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封建土地制度
  龟兹地区包括绿洲和山区两大部分，绿洲主要从事农业，山区主要从事牧业，人口则以从事农业者为多。这里单就农业区说，在汉代是以奴隶主为主的土地所有制。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实行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汉唐时期的龟兹，受着汉唐政府的直接统治，因而它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不能不受到中原土地制度一定的影响。从一些民间及寺院的传说来看，龟兹的王公贵族主要是拥有各种丝绸、金银、珠宝、珍玩等巨大而豪华的财主，并不拥有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而是以统治者龟兹王为主的王田所有制，即习称的土地国有制，也就是中原早就存在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龟兹所产生的影响。简单说，就是龟兹王拥有土地所有权，然后以份地形式分给使用土地的农民。
  根据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从公元3世纪起在龟兹地区先后修建的许多佛教寺院也没有寺院所属土地和寺院所属经济。而在龟兹推行的这种土地所有制不仅保证了龟兹百姓王族的长期统治权，同时也制约了龟兹的赋税制度。这就是说，凡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必须向龟兹王交纳一定比例的货币作为“赋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所以在隋唐时期的龟兹社会通行的货币已相当多，这与它的土地制度及丝绸道上繁忙的商贸往来分不开。
  由于龟兹绿洲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商贸兴旺发达，除农业外，园艺业、蔬菜业、棉麻等经济作物也都应时而生，并相当发达，因而也已产生土地私有制，或者少数拥有果园菜地的出租权力。因为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有一件文书中提到，一个叫阿梁的人原住龟兹地区，拥有一个葡萄园，因缺少劳力，而把葡萄园租给卜安宝佃种的情况①。足证确已存在土地私有制。
  第二节 农业
  农业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因而在谈论龟兹农业时，首须弄清其自然情况。对此，古史上很难有确切记载，唯古今自然环境变化不大，因此只能借助于现代科学记录，以论证其进行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计龟兹绿洲及拜城的面积为74560平方公里。在这辽阔地区内，经现代气象实测，库车、沙雅、新和三县近三十年的平均气温为10.7℃①。年极端最高气温为41.5℃，年极端最低气温为﹣28.9℃；年日照时数为库车县2424.6小时，新和县2886.0小时，沙雅县3029.4小时。年生理辐射量为724卡/平方厘米，无霜期216天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1.6毫米，最多风向是东北风，常见的大风风向是北风。
  拜城盆地内部的平均气温为7.4℃，较龟兹绿洲稍冷，因其四周都是山。极端最高气温38.2℃，东部的克孜尔则为42.7℃，极端最低气温为﹣32℃。无霜期163天，年降水量95毫米，年蒸发量1538.5毫米，蒸发量比降水量大1444毫米。平原地区空气干燥，蒸发旺盛。
  综观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属大陆性温带干旱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蒸发强烈，空气干燥，多风沙浮尘天气，降水稀少，夏季干燥，冬季干冷，无霜期较长，年日温差大。
  龟兹绿洲、拜城盆地面积大、降水稀少，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水。因为在年降水量不足百毫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山区较为丰沛的雨雪水才能进行灌溉。在这方面，从拜城盆地到龟兹绿洲又有较为充足的水源供发展农业之用。因为龟兹绿洲的主要河流渭干河与库车河的发源处都在天山，两河源头的山体高峻，冰雪深厚。渭干河系源于海拔7435.29米的托木尔峰及6995米的汗腾格里峰东缘冰达坂；上游干流为木札提河，自西而东依次汇合了卡不斯浪河、台尔维其河、卡拉苏河、克孜尔河四条支流。自克孜尔千佛洞以上，河流长约272公里，河水宽约50～1000米，集雨面积约16299平方公里，自千佛洞以下称渭干河。由于山区降水丰富，在海拔3900米雪线以上的托木尔峰地区降水达750～1000毫米，海拔3000米左右山地，年降水量为400～600毫米。如此丰富的降水，就使得渭干河的水量几千年来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流量，保证了拜城盆地及龟兹绿洲农、牧、园艺业的不断发展。
  至于库车河（原名苏巴什河）源于中部天山南麓一带天山，上游主要有三条支流：奥其埂巴什、特克勒克等；到中游又汇合克格纳克及卡尔诺两河，到库如力再汇合后，始称库车河，兰干以上全长约115公里，流域面积约3187平方公里，海拔约1300～4500米，山后坡度40～65度，河槽宽30～200米，由于河流上游植被较少，每遇暴雨，洪水携带了大量棕色泥流，经引洪输入灌区后，形成了与渭干河区明显不同的现代母质。多年平均河水含沙量为4.36公斤/立方米。年输入泥沙量为157万吨，这对灌淤黄土的成土过程产生了强烈影响。
  拜城全县总面积虽有19100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却占有80％，盆地面积仅占20％。农业土壤主要有：（1）灌淤土，系引河水灌溉淤积。在引境内木札提河、喀普斯浪河、喀拉苏河、克孜勒河水灌溉过程中，水中泥沙不断积于农田，于是形成灌淤土。（2）潮土，主要有草甸土、沼泽土和盐土，经人为的灌耕培肥而形成。如在人为的灌溉培肥影响下，灌淤层加厚到50厘米，地下水位下降，即可演变成灌淤土。（3）水稻土，系来自草甸土和沼泽土，它是在长年种水稻耕熟化条件下形成的农业土壤。
