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龟兹石窟的产生及其功用
  龟兹石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研究龟兹历史文化第一手的最宝贵资料，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阐述。现存的龟兹石窟群是新疆最大的石窟群，同时也是全国和世界著名石窟群之一，以其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窟形、壁画、雕塑艺术饮誉世界，成为不朽的人类文明。
  在龟兹范围内的石窟群现在尚存乌什县英阿瓦提乡的沙依拉木石窟；温宿县托乎拉克店石窟；拜城县温巴什乡温巴什石窟，亚吐尔乡喀拉苏石窟、都干石窟、萨喀特喀石窟，黑英山乡阿克塔什石窟、玉开都维石窟，克孜尔乡的台台尔石窟、克孜尔石窟；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巴哈石窟、博斯坦托格拉克石窟。现存洞窟500多个，占新疆整个千佛洞窟的六分之五，可见其地位的重要。
  世界上任何一个创造宗教的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处社会中已经激化了的矛盾，于是以其智慧，根据所见到的矛盾现象，设想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些方案。佛教是如此，同样，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因而为了宣扬它的学说，就及时产生了宗教艺术，用比较形象的比喻方法宣传佛教教义，从而开凿石窟，用塑像和壁画的丰富内容，潜移默化地使众生接受佛教的思想。
  《道行般若经》卷10指出：“譬如佛殿泥洹后有人作佛行象，人见佛形象，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殊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花香，缯彩供养者。贤者呼佛，神在像中耶？萨陀波伦菩萨报言：不在像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而《法苑珠林》更扼要地指出：“若于四衢道中，多人观处，起塔造像，可作念佛善福之缘。”可见龟兹人开凿石窟，绘塑佛像，是“光照六亲”、“道举先亡”，的善举。所以石窟艺术是佛教僧侣为自己“修福田”、“积功德”，为脱离现世的苦海，进入来世的尊荣富贵预付资金。
  佛教徒建造石窟的地点是细致考察后才选定。他们所选定建造石窟的地点，一般都是在草木繁茂，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远离城镇的清静幽僻地方。据《观佛三昧海经》卷七《观四威仪品之余》中说：“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宝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不卧，教诸弟子，行十二头蛇。”《付法藏因缘传》卷一中也说：“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阁崛山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华果茂盛，百兽游集，吉鸟翔鸣，金银琉璃，罗布其地。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扬妙法，度诸众生。”可见佛教徒所建石窟，一般都是选择树多、花多、水多、山多、人烟稀少之处，以便于他们专心学道。
  古代佛教信徒，把凿窟、造寺、起塔、写经看作是“善举”，是祈求幸福平安的最重要投资。唯开凿一个石窟需要巨额资金，不仅在岩石上凿窟需耗去大量人力，同时在窟中塑各种佛像和图绘各种寓意深刻的艺术作品，须得聘请高明画工进行精心设计和绘画，这些费用又绝非一般群众所能负担。因而有力量开凿石窟的只有龟兹地区包括王族内的各级贵族大地主和行走在丝绸道上的大商人。这些都有史料可证。
  在克孜尔石窟69窟中有一幅供养人系龟兹王及王妃的礼佛图，说明这个石窟就是龟兹王开凿。另有库木吐拉石窟75窟壁上有汉文和回鹘文题记指出，此窟“是以回鹘骨禄氏兄妹等为开窟功德主，而以汉僧道秀等人为供养僧人”①。特别是终年行走在西域古丝道上的商人，所见到的常是荒漠戈壁，生死难卜，他们怀着对大自然的恐惧，离开龟兹前都要祈求神灵的保祐，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既想赚更多的利润，又想常保生命及旅途的安全，所以他们也竞相开凿石窟。这一点不妨以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残留的13幅供养图及榜题为证，就甚为生动。在这些供养人中有国王、诸侯、诸侯夫人、都督等权贵人物，也有比丘和婆罗门。说明修建20窟与高昌回鹘王室、官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唯供养人中最多的却是商人②。在榜题上明写着有以下一些供养的商人：
