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
  研究龟兹历史文化常因龟兹墓葬的稀缺陷于思溯的疑难，特别是以龟兹王都为中心的区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从现存古遗址及佛教寺窟中不断发现的舍利（骨灰）①盒、罐来看，我们只能判断在佛教传入龟兹后的中古时期主要流行火葬习俗，绝大多数的龟兹居民，包括贵族、僧侣、官吏、士绅、兵丁、庶民死后采用火葬，骨灰入罐再行二次葬。这个时代大概相当于公元2世纪到伊斯兰教替代佛教的14世纪中叶。既然主要采用这种葬俗，当然就极少发现像内地和吐鲁番地区那样注重厚葬而遗物丰富的墓葬了。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文章资料和考古调查发现的舍利盒、罐来看，涉及的区域颇广，文化内涵丰富。兹列于后：
  发现最多、保存最精美的舍利盒莫过于昭怙厘大寺（位于库车河龙口附近，苏巴什古城）遗址出土的此类遗物。如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西大寺中心殿堂的废墟下发现的乐舞舍利盒，木制，盒身为圆柱体，盒盖为尖锥形，全高31.2、周长37.3厘米，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色覆盖，上镶有一些方形金箔，内存骨灰。后来剥去表面颜色，露出精美的图像，盖上为四身奏乐的带翼裸童，盒身周绘一队形态生动的乐舞图，计有21身形象。参看霍旭初先生专文《龟兹舍利盒乐舞图》的精彩详论①。又如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几乎在西寺的同一个地方掘得6个舍利盒（见图版四，1）在盒盖上都绘有奏乐的迦陵频伽童子②，有的6身，有的5身，还有一个，盒身绘有乐舞形象，但破坏严重，画面模糊，仅见坐着似弹阮咸和弹曲项琵琶、头戴有竖耳尖嘴面具的乐人，还有一处隐约可见穿联珠纹衣服的舞者。关于这些有翼童子的木质乐舞舍利盒必是龟兹当时最有威望的高僧大德的葬具，对于信奉小乘教一切有部的高僧来说圆寂后往生的最高理想是小乘世界的某个天宫，而非大乘的净土佛国。所以这些有翼童子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是往生多佛世界净土佛国还不如说是往生一佛一世界的天宫。其实发表的这6个舍利盒只是伯希和发现13个舍利盒的一部分，都是在大殿大塔南墙的两个小坟头中发现的，这是二次葬，甚至是三次葬的结果。这些舍利盒、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伯希和写到：
  这些遗骸中有8个装在罐子中，其中三只是彩陶，第三只彩陶罐带有双耳，形成了一个公山羊头状。但我的兴趣集中到了那些木制骨灰盒上，其形状如米粉盒，或者更酷似一个帽盒，因为上面画满了图案。唯有一副遗骨装在一个耐火土的粗糙罐子中，口朝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罐子染成了黄绿色并完全以金叶（应是金箔，笔者按）包裹，潮湿早已使它变成了碎片。其他的骨灰盒（其中也有一个骨灰盒保存在口对口接起来，并以泥封凃边口的两个耐火土陶罐中），都在棕色的底面上绘有几何图案和禽鸟，其中之一画有人物像，人物中有一位在操琴。唯有装在以黏土封凃的两个陶罐中的骨灰盒，除了遗骨之外，还包括一个装牙齿的小袋、某些金叶的残片和4枚小五铢钱，它们如同被凃染过一般。