  至于龟兹绿洲的农业土壤主要在库车河、渭干河两大灌区。库车河灌区地处洪积—冲积扇部位。区内海拔为1000～1225米上下，现有耕地绝大部分系自成型土壤。渭干河灌区地处冲积平原部位，区内海拔965～1025米上下，现有耕地以水成型农业土壤为主，水成型耕地占灌区总耕地的90.3％。这两大灌区的农业土壤主要是潮土、灌淤土、灌耕棕漠土三种，另还有些水稻土、灌耕草甸土、灌耕沼泽土则分布于渭干河灌区。其中主要土壤为潮土，大都分布在整个渭干河灌区及库车河灌区南缘一带的低洼地段，海拔1000米以下，而潮土前身多为草甸土、沼泽土、盐土等水成型土壤。潮土所处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由于地下水和灌溉水的双重作用，土体潮湿，氧化还原作用交替发生，剖面下部常见锈纹锈斑，但由于多年的灌耕熟化作用，已具备了截然不同于其前身土壤的构型和属性，耕作层深厚松软，常片状或层状结构的犁底层，并且有一定厚度的灌淤层，其土壤肥力取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措施，可知土壤潮化和灌溉熟化是潮土形成的两个主导因素。
  至于灌溉土主要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次在渭干河灌区村中梁上的老耕地，呈同心圆式分布，分布区一般在1000～1100米上下。这种灌淤土的形成主要是库车绿洲灌溉水源含有较多泥沙，经过长期淤积，耕翻搅拦，种植施肥等耕作措施，年复一年，活土层不断加厚，耕层上移，整个土体上部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灌溉淤积熟化层，厚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因而它具有较高的熟化程度和肥力水平，生产性能特好，适种作物很广，库车城郊一带的灌淤土大部大于2米，有机质含量达15％～30％，种植小麦单产达500斤以上，棉花单产100斤以上。
  库车、沙雅、新和境内第三种主要土壤是灌耕棕漠土，全部分布在库车河灌区，其中大部为边远耕地，海拔1100～1300米上下。这是由于棕漠土被垦殖后，经多年的灌溉、耕作、施肥等农业措施的影响，其理化性质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土壤得到灌溉淋溶，碳酸钙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垂直下移；灌溉熟化层逐渐加厚，土壤结构有了改善，有机质含量明显提高，部分灌耕棕漠土有机质含量高达20％①。
  综上可知，龟兹绿洲及拜城盆地由于水量较丰富，经过长期的灌溉耕垦，各类土壤都不断得到了发展和改善，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扩大了园艺业种植面积，增加了经济实力。
  根据上述龟兹绿洲、拜城盆地的气候、降水、土壤情况，从远古起就应为农业区，不适宜游牧养畜业，这与考古发掘所得也可为证。如黄文弼教授在今库车城郊皮朗旧城，即古代龟兹都城所在的哈拉墩遗址出土了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②。其中属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工具已有石镰、石铲、研磨器，可证龟兹绿洲原始社会时期就已有农业存在。所见陶器种类杯、盘、碗、罐也以饮器为多，与从事农业人民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与龟兹绿洲相连的阿克苏境的喀拉玉尔衮遗址所出土文物，也显示出已有农业的特色。同样直接属于龟兹文化圈内，位于龟兹东境的群巴克墓葬中出土了距今3000～2500年间的石磨盘和麦草，麦草中夹杂有麦穗和麦粒，系小麦，麦穗最大者残长3厘米，麦粒长0.6厘米，已与现在的麦穗基本一样；另还发现有谷糠类食物③。另外与龟兹东部辖境邻近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的墓葬中出土了小麦，据碳十四测定距今已有4000～3700年。因而根据发掘材料论定原始社会阶段，龟兹一带的农业生产距今已有“四千年左右”④。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龟兹农业继续在发展。在汉朝于西域实行屯田之前，那里已浚挖沟渠，实行灌溉农业，不过当时的农耕工具仍以石质及木质工具为多。上述所说的石镰、石铲、石磨盘等不仅是原始社会时期普遍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并且到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时期，有些石质工具仍在沿用。而木质生产工具也是当时普遍应用的生产工具，如与龟兹地区气候、土壤大致相同的孔雀河下游原始公社公共基地出土了木质生产工具；哈密五堡的氏族社会墓地三角形木质挖土器、木耜。也可知在龟兹境内必然都使用过这些木质的挖土器、木耜等工具，与石质农具同时成为龟兹的农业生产工具。由于龟兹境内在汉朝屯田军到来之前，已知冶炼技术，因而也有可能在龟兹进行屯田之前已经使用很少的铁制农具。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尚未得到考古证实。
  在龟兹境内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是在公元前101年起在轮台、渠犁屯田以后，提高了龟兹的冶铁技术，才使铁制农具在龟兹境内各族人民间普遍使用。同时在此时期也在汉屯田军的影响下，在人民间推广了牛耕技术，从而改进了耕作技术，提高了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了繁荣丝绸之路的物质基础，可供应过境商客充足的食宿条件。
  根据龟兹境内较好的水利条件，不断采用着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工具，加上肥沃的土地，促使汉唐时期的龟兹地区，不仅农垦绿洲面积大，同时随着不同土壤的分布，适种各种作物和园艺业，因而作物种类丰富，园艺业尤为远近闻名。简单地说，当时龟兹境内的主要农作物在古史上已经有了大概的记述。
  焉耆国。“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①。
  龟兹国。“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稍温为异”②。可知龟兹农作物种类也有稻粟菽麦。
  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③。
  龟兹国。“土多稻粟菽麦”④。
  龟兹国。“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⑤。
  龟兹国。“土宜麻、麦、秔稻、蒲陶”⑥。
  焉耆国。“土宜黍，蒲陶”⑦。
  屈支国。“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⑧。
  上述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史书记载中已指出龟兹境内的主要农作物有粟、麦、稻、黍、麻、菽；园艺作物则有葡萄、石榴、梨、柰、桃、杏，而以葡萄最著。这些都在近代考古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相同印证。谨稍作分析于下。
