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克孜尔207窟佛传壁画内容与其他洞窟的佛传故事基本相同，但在表现形式上，有较明显的独立性。考察其与其他洞窟同类壁画的差异，对于了解佛教在公元4世纪前后为适应自身发展，在与其他宗教和社会思想的冲突中，教理和仪轨所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意义。
  一
  佛陀降服三迦叶兄弟的过程是佛传故事中常表现的一个题材，说的是佛成道后，经历了鹿野苑初转法轮和波罗奈国接受俱黎迦长者夫妇及其子耶舍后，独自到迦耶山上，度化原为拜火教领袖的三迦叶兄弟。大哥优楼频螺迦叶所居的山洞里有一火龙，常害人众，佛向优楼频螺迦叶借宿龙窟，当晚降伏了火龙。优楼频螺迦叶为佛的神通力所慑服，将修学拜火教所用之物，悉数弃于江中，皈依了佛门。他的两位弟弟闻讯赶来，也由恭敬而放弃了所信仰的拜火外道随佛出家。三兄弟所统领的原拜火教一千徒众，也皈依了佛教。克孜尔石窟中表现这一题材的壁画有10余处①，一般是以方形格形式与其他佛传故事一起铺陈主室侧壁，或与因缘故事画等一起填充在菱格纹中。后者的大致情景是：佛坐于中间台上，一龙缠绕佛身，台下有一罐，佛身旁有人用水罐灭火（见图版十六，1，2），或一婆罗门将东西投入河中。前面的画面是：佛坐于中间台子上，弟子围坐在两侧，迦叶伏于佛座前，表现的是佛陀在优楼频螺迦叶的火龙洞中用神通降伏火龙的场景和优楼频螺迦叶皈依佛门之后，对原来信仰的放弃。由于佛陀是通过降伏火龙来收服优楼频螺迦叶的，在前一种画面中，火龙所代表的优楼频螺迦叶虽在画面上不一定出现，结合同窟中的其他降魔题材壁画，可以看出这种画面所表现的对抗性可与降服魔王波旬、降服各种其他魔力干扰的对抗力度是相提并论的。因为这类题材都在突出佛的战无不胜和外道、魔道的失败或顺服②。克孜尔207窟所绘的收服三迦叶壁画是值得注意的，画中出现了三迦叶兄弟并排坐于佛前的形象，图的左下方有一火堆，燃烧着的火堆上方均匀地布着七个圆圈，佛做说法印（见图1）。画面上的火堆和七个圆圈，明确了三迦叶兄弟的“事火婆罗门”即拜火教徒身份。火堆意味着拜火教崇火的仪轨。而七个圆圈则意味着拜火教同时亦有七曜崇拜的信仰仪轨。拜火教在中亚地区流传很早，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指出①，但是拜火教是否有七曜崇拜的仪轨和习俗，文献中并无详细记载。佛经中对三迦叶兄弟的身份记载是明确的，在诸如《中本起经》卷上、《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普曜经》卷八、《中阿含经》卷十一、《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增一阿含经》卷三、《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五分律》卷十六等经中都明确说他们“皆信奉事火外道”，207窟壁画所表现的七个天体形象，清晰地揭示了拜火教有七曜崇拜的仪轨。
  七曜崇拜是西域地区由来已久的一种天象崇拜，所谓七曜，指日、月和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在中国历史上，七曜术是指来源于印度，融入了中亚色彩的历法、星占及择吉推卜之术。历史上不唯在拜火教中，在诸如摩尼教、景教中也有①。而且，佛经中也多有记载表明优楼频螺迦叶有星占行为②佛经中甚至说到优楼频螺迦叶所在的拜火教团体有以七日为周期的团，体性拜星祀星仪轨③。结合克孜尔207窟壁画，我们可知以优楼频螺为代表的三迦叶，是拜火教徒，并且奉行七曜崇拜仪轨。
  二
  考察克孜尔石窟降服及降魔故事壁画，基本是依据《根本说一切表中毗奈耶僧事》（以下简称《破僧事》）的故事顺序来表现的，但壁画中对拜火教徒的降伏情景却由原来的注重神通演化为注重对其七曜的融摄。在《破僧事》中，叙述降服三迦叶的情景所用篇幅是相当长的。主要是：优楼频螺迦叶及其随众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火力威胁佛，而佛则调动了四大天王的力量，用更大更不可思议的火力征服了这些拜火教徒。在他们想点火时，佛调动了神通力，使他们无法点着火；他们想灭火时又灭不了。拜火教徒最有力量的火崇拜，就这么被佛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控制于股掌之间，拜火教徒终于心服口服，皈依了佛门。在这个故事中，佛陀还表演了他心通的神力。这个故事之后就是王舍城神变故事，可见，佛经中主要强调的是佛陀的法力无边、神通无边，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征服色彩非常鲜明。在大多数菱格图中，是毒龙缠绕佛身，或事火婆罗门将祭器扔入水中的情景，突出对方的对抗和对方最终的屈服；而在207窟的壁画中，则重在突出和谐的融摄情景：三迦叶兄弟和佛的其他弟子愉悦地坐在佛身边，聆听佛法，燃烧的火堆和明亮的七曜在画面的下角，表明对其事奉的仪轨已经收摄。在这种情景的壁画系列中，常有为罗喉罗命名的情景，而罗喉本就是天体崇拜之一种，罗喉、计都与七曜合称“九曜”，这种情节中已经含进了佛教对天体崇拜十分熟悉的意味，而后出的一系列经典，则加强了这方面的说服力度。