  我们在沿大窣堵波的地方出土了一个大盒子，内装几个小盒子，这一切都装在一个淡蓝色的瓷罩中。然而，这个盒子已严重破损，其内已没有遗骸了，而是一束头发。其中所盛的另一个小盒子中装有一束小纸页，上面似乎写有婆罗谜文，但已变成尘埃而飞扬起来。第三个完好无损的小盒子已完全染成了金色，其中有一个我尚未打开的小包。①从以上列出的资料可知骨灰安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骨灰、头发及遗物放入木质舍利盒，外面再套有陶罐保护，这显然属于地位高的僧侣；一种是将骨灰直接放入陶罐内，这属于较低的僧侣。关于外面套有瓷罩一说，大为疑惑不解，因为笔者在库车多年摸索中古佛教文化时期陶器的体会是龟兹没有使用过瓷器（发现的瓷器只有明清时代的）。在唐代遗址中，如渭干河龙口下的库木吐喇古城址，虽然也发现过釉色美丽光亮的器皿，但壁质仍是陶质。②在唐之前的龟兹甚至不会做上釉的陶器，这可从昭怙厘西寺大塔殿下墓葬③中贵妇的陪葬陶器就没上釉得到证明。1992年7月库车老城新华书店建筑工地发现忍冬纹的褐色釉盘和一绿釉缽，釉色很美，似为瓷器，其实是釉陶，因此判明这个瓷罩也可能是陶器，只不过表面釉色漂亮，伯氏误以为是瓷的罢了。
  关于将骨灰直接放入陶罐内的葬俗在龟兹是很普遍的，普通百姓死后焚化，将骨灰用罐盛之，埋于郊外，如库车南部的塞克桑塔木古城址（紧邻古干河床，对面为沙雅县境）北郊有一片墓区，为火葬骨灰罐，二次葬掩埋区。1983年10月21日普查时，人骨灰和舍利罐露之于地表，①其中一罐，口径11.5、残高2.5、壁厚0.8厘米，为无釉细泥红陶。这种百姓的骨灰罐十分简陋，一般都是素面的。库车文管所舘藏和展览的陶罐中大多就是这种舍利罐，仅在上述古城二次葬区出土的就有编号为001、013、051、052、327、225的陶罐，其中一只彩陶罐（老城南戈壁出土，编号011），罐上的花纹好像是烧成后再画上的，这决非龟兹上古时代的彩陶罐，而是一种骨灰罐，当与伯希和在昭怙厘塔下发掘出的那种装舍利的彩陶罐的功能一样，不过好像要比素面罐的层次高一些。但是昭怙厘塔下发现的彩陶罐可能是僧侣的，而且相对那些木制盒式的舍利容器的层次要低得多。这种彩绘陶罐的出现还意味着当时不会用上釉的方法来装饰陶罐，只好借助彩绘。
  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外表塑有边饰花纹的那种比较结实的陶舍利罐，我们发现的往往是其罐盖的残片，极易误做盘缽一类的器具，在库车和新和县的古遗址中屡有发现。试举几例析谈。
  1984年9月14～17日在库车城东麻扎巴赫石窟附近的克日西古市遗址（位于今牙哈乡麻扎巴格村境内）进行普查并试掘其高台墩，发现许多佛教造像残件、大历元宝钱和陶制品。其中一件舍利罐盖残片（见图1）粗砂黑陶质，表面有花纹，从上至下依次为（1）顶部为一残
  圆，阴刻太阳，光芒似的放射线纹，径约2.5厘米；（2）顶与侧面衔结部分，刻平行线纹，高1厘米；（3）渦纹，高2厘米；（4）竖卷草，高4厘米。
  （3）和（4）之间有一凸出的阳棱。另外还发现一块形制同上的黑陶片，也是一舍利罐盖之残片，只是没有花纹。②
  1986年6月库车供电所修水塔时发现六口大陶缸，在缸内和缸外灰坑内发现大量文物，有大铜釜、铁矛、铁臼块、铁坩堝、带嘴小酒壶、绿釉陶盘、象形耳杯、小罐、舍利罐盖残片，还有头颅已碎的人骨架一具和各种牲畜的骨角等。其中陶塑纹饰舍利罐盖残片（见图2）为夹粗砂黑陶，上沿厚0.5、最大壁厚2.5厘米，外表从下往上图案依次为（1）下沿边棱0.5厘米；（2）S形纹1.2厘米；（3）忍冬葡萄纹3厘米；（4）水渦纹2厘米；（5）上底边棱0.5厘米；（6）上底，纹饰不知。纹饰都是阳纹，不见敷色。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约在龟兹古城内的西南区域，东为卡了不尕河（应是古已有之的人工引河），北接额西丁麻扎，从灰坑中出土的碎颅人骨架分析，这里曾为刀兵战场，很可能是安西大都护府晚期战争所致，若此，这些文物的时代应在唐或唐以前。这里原来可能有一座大寺院，为什么说这种出土的带纹饰陶片就是舍利罐盖，因为它与石窟壁画中分舍利图中国王手捧着的舍利盒非图2常相似，一是花纹相似，二是根库车县供电所出土舍利罐盖残片
  据现存残陶片可以复原为一圆锥体，这就是舍利盒的锥体盖部分。上面发现的微形小红陶罐，高2.2、口径1.4、口沿壁厚0.3、底径1、腹径2.5厘米，口颈下有阴刻画，从口上俯看为一朵五瓣莲花（见图3），为俯看图。共发现三只罐，其中两个有乳突，每只两个乳突，一边一个，这是龟兹传统的古老朴拙的装饰样式。也或是一种舍利罐，不过很可能是作为明器放入大舍利罐内的，这与伯希和发现的舍利盒的罐中套盒，大盒套小盒，小盒中再放随葬品是一致的，笔者曾在《库车古缸综述》一文中谈及用大缸做葬具的估断，这些大小舍利罐是不是也放在大缸里面呢。这些饶有趣味的习俗使火葬文化丰富多彩起来。
