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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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1455
颗粒名称: 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
分类号: K294.5
页数: 18
页码: 094-111
摘要: 本文记述了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地区居民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敦煌对外交流具有国际化特色、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
关键词: 敦煌 晚唐五代 中外文化

内容

敦煌地区是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藏域文明、草原文明交汇之地,其东界河西诸郡与中原相接,是连接中原西域文明的桥头堡:西临西域,控驭两关与中亚及西方世界连接;南界吐蕃,接受藏文化优秀部分;北御突厥,将草原地区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接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敦煌是古代中国经营西域的基地,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都是以敦煌为军屯要塞,因此所谓的吐谷浑道、鄯善道、伊吾道等行军路线,都是以敦煌为起点的,并且派遣敦煌地区民众官员带军出征西域地区。敦煌出土的简牍、文书等大量文献资料和石窟壁画等丰富图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 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经营西域的基地
  自汉武帝置河西四郡设立敦煌郡起,敦煌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都会之地,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道路经由河西走廊往西域,敦煌是其必经之地,有敦煌到伊吾的新开道、由敦煌到高昌的大海道、出敦煌经过玉门关到焉耆的大碛道、出敦煌经阳关到石城的鄯善道、出敦煌到吐蕃的把疾道。①《隋书·裴矩传》说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而总会敦煌。②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古代的西域主要指敦煌两关以西的地区,而敦煌就成为古代中国的边疆重镇。汉武帝以敦煌为基地经营西域,唐朝贞观年间对吐谷浑的战争、对高昌的战争以及武则天时期对吐蕃和西突厥的战争,都是以敦煌为基地进行。贞观年间唐朝中央政府准备用大量粮食等物资救济居住伊吾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就是以敦煌为中心实施的。
  唐朝贞观十四年占领高昌设立西州,相继设立了伊州、庭州,建立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管辖范围一直达到了葱岭以西的地区。以后在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北庭两个节度使。当时唐朝的认识是西域战乱,河西就受影响,不安定,而河西不保,关中就难以稳定,所以作为唐朝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敦煌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得到证实。从吐鲁番地区出土墓志和文书以及敦煌文献记载看,吐鲁番地区的居民很多都是从敦煌地区迁徙而来的,敦煌地区很多人任职吐鲁番地区,担任镇府军将之职。③记载比较明显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张芝墨池条和《敦煌名族志》,①有担任唐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阴嗣监,实际就是北庭节度使;有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阴守忠等,还有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等上柱国张怀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通海镇大将神军索恪,等等。在吐鲁番的汉族居民结构中,源自于敦煌的居民占了主要部分,如敦煌张氏中的清河、南阳、安定等,在吐鲁番出土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这就使吐鲁番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一样,居民中有专门安置胡姓居民的从化乡和崇化乡。经过我们的研究,敦煌胡姓居民大约占了整个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说,汉姓居民占了敦煌、高昌地区居民的百分之七十左右。②由于这种居民结构特点,因此唐朝政府经营西域,将经营基地放在敦煌,打败高昌的麴文泰和西突厥之后,将管理西域的中心放在汉族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州、庭州。尽管一段时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放在军镇要地龟兹,但是往往是在西州和龟兹之间变换。而敦煌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政府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唐朝政府为了加强战争的需要,于上元二年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播仙镇,划归敦煌地区管辖。敦煌文献《沙州伊州地志》和《寿昌县地境》记载的沙州寿昌县管辖的地域包括了石城镇和播仙镇等。