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龟兹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驻屯史迹
  张平
  前言
  唐代史籍所载，7世纪下半叶，安西都护府自西州（高昌）移至龟兹城，并辖龟兹、焉耆（碎叶）、疏勒、于阗四军镇。与此同时，安西四镇也面临着来自西突厥、突骑施和吐蕃的军事挑战（争夺）与威胁。初期，由于唐王朝在安西四镇防御力量的薄弱，使得唐与西突厥、突骑施、吐蕃的争夺中几次易手，造成置于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几度退回西州。直到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恢复四镇后，唐王朝彻底改变了经营西域的被动局面，以汉军三万驻屯安西四镇，安西大都护府治龟兹才得以稳定。安西军府制下的各类管理机构，以及都督府下的州、县、乡（村）等军政建制系统在安西四镇地区全面推行。
  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的龟兹地区，大体是北依天山山脉南麓，南临塔里木河，东至焉耆铁门关以西，西抵巴楚县的据史德城以东，即以今库车县城为中心，囊括了库尔勒市、轮台、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阿克苏市、阿瓦提、乌什、阿合奇、柯坪、图木舒克市的3市10县之地，其面积约当今天的河北省。这里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一片绿洲，曾是汉代以来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魏晋以后的中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中原王朝对此地相当重视，两汉的西域都护府均曾驻节于这一地区。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我国考古前辈黄文弼先生曾在这一地区开展了比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点发掘工作，奠定了龟兹考古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进行过多次文物普查、复查和发掘，发现不同时代的各类古文化遗址有300余处。其中，能确认的唐代遗址和遗迹就有100余处，占总量的1/3，为利用考古资料考察与研究唐代安西的个案专题创造了条件。
  在黄文弼先生相关龟兹唐代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以及吸收和借鉴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对库车地区出土相关的唐代文书研究的成果，本人结合多年对这一地区唐代古城、烽燧、戍堡等遗址实地复查和发现的一些新资料的补证，略有心得。本文选取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库车河及渭干河流域的重要唐代遗址，及其相关问题略述陋见，以求教于专家。
  一 库车地区两河流域的重要军屯遗迹
  安西大都护府治所中心的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县境内有两条大的灌溉河流，曾是龟兹文明的摇篮，四县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渭干河，《水经注》称“龟兹西川水”，是龟兹境内中心流程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其上源主要来自拜城盆地的木扎提河、克孜尔河，两河在克孜尔千佛洞西汇合东流称渭干河。渭干河自确勒塔格山的库木吐喇石窟山口流出，大体分两支：一支东南流经库车、轮台草湖地区；另一支西南流入新和、沙雅两县绿洲。
  库车河，古称“龟兹川水”。发源于天山南麓的哈里克塔乌山东段的木孜塔格山，属于积雪融化和泉水汇集而成的河流。流程长约146公里，流域面积约3517平方公里。灌溉着库车县约27万亩良田和牧场。
  两河流域的山前盆地和绿洲，考古发现了丰富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至唐代的各类墓葬和遗址、遗迹。现择与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驻军屯田联系密切，且本人多次进行过实地调查和复查，有确信可断代的例证资料，并略有体会心得者，即以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库车唐王城和阿艾古城为中心的唐代遗址（见图1）作介绍。
  1.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及周缘屯堡遗
  址渭干河西岸的新和、沙雅两县历代遗址十分丰富。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调查了部分的唐代古城、烽燧、戍堡等。其中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文物，提供了安西大都护府治龟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相关社会生活信息，为学者所关注①。这些年的多次复查，也有许多新资料发现，并对以往相关遗址资料中的差错作了纠正和补充（见图
  2）②。
  通古孜巴什古城遗址
  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44公里，地处新和、沙雅二县交界的荒漠中。调查实测表明，古城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230、周长960米。墙垣厚约3米，残高约6米，构筑结构方法不统一，基部为夯筑，中部为夯筑和土坯垒砌相结合，尤其北墙垣保存修补和改建遗迹。夯筑部分，夯层厚50～60厘米，夯土内含兽骨、夹砂陶片。墙垣上半部垒砌的土坯规格有二种，长45、宽24、厚10厘米或长35、宽10、厚7厘米，其中南部墙垣为红柳夹土坯的建筑结构，即一层红柳枝一层土坯垒叠，有六层红柳，间厚20～35厘米。
  古城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长、宽约6米，残高约6米。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东、西墙各置有4个，南墙因置有较长的瓮城门建筑而置3个，北墙置有2个。马面基长5、宽4米，顶部长3、宽2.5米，残高约6米。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北瓮城门长约30、宽约12米，大门朝西开。瓮城内的高台上残存有房屋的建筑基址，成为全城的制高点。南瓮城门为土坯垒砌，大门朝东开，要比北瓮城门建筑规模小。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器物，城内西部的大坑剖面暴露出厚达1米的马粪、谷杆、麦秸的文化层。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
  钱币 城内曾多次采集到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唐代钱币。值得注意的是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的钱币，一次出土约3000余枚，主要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①。
  陶灯 夹砂灰陶、模制。敞口、斜腹、平底，口径20、底径10、通高8厘米。内刻一人背影，双臂高举过头，着长袍、靴。其外为模制的马首龙身有双翼的“飞马”，及忍冬装饰图案②。
  方砖 模制、夹砂红陶、饰褐黄色陶衣，长20、宽20、厚5厘米。石磨盘灰褐色砂岩，直径60、厚5厘米，两个磨盘孔，径约2.5厘米。汉文文书三件：
  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达为无粮用
  逐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升（斗）
  粟一石六升其麦限至八月内□□□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麦一取上好……
  如为限不……
  （2）白苏毕犁领屯米状，长25.5、宽8厘米。录文：
  □历十四年米□□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
  □屯米四豆麦（面）壹硕捌豆豆壹
  □油叁滕酱□藤酢五滕
  （3）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长22.5、宽4.4厘米。录文：将军妣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五佰文支付……
  大铺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在通古孜巴什古城周缘分布着建筑形制和规模相近的戍堡和屯仓遗址①。依次发现的主要有：
  （1）博提巴什戍堡
  位于古城南约5公里。建筑平面呈方形，东西墙垣75米、南北墙垣76米，墙垣基宽约12米，顶宽2米，残高8～9米。基部夯筑，夯层厚11～15厘米，其上土坯垒砌，土坯规格长30、宽11、厚10厘米。戍堡筑有瓮城门、马面和四角向外伸出的垛墙。垛墙长和宽约7米，残高7米。东墙垣外筑马面2个，相互间距约24米，马面长4.5、宽2、残高6米。城门开在北墙垣，门宽12米，其外建有呈长方形的瓮城建筑，长约30、宽约16米。南墙垣中部有一段长30、宽20、高7米的土埠，成为城堡的制高点。城堡内文化层保存较好，有大量的陶瓮，内残存着麦、粟农作物，残铁器、钱币等。
  （2）且热克协尔戍堡
  位于古城西北约6公里，戍堡西南约3公里处有莫腊吐尔佛塔。戍堡平面呈长方形，墙垣长25、宽20米，基宽4、残高1～3.5米。四角有向外伸的垛墙，长3、宽1.5米。夯筑墙垣每层厚8～20厘米。戍堡内散露夹砂红陶片、石磨、残铁镰等文化遗物。
  （3）来合买协海尔戍堡
  位于古城西北15公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夯筑和土块垒砌的墙垣东西长56、南北55米。堡墙基宽3、顶宽2.5、残高2.5～6.5米，墙垣四角各有外伸的垛墙，长7、宽2、残高5米。堡门开在北墙垣的中部，其外附瓮城门建筑，东西长16、南北宽14米，门朝东，宽约4米。戍堡内散露着夹砂红陶残片、纺轮、铁马衔、石器残块。值得注意的是，戍堡所处的红柳沙丘中，暴露出平坦的地表上有田埂、渠道和耕地痕迹。这遗迹时而为红柳沙丘掩盖，时而显露。戍堡北约200米处尚存一条东西向的渠道，现宽1.2、深0.6米，堡南墙外约20米处亦有条东向的壕沟（渠道）遗迹，宽1.5、深0.6米。戍堡外周的西北、北和东部的荒漠中亦散见夹砂的红陶和琉璃质的绿釉陶等唐代文化遗物。
  （4）阿克提坎戍堡
  位于古城北约8公里，建筑平面呈方形，东墙长66米，北墙、南墙、西墙各长约61米。基宽约10米，残高约5～6米。四角各置外伸垛墙，长7～9、宽6.5、高7米。东、北、西三墙垣中段各置马面1个，长7～11、宽6、残高6米，南墙中段筑城门，宽10米，门外带瓮城建筑，长约15、宽约10、残高5.5～6米。城内外及墙垣泛碱严重，城堡内建筑淤积士较厚，唐代文化层保存较好。
  （5）克孜尔协海尔古城
