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龟兹地区的丝绸通道
  《汉书·西域传》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阿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经过龟兹境的丝绸道即指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经龟兹至疏勒的北道。而在西汉之时车师前王廷还常受匈奴势力的威胁，所以基本上都是出玉门关后向西北经楼兰、龟兹去疏勒一线；东汉时期车师前王廷仍常有烽火之警，仍然大都走楼兰道经龟兹境西去。直至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罗布泊水量的缩小，丝绸道才改走车师前王廷，沿天山南麓轮台、龟兹一道西去中亚。所以鱼豢《魏略·西戎传》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进，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这里指出的中道和新道都是经龟兹后再西行。由于匈奴势力被赶出吐鲁番盆地后，才产生新道。即从玉门关西北出，经大海道越库鲁克塔格山至柳中、高昌再西行，特别是从公元4世纪以后，丝绸北道就主要是从伊吾，经高昌西经龟兹一路。
  史书上一般都说丝绸北道经龟兹后，是经今巴楚至疏勒去中亚，事实上还有一条通道是由龟兹西经姑墨、温宿越拔达岭（别迭里达坂）经伊塞克湖至碎叶，玄奘是走此道南下中亚和印度。这些都是说龟兹自东向西的丝绸大道。实际同时还存在南北行走的丝绸大道。从龟兹王城向北经大、小龙池，越铁力买提达经巩乃斯丝绸道。如1966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咸亨四年（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665年）文书的墓葬中出土的纸鞋里，拆出了一片《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上面主要指出与田（？）禄山有关的一批绢练等物，从弓月城向龟兹运输，中途和李三、毕娑、绍谨三人间发生了问题，由田（？）禄山向西州长史申诉，并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残纸中的主要文句有①：
  上缺“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下缺
  上缺“田（？）禄山年卅”
  上缺“上件人辞称向西州长史”下缺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
  上缺“驼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价口”
  上缺“口口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口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不达到龟兹..”
  上缺“……付练之日有壹（？）毕娑……”下缺
  上缺“……绍谨来日毕娑等在弓月城”下缺
  上缺“共毕娑相打促将向城是无”下缺
  从这残存的文书中，可以看到位于伊犁河谷的弓月城所存丝织物的数量已相当大，随时可提几百匹。而从弓月城向南越伊犁河再翻天山直至龟兹的丝绸道，史书上从未提及，在此文书中却已指明从弓月城直趋龟兹间也有一条丝绸通道。大概与今伊宁经新源通向库车的公路道大致相当。
  另外从龟兹经和阗河谷，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和阗还有一条丝绸道，这是从龟兹向南常走的一条丝绸通道。
  二、商业
  公元前1世纪以前龟兹未归入中国版图前，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原货物已源源不断地通过龟兹至中亚、西亚。自公元前1世纪起龟兹归入中国版图后，随着龟兹与中原之间的友好亲密关系，不仅给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东汉时期，残余匈奴势力虽曾一度嚣张，通过龟兹境的东西方贸易仍很兴旺。特别是班超统一西域，把西域都护府迁居龟兹以后，龟兹更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后汉书·西域传》盛赞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可见丝绸商道上贸易的发达。
  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间，中原虽常处于封建割据之中，龟兹境却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而通过龟兹境的丝绸通道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公元383年吕光征服龟兹，另立龟兹王白纯之弟白震为王后，龟兹与中原的割据政权，如北魏、后凉、北凉、西魏、北周、萧梁等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34年）不仅统一了北部中国，政治、经济也深刻影响着西域。公元436年北魏派董琬等出使西域后，龟兹等国“目是每岁朝贡不绝”①。有时龟兹王甚至一年之内，两次派使者朝献于魏，如《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478年）“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九月..龟兹国遣使献大马、名驼”。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年（495年）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后，为了更好地接待西域的官使商旅，特在洛水南岸辟地设崦嵫馆，专供西域官使商旅的居住。《洛阳伽蓝记》卷3记称：“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可见西域商品云集中原的繁荣盛况。龟兹为当时西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自有不少官使商旅停憩于此。
  到了隋唐时期，丝绸道上的龟兹商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后，对于西域事甚为关切，隋炀帝时专设西戎校尉以接待西域各国使者，龟兹王即遣使奉献方物。后来杨广出征吐谷浑而至张掖时，龟兹王白苏尼咥与高昌、焉耆等国王亲赴朝见，并在张掖地区展开了中原和西域各族间的重要商业贸易。
  公元618年唐朝统一西域后，龟兹受唐朝直接统治，龟兹与中原间的商业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从648年起，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置龟兹后，这时丝绸道上龟兹境内的商业贸易就更为繁荣。在巴楚托库孜沙来的唐代遗址中曾出土一整匹唐绢，“可能是由唐地运往龟兹的商品”②。