  粟我国北方通称谷子，去壳后叫小米。禾本科，喜温暖、耐干旱，生长季节短，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且耐储藏，向为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龟兹比华北地区更为干旱，早为人民种植，成为龟兹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考古人员已在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了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小米饼，可知屯田部队未入西域前，龟兹人民已经种植粟，可按子粒黏性分为糯粟和粳粟，营养价值高，所以各族人民都爱吃。
  麦是喜温耐干旱的作物，所以龟兹人民从原始社会起就种植小麦，成为境内各族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与龟兹邻近的孔雀河下游古墓地中已出土距今4000年前的小麦。据初步鉴定，那远古的小麦品种有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两种。龟兹境内的原始小麦应该也是这样的品种。过去不少人认为天山南北的小麦品种来自于伊朗。可是“据颜济教授分析孔雀河小麦品种，结合对新疆现存野生小麦的调查，认为新疆完全有可能是小麦产地之一”①。这种论据是有说服力的。
  稻 俗称水稻，可知它是既喜温又喜水的作物，而龟兹绿洲向被人们称为干旱区域，可是水稻种植却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各朝不衰，并且被史书列在重要位置。这是因为龟兹、姑墨一带虽干旱缺雨，但它们处于塔里木河上游，特别是阿克苏河及渭干河流域，却是多水区域，夏季温度又高。所以龟兹境内从古代起就种植水稻，也成为龟兹人民的重要作物之一。
  糜子 黍的一个变种，籽实不黏者为糜子，生长期短，耐抗干旱的重要农作物。在楼兰古城、尼雅遗址、晋唐时期吐鲁番古墓中都发现有不少糜类籽实。在楼兰古城的建筑物上，迄今仍可见到“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掺杂着大量麦秸、糜秆的碎节和粒壳。同时，在城内距佛塔东侧约三十二米处一堆散乱木柴下，发现了深达七十厘米的糜子堆积层，一粒一粒的糜子至今还是黄灿灿的”②。龟兹与毗邻的楼兰古城气候土壤等情况大致相同，因而糜子也是龟兹境内各族农民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且是人民喜吃的重要粮食。
  菽 本称大豆，引申为豆类的总称。经考古发掘所得，古西域种植的豆类有蚕豆、黑豆两种。蚕豆籽粒椭圆扁平；黑豆籽粒不大，也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因外表赤色，故俗称为黑豆。由于它们生长期短，抗旱力强，颇适宜于龟兹地区气候，为古代龟兹人民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在自汉至唐的800多年时间中，有关龟兹历史的记载上特别指出种植了这些豆类作物。在其他地区并未重点指出“菽”，唯有《龟兹传》中指出，可知龟兹对豆类作物的种植更为普遍。
  胡麻 这是古代西域农业区普遍种植的油料作物之一，已经在天山阿拉沟古墓地内出土了胡麻籽，形状卵圆而稍扁，暗褐色，表面有光泽。在焉耆、吐鲁番等地晋唐古墓中也都出土了胡麻籽。可证在龟兹境内也同样是普遍种植的油料作物。
  大麻 是古代西域天山南路原始人民用以制造麻类织物，如衣服、被褥、麻袜、麻绳、谷物袋等最重要而普遍的原料，在孔雀河古墓地内出土的草编织物中，经鉴定，已经使用了大麻纤维，说明西域地区使用麻类纤维非常早。进入汉唐时期，种植大麻更为普遍。龟兹境内各族农民也同样普遍种植了大麻。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西域戍军和入侵的吐蕃军队的长期斗争中，英勇守卫在守捉、烽火台等边防重地的戍卒，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地编织着麻鞋、麻袜、麻绳等生活、劳动必需品，这在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屡有提及。
  葡萄及其他园艺作物 在隋唐史书的记载中，对龟兹的葡萄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并说“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葡萄在原始社会就已在龟兹种植，至隋唐时期又更进一步。这是因为龟兹境内光照充足，热量丰富，不仅适宜于葡萄的大量种植，同时也适宜于种植核桃、石榴、梨、桃、柰、杏等果树。这些今天仍然是库车地区园艺业的名贵特产。玄奘经龟兹时，亲自品尝后，大为赞赏，所以记述了龟兹的园艺特产。如核桃已在巴楚唐代龟兹所辖尉头州的托库孜萨来古遗址中出土了核桃。实际这些园艺特产，今天仍然是库车的重要特产。这是因为龟兹的气候、土壤条件都适宜发展各种园艺作物。
  棉花 古代西域，特别是天山南路地区种植棉花很早。在民丰县东汉墓中已出土棉布①。由此可知。至少在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已种植棉花。所以公元6世纪上半叶远在江南的梁王朝记载高昌国的史事时，也特别要对棉花大书一笔。《梁书·西北诸戎》“高昌国”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绳，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按梁朝（502～557年）共56年。由这些史实可知，龟兹境内至迟在东汉时已种植棉花。考古人员已在唐代龟兹辖区的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了棉布和棉籽实物。其中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分析，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色黄等特点，系属非洲草棉种子，学名是GHerhaeeum②。由于这种草棉耐旱、喜温、喜光，适宜于天山南路的气候特点，所以古代就被引种，只是其纤维短粗，产量低。
  大麦 俗称青棵。学名为HordeumVulgareVarmuda。在西域有悠久栽培历史。哈密五堡氏族社会墓地内已出土青棵穗壳；唐代吐蕃军所建的米兰古堡中也已发现青棵籽实。可知青棵也是古代天山南路各族农民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之一，龟兹境内自也种植了青棵。而青棵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食物，唐朝入侵西域的吐蕃军曾数度占领龟兹地区，也必然要进一步推广种植青棵。而青棵不仅是重要的粮食，而且是牲畜重要的饲料。可见龟兹人民很重视种植。