  （1）“在那座吸引人的城市里，我，一个大商人，建立了许多庙宇来供养至高无上的，光荣的尸弃（Sikhin）佛。”
  （2）“为了表示对六世佛陀的崇拜，这个大商人用大象、马匹、黄金、女人、宝石和珍珠的代价建立（捐赠）了一座花园。”
  （3）“我，一个大商人，在这里用宝石和一所令人神往的庙宇供养万物之主善目王。”
  （4）“这个商人修建了一座花园。当他听说婆薮仙来到时，心里十分高兴，（说道），我要让人建造一所寺庙。”
  （5）“当我具力（夹耆罗）向河岸走来时，我，一大商人，用我的木船把牟尼送过了河。”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到不少石窟是由腰缠万贯的大商人开凿，同时也体现了商人与佛僧之间相依为命、不可分割的血肉纽带。也就是说佛教徒常为商人保驾护航，而商人又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二、沙衣拉木、温巴什、喀拉苏、台台尔等小石窟群
  在形成龟兹最大的克孜尔石窟群之前，实际已存在不少小石窟群。从这些小石窟群的分布，不仅可看到佛教传入龟兹的路线，特别可看到佛教石窟在龟兹的发展过程，现在还残存以下一些小石窟群：
  乌什县沙依拉木石窟，残存洞窟14个，其中8、9、10、13、14号五个石窟的形制尚比较完整。另有佛寺遗址一座。
  温宿县托乎拉克店石窟，残存6个洞窟。
  拜城县温巴什石窟，均已坍毁；喀拉苏石窟，残存洞窟20个，佛寺遗址1座；都干石窟，大佛寺遗址1座；萨喀特喀石窟，残存洞窟2个，佛寺遗址1座；阿克塔什石窟，残存洞窟5个，佛寺遗址1座；玉开都维石窟。残存有佛殿和禅室相结合的石窟寺；台台尔石窟，残存洞窟8个，佛寺遗址1座。
  这些小石窟群的特点是在沙依拉木、都干、喀拉苏等石窟中以禅窟最多，并且室内低小，摹拟印度草庐式的洞室，可容纳一人寂坐习禅，这在克孜尔石窟中是难见的，显出了其产生时间早于克孜尔石窟。而在阿克塔什、喀拉苏、都干的僧房窟，其形式也较克孜尔的石窟简单，没有形成固定而统一的模式，无狭条形的甬道、平面方形的券顶主室，室内没有低矮的炕，只有门和明窗，僧房室内面积也较克孜尔石窟的僧房面积小，都显出了原始初创时期的、尚不定型、不成熟的特点，其相对年代早于克孜尔石窟的第一阶段，可能为公元前3世纪以前产物。有人概括这些小石窟群的特点是：“中心柱窟＋禅窟；中心柱窟＋僧房＋禅窟；方形窟＋僧房＋禅窟；单独的禅窟组合体。以上诸石窟的建筑形制的类型，如中心柱窟、方形窟，同克孜尔早期建筑风格特征相近，但是同中心柱窟、方形窟相结合的僧房窟却不像克孜尔早期僧房建筑那样成熟的模式，且具有原始初创时期的鲜明特点；尤其是石窟中又有一定数量的、面积仅能容纳一人寂坐习禅的洞窟组合这一新的因素等综合分析，则阿克塔什、玉开都维、喀拉苏、沙依拉木等石窟，其开凿的时代上限要早于克孜尔石窟的第一阶段。”①我认为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三、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8公里的渭干河河谷北岸，距县城64公里，东去库车城67公里。地理位置坐落北纬41°47′，东经82°30′，海拔1225米。
  克孜尔石窟建于明屋塔格山麓，隔河南望是光秃的却勒达格山（维吾尔语“雀尔”是戈壁，“达格”是山），东面是戈壁瀚海，在高近40米的沙石水积层构成的悬崖上，开凿了一个个洞窟，鳞次栉比，层层相叠，远看如错落有致的蜂房，蜿蜒分布长达两公里，现已编号的石窟有236个。在明屋塔格山间有两条大沟，一条水量较大的称苏格特沟，一条水量较小的称子里克沟。两条沟的溪水不仅滋润着沟旁两侧的土地，并且流灌着山前的一块土地，形成了一片不小的绿洲。树木郁郁葱葱，花草青翠诱人，阳春外景三月，杏、李、桃、梨、苹果、沙枣等果树繁花竞放，落英缤纷，和风吹拂，浓郁的芬芳飘满山间、河滩。盛夏似火，柳、杨、榆等乔木遮荫蔽日，漫步林间，暑气全消，古树和乔木之间的空地，还可种植粮食、瓜果、蔬菜，可养活大批在此苦修的僧徒。所以克孜尔石窟所在地，不仅环境清雅幽静，是小乘佛徒苦修的理想境地，同时又不愁饭食的供应，所以克孜尔石窟成为龟兹地区，以至整个塔里木盆地最大的石窟群。
  克孜尔石窟现存236个窟，其中窟形完整的只有70余个窟，保存着近1万平方米形象生动、色彩绚丽的壁画，以及一些塑像残躯，同时还保存着几处寺塔的残垣断墙。尚有一些石窟埋在坍塌的泥沙中未及清理，遥想曾经这里是僧尼成群、香烟缭绕的巨刹大寺。
  克孜尔石窟的236个窟，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可划分为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4个区域。以苏格特峡谷为界，从第1窟至第80窟，再加上1973年发现的新1窟，分布在峡谷以西，称为谷西区。从第81窟到第135窟共55窟分布于峡谷以内，称为谷内区。从第136窟到第200窟共65窟，分布于峡谷以东，称为谷东区。而在子里克峡谷的西边岩壁上分布着从201窟到227窟的27个石窟，另在子里克峡谷南边岩壁上分布着从第228窟到235窟的8个窟，这两处属于子里克沟范围的石窟，因位于克孜尔石窟的边缘地区，被称为后山区。