  当我们用上面列举的舍利罐样式审视比较《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①彩色插页中的黑陶“飞马纹陶缽”时，其上下层边饰依然是S纹和水渦纹，那么这件图3库车县供电所出土陶罐器皿应是一只舍利罐盖，且两者时代都是接近的。这件舍利罐盖中间纹饰为有翼马首蛇身忍冬纹，蛇身是龟兹壁画天龙八部之一龙的表示法，马是龟兹的名物特产②，龙与马结合成的龙马又是龟兹传说中的神物③。加上希腊化的翼翅，成为有翼龙马看来确定无疑。有翼龙马一时成为龟兹人心目中无比骁勇的神灵而崇奉，将其塑在陶舍利罐盖上，除了表示护佑舍利魂灵的祈愿之外，还有携之魂灵及早轮回飞升天道的意义。此盖罐既然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其所属舍利罐内一定装的是该城大佛寺中的大德高僧的舍利。至于盖内直立举臂的龟兹人那是顶礼膜拜的姿态，膜拜天地，膜拜三宝，膜拜舍利主人——名德俱重的佛教长老。至于盖罐的时代不像是唐代的，是唐以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盖内鎸刻的龟兹人的头发为“剪发垂项”式样，这种式样为魏晋时的装饰，《晋书·四夷传》云：“男女皆剪发垂项”，而唐代典籍则出现了“断发”的记载，《大唐西域记·屈支国》为“断发巾帽”，《新唐书·西域上》则为“俗断发齐顶”，说明晋至隋间（4～6世纪）龟兹人的头饰发生了变化。察之壁画果然有这种断发齐顶的装式，如前述日本大谷携走之舍利盒侧乐舞画上的奏乐队（第12～17人）就是这种头饰，其依次为舞槌击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弓形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仔细观察这些发式，可见头顶黑发中分两边齐顶断之，耳侧又有束发垂之于颈，这是在原“剪发垂项”的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断发齐顶”的发式。这种变化为判定文物的时代增加了新的依据。因此认为人形龙马纹舍利罐为唐以前4～5世纪的遗物，而大谷乐舞舍利盒则为隋唐时的龟兹高僧舍利盒无疑。
  从上述龟兹古城出土的这些舍利罐盖残片上葡萄忍冬纹的风格与人形龙马纹舍利罐风格十分相似，两者时代也应相近，而克日西古市出土的可能要晚些。这种舍利陶罐残片在库木吐喇石窟出土（编号053），甚至库车北山苏布依和可可沙（编号149和386）遗址的佛寺遗物中都有发现，现存库车文管所。上述例子皆为黑陶，还有一种红陶的，也含粗砂粒，极坚韧。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结实的舍利罐片发现的几乎没有完好的，且不见罐身。那么罐身该是什么形状呢，从发现的舍利盒看应当和壁画中分舍利图中舍利罐是一致的，即圆筒状样式，但也不能排斥其他样式。库木吐喇石窟（053）出土这个罐盖就是盖在有颈腹的三耳红陶罐口上的，或许这也是舍利罐身易碎不易保存的原因。库车文管所馆藏同样是库木吐喇石窟一罗汉窟（该窟已毁，正处窟群区现看护房位置）中掘出的舍利罐（284）内发现放置泥塑复钵塔两个，还有卵石。于是推断在龟兹佛教遗址中之所以没有出土像内地佛教寺窟院内颇见规模的塔林建筑群，乃是因为僧侣的舍利罐或是单独藏于大塔下，或是集中埋入塔殿下的坟包内，或是置于专门建造的罗汉窟内。罗汉窟在库木吐喇窟群区有好几座，沟口区的条状方形窟估计多为此类罗汉窟，而且很可能是渭干河龙口附近寺院大德主持的瘗窟。一般地位较低的比丘则与普通民众一样死后火化，骨灰入罐，再葬于寺外或城外的二次葬区。大概是时代古远的缘故，发现的舍利罐片多不见表面敷彩，而人形龙马纹舍利罐似敷有蓝绿色彩。