  龟兹古道上的商品虽然多种多样，唯丝绸贸易却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由于丝绸贸易始终贯通着欧、亚、非数洲，即通达当时人们熟知的世界，因而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深刻影响着当时世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汉代的情况，而在“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释“唐代实际贸易，往往使用丝织品”。丝绸在汉唐，除了衣着观赏的功用以外，和黄金一样成为价值尺度，也作为支付官吏们的俸禄，酬报臣民功德的手段。
  中国丝织品向龟兹输出的渠道不外乎：中国政府向龟兹贵族的赠赐；中国政府向龟兹人民进行的物物交换；奔走在龟兹丝绸道上的各族商人的活动。这样，丝绸在中西交通中，充分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既有政治经济意义，又有宗教艺术意义。
  丝绸西传龟兹后，使龟兹境内各族人民竞以丝绸相尚，参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玄奘《大唐西域记》散记西域所见，在当地已用于日常生活。
  PaulDemlavirle在LuceBoulnois的《丝绸之路》一书的序言中说：“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都以对方的地区作为理想国。”除了丝绸本身的色彩、质感使西人神往以外，丝绸作为来自异域的文化更增加了他们的迷信。上述的《丝绸之路》一书引了A.瓦隆《丝绸古代史》的一段材料说，丝绸在罗马时髦起来，以至于在公元14年，古罗马元老院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服装，说是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而且对妇女们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限制。可见狭义西域以西的地方，丝绸的功用不仅渗透到民间生活，而且为欧洲人的大型典礼活动增加了光彩，更加具有政治意义。
  罗马人最初只把丝绸作为服饰上的点缀物，也有的把丝绸小片拆开，把丝线从中抽出来，再织成更薄的绸布。叙利亚的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有的显贵还用丝绸包裹尸体。据说安息军官首次使用丝绸锦旗，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而败北。罗马军团的失败是必然的，丝绸锦旗无非是一个因素而已。自从罗马人认识了丝绸，他们的财富就找到了消耗的另一领域。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罗马为了支付丝绸的开支，黄金大量外流，引起白银匮乏，通货膨胀，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危机①。公元301年，拜占庭皇帝亲自下诏规定生丝的价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生丝的价格从侧面反映了拜占庭的政治局势。另外，那时基督教的教徒开始穿戴丝绸，教堂的帷幔也换成了丝质。
  杜环8世纪中叶到大食的亚俱罗城。他说那里“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另外还看到“绫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②。丝绸西传对于繁荣欧洲市场，改变西人原来的消费内容都起了独特的作用。
  三、货币
  随着龟兹境内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势必促进货币流通。这在龟兹境内遗留的丰富钱币资料，就是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明。综合近代考古发掘的钱币主要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汉唐时期内地铸造的钱币，在龟兹所辖境内普遍出土。如在轮台县城西20公里的拉苏古城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在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唐王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特别是在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龟兹王城所在地出土的钱币更多，在今库车县哈拉墩出土的遗物中有不少唐钱“最早者为开元钱，最晚者为建中通宝”③。又在库车县城东南约110公里的大黑沁古城出土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钱。还在库车县北23公里的苏巴什古城一间屋内出土“东汉五铢，开元通宝，大历元宝”④。以上这些由内地汉铸铜钱经考古学家测定：
  西汉五铢钱。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此类体制，为宣帝时所制①。
  王莽时泉币。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上下左右联续②。《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③。《汉书·食货志》称：“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币..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币二品并行。”
  东汉五铢钱。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④。
  唐代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钱。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钱。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钱。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⑤。
  从上述已出土的中原所铸钱币在龟兹境流通情况看，在龟兹境内各地都有遗存，可见当时在龟兹民间十分流行，为各族人民所重视，也可见汉族文化对龟兹族影响之深。从西汉时期开始，经王莽至东汉都有各种五铢钱流行龟兹，即使短暂的王莽执政时期，也有两种泉币流入龟兹，足见两汉时龟兹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唐朝乾元、大历、建中几种钱币都是在公元755年安史叛乱后唐政府在龟兹驻军大量减少，仅有少数驻军和龟兹人民共同守土、英勇苦斗的情况下，仍然通行着自肃宗经代宗、德宗数代的钱币，不仅充分证明大唐坚守龟兹神圣疆土的光辉业绩，同时也反映大唐丝绸锦缎在河西路断情况下，仍然经回纥路源源不断西运龟兹的壮阔动人景象，更体现着这是唐政府和龟兹民族间团结对敌的一曲胜利凯歌。