  由于克孜尔石窟本身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根据，仅有一些龟兹文题记及少
  量汉文题记，国内外学者虽对克孜尔石窟的年代问题有所阐述和讨论，但未取得一致意见。唯以国内阎文儒教授的分期最具代表性，他根据石窟不同窟形和不同壁画题材风格，把克孜尔石窟中保存较好的74个石窟分作四期①。
  第一期17、47、48、69四个窟。
  第二期7、13、14、38、85、106、114、173、175、178、180、195十二个窟。
  第三期8、27、32、34、58、64、80、92、97、98、99、100、101、104、116、126、163、171、179、185、192、193、196、198、199、205、206、207、219、224三十个窟。第四期33、43、67、76、81、107、116、117、118、123、129、132、135、160、161、165、
  166、167、176、184、186、188、212、227、229二十五个窟。
  早期开凿，晚期作壁画的有77、189、190三个窟。
  各期的时代，经阎文儒教授考定为：
  第一期为东汉后期；第二期为西晋时期；第三期为南北朝到隋；第四期为唐、宋期。
  克孜尔石窟的形制种类较多，按其功能分，有（1）支提窟，专供僧侣瞻仰、礼佛之用。（2）毗诃罗窟，专供僧尼起居之用，多呈方形，长宽不及2米、无窗。（3）禅窟，呈方形，多修二层台，专供僧尼苦修之用。（4）罗汉窟，埋放僧尼骨灰用。（5）仓库窟，贮藏食物。其中毗诃罗窟和禅窟在克孜尔石窟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在石窟前期更多，这是中原各石窟寺中少见的，是小乘佛教文化的特点。到后期的石窟中，禅窟渐少，毗诃罗窟面积放大，这是受大乘佛教思想影响，逐渐注重行、性修行的折光反映。
  在以上各种窟形中支提窟是主要窟形。所谓“支提”，在佛典中指出，有舍利的名塔，无舍利的名支提。支提窟还可分大像窟、中心柱形窟和方形平面窟。大像窟较少，有的窟仅开一高大的主室；有的窟则在主室后壁开甬道和后室；方形平面窟中则有穹庐顶、套斗顶、覆平顶、横券顶和带弧线的梯形顶等多样形式。唯以中心柱形窟的数量最多。这类石窟多数是平面呈长方形、纵券顶。分前后两室，中心有柱，柱前开龛塑佛像，左右开甬道通向后室。前室高敞明亮，画佛生前的故事和形象；后室低窄阴暗，绘塑佛涅槃和涅槃后的情景。这种设计和营造既避免在这疏松的沙崖上开窟易塌毁，更适合佛徒们进行“右旋”的仪式。把石窟建筑、塑像和壁画这三种不同的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强了礼佛这一主题气氛和艺术效果，这是龟兹人独具匠心的创造。故中外建筑师和艺术家都赞称其为“龟兹窟”。到了第四期盛唐时期的窟形，较前三期的变化较多，又创造了一些新的形制。如方形窟穹庐顶；长方形平面盝顶，方形平面七重斗四室藻井窘顶；横长方毗诃罗式窟等。
  在龟兹中心柱形窟内的壁画布局大体是：前室正壁中心柱佛龛周围，画说法或供养天人及伎乐；两侧壁及入口上方，画以佛说法为中心的佛教故事，只是在佛左右，配置不同形态的协侍人物，以区别其情节；券顶上，以自然山形将壁画分割成许多菱形方格，在每一菱形方格内画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左右甬道绘护法像和分舍利图；后室两壁画涅槃变和焚棺图，土台上塑涅槃佛像。
  这些千姿百态、精工巧绘的壁画，以形象的语言，告诫人们：生前能行善积德，死后便能升入那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人们一进入窟内，便会感受到佛道的强烈感染和熏陶。
  克孜尔石窟不仅有大量宝贵的佛教教义的画面，也还有大量畜牧、狩猎、农耕、手工、乘骑、车船和建筑的真实写照。在西域众多的石窟艺术中，克孜尔石窟的特殊窟形、壁画题材和艺术风格，不仅深刻地反映了龟兹佛教的盛况，同时也代表了龟兹民族文化的艺术水准。唯这种以龟兹文化成分为主，又吸取了汉族艺术、印度艺术、希腊艺术、伊朗艺术等多种外来成分而造就的一种民族艺术，具有国内其他石窟所见不到的特点。
  四、库木吐拉石窟
