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所称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汉武帝未在西域屯田以前龟兹已能铸造简单的铜器、铁器，但质量粗糙，且数量很少，所以《汉书·西域传》中桑弘羊指称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即缺少金属工具。迨汉武帝在龟兹境内大力屯田后，屯田移民除带来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外，同时还带来各种手工业技艺；从而龟兹地区的冶金、纺织、制陶、酿酒诸手工业门类的面貌为之一新。近代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更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仅分述于下。
  一、冶炼业
  龟兹绿洲和拜城盆地矿藏十分丰富，是西域最为丰富地区之一。《魏书·西域传》龟兹国称：“饶铜、铁、铅..铙沙、盐铁、雌黄。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锑湖，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国也指出：“土产黄金、铜、铁、铅、锡。”而在《汉书·西域传》已指出西汉时龟兹国“能铸冶，有铅”。经过近代科学探测也证明库车北部天山山区矿藏有煤、铁、锰、铜、石油、石英沙岩、石灰石、明矾、硇石、石膏等。煤主要分布在俄霍布拉克、阿格、夏阔坦等地。铁矿分布于山格拉铁矿点。铜矿分布于康村以北、塔克玛克以南的库车河两岸。锰矿分布于依其克巴什、库尔干、大慕孜力克及大龙池之南四个点上。石油、天然气很丰富，分布于康村、依其克里克一带。同样拜城盆地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种类多、分布广，已查明和开采利用的矿产有煤、铁、盐、石油、铜、铅、铝、钾、硼沙、云母、氟石、石膏、石墨以及稀有金属等四十余种。
  正是有了这许多丰富的矿藏，从秦汉时起，龟兹就能铸冶，特别是西汉时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龟兹冶炼技术后，更使龟兹的铜铁产量和质量位居西域各国之首，供应了西域各国所需，并大大提高了龟兹的国力，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最强之国。公元前60年归西汉版图后，龟兹依然是经济最发达，实力最雄厚的地区，这是与他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较好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冶金技术分不开。经过黄文弼教授等的考古发掘，已出土有汉代的铜器、铁器，并已找到不少炼铜、炼铁遗址。先说炼铜遗址①。
  克孜里亚炼铜遗址 “克孜里亚”为红色山坡意，遗址东为独山子至库车的公路，不远即为库车河谷，西靠山根，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约宽300米，积厚3～4米，曾拾到一块铜渣。
  康村铜厂遗址 “康”即“矿”意，康村即矿村。铜厂遗址即毗邻康村北面，所以称康村铜厂遗址。康村南距库车城40多公里，北临库车河，沿河谷东南可至昭怙厘大寺遗址，西去即为新修的独库天山公路，铜厂遗存二大堆矿渣，东西宽21米，南北长35米，积厚2～3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即与这些炼铜遗址有关。
  苏甫玉炼铜炼铁遗址 “苏”为水，“甫玉”为“边缘”，即“水边”之意。其西紧靠库车河边的农舍田园。遗址南北长1公里多，宽500米，冶山重叠，堆堆相衔，积厚由几米到十几米不等。在铁渣堆内搜集到双耳陶罐、绿釉红陶、灰陶、粗沙黑陶、石磨1扇，完整的钵，半球形的石器、铜片、铜渣、铁块，可见这里是炼铁、炼铜同时进行的冶炼遗址。从所出土的文物看，至少在汉代已开始在此冶炼。
  巴西克鸡克铜矿遗址 从库车县城沿库独天山公路至塔克马克，有通向库车河的一条小河。沿此河谷西南行4～5公里再拐向西北山谷，谷系南北走向，行数公里，谷愈行愈狭，两边山峰耸峙，即在两边崖壁上开凿矿洞若干。现于西崖上有洞四层，每层一洞。但见这里矿脉纵横，但矿层很薄，品位较低，适合在生产力较低的古代开采。开采法极原始，非奴隶和囚徒不做。
  同样在拜城盆地境内也盛产铜矿，在今察合其农场南却勒塔格山西麓有绵延数公里的炼铜遗址。西汉时拜城曾一度为姑墨所属。从《汉书·西域传》称：姑墨“出铜铁”，可见在当时的龟兹、姑墨范围内冶炼铜铁很发达。
  除上述炼铜遗址外，在库车河两岸的炼铁遗址也很多，已发现的有以下一些。克孜里亚别得里克炼铁遗址 “克孜里亚”为红山的山坡意，“别得里克”为“苜蓿地”意，全意为“红色山坡下的苜蓿地”。南距库车城80公里、康村40公里，位于独库公路东南200米，东下为库车河，遗址由若干铁渣堆组成，积厚3～9米不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400余米，宽60余米，其中五个堆较大，第二堆之北有一条1～2米的干沟蜿蜒入库车河。从铁渣堆的面积及高度估计不会少于1万立方米。
  可可沙炼铁遗址“可可沙”为“鹞子”意，位于库车河东岸山坡下，东南距库车县老钢铁厂100米，距库车县城100多公里，向南不远即为苏布衣大炼铁遗址。可可沙炼铁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50米，已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为保护单位。
  阿艾炼铁遗址 阿艾又称“加来艾”，即阿艾河谷地域。阿艾河谷是指库车河与阿艾河汇流处，阿艾煤矿即在河口，距可可沙炼铁遗址不过两公里，距库车100多公里。从阿艾河口溯流北上2～3公里，北岸阿肯里克山下的古炼铁渣堆不时出现，主要可分东、西两处遗址。东址：东距阿艾煤矿部2公里，傍阿肯里克山麓分布三大堆矿渣（东中西），中矿渣堆最大，平面为三角形，底边宽30米，三角形之高30米，矿渣一直向河边延伸100米，积厚愈下愈薄。西址：从东炼铁遗址西行400～500米即可见漫山遍野的矿渣堆，东西长达600～700米，宽30～50米，积厚3～4米。在此曾采集到红陶片、石磨片、弯拐陶瓴、弯管陶瓴。炼铁吹风的管状陶器——陶瓦缶，矿渣中夹杂大量煤核。这个遗址所处地域资源丰富，依山傍水，便于开采冶炼。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说“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即指此地。核其道里也相合，不仅有遗址存在，而考查阿肯里克山梁，发现煤矿层和红色铁矿层相间，依岩层褶皱时高时低，煤层厚达1～3米。煤即“石炭”。郦道元引用他人著作，记事当早于北魏。三十六国乃西汉时国数，可证此时用煤冶铁，至少可上推至西汉。足见龟兹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冶炼的民族之一。
  提克迈克炼铁遗址 提克迈克为“高高地耸立”之意，此意大概与遗址所处地势谷深崖陡有关。遗址位于阿艾煤矿和下河滩煤矿之间的独库公路446公里里程碑处，公路从遗址中穿过。北倚高山，南及库车河崖，均被炼铁矿渣，南北长700米，东西长400米。遗址范围达两平方公里，发现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碎矿用的石碾以及马槽等物，时代同于阿艾炼铁遗址。
