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龟兹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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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唯一号: 320920020210001453
颗粒名称: 佛教初传龟兹新考
分类号: K294.5
页数: 9
页码: 042-051
摘要: 本文记述了佛教初传龟兹新考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佛教的传播路线必以龟兹所在的地理位置为转移、佛教东传龟兹必定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后,绝不可能发生于龟兹前塞人王朝时期、僧徒行纪的记录反映出龟兹佛教初兴的具体时间应是魏末晋初,至东晋时期始蔚为大国等。
关键词: 佛教 龟兹 新考

内容

关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有两种重要说法。一为《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说,二是西汉武帝时期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论述如下:
  (一)《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有如下一段偈颂,兹引录如下:
  阿育王闻,喜庆欢悦,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干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生民,垂名后世。
  据此,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乃至“秦土”即我国内地,都已被阿育王赐予其子法益,龟兹、乌孙国名也赫然列入法益受赐领土之内,其说若成立,则龟兹早在阿育王时期就已有佛教传布。案今传《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并非梵文原本,而是前秦苻坚时期印度僧人昙摩难提的译本。参稽《汉书·乌孙传》,乌孙建国始于猎骄靡,上距阿育王时代十分遥远,时间不会早于汉初。足证这一记载必定出自后世僧人自炫性追述,并非信史。其说不能成立。
  (二)公元前2世纪说。德籍华人刘茂才始创此说,原文未见,陈世良先生据此发挥①,证据是《梁书·刘之遴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前109年),龟兹国献。”陈先生一再强调这一记载并非孤证,我细查古籍,果然如此,《南史·刘之遴传》也有记载,文字全同,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28总录部·好尚条,文字仅略有出入②。并援引《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③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以为佐证。以《比丘尼戒本》译为汉本的晋武帝时期上推五百余年,时间更早于汉武帝时期。其说若成立,则龟兹佛教至迟汉武帝之世已经传入。我初治唐史,近年来逐渐对汉史也初有涉猎,开始对此说发生怀疑,理由是:
  (1)公元前2世纪汉与匈奴全面战争爆发之前,西域诸国本臣于匈奴,汉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匈奴单于遣右贤王率兵西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龟兹必包括在此西域二十六国范围之内。早自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就已臣属匈奴,同汉朝并无任何朝贡关系,西域诸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⑤,即使张骞两使西域之后,司马迁据其见闻编写成书的《汉书·大宛列传》中仍无关于龟兹的任何记载,说明碛口丝道,封闭不通,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同汉朝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朝贡关系,直至绛宾之父在位时期犹在奉行亲匈奴政策,所谓元封二年向汉朝贡献佛教法器云云,极少可能。
  (2)汉开西域始于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进军姑师、楼兰之役,《汉书·西域传》记云: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此役《资治通鉴》卷21系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十二月。传文中明确记载此前姑师、楼兰受匈奴指使,阻塞碛口,汉与匈奴之间正剑拔弩张,丝路不通,战争一触即发。龟兹偏于此年贡献澡灌,更是绝无可能。
  (3)更蹊跷的是这个佛教用器上面居然有汉字铸成的元封二年字样,显然是汉人工匠所为。而当时连汉商出入西域,也属禁绝,龟兹国内根本不可能存在汉人工匠。自东汉末年起,伴随着今、古经学之争,仿古、造古之风盛行,出现了多次伪造古文经的案件,晋鼎倾覆于八王内争,五胡入侵的兵戈乱世,司马氏王室仓皇渡江,南朝真正皇家珍宝已为数无多,这个龟兹澡灌即使存在,也应是宫中珍品,何能流落民间,出现于江南,刘之遴这件收购自民间的皇家法器不可排除其造伪嫌疑。以此为证,未必可信。