  库木吐拉石窟位于库车县城西北约30公里的渭干河出却勒塔格山口之东岸。即从库车城沿库乌公路西行20公里至三道桥附近，离开公路向北行约8公里即到千佛洞所在地。整个石窟背崖傍水，从北而南沿谷而下，石窟沿着山崖及干沟，绵延三四公里，石窟分布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现已编号的石窟共112个，南区距渭干河龙口仅900米，称为谷口区，计32窟。徐松《西域水道记》卷2指出：“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四十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像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梵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惟辨建中二年字。又有一区我是沙门题名。”现于谷口区内仍可看到这五个窟，因经多年河水冲刷，窟檐甬道，已悬在水流湍急的河身之上的半山。而被称为谷内区的北区，有80窟，除少数凿于丁谷山峡谷之外，大部分集中于一条蜿蜒约750余米的悬崖峭壁之上，上下层叠，鳞次栉比。廊檐贯通，背负群山，面临奔腾咆哮的湍流，登攀览胜，惊心动魄。
  从克孜尔石窟沿渭干河东行可直达库木吐拉石窟，直线距离仅15公里，说明古代这两处石窟不仅距离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石窟建筑形式和壁画风格上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有人指出“库木吐拉”的名称是维吾尔语，“库木”是“沙”，“吐拉”是“烽火台”的意思，合起来即“沙漠上的烽火台”意①。因为渭干河出却勒塔格山后流入龟兹绿洲，水势浩荡，是库车、沙雅、新和三县的主要灌溉水源，同时这条河又一向是龟兹西境的军事要地。考古学者已经在此发现了不少唐及唐以前的军事设施遗址。唐朝特在此设柘厥关，《新唐书·地理志》说：“安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这里的白马河即渭干河，柘厥关设在渭干河边。《龟兹石窟》一书说：“离库木吐拉石窟东面约二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今称玉曲吐尔遗址，从其规模小、城墙结构以及地理位置来看，很可能是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②。事实上考古发掘到的不仅有玉曲吐尔（又称玉其吐尔）遗址，还有夏克吐尔、库木吐尔城堡，其中玉其吐尔位于最北面，靠近却勒塔格山，处于东经82。41′30″北纬41°41′30″，海拔1052米，有为周1公里有余的城址。从右面进入古城内首，先是一大院，其南部为中心堡；第二大院为住宅残垣；第三大院系马厩畜圈之类，形成严密的战斗和生活集体。位于其南还有夏克吐尔古城堡，但这里不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仅是保卫渭干河河防及保护库木吐拉石窟群的军事设施。因为史书明说自安西都护府西出柘厥关，不是南下柘厥关。显然玉其吐尔位于柘厥关之北，地理位置不合；特别是玉其吐尔等古城虽依山傍水，但其北面的却勒塔格山，一片荒秃，难于防止西突厥游牧贵族的突袭，同时又位于农耕区边缘，一旦粮道被截断，随时有困守孤城之虞，所以这里几个古城堡仅是唐代的军事遗址。把这里指说为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不符于史实。安西都护府址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史书早有明确记载，对此笔者也已作了确切考证③。
  阎文儒教授曾对库木吐拉石窟进行了分期，石窟中的塑像也和克孜尔石窟一样，几乎全部被毁，有三十余窟尚留有较为完整的壁画。阎教授根据窟形及留存的壁画情况，对72个窟划分为三期④：
  第一期 2、46、63三个窟。
  第二期 26、28、29、31、33、34、54、58八个窟。
  第三期 4、9、10、11、12、13、14、15、16、36、37、38、42、43、45、60、61、62、65、71二十个窟。有关窟群最北的五大窟68、69、70、71、72号窟未列入上述分期内，因其中多数虽属一、二期窟，但有个别的窟，时间却较晚。总起来看，库木吐拉石窟晚于克孜尔石窟，因而库木吐拉石窟第一期约与克孜尔石窟第二期大致相仿；二、三期相当于克孜尔石窟三、四期。不过克孜尔石窟基本上于唐代中期已趋衰落，而库木吐拉石窟最兴旺期却在公元692年击走吐蕃占领军，并在龟兹驻三万汉军，经过唐朝直接统治龟兹的一百多年时间内。而到公元847年龟兹回鹘时期，佛教仍有所发展。
  库木吐拉石窟的形制，以毗诃罗窟较多，其次为支提窟，再次为禅窟。第一、二期的窟形以长方形纵券顶，开左、右二甬道和隧道的窟形为多，到第三期又出现了长方形纵券顶，正中设高50厘米坛基，在坛基上安置形象的窟，这类窟以14、16、45窟为代表。由于在一百多年中受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直接统治，以及三万戍守汉军及其后勤人员和随之而来的大量汉僧，从而库木吐拉石窟的艺术风格，明显受到唐朝影响。如在壁画的人物形态上，既明快爽朗又生动活泼。用线不仅劲健如屈铁盘丝，而且粗细相间，自然圆润，有中原猪草之风，纹饰上也都应用中原习见的朵云纹及宝相花纹。在题记方面，除少数龟兹文题记外，最多的是汉文题记。题记中尚有“金砂寺”字样，疑为汉人在龟兹所建之寺庙，东干沟深处之罗汉窟，亦为汉僧埋骨处①。