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佛教传入龟兹的路线，许多书上都强调从中亚先进入佉勒（疏勒），再至龟兹。我认为这固然是一条重要的路线，但不是唯一的路线。应该还有一条自中亚经楚河、伊塞克湖、别迭里山口到温宿、姑墨、龟兹的重要路线。季羡林先生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①。这里所说大月氏、安息的高僧东来传教，可能先到疏勒，再去龟兹。而康居国位于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其南则包括河中大部分，因而康居高僧东来，应该是走楚河、伊塞克湖、别迭里达坂至温宿、姑墨，达龟兹。现在于这一条路线上发现一系列早期建筑的佛寺和石窟遗址。如在乌什县城东北英阿瓦提乡政府驻地西北约23公里的天山南麓沙拉木塔格山麓，适在英阿特苏河、臻丹河交汇处的东岸山麓处开凿了佛教石窟，并在石窟下面的河床台地上建有寺院，现存洞窟14个，以平面长方形、圆拱形券顶为主，洞窟墙壁还大都保存粉刷白灰的麦草拌泥的墙皮，少数洞窟还残存局部保留黑色、石青、石绿、赭红色壁画；另还有残存面积约30平方米的佛寺建筑遗址。这处石窟寺背倚天山南脉，面临托什干河，东隔库木艾日克河与今温宿县接壤，在其左右都有穿越天山隘口通向中亚的古道。可见这里是从别迭里山口东通龟兹的第一站。
  由此而东即到温宿县的托克拉克店石窟寺遗址，然后进入拜城盆地的温巴什石窟群。再东行到拜城县城东北亚吐尔乡政府驻地东北18公里处的喀拉苏河口西岸砾石台地塔格克吐鲁山顶建有约50平方米的佛寺建筑遗址，于山下则残存有20个洞窟，主要为禅窟和僧房窟；另还有平面方形窟穹隆顶的佛殿窟两座，中心柱式佛殿穹一座。另在塔格克吐鲁山南麓，都干村北有一座长约100米，宽约50米，高约20米的大佛寺建筑遗址。在大佛寺东侧还开凿石窟，现残存9个洞窟，禅窟、僧房窟为多，平面方形窟穹隆顶的佛殿窟仅有二窟。另在亚吐尔乡政府西北约21公里左右的红山库如克厄肯沟内也还有一座佛寺遗址，东西长约35米，南北26米，在红山西侧的萨喀特喀沟内，则残存有两个洞窟。在亚吐尔乡的这三处石窟寺适位于拜城盆地中部，控扼由拜城通往乌什、温宿、姑墨和龟兹的孔道。
  由亚吐尔乡石窟群向东，一路东至台台尔石窟、克孜尔石窟；另一路则向东北经黑英山盆地至乌孙。所以在黑英山盆地也有阿克塔什和玉凯都维两处石窟寺。著名的黑英山盆地背倚天山，东、西、北三面为群山和丘陵，南面则为较宽的褶皱地，与克孜尔乡接壤，古代是从龟兹通往乌孙及中亚的重要通道。而阿克塔什石窟寺依山开凿，旁临阿勒吞阔什河，位于黑英山乡政府驻地东南6公里处，现残存洞窟5个，一座佛寺建筑遗址。在遗址东南约300米处，还开凿一座僧房。另在黑英山乡政府驻地西北约10公里处的琼果勒河与博孜克日格河之间的几十米高的砾石阶地上，残存有一组佛殿与禅室相结合的小型石窟寺。
  从这一系列石窟寺的分布地点看，充分反映了由中亚经别迭里山口东行经乌什、温宿、拜城到龟兹一线是古代佛教东传的主要路线。有人对这些石窟群的主要特点指出：“阿克塔什、玉开都维、喀拉苏、都干和沙依拉木石窟几乎都是单个的禅窟存在形式，应似龟兹石窟的早期类型。是同龟兹早期盛行原始小乘佛教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相联系的。”①这种分析符合佛教东传的实际。因为从中亚东传入龟兹时，先是小石窟群，并以禅窟、僧房为主，壁画较少，尤以单个禅窟为多。到形成为克孜尔的大型石窟群时，已有一段时间，因而这些石窟群无疑早于克孜尔石窟群。由此也可证明这是一条佛教东传龟兹的重要路线。
  最初传到龟兹的佛教是小乘说一切有部和禅定，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历史相符，因为在印度佛教产生时是小乘。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到公元1世纪以龙树为代表的空宗，即中观派的理论才开始产生。季羡林先生对大小乘的不同有一个很确当的说法：“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使这种唯心主义更细致化、系统化而已。”②所以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中国来译经的安世高译出了三十余部经，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观的理论。
  中国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各自独立，佛教也因之形成两大派。这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者派，即所称的有宗也开始形成。传说这一派的创始者是弥勒（Maitreya-natha，约公元350～430年），这一派的著名学者如陈那（6世纪）和法称（7世纪）主张讲因明，必须讲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中就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释迦牟尼首倡的十二因缘，就包含着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因而在大乘初期的创始者龙树是反对和歪曲因缘论的，他指说十二因缘证明了一切事物都不真实。而弥勒为首的有宗却承认“人类所有的成功的活动都必须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正确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知觉，一种是推理”①。说明有宗比较初创时的大乘教有所改进。
  在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的斗争固然很激烈，同样一个宗教内部派别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例如佛教内部小乘和大乘之间的斗争就很激烈。如梁《高僧传·朱士行传》说：“（士行）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未发之倾，于阗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临火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然。如其无护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中，火即为灭。”②这一段神话显然是站在大乘教立场上炫耀大乘的威力。而僧祐《出三藏记集》卷5《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议记》指出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这显然是僧祐站在大乘立场诋毁小乘教，特意把它贬称为“小乘迷学”。
  历代统治者选择什么样的宗教为他服务，季羡林先生提出了对统治者有用的六个方面：“一、哪个宗教拥立了自己？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构，抑制各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定族望与官品相结合等级结构有用？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③用这样一个大概的标准，反观龟兹统治者尽管他们曾先后信奉过萨满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为什么独尊佛教？显然最适合于他们兜售廉价去天国的入场券，愚弄群众；又易于狼狈为奸，利用东西畅通的丝绸道，大量积聚财富，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物质欲望和腐朽生活；还能煽动群众为他卖命，不断扩充势力范围，为所欲为地进行称霸活动。