  20世纪90年代还发现一种更加奇特的、装骨灰的舍利罐，细泥红陶，陶衣浅黄色，罐腹表贴塑一五官狰狞的人面相，也可称怪面舍利罐（见图版三，1）。该罐出土在库车老城南、库车干河床西侧称为南戈壁的现穆斯林墓葬下面，罐口已毁，单耳也毁，通高18.5、口径8、颈高6、腹径约15、底径7.5、壁厚0.8厘米。腹上贴塑的怪面近圆形，展开径5.5厘米。怪面眼鼓出，宽鼻翼，前额略微低凹，两耳尖竖，似翼，头发线条粗直。在新和县文管所也保存一只这样的怪面罐，不过漂亮得多，完好无损，三耳，墨绿釉色，一面腹上贴塑怪面人相。这种骨灰罐没有较多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估测在龟兹出现得很早，魏晋时就有，如前者库车罐；一直延续到唐，如后者新和罐，因为上釉陶在唐代才普遍出现。对怪面的理解似为佛教的护法夜叉，夜叉的耳朵在龟兹壁画里是尖的，而怪面之耳也是尖的。怪面夜叉贴塑在骨灰罐上是否意味着守护主人的灵魂，镇罐压邪，使之早日进入轮回。我们知道古代中原地区墓葬中有置镇墓兽的习俗，此种怪面夜叉神与内地的镇墓兽有否文化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在龟兹中古佛教火葬时代也发现有棺葬的例子，如1978年在昭怙厘西寺塔下发现了一魏晋时代的墓葬①，于圆木椁室内置彩绘木棺，棺内有一女性骨架，还有一婴儿的骨头。女性头骨前额平扁，这与《大唐西域记·屈支国》的记载“其俗生子以木压头，欲其匾㔸也”相符，女主人为龟兹本地人。从发现的衣著龟兹锦残片上饰有金箔粉粒来看（衣墓葬清理简报中没有论及此锦），此女性主人地位非同寻常，似为王妃，可能难产夭亡；或是龟兹王之爱妃因于礼敬三宝功德无量，故享此塔下厚葬礼制。关于西域佛教国家的葬俗，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胡太后遣敦煌人宋云和比丘惠生赴西域取经途经于阗佛国时，记载“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惟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廟祭祀以时思之”①。从这一记载可知王室成员可以不烧而用棺葬立廟祭祀，龟兹棺葬与此相符，说明龟兹王室也曾是遵此葬俗礼制的，证明棺葬女主人就是王妃。这就引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光是历史典籍记载的龟兹王就有十几位，如按此礼制龟兹就应有王墓，而龟兹王墓在哪里？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现王墓，如果龟兹王及王室成员也和高僧一样死后火葬入罐盒进行二次葬的话，那么他们的骨灰是不是也埋葬在大佛塔及石窟寺中呢？那些制作精美附有金箔极为华贵的舍利盒罐中是否也有龟兹王的。在克孜尔有不少寺窟就是龟兹王室出资开凿的，龟兹王是最大的施主。1906年2月26日德人格伦威德尔就在67、68窟出土了龟兹国王向寺院布施的化缘簿②，笔者深疑在寺窟中就有龟兹王的遗骨。总之，关于龟兹王骨的下落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作为一个问题亟需引起注意。至于“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这一哭丧习俗，看来6世纪以前已在塔里木盆地诸国流行，这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描绘，主要在有阿阇世王内容的中心柱窟后室的前壁绘有世俗装人“剪发剺面”哀悼佛涅槃的場景，如克孜尔4、224、227等窟。这种习俗恐怕在突厥人崛起之前已有，是北方草原民族固有的风俗，后传入龟兹、于阗诸国。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突厥兴起后龟兹国境内出现了突厥人的墓葬。1985年，新疆博物馆文物队、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温宿县文化馆联合在温宿县博孜墩乡博孜墩村西北发现两座墓葬，其中编号为M1号的古墓为一石堆石人墓，石堆平面呈圆形，横断面为覆斗形，有两室，一室为长方形墓穴，顶盖有突厥字母的石板，出土陶片主要以夹砂褐黄陶为主。