北传佛经中有《宿曜经》（即《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唐不空译）、密部《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唐义净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失译）、《七曜攘灾诀》（唐西天竺国婆罗门僧金俱吒撰）、《圣无能胜金刚火陀罗尼经》（赵宋法天译）及巴利文大藏经律藏大品《火喻经》等。到唐朝，汉地僧人一行更是把这种学说发挥到极致，撰有《宿曜仪轨》、《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梵天火罗九曜》等。而发生此种变化的时代，正是拜火教在西域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207窟开凿的年代①。至于207等窟中佛像的焰肩形式所透露出的拜火教因素，已为学者所共识，此文不赘述。②
  从汉到唐宋，汉地关于拜火教及七曜崇拜的记载均在汉末以后出现高潮。《魏书·西域传》“康国”条目记载：“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当地人决定居民刑罚的法律是置于祆教寺院中的，足见祆教在当时康国社会中的地位之崇高和几乎全民信教的实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法》卷二也记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只行拜火教。《梁书·滑国传》中说：滑国“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天监十五年（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其国）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北魏时期，灵太后在嵩山祭天，下令废除了很多她认为不必要的祭祀仪轨，但“胡天神”（祆教祭祀的神）却由于皇室的崇奉被保留下来。从北魏到北周是祆教在中原最盛行的时期。《隋书》中指出了中原流行祆教的原因是为了“招徕西域”即为了保持同西域各地方的密切关系。这说明拜火教在西域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中原各朝的统治者都不会忽视对它的利用。从北朝直到宋，中央政权机构中都设有“萨宝府”或职能相近的机构，专门管理从西域来中原的祆教徒及其宗教事务。至于经典中对七曜术的介绍和记载，也以汉至唐为高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西域高僧安世高在汉桓帝初年来华，“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③《高僧传》卷一，安世高对七曜及五行之术“无不综述”《高僧传》卷十四记载刘宋时期高①，僧昙光也有遇重大事务决于七曜的习惯②。南北朝时期的赵〓本是河西人，“善历算”，曾任北凉太史令，《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他的《七曜历算经》，曾修《玄始历》引起北方各朝的广泛关注，争相引入使用③。魏初以之代替《景初历》。《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七曜术的著作就有22种56卷，涉及的作者最早有北凉、北魏时期的，也有陈朝的著录。后来的《旧唐书》也多有《七曜历》等相关书目著录，说明七曜术在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在唐宋仍有流传。而207窟壁画上的情景和与七曜有关的学说在西域流行有很大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由于拜火教经典的缺乏，包括七曜术在内的拜火教文化因素及其传承，不甚明了，但它被吸收融合到佛教中并有所发展，又由以僧人为主的占星家们逐步传承下来，甚至融入到其他文化（如中国传统天学）中去。克孜尔207窟的细节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佛教的这种对外来文化因素进行的整合融摄，不但保证了佛教自身的壮大发展，客观上也保留了其他宗教、民族文化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
  三
  佛教对拜火教的融摄和吸收，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在有拜火教信仰的古印度至西域广大地区大力传播的需要；二是后期佛教对民间信仰极力整合的努力。佛教经典与实际传播状况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种对外道融合吸收的过程和结果在经典中常有记载，但有关的细节则可能在当时属于常识性内容而被忽略，却往往被壁画表现得更真实，更直观细腻。由于对所融摄因素作的这种直观具体的表现，佛教壁画起到了连结许多历史和还原文化现象细节的作用。克孜尔地区的壁画，由于其地处几大文明之交汇点，又是古代多种民族的聚居融合区，其中所具有的这种连结作用值得我们重视。