  (4)《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与《比丘尼戒本》并非完全一回事,在佛典《出三藏记集》中此二书别立名目,《比丘尼戒本》又作《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总一卷,明确记载是佛教正宗戒典《十诵律》中所设约束比丘尼的律条,今传《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则乃晋武帝时期汉译者所写序言,序中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分明是后世译者口气。自炫其弘法历史悠久,乃是佛教徒的共同心理,同样不足成为科学论据。
  (5)佛教是印度文化传播的载体,伴随着佛教的传布必定出现印度音乐、美术的大发展。西汉时期的龟兹音乐舞蹈都非常落后,尚未呈现任何佛教传入的迹象。史载率先归汉的龟兹王是汉昭帝时期继位的绛宾,其父追随匈奴,曾杀害率领汉军屯田于轮台的校尉、扜弥太子赖丹。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长罗侯常惠奉命赴乌孙,取道龟兹,为赖丹复仇,其时绛宾已继位,缚送始建言杀赖丹之龟兹贵族姑翼迎降①,自此绛宾全力附汉,为此,联姻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偕同弟史一起入朝长安,全面引入以钟鼓琴瑟为代表的汉朝宫廷雅乐,还不会演奏,说明龟兹音乐、舞蹈原极落后,这与以“管弦伎乐特善诸国②”的佛邦龟兹判若两国。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3记前凉张重华在位之“永和四年(348年)天竺国重驿(译)来贡,其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九部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这是印度佛教音乐传入我国的最初记录,其乐器组合同后世盛行的龟兹乐非常类似,可见印度佛教音乐乃是龟兹乐舞形成的真正源头。其时已为两晋交替之世,足以说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绝不会早至西汉中期,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汉、晋交替之世。
  由于文献无征,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难于准确判定其具体年代,只能推断其大致时间段。主要根据是:
  (1)佛教的传播路线必以龟兹所在的地理位置为转移。西域佛教属于陆路扩散的北传佛教,至迟公元前1~2世纪时期,世界佛教已形成为两大中心,一是作为印度本土佛教直接延续的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二是中亚的贵霜王朝。位于昆仑山北麓、独擅地理形胜的于阗同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仅隔一山,又有乌弋山离道相连,即今之巴基斯坦的洪札河谷道。于阗佛教的源头必直接渊源于迦湿弥罗,汉文史料《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史料《于阗教法记》共同印证了这一事实,皆明确记载最早来于阗弘法的高僧名毗卢折那(Vairoca-na,意为遍照)①。最早弘法的地点是距于阗王都不远的杏园,即藏文载籍中的杂沐尔玛局里之园。最早皈依佛教的于阗王名Vijayassmb-hava,法名普胜生。最早兴建的佛寺名赞摩寺。于阗塞人居民同北印度释迦种语言相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看来,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绝不能更早于于阗,而只能更迟。
  西域佛教的第二大策源地乃是中亚的贵霜王朝。龟兹距北印度远而距贵霜近,只能传自中亚贵霜,而龟兹与贵霜之间又隔有疏勒,因此,龟兹佛教传入的时间不但晚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还必定晚于同贵霜直接毗邻的疏勒,易言之,龟兹佛教还未必是中亚贵霜的直接正传,而必是疏勒佛教东传的历史产物。臣磐(?~170年)则是疏勒佛教的最早倡导者与护法王,国王安国的舅父。汉安帝元初三年(116年)疏勒国内部发生政争,臣磐被国王安国入质于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二世(78~120年在位),率先皈依佛教。《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贵霜名王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78~120年)曾送疏勒质子“冬居印度诸国,夏居犍陀罗国”学习佛法,还有史料说明这位质子曾在迦毕试国捐资修建了小乘佛寺沙落迦寺,这个“沙落迦”明明就是疏勒的别译,可见这位在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皈依佛教的疏勒质子应当就是臣磐。安国卒,无子,贵霜遣兵护送臣磐返国为王,臣磐继承疏勒王位之后大力倡导佛法,定为国教。有人推测,今喀什著名的三仙洞应即臣磐在位或稍后时期开凿的一座石窟寺。