同时还指出发现这些题记的年代为唐代的丁卯（大中元年，847年）；辛未（大中五年，851年）；乙酉（咸通六年，865年）；壬辰（咸通十三年，872年）；乙巳（光启元年，885年），丁未（光启三年，887年）；特别在罗汉洞发现了“大唐大顺五年（894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题记，说明龟兹汉僧、汉人于公元894年仍奉唐朝正朔。尽管龟兹回鹘建立后，西域与中原已隔绝多年，信息难通，以是大顺三年已改元为乾宁元年，他们仍误写为大顺五年。但这充分表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龟兹人民仍以大唐臣民自许，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忠贞不贰。
  在库木吐拉石窟中，有不少由汉人开凿，如16窟的左壁画“西方净土变”，右壁画“东方药师变”，边侧有十二大愿的汉文榜题。45窟的后室石壁画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西方三圣像，旁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汉文榜题。42窟右甬道左右壁及后室后壁也有“南无文殊师利菩萨”等汉文榜题。所以阎文儒教授说：“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确定有十几个窟是汉人开凿的。”②
  在壁画风格上，也可见到浓厚的唐风，如在12窟、15窟壁画上所绘的菩萨像，头戴小型花鬓冠、高发髻、胸前饰有复杂的细璎珞，帔巾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人物显出“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这样的风格，已是盛唐以后中原各地石窟中菩萨造像的标准形态。而在《迎佛图》中的江水，已经是一摆三波、三折之浪，与敦煌莫高窟中盛唐以来壁画所绘的水一样③。
  库木吐拉石窟中还有少量龟兹回鹘时期开凿的石窟，如在79窟中间所筑土坛基前壁画上绘出站着的七人，其中六个大人，一个小孩。六个大人中有四个著僧衣，两个著回鹘装，都双手合十；小孩也著回鹘装，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并在人物的上方头旁有龟兹文、回鹘文和汉文题记。
  由上事实可知，库木吐拉石窟虽然主要仍然是龟兹风格的石窟为主，但却保存了较多具有中原艺术风格的石窟，充分反映了唐代及龟兹回鹘时期，龟兹与中原地区文化上的密切交往。
  五、克孜尔尕哈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群位于库车县新城西北约11公里处，从库车县老城出发，沿库车—拜城公路西行，经大玛扎至桑玛尔巴哈村，入戈壁，转向西北行5公里，见一高耸的汉代烽火台，由此转东北，见一干涸的河床，行1公里许，便至克孜尔尕哈石窟群，开凿在却勒塔格山南麓南北方向山沟的东西两岸上。
  克孜尔尕哈石窟，现在编号的有46个窟，其中窟形较完整的有38个，洞窟分布面积12600平方米，有19个是毗诃罗窟，19个是支提窟，保存有壁画的11个窟，出现有特殊形制的窟，如第24窟是七角形，正中为中心柱，窟顶呈平面状，左右有甬道，后壁有奥室。这种形制为其他各石窟群所未见。
  阎文儒教授根据石窟壁画内容与风格，把它分为四期①。
  第一、二期16、23两个窟（相当于东汉后期至魏晋）。
  第三期11、13、14、30四个窟（相当于南北朝、隋）。
  第四期15、21、31、32、46五个窟（相当于唐）。
  在上述属于第一二期的第16号窟是一大型中心柱形支提窟，该窟高度达10米以上，比一般中心柱形高得多，没有前室，不塑大立佛像。在主室中的壁与塑像已荡然无存，只见在左右甬道顶画有金翅鸟、火天等天象图，甬道两壁则绘有以掌形树构成的山林禽兽，后室伎乐天、卷草纹图案及摩尼珠、天雨花、三宝标等。
  第23窟也为一大型中心柱形支提窟，窟顶中心及左右绘有伎乐天及500雁闻佛法生天缘等因缘故事，后室顶除画飞天外，两侧主要是画山林动物及动物本生故事等。
  克孜尔尕哈石窟属于第三期南北朝至隋时期的第14窟的窟门上壁绘弥勒说法图。除在左甬道绘有伎乐天六身躯外，还在左右甬道两壁画有断发齐项，身披战袍，腰挂宝剑的武士供养人像；后室左右壁则画有骑着高头大马，举着战旗长矛的骑士，前往拘尸那城争夺舍利的场面，以及佛陀涅槃后的火化图和供养舍利的图像等。概括这一时期的壁画已出现“屈铁盘丝式”细线条，用色比较鲜明华丽，人物姿态自然，服饰华美多变，整个风格，与第一、二期相比，有了极大进步。
  克孜尔尕哈石窟属于唐宋时期的石窟，在形制上较前增加了穹庐顶、六重套斗顶等，并有了千佛的形像。如第21窟为一横券顶中心柱形支提窟，中心柱正面开龛，除在窟顶中心画有天象图，左甬道左壁下部画有一幅龙舟图（船上立着一个穿龟兹服式的人）外，在窟顶左右两侧，中心柱龛的周围，左甬道左壁上部等处都是模印的千佛，形象千篇一律，显得呆板、无生气；第46窟的纵券顶左右两侧也是画的千佛。