  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北约18公里，其建筑规模和通古孜巴什古城相比，大体相近。城内外皆辟为农田，建筑形制不清。保存的建筑遗址可分南、北两部分。南城呈方形，墙垣夯筑，长161、宽151米，基宽5、上宽3、残高6米，墙垣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基部长9、宽6米，顶部长6、宽3米。墙垣外有马面建筑，西墙垣外有三个，长7.5、宽7.5、残高6米。北城与南城相距约116米，其间被农田破坏。北城亦呈方形，长100、宽97米。墙垣夯筑，残高2～6米。残存建筑形制较好者是北墙垣外的瓮城门遗迹。古城近年出土文物中有大陶瓮、陶制排水管、绿釉三耳罐等唐代文物。
  （6）克斯勒协海尔戍堡（克孜勒谢）
  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东北约8公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东西81、南北80.5米，夯筑墙垣每层厚1～16厘米，基宽约3米，残高2.5～3米。堡墙四角均有斜向外伸的垛墙，长3～4.5、宽1.5～2、残高1.5～2.5米。东、西堡墙的中部外各有一马面，长4、宽2.5、残高2.5米。南、北堡墙已被破坏，马面或堡门结构情况不清。戍堡内外辟为棉田，地表散露砂质红陶残片。
  （7）乔拉克协海尔戍堡（乔拉克谢）
  位于通古孜巴什古城东北9公里，其南1.5公里处即为克孜勒协尔戍堡。戍堡基本呈方形，东墙62、西墙46、南墙和北墙各52米。墙垣基部为夯土层夹有土坯层，其上部为土坯垒砌，个别处有垛泥补修。夯层厚12～20厘米，土坯规格为长35、宽20、厚9厘米。基宽9、顶宽4.5、残高3～5.5米。堡墙四角均筑有向外伸出的垛墙，长4.5～8、残高3～5.5米，东、西、北三堡墙中部外各有一个马面，长8～11、宽6～7、残高3～3.5米。堡门开在南墙的东侧，门宽4米，其门外附有瓮城门的建筑，瓮城长约22、宽约10米，城门置东南隅，宽约3米。戍堡内的文化层受到不同程度的扰乱，散露出铺地的方砖、夹砂红陶、火烧过的麦草泥皮、木碳等。从一个被扰挖的土坑剖面观察，现在地表1米以下皆为文化层。破坏的土坑剖面及坑内外散有文化遗物。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堡内有多座窖穴，圆形，窖穴壁抹有一层麦草泥并经火烧处理，呈红褐色，较坚硬，就在这些窖穴内尚保存着很厚的碳化麦粒层，应与贮粮有关。
  （8）埃格麦里央达戍堡
  位于古城东北16公里，现属沙雅县英买力乡原四大队。戍堡墙垣基本轮廓可见，由于碱蚀，墙垣结构不清。武伯纶在《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一文中载：“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古城：在沙雅县西北约40公里。城作方形，东西85米，南北98米，残存有高约2米的墙基。附近曾掘得铜质图章、刻字木板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戍堡内东南、西北发现多处排列的大陶瓮，以及采集到开元通宝钱币等，现存沙雅县文化馆①。其中一口陶瓮腹部从左至右竖行墨书“薛行军”、“监军”，成为研究戍堡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的宝贵资料。唐代史籍中，以“行军”、“监军”相称，并与龟兹史迹能相联系者，唯有薛万备一人。此在吴疆《“薛行军”陶罐考》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吴文认为出土陶瓮的艾格买力羊达协海尔戍堡即是当年唐代驻军之城②。
  以上所列举的古城周围戍堡的补证资料，我们可以集中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戍堡建筑形制均为夯筑、土坯，有瓮城门、马面、垛墙（角楼）等，形制特征较统一，而且规模亦相接近，一般周长200～300米，普遍出土唐代的开元通宝、大历通宝、通中通宝钱币、瑞兽葡萄纹铜镜，以及生活陶器等唐代的文化遗物。
  （2）戍堡内普遍出土铁农具、粟、麦、油菜籽等农作物，以及储藏谷物的陶瓮和窖穴。窖穴呈圆形，直径约100、深约130厘米。陶瓮一般为平唇、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一般通高159、口径37、底径36厘米；有通高126、口径37、底径36厘米；又有通高124、口径37、底径36厘米，胎厚2～3厘米。出土时陶瓮内尚存碳化的粟或麦粒，应是盛储粮食为主的大型陶器。
  （3）戍堡附近和周围均保留有田埂、垦殖的遗迹，以及古河道、人工渠、壕沟的遗存。如来合曼戍堡北200米处保存的渠道遗存迄今仍宽1.2米、深0.6米，并与环绕的城壕相联，壕沟宽1.5、深0.6米。1991年6月12日，笔者同于英俊、新和文管所的努尔墩同志考察通古孜巴什古城西北唐代的吐尔拉烽燧遗址。突遇暴雨，我们困守、滞留于荒漠中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惊喜地发现了古河和渠道的景观。风蚀的盐碱荒漠地表，呈现出自渭干河口向西南延伸的很宽且深的主渠道。戍堡附近围绕着自东北而向西南走向的干渠和支渠遗迹，干渠宽约1.5米，渠坝高于地表0.7米。如登上高耸的烽火台向四周望去，古渠遗迹断断续续被沙丘所掩盖①。
  2.库车县唐王城及其附近遗址
  1958年，我国学者黄文弼首先到此调查和试掘了古城的部分遗址，其所获考古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唐王城及周邻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②。值得注意的是唐王城的建筑形制、规模、方式方法，以及附有很大规模的养马城建筑遗迹等在《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中
  有所疏漏和误载，我们在调查中对此相关资料做为补充和印证（见图3）③。
  唐王城位于库车县城东南约80公里，地处草湖地区英达里亚乡政府驻地东北约12公里的荒漠之中。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60、南北宽约160米，周长约840米。北墙方向为北60。，四周墙垣保存较好，墙基宽11～20米，顶部宽1～6米，残高5～15米。四角各有一段斜向伸出的垛墙，可能是角楼瞭望的建筑，垛墙长约3、顶宽1～5米。每面墙垣均分布有马面，数量多少不等。其中东城墙有5个，西城墙因筑有瓮城门只有2个，南城墙有8个，北城墙亦有8个。城墙的马面间距25～40米不等，马面顶部长2～4、宽4～8米，有的马面尚高出墙垣1～2米。城门一座，位于西城墙的中部，宽约10米。外筑瓮城门，东西宽约13、南北长约34米，瓮城门西向，宽约8米。城内东部保存有大型土台基，编号Dl，边长约27米，周长约108米，残高约4米。土台基上部残存土坯、木构件等。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古城墙垣的建筑结构方法。以东南部城墙为例，墙基底部垒筑结构是自坍塌的浮土表面往上可大体分为五层：第一层由捆扎成束的红柳、芦苇横向平铺而成，厚约10厘米；第二层即为堆筑的黄土层，厚约30厘米；第三层又是红柳、芦苇铺垫层，厚约15厘米；第四层又是为堆筑的黄土层，厚约60厘米；第五层仍是铺垫的红柳层，厚约15厘米。第五则以上至墙垣的顶部皆以土坯垒砌，土坯长35～40、宽20～30、厚10厘米。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亦是渭干、库车河流域的尾闾地带，塔里木河北岸，沼泽、水草多，土地碱化严重又受风沙侵蚀。采用这种基础建筑结构，可防止盐碱侵蚀墙基，抵御风沙，是塔里木盆地历史悠久的、普遍的一种适应天时地利的建筑基础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调查到古城的南墙外还增接一座附城圈，即围筑的附城只有东、南、西三面墙垣，北墙垣即是古城的南城墙。墙垣建筑结构为土筑，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100米，周长约700米，城门位于西墙中部。墙垣断断续续坍塌，但基部犹存，墙基最宽达20米，残高约8米左右。城内泛碱，局部暴露出的文化堆积有大量的木建筑构件、陶器片以及很厚的畜粪堆积物等，城垣内的西北隅尚存有枯井遗迹。说明唐王城的南墙垣外附有养马城遗址，这对进一步认识唐王城的性质和作用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开阔了视野。
  古城外西北隅约百米之外的三座高台建筑遗址，如《报告》所编号，其中D2呈圆台形，东西宽约3、南北长约4、残高2米，顶部暴露着红烧土、木炭、红柳、芦苇等。D3高台基顶残存着红柳层铺垫的土坯垒砌的建筑基础。D4高台基周长约170、残高约10米。顶部的人工建筑仍是铺垫的红柳层，上垒砌土坯，筑法与古城墙垣相同。西侧尚存居址，呈坐南向北一列四间，东西长约26、南北宽约5米。残墙基厚1.1米，残高0.3～1.5米。土坯长30～40、宽23、厚10厘米。调查中发现有佛教文化遗存外，尚见有冶炼遗迹、炼渣、木炭、残砖，以及散布着的铸造龟兹无文小铜钱的陶范等。同时，我们发现，D4高台基上再次出土钱范和数十枚龟兹无文小铜钱，表明此处既是座佛寺，又是一处铸币的双重遗址。这现象在拜城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也都有出现①。
  古城内外采集到陶、石、铜、木、琉璃、钱币、钱范等标本。其中可供断代的有陶器、木器和钱币。尤其是城内高台建设遗址中出土的高浮雕忍冬纹的柱头装饰、唐代开元、乾元重宝、大历、建中通宝，龟兹无文小铜钱范及60余枚龟兹无文小铜钱等实物表明，古城的建筑时代和沿续使用的历史相当久远。从我们考古调查的感知断定，古城废弃的时代约为8世纪末叶之后，唐朝统辖西域的末期。值得思考的是古城的规模形制，城内高台建筑中使用圆雕、高浮雕的狮子和忍冬纹饰柱头等木构件，以及附有东西长约250、南北宽约100米，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养马城等，都进一步证明了古城在唐安西府治下龟兹地区所处的显著地位。此外，在草湖地区唐王城遗址的周缘复查和发现了羊达克沁戍堡、哈热巴特古城、苏博东聚落遗址、沙依木米拉夫遗址、硝里汗纳古城等。简介如次，以助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1）羊达克沁戍堡
  “羊达克沁”则为“胡杨城”之意。羊达克沁戍堡，位于英达里亚乡苏博东（县食品公司牧场居民点）西约2公里处。戍堡南有原始胡杨树林，北皆为固定沙丘的盐碱沙地，从唐王城至苏博东的便道从戍堡北侧经过。戍堡呈方形，墙垣边长约45米、残高1～2米，四角见向外伸出的垛墙。西墙中部存缺口，宽约6米，似乎为堡门。城内淤积泛碱，堡内文化堆积保存较好，具有考古发掘的潜力和学术价值。
  （2）哈热巴特古城
  位于苏博东（食品公司居民点）东北3公里处的红柳沙丘之中，附近有段干涸的河床从西北向东南绕城东北隅。古城东西长约180、南北宽约140、周长640米。北墙方向为北50°，城垣坍圯严重，断断续续呈连丘状。城门位置不清。墙垣基厚12、残高0.5～5米。东墙垣的中部相连着一座高土台，土台底周约120、残高7米，顶部东西宽约7、南北长约20米。顶部灰土表面散布着大量的残木建筑构件。城内泛碱浮沙，局部遗址显露出灰烬土和陶器残片。
  （3）苏博东聚落遗址
  位于唐王城之东约9公里。苏博东遗迹分布范围东西宽约300、南北长约800米。主要由多间房屋遗址和三处较大的窑址组成。房址位于东北，东西长10、南北宽7米，基址犹存，宽约1.5、残高1米左右，土坯规格长35、宽20、厚10厘米，同唐王城土坯相同。地表散露着大量的陶器、木建筑构件。三座陶窑位于东南隅，呈南北排列，各窑间距离约150米，坍塌的窑体堆积很大，长约30、宽约10、残高2米。附近散露着大型陶器残片、炉渣。我们采集到陶器、铜器、唐代钱币等，其中龟兹钱币有15枚。
  （4）硝里汗纳古城
  位于英达里亚乡西约10公里。古城平面略呈圆形，周长约550米，城内直径约180米。墙垣泛碱，基宽约20、残高约7～13、垣顶宽2～5米。城垣外侧每间隔30米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垛墙，长约3、宽约5米。西南部有土堆的台基，周约40、残高2米，地表散露着夹砂红陶、灰陶的手制或轮制的钵、罐、釜等残片、铁块和铜器残片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门东侧墙垣上发现龟兹无文小铜钱。铜钱多呈串状粘连，约180枚。