随同佛教信仰一起传入疏勒的还有贵霜王朝先进的军政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国富兵强,从于阗手中夺回了莎车,独立称雄于喀什噶尔绿洲,国势日盛。龟兹乃疏勒东邻,必定受到了重大影响,佛教初传龟兹或即发生此时。永建二年(127年)遣使贡于汉,顺帝册立为大都尉,因于永建五年(130年)送侍子于汉以为质。阳嘉二年(133年)遣使贡狮子、封牛。阳嘉元年(132年)受敦煌太守徐由征召,发兵二万攻讨檀灭扜弥国的于阗放前,破之,复置扜弥国,扶立成国为扜弥王。西域诸国的传统信仰本是原始巫教,佛教传布必定引起国内激烈的宗教冲突,臣磐之死就同这场宗教斗争有关。《后汉书·西域传》记臣磐建宁元年(168年)狩猎时为侄儿和得射杀。而陕西合阳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所立《曹全碑》则记为:“建宁三年(170)..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得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得面缚归死。”则臣磐实乃死于建宁三年(170年),时为八旬老翁,断难外出狩猎。曹全时任东汉戊部司马,政变发生后率兵干预,足证《后汉书》所记失实,《曹全碑》所记年代更为可信。政变首领和得夺权后必定实施大规模宗教清洗,此王乃疏勒反佛教势力的首领,死后佛教一度转衰,大批佛教徒必涌向邻国龟兹避难。以此判断,佛教初传龟兹应当发生于臣磐在位时期,至迟也应当发生于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
  (2)佛教东传龟兹必定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后,绝不可能发生于龟兹前塞人王朝时期。语言是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总是比语系迥异族群之间的传播要容易得多。鲍尔古本的发现和解读证实古龟兹语属B型吐火罗语文,乃古代龟兹塞人所操印欧语系肯通(Kentum)语支的一种方言。B型吐火罗文字则是以古婆罗谜文字拼写的这种印欧语方言,特点是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变化更为复杂;且有前置词、后置词的区别,更为近似于希腊、拉丁等地中海语言,距于阗塞人所操的印度—伊朗型印欧语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如此,同操印欧语的塞人总比操汉藏语系的羌人或操其他语系的族群彼此还是相近得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文献都是发现于龟兹白氏王朝建立之后,古代龟兹、焉耆地区人种复杂,虽然塞人早就存在,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前,龟兹曾经存在过一个前塞人王朝。西汉时期则尚不存在这种语文,充分印证佛教传入龟兹乃是白氏王朝建立之后的历史产物。
  《魏书·西域传》记龟兹国“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明确记载龟兹历代王统都出自白氏家族,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白氏王朝最早的追述。其实,该传中所记后凉时期的白震并非最早见于汉文献的白氏王朝国王,参稽《后汉书》卷47班超传,白氏王朝的历史还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尤利多为班超击败,被俘,汉朝另立原先送往洛阳的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然白霸既为尤利多任龟兹王时期送往汉朝的质子,尤利多与白霸应属于同一家族,很可能同为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建的后裔,则白氏王朝至迟也可追溯至龟兹王白建。而西汉时期的龟兹王则皆出自绛宾后裔,此系王统传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已不复存在,最后一位绛宾后裔龟兹王弘已被莎车王所杀,全族夷灭。由此足证,龟兹塞人所建的白氏王朝始于东汉初年,至于西汉直至新朝时期的龟兹王统则别出绛宾一系。易言之,西汉时期的龟兹尚属前塞人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发祥印度,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亚洲型(印度—伊朗型)的梵文与巴利文,于阗塞语同这种语言最为接近,《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文献《于阗教法记》共同证实,迦湿弥罗高僧卢折那(Vairocana)来到于阗杏园(藏文名为杂沐尔玛局里之园)弘法时,于阗居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同理,佛教弘传龟兹绝不可能发生于这一时期,只能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建立之后。而且未必发生于白氏王朝建立之初。根据班超、班勇父子相继主政西域时期都未见其有关龟兹佛教的任何记录判断,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必定在西域三通三绝之后,这一时限同前文推算的臣磐被杀、和得政变之后大体相符。