  在古代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炼铜、炼铁是十分繁重和艰苦的工作，非一般人愿意干。因此在古代奴隶主和封建主往往强迫一些奴隶和农奴去为其拼死干。龟兹古代的炼铜炼铁也曾使用奴隶和罪犯进行，可以阿艾古城堡为例。查该城堡位于阿艾河口南岸，北有桥跨阿艾河通阿艾煤矿矿部，东南为库车河，西毗邻独库公路。城址四方形，内见85平方米左右，高1～8米不等，墙脚平面宽5米，其上渐有收分，至顶狭，勉强行1人，城四面有四出马面，马面出墙达6～7米，城墙以灰色泥版筑，在城堡内红陶比比皆是，并有铜矿渣和铁矿砟，及半枚方孔铜钱。在紧靠城址之北，有面积比城址还大的铁矿渣堆，积厚6～7米，在遗址对面的库车河东岸山麓还有若干处炼铁遗址，其南可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苏希依大炼铁遗址，东北面沿库车河有提克迈克炼铁遗址，形成了一个范围很大的遗址群，阿艾城堡即在其中心。根据该城四墙突出的马面看是汉唐古城的一个特殊点，所以该城建筑年代决不会晚于南北朝。虽然这是一个炼铜遗址，但从城内散布的铁渣块和东墙根暗红色的夯土看，古城是在原炼铁遗址的基础重建。在城内还采集到类同于昭怙厘大寺出土的大五铢钱，还有炼铜用的陶瓴残块，在陶瓴上粘满铜绿，而城墙比一般古城遗址高，可能是汉代使用冶铜的工场，以便防止奴隶逃亡和抵御外敌的入侵。
  由以上历史记载和大量考古事实证明，龟兹地区自西汉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金属冶炼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冶炼燃料已由木炭改进为直接使用煤，可知龟兹人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冶铁技术，为铁制武器及农具制造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唯龟兹冶金业是在汉代屯田军的影响下有较快的提高，所以在生产工具和产品方面，不能不带有中原的特点，阿艾山冶铁遗址出土一件陶制吹管，可能是皮风箱上用物，据研究，与传世的“霸陵过氏瓴”相似。尽管汉晋时期前往西域的屯田军的各种铁制生产农具由中央政府统一发给，但到西域后长期生产，经损耗而须不断补充的铁制农具和手工工具等除自己继续就地打制外，必然也会采用西域少数民族冶炼的铁制工具。上述龟兹地区长期存在较大规模的炼铜冶铁遗址必然是供应西域各族人民而保持冶金业的长盛不衰。在罗布泊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中就把西域当地的铁器称为“胡铁”①。
  前新入胡□二百九十五枚。
  前胡铁小锯□十六。
  前胡铁小锯廿六枚。
  入胡铁大锯一枚。
  由此可知，罗布泊戍卒们所用铁锯、农具已靠当地少数民族供给，应该说这些铁制农具主要来自龟兹所造，因郦道元早已指出龟兹冶铁业供应西域三十六国之用。可以说汉晋时期的龟兹冶金业在西域独领风骚。
  二、制陶业
  陶器在龟兹人民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原始社会尤为突出。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1958年于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发掘中曾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彩陶片，粗砂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②。可知在新石器时代龟兹已能制陶，并制成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
  在龟兹辖境内的轮台群巴克古墓葬距今已有3000～2500年左右，出土的均为原始社会时期文物，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等，而以陶器数量最多，主要是夹砂红褐陶，也有少量夹砂黑陶。“均手制，基本上都是素面，仅有个别的饰有凸弦纹或划纹。有的表面打磨光滑，有的则敷一层红色陶衣。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彩处敷黄白色陶衣，其上绘黑色或红色彩绘，以黑彩为多，花纹主要是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纹，也有少量的网格纹。器形以带流罐和单耳罐为最多；另外还有双耳罐、单耳罐、杯、钵、碟、纺轮等”①。附出土陶器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陶器的彩绘花纹主要是正倒斜线的正倒三角纹，这与后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图案的形成都有渊源关系。
  从这些陶器的种类和形式看，适应了人民生活、生产的所需，不仅制陶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同时也显出了原始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如图中的一幅8号彩陶为Ⅱ式单耳罐，直口、圆鼓腹、平底或近圆底。口径10.2厘米，底径7厘米、高16厘米。从口沿至上腹部敷黄白色陶衣、上绘黑彩、花纹为两排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三角之顶端相错而不相接，显出了龟兹人民的审美意识和其艺术才华。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于龟兹王都附近的一处高台墩，维吾尔语称为买里买契特（高大寺）下面发现一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该陶管为红陶细质，只残存下部，尚高40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略粗为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一圈捏压指头印②。约为公元4～5世纪时产物，藏埋在几米深的红色土层内。可见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龟兹的制陶技术已大有提高，能制造大型的、坚实的地下陶管。从而黄文弼教授于龟兹王城内的哈拉墩发掘出33个大型陶缸，更可知龟兹制陶技术在不断探索前进，这也是适应了生产和商业繁荣的迫切需要。虽然还难于确定，这些大缸是用以储粮，还是用以盛葡萄酒，至少表明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根据同