  （5）沙依木米拉夫遗址
  位于硝里汗那城北约4～5公里的荒漠，维吾尔语称“桑塔木”，即“粮仓”之意。土筑的墙垣建筑于人工堆筑的台基之上，台基长40、宽25、高约2米。台基外周围环绕以人工挖成的壕沟。遗址范围东西长约60、南北宽约40米。现存土坯建筑房屋置于台基之上。西侧屋址东西长24、南北宽20米，墙垣基厚1.8、残高0.5～1.7、顶宽0.7米。房门开在东墙，宽约5米。门外有座套间小屋建筑遗址，东西宽约6.5、南北长约9米，屋门朝南，宽约3米。近年石油物探在此勘探钻井，在壕沟东部处的钻层剖面层内发现有大量碳化的粮食颗粒层，于壕沟内东北隅的钻井剖面层内发现二枚完整的唐代钱币。其中一枚为“开元通宝”，另一枚为“建中通宝”。我们的考古发现则证实了此地名为“桑塔木”的传说的可信性。
  三、唐代阿艾古城附近的冶铸遗址
  龟兹境内的库车河谷及确勒塔格山麓都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锡、铅、锌等有色金属的矿产资源。其中铜矿的开采、冶铸和使用的历史已有3000余年①。据史籍所载，这一地区的“即山冶铸”的开采和冶炼铸造活动经久不衰直到近现代，曾保存了极为广泛而丰富的矿业遗址和遗迹，《汉书·西域传》则载：“龟兹饶铜、铁、铅..”。4世纪之时，龟兹国冶铸的铜器、铁器，可以“恒充三十六国之用”。汉魏以后龟兹王国之所以能雄霸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魏晋中道），成为规模宏大开窟造像的葱岭以东佛教的中心，与其富有的能源，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的国力强盛优势，是分不开的。
  近十年，我们曾对库车、拜城两地的古代采矿、冶炼、铸造遗址进行了一些调查和个案的初步研究②。在库车河谷、拜城县境的确勒塔格山麓发现采矿、冶炼和铸造遗址约40余处。其中采炼铜矿遗址25处，采炼铁矿遗址14处，既炼铜又炼铁遗址2处，为龟兹本土矿冶史提供了一批完整的实物例证。除上述“即山冶铸”的遗址点之外，而在龟兹境内的唐代屯驻的戍堡、烽火台、聚落遗址和古城中散露出的冶铁、炼铜、铸造遗址的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库车河谷内的阿艾古城，以及周缘的采矿、冶炼及铸制遗址的阿艾乡驻地附近的考古调查发现，有确凿可以凭信的地层和实物资料，又与唐代龟兹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密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安西府治下的官营冶铸在“重农备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补唐代史籍文献记载中的不足。现简介唐代遗址如次：
  （1）阿艾古城
  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地处库车河西岸台地。古城呈东西向坐落，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24米，南北宽约114米。西城垣方向为北偏东10。，东城垣正中置城门，宽约7米。外有瓮城遗迹，东西长约14米，南北约20米，残高约4米。墙垣保存较好，夯筑，夯层12～20厘米。基部宽约8米，残高6～8米。南、西、北墙各置2个向外伸出的马面建筑，基部长约4.5米，宽约4米，顶部长约3米，宽约2.5米。古城东部和北部墙垣外均分布有大量的炼渣堆积层。城内部分地面辟为农田，但地表散布有大量炼渣、坩埚、风管和生活用陶的器物残片。尤其是陶器的陶质、陶色、器形、纹饰都具有唐代龟兹本土制陶的风格特点，我们曾采集到开元、乾元和大历铜钱数枚。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地表以下尚保存很厚的文化层，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其时代当在公元650～720年间，足以印证古城营建年代与城外堆积的炼渣的年代基本是相一致的。
  古城周围分布着贝迪勒克炼铁遗址、阿格村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以及克孜勒亚炼铜遗址、苏博依炼铜遗址等。1986年9～10月间，笔者陪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原北京钢铁学院）吴坤义教授、梅建军博士等对库车河谷冶炼遗址的考察中，在阿艾古城东北约3公里的可可萨依炼铁遗址附近居住遗址中，采集到坩埚、风管、陶罐残块和石磨盘，以及唐乾元重宝2枚，足以印证此地占地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130米，面积约6.5万平方米，厚约3米，以炼渣为主的遗迹，是以阿艾古城为冶炼中心的唐代遗址的可信性。此外，拜城县境内的老虎台乡、温巴什乡和克孜尔乡所发现的冶炼遗址中也有部分遗迹是属于唐代龟兹地区采矿、冶炼和铸制的重要遗址。
  （2）阿艾石窟
  近些年，在阿艾古城附近西侧的山谷内，又发现了一座开凿于8世纪的石窟，俗称“阿艾石窟”。石窟依山开凿，窟口以外遗迹坍塌，在积土中发现一些壁画残块、泥塑残件和石雕坐佛等遗物。窟内为方形窟室，中央置坛基，纵券式顶，室内进深4.6米，横宽约3.4米，中脊高约2.5米，中央方形坛基残高约0.5米。这座汉僧主持的礼拜佛殿内的四壁保存有约15平方米的壁画和大量可识读的墨书汉文题记和题榜20余处，其题材、内容和壁画风格均接近库木吐喇石窟汉风壁画的风格，如残存经变画中的“十六观”局部，以及药师琉璃光佛、卢舍那佛、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券顶满绘跏趺的千佛①。
  值得注意的是两侧壁的立佛和菩萨间保存着清晰可读的汉文墨书题记。如“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卢舍那佛”、“清信佛弟子寇庭俊敬造药师琉璃光佛”、“梁信敬造十方佛一心供养”、“妻白二娘造七佛一心供养”、“李光晖造十方佛一心供养”等等。这些不同姓氏的供养人题记，表明了开窟造像建寺的经济资助者，显然是来自安西府治下的汉族善男信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阿艾古城及附近采矿、冶炼、铸造遗址的时代，以及驻屯者的成分应是龟兹镇军的官兵和汉族的百姓。
  我国的汉传佛教本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经过传布的演变，已融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东西文化的交流又反传西域，南北朝和隋唐的汉传佛教随着汉人的不断定居西州、北庭、安西地区，对其他民族地区的西域本土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安西府治下的龟兹地区也为汉传佛教驻足的地区，早在入唐之前就已有汉传佛教和汉僧、汉寺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曾记载玄奘路过龟兹，已见“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
  入唐以后，汉族军民云集，最多时达数万人口，促使开窟建寺活动的盛兴。今库车县库木吐喇石窟寺，即是安西时代汉僧、汉寺最多的一处集聚地。公元727年，慧超求法途径此地曾记载道：“从疏勒东行十日，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僧名法海，虽为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②。
  二 通古孜巴什古城与龟兹军屯的相关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城曾先后出土大历年间有关“借贷、领屯米、烽子钱”汉文文书，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铜钱，铺地的方砖、陶器等唐代文化遗物，显示了古城营建活动的时代回声。尤其是同古城毗邻、相为依托的唐代戍堡群体的存在，印证了古城是安西军屯的重要地区之一。史籍所载，唐玄宗时，“安西都护府镇戍兵二万四千人”①。龟兹镇乃汉军建置，亦是大军，按唐李筌《太白阴经》卷《人粮马料篇》称：“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之说，则龟兹大本营附近驻屯的龟兹军至少应在一万之众。《唐六典·河西道》记载公元749年时唐军屯田中“安西二十屯”。每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②。安西的二十屯则分布在龟兹各地，依自然地理条件区分大、小屯，因地制宜而设。这种大、小屯的区别情况，同古城周围分布的建筑规模有大有小的屯堡遗址状况极相适应。又据唐李筌《太白阴经》卷5《屯田篇》所云“一屯六十丁”的推测，则古城周围的每座戍堡即为一屯，每堡可驻屯兵60～120人左右。有关龟兹各级汉军如何组织经营屯田的情况虽失载于史，但在渭干河流域的夏合吐尔、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有关营田的珍贵文献。如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的《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文书即是一例③。此外，渭干河口西岸的夏合吐尔（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大谷文书中尚有两件付粮文书，亦同样是龟兹某粮仓发给屯田士兵每月粮食的记录④。
  按规定军屯收获的粮食除供自用外，皆须上交贮存，据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二年白涧屯交纳仓粮账》文书反映，所纳之粮均由仓督、监仓官、屯官、监纳官共同检验入库⑤。《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一书中曾提到西州的蒲昌仓、柳中仓、交河仓、天山仓、银山仓等仓库。安西都护府治所及龟兹军镇屯田之地，必有类似的粮仓，或建窖藏。近些年我们所调查的安西唐代遗址中，如龟兹故城、乌垒州城、通古孜巴什古城，渭干河口东岸的库木吐喇等遗址都发现贮存谷物的粮仓遗迹，乔拉克海尔戍堡内贮粮的窖穴或盛储谷物的大量陶瓮，反映出多种形式的贮粮方式。
  同屯垦密切者即是水利的经营管理，如前文所述及到的夏合吐尔遗址中就出有修水利、管水浇地的文献资料，为经营龟兹屯田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记录①。其中就有反映安西府之下还设有专门管理渠堰的“掏拓所”以及负责管理的“掏拓使”②。如：
  大谷8066号唐掏拓所文书：
  1.掏拓所
  2.大母渠堰十二日毕。□为诸屯须掏未已，逐
  3.右件堰十二年。□为诸屯须掏未已，逐
  4.请取十五日下水。昨夜三更桃花水泛涨
  5.高三尺，牢得春堰，推破南边马头一丈已
  6.下，恐更暴涨，推破北边马头及春堰，伏
  7.□□□□检河漕及堰功积，便下水。十四日□
  （后缺）
  大谷8062号《检校掏拓使牒》：
  1.检校掏拓使牒东西王子村税丁
  2.东王子村苏大地宁
  3.右奉开府，状上请（？）等（？）
  近些年，有关安西府出土的政治经济生活文书，日本学者小田义久、我国学者陈国灿先生亦有研究成果，这里不赘。很显然，渭干河流域也是龟兹军屯的重要基地，也是前述《唐掏拓所文书》中所记“诸屯须掏款已”之“诸屯”分布之所在。