  由上可知，粟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是我国华北地区的重要作物品种，龟兹地区早有引种。随着龟兹水利设施的不断发展，水稻也成了龟兹的重要农作物。而园艺业中的杏原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及波斯、印度等地，从而龟兹等地也广种了桃杏，而杏干更成为龟兹名产。同时在沙雅曾出土《李明达借粮》残纸，在巴楚出土唐代《蒲桃园借契》残纸汉文文书③。这些不仅反映了汉族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也说明了种植业与园艺业的关系。
  第三节 畜牧业
  一、山区发展畜牧业的自然基础
  龟兹虽然不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但许多山区则是游牧的区域，同时农村中也有不少畜牧业。所以《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说：“耕田畜牧为业……有良马、封牛。”因而正确些说，龟兹实是农牧兼营的地区，仅将各县所占山区面积列于下：
  库车县面积16265平方公里，北部天山山区面积为6854.4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2.1％。
  拜城县面积19100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60.96％。
  温宿县面积14122平方公里，北部天山山地7406.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2.4％。轮台县面积14789平方公里，北部天山山区面积464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1.8％。
  乌什县面积8811.84平方公里，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65.46％。县城北部、西北部是天山南坡西段，俗称北山。南部西南及东南部是卡拉铁克山，俗称南山。中部系托什干河河谷，为南北两山间洪积—冲积平原地带。
  由此可知，自原始社会直至汉唐时期，龟兹统治这些地区时的地理自然情况基本未变，即天山中线以北是游牧民族，如塞种、乌孙、匈奴、突厥等族，天山中线以南为龟兹势力范围。当时龟兹族虽大部分为农民，唯居于天山中线以南山区的则以游牧为生。现在库车、拜城、轮台、温宿各县的维吾尔族同样是居于平原的为农民和居于山区的为游牧民。在古代，人们受制于自然，难于改变农牧之间的自然区分，因为山区降水量远多于平原。如拜城县北部高山带年平均降水可达400～600毫米，中山带250毫米左右，平原区96.2毫米①。
  库车县平原年降水量64.5毫米，到海拔2080米的伊矿地震台处年降水量达244.3毫米，到海拔3608米的铁力买提达坂处，年降水量可达400毫米以上。由达坂俯瞰海拔2390米的大龙池云杉滴翠，绿草茵茵，鲜花争艳，毡房点点，羊群满坡，骏马腾跃，一派牧区好风光。
  温宿县平原地区年降水量多年平均为65.4～78.7毫米，蒸发量为1883.6毫米，北部山区年降水量随垂直海拔变化，一般在100～500毫米之间，海拔2000米处山区，历年平均降水量为225毫米；海拔3000～3500米，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一般说，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地方，只是分布着大面积的荒漠性草场，年降水量在300毫米地方牧草才能生长良好。在海拔2500米以上，降水量400毫米以上，就分布着水草肥美的草甸草场，成为最好的夏牧场，那里气温适宜，牧草生长旺盛，正是牲畜最好的抓膘时期。
  牧草生长情况以库车县为例。在库车县北部广阔的天山山区，海拔12001600米为前山浅山地区，植物生长很少，后山海拔2200米以上，是以云杉为主的森林草原带，其牧草生长情况可列表于下①：
  至于由库车北部山区向西南伸展的却勒塔格山海拔1800～2400米，横卧于新和县与拜城县之间，山脉岩石裸露，无植被。这座山不能和北部山区相比。
  正是由于龟兹及其所属区域内的主要山区有着较为丰富的降水，生长着丰盛的牧草和茂密的森林，所以自远古起就有种类繁多的野兽和十分发达的畜牧业，成为龟兹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已经发现的众多岩画为证。
  二、山区原始社会的猎牧经济
  在温宿县北部天山中已发现有吐木秀克乡的阿尕衣那克柯塘岩画、台兰河源头塔格拉克牧场的沙拉克乌克赛岩画；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及包孜东岩画。其在小库孜巴衣有一块洁白的巨大花岗岩砾石，砾石半裸出地面部分，长4.4米，宽3米，高1.6米；在巨石的四面，都凿刻有岩画，其中有一幅为狩猎图，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图2。该图凿刻着4只大角羊、2只鹿、1头牛、1匹马、3个徒步猎人和1条狗，被猎人射中的大角羊高30厘米、长33厘米；两个猎人各身高40厘米、宽15厘米，另一猎人稍小。整个岩画面显得十分匀称生动。3个猎人和1条狗组成一幅围猎的场面，眼看着一个猎人已射中一只大角羊；一个猎人的箭已对准了一只正在惊慌失措地奔逃的鹿；另一猎人正追赶着一头死命奔逃的大角羊。其余正在奔逃中的羊、马等，有的四腿飞驰，有的四蹄腾空；骏马更是四腿腾空，不顾命地昂首飞驰；甚至连笨重的牛，也在竭尽全力前冲；整个画面显得没有一处不在动，没有一处不在作生命的挣扎，显出了原始社会猎人和各种兽类生死搏击的真实情景，充分体现了原始艺术家的高超技艺。
  从整个狩猎图看，反映古代温宿县天山中各种野兽的繁多，特别是大角羊成群地在游奔，还有众多的鹿奔驰在森林草原间，野马、野牛、野骆驼也随处可见。这些都给当时生活在这些地区人群提供了丰富的肉食。
  在小库孜巴衣的岩画上还有另一幅狩猎图，是以石球为武器的行猎场面。狩猎者一人，双脚分立，上身微倾，目视前方大角羊。双臂一前一后，好像是投掷姿态。右前方脚下凿刻一颗滚圆的石球。在前方的一只大角羊腿下也凿三颗石球，说明在远古，石球也是狩猎的一种工具，这是比弓箭更为古老的一种狩猎工具。远在50万年前，石球已在我国蓝田人的遗址中出现；在新疆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石球，石质多为变质沙岩或戈壁砾石，石球一般直径4～7厘米，重500～1500克①。不过这种石球被应用狩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是用手臂投掷石球，毕竟所投距离有限，并在和凶猛的野兽搏斗中，有一定的危险性，从而在狩猎活动的实践中，就采用绳索和木棒作为投掷石球的辅助性工具，以延长自身的器官。这样既增加了投掷距离，又减少了危险性，由是产生了带有绳索或木棒的石球投掷工具——“拌首索”或“飞石索”②。据新疆考古资料测定，已知使用石球的最早年代，距今约3700年③。