  时出土的“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铜钱，可以断定约于隋唐时期先后烧成。根据其排列，大概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七个陶缸，均为夹砂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其中有一缸高85厘米，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壁厚15厘米，竟具有40只耳朵①。其余各缸高、厚大致相同，唯无如此多的耳朵。第二组十八个大缸，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一般口径50厘米，底径45厘米、高1.5厘米，胎厚20厘米。其中除高、底径、胎厚、质色均相同外，口径则在20～75厘米不等。第三组有大缸八个，形成与第二组大致相同，口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0.90～1.2米②。当时要烧焙这样一些大缸，一般农户难于承担，非有专业陶工不行。所以在佉卢文书中已提到“陶工”，“娑伽莫味控告大意如下：他是耶夫村社（？）的土著居民，是陶工遮姆者之子。..”③说明西域少数民族已有自己的专业制陶工匠，龟兹为汉、唐时期的西域重地，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必有更多的陶工。上述一些重要陶缸、陶管的产生，应该都是出于这些专业陶工之手。
  三、酿造业
  龟兹是古代西域的重要农业区域，尤其是著名的园艺业基地。因此从汉代起，历代史书上都记载龟兹有发达的酿造业，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当时酿造的主要原料分谷物和果物两大类。由于龟兹盛产各种瓜果，因而以果物酒为多，尤以葡萄酒最著名。《晋书·吕光载记》称：公元383年吕光平定龟兹后，命其参军段业所做的《龟兹宫赋》中说：“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陶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这里的胡人指当时的龟兹族而言。《旧唐书·西戎传》也说：“龟兹国..饶蒲陶酒，富室至数百石。”可知龟兹制作蒲萄酒历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龟兹人民的嗜好，而且为繁荣丝绸之路，满足各族商客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四、毛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古代史书早有记载：
  《魏书·西域传》，“龟兹国..出细毡麖皮、氍毹”。
  《隋书·西域传》，“龟兹国..饶康皮、氍毹”。
  《新唐书·西域传》，“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
  由此可知，龟兹凭借农牧区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当然不是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有，而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必需品。据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了距今3000～25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①。关于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如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为了适应美观的需要，纬线给予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呈纬向彩条。而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厘米，每平方厘米约4根；纬线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则出土了自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屙、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特别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了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对于毛织手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托库孜萨来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一些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周，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①。
  还有北朝庙址中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Zilak）。其织造方法是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即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拴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扎，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②。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知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又较多的是通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考察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所以色泽谐调，经久不变。如属于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两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4根/厘米；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12根/厘米。纬线可分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及花蕊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了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③。凡是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且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隙，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