石堆东81米有一石人，高1.25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其头脸五官尚可辨清。这是其中一种较为简单的石人类型，该墓时代判定为6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①石人石堆墓是天山北部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葬俗文化，是乌孙人、丁零人、铁勒人、突厥人的葬俗。该石人是龟兹古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石人石堆墓，弥足珍贵，对研究龟兹姑墨地区的人种文化丧葬习俗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墓的发现说明，南北朝晚期龟兹姑墨北部山区生活着使用突厥文和说突厥语的突厥人。这种“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于墓所立石建标”②的葬俗虽然处在龟兹中古佛教文化时代，但
  却不属佛教文化。
  三
  其实在佛教没有传入龟兹国之前龟兹人死后是普遍实行土葬的。在龟兹古城外东北，就有一片汉代墓地。1985年4月于库车县新城解放路北端（现库车县委之北）约250米麻扎甫塘村的牙合甫·艾沙家院内，发现一座夫妻双人合葬土坑墓③，南临一穆斯林麻扎，东紧邻库车城建站家属院。墓室为长方形，形制属竖穴土坑墓，东西长200、南北宽136、深220厘米。墓葬内的两具骨架为带土的沙石所塞满。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男北（右）女南（左）。男女头骨额部圆形，偏右侧。女性颅骨矢纹缝完全弥合，男性矢纹缝可见。女性右胳膊压在男性左胳膊之上。
  出土器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粉剂块、料珠装饰品等。其中陶罐3件，均为粗砂黑陶，手制，敞口广腹，平底，带状双耳。两个小陶器的表里好似用毛刷轻轻刷过，可见细密的斜线纹。均无使用痕迹，似专做陪葬用的（图版三，2；图4）。
  铁器，锈蚀严重。1.环首短刀，断残成5截，经粘结为一完整的方孔环首短刀，长20.6，宽2，厚0.5厘米，单刃。孔边长1厘米（见图版三，3；图5，1）。
  2.铁短刀，断为4截，经修复成形，不见环首，单刃（见图5，3）。
  3.铁箭簇，6枚，三棱，带倒齿，铤中有圆孔，存短圆木杆（见图5，4）。
  4.铁环勾，两个半环勾，相接可呈椭圆形，长径3.5厘米，短径2.5厘米，环的一端制成管状，可镶进木棍，木棍犹存。一半环勾的一端又发现环弧勾，环弧平面同半环平面垂直，似为连在铁管上的几个环勾，锻造工艺不凡。因出土位置和箭簇同，估计是与弓箭有关的器具，疑为安在弓弧中部位的瞄准器。
  5.镰刀，已锈为两段弧形铁块，但形制仍清晰可辨（见图5，2）。
  6.粉剂块为朱红粉块，似朱砂，只有小拇指头那么大。
  7.羊首形铜画押，有钮穿，印面铸做羊首正面像，模拟人状，也可称为肖形印（见图版四，2）。
  8.金耳环一只，由两互相垂直的金丝圆环焊接而成，上环小，径0.9厘米；下环大，径2厘米。环丝径0.1厘米。每环有开口。
  9.料珠，多为算珠式的圆珠，中有穿孔，径约0.1厘米。一尖锥形珠较特殊，孔横穿上小端，上黄下绿，上黄表层有一层极薄的黑衣，下表层一层白衣，易误识为上黑下白。料珠散见于女性上身，出土完好珠46粒，加上碎的有50粒之多，应为墓女主人的项链的珠子，尖锥形珠应为项链最下一颗坠珠。
  出土的铁箭镞（包括其他的铁制品）棱、铤分明，做工精细，有倒刺和血槽的特点，应是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后受中原地区影响所致。综上分析，这个以双人墓葬为代表的墓群为汉代墓地（公元前60年至公元1世纪）。
  从男性鼻前棘较高，鼻根凹而深峻看，应属深目高鼻型人种，无疑为当地民族，而女性颧骨较高，鼻前棘低缓，鼻根浅平，族属似有别于男性。龟兹王绛宾早在公元前65年①（汉宣帝元康元年）揭开了迎娶汉族血统公主（乌孙王解忧公主）之女为妻的先例。此墓女性极有可能为汉族。