③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吐蕃势力的增强,一度占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和播仙镇,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向敦煌地区迁徙,敦煌县的从化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边兵内撤,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河西节度使由凉州—张掖—敦煌,在敦煌地区坚持的十一年之后,于786年最后在不要将敦煌地区居民外迁的条件下投降了吐蕃,敦煌开始了将近六十年的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仍然是吐蕃统治和管理西域地区的中心。经过我们的研究得知,吐蕃统治时期,先后在陇右、河西设立了河州、沙州、凉州和瓜州四个节度使。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州和瓜州节度使,节度使都是由吐蕃宰相来担任的,瓜州节度使管理瓜沙肃及其西域地区,从瓜州节度使衙的任职人员结构看,敦煌地区的大姓成员很多都在瓜州节度使衙中担任各种职务,这在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同时,瓜州节度使衙的物质供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敦煌。我们从敦煌经济文书记载敦煌百姓服役情况看,记载敦煌地区百姓往瓜州节度使衙送物品,如S.542《戌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敦煌龙兴寺的张善德和史英俊等、莲台寺阴庭圭、灵图寺的史奉仙等往瓜州节度送粳米,护送西州人户往瓜州。①从敦煌文献中的发愿文记载得知,吐蕃时期瓜州节度使曾经带领敦煌地区兵马,前往西域地区平息那里反对吐蕃的少数民族。这些记载表明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是经营西域的中心。
  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带领敦煌地区的胡汉民众驱逐了吐蕃统治者,收复瓜沙二州,相继派出十批使节入朝。大中三年,张议潮的军队收复了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了敦煌通往西域的门户之地伊州,大中五年唐朝政府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张议潮以七千人收复凉州,追击吐蕃的军队一直到星宿岭南,大概就是今天青海和黄河源一带。②归义军的管辖范围最大时达到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共管辖六个州,一度号称十州。咸通七年前后由于回鹘的归附,名义上就有了西州和庭州。东部因为对吐蕃的战争,归义军政权的管辖范围一度达到了河湟流域。这样归义军的管辖范围名义上就有了鄯州和兰州。①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不归,其兄之子张淮深执掌归义军政权,直到大顺元年(890)被杀为止。②这一时期归义军的疆域处于退缩趋势,最后仅有二州之地,此后敦煌归义军政权经张淮鼎、索勋、张承奉及其曹氏家族,绵延200多年时间,归义军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归义军时期在管辖范围上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第一,敦煌地区是归义军政权的政治中心,无论是张议潮、张淮深的六州、十州,还是五州、二州八镇,敦煌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唐朝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虽然没有得到唐朝正式任命,但是一直掌握归义军实际事务。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将国都定在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神佛护佑的敦煌,以敦煌为中心经营周边。③第二,从归义军的西部管辖范围变化,可以看出归义军的经营西域用心,将伊吾、西州、石城作为经营的重点。在伊州方面,从大中四年取得伊州,多次用兵攻打盘踞在伊州纳职城的回鹘势力,《张议潮变文》就记载了大中十年~十一年连续对伊州纳职城回鹘势力用兵的情况,并派遣王万清、左公等任伊州刺史,④一直到乾符三年四月回鹘可汗仆固俊打下伊州,归义军对伊吾的控制结束。⑤此后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曾经一度用兵伊吾,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石城方向,归义军初期,《张议潮变文》记载归义军的军队经过一千余里行军到达吐谷浑国内。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可能是指居住在石城附近的吐蕃政权,根据《沙州图经》记载,阳关至石城的距离是一千五百里左右,和变文记载的历程基本相符合。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派遣罗盈达、张良真出征石城地区的吐蕃,并取得胜利,设立了石城镇。第三,归义军时期积极开展与西域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政治交往,为了加强同西州、伊州回鹘以及于阗、石城仲云(南山)之间关系,归义军政权不断派遣使节、商队前往这些地区。出使某个地区有专门的组织——使团,并且为了加强对使团的管理,专门设立了使头之职,有于阗使驿头、南山使头、西州使头、伊州使头等。①使团的成员有官员、商侣、僧人,也有一般百姓,使团的商业性质很明显,出使前在敦煌地区借贷大量的物品,出使结束之后,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利润归还。第四,敦煌地区平常接待大量的外来使节,有来自西州、伊州、石城、于阗及其达怛、退浑、吐蕃等区域性政权的,也有来自中亚地区如印度、波斯等地的使节和行僧等,专门设置了宴设司等机构,负责接待工作,开创了敦煌地区又一个繁荣的局面。②
  二 敦煌地区居民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
