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原始社会时期服饰
  服饰是古代龟兹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在库车地区的考古发掘，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息在龟兹。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库车新老城之间的哈拉墩遗址出土了一批属于公元前3至公元前1世纪的石器制品，说明公元前3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龟兹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饰自己，美化生活。同时还出土了石纺轮和骨锥、骨针、骨簪等石器、骨器。这些表明龟兹在原始社会时期已产生纺织品，并能用骨针缝制衣服。这些考古实物充分说明龟兹先民在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中，也用自己的双手改造着生活。每个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总是先从自己形体的装饰开始，尤其是衣着和发式成为主要的审美形式，因而耳坠、耳环、骨簪、石纺轮等成为原始工匠首先创造的物质文明。其中有一直径32毫米、宽20毫米石子做成的耳坠，在其上端凿一径4毫米孔作为穿线之用，中间则凿有3毫米的槽作为系线之用②。
  二、汉代龟兹服饰
  龟兹进入阶级社会后，先是受匈奴统治，后来汉、匈争雄西域，汉朝胜利，西域归入中国版图，于是龟兹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绛宾王娶解忧女儿弟史为妻后，夫妻同赴长安学习，非常羡慕汉朝的衣服制式，返回后就多方效法汉风汉仪。汉朝长安、洛阳一带中原人日常都穿长袍、短衣两大类，尽管随着气候变化，长袍有单、夹、棉等不同区分，但形式大致相同。龟兹在绛宾的提倡下，居民也盛穿袍服，克孜尔石窟于东汉末开凿的69窟北壁下所绘的供养人穿着宽大的袍服，显然是汉式长袍制式，唯因气候、地理、社会的不同，龟兹人又对汉式长袍进行一番改造，首先是在袍服腰际加束腰带，便于佩剑及悬挂日常生活用具，这样既可御寒，又很美观潇洒。同时袍服袖口窄小，缘有锦绣，对襟式样，袍长没膝，这样既便于狩猎和生产，又可挡风沙。这些都是龟兹人民在劳动生产和自然斗争中的智慧创造。
  至于汉代龟兹的短衣类服装可分内衣和外衣两种。内衣有单内衣称衫，外衣为夹内衣称禣。外短衣也有“襦”和“袭”的区分。襦是及手膝上的棉夹衣，袭则为没有棉絮的短上衣。龟兹王后的服饰是“衣襦著大袴”，即穿长及于膝上的棉夹衣；袴即裤子，无裆，类似裙子。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龟兹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佛教隆盛，文化灿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时期。由是衣着和饰品已突破单纯御寒蔽体的基本功能，具有多重功用，因而王公、贵族、僧侣、人民的衣着和饰物更加多彩多姿，并且随着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的不同，对服饰美的追求各异其趣，于是龟兹服饰更成为表现美感的艺术品，充分显示了古龟兹人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才能。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王和人民的服饰，《晋书·四夷传》称：“龟兹国..男女皆剪发垂项。”《魏书·西域传》则说：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在当时的伊朗也有剪发的记载，但与龟兹习俗不同，据《北史·西域传》载：波斯国“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其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
  在新、旧《唐书》中所列龟兹和波斯的习俗与此大致相同，如《新唐书·西域传》龟兹国称：“俗断发齐项，惟君不剪发……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波斯国条则说：
  “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锦。妇辫发著后。”
  图84克孜尔205窟龟兹王托提卡及王后，服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根据这些史书记载，有的人竟断定“男女剪发之风是伊朗民族的习俗”①。朱英荣先生更进一步说：“龟兹石窟壁画中‘剪发垂项’的龟兹形象来源于伊朗文化传统。”②并且他特别指出是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记载得出的结论，可是这种说法与史实全不相符。根据我国上述史籍有关龟兹和波斯的习俗记载，两者显然不相同。波斯的妇女并无断发的记载，只有“发前为髻”、“辫发著后”的实录。波斯男子虽有剪发之说，却并无龟兹人那样“断发齐项”之说，另外波斯男子衣不开襟，而龟兹服饰均翻领开襟。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龟兹男女断发齐项，王不剪发的画面甚多。如克孜尔石窟69窟的一幅龟兹王礼佛图（有的人不认为是龟兹王，至少也是龟兹供养人）。由一个比丘前引，龟兹王体形饱满，衣衫整饰，头扎锦带，身着褶襟、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宝带，脚蹬长靴，与跟随其后衣襦着大裤的王后服饰，相互映衬，华美动人。这是对当时龟兹王公贵族衣饰的真实写照，与史实记载吻合。另在克孜尔石窟80窟（南北朝—隋）和114窟（两晋）内则绘有剪发齐项，口鼻较集中的龟兹人形象。而在克孜尔尕哈石窟30窟内所绘七躯龟兹供养人像都是身着翻领、褶襟、窄袖长袍，束腰，有的身佩匕首，有的腰挂长剑，有的手执花绳，有的手执长茎花，毕恭毕敬地礼佛听法。