶（今托克马克）抵怛罗斯（今浩罕一带）。唐玄奘去印度曾走此路，在他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载。
凌山道 又称冰川道，从南疆温宿城至佳木50千米，佳木至盐山口40千米，盐山口至可力峡50千米，中隔石山一座，不甚高峻，有大河一道。可力峡至图巴拉特30千米，其间有横流水3道，半山斜险，石路10千米，余均平路。图巴拉特至玛斯图托海20千米，均乱石险途。玛斯图托海至塔木哈什40千米，途中乱石水沟甚多。塔木哈塔什至黄草湖驿90千米，其中冰路50千米。黄草湖驿至阿仁墩30千米，有树林，路势稍斜。阿仁墩至夏台30千米，从此入特克斯平原。清代景廉描述其行程：“有时宛转叶崖颠，二分垂外足能旋。有时盘行入涧底，四周镜壁其山烟。有时欲进不得进，坚冰忽折成深渊。”这种百态千姿的奇景，是商贸旅行的绝妙路线。西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率随从300人，携带大量币帛和近万头牛羊去乌孙国，曾走此路。西汉建昭三年（前36）西域副都护陈汤，率军万余人去中亚追击匈奴时，也走过这里。这是一条战略要道和商道。
吐蕃道 古代西域至吐蕃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从丝路南道或中道，经葱岭至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通向吐蕃；二是由丝路南道上的于阗南逾昆仑山，经胡弩镇（今于田南300千米）进入藏北高原。唐代于阗是安西四镇之一，设毗沙都督府。此路自拨换城向南，东渡赤河（今塔里木河），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465千米，到于阗镇，与前道接。该路穿行沙海，沿途荒凉无人烟。
银山道 高昌至焉耆的山道。途中有银矿，故称银山道。自高昌向西南，经南平、安昌等守捉，至托克逊，向西南进入山谷抵银山碛（库米什），又经焉耆的吕光、盘石、张三城守捉至焉耆，全程262.5千米。
二、商贸
龟兹地区居丝绸之路要冲，使者、商人、士卒、僧侣，往来频繁，其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亚，促进了商业大发展。
公元前1世纪前龟兹未正式归于中国版图前，以丝绸为代表的货物已源源不断通过龟兹至中亚、西亚。龟兹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后，随着龟兹与中原之间的友好亲密关系，不仅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班超统一西域，将西域都护府迁居龟兹后，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汉书·西域传》盛赞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中原虽处于封建割据之下，龟兹境却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丝绸要道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吕光征服龟兹，另立龟兹王白纯之弟白震为王后，龟兹与中原的割据政权，如北魏、后凉、北凉、西魏、北周、萧梁等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永和五年（436）北魏派董琬等出使西域后，龟兹等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有时龟兹王甚至一年之内，两次派使者朝献于魏。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年（495）由平城迁都洛阳后，为了更好地接待西域的官使商旅，特在洛水南岸辟地设崦嵫馆，专供西域官使商旅居住。《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左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成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可见西域商品云集中原的繁荣盛况。龟兹为当时西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自有许多官使商旅停憩于此。隋唐时期，丝绸道上的龟兹商业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炀帝专设西戎校尉以接待西域各国使者，龟兹王即遣使奉献方物。后来杨广出征吐谷浑而至张掖时，龟兹王白苏尼咥与中原间的商业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置龟兹后，丝绸道上的龟兹境内商贸更为繁荣。在巴楚托库孜沙来唐代遗址中出土的一整匹唐绢，是由唐朝运往龟兹的商品。
（一）贡赐
汉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绛宾及夫人朝见汉帝，赐给印绶、车绮、旗、鼓、歌吹手数十人及绮、绣、缯等奇珍物品。
魏黄初元年（220）焉耆、于阗各派使臣向文帝献大珠。
晋咸和五年（330），龟兹等西域各国献石棉布、封牛（野牛）、孔雀、大象及其他珍异物品200多件到前凉，都城姑臧（武威）。前凉王张骏派长安史马洗带贡品去后越。高昌、龟兹等国也随同向后赵进贡。
晋太元六年（381）龟兹使者到后凉都城姑臧，向后凉王进贡奇珍宝物及汗血马。
北魏太和二年（478），龟兹向魏进贡名驼70头及其他珍宝。
唐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臣进贡马匹。
（二）互市
政令 汉武帝鼓励互市。由大鸿胪管理龟兹等西域商人在中原互市，并设有译员。商道沿途有食宿供应。龟兹等西域商人以玉石、皮毛、牲畜、土产交换丝麻织物。铜镜、陶器、药品、生产工具；魏明帝令敦煌太守仓兹监理商道。龟兹等西域商人去洛阳，发给过所凭证，派人护送，在敦煌由官府监理公平交易；北魏在洛阳设崦嵫馆供龟兹等西域商人交易、停息；隋炀帝令裴矩掌管张掖互市，特设西域校尉专员监理。又令薛世雄修筑伊吾城，与裴矩共同经营，保护商人往来。龟兹等西域商人到洛阳，由典蕃署管理，四方馆接待，入都市交易；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西域商道，设有驿传、车马、旅店供应商旅。天宝年间，交河郡丝绸交易价，大练一匹，上等470文钱，次等460文钱，下等450文钱。
商品交换 汉朝使者到龟兹等西域诸国，有内地商人随行携带丝绸及其他商品交换，一年五六批或十几批，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几百人从龟兹等诸国带回名产去内地。龟兹等西域商人进入内地交换商品，汉朝设有仓库，贮存丝绸，交换食品、牲畜、日用品。汉朝输出到龟兹诸国的丝绸有锦、绣、纱、〓、缎、绢、绨、绮、杂缯等。文字锦有万事如意、登高、大益寿、延年益寿、宜子孙纹样。丝绸有平纹、斜纹、平纹重组织、经斜文、斜文重组织各种织法。刺绣品有单色细绢绣、锦上添花；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于阗、乌孙等与魏、晋、北魏、北凉、南朝、隋贸易。洛阳、凉州为龟兹等西域商人交易市场。远销龟兹诸国丝绸制品有以褐红、白、黑、蓝、黄、金黄、绿等八色丝线编织履，用五色丝织方格兽纹锦，有纬线起花锦，织品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薄，牢度高；汉至隋时，除内地丝绸外还有漆器、玉器、铁器、兵器、铜器、金银器、铜镜、纤维纸、药物、刺绣、樟脑、服饰、伞、扇输入西域。龟兹等西域诸国的马、棉布、毛制品、玉石、牛、羊、驼、犬、亚麻、豆、核桃、石榴、瓜、葡萄、葱、蒜、火浣布、波斯锦、笛、鼓、五弦、笙、箫、皮毛等输入内地。龟兹、楼兰、于阗、莎车、车师、疏勒为商品交流重要市场。龟兹、于阗、疏勒、鄯善、车师、焉耆、乌孙每年有商队赴中原贸易；唐至金时，内地造纸、印刷、火药制造技术，丝绸、麻布、茶叶、瓷器、金属制品、日用品、生产资料大量输入龟兹等西域诸国。龟兹等西域诸国植棉、酿葡萄酒、制造五色玻璃技术传入内地，除传统商品外，镔铁器、刀剑、琥珀、梧桐泪、矽沙、雄黄、玉器、白褐、西棉、胡锦、花蕊布、宿绫、细毛织品、打球马、独峰驼、大尾羊、牦牛尾、乐器、皮毛不断输入内地。
（三）商道
西汉对西域主要商道统一管制，保护商品转运。汉朝时，天山南麓绿洲带有龟兹、疏勒、焉耆、温宿、尉犁、尉头和车师各政权与汉朝贸易往来，《汉书》称为北道。
西汉太初四年（前101），汉朝保护商道，称北道为要害之路。帕米尔高原以西商队多经北道赴内地贸易。三国时称汉朝北道为中道。商人经龟兹、焉耆、高昌至玉门关入内地贸易，称为新道。唐朝，各地以马、玉料、矽沙、胡、棉布、羊、驼、宿绫、铁器与内地贸易。
三、货币
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之地。龟兹地区各族人民在这里生活、劳动，吸引着中西方文明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龟兹文化。龟兹古代钱币正是上述几种文明交流、融会的产物，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随着龟兹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势力促进货币流通。龟兹境内遗留的丰富钱币资料，就是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明。近代考古发掘的钱币主要有两类。
汉唐时期内地铸造的钱币在龟兹所辖境内出土。在轮台县城西20千米的拉苏古城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在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唐王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特别是在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龟兹王所在地出土的钱币最多，在今库车县城东南约110千米的大黑沁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钱；库车县北约23千米的苏巴什古城出土“东汉五铢、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以上这些为内地汉铸铜钱经考古学家测定。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厘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上下左右联续。《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汉书·食货志》称：“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币..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币二品并行。”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唐代开元通宝 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钱 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钱 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钱 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
上述已出土的中原所铸钱币在龟兹境内流通，龟兹境内都有遗存。
自汉至唐的1000多年时间内，龟兹经济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影响下，由于政治上相对稳定，龟兹经济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为适应境内外贸易的发展，龟兹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龟兹地方铸币分为龟兹无文小铜钱、五铢铜钱和龟兹文铜钱三大类，铸造和流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其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亦显示出是同祖国内地铸币渊源关系。
（一）无文小铜钱
小钱，即特别轻小的钱，甚至小到直径只有0.8厘米左右，有鹅银钱、榆英钱、菜子钱、延环钱等名称。龟兹无文小铜钱主要出土于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墓地，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唐王城、硝里汗那古城。另外，在库车县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托克拉克埃肯、索喀库勒，拜城县克孜尔，轮台县阔那协海尔、拉伊苏，温宿县喀依古，柯坪县阿克协海尔，巴楚县穷梯木、科西梯木等古城、烽燧、石窟寺等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采集品。同类小铜钱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田县哈拉墩、策勒县达玛沟，民丰县安迪尔、尼雅，以及楼兰遗址也有发现。出土数量尤以库车为最多。在库车、拜城、巴楚出土小铜钱的遗址中同样伴有钱范出土。
龟兹无文小铜钱铸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其形制和铸造工艺的模式来自中原地区。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廊、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半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半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半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半径0.5～0.6厘米，肉存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半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二）五朱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非铢）铭文，主要发现于巴楚县、库车县和轮台县等遗址。库车县苏巴什、唐王城、哈拉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均有出土。在巴楚县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
这类五朱铜钱，因其钱文甚浅，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也易使人误认为它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女钱。五朱文铜钱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钱文此时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 径2.1～2.2厘米，半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 径1.9～2厘米，半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 径1.7～1.8厘米，半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 径1.4～1.5厘米，半径0.8厘米，肉存0.1厘米。
（三）龟兹文铜钱
这类型铜钱，学术界多称之“汉龟二体钱”或“龟兹五铢”。张平《再论龟兹的地方铸币》认为，随着钱币材料的不断丰富，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方铸币，应以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和民族特色为主来命名较为合适，因此称之为“龟兹文铜钱”。龟兹文铜钱铸行于隋至唐初，以红陶为主，也有黄铜制的，圆形无孔，汉文和龟兹文合壁，已发现一万多枚。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 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 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 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龟兹有大面积的绿洲和山区，绿洲以农业为主，山区以牧业为主。汉代，龟兹农业区以奴隶制为主的土地所有制，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龟兹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受汉唐政府土地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又有龟兹政治制度下形成的龟兹封建土地制度。
有史所载的龟兹均以龟兹王治“国”，其辖境内实行以龟兹田为主的王田所有制，或称土地所有制。国王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以份地的形式分给使用土地的农民。王公贵族只拥有珠宝、珍玩、丝绸和金银等财富，不拥有土地。从公元3世纪起在龟兹地区先后修建的许多佛教寺院也没有寺院所属土地和寺院所属经济。
龟兹推行的这种土地所有制，不仅保证了龟兹王族的长期统治权，同时制约了龟兹的赋税制度（只有一种税收）。按规定，耕种土地的农民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实物作为“租税”；没有使用土地的人则按规定交纳收入一定比例的货币作为“租税”。《大唐西域记》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所以在隋唐时期龟兹社会通行的货币相当多，这与它的土地制度及丝绸道上繁忙的商贸往来分不开。