  总起来看，克孜尔尕哈石窟的形制和壁画风格都比较接近于克孜尔石窟，而与受中原文化较深的库木吐拉石窟有所不同。
  六、森木塞姆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群在库车东北约40公里处。从库车城向东沿着去乌鲁木齐的公路行20公里至乌恰乡，转向正北，再行十多公里，至克什内村，从克什内村再向西北行约5公里，穿过一段戈壁，再行5公里，即至天山前山口，有一小溪自山上流出，石窟就开凿于溪水两岸的山崖上。“森木塞姆”，即维吾尔语“细水流出”的意思。
  森木塞姆石窟群分4个区。东区5个窟，北区15个窟，中区10个窟，南区16个窟，另外6个窟零星分布于西部群山中，共52个窟，保存较好的有19个窟。根据石窟形制、风格及壁画题材，阎文儒教授把石窟分为四期。
  第一期 11、43二个窟（相当于东汉及魏晋）。
  第二期 26、30两个窟（相当于南北朝及隋）。
  第三期 24、35、41、42、45、48六个窟（相当于唐）。
  第四期 1、4、5、20、28、39、40、44、46九个窟（相当于晚唐、五代、北宋）。
  这四期窟的形制、壁画题材和风格，与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大致相同。
  森木塞姆石窟除上述那些石窟外，在河的两岸，还建筑了很多寮房，而在中区土丘东面长近80米，两端有着高大的瞭望台遗址。从以上情况以及11、43两个一期大窟的雄伟气魄来看，森木塞姆石窟群在古代龟兹东境是一所最大的寺院。
  森木塞姆石窟群就其形制说，主要是支提窟和毗诃罗窟，而以支提窟为最多。先说毗诃罗窟，多数是长方形平面，横券顶，窟内凿有石台，并开壁炉和明窗。49窟是窟群中最大的毗诃罗，它与山上的寮房遗址，同是僧人居住的地方。而最多的支提窟，其中绝大部分支提窟与克孜尔石窟群的中心柱窟相同，在这些支提窟中还可分以下几种不同形式：一是大像窟，因其原塑有巨大佛像而得名，这类窟本是中心柱形支提窟中的窟形，只因其前室高大，一般都超过10米，用以放大佛。一是中心柱形支提窟，前室呈长方形，纵券顶，中心柱正面开大龛，中心柱两侧开甬道，甬道顶部也为纵券顶，后室小于前室。有的支提窟为方形平面，横向券顶，中心柱四壁皆开佛龛，左右开甬道，在后室后壁还开明窗。有的支提窟为方形平面，小穹庐藻井带弧面八角形顶，无中心柱，这种形式为龟兹石窟中所少见。还有一种较特殊的是带有甬道的讲经窟，这类窟规模较大，面积达30平方米左右，横向券顶，窟内四周凿有台阶，并开有明窗及壁炉。
  作为第一、二期代表的第22窟为一中心柱形支提窟，在主室左右壁为释迦说法图，中心柱后壁画了不少动植物。有帆形树、芽形树，在树下则有对猴、对鸟、对鹰、对雉、对鸽、鹭、鱼等；下部画了涅槃图，中间为一躯涅槃佛，四旁属举哀诸天。右甬道左右壁所画也是山林动物，在林中有鹿、猴、鹰、鸽、雉、鸟、狮、虎、鹦鹉等，有的在树下，有的在树上，有的在爬树，各尽其态。后室后壁则画有八王分舍利图，八王服饰华丽，头戴宝冠，手捧舍利龛。这些不仅表示了龟兹的艺术风格，而在这个窟中画有如此众多的山林禽兽，表明当时森木塞姆地区有茂密的森林和繁多的飞鸟走兽，水量也远比现在大。由此可以看到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
  森木塞姆石窟后期的第41窟亦为中心柱形支提窟，左右窟顶上都绘有因缘故事，下部为本生故事，左甬道左右壁画有立佛和供养比丘，中心柱后壁画有拘尸那城的城头和争舍利图。
  综观森木塞姆石窟，充分反映了龟兹艺术风格外，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上述对鸟、对兽等与战国、两汉时期的对鸟、对兽纹瓦当及唐朝“瑞鸟对雉”纹样接近，而争舍利图城头的旗帜及护法天王身穿的甲胄等又接近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样式。
  七、玛扎伯哈石窟
  玛扎伯哈石窟位于库车县东北35公里的克日希村旁，从克日希村向东南方行5公里，越一小片戈壁，便有一片绿洲，即玛扎伯哈村，石窟群就开凿在村西南500米处一片砾石山丘的干沟壁崖上，现存34个石窟，集中分布在西、中、东三个区，大部已崩塌，主要是禅窟、毗诃罗窟和支提窟。其中禅窟14个，有9个是长近10米的长条形禅窟；12个是毗诃罗窟，有一个为大型毗诃罗窟。支提窟较完整的仅4个。西特2窟约为南北朝、隋时代，1、9、26窟为晚唐、五代、宋代。
  玛扎伯哈，维吾尔语“玛扎”为“坟墓”，“伯哈”为“果园”意。合起来即为“坟地果园”意。古代这里是丝绸道上必经的要地。玛扎伯哈石窟群和森木塞姆石窟群隔克日希遥相呼应，有一条通过克日希村的马车道可直达克孜尔尕哈石窟，迄今两旁古树参天，车道遗迹依然历历在目，可见这是一条古代的重要通道，玛扎伯哈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正是依靠这条繁荣的商道兴建起来。