  这些已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纬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蓬松，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密分别为12根/厘米和11根/厘米，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14根/厘米。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承受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了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显示出了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综观这些在龟兹辖区内出土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然色彩鲜艳。
  这是龟兹族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丝织业
  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如日本羽溪了谛指称，娶中国公主的于阗王Vijayajaya，“当属西元第五世纪初期之人”①。美国劳费尔（B.Laufer）说：“据推测养蚕业传到波斯”“是发生于萨珊王朝的后期。由一位中国的公主在公元419年所介绍，和阗人懂得，了养蚕，很可能因此促进了这个新工业更向西发展，渐渐传播到叶尔羌、拔汗那和波斯。”②这些说法和诸西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因为汉族先祖已在新石器时期就发明了蚕丝，近年已发现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而丝织品的西传西域、西亚等地也远在公元前。约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写的《史地书》，就有赛里斯——“丝绸之国”的名称。而这些丝织品的西传，当时都是经过天山南北地区西运。所以西域栽桑养蚕，至迟在汉代于西域大兴屯田以后就已开始。《后汉书·西域传》已指出，“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魏书·西域传》焉耆国进一步说：“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在龟兹国条则说：“物产与焉耆略同。”可知龟兹也早已栽桑养蚕织绸，这些都是在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情。所以把中国公主传蚕种至和阗的传说定在公元5世纪初是不确的。中原蚕桑西传龟兹以后，龟兹人民又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哈刺和卓88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第阿奴举锦券》记称：“阿奴以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三十日，偿锦一张半，若过期不偿，胜行布三张。”③这里的承平五年为公元447年，“丘慈”即“龟兹”异写。由于三年后，阿奴无力偿还，只好以婢绍女抵偿，因而在同墓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中称：“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④并说“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反悔者罚丘慈锦七张”。从这里可知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丘慈锦，不仅流行于龟兹境内，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被目为名贵产品，价格昂贵。这就可知从汉族地区的织锦技艺传入龟兹，并为当地人民学习和掌握这一技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特别是最终形成具有龟兹风格的艺术特色，更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出土丘慈锦的文物虽属5世纪中叶，而丘慈锦的最初织出时间必然早于5世纪，至迟在4世纪已经出现。这种绚丽多彩的丘慈锦的产生，既丰富了我国历代的丝绸织品，又活跃和充实了丝绸的国际市场。
  1959年考古人员于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①。而所见蚕茧都是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所以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这就证实了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可是这里记载的是于阗国的情况。唯龟兹境内尉头州所得实物也可印证，当时这种情况不仅流行在于阗国，同样在龟兹国境也是“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显然这与当地人民虔诚信佛教有关。因为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所以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出土文物对此已获得有力证据。
  在考古中已于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了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均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7～8圈/厘米，纬线较松，平均6圈/厘米。经密25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色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母，是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被人们所称的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使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可能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这就必然进行加捻，才能织造。
  在新疆出土的丝织品中，显然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丝织物的经纬线均未加捻，且捻向均为“S”（正手）。这属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丝织品。另一种丝织品