  商人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势力，还可从印度种姓制度的变化上看出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2中说：“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一称首陀罗），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穑。”印度种姓制在实际发展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把四个种姓职业的划分，大概是在公元前几世纪出于婆罗门之手，目的想把种姓制度固定化、永久化，用以保留他们自己的特权。可是在佛经中关于种姓的记载多如繁星，但其排列顺序却把释迦牟尼出身的刹帝利放在首位，吠舍名称所见已不多，而被居士、长者所代替，显然居士、长者以商人为多。到了玄奘游学印度时期，有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吠舍名称几乎已消失不见。如在檀丁的著作中，吠舍一词已为vanij（商人）一词代替，显得商人的地位更加提高了①。由此可见，商人在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小乘教和大乘教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须通过什么手段和途径才能成佛。当释迦牟尼创造佛教时，首先肯定只要服膺他的教导都可成佛，但要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才能成佛。这就必须经过艰苦努力，锲而不舍，才能到达天国，因而有些人望而却步，这样就阻碍了广吸门徒，不利于愚弄和麻痹人民。在那种小国林立的社会中还勉强能应付，而到大一统的封建大帝国疆域内，就不利于广吸众生门徒，为巩固统一服务了。小乘教所以在龟兹盛行，正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存在一个一个独立的绿洲，为统治者推行小乘教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地理条件，是以小乘教在龟兹长盛不衰。但毕竟统一的愿望是龟兹各族人民的愿望，是以大乘佛教必然要在龟兹土地上应时而发展。
  大乘空宗是针对小乘的过于清苦和戒律严格而应运产生的。因为大乘空宗不要求累世修行的艰苦努力，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可是空宗把什么都空了，不仅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甚至连佛教徒赖以寄托的真如、佛性、涅槃等都空掉，这对麻痹老百姓也失去了应有的诱惑力，甚至连对宗教家也断绝了奔头。为了改进这种弊端，又在印度佛教中产生了有宗，玄奘前往印度学习和研究的正是以《瑜伽师地论》为代表的有宗，尽管它与空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承认我法两空和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却保护着“真如佛性”的“有”。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芸芸众生在佛教的周围，壮大佛教阵营。在龟兹地区尽管始终以小乘教为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及汉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大唐统一西域后，汉传佛教也不断影响着龟兹，因而龟兹地区大乘教的势力不断增长，不仅汉寺都宣扬大乘教，不属汉寺的，也有不少千佛洞窟中有大乘教的内容，曾开创一代传教和译经事业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也由小乘教改信了大乘教，可见这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向。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大、小乘佛教的异同有较为深刻的剖析说：“小乘佛教还保持释迦牟尼的遗教，只要断绝苦因，入涅槃境，就算达到目的。大乘佛教是外道与佛教的混合体，大话、诳话比小乘佛教增加无数倍，自称本身解脱是小事，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比如所谓地藏菩萨..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个大话真是说得可谓大矣。所有大乘教徒都说这样的大话，藐视小乘只求自利，最高不过得阿罗汉果。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的，可得菩萨果，以至得佛果。”①
  最早传入龟兹的佛教因属小乘，在坚持苦修的同时，戒律也随之传入。所称戒律最重要的有五戒，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经告诫说，只要奉持这五戒，可以转生人天胜处，离鬼（饿鬼）畜之苦。因为佛教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而学佛首先要学戒律，因为守戒就可去除一切烦恼，然后才能甘心终生当奴才而无悔。而佛教戒律的传入中原也主要由龟兹高僧传来，如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祗律》。唐初终南山白泉寺名僧主要提倡《四分律》，投门弟子多达千百人，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而《四分律》本为小乘律，但在大乘盛行的唐代中原地区，小乘律却取得大乘的地位，称为权大乘。
  当佛教最初传入龟兹时，原始巫术尚盛行，所以生活在公元三四世纪间的高僧佛图澄就是善用龟兹巫术与佛教教义相结合，用咒术宣传佛教，实际这就是密教的初始形式。据说密教尊奉大日如来神，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释迦与大日为同一佛，大日是法身，释迦是应身。密教所奉的神，颇多与婆罗门教神同名。密宗自称显教，是释迦对一般俗人说的法，密教则为法身（大日）佛对自己眷属所说的奥秘大法，都系秘密真言，所以密宗又称真言宗。密宗最早传入中原主要也是由龟兹高僧传来。而密教经典如《咒时气痛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咒痔痛经》等，但是这种经咒一经试验，却立刻败露，所以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②

①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80页，三联书店，1980。 ①张平：《拜城等地发现的新石窟》，见《西域研究》，1993（1）。 ②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5页，三联书店，1980。 ②《大正大藏经》卷50，364页。 ③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213页，三联书店，1980。 ①古普塔：《檀丁时代的社会和文化》（D.K.Gupta：SocietyandcultureinthetimeofDandin），德里，205页，1972。 ①②范文澜：《唐代佛教》，45、42页，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