  出土器物的铁器部分体现了中原汉族文化特征，表现了较高的锻造工艺。军事器具做陪葬品则是西域城廓之国纷争，匈奴侵扰不安定的社会形势的反映。男子是征战的将士，女子则从事农牧。从女性尸骨上发现的金丝耳环及珠子项链看，墓主人地位不算很低，很可能是龟兹贵族。墓葬中手制粗砂黑陶反映了古龟兹民族刚踏入较高一级社会形态后仍保留着的原始生产工艺。
  女性手腕上的铜质（铸制）羊首形画押，不仅是女性的一种佩饰，很可能代表着民族的一种习俗，亦即古龟兹国图腾崇拜或动物神灵崇拜的象征物。画押铸以羊头，说明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羊作为西域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料在新疆发现的汉代墓葬中也有反映，一为新疆鄯善苏巴什墓葬①出土一环首铜刀，插入羊肋骨髓腔内；二为民丰县东汉墓葬有小羊骨架一付分放在两个木碗内。男性肩胛骨处出土的朱红粉剂块是做化妆，还是纹身用的呢？该墓葬葬式与1959年发现的民丰县东汉墓非常近似，男女位置，手臂迭压关系，随葬品的种类和位置均皆类似。而朱红粉几乎在相同位置发现，民丰墓“在男尸胸前绸制木梳袋内，有一个黄绸小包，内有朱红粉少许”，看来是用来纹身的。
  关于汉代肖形印，在新疆库车、沙雅曾大量发现，有各种动植物的铜质肖形印，有鸟印、鹿印、朱雀印、花叶印，均有纽穿，其中沙雅出土的鸟形印是伴随着数十枚半两钱出土的。这种肖形印除了装饰之外，另一用途在于捺印于封泥之上以作封记②。喜用动植物作为印饰包含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文化）的文化传统③。古龟兹族的文化在汉代处于匈奴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互影响之下，墓葬中之青铜铸羊形印在库车是第一次发现，属北方游牧青铜文化佩饰和汉代肖形印文化相融合的文物。
  龟兹都城附近的早期墓葬不少被晚期穆斯林麻扎和民宅所覆盖，所以库车城周很少发现墓葬，上述墓群就是一个例证。
  20世纪90年代，在克孜尔河口两岸的台地上，即河东喀尔尕依墓地，河西吐尔墓地发掘了160多座古墓，从67件出土的许多彩陶器、青铜器、骨器、石器来看，反映了当时当地以欧罗巴人为主体的氏族社会的农耕畜牧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铜矿冶炼以锡青铜为主，冶炼技术先进而铸造落后。彩陶映以西亚的余辉。这些墓葬属地表有圆形封堆，墓室为竖穴土坑，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稍晚出现了仰身直肢葬，有单人一次、二次葬；男女二人合葬，或二次葬；或男女多人丛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合葬公共墓地。尸骨的头向多向西或西北，随葬品多置于头部左右，有随葬羊骨的习俗，陶器带流多含粗砂。还有两件陶器的口沿下出现貼塑间距相等的乳钉装饰。笔者有幸拜读鲁礼鹏先生《试析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①的精彩论文，了解到龟兹地域公元900年（相当于中原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时的龟兹文化，仿佛拉开了上古时代的沉沉黑幕，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曙光，呈现了龟兹先民青铜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原始信仰。鲁先生认为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早于轮台群巴克墓地文化。而轮台群巴克墓地文化属龟兹地域上古文化的（公元前9～6世纪）范畴，继承了地表有圆形封堆的特征，也是竖穴土坑墓，但坑形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个别规模较大者有短墓道，中央及四周立有木柱，墓