由于龟兹商贸兴旺发达，除农、牧业外，园艺、棉麻等经济作物应运而生，并相当发达，因而产生土地私有制，或者少数拥有果园菜地的出租权力。在吐鲁番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属于唐代的龟兹地区文书，文书大意如下：有一个名叫阿梁的人因租地管理问题与他人产生纠纷，他上书政府要求评判。他申诉说，他最初居住在龟兹，并拥有一个葡萄园。在上一年的春天，因家里没有劳动力，他便将这个葡萄园租给了一个当地名叫卜安宝的人佃种。根据租约合同，在寒冷季节到来之前，佃租人卜安宝应按一定程序将园中所有葡萄树用土掩埋，以免把树冻死。但租佃人卜安宝违背契约，至时不覆盖，现天气已渐渐变冷，树有冻死的可能，该谁掩埋？因掩埋不及时而冻死的树该谁负责？如何处理？请政府做主（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这份报告后来如何处理不得而知，但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当时在龟兹境内，在瓜园、菜园、果园的土地方面存在着私有制，事主拥有出让权、出租权、优先使用权。
第二节 农牧业
一、农业
龟兹北枕白雪皑皑的天山，南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气候温和，光照丰富。渭干河、库车河纵贯全境，奔腾不息的塔里木河像巨龙横贯南境。长期的灌溉耕种，各类土壤不断得到发展和改善，龟兹依此发展本地的农业。黄文弼教授在今库车城郊古代龟兹城所在地哈拉墩遗址出土了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石器、骨器、陶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属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工具有石镰、石铲、研磨器，证明龟兹绿洲原始社会时期就已有农业存在。所见陶器种类杯、盘、碗、罐也以饮器为多，与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属于龟兹文化圈内，位于龟兹东境的群巴克墓群中出土了距今2500～3000年间的石磨盘和麦草、麦草中央夹杂有麦穗和麦粒，系小麦，麦穗最大者残长3厘米，麦粒长0.6厘米，与现在的麦穗基本一样；还发现有谷糠类食物（《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另外与龟兹东部辖境邻近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的墓葬中出土了小麦，据碳十四测定距今有3700～4000年上下。因而根据发掘资料论定，龟兹一带的农业生产距今已有“4000年左右”（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龟兹农业继续发展。汉朝在西域屯田前，龟兹已浚挖沟渠，实行灌溉农业，农耕工具仍以石质及木质工具为多。公元1世纪前，龟兹境内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在汉屯田军的影响下，龟兹民间推广了牛耕技术。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论语·雍也篇》记有“犁牛之子〓且角”。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表明当时牛耕已经兴起。到汉初，贾谊的《新书·春秋篇》云：“夫百姓熙牛而耕，曝背而耘。”但在边疆地区，牛耕尚未推广，各地仍用木耜翻土。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175号窟西晋壁画中，有一幅二牛抬杠的牛耕图，从图中宽大的铁铧来看，与各地发现的汉代铁铧相似，画中一人赶二牛，他一手扶犁把，一手扬鞭棍，二牛并排抬一杠，拉着犁辕奋力前行；中下方的犁铧呈三角形，宽大尖刃；铧后的犁头呈长条形，犁尾与上翘的犁把相接。这幅牛耕图，和嘉峪关的汉墓壁画中的牛耕图相同，和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二牛抬杠的牛耕图相似，和山西平陆县枣园村西汉墓中发现的二牛抬杠壁画相近。这些从实物上证明西汉时，确实包括龟兹在内的边境各地大力推行过牛耕技术。西汉传入的这种二牛抬杠式犁耕法，在新疆一直沿用了2000余年。
《汉书·西域传》载：桑弘羊在其发展新疆屯田的建议中说，“故轮台以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灌田四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乌垒“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温宿“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同”。《魏书·西域传》载：焉耆“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稍温为异”；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隋书·西域传》载：龟兹“耕田畜牧为主..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新唐书》载：龟兹“土宜麻、麦、秔稻、蒲陶”；屈支“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奈桃、杏”；焉耆“土宜黍，蒲陶”。
从上述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史籍记载中，看出龟兹农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粮食作物，主要有粟、麦、稻、糜、菽、大麦、高粱；二是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大麻、胡麻；三是园艺作物，主要有葡萄、石榴、梨、奈、桃、杏、桑、黄瓜、大蒜、葱等，而以葡萄最著。
粟 又名黄米，俗称谷子，去壳后叫小米，粒小、实圆、色黄。按子粒粘性分为糯粟和粳粟，营养价值高。禾本科，喜温暖，耐干旱，生长季节短，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且耐储藏，向为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五代以前，粟一直是我国产量最多的农作物，古称“五谷之长”。龟兹比华北地区更为干旱，早为人民种植，成为龟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考古人员已在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了距今3000年左右的小米饼，可知屯田军未入西域前，龟兹人民已经种植粟。
麦 新疆是我国最早栽培小麦的地方。早在4000年前，天山南北的绿洲地区已开始栽培小麦。在龟兹邻近的罗布泊，发现的罗布泊晋木简中，详细记载了楼兰屯田军种植小麦等作物情况。一木简正文是：“将张金部，见兵廿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下〓（糜）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吾卅七亩，已截廿九亩。禾（粟）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同简背文是“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锄五十亩，溉五十亩”。这些说明，汉晋时期，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地屯田军都种植了小麦、大麦等作物。《北史·高昌传》载：龟兹邻近的“高昌谷麦一岁再熟”。已知利用光热条件进行两熟生产。唐代，小麦生产仍主要分布在今东疆和南疆的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疏勒、莎车、和田一带，不仅平原地区广泛栽培，高海拔寒冷地区也有小麦生产。《大唐西域记》载，阿耆尼国（今焉耆）种植宿麦（冬麦）。这一时期出土文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小麦租税、借贷的文契，租契中有的租额每亩高达小麦二斛二斗，可见当时生产水平已不低。
稻 俗称稻子，原产地在我国南方。考古工作者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河姆渡遗址中已发现了稻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稻子实物。在殷墟卜辞中已发现“稻”字，说明在殷商时期中原已输入稻。据《汉书》记载，龟兹地区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叶已种稻。北朝，龟兹等地也较广泛地种植水稻。《魏书》中的《焉耆传》、《龟兹传》、《北史·西域传》中的焉耆、龟兹和疏勒，都记有焉耆、龟兹和疏勒种植水稻。《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龟兹“物产与焉耆同”“土多稻、粟、麻、麦”。西辽时期，阿克苏的大米开始扬名四方。唐初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屈支、姑墨，见有水稻种植，他在《大唐西域记》载：“屈支宜糜、麦，有粳稻。”至今阿克苏仍享有“南疆稻乡”之美誉，想必与龟兹种稻历史悠久有关。
糜子 黍的一个变种，籽实不黏者为糜子。又名黄米，俗称小米，粒小、实圆、色黄。生长期短，耐抗干旱。在楼兰古城、尼雅遗址、晋唐时期吐鲁番古墓中都发现有不少糜类籽实。在楼兰古城的建筑物上迄今仍可见到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搀杂着大量麦秸、糜杆的碎节和粒壳。同时，在城内距佛塔东侧约32米处一堆散乱木柴下，发现了深达70厘米深的糜子堆积层，一粒一粒的糜子至今还是黄灿灿的（侯灿《楼兰遗迹考察简报》）。龟兹与毗邻的楼兰古城气候土壤等情况大致相同，因而糜子也是龟兹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龟兹种糜子，当与西汉渠犁屯田有关。当时中原的汉族士兵为抗匈奴，疏通丝道，在现今轮台境内屯田，种了许多粮食，其中有糜子。龟兹人民由此得到良种和耕作技术，大量种植糜子。黄文弼《1957年至1958年在新疆考古调查附记》中载：焉耆“萨尔墩旧城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一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黄米”。
菽 《魏书》、《周书》、《北史》、《隋书》在高昌、焉耆、龟兹传中把豆类作物统称作菽。从公元4世纪至19世纪，豆类作物依次有黑豆（赤豆）、蚕豆、豌豆、扁豆、大豆（黄豆）、绿豆等六种（指食豆作物，作蔬菜带夹食用者未计）。新疆古代种植的豆类作物有黑豆和蚕豆，其实物最早见于16国到盛唐时期龟兹邻近的吐鲁番阿斯塔那305号古墓（384年）和301号古墓（643年）出土的黑豆（《新疆通志·农业志》）。黑豆椭圆或长圆形，粒小，表皮黑色，为赤豆之一种。蚕豆椭圆，扁平，粒小。由于生长期短，抗旱力强，颇适宜于龟兹地区气候，为古代龟兹人民普遍种植的农作物。
大麦 俗称青稞，西域栽培历史悠久。在距今2960～3200年的哈密古墓葬群考古发现，有麦子、小米、小米饼、青稞穗壳。两汉魏晋时期，鄯善、伊吾、高昌、疏勒、尼雅、焉耆、龟兹等地均种植糜子、谷子、青稞等农作物。
高粱 高粱是新疆较古老的一种农作物。考古证实，至迟2000年前在楼兰、焉耆已种植高粱。“高粱秸高四五尺，穗小于内地，吐穗即弯而下垂，粒白味涩而硬不堪食”，主要作为酿酒原料（《新疆回部志》）。高粱耐盐碱、耐瘠薄、耐干旱、适应性强。1957年9月～1958年8月，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焉耆萨尔墩旧城遗址、唐王城遗址。在上述二城属于汉唐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黄米（粟）、小麦、胡麻等，另外还发现了高粱。据《汉书》、《晋书》、《隋书》等记载，焉耆国物产完全同于龟兹，是知龟兹也产高粱。
棉花 棉花起源于南亚次大陆，是新疆种植较早的农作物之一。《梁书·诸夷传·高昌》（502～557）载：高昌“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里说的“白叠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棉布。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城郊东汉墓及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发现过棉布。在民丰县北大沙漠东汉合葬墓，北朝时期于阗屋于来克遗址，西魏—晚唐时期高昌阿斯塔那墓葬和巴楚托库孜沙来唐代遗址中，发掘出棉织品、絮棉灯捻、叠布、棉布租赋和借贷文书、棉布交付账目和棉花、棉籽等大量实物。除实物外，文字也载西域诸国植棉。《梁书·诸夷传》载：渴槃陀国“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这里说的“吉贝布”就是指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品。由这些史实证实，公元1～5世纪吐鲁番至南疆一带已，广泛植棉，龟兹人民已掌握种植棉花技术，并以棉花原料织布，以布为衣、裳、袍、裙、袜等。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辖区的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棉籽实物，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分析，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色黄等特点，系属非洲草棉种子（沙比提《从考古发掘材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和纺织》）。由于这种草棉耐旱、喜温、喜光，适宜于天山南路的气候特点，所以古代就被引种，唯其纤维短，产量低。
胡麻 古代西域普遍种植的油料作物之一。胡麻性喜冷温，生育期短；又有耐抗旱、耐瘠薄、耐盐碱的特性，较少受土壤条件的限制。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山间阿拉沟新石器时期古墓地（距今2200～2800年）出土了胡麻籽，形状卵圆而稍扁，暗褐色，表面有光泽。在汉唐间沙雅通古斯巴什旧城附近，唐代焉耆唐王城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发掘出遗存胡麻籽和记载胡麻的文书。可证在龟兹境内也同样普遍种植胡麻。
苜蓿 《史记》、《汉书》载，2100年前南疆已种植苜蓿。苜蓿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草料，用于喂畜，经济价值较高，深受民众欢迎。龟兹引进苜蓿，用于畜牧业、家庭饲养业，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后来这种技术被汉武帝得知，为抗击匈奴，培养军马品种，积极推广，广种苜蓿于离宫之旁，结果中原有了苜蓿。
葡萄、杏 《唐书》载：龟兹“土宜麻、麦、粳稻、薄陶（葡萄）”。《旧唐书》载：龟兹“饶有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这些记述说明龟兹葡萄种植业发达。这是因为龟兹境内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土壤肥沃，不仅适用于葡萄的种植，同时也适用于种植核桃和杏、梨、桃、奈、石榴等果树，《大唐西域记》即有龟兹“多梨奈桃杏”的记载。6月杏熟，巴扎街市，多排列着装满鲜杏的条筐。民间习惯于四五月间，煮黄米粥或做汤面时放入一些青杏，取其酸以调味；六七月间，则以鲜杏佐食，此后则喜食杏干，故农村广植杏树，遂使库车有杏乡之称。如今库车县的白杏已具一定规模，全县种植白杏6万多公顷，有40多个品种，170个样品，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白杏之乡”。
蚕桑 西域蚕桑生产历史悠久。在汉、晋时期的尼雅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蚕茧物。遗址区内，有大量枯死桑树。文献中关于桑树栽培，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距今已有1700年。而后《北史·西域传》载：高昌“气候温暖，阙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桑，多五谷”；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喀喇和卓古墓出土的高昌王朝《承平五年（444）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锦契》有“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承平八年（447）翟绍远买婢契》提到“交与丘慈锦三张”。《杂物账》记有“疏勒锦一匹与处论无垠”。说明公元400年前后，吐鲁番、龟兹及南疆地区已缫丝织绸。
二、畜牧业
从原始社会起，龟兹就重视畜牧业。在轮台群巴克古墓葬中发现主墓室与小孩墓之间有马牛头坑，还见“小铁刀与羊脊椎骨放在一起，还见有较多的小石锥”（《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古墓第一次发掘简史》）。这种小石锥是牧民随身携带，用以脱解拴系牲口的绳扣，现在牧区仍可见到这种情况。由此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龟兹绿洲农业区内畜牧业经济占有一定的地位。
魏晋时期，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晋书·四夷传》），畜牧业仍和农业一样继续发展。384年，吕光西征，攻降了龟兹，西域震动，20余国遣使来访，并献无数贡品。淝水一役前秦败北，中原政局不稳。吕光急忙起程东返。为了驮回军费和各地贡品，吕光很快在龟兹征集到数万头驼、马。《晋书·吕光载记》称：“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畜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即此其牧放规模可想而知。
除大量饲养和放牧骆驼、驴、马、牛等大畜外，龟兹为满足本地居民和商旅生活，还大量饲养羊、狗和鸡、鸭、鹅等家禽。在《魏书》、《北史》等史籍中，与在龟兹所属的八个洞窟群的壁画中，发现有孔雀、鸽子、鸳鸯、鹌鹑、兔子、鹅等诸种家禽、家畜的记载与图案。
第三节 屯田
一、汉代屯田