  又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古孜巴什古城出土文物中有“大历十四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大历十五年李明达借粮契”，以及窖藏的3000余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位于古城东北隅的夏合吐尔遗址也出土不少大历、建中年问各类公私文书。如《大谷文书集成》中收录有：“唐大历九年二月目胡子牒”、“大历十六年三月杨三娘举钱契”、“大历十六年六月米十四举钱契”、“建中五年孔目司牒”等①。我们知道，唐“大历”本只有十四年，即766～779年，但在安西四镇却使用到十六七年。这种奉朝正朔经常滞后的现象，应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陇，安西四镇与中央王朝联系中断所造成的客观反映。
  三 唐王城与安西府治下的官营畜牧业
  唐王城凸现于库车草湖地区，其建筑形制、规模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唐王城是座什么性质的古城？是唐代龟兹的州（郡）治所？还是军镇驻地？唐王城曾在安西边政军事史中，即在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百年历史中曾发挥过什么作用等与此相关问题是值得认真分析的。根据我们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进一步证实表明，草湖地区不仅为屯田之地，更是唐代龟兹军马的饲养基地。进而言之，即唐王城则应同安西都护府所设置的官营畜牧业机构有着重要的联系。
  前文中所述古城南墙垣增接的东西长250、南北宽100米左右的土筑城垣。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的土城内暴露的文化遗物有大量的木建筑构件、陶器残片和枯井遗迹，以及很厚的畜粪堆积。这种现象必然促使我们联想到土城内曾集中饲养过大量的马匹，可以认为这是唐王城的养马遗址。像唐王城有这么大规模、保存这么完整的养马遗迹，在新疆唐代考古发现中实属首次。同唐王城形制相类似，规模较小者，有唐北庭大都护府所辖的伊吾军驻屯的大河古城，其城位于今巴里坤县的大河乡附近。大河古城，主城周长约780米，附建的养马城墙垣周长约420米②。这类附带有养马城或“马坊”的建筑还发现有玉奇吐尔戍堡。分析玉奇吐尔戍堡的马坊遗址，从另一侧面能反映出在安西府大本营通往四镇交通要道处曾设置有“长行坊”的专司运输管理机构。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官员称“长行转运史”，主管沿线设置的驿馆，配置的驿马、驿丁等。现将玉奇吐尔戍堡形制和地理位置等作以介绍。
  玉奇吐尔戍堡位于库车县城西约24公里的渭干河东岸。城堡座北朝南，依河岸地理形势而筑的城垣东西宽约60100米、南北长约210米。由外城、内城和北城三部构成。外城位于南部，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北、东、南三面筑墙垣。西临河崖无墙。北墙垣由两段组成呈折角状，长约110米，东墙垣长110米，南墙垣长102米。城门位于南城墙东南隅，门宽约8米。内城则置于外城西侧并临河崖，北、东、南三面有墙垣，北墙就在外城北垣的西段，东墙长118米、南墙宽57米。内城的东南隅即面对外城门处有座高耸的瞭望墩。基部东西19、南北16米，剖面呈梯形，残高约8.8米。北城置西北隅临河崖，是后增建的。东墙垣66、北墙垣60米（见图4）。
  玉奇吐尔戍堡，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存在着不同见解。近几年王炳华先生在《新疆库车玉奇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一文中认为是安西府下的柘厥关所在①。笔者亦曾多次调查过该城堡，通过调查发现，在外城垣与内城垣之间的宽约50、长110～118米，占地面积约5500平方米的土城圈内仍然发现较厚的畜粪层。可以推测即是戍堡内圈养军马的“马坊”所在。基于这种判断分析的原因还在于该戍堡所处的地理位置考虑。戍堡位于唐安西府治西约24公里，滨临渭干河（白马河）口东岸，即为唐安西府下的柘厥关戍。自安西府西行拨换、于阗、疏勒，乃至中亚伊塞克湖地区必经此关戍。唐安西府至此约合50～60唐里，计一日驿程，在此勘验过所，或调换马匹及食宿之需亦是正常的。从戍堡建筑规模分析，一般可驻扎数百人，并配置一定数量的马匹等军事装备。据《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所载，仅焉耆镇至安西府途中就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安西府西至拨换之间，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西行途中又有俱毗罗城、阿悉言城等①。上述这些守捉和烽戍肩负着道路的安全、政令的畅通，执行着驿馆、驿马、验证过所的职能。吐鲁番出土唐代西州文书中常见到“转运史”、“北馆坊”、“车坊”、“赤亭坊”、“长运马”等记录。
  其次，塔里木河畔以北的库车、轮台两县的草湖地区固然有可垦殖之地，但从地理环境观察分析，该地应是放牧的天然草场地带，即《旧唐书》所载的“牧使以娩羊马”所在。试想唐与突厥、突厥施、吐蕃征讨中，军马的使用和补给亦是安西军事装备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马匹的饲养和放牧在“农务重战”的安西，其地位事关重大。我们认为，唐王城所在的草湖地旷人稀，水草植被丰茂，安西府在此设置“牧使”，经营畜牧是无可质疑的。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唐代安西有关设置牧使、使城、牧监、牧地等情况，史籍缺少明确记载，目前亦缺少有关出土文物资料的补证。但从唐代官方经营的陇右牧记载的侧面亦能推测安西府的“龟兹牧”概况①。《元和郡县志》载陇右牧的组织机构，“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
  监是直接管理生产的基层单位。《新唐书·百官志三》卷48，记监牧：“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新唐书·百官志》载陇右牧仅记：“南使、西使丞各三人，从七品下，录事各一人，从九品下；北使监州使丞各二人，从七品下。”似乎是监牧与刺史同级。
  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地区必然行唐的制度。《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载：“大唐武德初，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贞观初，……分为十八道。……。西平高昌，……又开四镇，……。天宝初，又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马匹的饲养和放牧，既关乎安西军镇建设，又有重大经济收益，必为历任安西都护所重视，列入“务农重战”的议事日程，设置牧使、牧监管理机构、筑使城、圈牧地、建养马城。
  草湖地区为安西府下的牧地，唐王城应似牧使、牧监驻扎“使城”的可能性尚有如下因素的考虑。安西府治的龟兹城，位于今库车新城和老城之间的库车镇，唐王城则位于库车镇东南约80公里的草湖地区，塔里木河的北岸。从安西府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结合贞观末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后面临的复杂政治和军事形势分析，亦能证明草湖地区即是安西府下的牧地所在。安西都护府驻节的龟兹国城，北倚天山，南隔塔里木河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邻焉耆镇铁门关。天山以北的突骑施兴起，西突厥残余势力往往干扰，以及吐蕃时时侵犯，随后亦有大食与吐蕃入侵中亚，三种势力时而相互牵制，时而联合在一起侵夺安西四镇。这就是安西府面临的对手的实际情况，致使唐王朝经营西域往往受阻。
  唐王朝经营西域依靠军事力量，亦靠正确的政治策略。二者有时兼施并用。其中龟兹大军的马匹装备和补给，固然可以从西州调拨，但是相距较远，应急困难，而草湖地区相距安西府甚近，征调使用方便；其二草湖远离天山北突厥和突骑施的干扰，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吐蕃，在此放牧安全可靠亦同屯田地区毗邻。草湖放牧既占天时亦得地利，是龟兹得天独厚的理想牧地。因此，安西府下的牧使机构必然会在此置使城，设牧监管理草湖屯牧。唐王城营建占地25000平方米面积的养马城，已从一个侧面补证了上述的推断。
  《汉书》载龟兹“大率土著”，人以“田种畜为业”，有良马、牛。龟兹马，曾享有“天骥龙麟”盛誉。历代龟兹王以良马和驼入贡中原的记载屡见不鲜。《清史稿》所载，乾隆中期，为保证平时差马更替、战时军马的征集，清朝在新疆设军马场多处。其中在库车曾设牧点两处，合称库车牧厂。额定牧马100匹，每年征收孽生马驹6匹、牛犊6头，拨补军台供差马1匹、牛10头。《库车县志》记载，全县有草场面积578.6万亩，按地理划分，山区草场199.9万亩，平原草场378.7万亩。其中塔里木河至渭干河尾闾地带的库车草湖地区即是平原草场，按使用季节又属四季草场。尽管草场植被不如北山（天山）草场质量好，属于荒漠化盐化类草场资源，但是它的总面积却是北山草场的3倍①。从生态环境变化分析，历史时期的草湖地区的生态要比今日之草湖优越得多。综上所述，草湖地区始终承担着龟兹（库车）畜牧业发展的基地和大本营的使命。
  四 结语
  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龟兹作为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以四镇为治理西域的军事前沿基地，在应付着中亚和西域复杂的军事斗争中，能够稳定西域大局，保证了唐王朝强盛的国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靠的是什么？我们考虑主要是有唐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制定的正确边政方略，又有河西节度的统领，并有北庭大都护的支援和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安西大都护依靠了四镇驻屯的汉军和西域诸国的万千健儿，以及各族民众的“务农重战”所创造的物质基础。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文所列举的相关龟兹军镇部分的驻屯遗址的发现，足见唐代安西的屯田、屯牧、采矿、冶铸生产之一斑，坚实的物质基础曾在抗击和抵御吐蕃的军事围剿中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所发现的新和县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库车县的唐王城和阿艾古城为代表的龟兹镇军的驻屯遗址和遗物，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
  （原载《新疆文物》2006年第3～4期）
  （作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包孜东、麻扎甫塘古墓与龟兹古国文化
  王博 傅明方
  两汉时期的龟兹国在今天的渭干河、库车河两河流域，是西域绿洲邦国中的一个大国。《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东至都护府治所乌垒三百五十里。”①辖地包括了现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四县之地，中心就在库车县境内。魏晋以后，邻近的轮台、乌垒、姑墨、温宿、尉头诸国也役属龟兹国，疆域扩展到相当于今天东邻焉耆，西接巴楚，北依天山，南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非常辽阔的地区。