  口带有棚盖圆木，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少量单人葬，盛行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北。同时，也继承了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陶器带流这一特点，出现了带流杯。
  综合以上资料，对龟兹古城附近的麻扎甫塘汉代墓群有以下启示：
  （1）从时代看克孜尔水库墓地（前约1000年）早于群巴克墓地（前950～前600年），早于麻扎甫塘墓地；
  （2）麻扎甫塘墓中出土的陶器为黑陶，不带流，而群巴克墓地出土的有带流的，并有带流杯。麻扎甫塘墓陶器制法仍原始，手制，圜底，含粗砂同于克孜尔水库墓地陶器制法（不过克孜尔水库墓地的陶器颈下带乳钉饰的特点为以后龟兹陶器所承袭，经常发现于龟兹不同时代的古遗址中，有大陶缸、陶罐以至微形小罐）。陶器一般都随葬于死者头侧，这一点各墓地是相同的，前后沿袭承续。
  （3）麻扎甫塘墓中的铁器制作精巧，青铜器也只有羊首形铜画押，而克孜尔水库墓葬则不见铁器，只有比例不大的锡青铜器，铸造落后。
  显然麻扎甫塘墓铜铁器的冶铸技术先进得多。麻扎甫塘墓属于龟兹的早期铁器时代，而克孜尔水库墓地属于龟兹的青铜时代。
  （4）麻扎甫塘墓属竖穴土坑墓，发现单人和双人仰身直肢葬，也可能有多人的丛葬或二次葬。而双人仰身直肢葬在克孜尔水库稍晚的墓葬中出现，说明两者有较多的承继关系。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都是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墓是龟兹乃至西域的普遍形制。
  （5）麻扎甫塘墓中骨架的头向东方，而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中的头则向西或西北方。这种现象十分重要，是否意味着对祖先故地的一种怀念崇仰，标示自己所属氏族远古迁徙的来向。
  （6）各墓葬中都发现了与羊有关的陪葬品：羊骨或羊首形铜画押。这是畜牧文化的特征，表明龟兹地区很古就是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经济区。
  （7）从各墓地葬俗和随葬品来分析，当时人们的信仰仍为原始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神灵崇拜，已形成人死后进入另一世界的观念。
  总之，麻扎甫塘墓葬文化继承了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文化的主要内容，但已进到了铁器时代。陶器一直保持原始的制作方式，而且带流这种先进的样式竟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注意到克孜尔水库墓地毕竟是距离龟兹中心城邦较远的偏僻地区，具有一定的局部性。所以要揭示上古龟兹文明的曙光，有待更多的发现和探索。
  综合以上论述，以佛教传入龟兹的约2世纪为限，将龟兹墓葬及葬俗文化中分为两个时代。以前为竖穴土坑墓为形制的土葬习俗，为自然神灵信仰时代，可上溯到公元前9世纪。之后，为佛教信仰时代，佛徒及信众采用火葬习俗，骨灰用舍利罐盛之，再行二次葬，时代延续到公元14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两种丧葬方式各自都持续了千年以上。至于魏晋昭怙厘塔下棺葬则是佛教时代龟兹王室贵族的特殊葬式，关于此问题的揭密更待将来新的墓葬资料的发现和突破。
  （作者：阿克苏市地方志办公室）