我国屯垦开始于秦朝，西域屯垦开始于西汉。从公元前108年开始，到公元前60年结束，汉政府经过4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历史任务。首先，统一西域迫切需要解决军粮。西域疆土辽阔，离长安或洛阳都在万里以上。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不仅路途遥远，特别是从河西走廊至西域，途中都要经过成千里荒无人烟的缺粮缺水的戈壁滩，军需供应十分困难。《汉书·吾丘寿王传》载：秦朝时为抗击匈奴，“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陲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负海之郡，转输北河（内蒙古河套北乌加河地区），率三十钟而在一石”（一钟为6.4石，30钟为192石）。就是说，秦对从山东黄河边运一石粮食到内蒙古河套，需要192石粮的费用。新疆距中原比河套距山东远一倍以上的路程，而且路途更艰险，运粮更困难，耗费更巨大。如果长期靠内地供给军粮，不仅政府财政难于负担，而且时常有断绝粮饷的危险。而西域各属国生产力低，国小粮少，绝对无法满足驻军的供应。汉朝统一西域，必然和匈奴长期争战，没有可靠的粮饷供给，战争必然失败。军粮问题成了关系汉朝统一西域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汉政府吸取过去历史教训，决定派军在西域屯田。其二，巩固统一必须屯田。匈奴自失西域后，时刻企图夺走西域；匈奴成为汉朝最强大的敌人。为了保卫西边边疆，汉政府被迫派兵屯戍。自此，从汉政府发动统一西域的战争后，西域屯垦事业就由点到线逐步发展起来。
由于汉朝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都在龟兹，因而汉唐时期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始终在所辖境内，即包括现在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轮台、库尔勒、焉耆、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乌什、柯坪、巴楚等县市。
（一）屯田地点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到公元8年西汉灭亡结束，前后经历113年，主要分布在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的5个地区12个地点。
1.轮台屯田
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轮台屯田。轮台位居西域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控制轮台直接威胁当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焉耆和龟兹。公元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途径轮台。轮台拒供军食，被攻城灭国，成为汉政府在西域最早的军事基地和屯田基地。汉军攻降大宛后，回军途中，部分留在轮台，开始垦荒种地。《史记·大宛列传》载：“仑头（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公元前89年，汉大臣桑弘羊给汉武帝上屯田轮台书，提出在这一地区屯田5000顷，建立自给自足军屯基地的宏伟计划。但由于当年李广利战败投降匈奴等原因，汉武帝丧失了原来的进取雄心，不但否定了桑弘羊屯田的计划，而且停办了在轮台的屯田。《汉书·西域传》云：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作仁圣之所悔哉”。
汉昭帝时，恢复了在轮台的屯田，并于公元前77年采纳了桑弘羊扩大轮台屯田的宏伟计划，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负责轮台和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汉书·西域传》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梨地皆相连也。”由于龟兹当时仍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根据地，所以匈奴嗾使龟兹贵族反对赖丹在轮台屯田，指说：“迫吾国而田，必为害。”（《汉书·西域传》）所以不久，由匈奴控制的龟兹王即派军杀死了赖丹，暂时挡住了轮台屯田区的向西发展。汉宣帝时，由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轮台屯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东面和渠犁、焉耆屯田区连成一片，西面扩大到龟兹东南，成为汉朝在西域最大的屯垦基地。轮台屯田最盛时“曾置校尉三人分护”，屯田士卒达3000多人。按当时每兵屯田20亩计算，屯田面积达6万多亩，成为汉朝在西域的粮仓。
现轮台县境内的卓果特沁古城和柯尔克沁古城，仍留有汉代屯垦的城堡、渠道、田埂等遗迹。考古还发现轮台东南的克孜尔河畔有一座汉代的土城，土城附近红泥滩上仍可见到古代屯垦的渠道和田道，考古学家认为此遗址系汉代轮台屯垦的废址。从现在还保存的这些遗迹来看，汉代轮台屯田的规模是宏大的。
2.渠犁屯田
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渠犁屯田。渠犁位于孔雀河以西，塔里木河以北，今库尔勒市及其以西轮台县野云沟一带，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和轮台相似。它和轮台好似两个卫士，分别守卫在西域都护府的东西两侧。《汉书·郑吉传》载：“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总序载：“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足见在轮台屯田的同时，也在渠犁屯田，并同置使者校尉。
公元前68年，汉宣帝鉴于汉匈之间争夺姑师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遂“遣使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汉语·郑吉传》）。屯田规模扩大，将田卒增为1500人。他们不仅进行屯田生产，为统一战争提供大量军粮，而且多次参加了统一西域的战争和重大军事活动，为统一西域做出了贡献。
3.焉耆屯田
焉耆道险易守，泉流交带，是屯田的理想之地。公元前51年，汉政府开始在焉耆屯田。《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随常惠在赤谷屯田时，曾与歙侯将吏士屯焉耆国。”辛庆忌从赤谷率汉军1000人到焉耆屯田。
4.龟兹屯田
公元前51年，西域都护在东面兴办焉耆屯田时，在西面兴办龟兹屯田。龟兹东邻轮台，西接姑墨，南靠精绝，北连乌孙，位居丝绸之路北道中枢，是古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龟兹向为匈奴贵族所控制，所以校尉赖丹屯田轮台时，匈奴必嗾使龟兹贵族杀害赖丹，并尽力阻止屯田军向龟兹发展。但在公元前71年遭到常惠率领的西域各国军的惩罚。西域都护府建立后，龟兹再也不敢阻挡汉政府扩大屯田，于是汉军1000人在龟兹东南部地区屯田。
为灌溉农田，屯田军在今沙雅县和新和县境内兴修很多灌溉渠道。1930年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载：在沙雅县有“长达200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这条“古渠位于（英业）古城之东，北”“维吾尔语称为黑大也拉克，即汉人渠”“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地名曲鲁巴哈，。由于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全长约200里。附近古城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大沁、于什格提皆附于渠旁”。“渠为红土所筑，宽约6米，至于什格提东面，分为三渠至草湖”。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派人再履其地，仍见沙雅汉人渠长200多米，宽达8米，深达3米。可见这里曾经是西汉大规模屯田地区。
5.姑墨屯田
公元前30年，汉政府开始在姑墨屯田。是年，乌孙发生内乱，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害。汉政府派段会宗出使乌孙，立拊离子日安为小昆弥，日贰逃往康居。《汉书·西域传·乌孙》载：“日贰亡，阻康居，汉徒已校屯姑墨，欲后便讨焉。”汉政府为防御日贰叛乱，决定把戊己校尉官分设2人，戊校留屯车师高昌，己校率军1000人屯田姑墨，准备讨伐乌孙反汉的分裂势力。由于屯田储备了充裕军粮，在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出兵进攻潜居康居的郅支单于时，一举攻下郅支城，消灭了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29年，乌孙小昆弥“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缯三百匹”（《汉书·两传·乌孙》）。这次胜利，显示了姑墨及龟兹境内其他屯田军在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边疆安定局面的重要作用。
（二）屯田生产
汉朝在西域龟兹境内屯垦，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
1.丰富了农作物种类
龟兹屯垦军民种植的农作物，有内地出产的，也有西域出产的，主要有小麦、大麦、高粱、粟、稷、黍等粮食作物，胡麻、胡豆、豌豆等经济作物，葡萄、核桃、石榴、梨、桃、杏、苹果、西瓜、甜瓜等瓜果类；胡萝卜、菠菜、黄瓜、莴苣、芹菜、芫菜等蔬菜作物。还有首蓿等饲料作物。其中种植最多的是小麦、粟、稷和葡萄。
2.屯牧有了很大发展
屯田西域，以农为主，兼营牧业。因为战争、耕田和交通运输都离不开马匹、骆驼和牛，当时经常和匈奴作战，马匹损失较多，需要大量战马，所以汉政府在西域屯田时，也必须屯牧养马。《汉书·食货志》载：汉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汉武帝时“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数万匹”；“武旁数伐匈奴，再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马，欲令其繁孳”。
汉政府命令西域屯田军大量养马，并设牧士，专事放牧。《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一记：“都护军侯张口所假官马辛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八寸。”就是说，西域都护府张军侯借用公家养的赤色母马一匹及其大小和齿岁，说明屯田军养有官马；汉简二记：“用二私马至敦煌，辄收入”；汉简二三记：有“私马二匹”，说明屯田军除养有官马外，还养有私马；汉简四一记：“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说明屯田军不仅养有官马，还有官骆驼（一驼日食料二升）。养马主要用于作战的骑兵，养骆驼主要用于运输。随着牛耕技术的发展，屯田军必然还养牛作耕畜。不仅楼兰屯田军是如此，同样在邻近的龟兹境内各地屯田军也同样如此，因为位处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当地居民以农耕为主，所养马、驼不多，且难于适应战争和长途运输的需要，只有靠屯田军牧养才能适应维护统一和守卫边防的需要，所以屯牧也是屯田军很重要的任务。
3.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上古时期，天山南路各绿洲农业生产，主要使用石器、木器及少量铜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生产长期处于粗耕阶段。汉朝屯田军到西域后，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使用铁制农具 《史记·大宛列传》载：“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证明西域使用铁器，是由汉使亡卒教给。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铁的冶铸和铁器的制造，命令各地官营作坊制造大批铁锄、铁铲、铁镰、铁镬、铁锹、铁犁铧等铁农具，运往各地卖给农民使用，命令各郡国“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学苗状”（《汉书·食货志》）。大力推广先进工具和技术。西域屯田军的农具均由国家统一发给，因此内地各种先进农具也相继传入西域各屯田区，如农业生产需用的铁斧、铁锛、锯、刨、凿、锥等木工用贝、木耙、草叉等打场用具，石碓、人推磨等粮食加工用具。在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一幅描绘二个龟兹人挖土动作的画面：上身裸露，戴帽，赤脚，穿短裤，躯体前倾，呈用力挖土状态。他们手握宽刃方形的铁锄、铁镬，和今天新疆普遍使用的坎土曼极为相似。尽管这幅画是公元3世纪西晋时的作品，但它说明这是自汉至晋已普遍使用铁农具。
推广牛耕技术 我国牛耕起源于春秋时期。至汉武帝时，命令各地普遍推广牛耕技术。“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汉书·昭帝纪》卷七）。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在西域屯田后，把牛耕技术带进了西域，于是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屯田区普遍采用了牛耕，改变了木质三角器或木耜掘地，甚至用石器或铜器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流沙坠简》有简文称：“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谐，营下受试。”意思是奉主管官的命令，派大侯研究犁与牛配合使用的方法，各屯有关人员到屯田军营接受考核。说明西汉时，西域各屯田区确已大力推广了牛耕技术。采用牛耕，可以深翻地，耕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采用代田法 汉武帝晚年著名农学家赵过创造，适于干旱地区的种植方法。《汉书·食货志》载：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畎，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聩其土以附苗根..言苗稍壮，每耨辄附耕，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触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此前，作物栽培是原始的缦田法，产量很低，土地浪费严重。赵过创造代田法，把耕地分成垄和沟，垄、沟深各宽一尺，沟垄相同。把种子撒在沟里，苗长出后，把垄上的土逐渐填入沟中，以增强禾苗抗旱、抗风、抗倒伏的能力。第二年垄沟位置互换，照样种植，不必再休耕。既提高了地力，又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产量。西域天山南路各居国在西汉前，在栽培技术上也实行落后的缦田法，进行撒播，不分行列，不中耕除草，任其生长，地力耗尽，广种薄收，进行休耕。屯田军把代田法传入西域后，在屯垦的区域土地上，出现了沟垄相同，禾苗成行，中耕除草、精耕细作等栽培技术。不但提高了产量，为驻守西域军民提供充裕的粮食，而且带动周围各族人民耕作技术的改进，从而促进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屯田军民在汉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把内地的“开渠筑堤之法”和掘井、探渠之法传到西域。在龟兹境内各屯垦地区，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渠道。沙雅县汉人渠遗址，长200里，曾在渠旁及遗址中找到汉代五铢钱及陶片。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的曲鲁巴哈。由于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在渠旁则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沁、于什格提等古城。足可见当时屯田的盛况。
4.推进了手工业生产
西域屯田军需要的手工业品，起初主要由内地供给。但路途遥远，费用大，运输困难，不能满足需要。久之必然自己制造一些，这样一来，他们把内地先进手工业技术传到了西域。
发展了冶铁业 龟兹境内煤、铁、铜蕴藏丰富，早在李广利西征前，龟兹就能铸澡罐，于元封二年（前109）献汉武帝。汉政府在西域的屯田军，龟兹境内者为多。屯田初期生产工具都由政府统一发给，但使用时间长了各种铁制工具随时需要不断更新，为克服内地运输上的困难，只有组织西域屯田军就地制造铁器，并帮助龟兹及属国发展冶铁，从而推动汉代西域冶铁业的大发展。在屯田军的协助下，西汉后期，龟兹已成为西域最大的冶铁中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中引《释氏西域记》道：“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煤），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这说明早在西汉时，龟兹已能用煤冶铁，用铁制造各种用具和兵器，并供西域各地需用了。
传入造纸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造纸术的国家，早在西汉武帝时已经发明造纸。起初用丝絮制成絮，因成本很高，很难推广。后经研制，东汉发明用大麻等植物纤维制造麻纸。主要由关中及潼关以东青壮年组成的西汉屯田军，把造纸技术带到了西域。1933年，黄文弼教授在西汉屯田军驻守的烽燧亭故址中出土一片古纸，“麻黄、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10厘米，宽约4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所记的黄龙元年为公元前49年。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屯田军已把纸张传到了西域。但早期麻纸质量差，不好保存，使用不普遍，所以此后西域仍以竹木简和帛书为书写工具。东汉蔡伦发明较精致的纸张后，西域才普遍使用。