  在上述章节图3属于小库孜巴衣的一幅放牧岩画。图的中间是一项圆形的毡房，周围凿着大小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主妇。四个人都一齐张着手臂在驱赶羊群；另有一条狗，正在亲热地吻着一只羊头。整个画面显得非常恬静，这不仅反映了勤劳的人民在黎明到来，旭日东升的时刻，全家都为发展畜牧业而精心地护理子着自己的畜群；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周围的环境和社会的和平安定，显出人畜兴旺发达的景象。
  三、农村的畜牧业
  龟兹绿洲以农业为主，唯各家农户也还饲养一些牲畜，以适应平日肉食，特别是适应丝绸之路众多商客的肉食所需，所以古代龟兹农村也有相当多的畜牧业。《魏书·西域传》“龟兹国”条称：“世祖诏万度归为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拒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可知农家所畜驼马不少。当然还有更多的牛、绵羊、山羊、驴等，从现在的牧养情况中，也可约略窥见古代农村畜牧业情况。
  现在库车县农村畜牧业的牧养情况，约可分以下几种。
  平原—山区放牧区 是把农区各乡、农牧场的集体牲畜和少量私人牲畜，夏季均驱赶上山放牧；其他季节在低山带荒漠及农区草场近田放牧，这种春去秋来的方式是库车县农村畜牧业的主要经营手段。
  平原放牧区 草湖管理区的全部牲畜，属这种经营式，兼有近田放牧的性质。牲畜四季长年在平原区天然草场游牧，春秋冬在塔里木河以北草场，夏季在塔里木河以南草场放牧。
  舍饲—半舍饲畜牧业 农民牲畜除少部分在农田附近的草场放牧外，主要是利用农田杂草、瓜皮树叶，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经营畜牧业。
  自从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西域轮台、渠犁开始屯田以来，即向龟兹地区人民陆续推广了牛耕技术，因而龟兹辖区内的各族人民也尽力养牛。《北史·铁勒传》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这里虽然说在哈密以西、焉耆一带的天山中有这许多部落在游牧，实际在天山中的游牧部落也必然分布于农区，特别是在龟兹、轮台一带山区草场并不宽广，容纳不下多少游牧部落，必然多数在农业区从事耕种。“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正是这种真实的写照。古代虽无详确牲畜数字可参考，证之今日库车绿洲三县的牲畜统计数字看，三县共有牛91705头，马仅21756匹，可知牛比马多4.2倍，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古代西域，不论在牧区和农村，对畜牧业都很重视，培育了苜蓿作为牲畜和重要饲料，尤其是马的最好饲料。所以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带回了紫苜蓿种子。《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当时在龟兹绿洲农村也多种植苜蓿，不过当时究竟种多少苜蓿，在农田中所占比例如何，从未有过确切的数字。不妨以1982年所调查的库车县各乡苜蓿种植面积统计为例，由此也可窥知一斑。
  由此可知，苜蓿种植面积虽仅占耕田数的6％，但各乡普遍种植，因为马匹分散在各家农户。以今视古，可知古代龟兹农村也普遍种植了苜蓿。因《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都说龟兹产“良马、封牛”，可知古代的龟兹马很有名。
  事实上从原始社会起，龟兹绿洲的农民就重视畜牧业。在轮台县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中发表了1985年9～10月间发掘一号墓地的情况说：“主墓室周围仅有小墓而无马牛头坑。”同时指出和静察吾乎沟口墓葬“主墓室周围墓外，还有许多马牛头坑”，认为是两者不同处①。可是笔者在1987年8月初到轮台群巴克古墓葬区见到考古负责人陈戈先生，他带笔者参观了正在挖掘的古墓葬时，我亲眼见到那里主墓室与小孩墓之间有马牛头坑。说明群巴克古墓葬区也有马牛头坑，也许是他们第一次发掘时未见到，这是在以后又继续进行发掘的。所以只能说群巴克古墓葬区的马牛头坑较之和静县察吾乎沟口的墓葬区内的马牛头坑少一些。这是因为轮台群巴克古墓葬位于天山南麓的山前洪积—冲积平原上，而和静察吾乎沟口古墓葬位于天山山区的焉耆盆地内，那里畜牧业较之龟兹绿洲更发达一些，所以马牛头坑多一些。同时在群巴克古墓葬中还常见“小铁刀与羊脊椎骨放在一起，还见有较多的小石锥”①。这种小石锥是牧民随身携带，用以脱解拴系牲口的绳扣，现在新疆从事畜牧业的牧民手中仍可见到这种情况。由此也可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的龟兹绿洲农业区内畜牧经济仍占有一定地位。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龟兹农村的畜牧业仍和农业一样继续在发展。公元383年吕光征服龟兹后，东返时很快在龟兹征集到数万头驼马。《晋书·吕光载记》称：“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即此已可证龟兹农区驼马之多了。
  第四节 手工业
  所称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汉武帝未在西域屯田以前龟兹已能铸造简单的铜器、铁器，但质量粗糙，且数量很少，所以《汉书·西域传》中桑弘羊指称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即缺少金属工具。迨汉武帝在龟兹境内大力屯田后，屯田移民除带来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外，同时还带来各种手工业技艺；从而龟兹地区的冶金、纺织、制陶、酿酒诸手工业门类的面貌为之一新。近代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更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仅分述于下。
  一、冶炼业
  龟兹绿洲和拜城盆地矿藏十分丰富，是西域最为丰富地区之一。《魏书·西域传》龟兹国称：“饶铜、铁、铅..铙沙、盐铁、雌黄。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锑湖，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国也指出：“土产黄金、铜、铁、铅、锡。”而在《汉书·西域传》已指出西汉时龟兹国“能铸冶，有铅”。经过近代科学探测也证明库车北部天山山区矿藏有煤、铁、锰、铜、石油、石英沙岩、石灰石、明矾、硇石、石膏等。煤主要分布在俄霍布拉克、阿格、夏阔坦等地。铁矿分布于山格拉铁矿点。铜矿分布于康村以北、塔克玛克以南的库车河两岸。锰矿分布于依其克巴什、库尔干、大慕孜力克及大龙池之南四个点上。石油、天然气很丰富，分布于康村、依其克里克一带。同样拜城盆地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种类多、分布广，已查明和开采利用的矿产有煤、铁、盐、石油、铜、铅、铝、钾、硼沙、云母、氟石、石膏、石墨以及稀有金属等四十余种。
