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中共阿克苏地委书记 朱昌杰
  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阿克苏地区一带在距今约12000～4000年前就有远古人类活动，其先民——龟兹人源于何时，尚未见史籍记载。印度阿育王朝（前273～前232）时代的《阿育王息子坏目因缘经》载有塔里木盆地龟兹国名，这是龟兹之名首次见于史载。自汉代至南宋时期的国内史籍对龟兹多有记载。西汉神爵二年（前60）龟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自此近千年里，龟兹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统辖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到了宋绍兴七年（1137）西辽战胜西喀喇汗王朝后东征至高昌等地，龟兹回鹘可汗不再称汗，改为“亦都护”。，大约在这个历史事件后，有史记载1500年左右的龟兹，最终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
  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镇龟兹，北依天山，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和冲积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矿产资源，发达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安定的社会，伴随着丝绸之路的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龟兹绿洲经济的繁荣昌盛。智慧勤劳的龟兹人民，在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龟兹文化，并与高昌文化、敦煌文化一起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也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公元前2世纪起直到公元14世纪，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成为古代印度、希腊、波斯和中国四大文明交流的通道。地处这个通道交汇点的龟兹，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加以吸收和改造，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龟兹文化。龟兹文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并结合龟兹人文特点而孕育的有着鲜明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曾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世界佛教文化和中国乐舞艺术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龟兹人民的成就和历史经验，都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吸取的。研究龟兹文化，是探讨我们多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对龟兹文化的研究还有待相关学科的发展，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从其社会历史条件阐明文化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不过，从目前浩如烟海的史料所揭示的现象中，人们完全可以窥见龟兹文化的特色和成就。
  龟兹自古艺冠中外，素有“歌舞之乡”之称。龟兹乐舞被公认为“西域乐舞的杰出代表”。早在公元4世纪以前，龟兹即已形成自己的乐舞体系和特色，并声震西域。这从大量史籍所载和龟兹石窟壁画描绘中可以得到印证。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时，将龟兹乐传入长安，是历史上史籍所载龟兹乐的首次东传。晋太元十年（385）三月，前秦吕光占据龟兹8个月后返回，除了带走龟兹大量财物和僧人鸠摩罗什以外，还将龟兹乐器和乐舞伎人带回姑臧（今甘肃武威）。这是龟兹乐舞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东传。这次东传，促进了“西凉乐”（隋唐时期与龟兹乐同为九部乐、十部乐之一）的形成和发展，也推动了敦煌石窟与敦煌文化的发展。进入6～7世纪，龟兹乐舞在本土进入鼎盛时期，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为龟兹写下“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千古不朽定论。隋唐时期，龟兹乐舞又一次大规模东传，成为隋唐宫廷乐舞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风靡朝野。上至帝皇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演奏龟兹乐器，跳龟兹舞，成为时尚。尤其是以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变换龟兹乐理“五旦七声”的调式为起点，在中国乐舞史上引起一大变革。龟兹乐舞特别是对隋唐大曲和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等艺术的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龟兹大曲被中外许多学者认定是维吾尔大型古典歌舞套曲《十二木卡姆》的母体。龟兹乐舞传入内地，不仅对汉族，而且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誉。这是龟兹乐舞，不因时光的流逝、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代代传习、长期流行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种龟兹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地域的文化，在相互吸收与融合后，蔚为江河，形成整个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龟兹乐舞越过高山大海，传播并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样产生过重大影响。