  其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这是属于西域本地的丝织品。因而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然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丝也加捻得很紧，而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而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巴楚托库孜萨来晚唐房屋遗址中还出土了滴珠鹿纹锦，经线、纬线也均为“Z”捻，经线平均4圈/厘米，纬线2圈/厘米。经密2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这是一种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锦。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②。这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表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可知龟兹锦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丝绸市场上饮享盛誉，就是依靠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的一些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了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所以丘慈锦长期畅销不衰。
  由于龟兹地区植棉较中原早得多，并已在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中原地区则于宋代以后才开始植棉，生产棉布。所以在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中曾出土较多的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5～6圈/厘米，纬线为5圈/厘米。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为经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5圈/厘米，纬线4圈/厘米，经捻大于纬捻。另在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以3/1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泽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都是以“Z”向加捻，平均7圈/厘米①。这些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往往大于纬捻。这与上节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总之，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是继承了原有毛纺织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从龟兹贵族到农牧民都喜爱的丝绸织物，对此，史籍记载甚多：
  《魏书·西域传》，“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
  《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可知龟兹王室贵族以丝绸织物作为炫耀的贵重衣饰，足见他们对丝绸织品的喜爱，同时也作为他们重要的审美价值观。
  六、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因而从汉代开始，史书就记载了各地种麻的实情。
  《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
  《魏书·西域传》，“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
  《北史·西域传》，“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一.土宜麻、麦”。
  龟兹种麻虽然直到新唐书上才重点指出，并把它列在首位，可见其所占种植面积之多和麻类用途之广。实际在此以前，于龟兹境内早已种植麻，因为在龟兹周围的疏勒、于阗等地早已普遍种植。不过到唐时麻类植物在龟兹境内又有了新的发展而已。
  在龟兹地区，除于远古龟兹人大量应用毛织品外，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之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与龟兹相邻的高昌地区的考古材料充分指出：自晋到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墓葬中“各种织物中，以麻布为最多，衫、裤、裙、被和褥等大都为麻织物”①。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②。可见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继麻布之后应用最广的是棉布。一方面由于龟兹及天山南路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高温，适宜于种植棉花；另一方面龟兹位于丝绸通道上，与亚欧非各洲早有交往，所以非洲棉早已东传天山以南，据有的考古人员说，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前，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③。大概从此时起，即在龟兹境内普遍种植了棉花。考古工作者已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可证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棉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④。据研究，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即此可知，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了草棉，并且织出了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了麻织的衣被等。同时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七、武器制造业