  正是有了这许多丰富的矿藏，从秦汉时起，龟兹就能铸冶，特别是西汉时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龟兹冶炼技术后，更使龟兹的铜铁产量和质量位居西域各国之首，供应了西域各国所需，并大大提高了龟兹的国力，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最强之国。公元前60年归西汉版图后，龟兹依然是经济最发达，实力最雄厚的地区，这是与他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较好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冶金技术分不开。经过黄文弼教授等的考古发掘，已出土有汉代的铜器、铁器，并已找到不少炼铜、炼铁遗址。先说炼铜遗址①。
  克孜里亚炼铜遗址 “克孜里亚”为红色山坡意，遗址东为独山子至库车的公路，不远即为库车河谷，西靠山根，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约宽300米，积厚3～4米，曾拾到一块铜渣。
  康村铜厂遗址 “康”即“矿”意，康村即矿村。铜厂遗址即毗邻康村北面，所以称康村铜厂遗址。康村南距库车城40多公里，北临库车河，沿河谷东南可至昭怙厘大寺遗址，西去即为新修的独库天山公路，铜厂遗存二大堆矿渣，东西宽21米，南北长35米，积厚2～3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即与这些炼铜遗址有关。
  苏甫玉炼铜炼铁遗址 “苏”为水，“甫玉”为“边缘”，即“水边”之意。其西紧靠库车河边的农舍田园。遗址南北长1公里多，宽500米，冶山重叠，堆堆相衔，积厚由几米到十几米不等。在铁渣堆内搜集到双耳陶罐、绿釉红陶、灰陶、粗沙黑陶、石磨1扇，完整的钵，半球形的石器、铜片、铜渣、铁块，可见这里是炼铁、炼铜同时进行的冶炼遗址。从所出土的文物看，至少在汉代已开始在此冶炼。
  巴西克鸡克铜矿遗址 从库车县城沿库独天山公路至塔克马克，有通向库车河的一条小河。沿此河谷西南行4～5公里再拐向西北山谷，谷系南北走向，行数公里，谷愈行愈狭，两边山峰耸峙，即在两边崖壁上开凿矿洞若干。现于西崖上有洞四层，每层一洞。但见这里矿脉纵横，但矿层很薄，品位较低，适合在生产力较低的古代开采。开采法极原始，非奴隶和囚徒不做。
  同样在拜城盆地境内也盛产铜矿，在今察合其农场南却勒塔格山西麓有绵延数公里的炼铜遗址。西汉时拜城曾一度为姑墨所属。从《汉书·西域传》称：姑墨“出铜铁”，可见在当时的龟兹、姑墨范围内冶炼铜铁很发达。
  除上述炼铜遗址外，在库车河两岸的炼铁遗址也很多，已发现的有以下一些。克孜里亚别得里克炼铁遗址 “克孜里亚”为红山的山坡意，“别得里克”为“苜蓿地”意，全意为“红色山坡下的苜蓿地”。南距库车城80公里、康村40公里，位于独库公路东南200米，东下为库车河，遗址由若干铁渣堆组成，积厚3～9米不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400余米，宽60余米，其中五个堆较大，第二堆之北有一条1～2米的干沟蜿蜒入库车河。从铁渣堆的面积及高度估计不会少于1万立方米。
  可可沙炼铁遗址“可可沙”为“鹞子”意，位于库车河东岸山坡下，东南距库车县老钢铁厂100米，距库车县城100多公里，向南不远即为苏布衣大炼铁遗址。可可沙炼铁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50米，已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为保护单位。
  阿艾炼铁遗址 阿艾又称“加来艾”，即阿艾河谷地域。阿艾河谷是指库车河与阿艾河汇流处，阿艾煤矿即在河口，距可可沙炼铁遗址不过两公里，距库车100多公里。从阿艾河口溯流北上2～3公里，北岸阿肯里克山下的古炼铁渣堆不时出现，主要可分东、西两处遗址。东址：东距阿艾煤矿部2公里，傍阿肯里克山麓分布三大堆矿渣（东中西），中矿渣堆最大，平面为三角形，底边宽30米，三角形之高30米，矿渣一直向河边延伸100米，积厚愈下愈薄。西址：从东炼铁遗址西行400～500米即可见漫山遍野的矿渣堆，东西长达600～700米，宽30～50米，积厚3～4米。在此曾采集到红陶片、石磨片、弯拐陶瓴、弯管陶瓴。炼铁吹风的管状陶器——陶瓦缶，矿渣中夹杂大量煤核。这个遗址所处地域资源丰富，依山傍水，便于开采冶炼。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说“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即指此地。核其道里也相合，不仅有遗址存在，而考查阿肯里克山梁，发现煤矿层和红色铁矿层相间，依岩层褶皱时高时低，煤层厚达1～3米。煤即“石炭”。郦道元引用他人著作，记事当早于北魏。三十六国乃西汉时国数，可证此时用煤冶铁，至少可上推至西汉。足见龟兹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冶炼的民族之一。
  提克迈克炼铁遗址 提克迈克为“高高地耸立”之意，此意大概与遗址所处地势谷深崖陡有关。遗址位于阿艾煤矿和下河滩煤矿之间的独库公路446公里里程碑处，公路从遗址中穿过。北倚高山，南及库车河崖，均被炼铁矿渣，南北长700米，东西长400米。遗址范围达两平方公里，发现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碎矿用的石碾以及马槽等物，时代同于阿艾炼铁遗址。
  在古代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炼铜、炼铁是十分繁重和艰苦的工作，非一般人愿意干。因此在古代奴隶主和封建主往往强迫一些奴隶和农奴去为其拼死干。龟兹古代的炼铜炼铁也曾使用奴隶和罪犯进行，可以阿艾古城堡为例。查该城堡位于阿艾河口南岸，北有桥跨阿艾河通阿艾煤矿矿部，东南为库车河，西毗邻独库公路。城址四方形，内见85平方米左右，高1～8米不等，墙脚平面宽5米，其上渐有收分，至顶狭，勉强行1人，城四面有四出马面，马面出墙达6～7米，城墙以灰色泥版筑，在城堡内红陶比比皆是，并有铜矿渣和铁矿砟，及半枚方孔铜钱。在紧靠城址之北，有面积比城址还大的铁矿渣堆，积厚6～7米，在遗址
  对面的库车河东岸山麓还有若干处炼铁遗址，其南可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苏希依大炼铁遗址，东北面沿库车河有提克迈克炼铁遗址，形成了一个范围很大的遗址群，阿艾城堡即在其中心。根据该城四墙突出的马面看是汉唐古城的一个特殊点，所以该城建筑年代决不会晚于南北朝。虽然这是一个炼铜遗址，但从城内散布的铁渣块和东墙根暗红色的夯土看，古城是在原炼铁遗址的基础重建。在城内还采集到类同于昭怙厘大寺出土的大五铢钱，还有炼铜用的陶瓴残块，在陶瓴上粘满铜绿，而城墙比一般古城遗址高，可能是汉代使用冶铜的工场，以便防止奴隶逃亡和抵御外敌的入侵。