传入制陶技术 汉代西域屯田军的生活用品，有许多陶器，都从内地运入。因运输不便，损坏严重，只好由龟兹及其他屯田区境内的屯田军自己制造，于是把内地先进的制陶技术传到了西域。黄文弼教授在罗布淖、龟兹一带考古发掘后指出，汉通西域前，当地土著人的用具在罗布淖尔古墓中所见为骨器、草编织及未烧炼的泥具。在楼兰屯田区以外屯田地区所见陶器情况后说：“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明者，其陶片多作红色与青色两种，花纹多作水波纹、绳纹及回纹，显然与中国之传统纹样相同，形式亦多趋一致。无论其为车旋法或手搏法所制造，要皆为中国之作风，而与西来者迥殊”；“若轮台、库车、和阗瓦砾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其花纹形样，皆不出于上举之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之黑陶器，与中国壶形式纹样均同，足可证自中国通西域以后，陶工艺术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两路。盖西域各国因受中国屯田之影响，农业大为改造后，第一为人民所需用者为陶器；盖制陶与农业有密切关系也”。由此证明，汉朝在龟兹等地的屯田军采用内地技术，发展了制陶业，丰富了陶器花色品种，提高了西域陶器的质量。
（三）屯田种类和组织管理
1.屯田种类
汉朝在龟兹境内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其次为犯屯和民屯。
军屯 西汉时期，西域是国防前线。汉武帝时，为抵抗匈奴，统一西域，巩固边防，汉政府被迫派军在西域屯垦戍边，是以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地屯垦。劳动者主要是现役戍卒，来自内地各地区。实行劳武结合，“且耕且战”，平时耕种，战时作战，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西汉兵制规定：“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使往者一岁一更，诸不行事，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文献通考》）。
犯屯 西汉政府把大批犯罪的“弛刑士”遣送西域，参加屯田。这些犯人到西域，不仅可减刑，可免死罪，并且可带家属，还可从军，也可以平民身份，领取土地长期居住。《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徒焉。”主要挑选年轻力壮的犯人到西域，把他们编制在军队里，和一般戍卒一起参加屯垦，不另外单独组织犯屯。《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公元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汉书·赵充国传》载：“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屯田。”由此可见，免刑罪人是汉代龟兹境内屯田劳动力之一，他们附属于军屯，也为保卫西域开发边疆做出过贡献。
民屯 西汉时期，政府招募和鼓励内地贫民到西域，在军屯附近的城乡和交通要道屯田，称为民屯。民屯的耕地，是属政府的官田或荒地，汉代称为“天田”。《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为优待应募人员，给予优惠政策，对有突出贡献者，在政治上赐予官爵。《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第三十简记：“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说明孙尚是响应政府招募而来楼兰的应募士，祖籍关中长陵县，今陕西咸阳附近。由于应募，他被授予五等爵大夫。
2.组织管理
西汉在西域的屯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了较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秦汉之时，设专门机构管理，以监督和管理全国农牧事宜。秦及汉初称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改称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称大司农，并设有搜粟都尉，主管军政粮草供应。同时他们还管理全国各地屯田事宜。
西域都护府建立前，没有专人管理屯田，而是委派军队指挥官兼管屯田。公元前101年，轮台和渠犁设“使者校尉”，主管两地屯田。公元前77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管理和扩大轮台屯田区。公元前68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都护鄯善以西使者，保护汉朝在西域的屯田和丝路的安全。公元前60年，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屯田逐渐形成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各地曲侯和屯长四级管理体制。《后汉书·百官志》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这里的“大将军营”即都护府，“部”即戊己校尉府，“曲”即曲侯，“屯”即屯长。
西域都护 汉政府驻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统管西域各地屯田。相当于中原最高的地方官郡太守，秩禄比2000石。
戊己校尉 主管西域屯田事务，协助都护统治西域的官吏。地位和副都护相近，秩禄比2000石，受中央和都护双重领导，调遣军队属中央领导，经营屯田归都护领导。《后汉书·西域传》总序卷88应勋《汉官仪》注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就是说，戊己校尉是直属中央的官，率领屯田军戍守边疆，耕种积谷，以保证胜利为满足。属官“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掌民事，司马和侯管军事。最初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于交河城设戊己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迁高昌城。汉成帝建使三年（前30）为讨伐乌孙反汉势力，戊己校尉官置2人，戊校屯高昌，己校屯姑墨。经黄文弼教授考证，认为已按“原屯龟兹城南，后徙屯姑墨”（《罗布淖尔考古记》）。
曲侯 又称军侯，是西域各大屯田区的直接指挥官，由驻军校尉担任，受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领导，一般率屯军1000人左右，秩比六百石。
屯长 各地屯田区内直接领导戍卒生产和战斗的基层屯官。《后汉书·百官志》载：“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
汉政府为加强屯田管理，规定各屯田军建立各种籍簿，主要有田亩产量登记簿，征收人头税登记簿，屯田卒领取口粮登记簿，耕牛登记簿，兵器和农具登记簿，统计各种事务数据登记簿等。组织屯垦军民劳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包工制。屯田官兵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土地、农具、种子、耕畜、房屋和衣食等生活用品，由国家统一发给，劳动产品必须全部交公，由国家发给他们少量俸钱。《居延汉简》甲载：“第十部吏十人，载谷三十斛致官。”二是轮班制。军事任务较重和驻军较多的屯田地区，戍卒担任军事任务外，还要分期分批轮班参加屯田区的生产劳动。1976年发现居延的一长汉简记有：“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戍卒，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四三人，率百二十人，奇州九人；垦田四十一顷四十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州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就是说，当地共开垦土地4144亩，轮班劳动总人数27143人，每天轮班参加劳动人数121人，总劳动日数224日，当年共生产粮食2913.11石，按每天实际劳动人数计算，每人平均垦地34亩，每人平均产粮24石。三是定额制。一般每人分种20亩左右土地，公家供给生产和生活用品，劳动产品归公，生产粮食较多者给予奖励。四是租税制。民屯和戍卒家属垦区实行租税制。分给每个屯垦人员20亩左右的土地，每年给国家交纳占总收获量40％左右的租税，其余产品归己，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理。《居延汉简》甲载：“右第二长官处六十五亩，租二十六石。”种65亩交租26石，平均每亩交租4斗。按当时平均亩产粮食一石计算，租税额为40％。
汉政府为鼓励内地到西域屯垦戍边，对屯垦军民实行优惠政策。公元前169年，晁错上书汉文帝：“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主张在政治上，“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在经济上“调立城邑”修建防御工事，“先为室，具田器”；在生活上“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汉书·晁错传》）。汉文帝采取了他的建议，对有功军民赐予官爵。《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汉时，赏功分20等爵，“一级曰公土，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遮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对于死丧的屯田军，由国家出钱安葬。《居延汉简》石印本卷二载：“戍卒乐得安国里母封建国病死，官袭一领，钱二百三十，官袜一两，初元五年（前44）九庚月午朔，居延令史。”对戍卒来西域的家属，在运输和口粮上予以照顾。家属多的屯田卒，可单独领粮回家生活。其家属口粮，起初也由公家供给。《居延汉简》甲载：“卒李护宗，妻大女君足年二十九，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男望年七，用各一石一斗六升大；凡用各四石三斗三升小。”
（四）屯田的历史作用
1.巩固了西域的统一事业
我国自古以来，边疆屯田与祖国统一密切相关。统一需要屯田，屯田促进统一；统一保障屯田，屯田巩固统一；统一破坏，屯田瓦解；不搞屯田，统一破裂。汉代时期的西域情况就是这样。曹操《置田令》载：“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魏志·武帝记》）。充分说明汉代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是在西域发展屯垦的过程。屯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粮食供应，不加赋于西域人民，得民心，得到人民支持，使汉军能在西域立足，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大业，西域从此纳入祖国版图，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后汉书·西域传》载：“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
2.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龟兹各地的屯田，为西域各族人民作出了现实的示范。他们亲眼看到汉朝比他们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亲身感受到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实惠，促使部分游牧民转入农业定居生活。特别是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后，对各属国不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继续授予各级官号，继续管理行政事务；不设郡县，不征租赋。只规定平时要向汉政府纳质子，战时要助兵马和粮草，每年或几年要到汉都长安贡方物特产。这些义务与匈奴贵族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沉重压榨相比要轻得多，各族人民当然心情舒畅多了。《汉书·西域传》载：“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附..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充分表现了西域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和维护统一的强烈愿望，也充分显示了屯田对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巨大作用。
3.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西汉前，龟兹境内主要使用石器、木器和铜器，社会经济较为落后。西汉在龟兹等地屯田后，从内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龟兹乃至西域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开垦了大批荒地，发展了农牧业生产，保证了军粮供应。根据汉政府在西域各地的驻军推算出，西汉政府在龟兹境内和各地的屯田军共有2万多人（最多时达2.5万多人），以屯军每人平均垦地20亩计算，得出屯田军共种地40多万亩。按当时旱地每亩产粮一石计算，每年总产粮食40多万石。二是先进的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代田法的应用，灌溉水渠的修建，农区畜牧业的发展和冶铁技术的提高，使龟兹境内的农、牧、手工业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
汉政府在龟兹及各地的屯田军，除执行生产和军事作战的职能外，还要担负保护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任务，确保中西交通畅通。中原出产的丝绸，在公元138年张骞通西域前早已闻名于世界，被亚欧非各国奉为最珍贵产品，为各族人民渴求的上等商品。因路途遥远，供不应求。张骞通西域后，汉政府为了联络西域诸国共反匈奴，大力鼓励西域各国到内地通商，特别是在屯田和统一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汉书·张骞传》）。《后，汉书·西域传》载：“立屯田于膏胰之野，到数置于要害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使者、商贾络绎载道，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发展，龟兹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丝路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内地的蚕桑、缫丝技术和瓷器、漆器、茶叶及桃、杏、梨等工艺品和农产品传入西域。同样西域的葡萄、苜蓿、西瓜、石榴、核桃、胡麻、大蒜、胡瓜、胡萝卜等瓜果成为内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名马、骆驼、毛皮、毛织品等畜产品，更成为长安、洛阳市场上的名贵商品。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杂技传到内地后，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增进了各民族的友谊和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巩固。
二、唐代屯田
贞观十四年（640），唐政府平定麴氏高昌王国麹文泰的叛乱，于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将都护府迁至龟兹。唐政府统一了广大的西域，其所辖境远较汉朝为广，盛唐时期的疆域东到东海，西达里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南海，皆属唐的版图，形成一个空前统一繁荣昌盛的国家。为保卫西域，必须驻重兵防守，若军粮都从内地运去，则实难维持。于是唐太宗采用前人成功经验，决定屯垦戍边，成为继汉之后，第二个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国家。《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旧唐书·职官志》云：唐政府命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新唐书·食货志三》）。《旧唐书》载：随着唐政府在西域势力的步步推进，特别是设立“安西四镇”之后，“岁调山东（陕西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役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据《唐六典·河西道》所载统计，唐在西域屯田共计56屯，其中龟兹20屯，焉耆7屯，疏勒7屯，伊州1屯，西州1屯；北庭20屯。天山南路最多，共36屯；天山北路20屯。尤以龟兹境内最多，达20屯，因系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通典·屯田》曰：“每五十顷为一屯”。一顷为100亩，50顷即5000亩。龟兹屯田1000顷，即为10万亩。可见龟兹屯田规模之宏大。
唐政府在西域屯垦从630年开始，至791年结束，共经历161年。主要分布在三大地区（北道、中道、南道）11个地点。
（一）屯田地点
1.乌垒屯田
乌垒原是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在今轮台县策大雅乡）。唐政府把安西都护府移设龟兹后，乌垒就成为安西都护府的一个州。658年1月，杨胄率唐军平定龟兹叛乱后，开始派军在乌垒屯田戍守。唐玄宗开元时，乌垒屯田军增加到1000人以上，开垦土地1万多亩，成为唐政府从东面保护安西都护府的重要基地。
至今，在轮台县境内仍可找到屯田遗址。轮台县西南拉伊苏唐代屯田遗址，有戍楼，高约20米，巍然耸立在一望无涯的平野上，几十里外都可以看到，为唐代屯田军的瞭望台。轮台县城东南方约20千米附近的古城堡，当地维吾尔族称为“黑达依乌尔都”，意思是汉人古城堡。是一座边长200米的正方形城堡，方圆337米，残存墙址高4米，城内出土了唐代钱币、陶片和丝履帽缨等物。离城不远，还有一座炼铁炉遗址，旁边堆积铁渣和炭灰，为屯田军打造兵器和农具的冶铁坊。
2.龟兹屯田