  现在窟形和壁画保存最完整的是第9窟，这是一个中心柱形支提窟。窟顶中心画出日天、火天、紧那罗等形象的天象图。窟顶左右两侧画有佛说法度二王出家缘、贫人须摩持缕施佛缘、梵志施佛纳衣得授记缘等因缘故事；中心柱后壁画有金刚力士像，窟的甬道口凿出门楣，楣间画出宝盖、天雨花、三宝标等图画；而在左甬道顶则画有法轮，左甬道左右两壁画立佛及供养菩萨，右甬道顶画有法轮，法轮下方画有鹿王本生等好几个本生故事。另在窟的后室顶中心画有法轮，两侧画出山林鸟兽，左壁开龛，右壁和后壁都画有立佛。
  在这里有必要对第9窟右甬道内的鹿王本生故事作一简单介绍。说的是古代有一鹿王，下属数千只鹿。那里的国王常出猎，每次行猎，大量猎杀鹿群，死伤散失甚多，鹿王见此情状，甚为悯恻，认为自己没有管理好，即跑向国王处恳求说，希望今后再不要出猎，以免死伤过多，由我下令按时供应国王的肉食。国王答应了鹿王的请求。从此以后，鹿王就向所属鹿群下令，每日向国王送去一鹿，供其烹食。有一次，按次序轮到一只已怀胎的母鹿前去，于是这只母鹿向鹿王哀求说，我已怀胎，稍待一天一夜让小鹿出生后再去。鹿王答应了它的请求，只好自己去到国王厨房，代替那只母鹿去死。厨师就这情况报告了国王。国王向鹿王问明情况后，甚为感动，即下令全国人民再不许猎杀鹿群，让鹿群在境内任意居住，繁殖后代，如果违令者必处以重罚。最后佛告诉诸比丘说，当时的鹿王就是我，国王就是我的弟子舍利弗。这个寓意深刻的故事虽然取意于佛经，但为什么鹿王本生、鹿本生故事在龟兹各石窟群中与猕猴本生故事最为突出，实际是借用佛经故事，阐述了龟兹古代天山山区的鹿群发展实情。因为鹿一身都是宝，原来在天山中有大量鹿群，当人们认识鹿的价值后，必然要进行大量猎杀，因而越来越少，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鹿群的繁殖。因而从这则鹿王本生故事中透露出古代对保护自然环境及珍贵动物，以保持生态平衡所采取的措施。
  玛扎伯哈石窟的第一窟则为方形平面窟庐顶支提窟，窟顶穹庐画八个条幅，分成四组画，有画立佛的，也有画伎乐天的，在穹庐顶突角拱平面部分四个角上，画有《鹿野苑说法图》，图中佛袒右，坐狮子座，旁有闻法，上有两躯飞天，正身子平直，双足平列，头向上仰起，作飞行状；窟内四壁则为天宫墙栏，下面画说法图。这种方形平面穹庐顶配以鹿野苑说法图是比较晚期的形式和壁画。
  八、托乎拉克埃肯石窟
  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位于古龟兹绿洲西缘，今新和县西北约70公里的却勒塔格山南麓的一条溪谷中。从库车经新和县城沿着西去阿克苏的公路，出新和县的大尤都斯乡稍西在戈壁中行走一段后下车，再向北直趋一个有几棵梧桐树的山谷，有泉水缓缓流出，进入山谷后，但见摇动着枝叶的梧桐树，就在这条山谷两旁的崖壁上开凿成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群。在维吾尔语中“托乎拉克”是“梧桐树”，“埃肯”是“水渠，”合起来意思即“有梧桐树的水渠”。
  托乎拉克埃肯分东西两个区，分布在东西相距约5公里的岩壁上。东区已全部坍毁，西面尚存19个洞窟，形制以支提窟最多，其次为毗诃罗窟，还有个别禅窟。支提窟中存有壁画的窟，按新和县文化馆作的编号为1窟、2窟、14窟，其他石窟仅存一点残迹。其中尤以第2窟保存壁画最多，第1、14窟也仅存券顶左右的部分残画。
  第2号窟前室正壁佛龛上方，左右立壁四方连续菱格因缘故事画下层一排每一菱格内画一双幡覆钵式塔，塔内绘佛陀画像，塔旁绘鹿、猴、鸟、鸡、蛇等动物及毕钵罗树。这种覆钵式塔在壁画中有四种形式，塔内坐佛画实际就是佛说法图。小乘教主张“唯礼释迦”，在克孜尔石窟的说法图内一般在中心位置只画一个佛，这里却用四方连续菱格塔内坐佛画的形式，绘出多座佛说法像，显然是受大乘并出思想的影响。这种情况还反映在2号石窟前室左右立壁中层，塔内坐佛画下面，还在有图案花纹方框内绘有十尊佛像，更显出了大乘佛教“十方成佛”、“十方佛刹”的内容。
  在2号窟内绘有多种内容的因缘故事，有一则海神难问船人缘故事。说的是商人在商道上历经磨难，终于勇敢地渡过难关，获得大量财富。其简单事实是古代舍卫国有500个商人入海采珠，特请一五戒优婆塞同行，为商人出谋划策。当他们进入海上后，海神变为夜叉，前来盘问。优婆塞机警地作了满意的回答，海神才让过去。然而海神又变一个怪样，前来阻难，不准前进，经优婆塞设法搪塞了过去，经过海神反复的设障留难，优婆塞一一战胜了它的魔法，赢得了海神的赞赏。海神即拿出珍宝赠给优婆塞，并忠告他们必须把最好的珍宝送给佛和众僧，随行的商人们也采足了珍珠，高高兴兴地回国，立刻去到佛处，各自拿出宝物，献给佛及众僧，表达了自己想做佛陀弟子的愿望，于是佛满足了他们的心愿，须发脱落，僧衣加身，使他们正式成了沙门。这则故事充分反映了佛教与商人的密切关系，僧侣们依靠商人的财富供养，才能过优裕生活，同时商人也依靠佛教徒的保护而赚得大钱，另还反映出成群结队的商队行走在龟兹这条丝绸商道的盛况。
  在2号窟的左甬道右壁画有飞天菩萨，后室券顶中央则绘有肩负大石块的僧人飞天画，后室后壁有释迦涅槃画，画旁众弟子多为高发髻、戴花冠的龟兹人形像。
  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壁画中的动物及图案画甚具特色。动物计有猴、鹿、大角羊、黄羊、兔、獭、雁、鸭、白天鹅、鹦鹉、蛇、蛤蟆等十多种，绝大多数绘于四方连续菱格画内，只有大雁绘于窟顶。而图案纹样则有二方连续石坊纹、二方连续折线式纹、二方连续谢德纹、二方连续大叶纹、大联珠、小联珠、小圆花、四方连续菱格纹、四方连续菱格鱼纹等。