  随着西域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往，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自公元前2世纪传入龟兹。元封二年（前109）龟兹王曾向汉武帝敬献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这种僧侣洗濯用的澡罐，，是龟兹崇尚佛教的明证。佛教传入龟兹后，到3世纪中叶，得以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供佛饭僧，日新月盛；龟兹王族笃信佛法，崇尚佛事，不惜民力财力；工匠们翘思弥励，开凿众多形制各异的洞窟；画师们博采众经，绘制精美的石窟壁画；各地僧尼云集龟兹，举国上下如痴如狂。龟兹一度成为西域佛教中心之一。14世纪中叶，在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支持下，额什丁和卓组织了一个由50多人的库车伊斯兰教团到库车等地展开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拆除佛教寺庙，或改建为礼拜寺，捣毁佛像及其他文物，迫使佛教僧侣外逃吐鲁番。其间，在阿力麻里（伊犁河谷一带）反伊斯兰教运动影响下，库车和沙雅等地万余名佛教徒伺机暴动，反抗统治者强迫他们接受伊斯兰教。暴动被秃黑鲁·帖木儿的军队镇压而告失败。参加暴动的佛教徒被驱逐到外地，约4000千人经于阗迁至阿富汗北境，约6000人经敦煌迁到甘肃酒泉附近定居。佛教自此退出龟兹地区。数百年后，人们目睹的是龟兹佛教文化的遗存——龟兹石窟。
  龟兹石窟群现有603个洞窟。开凿最早的克孜尔石窟始于3世纪末，早于敦煌莫高窟和国内其他石窟。龟兹石窟是起自印度阿旃陀石窟，至阿富汗巴米羊石窟、敦煌石窟、榆林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再到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等石窟艺术链条中重要的一环。龟兹石窟艺术主要是壁画，还有少量的佛像、雕塑等。现存的石窟壁画数量巨大，约有2万平方米，内容丰富多彩，技法精密熟练，显示了焕然求备、瑰丽灿烂的生命力。
  马克思在致阿·卢格的信中指出：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据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龟兹石窟艺术并不是游离于人类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对古代龟兹现实生活的反映。石窟壁画体现的精神虽然是佛教义理，但这种壁画艺术溢荡的依然是人间衷情。婀娜多姿的伎乐天人、千姿百态的动物、城阙门楼、山水树木、穿盔戴甲的武士、王公贵族以及手持农具（坎土曼）挥棒吆牛的农人等等，都是龟兹社会生活的真实显现；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壁画故事，折射的是龟兹人民的憎与爱，对战争离乱的厌恶与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故乡土地的眷恋之情。拂去神秘的宗教面纱，我们从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海洋里，触摸的是古代龟兹等各族人民仿佛仍在跳动的脉搏，看到的是一幅幅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画卷。
  龟兹石窟艺术自被重新发现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嘉庆二十一年（1816）著名地理学家徐松首次发现了龟兹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克孜尔石窟（拜城境内），后，载于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1823年刻本）。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然洞开封闭已久的国门。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英国派鲍尔大尉率领探险队首次进入库车地区。他从当地人手中购得吐火罗文字的古代写本，此事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外国“探险队”接踵而来。他们盗窃文物，切割壁画，使尘封了数百年的龟兹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掠。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和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后考察了库车、拜城等地，为国内较早对龟兹文化作出较为系统考察的先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龟兹文化的考察、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龟兹文化的调查研究，从石窟考古、宗教（佛教）艺术逐步扩展到音乐史和舞蹈史的研究。近十年来的考察和研究，硕果累累，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标志着国内学者对龟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中外学者对龟兹文化的考察、整理和研究，逐渐向世界揭开了龟兹文化千百年的帷幕，使龟兹劳动人民在漫长岁月中创造的艺术之花重放光华。
  在龟兹历史的长河里，伴随龟兹乐舞艺术和石窟艺术名垂青史的是龟兹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当中，既有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建功立业的汉唐都护、龟兹王族和将士，如班超、杨胄、绛宾、白孝德等，又有使龟兹乐舞誉满全球的音乐家苏祗婆、白明达等，还有佛教高僧鸠摩罗什、佛图澄等等。这些杰出的龟兹历史人物，与龟兹乐舞、石窟艺术构成了龟兹历史文化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翻开我国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朝历代不但有编史修志的文化传统，还有“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往往建立起一种“经世济用”的智慧桥梁。由阿克苏地区党史、地方志专业人员编写的《龟兹文化》一书服务于当代、服务于现实，继承和发扬“古为今用”的文化传统，对传承文化传统，弘扬人类文明，对龟兹文化研究的拓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龟兹文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通俗、可读性强的语言，对龟兹文化的形成、发展、作用和历史价值等作出较为系统的分类和记述，这对龟兹文化走向世界和推动龟兹文化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大盛事。我们相信，随着《龟兹文化》的出版面世，随着龟兹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成果的运用，打造龟兹文化品牌工程必将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从而推动地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文化旅游事业的新发展。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