龟兹屯田从648年开始，至790年结束，共经历142年。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底，唐军攻占龟兹后，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开始在龟兹驻重兵屯田。《旧唐书·吐蕃传》载：唐政府设在安西四镇后，“岁调山东（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郅于强敌”。《资治通鉴》云：“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西、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史以统之。岁发山东（华山以东）丁壮为戍座，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新唐书·西域传·龟兹》载：“长寿元年（692）威武道总管王孝杰，破吐，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积极进行，屯田，以满足粮糈供应。到宣宗时，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旧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唐记》云：天宝元年（742）“春，正月..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其中龟兹驻军1.1万多人。《唐六典·河西道》载：“天宝八载（749），唐军屯田，有安西20屯。”根据唐对州镇诸军屯田“每50顷为一屯”，可知龟兹驻军共屯田10万亩以上，除担负军事防守的人外，每人平均种地10亩左右。是唐政府当时在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屯田中心。
唐政府驻龟兹官员，一般都比较重视屯田，并取得良好实效。《新唐书·郭虔瓘传》载：开元八年至十年（720～722）“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在安西劝田训土，府库盈饶”；“以张孝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唐玄宗时，在龟兹还设有专管屯田的营田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天宝十一年（752）“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
至今，库车、新和和沙雅县境，还有很多唐代屯田遗址，库车城西25千米的渭干河两岸，有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和库木尔军屯城堡遗址。前两个遗址为唐代东西柘厥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曾在这里发掘、盗走汉文文书200多件，这些文书记载了唐军在龟兹戍守、屯田、兴修水利、管理馆驿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库车城东郊皮朗古城曾出土唐代建中钱、中字钱、开元通宝、大力元宝等钱币，同时还出土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简瓦等，砖的纹饰、形制和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铺地砖近似。这些都是唐政府在龟兹屯田时的遗物。
3.尉头州屯田
尉头州又名蔚头、都头，当地古称据史德或握瑟德。为龟兹都督府下12个内属诸胡州的一个州。位于今巴楚县城东北60千米处。
唐代屯田区，位于现今巴楚县与柯坪县交界处的一片东西长70余千米、南北宽20余千米，占地面积约2000余平方千米的沙漠上。现从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向北依次排列着泽梯木、科西梯木、玉木拉克梯木、琼梯木，并连着今柯坪县境内的亚依德梯木、阿克先尔、都埃梯木、老启浪古城等遗址。在屯田区内，不仅发现了古代灌溉渠系、村舍道路和田陌及多处大小屯城和烽燧遗址，还采集到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及龟兹大钱、小钱等钱币；并散布着许多不同器形的陶片，主要器形有罐、瓮、碗、盘、钵、壶、红陶大缸。可证唐代在此屯田灌溉、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
4.焉耆屯田
观贞二十二年（648）唐政府开始焉耆屯田。唐玄宗时屯军增加到4000人左右。《唐六典》载：“焉耆七屯”即开垦耕地3.5万亩。屯田规模大大超过伊州和西州。
1949年后，在焉耆发现多处唐代屯田遗址。唐代屯田遗址焉耆唐王城“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千米，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了房屋地基及粮食等遗址”；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有屯田军使用的“铁犁、铁镰、铁斧、刀鞘及陶器”等用具，还有“石碾数方”；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谷物有“小麦、谷子、高粱、胡麻”和“极细的麦粉”（《新疆考古的发现》）。这些都是唐代在焉耆屯田的物证。
（二）屯田的组织管理
唐朝的屯田，有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
1.组织机构
唐朝中央，由尚书省工部尚书“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唐六典》），统一管理全国屯垦事业。《新唐书·百官制》载：工部尚书一人，正三品，“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工部尚书属下设屯田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分“掌天下屯田及文武职田、诸司公廨田，以品给焉”管理全国屯田具体事务。其下属官有24人，即屯田令史7人，书令史12人，计史1人，掌，固4人。因屯田的废置与军事关系密切，位于边疆地区的屯田，兵部也参加管理，所以尚书省下的屯田管理分为两个系，一是中原各地屯田由司农系统管属；二是边州军镇屯田由州镇诸军系统管属，由各边疆军政长官管，收入用于支付驻军粮饷及州镇费用。
边疆诸军的屯田，唐初直接管理者称总管、都督、刺史等州镇诸军长官。唐高宗时改称知营田事、营田大使、知营大使、检校营田事、营田游击将军等。唐玄宗时统一称营田使。开元九年（721）后节度使全部兼营田使。天宝年间，唐派安西副大都护封常清专事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都护府所属各都督府、州、军镇的屯田，由都督、刺史和驻军长官掌管。再下属各屯，设屯官、屯副，由善农事、有书判、堪理务者担任。《通典·食货》载：“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艟等级为功优。”《新唐书·食货志》云：在屯官下还同时配备“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组成一个直接管理基层屯田的办事机构。开元二十五年（737）规定边疆州、镇、诸军每50顷为1屯，即每屯种地5000亩，有屯兵500人左右。由于西域戍守任务繁重，每兵平均种地10亩。
2.管理方式
唐政府在龟兹境内的屯田管理方式与汉代大致相同，以军屯为主，其次是犯屯和民屯。
军屯 唐政府在龟兹境内最主要的屯田形式，是驻军官兵为了解决军粮，一面戍边，一面种地。由自己耕种的屯田，他们所需的土地、农具、耕牛、种子和衣食等物，统由政府供给。屯田收获的粮草交军州，主要充作军粮。《资治通鉴》载：“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缘边数十州戍重兵”，“开屯田，供糗粮”。根据土质不同确定生产配牛标准。《通典·食货》载：“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丰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八十亩，配牛一头。”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上级屯官定期检查各地屯田。《新唐书·食货志》载：“唐开军府以扦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日，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开元二十五年（737），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
犯屯 犯人及其家属耕种的屯龟兹境内的犯屯，总是和军屯相杂在一起。早在公元640年，唐太宗就命令把内地大批罪人谪戍西域，参加屯田。谪戍西域罪人，死刑皆免其死罪，其他罪人都减轻罪刑。全部交军府收管，编为劳改队，在军队监督下参加屯垦，夹杂于屯田军之内进行生产劳动。军府发给土地、农具、耕牛、种籽、食粮，收获粮食全归军府。劳动期满，可回原籍。如收编入军籍或另有生计，也可在龟兹境内长期定居。
民屯 唐代民屯分为唐朝前期和后期两种。唐朝前期，龟兹境内的民屯，为屯丁到官府屯田地服役。屯丁屯田，又称助屯；屯丁，又称丁夫，是指被官府征发到屯田土地服徭役的受田农民。因为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规定每个18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受田100亩。租庸调制又规定，每个受田的男子，每年要给官府服徭役20天。如不去服役，要纳绢或布代役，每天折绢3尺，叫作“庸”。为便于管理，民屯土地集中一起，自成系统。屯丁到屯田服役，有统一的计功标准。《唐六典·屯田部中员外郎》载：“诸屯分田役力，各自程数。凡营稻一顷，将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豆九十二日..禾黍一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日。”唐玄宗后期，由于均田制破坏，靠屯丁服役屯田无法维持，政府只好招募贫苦农民，佃种国有土地，主要实行分成制。借用耕牛者，收获粮食官民对分；不借官牛者，官得1/3，民得2/3。他们屯田的收入，成为唐朝后期西域军民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为坚守和保卫西域做出了贡献。
（三）屯田的历史作用
1.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西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唐期的边患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分裂势力。边疆巩固，即可解除边患，中原就安宁。西域沦陷或丢失，就危及祖国内地，唇亡齿寒。中原战乱动荡，西域孤悬塞外，中央政府在此统治，就难于持久。西域屯戍军民，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毫无畏惧，针锋相对，英勇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对内镇压了西突厥贵族多次发动的叛乱，向东打退了后突厥对西域的猖狂进攻，向南粉碎了吐蕃多次发动的猛烈攻击，向西拦住了大食帝国疯狂向东的侵略扩张，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西域的大业，使西域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2.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西域兄弟民族将领和各族屯田军民做出了卓越贡献，起了特殊作用。突厥族名将阿史那社尔在647年被任命为昆山道大总管，率大军“平龟兹、破五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南疆定，复四镇”功勋卓著；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回纥将军婆闰等在统一西域的平叛战斗中，立下卓越，功勋，起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唐朝衰落，陇西、河西被吐蕃攻占，西域和内地失去联系后，汉族将士组织西域各族军民，孤军坚守28年，同当时气势汹汹的吐蕃和大食，进行殊死血战，捍卫唐朝在西域的神圣领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后人传颂，长思久仰。
3.推动了西域的经济繁荣
屯田带来的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动了西域社会历史的前进。屯田军民开垦了大量荒地，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每年收获几十万石粮食。唐朝平时常驻西域兵力四五万人，战时兵力多达十几万人，这么多人的粮草供应，如果依靠从遥远的中原运来，其困难是难以设想的，主要靠西域进行屯田来解决。这不但保证了军粮供给，而且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保障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朝以后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是当时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龟兹和各地屯田军民，开交通，修馆驿；办车坊，查过所（通行证）。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确保西域和内地及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繁荣达到顶点。当时留住长安的胡商就达四五千家；中亚和西方诸国到唐贸易，遍布西域和内地各地。唐朝及西域的丝绸、瓷器、茶叶、铜器等商品大量出口，西方的毛皮、马匹、棉布、香料等特产也涌入中原。我国的造纸术、陶瓷术、切脉术等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到西亚，阿拉伯、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酿酒、天文、历法等对唐朝有一定影响。
第四节 手工业
汉唐龟兹手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在龟兹境内大力屯田后，屯田移民带进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制作工艺技术，对龟兹的金属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库车、和田、民丰等地发现的铁制工具其形体与内地当时流行的颇为相似。龟兹地方手工业门类齐全，产品种类繁多，生产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金属冶炼以铁、铜为主，使用了先进的鼓风装置，产品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陶器制作精细，造形优美；毛纺织业更具地方特色，不但会织布，而且掌握了染色、提花、刺绣等高难度的技术。木器、玉器、棉织、酿酒、蚕桑、编织等颇具规模，在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冶炼业
龟兹地区大地构造位于南天山冒地槽与塔里木地台之间的过渡带，在这种复杂多样的构造环境中，形成发育着各种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地层，具备多种矿产赖以生成的构造条件。龟兹境内矿藏十分丰富，是西域最为丰富地区之一。矿业采掘历史悠久。《魏书·西域传》载：龟兹“饶铜、铁、铅..饶沙、盐、铁、雌黄。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餬..”。《汉书·西域传》载：龟兹“能铸冶，有铅”；“姑墨出铜、铁、硫磺”。《北史·西域传》载：龟兹“出盐绿”，“出细氈、饶铜、铁、铅、氍毹、饶沙、盐绿、雌黄”。《隋书·龟兹国传》载：“饶铜、铁、铅、矽砂。”《大唐西域记》载：“龟兹国土产黄金、铜、铁、铅、锡。”这些为龟兹金属冶炼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北魏郦道元引《释氏西域记》：“屈支，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夜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反映了当时冶炼业的繁荣景象，也说明由西汉至魏晋，龟兹一直是西域地区的冶炼中心。在冶炼中，燃料由木炭改为石炭（煤），除证明当地有储藏丰富的煤外，也标志着冶炼水平已相当提高。
黄文弼教授在龟兹故地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不少炼铜、炼铁遗址。
克孜里亚炼铜遗址位于今独（山子）库（车）公路西侧库车河谷一带，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积厚3～4米，出土铜渣。
康村铜厂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40余千米处，北临库车河，遗存两大堆矿渣，东西宽约21米，南北长约35米，积厚2～3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与炼铜遗址有关。
苏甫玉炼铜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边，遗址南北长约1千余米，宽500米，冶山重叠，堆堆相衔，积厚由几米到十几米不等。铁渣堆内搜集到双耳陶罐、绿釉红陶、灰陶、粗沙黑陶、石磨一扇以及半球形的石器、铜片、铜渣、铁块，为汉代炼铜、炼铁遗址。
巴西克鸡克铜矿遗址 位于库车塔马克河谷一带，两边崖壁上开凿矿洞若干，矿脉纵横，矿层很薄，品位低。
察尔齐炼铜遗址 今拜城察尔齐镇南却勒塔格山西麓有绵延数千米的炼铜遗址，西汉时为姑墨所属。
克孜里亚别得里克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城北80千米，独库公路东南200米处。遗址由若干铁渣堆组成，积厚3～9米不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400余米，宽约60余米，铁渣堆体积达万立方米，其中五个堆较大，第二堆之北有一条1～2米的干沟蜿蜒入库车河。
