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由上述佛教产生的经过，可以知道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印度本土产生以后，曾在印度当时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又在犍陀罗、罽宾、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显然从公元前2世纪起西域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西部都已为佛教势力所包围，并且有许多平坦的山谷通向天山南路。应该说至迟到公元前2世纪，佛教徒已经冲进塔里木盆地的门槛，并进入堂奥了。
  国内外许多学者曾论证过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有以下几种说法：
  日本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说：“佛教传入龟兹之时期必与佛教传入中原之时，即汉明帝时同，或在此以前。”
  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中说：“佛教于何时流入西域地方？..原则上观之，大约系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殆无疑义。”
  查尔斯·奥里埃特的《印度史与佛教史纲》（第一卷）中说：“目前还不能肯定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和通常称之为中亚细亚的其他地区的确实年代，但是大约在基督纪元之时，它必然已经盛行于该地，因为佛教从那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1世纪中叶。”
  这些说法只是基本肯定了佛教传入西域必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有的则肯定了在公元前后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
  中国学者对佛教传入西域及中国中原的时间，其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学者仅肯定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如：
  汤用彤先生说：“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①
  任继愈先生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②
  这里所说西汉之末即指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而季羡林先生对此就说得比较具体，他说：“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即使我们撇开这一方面的传说不谈，例如关于印度来华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传说。那么，至今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一事实来肯定，在公元前1世纪初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公元65年，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一道诏书里用了几个从印度来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Buddha），‘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upāsaka）、‘杀门’（就是‘和尚’，，梵文是Sramana）。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①这里已经肯定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并且指出了确凿的证据，颇有说服力。同时许多学者还指出，佛教传入中国是先从陆路传至中亚及天山南路，然后进入中国内地。如：
  汤用彤先生说：“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②
  季羡林先生说得更具体：“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③
  东初先生对季羡林先生的观点用事实论证了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他在《龟兹的佛教》一文中说：“汉译佛典音译中，与其说是梵语音写，毋宁说是龟兹语音写。举例来说：杀门，梵语Sramana，龟兹语Samane。沙弥，梵语Sramanera，龟兹语Sanmir。波逸提（意译为‘堕’佛教戒律，一种轻罪，犯者经忏悔可灭罪），梵语为Payantiha，龟兹语为Payti，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又对‘出家’两字的译语：梵语Pnaunajya为前进意，龟兹语Ostmamlalne含有出家之意。外道，梵语Mithyaelnsti谬见意，龟兹语Pannann有外之意。灭，梵语Samma、Santi为和之意，龟兹语Kes有息之意。所以这些汉译词句，并非依梵语原本直译出来，因梵语原本先译成龟兹语，或中亚的土语。初期来华传教之西域高僧，就依照此类土语所记写佛典，传译为汉语，因之佛典中若干经典，乃从龟兹、于阗乃至胡语等译成，并非直译自梵文，甚为明显。”④这些事实清楚说明，传入中国内地之佛教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而是先传至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地后再进入中国内地，这符合于当时实情。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传入龟兹呢？这在我国史书上也有线索可寻。《梁书·刘之遴传》称：“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此处元封为汉武帝年号，元封二年为公元前109年；澡灌，则为佛教僧侣洗濯用具，而此一澡灌由龟兹统治者作为重要礼品，送给汉武帝，至少表明佛教已在龟兹境内受到当权者及人民的重视，很可能当时龟兹王族已信奉了佛教，才会把澡灌作为神圣之物而进献给大国汉帝。陈世良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澡灌受到龟兹人的重视并不是孤证，在他《关于佛教初传龟兹》一文中说：《出三藏记集》第十一卷《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载：“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达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于男也。大法流此五百余年，比丘尼大戒了于其文，以此推之，外国道士亦难斯人也。”据该序载，《比丘尼戒本》为晋武帝时译出，唯未说译出的具体时间。但据《关中近出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载，“卷初记云：太岁己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讫，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许戒本，昙摩寺传，佛念执胡，慧常笔受。”此处比丘尼大戒即上引的比丘尼戒本。这里已指明《比丘尼大戒》于己卯岁译出，即晋太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在长安译出。如由此再上推500多年，即为汉武帝元狩元年左右，可知佛教确于汉武帝时传入龟兹；很可能还要稍早于这个时间，因为如果仅个别佛教徒进入龟兹，尚难于被当权者重视，把其澡灌当做神圣礼物呈献汉朝，必然已有相当多的佛教徒进入龟兹，并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才能把其澡灌当做礼品。序原失作者名，汤用彤先生认为“当是道安亲闻僧纯所言，而记出者”①。说明这些记载和资料是可信的。
  我在上面已经阐明佛学实际主要是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而龟兹适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枢纽地区，加上绿洲面积大、人口多，所以古代就是中亚著名的商业重镇。丝绸之路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已西达欧洲、非洲，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后，丝绸商道得到了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大月氏进占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一带后，控扼了丝绸道枢纽地段，四方商品荟萃，而张骞亲眼看到那里有川、蜀产的竹杖等物。这时的龟兹商业、手工业也很繁华。而大月氏不少贵族崇信了佛教，他们更凭借佛教的力量大力推销商品，所以当时佛教徒总是和商人为伍，以得到无偿的各种补给。同样商人则经常借助僧侣的旗号闯关过卡，偷税漏税，推销自己的货物，赚取高额利润，所以在那时各种商业贸易的交往，常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因而敦煌第323窟绘有佛教感应故事画，有张骞使西域问金人名号的壁画。这就把张骞使西域和佛教联系了起来。从而可知汉武帝时天山南路的丝绸之路畅通后，佛教由巴克特利亚的大月氏人传至龟兹也是必然的事。而上述史书所载，也正好证实了佛教传入龟兹的确切时间。至于说吴焯先生所说“至少班勇在西域的时候，西域各国并未流传佛教”②的说法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