  由以上历史记载和大量考古事实证明，龟兹地区自西汉直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金属冶炼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冶炼燃料已由木炭改进为直接使用煤，可知龟兹人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冶铁技术，为铁制武器及农具制造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唯龟兹冶金业是在汉代屯田军的影响下有较快的提高，所以在生产工具和产品方面，不能不带有中原的特点，阿艾山冶铁遗址出土一件陶制吹管，可能是皮风箱上用物，据研究，与传世的“霸陵过氏瓴”相似。尽管汉晋时期前往西域的屯田军的各种铁制生产农具由中央政府统一发给，但到西域后长期生产，经损耗而须不断补充的铁制农具和手工工具等除自己继续就地打制外，必然也会采用西域少数民族冶炼的铁制工具。上述龟兹地区长期存在较大规模的炼铜冶铁遗址必然是供应西域各族人民而保持冶金业的长盛不衰。在罗布泊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中就把西域当地的铁器称为“胡铁”①。
  前新入胡□二百九十五枚。
  前胡铁小锯□十六。
  前胡铁小锯廿六枚。
  入胡铁大锯一枚。
  由此可知，罗布泊戍卒们所用铁锯、农具已靠当地少数民族供给，应该说这些铁制农具主要来自龟兹所造，因郦道元早已指出龟兹冶铁业供应西域三十六国之用。可以说汉晋时期的龟兹冶金业在西域独领风骚。
  二、制陶业
  陶器在龟兹人民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原始社会尤为突出。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1958年于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发掘中曾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彩陶片，粗砂红陶..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②。可知在新石器时代龟兹已能制陶，并制成杯盘碗罐等各种饮器。
  在龟兹辖境内的轮台群巴克古墓葬距今已有3000～2500年左右，出土的均为原始社会时期文物，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等，而以陶器数量最多，主要是夹砂红褐陶，也有少量夹砂黑陶。“均手制，基本上都是素面，仅有个别的饰有凸弦纹或划纹。有的表面打磨光滑，有的则敷一层红色陶衣。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绘彩处敷黄白色陶衣，其上绘黑色或红色彩绘，以黑彩为多，花纹主要是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纹，也有少量的网格纹。器形以带流罐和单耳罐为最多；另外还有双耳罐、单耳罐、杯、钵、碟、纺轮等”①。附出土陶器图。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陶器的彩绘花纹主要是正倒斜线的正倒三角纹，这与后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图案的形成都有渊源关系。
  从这些陶器的种类和形式看，适应了人民生活、生产的所需，不仅制陶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同时也显出了原始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如图中的一幅8号彩陶为Ⅱ式单耳罐，直口、圆鼓腹、平底或近圆底。口径10.2厘米，底径7厘米、高16厘米。从口沿至上腹部敷黄白色陶衣、上绘黑彩、花纹为两排内填平行斜线的正倒三角，三角之顶端相错而不相接，显出了龟兹人民的审美意识和其艺术才华。
  1986年4月，库车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于龟兹王都附近的一处高台墩，维吾尔语称为买里买契特（高大寺）下面发现一万多枚龟兹五铢钱币，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陶管内。该陶管为红陶细质，只残存下部，尚高40厘米，一端齐平，口径20.5厘米，中段略粗为22厘米，壁厚1～1.4厘米，内壁每隔约5厘米一圈捏压指头印②。约为公元4～5世纪时产物，藏埋在几米深的红色土层内。可见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龟兹的制陶技术已大有提高，能制造大型的、坚实的地下陶管。从而黄文弼教授于龟兹王城内的哈拉墩发掘出33个大型陶缸，更可知龟兹制陶技术在不断探索前进，这也是适应了生产和商业繁荣的迫切需要。虽然还难于确定，这些大缸是用以储粮，还是用以盛葡萄酒，至少表明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根据同时出土的“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铜钱，可以断定约于隋唐时期先后烧成。根据其排列，大概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七个陶缸，均为夹砂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其中有一缸高85厘米，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壁厚15厘米，竟具有40只耳朵①。其余各缸高、厚大致相同，唯无如此多的耳朵。第二组十八个大缸，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一般口径50厘米，底径45厘米、高1.5厘米，胎厚20厘米。其中除高、底径、胎厚、质色均相同外，口径则在20～75厘米不等。第三组有大缸八个，形成与第二组大致相同，口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0.90～1.2米②。当时要烧焙这样一些大缸，一般农户难于承担，非有专业陶工不行。所以在佉卢文书中已提到“陶工”，“娑伽莫味控告大意如下：他是耶夫村社（？）的土著居民，是陶工遮姆者之子。..”③说明西域少数民族已有自己的专业制陶工匠，龟兹为汉、唐时期的西域重地，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必有更多的陶工。上述一些重要陶缸、陶管的产生，应该都是出于这些专业陶工之手。