  敦煌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我们曾经研究敦煌县的乡里制度,知道唐代敦煌县有十三乡,其中就有从化乡,主要见载于《天宝十载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记载服差役的人有257人,有2人担任市壁师。从化乡是由分布在敦煌城东一里的祆寺周围一带的胡姓居民建立的,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市壁师就是专门管理市场贸易的官吏,由胡姓居民担任,表明粟特人是敦煌市场贸易的主体。同时差科簿还记载从化乡有两个里正、四个村正,由于文书残缺,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敦煌从化乡到底有几个里多少村,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确定,从化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①从化乡的来历,经过陈国灿先生的研究,大约武周时期居住在石城镇一带的粟特人在吐蕃的逼迫之下迁居敦煌,唐朝政府将其安置在敦煌城周围一带,并以之为主建立了从化乡。②
  吐蕃统治敦煌之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并没有像池田温先生说的那样,粟特外迁到回鹘地区,剩下的都进入寺院变为寺户,从此敦煌地区再也没有粟特人了。经过我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还存在,见于敦煌文书的有,敦煌富商粟特人康秀华,为抄写一部《大般若经》就向佛教教团张金炫和尚施舍了价值600石麦子的银器、胡粉和粟麦等,再敦煌石窟中记载他就是敦煌部落使之一。部落使是由唐代的乡官改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肯定,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外迁,而是还保留他原来的面貌。除了部落使康秀华之外,粟特人还担任吐蕃时期敦煌都督之职,都督是吐蕃人之外的汉人及其他民族能够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粟特人也担任这一职位,记载于敦煌文献的就有安都督,实际上粟特人已经成了吐蕃时期敦煌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者。③
  归义军政权是一个胡汉联合政权,首先从这个政权的建立过程来看,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和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都僧统吴洪辩等派出使节入朝,而安景旻就是居住敦煌的粟特人的代表,阎英达是通颊等部落的代表。归义军政权中有瓜州刺史康使君、都知兵马使删丹镇遏使康通信、左都押衙安怀恩等,节度使以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都有粟特人担任,同样都僧统及其以下各级僧官也有粟特人担任,直到曹氏归义军时期。经过荣新江、冯培红等研究认为,曹氏家族就是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后裔,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时期的以汉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变为曹氏以粟特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①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手中转入粟特人曹氏手中,主要是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变化,粟特人在敦煌地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有康家庄、曹家庄、史家庄、石家庄、安家庄、罗家庄等。②经过我们对大量敦煌文书的分析,敦煌地区以胡姓居民为主的外来居民,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左右。除了粟特人之外,敦煌地区从武周时期起,就有大量吐谷浑人迁居敦煌,或者他们投唐之后,唐朝将他们安置在敦煌一带;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有吐谷浑部落,特别是在瓜州地区,吐谷浑慕容家族势力非常大,五代时期慕容归盈担任瓜州刺史,生前直接派遣使节入朝,死后瓜州官吏还要给归义军节度使上状,要求为慕容归盈修建寺庙纪念。吐蕃统治时期,有大量吐蕃人迁徙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特别是在肃州和瓜州之间,就有吐蕃人部落,高居诲出使于阗,图经河西敦煌,看到沿路都有吐蕃聚落。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居住着除了汉族人之外很多民族,居民结构成分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因此影响到敦煌地区,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三 敦煌对外交流具有国际化特色
  从两汉起敦煌就成为一个国际化商业贸易都会城市,《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明确指出敦煌是国际贸易市场城市,敦煌的这种地位一直到唐代中期基本上都没有发生改变。归义军时期敦煌商业贸易市场地位有所衰落,地位远不如以前,但仍然起着国际商业贸易城市的作用。至于这种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是我们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国际贸易城市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二是出现在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也要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货币的国际性。