可可沙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东岸山坡下，距今库车县城北47余千米。为汉代至唐代冶铁遗址。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130米。址内遍地皆为黑色炼渣及圆形炉管等堆积物，局部堆积高达3米，还散布有大量陶片。西面有土坯结构的半圆形窑址，附近散布石头、石膏片等，有一个5平方米的大坑。被自治区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艾炼铁遗址 位于库车河与阿艾河汇流处，距库车县城100余千米，距可可沙炼铁遗址2千米。沿阿艾河口溯流北上2～3千米，北岸阿肯里克山下的古炼铁渣堆不时出现，主要分为东西两处遗址：东址东距阿艾煤矿2千米，傍阿肯里克山麓分布东、西、中三大堆矿渣，其中中矿渣堆最大，平面为三角形，底边宽30米，高30米，矿渣一直向河边延伸100米，积厚愈下愈薄。西址从东炼铁遗址西行四五百米即可见漫山遍野的矿渣堆，东西长约600～700米，宽约30～50米，积厚3～4米。在此采集到红陶片、石磨片、弯拐陶瓴（鼓风管道）等，其陶瓴残长26厘米，口径4.5厘米，与传世的汉代“灞陵过氏瓴”形制相同。矿渣中夹杂大量煤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载：“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即指此地。“夜则火光，昼日但烟”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夜以继日进行生产；“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表明这里冶铸工人已掌握了以煤冶铁的先进技术；“恒充三十六国用”表明这里冶铁业很发达，产品质量也很好，不但能保证本国各地市场，而且远销周围各国。
提克迈克炼铁遗址 位于阿艾煤矿和下河滩煤矿间独库公路446千米里程碑处。北倚高山，南及库车河崖，均分布炼铁矿渣，南北长700米，东西长400米，遗址范围达2平方千米，出土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石碾（用于碎矿）及马槽等物。为西汉时期炼铁遗址。
当时龟兹能够制造出的金属产品，大体上有三类。
1.兵器
在龟兹古城哈拉墩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骨镞，证明龟兹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出土的原始骨镞，主要有三种：一是长条形镞，兽骨制，作扁条壮三角形。表里灰白色，头部削长成三角形，尖端染红色血迹。后部稍宽，两侧削齐现出柄部，可能是插入木杆之用。长6.2厘米，后宽1.3厘米，壁厚0.3厘米。二是实体三棱镞，兽骨制，灰白色，三面磨制光平，横断面作三角形，与后期三棱镞大致相同。头部尖锐磨光，颇锋利；后部突出一段作短柄使用的短岔，通常长5.5厘米，两侧宽1厘米，底宽1.4厘米。三是叶状镞，兽骨制，灰褐色，作叶状三角形。头部尖锐，后部稍厚带节骨。长2.2厘米，后宽1厘米，厚0.5厘米。这些弓箭一方面可以作为狩猎用，另方面可以作为保卫草场的战斗用。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龟兹城邦之国人口多，财富雄厚，地理位置重要，更需要组建军队和制造各种兵器，维护奴隶主的地位。《汉书·西域传》（下）载：龟兹国“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姑墨国“胜兵四千人”，温宿国“胜兵千五百人”，乌垒“胜兵三百人”，渠犁“胜兵五十人”。
《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兵有弓刀甲鞘。”龟兹兵器与焉耆大致相同。龟兹之所以雄据天山南路各城邦之上，除驻兵多外，因境内铁矿储量丰富，冶炼业较发达，故武器较优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进攻龟兹时，“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求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旭率骑兵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鞘，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入，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索兵以距之”。这充分说明龟兹军队弓、刀、矛鞘、铠甲等兵器之多。70余万军队所需武器由地方政府统筹专设有武器制造机构，以应付各种战争的急需。
2.生产工具
主要有镰、斧、锄、铧、凿、锯、锤等。生产技术的特点是锄式工具的使用和犁耕技术的普遍推行。开创于两晋时期的克孜尔千佛洞第175窟坐佛周围的两组风俗画，反映了当时龟兹地区及天山南部绿洲的铁农具制作和耕作方法。锄式工具与今新疆各地使用的坎土曼几乎一样。另一组画，画的是两头牛，共拽一宽大的犁铧耕地，后跟1人，右手举一棒作打状。牛耕图的宽大铁铧，与发现的汉代铁铧比较接近。昭苏出土的铧、民丰出土的镰、特克斯出土的斧，最具代表性。铁铧重3千克，舌形，形体较轻，制作粗糙。铧体中部鼓出，呈扁圆状，边缘扁平，后部为椭圆形的銎（《新疆考古三十年》）。这件舌形铁铧与敦煌所出的西汉铜铧形制大小几乎一样。铁镰残长12厘米，木把长32厘米（《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铜斧为合模铸制，刃部较钝，斧的上部残折，残长5.5～6.2厘米，宽5.9～6.9厘米，厚0.2～1.8厘米（《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锄式工具的使用，成为当时龟兹地区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
3.日用品和装饰品主要以铜质为主，制作较精细，如青铜大釜、铜勺、铜顶针、银铜戒指、铜镜等。
二、纺织业
（一）毛纺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出细毡麇皮、氍毹”。《新唐书·西域传》载：“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龟兹凭借农牧区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生活必需品。随着戍边屯垦军民的不断增加，内地先进的制作工艺技术传入龟兹，毛纺织的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擀制毛毡的技术，几乎每个牧民都会操作。他们先将洗净的羊毛、羊绒铺在草席上，然后再用力捶打，不断添毛并加水，以便增加毛绒粘附力，经过不断擀压，便成为毡。随着这项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民也逐渐地掌握了毛布的制作，以及染色、提花、刺绣等高层次的技术。产品种类呈多样化。当时不但有轻薄的毛罗和毛纱，而且还有编织复杂的罽和各种通经断纬的毛织物，如镶毡毛布、回纹细毛布、斜文毛布等。毛布多为彩色，红、黄、绿、棕、蓝、黑，各色具备。织出的花纹有方格纹、树纹、菱格纹等，图案组合富于韵律，色泽艳丽。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距今2500～30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载：“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纬线给以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是纬向彩条。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了自北朝至唐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罽、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尤其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毛织手工业又有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在托库孜沙来提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圈，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北朝庙址中还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其织造方法为：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栓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孔，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呈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见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较多的是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故色泽协调，经久不变。如属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为每厘米4根；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纬线分为红、蓝、红、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凡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在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这些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经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松蓬，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度分别为每厘米12根和11根，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每厘米14根。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随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丰姿，显示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龟兹辖区内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艳丽典雅，堪称佳品，充分显示了毛纺织的技术水平，这是龟兹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魏书·西域传》载：“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北史·西域传》载：“疏勒国..土多稻、麻、麦。”《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土宜麻、麦。”
麻是一种草本科植物，因其纤维长、质韧，故在中原很早被应用到纺织上。东汉前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人民开始掌握麻纺织技术。考古工作者在龟兹邻近的楼兰古城发现了几十页麻纸，在尼雅发现了几股麻绳，在阿斯塔那古墓发现了麻鞋、麻质被带。一些木简资料表明，在汉卒屯田比较集中的龟兹、车师一带屡有麻布的互易和官方调拨。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载：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由此说明，龟兹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新疆历史论文集》载：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从此时起，龟兹境内普遍种植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证明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载：是“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绵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绵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当时，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植草棉，而且织出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麻织的衣被等。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三）丝纺织品
我国自古是丝绸之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绢技术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游时，内地丝绸已传到西域。张骞通西域后，形成了丝绸之路，大批丝绸经西域西运。2世纪，由于东汉在西域屯垦，屯田军把内地栽桑养蚕技术首先传到西域。东汉尼雅屯田遗址屋旁，至今还残存的桑树断干，就是物证。另在阿克斯比尔古城遗址，曾出土陶蚕，长2.5厘米，“头部较小，身有轮节，作平卧状”。这些说明早在东汉时，汉代屯军已在南疆屯田区栽桑养蚕，龟兹地区的蚕丝业获得较大发展。《北史·西域传》载：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棉纩”；龟兹“物产与焉耆略同”。《魏书·西域传》载：“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狮子床。”《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着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新唐书·西域传》载：“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龟兹人民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喀剌和卓99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奴券》，其文记载了以龟兹锦买奴婢之事：“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廿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于龟兹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龟兹锦七张，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承平八年为公元450年。这件文书大意是说，在承平八年的九月二十日这一天，一个名叫翟绍远的人从一个名叫石阿奴的人那里买了一个年约25岁的女婢。女婢小名绍女，价格为龟兹锦三张半。成交之后，买卖双方各不得反悔，否则罚反悔者成交额一倍的钱，即七张龟兹锦，交于不悔者。从这件文书看出，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龟兹锦，不仅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还能充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龟兹锦是以张（长九尺五寸，宽四尺五寸）计算，不同于内地以段、丈、尺、寸为换算单位。以三张半龟兹锦换一个女奴看，龟兹锦之价值相当昂贵。龟兹人民在不断提高织锦技术的同时，而且大力向外输出织锦技术。《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卷》侧面反映了龟兹输出丝织技术之事：“承平五年（447），岁次丙戍，正月八日，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龟兹中锦一张，锦经锦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若还期不偿，月生行布三张..”由此可知，龟兹人将自己织造龟兹锦的技术传到了高昌，高昌人依其技术也纺织龟兹锦；高昌人纺织的龟兹锦不但畅销消费市场，而且流行于高利贷市场。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所见蚕茧均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刹，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令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这与当地虔诚信佛教有关。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故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元旦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每厘米7～8圈，纬线较松，平均每厘米6圈。经密每厘米25根，纬密每厘米35根。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为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进行加捻，才能织造。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线也捻得很紧，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则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托库孜沙来晚唐房屋遗址中出土滴珠鹿纹锦，经纬线也均为“Z”捻，纬线每厘米2圈。经密每厘米26根，纬密每厘米32根。为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棉。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此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说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上的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龟兹锦长期畅销不衰，在国内外市场上饮享盛誉。
