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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龟兹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佛教隆盛，文化灿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时期。由是衣着和饰品已突破单纯御寒蔽体的基本功能，具有多重功用，因而王公、贵族、僧侣、人民的衣着和饰物更加多彩多姿，并且随着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的不同，对服饰美的追求各异其趣，于是龟兹服饰更成为表现美感的艺术品，充分显示了古龟兹人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才能。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王和人民的服饰，《晋书·四夷传》称：“龟兹国..男女皆剪发垂项。”《魏书·西域传》则说：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在当时的伊朗也有剪发的记载，但与龟兹习俗不同，据《北史·西域传》载：波斯国“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其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
  在新、旧《唐书》中所列龟兹和波斯的习俗与此大致相同，如《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称：“俗断发齐项，惟君不剪发……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波斯国条则说：
  “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锦。妇辫发著后。”
  根据这些史书记载，有的人竟断定“男女剪发之风是伊朗民族的习俗”①。朱英荣先生更进一步说：“龟兹石窟壁画中‘剪发垂项’的龟兹形象来源于伊朗文化传统。”②并且他特别指出是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记载得出的结论，可是这种说法与史实全不相符。根据我国上述史籍有关龟兹和波斯的习俗记载，两者显然不相同。波斯的妇女并无断发的记载，只有“发前为髻”、“辫发著后”的实录。波斯男子虽有剪发之说，却并无龟兹人那样“断发齐项”之说，另外波斯男子衣不开襟，而龟兹服饰均翻领开襟。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龟兹男女断发齐项，王不剪发的画面甚多。如克孜尔石窟69窟的一幅龟兹王礼佛图（有的人不认为是龟兹王，至少也是龟兹供养人）。由一个比丘前引，龟兹王体形饱满，衣衫整饰，头扎锦带，身着褶襟、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宝带，脚蹬长靴，与跟随其后衣襦着大裤的王后服饰，相互映衬，华美动人。这是对当时龟兹王公贵族衣饰的真实写照，与史实记载吻合。另在克孜尔石窟80窟（南北朝—隋）和114窟（两晋）内则绘有剪发齐项，口鼻较集中的龟兹人形象。而在克孜尔尕哈石窟30窟内所绘七躯龟兹供养人像都是身着翻领、褶襟、窄袖长袍，束腰，有的身佩匕首，有的腰挂长剑，有的手执花绳，有的手执长茎花，毕恭毕敬地礼佛听法。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于释迦牟尼涅槃，画有不少“分舍利图”的宏伟场面，如克孜尔石窟14窟（两晋）东西两甬道北端绘有穿着龟兹战士盔甲的八国骑士“分舍利图”实况，反映了龟兹战士威武雄壮的精神面貌。在克孜尔尕哈石窟11、30窟（南北朝—隋）甬道两壁所绘几身穿武士服的形象，他们都断发，佩剑，身穿褶襟、翻领、窄袖长袍，衣襟用不同颜色的锦缎镶边，腰系环珠状连缀成的腰带，脚着长靴，这显然是龟兹服式。所以阎文儒教授肯定地指出：“11、30号两个窟甬道中所画断发、披甲、佩剑、脚着长勒靴的武士供养人像，可以从中认识到龟兹国一般的武职官吏的服饰。14窟（克孜尔石窟——引者）东西两甬道北端持矛及旗帜的八国骑士分舍利图，又反映了龟兹国战士的精神面貌。”③本来这些石窟中所反映的龟兹服饰的形象资料与史实记载完全相符，可是朱英荣先生却说：“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些人物形象明显的是伊朗式的，它首先反映在服饰上。”如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数量众多的分舍利图，“那些士兵穿戴着萨珊式的盔甲，是道地的伊朗武士的打扮”①。这是历史的谎话，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战士服饰，这是代表国家或民族的尊严，决不会在龟兹的土地上，让龟兹武士都穿伊朗武士装，这是对龟兹人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