  (3)僧徒行纪的记录反映出龟兹佛教初兴的具体时间应是魏末晋初,至东晋时期始蔚为大国。朱士行是我国西行求法第一人,于魏甘露五年(260年)出发西渡流沙,所求法的圣地并非印度,也非龟兹,而是于阗,说明曹魏末年于阗佛教已臻鼎盛,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龟兹佛教的知名度尚远不如于阗,南梁沙门释慧皎撰《高僧传》卷4义解一记载,其时于阗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赴于阗访得所求大乘梵书正本凡九十章,因国王与小乘经师的干涉,以“惑乱正典”为名,不许大乘外流,朱士行被迫留于阗为质,换取弟子法饶携经东返洛阳。“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令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龟兹佛教的知名度虽不如于阗,然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昙柯迦罗传附有如下文字“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按“帛”字乃龟兹王姓,这位帛延应是东赴汉地弘法的龟兹第一人,说明曹魏末的甘露年间(256~259年)龟兹佛教也有了很大发展,乃至有人开始弘法中原了。至西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同名帛延,明确记载为龟兹王世子,也是笃信佛法。见于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所收《首楞严后记》①这位兼通胡汉语言文字(“善晋胡音”)的归慈(龟兹)王世子帛延亲自入晋弘法,这两个同名白延(或帛延)是不同的两个人。可见西晋时期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西晋时期龟兹高僧、信士入晋弘法者已非一人。如太康七年(286年)法护译《正法华经》时,有天竺沙门竺力与帛元信共同参校。
  《须真天子经记》亦记“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其中提及译经传言者有帛元信,《阿维越遮致经记》(晋言不退转法轮经四卷)附《出经后记》记“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该经原本属于龟兹副使美子侯,以上帛元信应属龟兹王族,美子侯则属龟兹副使。西晋惠帝时(290~306年)有帛法巨(一作法炬),先与法立共译佛经四部十二卷,又自译四十部五十卷。这些龟兹佛教信徒所译佛经既有大乘,又有小乘,而以小乘居多。最先以弘法为业的龟兹高僧佛图澄(232~348年),《晋书》卷95记云“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后投奔羯人石勒,石勒父子以胡人应尊胡神,佛是胡神,尊为国教,佛图澄遂被尊为后赵国师,称“大和尚”,特点是不仅在胡人中弘法,而且更重视在汉人中传教。佛教的轮回报应理念迅速得到饱受战乱苦难和变幻莫测风云困惑的汉人广泛认同,从者如归,中原佛教由之崛兴。与佛图澄南北辉映,又有一位白氏王族出身的龟兹高僧帛尸梨蜜(汉语意为吉友),精于咒术,于永嘉年间(307~313年)到达江东,止于建康(南京)建初寺,精于咒术,对江南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大约始自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曹魏时期有了初步发展,虽然仍稍逊于阗,至西晋时期开始蔚为大国。克孜尔等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兴建大约也是始于此时,近年来的C14测定数据也可与此相互印证。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附注

①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 ②原文是“刘之遴为南郡太守,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百种..三种外国澡灌一口,有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 ③《出三藏记集》第十一。 ④《汉书·匈奴传》。 ⑤直汉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西域诸国仍将汉人称为秦人,刻于今库车山崖上的《刘平国治关亭诵》对汉兵仍称为“秦人”。 ①《资治通鉴》卷24。昭帝本始三年(前71年):“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执诣惠,惠斩之。” ②《大唐西域记》卷一。 ①《宋云行纪》作毗卢旃,《大唐西域记》作毗卢折那,又有译名作毗卢遮那。藏文文献《于阗法授记》明确记载率先皈依佛法的于阗王名Vijayassmbhava,法名普胜生。弘法地点为杂沐尔玛局里之园。汉文史料记为杏园,始建赞摩寺。 ①“咸和三年(371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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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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