①舍利，来自佛典，又有名设利罗，室利罗，佛之身骨也，又总名死尸，是依戒、定、慧之薰修所成者。初专指释迦佛之灵骨，后又惠及高僧大德焚化之遗骨。本文对于舍利的释义是泛义的，泛指骨灰，无论贵贱人等，死后焚之骨灰所盛盒（罐）皆谓之舍利盒（罐）。 ①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②有称带翼天使的，以为是希腊化了的乾达婆的一类，经霍旭初先生考证应为迦陵频伽，见《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米兰有翼天使问题的再探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63页。 ①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四》，引自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2页。 ②刘松柏《库车1983年古遗址考察报告》（待刊），以下简称《83报告》。 ③新疆博物馆，库车文管所《新疆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 ①刘松柏《库车1983年古遗址考察报告》城南遗址（待刊）。 ②刘松柏《库车1983年古遗址考察报告》城东遗址（待刊）。 ①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②《旧唐书·高宗下》“上元二年十二月丁亥，龟兹王白素稽献名马”，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大唐西域记·屈支国》“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这是唐初龟兹就有的龙马传说，应是人形龙马纹舍利罐的龙马形像来源的依据。 ①，于圆木椁室内置彩绘木棺，棺内有一女性骨架，还有一婴儿的骨头。女性头骨前额平扁，这与《大唐西域记·屈支国》的记载“其俗生子以木压头，欲其匾〓也”相符，女主人为龟兹本地人。从发现的衣著龟兹锦残片上饰有金箔粉粒来看（衣墓葬清理简报中没有论及此锦），此女性主人地位非同寻常，似为王妃，可能难产夭亡；或是龟兹王之爱妃因于礼敬三宝功德无量，故 ①新疆博物馆，库车文管所《新疆库车昭怙厘西大寺塔墓清理简报》，载《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 ①[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 ②贾应逸《流失域外的龟兹瑰宝》，载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89页。 ①新疆博物馆、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温宿县文化馆《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的调查和发掘》，《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②《隋书·突厥传》，《周书·突厥传》。 ③刘松柏《新疆库车新城北麻扎甫塘夫妻合葬墓发掘简报》（待刊）。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①《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 ②王伯敏《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③《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①前面两个年代数据参考了张平等著《拜城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关于这两个墓地的年代数据的判定。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一辑，第105页、11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