  龟兹国又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北道重镇，在两汉西域史及中西关系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史缺有间，特别是对其立国之初的社会情况知之甚少。包孜东古墓处于渭干河上游的木扎尔特河附近，①麻扎甫塘古墓位于库车河流域，或与龟兹紧密连接，或就在龟兹境内，年代又都推定在汉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龟兹国的现实生活。这对认识久已湮没了的龟兹国埋葬习俗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一 包孜东古墓
  包孜东古墓地位于温宿县博孜墩（原称包孜东）乡博孜墩村西北，木扎尔特河西一带，地处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1985年在这里发掘过两座墓葬，其中的41号墓推测是汉代墓葬。
  （一）包孜东41号墓的发掘和墓葬形制、葬式的文化特点
  包孜东M41位于墓葬群中部偏北的地方，地表有砾石封石堆。砾石散乱，封堆形状不规则：东西长5.8米，南北宽5.4米。发掘时，在石堆分布的范围内，开了4×4米的四个方，留隔梁1米。经过清理发现在墓口上的堆积是两层，墓室口开在第二层的下面。
  清除第二层后，在清理墓室填土时，发现填土表面的土色很乱，在中部划出了一个长椭圆形小坑，经清理出土有人颅骨及肢骨、肋骨等。在后来的清理填土中，发现了一些碎陶片。陶片多为泥质夹砂灰褐陶，素面，手制。有的陶片表面打抹光滑，色多发黑。由此来看，这座墓葬是经过多次开挖，陆续埋葬死者的墓葬。封堆是在墓葬不再埋葬之后，堆起来的。后来又遭到人为的破坏。
  M41号墓，墓室呈椭圆形竖穴，壁、底凹凸不平，东西长3.4米，南北宽2.6米，深0.96～1.05米。室底有四个柱洞式小坑，坑壁用小砾石镶砌，怀疑最初的墓室上面可能有蓬式的建筑。这是一座丛葬墓，无一完整骨架。根据骨盆进行了个体统计，约为20具：成年男性8具、成年女性11具、小孩1具。从骨架的埋葬情况看，应该是多次的二次葬或迁葬的结果，可以称它是二次丛葬墓（见图1）。
  （二）随葬品反映的文化特点
  M41号墓出土了不少的随葬品，计565件。可以分成三大类：生活用品、兵器和装饰品等。
  1.生活用品
  出土的生活用品主要是陶器，还有一些铁器、铜器和骨器也可归入这一类，文化特点比较明显。
  （1）陶器
  M41号墓出土陶器都是死者生
  前生活中的实用器，共15件。陶器以黑衣陶为主，皆手制，内胎多为夹图1包孜东M41号墓的埋葬情况
  砂泥质灰褐陶，少数是夹砂泥质橘黄陶。器物有：单耳带流陶盆、陶钵、陶杯、单耳带流陶罐、陶盘、鸭形陶壶和单耳陶罐等。
  单耳带流陶盆，4件。表面皆抹光呈黑色。口微敞，折肩，圜底，单耳带流（见图2，1）。
  陶钵，5件。器形变化较大，分为三型。A型陶钵，2件。束颈圜底陶钵。束颈明显，口微敞，折肩明显、弧腹。表面皆抹光呈黑色（见图2，2；图2，6）。B型陶钵，2件。敛口，底微平。颈微内收，敛口，圜底微平（见图2，3）。C型陶钵，1件。敛口平底陶钵。底大口小，敛口，鼓腹（见图2，4）。
  陶盘，1件。器形较低，口大，折肩，斜腹，平底。单耳陶杯，2件。分二型，各1件。A型单耳陶杯，筒状单耳陶杯：口微敞，弧壁，平底（见图2，5）。B型单耳陶杯，钵形单耳陶杯：敞口，束颈，折肩，圜底。
  单耳带流陶罐，1件。表面抹光呈黑色。鼓腹，圜底，单耳。流和耳相对（见图2，7）。
  鸭形陶壶，1件。器表抹光呈黑色。流形口，似鸭嘴。背上贴有凸棱，似鸭翅羽（见图版二，1）。单耳陶罐，1件。小口高颈，敞口，折肩。
  （2）铜器
  M41号墓出土铜器中可以作为生活用品的有：铜扣饰和带扣、铜钉、圆形铜镶饰等。它们是一些实用器物上的附件或饰品，计24件。
  铜扣饰，18件。扣面变化比较大，背面有一个桥形钮，或两个桥形钮。根据扣面的形状差异分为五个图2包孜东出土陶器型。A型铜扣饰，5件。镂1.单耳带流陶盆2.3.4.陶钵雕圆形扣饰。扣面弧鼓，镂5.单耳罐6.杯7.单耳带流罐雕动物纹，其中3件是狮纹（见图3，1）。B型铜扣饰，6件。“8”字形扣饰，扣面镂雕双羊（鹿）纹，桥形钮（见图3，3）。C型铜扣饰，5件。圆形扣饰，表面鼓起，直壁或弧壁。D型铜扣饰，1件。为四瓣形扣饰，背面有两个并排的桥形钮，一钮残。E型铜扣饰，1件。镂雕花形铜扣饰。背面为一方座钮，表面镂孔，呈花瓣状。
  铜带扣，2件。分二型，各1件。A型铜带扣，双羊（？）纹铜带扣，呈不规则形，背面双钮和扣眼均残（见图3，4）。B型铜带扣，四鸟纹铜带扣，带扣呈方形。正面是上下两排相叠的对鸟，背面有桥形钮及扣眼，扣眼呈椭圆形（见图3，2）
  铜钉，3件。圆帽，方锥体。
  圆形铜镶饰，1件。筒状，椭圆形口，饰三角纹。用薄铜片锤打而成，内壁残留朽木，可能是刀、剑一类的木鞘口的镶饰。
  （3）铁器
  M41号墓出土铁质生活用品，主要有铁刀、铁带钩和铁钉，另外，三角形铁器、铁牌饰也是实用器上的装饰。计17件。
  铁刀，7件。大多残缺严重，最长的一件，长15.9厘米。其中三件保存了刀柄的首部，虽皆为环首，但变化还是图3包孜东出土铜器比较大，分为三1.纹铜扣饰2.四鸟纹铜带扣型：A型铁刀，3.双羊（鹿）纹铜扣饰4.双羊纹铜带扣椭圆形环柄首铁刀。仅剩柄部，环首锈蚀严重，柄截面为圆形。B型铁刀，圆环柄首铁刀。环首也残，但可以看出来呈圆形。柄截面呈椭圆形。C型铁刀，变形椭圆形柄首铁刀。仅剰柄，环由柄尾直接弯曲而成，呈小孔变形的椭圆形。柄截面为方柱形。
  铁带钩，1件。稍残。钩体横剖面呈长方形，扁桥形钮。
  铁钉，5件。圆帽，锥体。
  三角形铁器，1件。用途不明，呈三角形。有一侧壁呈斜面状。
  铁牌饰，4件，皆长方形，有2件是长方镂孔透花铁牌，2件长方形素面铁牌。
  （4）骨器
  M41号墓出土骨质生活用品主要是骨带扣，还有一些，如筒形骨饰、环座卧鸟骨饰、三角形刻花骨饰，可能是实用器物上的饰件。计14件。
  骨带扣，1件。呈葫芦形。分前后两扣眼，前眼大，作系绳用。后眼小，并雕刻出了向后延伸的小槽，显然是为固定绳或皮带之用。筒形骨饰，8件。可能是一些器物上的饰品，有的可以作木鞭杆头的装饰。据其形状结构可分五型。A型筒形骨饰，1件。断面椭圆形，弧壁。刻三角和桃形纹饰，侧壁有一孔。B型筒形骨饰，3件。上部是凸棱，凸棱下有一圆孔穿透筒体。C型筒形骨饰，2件。断面呈斗形，腰部有一圆孔穿透筒体。D型筒形骨饰，1件。稍残。直筒形，腰上有大小两孔，孔不穿透筒体。E型筒形骨饰，1件。形状与A型筒形骨饰相近，但凸棱下无孔。
  环座卧鸟骨饰，3件。这种器物均有一扁环座。鸟形、心形、圆形骨雕立于环座之上。
  三角形刻花骨饰，2件。分A、B二型，各1件。A型三角形刻花骨饰，有套筒。刻有三角和同心圆纹，纹饰黑色。B型三角形刻花骨饰，无套筒，刻有三个同心圆纹，纹饰黑色。
  2.兵器
  M41号墓出土的兵器，主要是铁镞。有12件。分A、B二型。A型是有铤铁镞，器形也有些变化，可以分出四个亚型：A型Ⅰ式有铤铁镞，1件。断面呈椭圆形。铤截面呈长方形。A型Ⅱ式有铤铁镞，3件。圆锥形体。A型Ⅲ式有铤铁镞，2件。三棱形，体截面呈弧形等腰三角状，一件有小倒刺。A型Ⅳ式有铤铁镞，5件。三翼形铁镞，有倒刺，锥状铤。B型是有銎铁镞，1件。呈圆锥体。
  3.装饰品
  M41号墓出土最多的是装饰品，主要用于人体本身的装饰，有石、铜、铁、骨、金等质地。
  （1）石装饰品M41号墓出土的石装饰品有：石眉笔、眉石、石坠饰、玛瑙蚀花珠和玛瑙珠等，计31件。
  石眉笔，4件。用作画眉毛。短粗，锥体。磨制。尾上有穿绳的眼，便于系挂。
  眉石，3件。石质较软，用于眉笔着色。黑色，形状不规则，上有系绳眼，也便于作佩饰。
  石坠饰，8件。可分七型。A型石坠饰，1件。圆柱形，白色。石质较软，上有弦纹，孔残。B型石坠饰，1件。扁半月形，玛瑙质，有平行两孔，孔残。C型石坠饰，1件。兽犬牙形，下是略为弯曲的三角锥体形，软石质，断面呈棱形，尾有一孔。D型石坠饰，1件。包金玛瑙垂饰。长葡萄形，玛瑙石尾上套薄金片，并制一金环。E型石坠饰，1件。残。纺轮形玛瑙石，穿在一金丝上，饰有铜环。F型石坠饰，1件。扁三角形，石坠上拴一金丝。
  玛瑙蚀花珠，8件。玛瑙石质，可分A、B二型。A型玛瑙蚀花珠，7件。腰鼓形。石色有橘黄色，纹饰有直线纹、曲折纹、三角纹、小圆点纹、棱格纹。B型玛瑙蚀花珠，1件。圆柱形。橘黄色，纹饰白色。有双小圆点纹、八字和三角纹（见图版二，3右）。
  玛瑙饰珠，8颗。分三型。A型玛瑙饰珠，2颗。呈纺轮形，紫红色。B型玛瑙饰珠，5颗。圆珠，紫红色。C型玛瑙饰珠，1颗。扁珠。呈橘黄色。
  （2）铜装饰品
  M41号墓出土的铜装饰品有：铜笄、铜泡饰、铜戒指、铜贝、兽面纹筒形铜饰、羊形铜饰、铜手镯、铜珠和铃形铜饰等，计48件。
  兽面纹筒形铜饰，1件。筒状，截面椭圆，中空。正面显平，铸兽纹。两侧呈弧面，各开一椭圆形孔。背面是弧形。
  铜泡饰，1件。剖面呈圆泡状。铜珠，21枚。筒状，用薄铜片卷制，大小有别。有的面上饰二道凹弦纹。
  铜笄，1件。尖稍残。尾呈长舌帽状。
  铜贝，17颗。海贝形，大小有些变化。
  铜戒指，2件。素面，戒面呈橄榄形，或呈椭圆形。
  羊形铜饰，1件。残。用铜片锤打成高浮雕似羊形的图案，羊角后盘，上贴金。
  铜手镯，2件。出土于死者手腕处，呈环形。环形手镯上套着许多小的铜环，造型别致。
  铃形铜饰，2件。分A、B二型。A型，1件。喇叭口铃形铜饰，有一带系孔的长方小柄。B型，1件。圆筒形铃形铜饰，呈圆筒形，柄残。
  （3）铁装饰品
  M41号墓出土的铁装饰品，是1件铁笄，残。笄尾铸羊形，羊角后弯。
  （4）骨装饰品M41号墓出土的骨装饰品有：骨笄、兽犬牙饰。计7件。骨笄，5件。有4件是用马腿部小骨稍加磨制而成，一件是用牲畜大骨骼磨制而成。兽犬牙饰，2件。兽犬齿上穿有两个小眼，用作坠饰。
  （5）其他
  这一类的东西比较杂，大都属于装饰品。有的质地很难确定，有的则属于人工材料。有：玻璃珠、海贝、炭精珠、膏质珠、金坠饰和金珠等。计407件。
  玻璃珠，143颗。深蓝和天蓝色，不透明。分三型。A型，94颗。鼓形，大小不一。B型，4颗。方棱形。C型，45颗。圆柱形。大小有些变化（见图版二，3左）。
  膏质珠，174枚。形状有些变化，分四型。A型，1件。方珠。有并排的两个穿孔，两侧内凹。B型，1件。呈葫芦形。C型，47件。扁环形。D型，125件。纺轮形。
  海贝，21件。呈椭圆形，大小相近。
  炭精珠，66件。大小不一，形体相同，均呈柱状。
  金坠饰，1件。用粗细二种金丝弯曲而成，呈套环状。
  金珠，2件。薄金片卷制。腰部敲出圆凸纹。
  二 麻扎甫塘墓
  麻扎甫塘墓地位于库车县新城解放路北端250米的麻扎甫塘村境内，处于库车河流域。1985年库车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一座墓葬，年代初步推定在汉代。
  （一）麻扎甫塘汉代墓葬形制、葬式的文化特点
  麻扎甫塘墓葬局部扰乱，应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长2米，南北宽1.36米，深2.2米。墓里有两具成人骨架，一男一女（男北、女南），头向东。死者骨架基本完整，仰身直肢，女性右胳膊压在男性左胳膊上，应该是夫妻合葬墓。
  在女性骨架的左耳根下发现饰珠和金耳环，左臂、胸肋骨间和颈下、右耳处都发现了饰珠，左手腕骨处还发现羊首形铜画押一枚。
  在男左臂与女右臂间发现一件环首铁刀，男性骨架的右手处发现6枚铁，2件铁环。并在男性骨架下面的颈至右肩胛骨处发现了两粒料珠。
  （二）随葬品反映的文化特点
  该墓出土了不少的随葬品，计60多件。可以分成三大类：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兵器、装饰品及其他等。
  1.生活用品
  主要是陶器，有的铁器也可以作生活用品的，如铁刀等。
  （1）陶罐
  麻扎甫塘墓出土3件陶器，皆为实用器，粗砂质，表面饰黑色陶衣，手制。器形仅有双系陶罐一种，大小有些变化，束颈，鼓腹（见图版三，2）。
  （2）铁刀
  麻扎甫塘墓葬出土铁刀2件。锈蚀严重。一件保存较好，为环首铁刀，两面刃。环似由柄尾直接弯曲而成，呈方孔状（图版三，3）。