龟兹地区植棉比中原早得多，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在巴楚托库孜沙来遗址中曾出土很多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线，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每厘米5～6圈，纬线为每厘米5圈。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系轻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每厘米5圈，纬线每厘米4圈，经捻大于纬捻。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译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均以“Z”向加捻，平均每厘米7圈。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大于纬捻。这与前面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继承了原有毛纺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制陶业新石器时代，龟兹已能制陶，并制成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汉代，龟兹陶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在龟兹辖境的轮台、焉耆、库车、拜城等地的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片和陶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属于日常生活器具的有罐、壶、碗、盆、杯、瓶；贮藏食物的巨型陶器有缸、瓮；文化用品有砚；冶炼工具有瓴；照明用具有灯；炊具有甑；造型艺术品有佛像等。这些陶器大部采用慢轮制作，某些部分经过一定的手工修制。也有些是用泥盘筑法手制而成。陶胎一般都夹有少量的细沙。烧炼火候较高。色调不单一。陶器表面施染的颜色有白色、土黄色、紫色、黑色。同时绘制各种简单的花纹，如三角纹、环圈纹、水波纹、凸起弦纹、绳纹联环纹。有些陶器具有内地陶器风格。
考古学家黄文弼1958年于库车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发掘中，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出土“彩陶片，粗沙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黄文弼在龟兹王城内发掘出33个大型陶缸，根据其排列，可分为三组。第一组7个陶缸，均为夹沙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其中有一缸高85厘米，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壁厚15厘米，具有40只耳朵，其余各缸高、厚大致相同，唯无如此多的耳朵。第二组18个大缸，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一般口径50厘米，底径45厘米，高1.5米，胎厚20厘米，其中除高、底径、胎厚、质色均相同外，口径则在20～75厘米不等。第三组8个大缸，形成与第二组大致相同，口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烧焙大缸，有专业制陶工匠，即佉卢文书中的“陶工”。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在龟兹王都附近的买里买契特（高大寺）发现1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陶管为红陶细质，残存下部，尚高40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粗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一圈捏压指头印，为公元4～5世纪产物。
四、酿造业
龟兹盛产各种瓜果，以果物酿酒，尤以葡萄酒为著。《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汉晋时期西域城廓诸国的社会生活》云：“龟兹国生产的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每家都备有很大的缸将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以备再用”。《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载：“龟兹国人因生产葡萄酒过量，家家都习惯用很大的缸将葡萄酒盛起来，储存在地下。”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距库车（城）东约3千米的哈拉墩遗址内，发现距地表20厘米以下的8个大缸..是当时龟兹国人储存的盛器。公元384年，前秦将领吕光攻下龟兹后，大军入城，由于情况不明，许多士兵纷纷坠入老百姓的储酒缸内。《通志卷一百九十载记五》载：“（吕）光入其（龟兹）城，大饷将士..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记之。胡人（龟兹族）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五、造纸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早在汉代就有用麻或树皮造纸的文字记载。随着东西方贸易内容的扩大，纸张也渐传入西域，接踵而至的则是造纸术的西传。据粗略估计，20世纪90年代在新疆境内发现古纸共计26种，其中晋代6种，南北朝1种，隋代2种，唐代17种，这些纸多数发现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一带，龟兹只发现4片古纸：残字纸片，一片为米黄色，粗黄帘纹，纤维交织不匀，纤维束多，纸质粗糙。另一片为粗横帘纹，纤维束多，纤维交织不匀，纸质不佳；佛经残片，黄色，粗横帘纹，小块残片，双面书写；妙法莲华经，浅米黄色，厚纸，帘纹不显，纤维分散较细，背面写回纥文。均用麻类为造纸原料，属唐代618～907年间。
《大唐西域记》等古籍记载，龟兹等地盛产桑麻，不仅为了养蚕和麻纺织，而且也用来造纸。和中原一样，龟兹等西域人民制作纸张，也经历了沤烂、舂捣、刀切、碱液蒸煮等步骤。古龟兹纸按其类型可分为布纹纸和帘纹纸两类。布纹纸制作过程为：用马尾、丝、麻等材料的细线编织成罗网，以成纸模，四周以木质框架绷紧、固定，要求罗网必须细密均匀；然后将已打好浆的纸浆浇注到纸模上，或将纸模投入纸浆中再轻轻捞出；表面抹平，取出晒干或凉干，最后从纸模中取下，布纹纸做成。帘纹纸制作过程为：用细竹条或其他材料的细条，以丝线、马尾等编成帘子作为纸模，同时将其附于木制床上，帘与床可随时分合，构成活动纸模；将帘与床合在一起，绷紧帘子两头的边板或边条，将其浸入纸浆中，成模后，迅速将帘、床及附于帘床之上的纸桨迅速提出，倒扣在已经摆好的桌案上，帘纹纸做成。这种帘纹造模纸，一模能在一单元内出千万张纸张，效率较高。帘纹纸张在龟兹境内的广泛应用，反映了汉唐时期龟兹与中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六、建筑业
人类之初就有建筑业。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建筑业日趋复杂，逐渐有了神殿、庙宇、居处、楼台、庭院、城池、道路等建筑。
古代龟兹族牧民住毡房，农民住地窝子。在天山游牧的部分牧民住以羊毛为毡及木架做成的毡房，秦汉时常和乌孙人、匈奴人杂处游牧。诚如细君公主《黄鹄歌》中所说的“穹庐为室毡为墙”，现今库车县北部天山游牧的维吾尔人仍住着这种毡房。龟兹农民的原始地窝子，史料无明确记载，只在考古发掘中提供了证据。今轮台西北18千米群巴克古幕群，构筑形式为“圆角形式或长圆形半地穴式，有短墓道，墓室中心立一木柱，周围又有一圈木柱，木柱上棚架盖头，盖木上再用草覆盖”（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这种草葬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570±70年，若以树轮校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955～68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群巴克的墓葬形式为当时龟兹地区的居民建筑形式。因为古代人信迷信，认为人死后仍会像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仿照生前住房形式造所墓，以供死者享用。这种地窝子式的建筑，至今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偏僻农村中仍可见到这种形式的住房。
龟兹地区城市建筑发达。考古发掘证明，龟兹王都即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载：“秦主符坚遣将吕光伐西域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可见其城市规模的宏伟与气势。
龟兹古城 今库车县城内。保存有东南北三面，略呈方形，北城墙长约2075米，墙垣夯筑，厚8～16米，残高3.8米；东城墙长1608米，厚15米，残高7.6米，墙垣每隔40米有一马面，长宽各4.8米，城墙为黄褐色土夯筑，夯层高20～30厘米。南城墙长1809米，厚2.8米，残高3.5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5厘米。西城墙已经湮没。
顷希阿尔古城 位于库车县东南约60千米戈壁上，原有城墙早已风化，只存城中心一大台基，台基残高约10米，东西长32米，南北宽约60米。系唐代军营遗址。
苏巴什古城 龟兹境内相当古老的废城之一，位于库车县西北偏东23千米处，古城跨河而居。城内现存几座高塔，塔基系夯土，为佛教建筑。建筑残存较多，为庙宇、屋宇、会议厅等。墙基、墙壁均系夯土制成。
克塔依城古城 位于库车县城东南80千米戈壁上，由一方城址及西部的三个附带建筑物组成，系唐代重要屯戍之城。残存方城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长150米；残存墙垣高7～8米，顶宽1米，底宽10米。每隔30米有一马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离地面2米处有一层树梢枝，20厘米厚，其土有土坯7层；又一层树梢枝及7层土坯；又一次树梢枝，最上层为土坯，约40余层到顶。每块土坯厚10厘米。
艾格买里央塔克协海尔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北21.7千米，英买里乡境内。现有内城残缺城垣，周长530米，宽6米，高约3米。据黄文弼教授考察，原“外城3410米，内城530米，两城中间有中城，城内有土丘起伏”。推断为《魏书》中的“塔佛寺千所”的遗址。
通古斯巴什古城 位于沙雅县城西偏北，直距34.5千米。城呈正方形，城垣有规则的炮墩及城垛，南北两门旁各有对称的城垛，疑为箭楼之遗址，城墙夯土基，土块砌成。宽约3～4米，因风剥蚀如今城垣平均高3米以上，东北一隅城垛现今仍高6米以上。城每边长220米，占地约4公顷。城北门外之东部30米处有一土阜，占地2亩以上，为当时房舍之一。
玉奇喀特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8千米处，系汉代遗址。古城东西长145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约116公顷。1928年，黄文弼教授《考古记》载：城三重，城基尚存，高约1米，当地人称玉什喀提（三道城）。分为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内城土阜起伏，隆洼不平，洼者浸为不地，本地人传说为衙门。由内城至外城相隔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周长约624米，城中有土阜数处。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城为红土坯筑成，规模宏大。
托帕协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部15千米处。古城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90米，总面积约3.8公顷。残墙高6米，厚150厘米，用土坯筑成，有6个城门。属唐代遗址。
通古孜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44千米处。该城保存较完好，四面城墙巍然独存，城四隅尚有突出城垛，墙外尚存城垛24个，城墙高约9米，周约825米，用土坯砌成。南北开门，门宽约1.3米。在北门楼东，有古房遗址数处。系唐代遗址。
兰合曼古城 位于新和县玉什喀特乡政府驻地西南约25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55米，南北宽50米。城墙用黄土坯筑成，土坯长40厘米，宽23厘米，厚15厘米。城墙宽约2.5米，高5～7米，城廓基本完好，部分地段已坍塌。
布特巴西古城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50千米处。城为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5米，残墙高约3～12米不等。城门在北墙正中，城墙下部为夯土，上部为黄土坯，土坯长35厘米，厚5～8厘米，宽25厘米。属汉代遗址。
且热克古城 位于新和县渭干乡政府西南，面积44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墙高3.2米，西墙长22米，北墙长20米，东、西墙已部分坍塌，南北墙仅存底部，厚4米，高1米。城墙系夯筑，城内散布有夹沙陶片。古城西北角有一突出城体的垛墙，长约2.9米。时代属唐。
阿克提坎古城 位于新和县塔什力克乡苏瓦什提村，面积3780平方米。古城呈长方形，东墙长66米，西墙长61米，北墙长58米，墙高5米，墙基厚约10米。城门南开，门宽10米。古城四角有垛墙，长约8米。地表为黑色，上浮白色城粉。时代属唐。
乌堂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俄堂村东北约2千米处。城堡平面呈方形，南面和西面墙垣以断望为险的天然屏障，东面和北面构筑墙垣，形制似瓮城式双层墙垣。东面墙垣保存较好，长约83米，最高4米，宽约2.5米，其适中处有向外突出的“马面”建筑，长约4米，宽约2.5米，高约4米。北面墙垣长约68米，中部置城门，城门连接着高台建筑，高台长约15米，宽约13米，高约5米。墙垣和墩台建筑均为土坯夹夯层，即一层土坯和一层夯土，土坯厚约8～10厘米，宽20～22厘米，长30～35厘米，夯层内含小砾石，厚15～20厘米。建筑时代为唐代。
克孜尔吐尔古城 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河西岸。古城作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90米。城垣为夯筑，夯土层中夹有柴草层，高约1～2米，现仅存南、北、西三面墙。城东北角处有一高台，南北长6米，东西宽4米，高约2.5米。高台底部为卵石沙砾石，中部为夯层，顶部为黄土坯砌筑，土坯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约8厘米。为汉唐遗址。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研究，并将其与中亚、中原同时代诸古城遗址作比较，龟兹人所建城市特色是：一是以土夯筑。龟兹城垣的建筑材料多系黄胶土，系夯筑而成，即以“干打垒”方式建造，这与中原大多数古城城墙的建造方式相似。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已流行这种技术。此法是用稍潮湿的土杂以草、草枝、树枝，以夹板式的方法堆垒，然后分10厘米不等的层次将其夯实。龟兹的房屋台基、屋宇墙壁也都用“干打垒”方法筑造。说明龟兹地区建筑技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二是采取三重的建筑形式。龟兹汉唐时期的古城大体分为三种规格，即一重城，二重城，三重城。一重城较小，城墙薄且矮；二重城较大，城墙稍厚稍高；三重城一般较大，城墙最厚也最高。三重城分为宫城（王城）、内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居北，内城居中，外城主体部分居南；二重城一般是内城居北，外城居南；一重城是政治、宗教中心。汉唐时期的龟兹建筑在规格、布局上与中原相近。三是在许多古城中，均发现了周长有约100米左右的夯土大台基，系贵族、富贵修建屋宇的台基。汉唐中原地区的贵族，为表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人，在修屋宇之前先筑一个台基，然后在台基上修建屋宇。龟兹古城废墟上的台基（土墩、土拉）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反映。四是汉唐时期龟兹境内的屯田军甚多，所筑屯田军城，在渭干河东西及塔里木河北岸、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流域及阿克苏河一带，都有不少屯田军建筑的城，却不是三重城，而是周围只有防御设施——城墙，城墙上没有马面、箭垛而无瓮城。城墙本身由夯土筑建，剖面呈梯形，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除城池外，龟兹的建筑业还有寺院建造、千佛洞凿挖、桥梁建筑等。
第五节 商业与货币
一、丝绸通道
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对沟通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曾发挥了重大作用。史学界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一般以西安为起点，敦煌以东为东段；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天山南北为中段；帕米尔以西至地中海沿岸及阿拉伯各国为西段。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因有天山和塔里木盆地隔隔，形成沿天山南北和塔里木南北缘，自东向西的北、中、南三条主干线，其形成时间，以北道最早，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中道次之，约在西汉初期；南道最晚，约在西汉中期以后。
