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如日本羽溪了谛指称，娶中国公主的于阗王Vijayajaya，“当属西元第五世纪初期之人”①。美国劳费尔（B.Laufer）说：“据推测养蚕业传到波斯”“是发生于萨珊王朝的后期。由一位中国的公主在公元419年所介绍，和阗人懂得，了养蚕，很可能因此促进了这个新工业更向西发展，渐渐传播到叶尔羌、拔汗那和波斯。”②这些说法和诸西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因为汉族先祖已在新石器时期就发明了蚕丝，近年已发现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而丝织品的西传西域、西亚等地也远在公元前。约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写的《史地书》，就有赛里斯——“丝绸之国”的名称。而这些丝织品的西传，当时都是经过天山南北地区西运。所以西域栽桑养蚕，至迟在汉代于西域大兴屯田以后就已开始。《后汉书·西域传》已指出，“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魏书·西域传》焉耆国进一步说：“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在龟兹国条则说：“物产与焉耆略同。”可知龟兹也早已栽桑养蚕织绸，这些都是在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情。所以把中国公主传蚕种至和阗的传说定在公元5世纪初是不确的。中原蚕桑西传龟兹以后，龟兹人民又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哈刺和卓88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第阿奴举锦券》记称：“阿奴以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三十日，偿锦一张半，若过期不偿，胜行布三张。”③这里的承平五年为公元447年，“丘慈”即“龟兹”异写。由于三年后，阿奴无力偿还，只好以婢绍女抵偿，因而在同墓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中称：“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④并说“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反悔者罚丘慈锦七张”。从这里可知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丘慈锦，不仅流行于龟兹境内，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被目为名贵产品，价格昂贵。这就可知从汉族地区的织锦技艺传入龟兹，并为当地人民学习和掌握这一技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特别是最终形成具有龟兹风格的艺术特色，更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出土丘慈锦的文物虽属5世纪中叶，而丘慈锦的最初织出时间必然早于5世纪，至迟在4世纪已经出现。这种绚丽多彩的丘慈锦的产生，既丰富了我国历代的丝绸织品，又活跃和充实了丝绸的国际市场。
  1959年考古人员于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①。而所见蚕茧都是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所以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这就证实了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可是这里记载的是于阗国的情况。唯龟兹境内尉头州所得实物也可印证，当时这种情况不仅流行在于阗国，同样在龟兹国境也是“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显然这与当地人民虔诚信佛教有关。因为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所以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出土文物对此已获得有力证据。
  在考古中已于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了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均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7～8圈/厘米，纬线较松，平均6圈/厘米。经密25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色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母，是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被人们所称的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使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可能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这就必然进行加捻，才能织造。
  在新疆出土的丝织品中，显然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丝织物的经纬线均未加捻，且捻向均为“S”（正手）。这属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丝织品。另一种丝织品
  其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这是属于西域本地的丝织品。因而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然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丝也加捻得很紧，而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而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巴楚托库孜萨来晚唐房屋遗址中还出土了滴珠鹿纹锦，经线、纬线也均为“Z”捻，经线平均4圈/厘米，纬线2圈/厘米。经密2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这是一种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锦。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②。这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表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可知龟兹锦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丝绸市场上饮享盛誉，就是依靠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的一些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了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所以丘慈锦长期畅销不衰。
  由于龟兹地区植棉较中原早得多，并已在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中原地区则于宋代以后才开始植棉，生产棉布。所以在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中曾出土较多的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5～6圈/厘米，纬线为5圈/厘米。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为经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5圈/厘米，纬线4圈/厘米，经捻大于纬捻。另在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以3/1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泽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都是以“Z”向加捻，平均7圈/厘米①。这些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往往大于纬捻。这与上节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总之，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是继承了原有毛纺织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从龟兹贵族到农牧民都喜爱的丝绸织物，对此，史籍记载甚多：
  《魏书·西域传》，“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
  《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可知龟兹王室贵族以丝绸织物作为炫耀的贵重衣饰，足见他们对丝绸织品的喜爱，同时也作为他们重要的审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