  2.生产工具和兵器麻扎甫塘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兵器皆为铁器，有铁镰刀、铁箭镞和铁环，计8件。铁镰刀，1件。残为两段，弧形。箭镞，6枚。主要是三翼型箭镞，可以看出来有小的倒齿。铁环，1件。残，保存了两个半环钩状物，其中一个半环上有附件。两个半环对接成椭圆形的圆环。发掘者根据出土情况，推测是与弓箭有关系的一类器具的部件。
  3.装饰品及其他
  麻扎甫塘墓葬出土的装饰品，有粉剂块、朱红粉块、金耳环和料珠等，计50多件。同时，还出土了羊首形铜画押。粉剂块和朱红粉块皆似颜料一类的东西，朱红粉块发掘者推测是朱砂。
  金耳环，1件。双环式，由直径1毫米的金丝弯曲而成，皆有开口。两环皆为椭圆形，上下对接，以焊接方法相连。一环小，一环大。料珠，50多颗。质地清楚的有玻璃珠、玛瑙珠等。
  发掘者认为有蚀花石髓珠。形状有些变化，多为算珠形，还有尖锥形、柱状等。羊首形铜画押，1方。押面呈羊头形，有稍弯的双角。背面有纽及穿孔。押纹也似羊面像（见图版四，2）。
  三几点认识
  1985年发掘的包孜东和麻扎甫塘墓葬，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其中包孜东墓葬的大部分资料已在《新疆文物》1986年2期上发表，①而麻扎甫塘古墓出土器物只是在库车县博物馆的陈列上展示，没有较详细的文字资料。2005年在库车工作期间，较细致地观察了出土的器物，随之在博物馆同志的帮助下看到了档案资料。本文研究的两个墓地各是一座墓葬，虽然资料显得少了点，但墓葬典型，又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无疑对研究古龟兹国的葬俗及政治、经济、文化都很有意义。
  （1）两汉时期的龟兹国是西域一个大国，“人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在南疆古绿洲国家中人口最多。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龟兹国的中心就在库车县境内。包孜东古墓处于木扎尔特河流域、温宿县博孜墩乡博孜墩村附近，麻扎甫塘墓葬处于库车县新城。从两墓地所处位置看，麻扎甫塘墓葬在古龟兹国的中心地区，而包孜东墓葬的位置略为偏远，处于姑墨国与龟兹国的交界地带。
  （2）包孜东M41号墓的年代曾推测是西汉至东汉初，麻扎甫塘墓葬的年代也推测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皆属于汉代墓葬。目前从墓葬随葬品上还很难准确地说哪座墓葬的年代早，哪座墓葬的年代晚。
  不过从葬俗上看，包孜东M41号墓属二次丛葬墓，而麻扎甫塘墓属夫妇合葬墓，这从南疆发掘的同时期一些墓地墓葬的葬俗演化上来看，丛葬墓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早一些，包孜东M41号墓属于西汉的可能性更大。
  （3）包孜东M41号墓和麻扎甫塘墓葬出土的陶器，皆显示出新疆早期考古文化中的黑衣陶系文化特点。①这一陶系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出现的时间较早，延续时间长，并流行于两汉时期。两地墓葬虽同属于黑陶衣系列，但器形种类相差较大，同时，在墓葬形制、葬俗上也有明显的差别。陶器的组合上，包孜东有：单耳带流陶罐、单耳陶钵、单耳带流盆和鸭形壶。麻扎甫塘仅有双系陶罐一种。
  我们曾将包孜东M41号墓划在了喀拉玉尔滚河文化区，与古姑墨国的联系紧密。如此，可以将麻扎甫塘墓葬放在库车河文化区，属于古龟兹国居民的墓葬。不过，包孜东墓葬的研究，对认识龟兹古国文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包孜东M41号墓所反映的葬俗是二次丛葬墓，至少有20人，有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小孩。虽然二次丛葬这种形式的墓葬在新疆发现的很少，但是丛葬墓则多有发现。一般来说，这是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大家族的埋葬形式，反映了父权制进一步得到加强，以家族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从时间上考虑，这与绿洲出现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麻扎甫塘墓葬反映的葬俗是两个成年人合葬的习俗，一男一女，一般认为是夫妇合葬墓。它反映了绿洲邦国发展过程中，社会家庭现象的一个侧面，则是父权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反映。（5）《汉书》记载龟兹国能铸冶，姑墨国出铜、铁。包孜东和麻扎甫塘墓葬出土了不少的铁器和铜器，铁器有铁刀、铁带钩、铁钉、铁牌饰、铁镰刀和箭镞等；铜器有铜扣饰和铜带扣、铜钉等。这些铜、铁器可能都是龟兹、姑墨本土的铸冶制造品。库车处于山前冲积平原，宜于农耕，麻扎甫塘墓葬出土有铁镰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现象。包孜东墓葬处山前草原，宜于畜牧业发展，墓葬出土了不少的动物骨制品，有不过从葬俗上看，包孜东M41号墓属二次丛葬墓，而麻扎甫塘墓属夫妇合葬墓，这从南疆发掘的同时期一些墓地墓葬的葬俗演化上来看，丛葬墓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早一些，包孜东M41号墓属于西汉的可能性更大。
  （3）包孜东M41号墓和麻扎甫塘墓葬出土的陶器，皆显示出新疆早期考古文化中的黑衣陶系文化特点。①这一陶系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出现的时间较早，延续时间长，并流行于两汉时期。两地墓葬虽同属于黑陶衣系列，但器形种类相差较大，同时，在墓葬形制、葬俗上也有明显的差别。陶器的组合上，包孜东有：单耳带流陶罐、单耳陶钵、单耳带流盆和鸭形壶。麻扎甫塘仅有双系陶罐一种。
  我们曾将包孜东M41号墓划在了喀拉玉尔滚河文化区，与古姑墨国的联系紧密。如此，可以将麻扎甫塘墓葬放在库车河文化区，属于古龟兹国居民的墓葬。不过，包孜东墓葬的研究，对认识龟兹古国文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包孜东M41号墓所反映的葬俗是二次丛葬墓，至少有20人，有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小孩。虽然二次丛葬这种形式的墓葬在新疆发现的很少，但是丛葬墓则多有发现。一般来说，这是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大家族的埋葬形式，反映了父权制进一步得到加强，以家族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从时间上考虑，这与绿洲出现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麻扎甫塘墓葬反映的葬俗是两个成年人合葬的习俗，一男一女，一般认为是夫妇合葬墓。它反映了绿洲邦国发展过程中，社会家庭现象的一个侧面，则是父权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反映。（5）《汉书》记载龟兹国能铸冶，姑墨国出铜、铁。包孜东和麻扎甫塘墓葬出土了不少的铁器和铜器，铁器有铁刀、铁带钩、铁钉、铁牌饰、铁镰刀和箭镞等；铜器有铜扣饰和铜带扣、铜钉等。这些铜、铁器可能都是龟兹、姑墨本土的铸冶制造品。库车处于山前冲积平原，宜于农耕，麻扎甫塘墓葬出土有铁镰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现象。包孜东墓葬处山前草原，宜于畜牧业发展，墓葬出土了不少的动物骨制品，有的是用大动物骨制做的，还有用马腿部小骨制做的骨笄，可以看出畜牧业很发达。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一个绿洲邦国的辖境里，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会同时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居民和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居民。他们之间存在着物品的交换。
  （6）包孜东M41号墓的出土文物，显示出古龟兹、古姑墨国是四方文化的辐辏之地。铜扣饰和铜带扣饰有各种动物纹样，有着典型的欧亚草原文化的特点，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墓葬出土的海贝、铜贝、玻璃珠、玛瑙蚀花珠等，或许能反映东西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的一些蛛丝马迹。
  （作者：新疆博物馆研究员库车县文管所所长）
  龟兹葬俗与墓葬
  刘松柏
  一
  研究龟兹历史文化常因龟兹墓葬的稀缺陷于思溯的疑难，特别是以龟兹王都为中心的区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从现存古遗址及佛教寺窟中不断发现的舍利（骨灰）①盒、罐来看，我们只能判断在佛教传入龟兹后的中古时期主要流行火葬习俗，绝大多数的龟兹居民，包括贵族、僧侣、官吏、士绅、兵丁、庶民死后采用火葬，骨灰入罐再行二次葬。这个时代大概相当于公元2世纪到伊斯兰教替代佛教的14世纪中叶。既然主要采用这种葬俗，当然就极少发现像内地和吐鲁番地区那样注重厚葬而遗物丰富的墓葬了。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文章资料和考古调查发现的舍利盒、罐来看，涉及的区域颇广，文化内涵丰富。兹列于后：
  发现最多、保存最精美的舍利盒莫过于昭怙厘大寺（位于库车河龙口附近，苏巴什古城）遗址出土的此类遗物。如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西大寺中心殿堂的废墟下发现的乐舞舍利盒，木制，盒身为圆柱体，盒盖为尖锥形，全高31.2、周长37.3厘米，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色覆盖，上镶有一些方形金箔，内存骨灰。后来剥去表面颜色，露出精美的图像，盖上为四身奏乐的带翼裸童，盒身周绘一队形态生动的乐舞图，计有21身形象。参看霍旭初先生专文《龟兹舍利盒乐舞图》的精彩详论①。又如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几乎在西寺的同一个地方掘得6个舍利盒（见图版四，1）在盒盖上都绘有奏乐的迦陵频伽童子②，有的6身，有的5身，还有一个，盒身绘有乐舞形象，但破坏严重，画面模糊，仅见坐着似弹阮咸和弹曲项琵琶、头戴有竖耳尖嘴面具的乐人，还有一处隐约可见穿联珠纹衣服的舞者。关于这些有翼童子的木质乐舞舍利盒必是龟兹当时最有威望的高僧大德的葬具，对于信奉小乘教一切有部的高僧来说圆寂后往生的最高理想是小乘世界的某个天宫，而非大乘的净土佛国。所以这些有翼童子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是往生多佛世界净土佛国还不如说是往生一佛一世界的天宫。其实发表的这6个舍利盒只是伯希和发现13个舍利盒的一部分，都是在大殿大塔南墙的两个小坟头中发现的，这是二次葬，甚至是三次葬的结果。这些舍利盒、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伯希和写到：
  这些遗骸中有8个装在罐子中，其中三只是彩陶，第三只彩陶罐带有双耳，形成了一个公山羊头状。但我的兴趣集中到了那些木制骨灰盒上，其形状如米粉盒，或者更酷似一个帽盒，因为上面画满了图案。唯有一副遗骨装在一个耐火土的粗糙罐子中，口朝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罐子染成了黄绿色并完全以金叶（应是金箔，笔者按）包裹，潮湿早已使它变成了碎片。其他的骨灰盒（其中也有一个骨灰盒保存在口对口接起来，并以泥封凃边口的两个耐火土陶罐中），都在棕色的底面上绘有几何图案和禽鸟，其中之一画有人物像，人物中有一位在操琴。唯有装在以黏土封凃的两个陶罐中的骨灰盒，除了遗骨之外，还包括一个装牙齿的小袋、某些金叶的残片和4枚小五铢钱，它们如同被凃染过一般。