  唐代敦煌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他们担任管理市场贸易的市壁师,是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由于粟特人的国际性,对敦煌市场贸易影响很大,使其国际化程度提高,汉唐以来一直保持华夷之交的都会城市特点。此外敦煌商业贸易中还常见有吐蕃、于阗、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市场上有他们开设的酒店商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对外贸易相当频繁,经常向中原地区和西域及周边诸政权派遣使团,这些使团规模大人员庞杂,有官员也有一般随员,还有相当多的商人和僧侣。在一般情况下,使团成员都要携带一些纺织品或其他质轻价高的物品去贩卖,同时将其他地方的物产贩到敦煌市场出售,或经敦煌再转售到其他地方。当时归义军向外派遣使节的记载比较多,为了管理使团事务约束随员纪律等,出使的随团人员中常设了一批使团头目,有甘州使头、西州使头、于阗使头等,这些使团头目中有很多就是由粟特人来担任的。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派往各地的使节非常频繁,这些使节组成复杂,除完成政府的任务而外,还带有商业贸易使团的性质,他们牵驼驮物来往奔走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其周边政权之间,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就是通过他们进入的。敦煌文书记载来往使节般次捎带货物比较常见,更多的是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商业贸易,出使之前为了筹集足够的商品和运输工具,他们得向人借贷货物和雇佣驼马,出使回来之后用贩运回来的商品偿还利息与雇价。在归义军政权的机构中还专门设立了宴设司,职责是招待来到敦煌的外地使团,这些使团商团有来自回鹘、于阗、南山、鞑靼、波斯、印度等地。这些东来西往的商团尽管经常遭受沿途各个政权的骚扰和劫夺,但是并不因为战争或劫夺而放弃通使和商业贸易。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同样也具有国际性。敦煌地区物产贫瘠,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因此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靠从外地进口,进行中转贸易。有出产于龟兹的胡粉,中亚的金青和水银,吐蕃地区的石青和石绿,西州出产的棉布,波斯等地出产的胡锦和珠宝,伊州出产的铁器,于阗出产玉石,东罗马的银器,西域印度的药材和香料,高丽出产的高丽锦,达怛和吐蕃出产的畜牧产品和兵器等。产品来源东到中原及朝鲜,南到吐蕃和印度,西到波斯、印度和东罗马。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国际化的程度还决定于市场使用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敦煌文献记载看,金币银币和金银器皿是对外贸易中使用的主要硬通货。金银币等硬通货不但流通,而且数量不小。这些金银币可能就是这些外来胡商带进敦煌贸易市场的。金银器i皿作为流通货币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贸易市场比较常见,这些金银器皿有罗马银盏、银盘子、金花银瓶子、银碗等。这些银器表明重量,用于支付物价,其性质显然是货币,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器皿,而是作为货币流通于敦煌等地的贸易市场中。其次在对外贸易中还使用丝绸支付物价。在对内或小宗贸易上多用实物特别是粮食支付物价,进行交换。
  四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
  (1)多元化宗教流行及其演变:祆教和佛教
  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外文化交流都要经过敦煌地区进行,因此敦煌流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也呈现多元化倾向。汉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盛行,粟特人迁居敦煌之后,祆教也开始流行。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如果说将儒家理论学说也归并为教的话,还有儒教,加上各种信仰(如十王信仰、观音信仰、海龙王信仰、毗沙天王信仰、五天山信仰、宾头卢信仰等)那就更多了,主要的是儒、释、道三教。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二者代表汉文化对外影响的主流。如回鹘、吐蕃等将儒家经典翻译过来,将属于道教的占卜文献翻译成本民族文献,或者在其占卜文献中加以吸纳,是汉文化对其影响的具体方面。更多的是外来宗教进入敦煌地区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戒律清规的演变及其违规现象普遍。其次祆教信仰传播流行日渐盛行,甚至变成归义军的政府行为。
  祆教是粟特人信仰的宗教,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记载了敦煌城东一里有祆寺,所谓的城东水池赛祆,可能就是指祆庙。根据归义军政府支出账的记载,赛祆的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十一日、正月十三、二月廿一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一日、七月九日、十月五日、十月九日等。祭祀祆神的开支都是由政府负担,表明赛祆是一种政府的行为,祆神被称作安城将军,是敦煌民间信仰的一种神。①《敦煌古迹廿咏》记载有安城祆咏:“板筑安城日,神祠以此兴;州县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②不仅仅粟特人信仰祆教,就是生活在敦煌地区的汉族人也信仰祆教,归义军时期派出的使节带有画纸以备沿途赛祆之用。我们看到张承奉时期及其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支出账都基本上有赛祆的各种支出。祆教流行及其政府出面赛祆,表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粟特人的势力得到加强或者掌握了归义军政权。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违犯戒律现象非常严重,五戒十戒中都规定僧人不能饮酒,但是在晚唐佛教教团中僧人饮酒成风。敦煌籍账文献中很多是寺院或者都司机构的酒账,从这些酒账看,僧人不仅为加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将上好的酒送给归义军政权的有关官员,如每年端午节就送麦酒给节度使或者都押衙等,还自己饮酒,造酒,更有甚者僧人公然开酒店,从事酒制造销售,从中牟利,有的由此成为巨富。③敦煌文献就记载一位叫龙藏的和尚,吐蕃时期因为开酒店,一年营利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七十亩。④归义军时期以僧人命名的酒店很多,很可能就是僧人们出资开的酒店。僧人饮酒不是根本戒,是因为饮酒可以乱性,做出其他违背戒律的事情。敦煌僧人饮酒风气是从吐蕃时期开始的,显然是受了外来风气的影响。