  自汉至唐漫长的一千多年时间内，龟兹经济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影响下，由于政治上又相对稳定，所以龟兹经济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为了适应境内外贸易的需要，龟兹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被称为汉龟二体铜币。即指铸有汉文、龟兹文两体文字的铜币。《魏书·西域传》龟兹国称：“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这里已经指出龟兹使用银钱，不过没有指出是何等样的银钱。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国”进一步指出：“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唯这些钱的型式、重量均未指明。而于近代考古中却于龟兹境内的轮台、龟兹、巴楚县境都发现了汉龟两体文铜钱，数量之巨，令人惊奇。
  1928年黄文弼教授于库车考古时就已发现了不少龟兹小铜钱，并且分布地域很广。他指出：“龟兹小铜钱..在塔里木盆地散布极广，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裕勒都司巴克一带遗址，尤其大望库木、色当沁一带最多。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如于阗哈拉敦、和阗达摩戈北沙碛中，均有广泛散布。我在巴楚图木舒克古僧坟中，得小钱约数千（十）枚，出土时尚有麻绳贯串。可证此种铜钱为本地人当时通用钱币。多为红铜质，有孔、圆形、薄小。普通圆径均在1.5厘米左右，大者达1.8厘米，重者5～8厘米，经线8毫米至1厘米不等，无字，亦无轮廓。”①
  1958年时黄文弼又在库车境内出土八枚龟兹铜钱。1980年6月张平先生在轮台县“仑头古城”采集到一批窖藏的汉龟二体钱（又称龟兹五铢）共220枚，系“铜质浇铸，铸币圆形、方孔，均具有狭缘、广串、薄肉的特点，其肉厚约0.1～0.15厘米”②。198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调查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时又获得两枚汉龟二体钱。一枚圆径1.8厘米，穿0.7厘米，重约1.8克；另一枚圆径2厘米，穿0.8厘米，重约2克，“五铢”和龟兹文“əo”同铸于面上，背面无字③。1984年8月刘松柏先生在渭干河口库木拉古城址南500米处发现一枚二体钱，背面有龟兹文“ə”，内好周廓；正面无好廓，内廓不显，无汉字。径1.5厘米、穿0.5厘米，重1.1克④。1986年4月下旬库车县文管所在离所约半公里的高大寺下发现一万余枚汉龟二体方孔铜钱，绝大多数为红铜质，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红陶水管内，面汉文篆字穿右“五”，穿左“铢”，背鬼文穿上“o”穿下“e”。有廓，正面有内廓，除极少数有好廓外，绝大部分无好廓。背面内好周廓，按尺寸大小可分为五种⑤。
  综观出土的大量汉龟二体铜钱的特点是：
  一是铸币形制系承继中原秦汉圆形方孔的特点，正面大多无内廓，显然是在汉五铢货币体系基础上铸就，但又具有本地特色，币面铸有龟兹文。就大多数汉龟二体钱观察，正面铸汉文篆字“五铸”；背面铸龟兹文“əo”。“ə”为龟兹文“50”的意思，“o”为一度量单位，因此“əo”为50个“o”单位，当与正面汉文“五铢”等值。这样“o”即相当于中原的“系”，十絫合一铢，所以龟兹文十“o”合一铢，五十“o”则合五铢。不过也有少数铜钱上的文字布局与此不同。有一种布局是汉文和龟兹文均铸于正面，穿上为“ə”，穿下为“o；穿右为“五”，穿左为“铢”，背素无字。另一种是汉铸龟兹文于背面，正面素面无汉字，被称为龟兹一体钱。从这些情况看，可知龟兹货币深受汉代货币制度的影响。而龟兹自汉至初唐的货币发展变化，即汉五铢—仿汉小五铢—汉龟二体钱—龟兹文一体钱。主要是受中国中原货币发展规律的制约支配，所以龟兹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也受到印度和伊朗文化的某些影响。而龟兹一体钱的出现则因六朝后期，中原战乱，汉文化对西域影响渐次削弱，反映在货币形态上则汉文消失。仅铸本地文字。自公元6世纪下半叶起，龟兹又受突厥的侵扰和统治，国势遂衰，从而铸币轻薄，恶钱泛滥。
  二是汉龟二体钱全为铜币，为龟兹所铸。大概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铸止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因为汉龟二体钱停止铸币，并不意味着二体钱退出流通领域。所以在库车苏巴什古城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到唐钱和汉龟二体钱共存于同一文化层位而得到证实。
  三是在出土的汉龟二体钱中还同时出土了剪边钱及各种轻薄无字小钱。原来剪边钱也是从汉朝输入龟兹，于是龟兹即仿铸剪边线，进一步铸造无字小钱。因而玄所说的龟兹小铜钱，实际是包括仿汉小五铢、二体钱、一体钱、剪边钱和无字小钱的总概念，唯以二体钱为主体，所以把龟兹小铜钱概称为龟兹五铢钱，也并不会混淆总的概念。
  四是在龟兹境内出土大量的汉龟二体钱，可知在公元3世纪后，商品经济已深入龟兹各族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需要大量的铜币投入流通领域。

①《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2）。 ①《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四年。 ①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160～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②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③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 ①L.布尔努瓦著，耿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②《通典·边防》引杜环《经行记》。 ③④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58、74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①②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05、106～107页。 ③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06～107页。 ④⑤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9年），86、87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06～107页。 ②张平：《汉龟二体钱及有关问题》，见《中国钱币》，1987（1）。 ③④⑤库车文管所：《汉龟二体铜钱的发现及其认识》，见《中国钱币》，1987（1）。 ①《后汉书·志十九》郡国一。注③ ②《汉书》卷64《主父偃传》。 ③④《汉书》卷64《严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