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摩尼生于公元216年4月14日古波斯西部底格里斯河畔克泰锡封（Ctesiphon）附近的玛第奴（Marchinu）一个中上层家庭，地理上属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当时帕提亚帝国的行政区划中，由于靠近西方，希腊、罗马的宗教文化对当地有巨大影响。同时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也经过这里。那时中国的丝绸，除到达拜占庭再转入欧洲外，也到达锡封、赛琉克亚一带，用骆驼运往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或埃及。因而摩尼目睹了这条丝绸之路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商业经济利益，促使摩尼的思想形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由此得到不少启示。
  摩尼出生时，波斯社会的封建关系已经萌芽，唯奴隶社会的各种制度还在顽抗，奴隶主仍继续对奴隶实施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摩尼目睹了新旧剥削制度的转换，人民备受痛苦，精神无所寄托，因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正是当时社会现实歪曲了的反映。被人们称为摩尼教核心的二宗三际。所称二宗，就是光明和黑暗，也即善和恶，摩尼把明暗二宗当做世界的本原，并以两种树表达二宗的概念；三际是初际、中际和后际，这三际的内容不过是二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期的不同表现。
  摩尼认为现存世界存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它们开展着激烈的斗争，摩尼号召人们永不动摇地站在光明一边，即弃富就贫，赈贫济困，独身禁欲，只有这样加重自身修养，才能去除黑暗，成为善人，进入天堂，获得幸福，否则就成为恶人，死后要进入地狱。显然这是被压迫阶级要求改革现状，反对大地主阶级霸占土地、聚敛财富的宗教。正是由于摩尼的教义否定现存制度，对未来又抱必胜的光明信念，迎合了苦难农民的精神需要，所到之处，不仅得到了伊朗许多人的信仰，并且曾风行亚洲、欧洲和北非。
  但是摩尼劫富济贫，反对现存制度的思想，遭到伊朗萨珊王朝统治者及祆教高级祭司的反对，即于公元276年逮捕了摩尼，并在恭德沙普尔城处死。公元10世纪阿拉伯作家奈丁（an-Nadim）的《群书类述》（Kitabal-Fihrist）一书中说：波斯王瓦赫兰（Vahran）一世执政时，处死了摩尼，并在波斯全境屠杀摩尼教徒，迫使许多摩尼教徒从东部伊朗逃亡国外，“他们被迫东逃直到渡过阿姆河（Balkh），进入可汗的国土才停止”①。
  随着波斯对摩尼教徒迫害的持续和加剧，逃往河中地区的摩尼教徒越来越多，那时河中主要居民是粟特人，由是许多粟特人信仰了摩尼教，在中国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中许多是用粟特文书写的。粟特这个“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的商业民族①，信奉了摩尼教，促进了摩尼教更迅速广泛地传播。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除粟特文书写者外，还有用古突厥语、中古波斯文，帕拉提文写成，并有两块残片用乙种吐火罗文写成。而乙种吐火罗文当时主要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由这也可确证摩尼教曾为龟兹人民所信奉，并对龟兹佛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摩尼为了把他的思想推向世界各地，因而鼓励摩尼教徒在各地宣教时，强调灵活性和适应性。即强调“入乡随俗”结合各地、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宣教，因而西德克林凯特（Klimkeit）教授指，出：“摩尼宣称，要使一个民族改信他的宗教，就必须用该民族的语言来宣讲教义，而这就意味着要用该民族所习惯的隐喻和神话的表达方式。由是我们便注意到西方的摩尼教对基督教大加借用。而伊朗的摩尼教著作，则广泛地吸收波斯的宗教思想；中亚和中国的摩尼教经文却越来越受佛教的影响。”②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些摩尼教残片上把摩尼与佛教的神等同。例如残片M801把摩尼当成弥勒佛，说他“打开了乐园的大门”③。中国的摩尼教僧侣在向唐玄宗解释摩尼教的教义时，更干脆把摩尼称为摩尼光佛。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部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开元十九年驻唐朝京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解释性文件）的作者直接把摩尼称为摩尼光佛，把他与释迦等同，并引佛经为证，为摩尼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佛化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汉译《下部赞》是现存摩尼教经中佛化程度最深的一部，可说是一部典型的佛化摩尼教经。当佛教已在天山南路占有优势时，在这些地区的摩尼教徒受佛教的影响日甚一日，所以“由高昌出现之摩尼教经典中，认知有佛教的经典混入，即系《释迦四门观》及《阿难答法问》等类书也或取其全部，或稍变其形”④。