  综观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壁画绘制，多采用西域盛行的“晕染法”、“凹凸法”，色彩鲜艳，手法娴熟，艺术风格属于典型的“龟兹风”。有人指出这里的石窟群“约兴起于隋代，盛于初唐，衰于晚唐，前后历时不过二百来年”①。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而《龟兹石窟》一书则说：“托乎拉克埃肯的中心柱形支提窟的壁画，从题材与内容来看，属于龟兹石窟的早期阶段。”②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因为在早期的龟兹壁画中以小乘教为主，难于见到千佛形象，只有到隋唐时期受大乘教思想影响，千佛形象才多起来。
  在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东西两区石窟群之间的一座山头上有一处古城遗址，城内建筑物虽已荡然无存，但迄今城垣依然高耸，雄踞山顶。城墙用土坯砌成，应是唐代龟兹与拨换间的一座兵塞，一方面用以防止龟兹绿洲西缘敌人的突然袭击，一方面用以保护石窟群僧侣及丝绸商道。因为从阿克苏境的喀拉玉尔衮东行至新和县绿洲边缘间是一段较长距离的荒野戈壁，所以在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群南面的戈壁中筑有烽火台。而在托乎拉克埃肯古城中现在仍可看到大量遗留下来的炭灰残渣，说明这个古城是在一场战争中被毁。至少说明这里对保卫龟兹绿洲及丝绸商道的重要地位。
  九、博斯坦托格拉克石窟
  博斯坦托格拉克石窟位于库车县森木塞姆石窟东北天山前山区。维吾尔语“博斯坦”是“绿洲”意，“托格拉克”是“胡杨”意，合起来即“满栽胡杨的绿洲村”，或“富饶的胡杨村”。
  从博斯坦托格拉克烽火台开始，沿博斯坦托格拉克沟北上约10公里，即至博斯坦托格拉克村。在村西北800米处的山腰上开凿一个石窟寺，在南面80米的山包上还发现有古遗址。于石窟中尚保留少许壁画残迹，东甬道顶保存四行千佛，每行2～4个，每个佛10厘米见方，就其壁画内容和色彩看，与克孜尔石窟197窟颇相似，可能为唐初开凿。
  以上所述各石窟群是古代龟兹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不朽业绩，曾对古代建筑、雕刻、绘画、乐舞、图案等艺术的发展，对古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佛教的传播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世界石窟艺术之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放射着绚丽的光彩。

①梁志祥、丁明夷：《新疆库木吐拉新发现的几处洞窟》，见《文物》，1985（5）。 ②杨富学、赵崇民：《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的供养图与榜题》，见《新疆艺术》，1992（6）。 ①张平：《拜城等地发现了新石窟》，见《西域研究》，1993（3）。 ①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见《文物》，1962（7）、（8）。 ①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见《文物》，1962（7）、（8）。 ②韩翔，朱英荣：《龟兹石》57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 ③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1～97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④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见《文物》，1962（7）、（8）。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 ②③阎文儒：《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吐拉》，刊《现代佛学》，1962（4）。 ①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见《文物》，1962（7）、（8）。 ①刘金明，陈云华：《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壁画》，见《新疆艺术》，1989（1）。 ②韩翔，朱项荣：《龟兹石窟》，8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