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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汉族的传统宗教，渊源于古代的“长生不死”、“肉体飞升”等巫术及秦汉时的神仙方术思想。产生于东汉顺帝以后，因为东汉末正是处于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隋书·地理志》称：汉之末世“是时受道者，类皆兵民，胁从无名之士，至晋世则有士大夫矣”。随着佛教的传入，大大刺激了汉族原有有神论思想的发展，特别刺激了黄老、神仙家思想家的发展，从而加快了道教的建立，所以道教的发展，是与原有的及外来的各种文化相撞击、交流、吸收而发展的。
  早期道教注重修仙、炼丹、画符等活动，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如佛教艺术的效能高，于是道教一方面尽力抗衡，一方面则撷取、抄袭佛教中某些经义和仪式。如东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宣扬道教师祖老聃曾西游天竺教化胡人，谎称释迦牟尼就是老聃的化身，用以诋毁和排斥佛教。同时道教也效法佛教艺术，用形象方式进行宣传，在东汉末集安长川道教古墓的壁画上已出现莲花、伎乐天和供养飞天。
  东晋以后，道教为阐发教义，抵抗佛教，争取信徒，大量构造了他们自己的经典，而这时佛教的《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都已有了汉译本，原来道教一些简单的教规教仪，与佛教戒律相比，相差很远，于是道教就把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礼法都容纳在他们的戒律和规仪之中。特别是到了北魏太武帝时期（424～452年），道士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创立了以礼拜为主，修炼为辅的新教，称为“新天师道”。从此开始注重形象的宣传，于是造像绘画之风大兴，北魏时的道教里出现了“佛道二尊像”。郑午昌在他的《中国画学全史》中指出：“大佛固盛极于时，同时北魏道士若寇谦之等，亦尽力宣扬道教，后至渐效佛徒所为，以绘画雕塑造天尊之图像。于是前此为少数信者零碎之道教画，至是乃大盛，几与佛画并行于中国。然其所谓道教画者，终不能脱佛之窠臼，是视道家善佛画者兼及道画，故如出一手，亦我国自魏晋以来，固以浮图老子并称，而道释画为一流之故欤！是可谓道教画者，即佛画之化身。”
  道教还在佛教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神仙谱系。陶弘景（456～536年）在他的《真灵业位图》中构造的等级森严的层次不过是晋南北朝时门阀世系等级制度的反映；同时也把佛教的“神不灭”、“轮回”、“缘业”、“来世”等思想引入了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北魏时期，西域乐舞已大量传入中原，尤以龟兹乐舞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而新颖，深受中原仕女的赞赏和喜爱。《通典》卷143称：“自宣武（北魏元恪五百至五百一十五年）以后，始受胡声，洎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置、胡鼓、铜钹、打沙锣、胡舞铿锵镗镗，洪心骇耳。”龟兹乐如此悦目赏心，必然为道教人士所羡慕，并撷取其精华为道教服务。
  到了大统一的唐朝，随着政治上的开明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为道教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外，主要是创建唐王朝的李渊，出身门第不高，需要利用道教提高自身的地位。因为隋朝重用了佛教，如果继续让佛教势力膨胀，必然会对李唐王朝构成潜在威胁，所以李渊采取扬道抑佛的办法，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代，并于武德八年（625年）宣布各宗教的位次：道教为首，儒教为次，佛教第三。于是李氏家庭就借道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李渊之后各帝王也都借道教势力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唐太宗李世民登位后，不仅继续崇奉道教，更还颁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用朝旨形式提高道教地位，从而道教迅速发展，形成唐朝全境最大势力的宗教。唐高宗李治登位后，仍继承先志，笃信道教，并于乾封元年（666年）参拜毫州老君庙时，封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把道教抬到了最高地位。另还下诏在宫廷内用道教音乐参与典礼活动，并把二十八宫调内的林钟宫改为“道宫”。唐玄宗李隆基一向崇尚神仙，迷信长生，登位后更大力扶持道教，下诏创作了许多道教音乐。《新唐书·礼乐志》称：“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绦制《景云》、《九真》、《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曲》等。”