  公元8～9世纪时，吐鲁番盆地成为摩尼教在天山南北的主要活动中心。德国勒柯克在他的论文《火州出土的一件摩尼教经典残片》中提到，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一件突厥文书记述说，回纥怀信可汗（795～805年）曾于羊年（803年）来到高昌，请求摩尼教的慕阁（即大主教），派遣三名玛希司塔克（即传教士）到回鹘可汗牙帐附近传教⑤。另外还在吐鲁番发现一份保义可汗、昭礼可汗（823～832年）时期用波斯文写成的摩尼教残卷《赞美诗集》（LeMehrna-mag）其中记述了摩尼教的东方主教区，主要包括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在诗集前面的序言中有《听众的祈愿》，是摩尼教徒献给回鹘汗国的君主和达官贵人的祝词，那些达官贵人的官职或称号除可汗、特勤外，还有都督（tutug）、伊难（inal）、伊利（i1）、达干（targan）等①。从这些出土文献中都可证明摩尼教传入龟兹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摩尼教产生于丝绸之路西端，所以摩尼教也可以说是集宗教商业于一身的宗教，是以摩尼教伴随的商业文化就是龟兹和摩尼教关系中潜在的利益因素所在。龟兹正好是丝绸之路中段的重城，必然是摩尼教传教的重点。唯在佛教文化已经占极大优势的形势下，进入龟兹地区的摩尼教徒，必然对摩尼教义和形式都要来一番改造，即打着佛的旗号进行摩尼教的宣传，首先把摩尼教经译成龟兹文，同时协助龟兹统治者及上层佛教僧侣向中国内地及中亚地区发展经商贸易，赚取高额利润。公元11世纪50年代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的旅行日记中写着：“九姓乌古斯（即回鹘）可汗属于迪纳维尔教派（〓〓HaBep〓
  -Cкa〓Bepa）属摩尼教一个派别，每天有三四百个迪纳维尔徒众聚集在他的宫廷周围，高声诵读摩尼的著作。但它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他的城市和统治区内，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佛教徒都并行存在。”②可知摩尼教黏着的商业文化，对龟兹佛教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唯在西域及中国内地传教的摩尼教徒借用许多佛教材料进行宣传时，摩尼教和佛教教义仍不相同。原始佛教把一种虚构的精神说成世界的“本原”，认为“一切皆空，”根本没有摩尼教那样的二宗创世之说。而摩尼把世界当成罪恶、黑暗物质的生成物，所以世界越快毁灭越好，提倡世界的毁灭。尽管佛教也极力宣传“苦海无边”，宣传人生的种种苦难，但它毕竟只是厌世，并没有发展成像摩尼那样对现世的憎恶和仇恨。
  摩尼教在天山南路的于阗、高昌等地都有寺院，在寺院中设有院主、法事王、传教师、唱诗班、写经僧以及男女僧众等。摩尼教徒一般分为俗信者（听众）和选民两种，男女皆可信仰。而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擅长艺术，以是摩尼教徒宣传教义时很注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音乐、舞蹈等吸引群众。德人勒柯克从高昌携走的文物中有一幅摩尼教乐师残图（编号为IB6368），画幅为11.2×17.2厘米，约为公元8～9世纪作品。在这幅画中顶部，绘有一乐师坐在一块有装饰的小地毯上，怀抱棒状琵琶，用左手横握，右手拨弹。在经书末页系用后期粟特回鹘文体书写，在左边的花朵枝蔓中，有用橄榄绿书写，但已褪色的“四尊神”（tortiligtangrilar）几个字，上部的大块经文则把摩尼的圣经用红色写成“光明真言，神的智慧，至甜之法..”这是一幅典型的摩尼教绢画，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摩尼进行敬神活动时，常用音乐伴奏。摩尼教寺院中的“唱诗班”咏唱时即以琵琶伴奏。这与龟兹人、高昌人的音乐爱好保持一致，可知摩尼教传入龟兹，更加丰富了龟兹人的乐舞和说唱活动。
  摩尼教究竟有多少乐曲，迄今难于详考。据《隋书·音乐志》称：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这里的善善摩尼即系一首流行于鄯善一带的摩尼教乐曲，因鄯善一带有不少摩尼教徒，如鄯善镇将康拂耽延便是一个著名的摩尼教徒①，那里有摩尼教乐曲流行是很自然的事。当然亦可解释为“善哉摩尼教”，日本音乐家岸边成雄也赞成是摩尼教乐曲②。也有人把它解释为“善善”是“善哉”意，“摩尼”是佛教法语，认为“善善摩尼”是歌颂佛教的颂歌。这些不同说法还可进一步探究③。而在摩尼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经文中《观佛三昧海经》称：“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施光明，以作佛寺。”这里的“摩尼光佛”显然是一术语，这在宋人陈旸《乐书》卷159中已有“摩尼佛曲，入双调也”的记载。这就可知“摩尼光佛”是摩尼教术语，而“摩尼佛曲”，肯定是摩尼教乐曲。而有人还指出除此外，“穆护砂”及“绿腰”也是摩尼教乐曲，“穆护”即“慕阇”的同名异译，为摩尼教僧侣职名④。

①B.Dodge，TheFihristofal—Nadim，NewYork.1970，77。 ①《旧唐书》卷198《康国传》。 ②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42～43页，中华书局，1987。 ③J.P.Asmussen，ManichaeanLiterature，Delmar，N.Y.1975，62。 ④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80页，商务印书馆，1934。 ⑤TesstchrifeWilhehn，Leipzig，1912。 ①F.K.EinDoppelblattauseinemmanichaischanHymnenbuchCmahmamag，APAW，1912.WMuler. ②《中亚旅行与科学考察记》印度，1987年。 ①羽田亨：《漠北的康国人》，载《支那学》，第3卷5号。 ②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 ③霍旭初：《龟兹乐与道教》，见《新疆艺术》，1988（1）。 ④周菁葆：《中亚摩尼教音乐》，见《新疆艺术》，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