  其次,僧人食肉问题,有两点需要我们认识:一是寺院拥有大量牲畜,寺院拥有羊一般数十只,有的达到数百只,专门雇人放牧,每年正月寺院主管与放牧者都要进行算会,新生了多少,死亡了多少,羊皮和羊腔多少,他们将这些羊作什么用途,是出售还是自用。二是,僧人食用臛一类的东西,有人研究是肉汤,如果僧人使用肉汤,那么僧人食肉问题就解决了。目前学术界有的学者坚持僧人食肉,并且有专门论文发表。我们的看法是,按照小乘佛教的要求,僧人可以杂食三净,毗邻敦煌的龟兹等都信仰小乘佛教,这种习俗可能受了他们的影响。
  僧人拥有家室可以娶妻生子。这是敦煌文献反映出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敦煌户籍文书记载,晚唐五代的僧人主要是晚唐张议潮时期僧人的户籍都在原来的家里,所谓僧挂俗籍或者僧俗混籍。从这些户籍上看,敦煌的僧人有妻有子女,问题是他们的妻室和子女是出家前所娶,还是出家后所娶,子女是出家前所生,还是出家后所生,目前我们还无法搞清楚。目前学术界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敦煌佛教教团的僧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并且专门撰写论文加以论证。从龙藏和尚看,他在出家前娶妻阴二娘,出家之后不久阴二娘就死了,不能证实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可以证实的是龙藏出家后还和其子宣子生活在一起。关于僧人拥有家室主要根据是户籍,就这个问题来说直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彻底解决。经过杨富学先生的研究,居住在鄯善地区的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开元年间,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迁徙敦煌,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教团是否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允许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的。也有的专家认为可能与敦煌地区人口问题有关,性比例失调造成的,当时男性少而女性居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允许一夫多妻、放松女性出家外,就是僧人承担徭役赋税从军打仗,这样僧人就同一般百姓一样了,没有什么特殊优惠条件,那么僧人犯戒娶妻生子就很正常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代笔记史料中找到证据。记载广州有僧人娶妻风俗,《鸡肋编》卷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蕹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①这与敦煌地区的情况差不多。
  僧人从事商业经营,拥有大量田产财物。吐蕃时期龙藏和尚三年间租种土地收入九十驮粮食,合计家里一千驮。至丑年家内羊三百、牛驴三十头,官田租种收入十二车,造酒收入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三十亩,丝绵磑所罗抵价麦粟一百三十石。尽管这些财物与其兄共有,但也足以证明其富有状况。到归义军时期,我们以索崇恩和尚为例,索崇恩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都教授,从索崇恩的遗嘱得知,索崇恩拥有土地、牲畜、奴婢、磑所、金银、丝绸等财产,②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高僧拥有很多资产。这显然与佛教教义相违背,按照佛教教义的要求,僧人三衣之外没有任何资产,僧人不允许穿戴金银和丝织品,敦煌佛教的榜文也是这样规定的,佛教法会及新度僧尼不允许使用金银器皿、不允许穿戴丝织品,一经发现就要当场毁坏,重者要报官处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实行的是两回事,这很可能由于僧人经常不住寺院,生活在家里,所以拥有资产是很平常的事情。佛教戒律清规的要求只是针对寺院活动的僧尼,而对于生活在家庭的僧尼没有什么限制。僧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一大特点,从敦煌文书可以看出,僧人出使在晚唐五代是很平常的事情,归义军建立过程中,僧人在入朝通使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唐悟真和尚从大中二年开始一直到咸通十年他担任都僧统期间,多次来往于敦煌与长安之间。此后每次使团中都有僧人参与,特别是出使的僧人都具有商人的职能,他们出使前都要借贷很多东西,回来后以很高的利息归还,僧人从事贸易的结果,使很多僧人成为富商,同时也使佛教戒律破坏。僧人不仅仅从事长途贩运,而且还开店经营,从事有官工商领域的营利活动。