  可是自隋至唐，从城市到里闬都是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于隋炀帝所立的九部乐中，西域音乐占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西凉、天竺六部。西凉乐的形成虽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也是变龟兹声而形成，实际也是龟兹乐的变种。唐代所立十部乐中，除上述九部乐外，更增加了西域的高昌乐，可见十部乐中西域音乐更占了七部。而这些西域音乐中则以龟兹乐为代表，因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到唐玄宗时又将十部乐改为立部伎和坐部伎。所称立部伎在堂下立奏，坐部伎在堂上坐奏。而立部伎共八部，即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其中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坐部伎共六部，即燕乐、龙池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破阵乐，其中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由此可见坐立部伎仍是以龟兹乐为核心形成。同时唐玄宗把十部乐改为坐立部伎的同时，为了演奏的便利，还设立《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其中胡部、龟兹部均源于龟兹。由此可知，唐朝自李渊以后各王，如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虽都利用权力扬道抑佛，创制了不少道教乐曲，但敌不过以信仰佛教为中心的龟兹乐影响的深广，于是唐玄宗又想出了一个妙法，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把不少龟兹佛曲改为道教乐曲。《新唐书·礼乐志》称：“……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由是“改佛为道”，“改胡为汉”。《唐会要》卷33详载了所改乐曲之名，许多是把佛教乐曲改成道曲。明显由龟兹佛曲改为道教乐曲的则有“太簇宫时号沙陀调：《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苏莫遮》改为《万宇清》……太簇商时号大食调..《耶婆色鸡》改为《司晨宝鸡》..金凤调《苏莫遮》改为《感皇恩》，《婆伽儿》改为《流水芳菲》”。甚至把原为佛教音乐已经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曲》，玄宗也用托梦之说改为道教色彩的乐曲。这样一改，就把许多龟兹佛曲融进道教乐曲。这对今后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现存北宋时期的绘画真迹，有一幅属于道教的武宗元（？～1050年）的《朝元仙仗图》，描绘道教的东华、南极、西灵、北真四位帝君带领部众去朝见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盛况。在图中的东华帝君部众里有一队伎乐，其左上方的榜题明写着“仙乐龟兹部”字样。察看这一伎乐队由十一人道教仙女组成，她们头盘各式高花发髻，上身着襦衫，外敷帔帛，下着长裙，足登如意鞋。另外三人则为举幡幢、托花盘、持莲花者。图上乐器则有五弦琵琶、曲颈琵琶、横笛、腰鼓、筚篥、笙、排箫、拍板。按宋真宗赵恒笃信道教，在全国大典道观，并集国内画师为道观绘制壁画。武宗元是当时善绘佛道人物的杰出画师之一。
  图上的“仙乐龟兹部”究竟来自何处？按宋代宫廷教坊设四部乐：《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云韶部》，系沿袭唐代《太常四部乐》形成。据《宋史·乐志十七》载：“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篥、方响、拍板。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乐用觱篥、笛、羯鼓、腰鼓、揩鼓、鸡娄鼓、鼗鼓、拍板。”这里的法曲部和唐朝的《胡部》基本相同；《龟兹部》与唐朝的《龟兹部》也大体一致。由此可知，中国道教音乐体系的形成，西域龟兹佛曲及乐舞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20世纪初法国伯希和及英国斯坦因在敦煌新出文书中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除了与佛教的关系外，还提到了与摩尼教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话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挪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上从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我法当盛者。”道家所以要窃取摩尼教的材料，也窃取佛教的材料，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经典的力量，玄化自己的教义，抬高自身的地位①，用以加强与儒家、佛家抗衡的力量。不过由于《老子化胡经》有了老子化摩尼之说，就为后来摩尼教依托道教大开方便之门。到宋朝佛道之争中，有些皇帝偏袒道教，如在宋真宗时，竟把《老子化胡经》编入钦定的《道藏》中，13世纪宋末之时，又附了八十一化图于《化胡经》内，第四十二化即为老子化摩尼图。《佛祖历代统载》引《辩伪录》卷2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揭国，现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图教，名清净佛，号末摩尼。..”日人大渊忍尔氏所藏的《太上老子道德真经》里亦有老子八十一化图，其中四十二化，也是化摩尼图，释文为：“第四十二化，入摩揭。太上老君入摩揭国，现希有相，手持空壶，以化其王。立浮屠教，名清净佛，号末摩尼，令彼刹利婆罗门等奉行。”①由此可知，老子化摩尼的说法，已被视为道教的正统教义，并把摩尼教视为道教的一宗，从而进一步促使摩尼教道化。
  由上史实可知，道教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唐宋之时，更在统治阶级的袒护和支持下，窃取了龟兹佛教教义、乐舞及摩尼教义等，不断充实了道教教义、教规。
  道教自东汉末起形成后，到唐宋时期有了大发展，成为汉族人民信奉的主要宗教。因而唐代屯垦龟兹、高昌一带的屯戍军颇多道教人员。他们和龟兹的各族佛教徒、摩尼教徒和睦相处，成为汉族屯垦戍边战士的重要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与龟兹的佛教文化、摩尼教文化、祆教文化、景教文化等互相融合、渗透，形成龟兹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绚丽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