（一）汉代通道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使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后汉书·西域传》载：呈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时，因北匈奴占据河西一带，伊吾（哈密）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丝路北道受阻，所以《汉书·西域传》只记经过龟兹境内的中道和经过楼兰境内的南道。
中道，即汉时的北道。《汉书·西域记》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苑、康居、奄蔡焉。”具体走向是：由玉门关（敦煌西北）经楼兰之北，至伊吾转西而行，经胡狐（今吐鲁番西北白杨河等地），至车师前王庭、循危湏（今库尔勒与乌什塔拉之间）、焉耆、龟兹、姑墨、温宿、尉头至疏勒，此乃所谓傍北山波河行。两汉时因伊吾一带经常受阻，东来西往的使商常取另一路，沿天山南麓尉犁、龟兹一道西去中亚。《魏略·西戎传》载：“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并，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这条路线的走向是：从玉门关西行至楼兰，沿孔雀河至尉犁，经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至喀什，然后向西或西北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
（二）唐代通道
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代，通西域的丝路主干线基本走向一致。唐代随着疆域的扩大，商贸往来频繁，路线逐渐增多，初步形成网络。唐代西域统治中心在庭州和安西，故以庭州和安西为中心，形成许多线路。据《唐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经龟兹境内通道主要有如下。
安西道 安西至中亚浩罕，全长800千米。自安西西渡白马河（今库车西30千米处为渡口），经俱毗罗城（今赛里木）、阿悉言城（今拜城）、拨换城（今阿克苏），过葫芦河（今托什干河）至大石城（今乌什），转西北越拨达岭（今乌什别迭里山口），到汉代乌什治所赤谷城（今昭苏一带），再向西至热海（今伊塞克湖），经碎叶（今托克马克）抵怛罗斯（今浩罕一带）。唐玄奘去印度曾走此路，在他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载。
凌山道 又称冰川道，从南疆温宿城至佳木50千米，佳木至盐山口40千米，盐山口至可力峡50千米，中隔石山一座，不甚高峻，有大河一道。可力峡至图巴拉特30千米，其间有横流水3道，半山斜险，石路10千米，余均平路。图巴拉特至玛斯图托海20千米，均乱石险途。玛斯图托海至塔木哈什40千米，途中乱石水沟甚多。塔木哈塔什至黄草湖驿90千米，其中冰路50千米。黄草湖驿至阿仁墩30千米，有树林，路势稍斜。阿仁墩至夏台30千米，从此入特克斯平原。清代景廉描述其行程：“有时宛转叶崖颠，二分垂外足能旋。有时盘行入涧底，四周镜壁其山烟。有时欲进不得进，坚冰忽折成深渊。”这种百态千姿的奇景，是商贸旅行的绝妙路线。西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率随从300人，携带大量币帛和近万头牛羊去乌孙国，曾走此路。西汉建昭三年（前36）西域副都护陈汤，率军万余人去中亚追击匈奴时，也走过这里。这是一条战略要道和商道。
吐蕃道 古代西域至吐蕃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从丝路南道或中道，经葱岭至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通向吐蕃；二是由丝路南道上的于阗南逾昆仑山，经胡弩镇（今于田南300千米）进入藏北高原。唐代于阗是安西四镇之一，设毗沙都督府。此路自拨换城向南，东渡赤河（今塔里木河），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465千米，到于阗镇，与前道接。该路穿行沙海，沿途荒凉无人烟。
银山道 高昌至焉耆的山道。途中有银矿，故称银山道。自高昌向西南，经南平、安昌等守捉，至托克逊，向西南进入山谷抵银山碛（库米什），又经焉耆的吕光、盘石、张三城守捉至焉耆，全程262.5千米。
二、商贸
龟兹地区居丝绸之路要冲，使者、商人、士卒、僧侣，往来频繁，其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西亚，促进了商业大发展。
公元前1世纪前龟兹未正式归于中国版图前，以丝绸为代表的货物已源源不断通过龟兹至中亚、西亚。龟兹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后，随着龟兹与中原之间的友好亲密关系，不仅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班超统一西域，将西域都护府迁居龟兹后，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汉书·西域传》盛赞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中原虽处于封建割据之下，龟兹境却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丝绸要道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吕光征服龟兹，另立龟兹王白纯之弟白震为王后，龟兹与中原的割据政权，如北魏、后凉、北凉、西魏、北周、萧梁等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永和五年（436）北魏派董琬等出使西域后，龟兹等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有时龟兹王甚至一年之内，两次派使者朝献于魏。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年（495）由平城迁都洛阳后，为了更好地接待西域的官使商旅，特在洛水南岸辟地设崦嵫馆，专供西域官使商旅居住。《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左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成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可见西域商品云集中原的繁荣盛况。龟兹为当时西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自有许多官使商旅停憩于此。隋唐时期，丝绸道上的龟兹商业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炀帝专设西戎校尉以接待西域各国使者，龟兹王即遣使奉献方物。后来杨广出征吐谷浑而至张掖时，龟兹王白苏尼咥与中原间的商业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置龟兹后，丝绸道上的龟兹境内商贸更为繁荣。在巴楚托库孜沙来唐代遗址中出土的一整匹唐绢，是由唐朝运往龟兹的商品。
（一）贡赐
汉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绛宾及夫人朝见汉帝，赐给印绶、车绮、旗、鼓、歌吹手数十人及绮、绣、缯等奇珍物品。
魏黄初元年（220）焉耆、于阗各派使臣向文帝献大珠。
晋咸和五年（330），龟兹等西域各国献石棉布、封牛（野牛）、孔雀、大象及其他珍异物品200多件到前凉，都城姑臧（武威）。前凉王张骏派长安史马洗带贡品去后越。高昌、龟兹等国也随同向后赵进贡。
晋太元六年（381）龟兹使者到后凉都城姑臧，向后凉王进贡奇珍宝物及汗血马。
北魏太和二年（478），龟兹向魏进贡名驼70头及其他珍宝。
唐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臣进贡马匹。
（二）互市
政令 汉武帝鼓励互市。由大鸿胪管理龟兹等西域商人在中原互市，并设有译员。商道沿途有食宿供应。龟兹等西域商人以玉石、皮毛、牲畜、土产交换丝麻织物。铜镜、陶器、药品、生产工具；魏明帝令敦煌太守仓兹监理商道。龟兹等西域商人去洛阳，发给过所凭证，派人护送，在敦煌由官府监理公平交易；北魏在洛阳设崦嵫馆供龟兹等西域商人交易、停息；隋炀帝令裴矩掌管张掖互市，特设西域校尉专员监理。又令薛世雄修筑伊吾城，与裴矩共同经营，保护商人往来。龟兹等西域商人到洛阳，由典蕃署管理，四方馆接待，入都市交易；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西域商道，设有驿传、车马、旅店供应商旅。天宝年间，交河郡丝绸交易价，大练一匹，上等470文钱，次等460文钱，下等450文钱。
商品交换 汉朝使者到龟兹等西域诸国，有内地商人随行携带丝绸及其他商品交换，一年五六批或十几批，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几百人从龟兹等诸国带回名产去内地。龟兹等西域商人进入内地交换商品，汉朝设有仓库，贮存丝绸，交换食品、牲畜、日用品。汉朝输出到龟兹诸国的丝绸有锦、绣、纱、〓、缎、绢、绨、绮、杂缯等。文字锦有万事如意、登高、大益寿、延年益寿、宜子孙纹样。丝绸有平纹、斜纹、平纹重组织、经斜文、斜文重组织各种织法。刺绣品有单色细绢绣、锦上添花；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于阗、乌孙等与魏、晋、北魏、北凉、南朝、隋贸易。洛阳、凉州为龟兹等西域商人交易市场。远销龟兹诸国丝绸制品有以褐红、白、黑、蓝、黄、金黄、绿等八色丝线编织履，用五色丝织方格兽纹锦，有纬线起花锦，织品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薄，牢度高；汉至隋时，除内地丝绸外还有漆器、玉器、铁器、兵器、铜器、金银器、铜镜、纤维纸、药物、刺绣、樟脑、服饰、伞、扇输入西域。龟兹等西域诸国的马、棉布、毛制品、玉石、牛、羊、驼、犬、亚麻、豆、核桃、石榴、瓜、葡萄、葱、蒜、火浣布、波斯锦、笛、鼓、五弦、笙、箫、皮毛等输入内地。龟兹、楼兰、于阗、莎车、车师、疏勒为商品交流重要市场。龟兹、于阗、疏勒、鄯善、车师、焉耆、乌孙每年有商队赴中原贸易；唐至金时，内地造纸、印刷、火药制造技术，丝绸、麻布、茶叶、瓷器、金属制品、日用品、生产资料大量输入龟兹等西域诸国。龟兹等西域诸国植棉、酿葡萄酒、制造五色玻璃技术传入内地，除传统商品外，镔铁器、刀剑、琥珀、梧桐泪、矽沙、雄黄、玉器、白褐、西棉、胡锦、花蕊布、宿绫、细毛织品、打球马、独峰驼、大尾羊、牦牛尾、乐器、皮毛不断输入内地。
（三）商道
西汉对西域主要商道统一管制，保护商品转运。汉朝时，天山南麓绿洲带有龟兹、疏勒、焉耆、温宿、尉犁、尉头和车师各政权与汉朝贸易往来，《汉书》称为北道。
西汉太初四年（前101），汉朝保护商道，称北道为要害之路。帕米尔高原以西商队多经北道赴内地贸易。三国时称汉朝北道为中道。商人经龟兹、焉耆、高昌至玉门关入内地贸易，称为新道。唐朝，各地以马、玉料、矽沙、胡、棉布、羊、驼、宿绫、铁器与内地贸易。
三、货币
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之地。龟兹地区各族人民在这里生活、劳动，吸引着中西方文明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龟兹文化。龟兹古代钱币正是上述几种文明交流、融会的产物，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随着龟兹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势力促进货币流通。龟兹境内遗留的丰富钱币资料，就是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明。近代考古发掘的钱币主要有两类。
汉唐时期内地铸造的钱币在龟兹所辖境内出土。在轮台县城西20千米的拉苏古城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在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唐王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特别是在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龟兹王所在地出土的钱币最多，在今库车县城东南约110千米的大黑沁古城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钱；库车县北约23千米的苏巴什古城出土“东汉五铢、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以上这些为内地汉铸铜钱经考古学家测定。
西汉五铢钱 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重3克。面背有周廓、宽约1厘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
王莽时泉币 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上下左右联续。《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汉书·食货志》称：“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币..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币二品并行。”
东汉五铢钱 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
唐代开元通宝 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钱 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钱 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钱 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
上述已出土的中原所铸钱币在龟兹境内流通，龟兹境内都有遗存。
自汉至唐的1000多年时间内，龟兹经济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影响下，由于政治上相对稳定，龟兹经济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为适应境内外贸易的发展，龟兹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龟兹地方铸币分为龟兹无文小铜钱、五铢铜钱和龟兹文铜钱三大类，铸造和流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其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亦显示出是同祖国内地铸币渊源关系。
（一）无文小铜钱
小钱，即特别轻小的钱，甚至小到直径只有0.8厘米左右，有鹅银钱、榆英钱、菜子钱、延环钱等名称。龟兹无文小铜钱主要出土于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墓地，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唐王城、硝里汗那古城。另外，在库车县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森姆塞姆，新和县托克拉克埃肯、索喀库勒，拜城县克孜尔，轮台县阔那协海尔、拉伊苏，温宿县喀依古，柯坪县阿克协海尔，巴楚县穷梯木、科西梯木等古城、烽燧、石窟寺等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采集品。同类小铜钱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田县哈拉墩、策勒县达玛沟，民丰县安迪尔、尼雅，以及楼兰遗址也有发现。出土数量尤以库车为最多。在库车、拜城、巴楚出土小铜钱的遗址中同样伴有钱范出土。
龟兹无文小铜钱铸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其形制和铸造工艺的模式来自中原地区。具有径小、薄肉、广串、无廊、无文的特点，依径、串大小可分为五个小类型：
Ⅰ型径1.7～1.8厘米，半径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Ⅱ型径1.5～1.6厘米，半径0.8～0.9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Ⅲ型径1.3～1.4厘米，半径0.6～0.7厘米，肉厚0.1～0.2厘米。
Ⅳ型径1.1～1.2厘米，半径0.5～0.6厘米，肉存0.1～0.2厘米。
V型径0.8～1.0厘米，半径0.5～0.6厘米，肉厚0.1～0.2厘米。
（二）五朱文铜钱
铸有汉文“五朱”（非铢）铭文，主要发现于巴楚县、库车县和轮台县等遗址。库车县苏巴什、唐王城、哈拉巴特古城、库木吐拉、玉奇吐尔、伊斯塔那等均有出土。在巴楚县北朝文化层还出土铸造五朱的细泥质钱范。
这类五朱铜钱，因其钱文甚浅，在流通使用过程中极易磨损，成为无文、无廓的铜钱，也易使人误认为它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女钱。五朱文铜钱具有薄肉、广串、无廓的特点。钱文此时已不再是重量单位，而蜕化成货币符号。依径、串大小亦可分为四个小类型：
Ⅰ型 径2.1～2.2厘米，半径0.9～1厘米，肉厚0.1厘米。
Ⅱ型 径1.9～2厘米，半径0.8～0.9厘米，肉厚0.1厘米。
Ⅲ型 径1.7～1.8厘米，半径0.8厘米，肉厚0.1厘米。
Ⅳ型 径1.4～1.5厘米，半径0.8厘米，肉存0.1厘米。
（三）龟兹文铜钱
这类型铜钱，学术界多称之“汉龟二体钱”或“龟兹五铢”。张平《再论龟兹的地方铸币》认为，随着钱币材料的不断丰富，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方铸币，应以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和民族特色为主来命名较为合适，因此称之为“龟兹文铜钱”。龟兹文铜钱铸行于隋至唐初，以红陶为主，也有黄铜制的，圆形无孔，汉文和龟兹文合壁，已发现一万多枚。有三种不同的版式：
Ⅰ型 面铸有龟兹文。光背，无汉文。
Ⅱ型 面铸有龟兹文和汉文。穿左为铢，穿右为五，光背。
Ⅲ型 面铸龟兹文，背铸汉文五铢。数量多，为双范合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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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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