  如前所述，七曜崇拜不仅在拜火教中存在，它也是古巴比伦—印度—中国—日本这条文化交流线上传承很久的文化现象，本文不讨论其传承源流，只是想说明一点，就七曜术的传播过程来讲，佛教，特别是西域佛教经典及一代又一代学问僧人，曾经起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作者：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这种题材的壁画在克孜尔计有：4号窟、8号窟、80窟、98窟、110窟、175窟、186窟、192窟、193窟、196窟、205窟、207窟、224.窟、227窟及库木吐喇第23窟等处，图片及说明参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另见《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法]乐愕玛著，苏玉敏、郭梦源译，彭杰校《克孜尔石窟顶部以佛为中心的画面的识读与分类初探》，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二期119页，也强调这种佛传图的征服特征：“上述画面用综合手段来展示佛法之精妙，超越众神与外道，往往刻画两个重要情节中的一个：壁画或表现佛法所施的对象——天神或普通人，他们或者做着进攻的动作，或者表现被征服的情节。”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第四章《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等著作中均说明拜火教在西域流传很早。但由于史料不足，无法断定具体年代。最有把握的文献记载是《魏书·西域传》、《梁书·滑国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中对西域人信奉拜火教的描述。 ①不空的弟子杨景风在为《宿曜经》作注时，有如下说明：“尼乾子、末摩尼常以蜜日（按，密指七曜中的太阳康居人称蜜）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见《宿曜经》卷下）。伯希和及沙畹认为尼乾子是梵文Nirgranthaputra，也就是汉文佛经译本中常用的“一切外道”的意思，这其中当然应该包括摩尼教和景教（见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第56页）。 ②关于迦叶兄弟观星占星的记载，佛经中有多处出现。如：“尔时，迦叶夜起。瞻视星宿。见石室中。有大火光。”（《增一阿含经》卷十四、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2册No.0125东晋厕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是时优楼频螺迦摄。于其夜中因观星历，乃见佛前有四火聚光明远及。”《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卷七（唐义净译），其他如《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卷四（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吴支谦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两晋竺法护泽）、《佛本行集经》（迦叶二兄弟品四十至四十二）、《普曜经》卷八（西晋竺法护泽）等经中也有类似记述。 ③见《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唐义净译，卷七：“摩揭陀国人有其时会。七日之中皆往优楼频螺迦摄处兴大供养。” ①廖旸《新疆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研究》（下），《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6～27页。在有关克孜尔石窟分期的讨论文章和著作中，学者们也大都持此类观点。 ②见文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梁]僧祜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08页。 ①[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页。 ②[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14页。 ③《隋书·律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