  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清规演变最大的是科罚制度与清规出现。在科罚方面,佛教教团将政府的惩罚规定引入佛教教团中,有很多名称都一样,如令、条、式等。科罚内容分实物科罚和身体体罚两种:实物科罚有酒、饮食和粮食,而体罚主要针对年龄比较小的僧尼,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实物科罚难以承担,所以采取杖多少下。①我们中国佛教教团的清规——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的制定正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影响很难达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敦煌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性的政权,与中原之间的佛教交往受到一定限制,禅门规式不一定能传入敦煌,因此敦煌地区很难看到百丈清规影响的痕迹,但是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自己的类似于清规的东西,形成了他们的区域特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文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有在榜文中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的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②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淮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相反不加限定或者限定不严格。
  (2)敦煌饮食文化的影响——胡食风气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饮食资料,敦煌壁画中也有很多形象资料,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敦煌饮食十分珍贵。首先从种植粮食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的植物主要有:小麦、青稞、大麦、裸麦、荞麦、粟、糜以及豌豆、荜豆、豇豆、小豆子、大豆、黑豆、绿豆等,以麦为主,其次是粟、豆。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各种油料作物,如麻、红兰等;蔬菜有萝卜、生菜、葱韭菜、葫芦等,其中南瓜、冬瓜等也称作葫芦。肉类有猪、牛、羊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在这种食物原料的基础上产生的敦煌饮食文化,必然具有中外结合的饮食特色。晚唐五代的敦煌饮食文化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产物,又融合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饮食生活内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有粟特为主的胡姓民族,还有龙家、鄯家等西域民族;吐蕃为主的羌姓民族,包括南山人、萨毗、仲云、温末、吐谷浑等在内;回鹘为主的戎姓民族,包括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伊州回鹘和达旦等,敦煌文献称之为六蕃,实际上远不止六个少数民族。到了归义军晚期于阗王室在喀喇汗王朝东进形势的逼迫下也迁居敦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归义军管辖下的敦煌是多民族混居区,这里有粟特人的聚落,还有管理这些少数民族的机构蕃部落使等,当时敦煌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统称为蕃汉百姓,组成的军队也称蕃汉精兵。由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居民是由多民族结构组成,决定了敦煌饮食文化多元化形态,在敦煌地区的饮食结构中少数民族饮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很多胡食胡风,如“胡饼”频繁见载于敦煌籍账文书之中,不仅仅少数民族食用,汉族也食用,从官府到民间,从一般居民到出家僧众,平时饮食都食用胡饼。胡饼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公私宴用、日常生活必备的食品。就胡饼的种类看,除了一般胡饼之外,还有油胡饼和肉胡饼,特别是肉胡饼也是唐代常见的食品,其做法也见载于唐朝笔记史料中。胡饼的传入与粟特等商业民族的迁入关系密切,胡饼的特点是口味好、制作简单、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特别是长途贩运中饮食非常方便。经过有的专家研究胡饼就是今天新疆一带经常食用的食品——馕,也有人说是芝麻饼。很显然胡食是随着胡姓民族进入敦煌地区而形成一种饮食风气,是敦煌地区胡化的一种表现。唐代中原饮食文化不仅仅接受西域及其外来文明,而且很快在各个阶层中普及开来。《唐语林校证》卷七记载马镇西马燧:“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忽为‘古楼子’。”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肉馕。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经济结构为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归义军政权专门设置官马院管理驼马养牧、设置羊司管理羊的饲养放牧,官府、百姓都养羊等牲畜,就是每个寺院也养数量不等的羊。我们从记载看,寺院还用羊招待为寺院劳动的工匠以及看望寺院的官吏,寺院僧人经常食用“臛”一类东西。“臛”是肉汤一类的食品,经过研究也有用菜做成的藿,今天酒泉食用的特色饮食“胡锅”,是否就是敦煌文献记载的“臛”?不过寺院所养牧的羊的去向一直是敦煌饮食研究的一个谜。其次,晚唐五代归义军诸司机构中有酒司和官酒户,敦煌市场有酒行,从业人员除了汉人还有很多粟特人,他们开了很多酒店,造酒货卖招徕客人。制造的酒有麦酒、粟酒、粟麦酒、清酒、白醪、葡萄酒、胡酒等种类,根据我们研究当时敦煌已经能够制造高浓度的白酒。就是寺院也大量制造存放酒,甚至有的僧人开店买酒、到酒店饮酒。
  (3)马的引进及其敦煌地区马文化