  我们在沿大窣堵波的地方出土了一个大盒子，内装几个小盒子，这一切都装在一个淡蓝色的瓷罩中。然而，这个盒子已严重破损，其内已没有遗骸了，而是一束头发。其中所盛的另一个小盒子中装有一束小纸页，上面似乎写有婆罗谜文，但已变成尘埃而飞扬起来。第三个完好无损的小盒子已完全染成了金色，其中有一个我尚未打开的小包。①从以上列出的资料可知骨灰安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骨灰、头发及遗物放入木质舍利盒，外面再套有陶罐保护，这显然属于地位高的僧侣；一种是将骨灰直接放入陶罐内，这属于较低的僧侣。关于外面套有瓷罩一说，大为疑惑不解，因为笔者在库车多年摸索中古佛教文化时期陶器的体会是龟兹没有使用过瓷器（发现的瓷器只有明清时代的）。在唐代遗址中，如渭干河龙口下的库木吐喇古城址，虽然也发现过釉色美丽光亮的器皿，但壁质仍是陶质。②在唐之前的龟兹甚至不会做上釉的陶器，这可从昭怙厘西寺大塔殿下墓葬③中贵妇的陪葬陶器就没上釉得到证明。1992年7月库车老城新华书店建筑工地发现忍冬纹的褐色釉盘和一绿釉缽，釉色很美，似为瓷器，其实是釉陶，因此判明这个瓷罩也可能是陶器，只不过表面釉色漂亮，伯氏误以为是瓷的罢了。
  关于将骨灰直接放入陶罐内的葬俗在龟兹是很普遍的，普通百姓死后焚化，将骨灰用罐盛之，埋于郊外，如库车南部的塞克桑塔木古城址（紧邻古干河床，对面为沙雅县境）北郊有一片墓区，为火葬骨灰罐，二次葬掩埋区。1983年10月21日普查时，人骨灰和舍利罐露之于地表，①其中一罐，口径11.5、残高2.5、壁厚0.8厘米，为无釉细泥红陶。这种百姓的骨灰罐十分简陋，一般都是素面的。库车文管所舘藏和展览的陶罐中大多就是这种舍利罐，仅在上述古城二次葬区出土的就有编号为001、013、051、052、327、225的陶罐，其中一只彩陶罐（老城南戈壁出土，编号011），罐上的花纹好像是烧成后再画上的，这决非龟兹上古时代的彩陶罐，而是一种骨灰罐，当与伯希和在昭怙厘塔下发掘出的那种装舍利的彩陶罐的功能一样，不过好像要比素面罐的层次高一些。但是昭怙厘塔下发现的彩陶罐可能是僧侣的，而且相对那些木制盒式的舍利容器的层次要低得多。这种彩绘陶罐的出现还意味着当时不会用上釉的方法来装饰陶罐，只好借助彩绘。
  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外表塑有边饰花纹的那种比较结实的陶舍利罐，我们发现的往往是其罐盖的残片，极易误做盘缽一类的器具，在库车和新和县的古遗址中屡有发现。试举几例析谈。
  1984年9月14～17日在库车城东麻扎巴赫石窟附近的克日西古市遗址（位于今牙哈乡麻扎巴格村境内）进行普查并试掘其高台墩，发现许多佛教造像残件、大历元宝钱和陶制品。其中一件舍利罐盖残片（见图1）粗砂黑陶质，表面有花纹，从上至下依次为（1）顶部为一残
  圆，阴刻太阳，光芒似的放射线纹，径约2.5厘米；（2）顶与侧面衔结部分，刻平行线纹，高1厘米；（3）渦纹，高2厘米；（4）竖卷草，高4厘米。
  （3）和（4）之间有一凸出的阳棱。另外还发现一块形制同上的黑陶片，也是一舍利罐盖之残片，只是没有花纹。②
  1986年6月库车供电所修水塔时发现六口大陶缸，在缸内和缸外灰坑内发现大量文物，有大铜釜、铁矛、铁臼块、铁坩堝、带嘴小酒壶、绿釉陶盘、象形耳杯、小罐、舍利罐盖残片，还有头颅已碎的人骨架一具和各种牲畜的骨角等。其中陶塑纹饰舍利罐盖残片（见图2）为夹粗砂黑陶，上沿厚0.5、最大壁厚2.5厘米，外表从下往上图案依次为（1）下沿边棱0.5厘米；（2）S形纹1.2厘米；（3）忍冬葡萄纹3厘米；（4）水渦纹2厘米；（5）上底边棱0.5厘米；（6）上底，纹饰不知。纹饰都是阳纹，不见敷色。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约在龟兹古城内的西南区域，东为卡了不尕河（应是古已有之的人工引河），北接额西丁麻扎，从灰坑中出土的碎颅人骨架分析，这里曾为刀兵战场，很可能是安西大都护府晚期战争所致，若此，这些文物的时代应在唐或唐以前。这里原来可能有一座大寺院，为什么说这种出土的带纹饰陶片就是舍利罐盖，因为它与石窟壁画中分舍利图中国王手捧着的舍利盒非图2常相似，一是花纹相似，二是根库车县供电所出土舍利罐盖残片
  据现存残陶片可以复原为一圆锥体，这就是舍利盒的锥体盖部分。上面发现的微形小红陶罐，高2.2、口径1.4、口沿壁厚0.3、底径1、腹径2.5厘米，口颈下有阴刻画，从口上俯看为一朵五瓣莲花（见图3），为俯看图。共发现三只罐，其中两个有乳突，每只两个乳突，一边一个，这是龟兹传统的古老朴拙的装饰样式。也或是一种舍利罐，不过很可能是作为明器放入大舍利罐内的，这与伯希和发现的舍利盒的罐中套盒，大盒套小盒，小盒中再放随葬品是一致的，笔者曾在《库车古缸综述》一文中谈及用大缸做葬具的估断，这些大小舍利罐是不是也放在大缸里面呢。这些饶有趣味的习俗使火葬文化丰富多彩起来。
  当我们用上面列举的舍利罐样式审视比较《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①彩色插页中的黑陶“飞马纹陶缽”时，其上下层边饰依然是S纹和水渦纹，那么这件图3库车县供电所出土陶罐器皿应是一只舍利罐盖，且两者时代都是接近的。这件舍利罐盖中间纹饰为有翼马首蛇身忍冬纹，蛇身是龟兹壁画天龙八部之一龙的表示法，马是龟兹的名物特产②，龙与马结合成的龙马又是龟兹传说中的神物③。加上希腊化的翼翅，成为有翼龙马看来确定无疑。有翼龙马一时成为龟兹人心目中无比骁勇的神灵而崇奉，将其塑在陶舍利罐盖上，除了表示护佑舍利魂灵的祈愿之外，还有携之魂灵及早轮回飞升天道的意义。此盖罐既然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其所属舍利罐内一定装的是该城大佛寺中的大德高僧的舍利。至于盖内直立举臂的龟兹人那是顶礼膜拜的姿态，膜拜天地，膜拜三宝，膜拜舍利主人——名德俱重的佛教长老。至于盖罐的时代不像是唐代的，是唐以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盖内鎸刻的龟兹人的头发为“剪发垂项”式样，这种式样为魏晋时的装饰，《晋书·四夷传》云：“男女皆剪发垂项”，而唐代典籍则出现了“断发”的记载，《大唐西域记·屈支国》为“断发巾帽”，《新唐书·西域上》则为“俗断发齐顶”，说明晋至隋间（4～6世纪）龟兹人的头饰发生了变化。察之壁画果然有这种断发齐顶的装式，如前述日本大谷携走之舍利盒侧乐舞画上的奏乐队（第12～17人）就是这种头饰，其依次为舞槌击鼓者、弹竖箜篌者、弹弓形箜篌者、吹排箫者、击鼗鼓和鸡娄鼓者、吹铜角者。仔细观察这些发式，可见头顶黑发中分两边齐顶断之，耳侧又有束发垂之于颈，这是在原“剪发垂项”的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断发齐顶”的发式。这种变化为判定文物的时代增加了新的依据。因此认为人形龙马纹舍利罐为唐以前4～5世纪的遗物，而大谷乐舞舍利盒则为隋唐时的龟兹高僧舍利盒无疑。
  从上述龟兹古城出土的这些舍利罐盖残片上葡萄忍冬纹的风格与人形龙马纹舍利罐风格十分相似，两者时代也应相近，而克日西古市出土的可能要晚些。这种舍利陶罐残片在库木吐喇石窟出土（编号053），甚至库车北山苏布依和可可沙（编号149和386）遗址的佛寺遗物中都有发现，现存库车文管所。上述例子皆为黑陶，还有一种红陶的，也含粗砂粒，极坚韧。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结实的舍利罐片发现的几乎没有完好的，且不见罐身。那么罐身该是什么形状呢，从发现的舍利盒看应当和壁画中分舍利图中舍利罐是一致的，即圆筒状样式，但也不能排斥其他样式。库木吐喇石窟（053）出土这个罐盖就是盖在有颈腹的三耳红陶罐口上的，或许这也是舍利罐身易碎不易保存的原因。库车文管所馆藏同样是库木吐喇石窟一罗汉窟（该窟已毁，正处窟群区现看护房位置）中掘出的舍利罐（284）内发现放置泥塑复钵塔两个，还有卵石。于是推断在龟兹佛教遗址中之所以没有出土像内地佛教寺窟院内颇见规模的塔林建筑群，乃是因为僧侣的舍利罐或是单独藏于大塔下，或是集中埋入塔殿下的坟包内，或是置于专门建造的罗汉窟内。罗汉窟在库木吐喇窟群区有好几座，沟口区的条状方形窟估计多为此类罗汉窟，而且很可能是渭干河龙口附近寺院大德主持的瘗窟。一般地位较低的比丘则与普通民众一样死后火化，骨灰入罐，再葬于寺外或城外的二次葬区。大概是时代古远的缘故，发现的舍利罐片多不见表面敷彩，而人形龙马纹舍利罐似敷有蓝绿色彩。
  20世纪90年代还发现一种更加奇特的、装骨灰的舍利罐，细泥红陶，陶衣浅黄色，罐腹表贴塑一五官狰狞的人面相，也可称怪面舍利罐（见图版三，1）。该罐出土在库车老城南、库车干河床西侧称为南戈壁的现穆斯林墓葬下面，罐口已毁，单耳也毁，通高18.5、口径8、颈高6、腹径约15、底径7.5、壁厚0.8厘米。腹上贴塑的怪面近圆形，展开径5.5厘米。怪面眼鼓出，宽鼻翼，前额略微低凹，两耳尖竖，似翼，头发线条粗直。在新和县文管所也保存一只这样的怪面罐，不过漂亮得多，完好无损，三耳，墨绿釉色，一面腹上贴塑怪面人相。这种骨灰罐没有较多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估测在龟兹出现得很早，魏晋时就有，如前者库车罐；一直延续到唐，如后者新和罐，因为上釉陶在唐代才普遍出现。对怪面的理解似为佛教的护法夜叉，夜叉的耳朵在龟兹壁画里是尖的，而怪面之耳也是尖的。怪面夜叉贴塑在骨灰罐上是否意味着守护主人的灵魂，镇罐压邪，使之早日进入轮回。我们知道古代中原地区墓葬中有置镇墓兽的习俗，此种怪面夜叉神与内地的镇墓兽有否文化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在龟兹中古佛教火葬时代也发现有棺葬的例子，如1978年在昭怙厘西寺塔下发现了一魏晋时代的墓葬①，于圆木椁室内置彩绘木棺，棺内有一女性骨架，还有一婴儿的骨头。女性头骨前额平扁，这与《大唐西域记·屈支国》的记载“其俗生子以木压头，欲其匾㔸也”相符，女主人为龟兹本地人。从发现的衣著龟兹锦残片上饰有金箔粉粒来看（衣墓葬清理简报中没有论及此锦），此女性主人地位非同寻常，似为王妃，可能难产夭亡；或是龟兹王之爱妃因于礼敬三宝功德无量，故享此塔下厚葬礼制。关于西域佛教国家的葬俗，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胡太后遣敦煌人宋云和比丘惠生赴西域取经途经于阗佛国时，记载“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惟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廟祭祀以时思之”①。从这一记载可知王室成员可以不烧而用棺葬立廟祭祀，龟兹棺葬与此相符，说明龟兹王室也曾是遵此葬俗礼制的，证明棺葬女主人就是王妃。这就引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光是历史典籍记载的龟兹王就有十几位，如按此礼制龟兹就应有王墓，而龟兹王墓在哪里？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现王墓，如果龟兹王及王室成员也和高僧一样死后火葬入罐盒进行二次葬的话，那么他们的骨灰是不是也埋葬在大佛塔及石窟寺中呢？那些制作精美附有金箔极为华贵的舍利盒罐中是否也有龟兹王的。在克孜尔有不少寺窟就是龟兹王室出资开凿的，龟兹王是最大的施主。1906年2月26日德人格伦威德尔就在67、68窟出土了龟兹国王向寺院布施的化缘簿②，笔者深疑在寺窟中就有龟兹王的遗骨。总之，关于龟兹王骨的下落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作为一个问题亟需引起注意。至于“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这一哭丧习俗，看来6世纪以前已在塔里木盆地诸国流行，这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描绘，主要在有阿阇世王内容的中心柱窟后室的前壁绘有世俗装人“剪发剺面”哀悼佛涅槃的場景，如克孜尔4、224、227等窟。这种习俗恐怕在突厥人崛起之前已有，是北方草原民族固有的风俗，后传入龟兹、于阗诸国。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突厥兴起后龟兹国境内出现了突厥人的墓葬。1985年，新疆博物馆文物队、阿克苏地区文管所、温宿县文化馆联合在温宿县博孜墩乡博孜墩村西北发现两座墓葬，其中编号为M1号的古墓为一石堆石人墓，石堆平面呈圆形，横断面为覆斗形，有两室，一室为长方形墓穴，顶盖有突厥字母的石板，出土陶片主要以夹砂褐黄陶为主。石堆东81米有一石人，高1.25米，宽37厘米，厚20厘米，其头脸五官尚可辨清。这是其中一种较为简单的石人类型，该墓时代判定为6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①石人石堆墓是天山北部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葬俗文化，是乌孙人、丁零人、铁勒人、突厥人的葬俗。该石人是龟兹古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石人石堆墓，弥足珍贵，对研究龟兹姑墨地区的人种文化丧葬习俗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墓的发现说明，南北朝晚期龟兹姑墨北部山区生活着使用突厥文和说突厥语的突厥人。这种“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于墓所立石建标”②的葬俗虽然处在龟兹中古佛教文化时代，但