  在龟兹古城哈拉墩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骨镞，说明龟兹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已出土的原始骨镞，有以下几种：
  长条直角形镞 兽骨制，作扁条状三角形。表里灰白色，头部削尖成三角形，尖端染红色血迹。后部稍宽，两侧削齐现出柄部，可能是耐入木杆之用。长6.2厘米、后宽1.3厘米、壁厚0.3厘米⑤。
  实体三棱镞 兽骨制，灰白色，三面磨制光平，横断面作三角形，与后期三棱铜镞大致相同。头部尖锐磨光，颇锋利；后部突出一作短柄使用的短岔。通长5.5厘米、两侧宽1厘米、底宽1.4厘米⑥。
  叶状镞 兽骨制，灰褐色，作叶状三角形。头部尖锐，后部稍厚带节骨。长2.2厘米、后宽1厘米、厚0.5厘米⑦。
  这些弓箭既作为狩猎用，也作为保卫草场时的战斗用。大概在秦汉之时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龟兹城邦之国人口多，财富强，地位重要，更需要组建军队和制造各种武器，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因而史书记载①：
  姑墨国……胜兵四千人。
  温宿国……胜兵千五百人。
  龟兹国……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
  乌垒……胜兵三百人。
  渠犁……胜兵百五十人。
  至于武器，据《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兵有弓刀甲矟”。龟兹兵器与焉耆大致相同。龟兹之所以能雄踞天山南路各城邦之上，除兵多外，武器较优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其境内铁多，冶金术也较优，所以常想称霸塔里木盆地。
  《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进攻龟兹城的情况时说：“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距之。”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龟兹军队所用弓、刀、矛矟、铠甲的实情，同时也可见其武器之多。七十余万军队所需武器绝不是任何个体经营者所能制造，必然由地方政府统筹专设有武器制造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各种战事的急需。
  八、造纸业
  随着丝绸的源源输往西亚、中亚、欧洲的同时，我国的纸张和造纸术也伴随丝绸而同时西运，所以凡是出土丝织物的地方，也出土了我国的古纸。在已经出土的古纸文书中，有汉文的，也有古回鹘文的。其中如晋写本《三国志》，隋代薛道衡《典言》写本，唐代卜天寿所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开元籍帐簿》等。这里所举虽主要出土在西州，但在龟兹境内也出土了一些唐代纸张②。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早在汉代，我国就有用麻或树皮造纸的文字记载。《东观汉纪·蔡伦传》记称：“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后来经过不断改进，造纸方面可分为两种技术类型，一种为布纹纸，另一种为帘纹纸。所称布纹（织纺）模造纸，是古老的抄纸技术，大凡无帘纹、帘纹不显，或呈织纹之纸，都由这种技法抄造。这种技法，一模在一个单元内，只能出一张纸，效率低，所需纸模较多，难于适应社会的广泛应用。从而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进，又创造了帘纹纸，其法是用细竹条或其他材料的细条，以丝线、马尾等编成帘子作为纸模，用时将该帘附于木制床子上，帘与床可随时分合，构成活动纸模。这种帘纹造模纸，一模能在一单元内出千万张纸，效率较高，所以我国在各地普遍推广这种造纸法。因而自晋以后各地大量使用帘纹纸。所以传入西域龟兹、西州等地的古纸，经鉴定也主要是帘纹纸。这种纸张在龟兹各族人民中的应用，也反映了汉唐时期龟兹与中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九、民居和城市建筑业
  古代龟兹族在天山中游牧的一部分牧民则住以羊毛为毡及木架做成的毡房，特别是秦汉之时，常和乌孙人、匈奴人杂处游牧。诚如细君公主《黄鹄歌》中所说的“穹庐为室兮毡为墙”。现在库车县北部天山中游牧的维吾尔人仍然住着这种毡房。
  至于说在绿洲地区居住的龟兹农民的原始住房形式，历史并无明确记载，唯在考古发掘中却给人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在今轮台西北18公里群巴克乡的古墓葬群，该群巴克墓葬的构筑形式为“圆角形式或长圆形半地穴式，有短墓道，墓室中心立一木柱，周围又有一圈木柱，木柱上棚架盖头，盖木上再用草覆盖”①。这处墓葬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570±70年②，若以树轮校正年代计，大约为公元前955至前68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期—春秋早期。而群巴克的墓葬形式实际就是当时龟兹地区的民居建筑形式。因为古代人相信死后仍然会像生前一样生活，所以常仿照生前所居房屋形式营建墓室，以供死者享用。而这种地窝子式的建筑，迄今于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偏僻农村中仍可见到这种形式的住房。
  至于龟兹地区的城市建筑很发达。当公元前下半叶汉通西域时，所称西域三十六国，即在绿洲中建立的城郭之邦。据考古发掘证明，龟兹王都即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龟兹城建的特色，据《晋书·四夷传》称：“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城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观察，龟兹人所建城市由于干旱、少雨的原因特色是：城墙都用土筑，或为夯土，或为土坯。而其形式则均为三重，即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城墙，可见其城市规模的宏伟和气势。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58年在库车县的龟兹古城考察后指出：古龟兹王城尚保存有东南北三面，略呈方形，北城墙长约2075米，墙垣夯筑，厚8～16米，残高3.8米；东城墙长1608米，厚15米，残高7.6米。墙垣每隔40米有一马面，长宽各4.8米。城墙为黄褐色土夯筑，夯层厚20～30厘米。南城墙长1809米，厚2.8米，残高3.5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5厘米。西城墙已经湮没①。以土夯筑，龟兹各个城都是如此。