  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首先是从马开始的。汉武帝取得河西地区建立河西四郡之后,着手经营西域,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以便取得大宛的汗血马。第一次出征不利,又以敦煌为基地修整,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征伐,最后以大宛贡献500匹的条件结束了战争。实际上这是一次争夺马种的战争,这次战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河西地区成为中国古代马的生产基地,敦煌地区产生了很多关于马的优美传说,由此而产生敦煌地区的马文化。这里我们列举几例,第一是关于敦煌龙勒山的名称来源,《寿昌县地境》记载“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根据中国人的传说,马六尺以上称之为龙,因此把行走速度很快的好马被称之为龙,所谓龙勒山就是传说马勒而得名的。第二是关于龙勒泉的传说,《寿昌县地境》记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得骏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因以为名。”龙勒泉就在龙勒山下,龙勒山的传说应当与龙勒泉的传说是一致的。这些记载一个来自于周,一个来自于西汉,显然是后代附会武周政权所致。《敦煌地志》记载龙勒山因泉得名,龙勒泉是因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得骏马得名,那么龙勒山显然不可能因西周龙马传说得名。第三是龙堆泉,《寿昌县地境》记载:“昔有骏马,来至此泉,饮水嘶鸣,宛转回旋而去。今验池南有土堆,有似龙头,故号为龙堆泉。”第四是寿昌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屈曲周回一里,其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①《沙州地志》和《汉书·武帝纪》记载最为详细,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池中,作天马之歌。记载南阳暴利长遭刑屯田,见有野马奇异者常来渥洼池饮水,得以进献。为神异此马,说从渥洼池中出。第五是金鞍山,记载“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每岁土主望祀,献骏马,驱入山中,稍近,立致雷电风雹之患。”①金鞍山经过考证就是龙勒山,②这种祭祀活动,显然与马有很大关系。归义军时期的《龙泉神剑歌》就是由金鞍山展开歌颂祥瑞的。在敦煌壁画有很多马的图案,河西地区出土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文物,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车马,还有其他墓葬出土的木马,乃至于有前凉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
  敦煌地区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以上各个方面,而且在石窟艺术、音乐舞蹈、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外来文明融合到敦煌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带有外来文明特征的新的文化特征。从音乐舞蹈上,所谓的胡腾舞③、胡旋舞在敦煌壁画中反映很多,很多净土图像反映天国或者净土境界,都有乐舞场面,所跳之舞基本上都是胡腾舞或者胡旋舞之类。敦煌文献记载到归义军时期敦煌有乐营使,④专门管理从事音乐舞蹈的音声等,布支出账记载作胡腾衣,可见胡腾舞在当时比较普遍。再从琵琶谱看西域来的乐谱在敦煌比较盛行;从石窟艺术方面来看,曹家样在敦煌地区非常流行,同时张家样、吴家样、周家样等都在敦煌壁画中有体现。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敦煌文献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敦煌文献记载归义军时期向伊州、西州、于阗及甘州、南山等地派遣的使节中就有各类工匠,他们中很多与石窟开凿关系密切,这样的交往必然将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风格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时将其他各地的艺术风格传播到敦煌地区,促进敦煌地区石窟艺术的发展。
  敦煌是中外交通道路的咽喉之地,外来文明通过敦煌传入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特别是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更是这样。由于当时敦煌地区居民是胡汉羌回达怛等多民族居住区,居民结构复杂,由他们带来的中原、西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文化,在敦煌地区首先开始接触,碰撞交融,形成了接纳融汇各种文化为特色的敦煌文化。从总的趋势看晚唐五代丝绸之路是衰退了,但是由于归义军政权历任节度使的经营,出现一个区域发展的高峰时期。
  (作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附注

①新开道、大海道参P.2009《西州图经》,大碛道参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大碛路——兼评西域史地研究论稿》,《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21~129页。鄯善道参P.5034《西州图经》,把疾道参P.2962《张议潮变文》。 ②《隋书》卷六十七。 ③参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出版社2003年版。 ①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20页。郑炳林《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撰写时间和张氏族源考释》,《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14页。 ②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8~190页。ZhengBinglin:Non-HanethnicgroupsandtheirsettlementsinDunhuangduringtheLateTangandFiveDynas-ties.LesSogdiensenChine-seusladirectiondeEtiennedelaVaissiereetEricTrombert,Paris,2005.pp343~362. ③S.367《沙州伊州地志》、《寿昌县地境》,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5~69页,第60~62页。 ①录文参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1~392页。 ②参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16页。郑炳林《敦煌写本〈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管理》,《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9页。 ①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3页。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区制度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19页。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区制度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68~73页。 ②P.2913《张淮深墓志铭并序》,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③P.3633《辛未年七月沙洲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 ④P.4660《伊州刺史临淄左公邈真赞》,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82页。 ⑤P.5007《诗》:“仆固天王乾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大破伊州”。 ①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17~28页。 ②郑炳林《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4~18页。 ①P.3559《唐天宝年代(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229~241页。 ②陈国灿《唐五代敦煌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又见载《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383页。陈先生认为石城镇的粟特人大约于景龙元年(707)内徙敦煌,在敦煌划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乡设制、编入户籍。 ③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第43~53页。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208页。 ①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5~86页。 ②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村庄聚落辑考》,《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历史文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62页。 ①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53~270页。 ②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8~140页。 ③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第29~36页。 ④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83~286页。 ①[宋]庄绰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页。 ②P.3410《年代未详(840)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50~152页。 ①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48~57页。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4年第5期,第13~22页。 ②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5年第2期。 ①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0~62页。 ①S.5448《敦煌录一本》,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86~88页。 ②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安山异名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127~134页。 ③P.4640《己未年~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记载:“九月七日,支与账设王文胜补大幕粗布壹疋。同日,支与音声张保升造胡滕衣布贰丈四尺。” ④P.3490《于当居创造佛刹功德记》:“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当府都宅务知乐营使张某乙,清河流弧,塞外名家,文武不下于人伦,忠孝两全而尽节。故得志谋广博,能怀辩捷之功;得众宽弘,乃获怡和之性。善闲六律,调八音能降天神。不失宫商,合五好而陈教礼。故得陪府主而降此郡,纵恣异常,受恩萌下,不阙晨昏,宁惭报得。所以割舍家产,钦慕良公(缘),谨于所居西南之隅,建立佛刹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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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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