  却不属佛教文化。
  三
  其实在佛教没有传入龟兹国之前龟兹人死后是普遍实行土葬的。在龟兹古城外东北，就有一片汉代墓地。1985年4月于库车县新城解放路北端（现库车县委之北）约250米麻扎甫塘村的牙合甫·艾沙家院内，发现一座夫妻双人合葬土坑墓③，南临一穆斯林麻扎，东紧邻库车城建站家属院。墓室为长方形，形制属竖穴土坑墓，东西长200、南北宽136、深220厘米。墓葬内的两具骨架为带土的沙石所塞满。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男北（右）女南（左）。男女头骨额部圆形，偏右侧。女性颅骨矢纹缝完全弥合，男性矢纹缝可见。女性右胳膊压在男性左胳膊之上。
  出土器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粉剂块、料珠装饰品等。其中陶罐3件，均为粗砂黑陶，手制，敞口广腹，平底，带状双耳。两个小陶器的表里好似用毛刷轻轻刷过，可见细密的斜线纹。均无使用痕迹，似专做陪葬用的（图版三，2；图4）。
  铁器，锈蚀严重。1.环首短刀，断残成5截，经粘结为一完整的方孔环首短刀，长20.6，宽2，厚0.5厘米，单刃。孔边长1厘米（见图版三，3；图5，1）。
  2.铁短刀，断为4截，经修复成形，不见环首，单刃（见图5，3）。
  3.铁箭簇，6枚，三棱，带倒齿，铤中有圆孔，存短圆木杆（见图5，4）。
  4.铁环勾，两个半环勾，相接可呈椭圆形，长径3.5厘米，短径2.5厘米，环的一端制成管状，可镶进木棍，木棍犹存。一半环勾的一端又发现环弧勾，环弧平面同半环平面垂直，似为连在铁管上的几个环勾，锻造工艺不凡。因出土位置和箭簇同，估计是与弓箭有关的器具，疑为安在弓弧中部位的瞄准器。
  5.镰刀，已锈为两段弧形铁块，但形制仍清晰可辨（见图5，2）。
  6.粉剂块为朱红粉块，似朱砂，只有小拇指头那么大。
  7.羊首形铜画押，有钮穿，印面铸做羊首正面像，模拟人状，也可称为肖形印（见图版四，2）。
  8.金耳环一只，由两互相垂直的金丝圆环焊接而成，上环小，径0.9厘米；下环大，径2厘米。环丝径0.1厘米。每环有开口。
  9.料珠，多为算珠式的圆珠，中有穿孔，径约0.1厘米。一尖锥形珠较特殊，孔横穿上小端，上黄下绿，上黄表层有一层极薄的黑衣，下表层一层白衣，易误识为上黑下白。料珠散见于女性上身，出土完好珠46粒，加上碎的有50粒之多，应为墓女主人的项链的珠子，尖锥形珠应为项链最下一颗坠珠。
  出土的铁箭镞（包括其他的铁制品）棱、铤分明，做工精细，有倒刺和血槽的特点，应是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后受中原地区影响所致。综上分析，这个以双人墓葬为代表的墓群为汉代墓地（公元前60年至公元1世纪）。
  从男性鼻前棘较高，鼻根凹而深峻看，应属深目高鼻型人种，无疑为当地民族，而女性颧骨较高，鼻前棘低缓，鼻根浅平，族属似有别于男性。龟兹王绛宾早在公元前65年①（汉宣帝元康元年）揭开了迎娶汉族血统公主（乌孙王解忧公主）之女为妻的先例。此墓女性极有可能为汉族。
  出土器物的铁器部分体现了中原汉族文化特征，表现了较高的锻造工艺。军事器具做陪葬品则是西域城廓之国纷争，匈奴侵扰不安定的社会形势的反映。男子是征战的将士，女子则从事农牧。从女性尸骨上发现的金丝耳环及珠子项链看，墓主人地位不算很低，很可能是龟兹贵族。墓葬中手制粗砂黑陶反映了古龟兹民族刚踏入较高一级社会形态后仍保留着的原始生产工艺。
  女性手腕上的铜质（铸制）羊首形画押，不仅是女性的一种佩饰，很可能代表着民族的一种习俗，亦即古龟兹国图腾崇拜或动物神灵崇拜的象征物。画押铸以羊头，说明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羊作为西域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料在新疆发现的汉代墓葬中也有反映，一为新疆鄯善苏巴什墓葬①出土一环首铜刀，插入羊肋骨髓腔内；二为民丰县东汉墓葬有小羊骨架一付分放在两个木碗内。男性肩胛骨处出土的朱红粉剂块是做化妆，还是纹身用的呢？该墓葬葬式与1959年发现的民丰县东汉墓非常近似，男女位置，手臂迭压关系，随葬品的种类和位置均皆类似。而朱红粉几乎在相同位置发现，民丰墓“在男尸胸前绸制木梳袋内，有一个黄绸小包，内有朱红粉少许”，看来是用来纹身的。
  关于汉代肖形印，在新疆库车、沙雅曾大量发现，有各种动植物的铜质肖形印，有鸟印、鹿印、朱雀印、花叶印，均有纽穿，其中沙雅出土的鸟形印是伴随着数十枚半两钱出土的。这种肖形印除了装饰之外，另一用途在于捺印于封泥之上以作封记②。喜用动植物作为印饰包含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文化）的文化传统③。古龟兹族的文化在汉代处于匈奴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互影响之下，墓葬中之青铜铸羊形印在库车是第一次发现，属北方游牧青铜文化佩饰和汉代肖形印文化相融合的文物。
  龟兹都城附近的早期墓葬不少被晚期穆斯林麻扎和民宅所覆盖，所以库车城周很少发现墓葬，上述墓群就是一个例证。
  20世纪90年代，在克孜尔河口两岸的台地上，即河东喀尔尕依墓地，河西吐尔墓地发掘了160多座古墓，从67件出土的许多彩陶器、青铜器、骨器、石器来看，反映了当时当地以欧罗巴人为主体的氏族社会的农耕畜牧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铜矿冶炼以锡青铜为主，冶炼技术先进而铸造落后。彩陶映以西亚的余辉。这些墓葬属地表有圆形封堆，墓室为竖穴土坑，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稍晚出现了仰身直肢葬，有单人一次、二次葬；男女二人合葬，或二次葬；或男女多人丛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合葬公共墓地。尸骨的头向多向西或西北，随葬品多置于头部左右，有随葬羊骨的习俗，陶器带流多含粗砂。还有两件陶器的口沿下出现貼塑间距相等的乳钉装饰。笔者有幸拜读鲁礼鹏先生《试析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①的精彩论文，了解到龟兹地域公元900年（相当于中原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时的龟兹文化，仿佛拉开了上古时代的沉沉黑幕，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曙光，呈现了龟兹先民青铜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原始信仰。鲁先生认为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早于轮台群巴克墓地文化。而轮台群巴克墓地文化属龟兹地域上古文化的（公元前9～6世纪）范畴，继承了地表有圆形封堆的特征，也是竖穴土坑墓，但坑形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个别规模较大者有短墓道，中央及四周立有木柱，墓
  口带有棚盖圆木，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少量单人葬，盛行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北。同时，也继承了克孜尔水库墓地文化陶器带流这一特点，出现了带流杯。
  综合以上资料，对龟兹古城附近的麻扎甫塘汉代墓群有以下启示：
  （1）从时代看克孜尔水库墓地（前约1000年）早于群巴克墓地（前950～前600年），早于麻扎甫塘墓地；
  （2）麻扎甫塘墓中出土的陶器为黑陶，不带流，而群巴克墓地出土的有带流的，并有带流杯。麻扎甫塘墓陶器制法仍原始，手制，圜底，含粗砂同于克孜尔水库墓地陶器制法（不过克孜尔水库墓地的陶器颈下带乳钉饰的特点为以后龟兹陶器所承袭，经常发现于龟兹不同时代的古遗址中，有大陶缸、陶罐以至微形小罐）。陶器一般都随葬于死者头侧，这一点各墓地是相同的，前后沿袭承续。
  （3）麻扎甫塘墓中的铁器制作精巧，青铜器也只有羊首形铜画押，而克孜尔水库墓葬则不见铁器，只有比例不大的锡青铜器，铸造落后。
  显然麻扎甫塘墓铜铁器的冶铸技术先进得多。麻扎甫塘墓属于龟兹的早期铁器时代，而克孜尔水库墓地属于龟兹的青铜时代。
  （4）麻扎甫塘墓属竖穴土坑墓，发现单人和双人仰身直肢葬，也可能有多人的丛葬或二次葬。而双人仰身直肢葬在克孜尔水库稍晚的墓葬中出现，说明两者有较多的承继关系。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都是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墓是龟兹乃至西域的普遍形制。
  （5）麻扎甫塘墓中骨架的头向东方，而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中的头则向西或西北方。这种现象十分重要，是否意味着对祖先故地的一种怀念崇仰，标示自己所属氏族远古迁徙的来向。
  （6）各墓葬中都发现了与羊有关的陪葬品：羊骨或羊首形铜画押。这是畜牧文化的特征，表明龟兹地区很古就是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经济区。
  （7）从各墓地葬俗和随葬品来分析，当时人们的信仰仍为原始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神灵崇拜，已形成人死后进入另一世界的观念。
  总之，麻扎甫塘墓葬文化继承了克孜尔水库和群巴克墓地文化的主要内容，但已进到了铁器时代。陶器一直保持原始的制作方式，而且带流这种先进的样式竟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注意到克孜尔水库墓地毕竟是距离龟兹中心城邦较远的偏僻地区，具有一定的局部性。所以要揭示上古龟兹文明的曙光，有待更多的发现和探索。
  综合以上论述，以佛教传入龟兹的约2世纪为限，将龟兹墓葬及葬俗文化中分为两个时代。以前为竖穴土坑墓为形制的土葬习俗，为自然神灵信仰时代，可上溯到公元前9世纪。之后，为佛教信仰时代，佛徒及信众采用火葬习俗，骨灰用舍利罐盛之，再行二次葬，时代延续到公元14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两种丧葬方式各自都持续了千年以上。至于魏晋昭怙厘塔下棺葬则是佛教时代龟兹王室贵族的特殊葬式，关于此问题的揭密更待将来新的墓葬资料的发现和突破。
  （作者：阿克苏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