  而采取三重的建筑形式也形成为龟兹人所建城市的特色。如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8公里的于什格提古城，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见夯土所筑城墙遗迹，高5米、厚5米。在沙雅县北英迈里乡北10公里的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三重，所见遗址大外城周约3351米，旧城周约510米，城墙已坏，现仅存城基，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另在沙雅县伯克里克村附近有一旧城，当地维吾尔人称为于什加提，即三道城之义，分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据当地人传说内城为官署所在地，由内城至外城相距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每面均约156米，周约624米；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②。可以说，龟兹境内由龟兹人所筑的城基本上都是三重城，且以夯土建筑为主。
  唯汉、唐时期在龟兹境内的屯戍军甚多，所筑的屯田军城，在渭干河东西及塔里木河北岸、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流域及阿克苏河一带，都有不少屯田军建筑的城，它们却不是三重城，而是周围只有一道城墙。如新和县的若勒哈米沁、卡勒克沁、通古斯巴什、不徒瓦什、可提尤干均为唐代屯戍军所筑城，其墙址均为土砖所砌，有唐开元钱散布，陶片亦属唐代系统。可知汉、唐时期在龟兹境内大小城市甚多，从所残留古城遗址看，龟兹人所筑城和屯戍军所筑城星罗棋布般地矗立在龟兹绿洲。《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称：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遣将讨伐龟兹，“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而走..前后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可见在当时龟兹绿洲的大城至少在五座以上，小城更难详述。因为当时经济实力不如龟兹的疏勒地区，《北史·西域传》就说“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则龟兹的城市数必超过疏勒地区。足见龟兹城市之多和丝路商业的兴旺了。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11）。 ①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文物出版社，1983。买买提木沙《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库车县文管所《文物调查笔记》。 ①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 ②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26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①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26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 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11）， ②库车文管所：《龟兹二体铜钱的发现及其认识》，《中国钱币》，1987（1）。 ③TBurrow，TheLanguageofKharosthiDocu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Cambridge，1937.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11）。 ①李遇春、贾应逸：《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毛织品初步研究》，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②③李遇春、贾应逸：《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毛织品初步研究》，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①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 ②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Sin。—Iranica），367页，商务印书馆，1964。 ③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181、187页，文物出版社，1981。 ①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六四，文物出版社，1972。 ②新疆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图版一四五，文物出版社，1975。 ①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2（2）。 ①《新疆古代民族文物》，13页，文物出版社，1985。 ②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90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③《新疆历史论文集》，282～28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 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六五。 ⑤⑥⑦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12、113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①《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②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10）。 ①《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11）。 ②《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1987（7）。 ①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54～55页，文物出版社，1983。 ②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244页，文物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