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于释迦牟尼涅槃，画有不少“分舍利图”的宏伟场面，如克孜尔石窟14窟（两晋）东西两甬道北端绘有穿着龟兹战士盔甲的八国骑士“分舍利图”实况，反映了龟兹战士威武雄壮的精神面貌。在克孜尔尕哈石窟11、30窟（南北朝—隋）甬道两壁所绘几身穿武士服的形象，他们都断发，佩剑，身穿褶襟、翻领、窄袖长袍，衣襟用不同颜色的锦缎镶边，腰系环珠状连缀成的腰带，脚着长靴，这显然是龟兹服式。所以阎文儒教授肯定地指出：“11、30号两个窟甬道中所画断发、披甲、佩剑、脚着长勒靴的武士供养人像，可以从中认识到龟兹国一般的武职官吏的服饰。14窟（克孜尔石窟——引者）东西两甬道北端持矛及旗帜的八国骑士分舍利图，又反映了龟兹国战士的精神面貌。”③本来这些石窟中所反映的龟兹服饰的形象资料与史实记载完全相符，可是朱英荣先生却说：“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些人物形象明显的是伊朗式的，它首先反映在服饰上。”如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数量众多的分舍利图，“那些士兵穿戴着萨珊式的盔甲，是道地的伊朗武士的打扮”①。这是历史的谎话，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战士服饰，这是代表国家或民族的尊严，决不会在龟兹的土地上，让龟兹武士都穿伊朗武士装，这是对龟兹人的偏见。
  四、隋唐时期的龟兹服饰
  在隋唐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原王朝加强了对龟兹的有效统治，公元9世纪中期，建都漠北的回鹘汗国崩溃，部分回鹘族迁至龟兹，融入当地龟兹族中。从而，这一时期的龟兹服饰先后受到汉族及回鹘服饰的影响和熏陶。
  龟兹石窟的唐代壁画上，妇女服饰出现了紧身束胸的长裙腰带。发式则花鬘较大，式样繁多。有双丫髻、双环髻、朝天髻、飞天髻、回鹘髻，鬓插花钿，耳挂铃坠、大环坠；颈上挂五彩骨珠；腕饰多环彩镯；臂带环钏；身披璎珞，雍容华丽。
  唐代的龟兹石窟壁画中尽管宣传的是佛教故事，但其所绘的温文慈祥、雍容端庄的菩萨，实际都是龟兹现实生活中妇女形象的反射。那些威猛庄严的天王力士，他们披挂的正是古龟兹将士的甲胄。那些供养菩萨、供养人穿的也正是当时龟兹世俗人的服饰。如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壁画上绘出的佛说法图四众及菩萨，实际都是龟兹人的形象，他们有的头戴小花鬘冠，项下垂一串细璎珞；有的结桃形发髻或带有联珠纹花冠，有的带山字形冠或高髻式冠。又如库木吐拉石窟12窟北甬道所绘菩萨，明眸翠眉，粉妆朱唇，头梳高髻，余发垂肩，戴宝冠，两耳饰珰，项饰金钚，锦巾斜披，肩披青纱，臂带钏，腕有环，穿红罗裙，腰裹绿巾，身绕璎珞，大带双垂，显示了轻歌曼舞的动态。这些都深刻受到中原妇女服饰的影响。
  自公元7世纪中叶建立回鹘汗国后，回鹘服饰就对西域和中原产生了影响。花蕊夫人《宫词》称：“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②可见回鹘装曾在长安风行一时。在西域从唐初起，回鹘装也已为各族人民所习见。《旧唐书·回纥传》载，唐公主下嫁回鹘可汗时指出了回鹘服饰：“既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毡屋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装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人毡屋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裙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
  公元9世纪中叶，部分回鹘迁至龟兹后，他们改信了佛教，因而在库木吐拉石窟79窟内绘有5身回鹘供养人，均断发垂项，穿通肩圆领衣。第二身似为窟主，圆脸丰颐，络腮长髯。头上束冠，辫发垂后，穿回鹘窄袖长袍，腰佩鞢〓带，挂玉环，手屈于胸前。第三身女性，金饰冠如角前指，红绢囊髻，穿回鹘弧月形翻领窄袖长袍，双手合十，手捧莲花。另在该窟坛基前壁所绘七身回鹘僧俗供养人第七身的回鹘女性，却是内穿汉装，外披披风，发髻抱鬓，头插挑针，别木梳，系裙，着小蛮鞋。由此可见，在这个窟内龟兹装、回鹘装、汉装合璧，体现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尽管龟兹服饰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一定影响，但当地民族服饰仍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龟兹石窟壁画中人物服装的多样，令观者仿佛置身于时装博览会之中，再加上那绚丽夺目的饰物，变化不定的发型，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扑面而来。试想如果不是龟兹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模式，画工们很难凭空想象画出来。

②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载《考古》，1959（2）。 ①原田淑人：《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见《美术研究》，107页，1958（1）。 ②朱英荣：《论龟兹石窟中的伊朗文化》，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2）。 ③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见《文物》，1962（7）、（8）。 ①朱英荣：《论龟兹石窟中的伊朗文化》，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2）。这段实际抄于LeCog：《BuriedTreasuresofChineseTurkestan》，London.1928，136页。 ②《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