  三、酿造业
  龟兹是古代西域的重要农业区域，尤其是著名的园艺业基地。因此从汉代起，历代史书上都记载龟兹有发达的酿造业，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当时酿造的主要原料分谷物和果物两大类。由于龟兹盛产各种瓜果，因而以果物酒为多，尤以葡萄酒最著名。《晋书·吕光载记》称：公元383年吕光平定龟兹后，命其参军段业所做的《龟兹宫赋》中说：“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陶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这里的胡人指当时的龟兹族而言。《旧唐书·西戎传》也说：“龟兹国..饶蒲陶酒，富室至数百石。”可知龟兹制作蒲萄酒历千年而不衰。这不仅是龟兹人民的嗜好，而且为繁荣丝绸之路，满足各族商客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四、毛织业
  毛织物是龟兹境内的重要手工业，古代史书早有记载：
  《魏书·西域传》，“龟兹国..出细毡麖皮、氍毹”。
  《隋书·西域传》，“龟兹国..饶康皮、氍毹”。
  《新唐书·西域传》，“跋禄迦..即汉姑墨国……出细毡褐”。
  由此可知，龟兹凭借农牧区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利用牲畜之毛织成各式衣料及毡毯。当然不是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有，而是在原始社会中，龟兹人民就以各种兽、畜毛织成衣、毯等，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必需品。据紧靠龟兹绿洲的轮台群巴克乡古墓群出土了距今3000～2500年间的不少毛织物，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龟兹人民就已普遍用毛为他们的衣着装饰服务。从所出土的毛织物看，已有较多品种。“从组织结构看，有平纹和二上一下、二上二下等斜纹组织，疏密程度不一；从颜色看，有红、绿、黄多色织物和红、棕、驼等单色织物。经、纬、线均右捻，一般经线捻度甚紧；纬线捻度较松”①。关于毛织物的结构和疏密颇多不同，如有一幅平纹多色织物，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0.1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4～5根。纬线则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为了适应美观的需要，纬线给予染色，以红、绿色和红黄色各为一组交错排列，呈纬向彩条。而另一幅织物则为驼色织物，二上一下斜纹组织，也是经线粗而稀疏，每根直径0.1厘米，每平方厘米约4根；纬线细而密集，每根直径0.05厘米，每平方厘米约26根。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能有多种颜色，经纬线极为匀称，并为人民所喜爱的毛织物，充分显示了龟兹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
  同时，在龟兹所辖西境，现巴楚县所属的托库孜沙来遗址中则出土了自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毛织品，其中有平纹组织的屙、斜纹组织的斜罽和栽绒组织的地毯。特别是残存的通经断纬的缂毛毯，织制规整，色泽鲜艳，花纹图案繁缛隽颖，工艺精湛，显示了龟兹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对于毛织手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革新，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托库孜萨来的北朝庙址出土了平纹毛布，在晚唐房址及垃圾坑下出土了平纹粗毛毯、条纹粗毛毯、黄蓝色条纹罽、平纹粗毛毯以及一些毛布残片等。基本上都是一沉一浮的平纹组织法织制。如黄蓝色条纹褐，是以黄、蓝二色为纬线和原白色经线相交，加拈松蓬，排线致密的纬线完全覆盖了经线，每织入11根黄色经线后，再用梭子将五股合并的蓝色纬线缠绕经线旋转一周，呈圈状，然后再交织11根纬线，如此循环①。
  还有北朝庙址中出土了两块栽绒组织地毯（维吾尔语称“孜勒卡”Zilak）。其织造方法是先把经线缚在固定的木架上，使地纬和经线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每交织两根地纬（第二根为两股合并）后，即在经线上拴一排绒头，称为拴扣，就是把绒头的两端分别扭转围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再把扣拉紧后剪断，使其两端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上的缨穗。然后交织两根地纬后再拴扎，如此循环。而经线上的绒头是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染色毛线，按黄、蓝、红蓝顺序，显出一组四个相邻的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形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②。整个栽绒毯图案实际是一种连续的菱形纹图案。布局大方，装饰性强，与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菱形图案的艺术风格相似，可知这是龟兹传统艺术图案的特有风格。
  在这座遗址中出土的毛织品中，最精美而数量又较多的是通经断纬的缂毛毯，已发现有长角形图案缂毯，花卉缂毛毯、禽纹缂毛毯、三角纹缂毛毯、六瓣花纹缂毛毯多种，均迄今色泽鲜艳。考察其染料成分，除棕、白为原色外，蓝、红两色可能为植物染料，深蓝、藏青似为矿物染料，所以色泽谐调，经久不变。如属于晚唐时期的六瓣花纹缂毛毯的两片残幅，所见经线直径约3毫米，密度4根/厘米；纬线直径约0.8毫米，密度12根/厘米。纬线可分红、蓝、黄、白四组，在蓝色地纹上显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黄色填成花蕊。每个花瓣及花蕊均为1×1厘米的正方形，在与蓝色地纹的纬线横向相邻处形成了一条竖直的缝隙。每朵花之间又用红色纬线相间，显得图案十分醒目生动③。凡是用这种通经断纬织成的缂毛毯，不仅正、背两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楚，而且在各彩色绒线之间形成的缝隙，增强了织毯的立体感，美观大方，适合于陈列摆设之用，应是古代“施之以墙”的“毾壁”或称“壁衣”的一种。
  这些已出土的缂毛毯，除三角纹缂毛毯外，其余几件的经线都是用白、黑两种原色毛线，以Z向加拈，再以S向合股而成。所有纬线，除棕色为原色毛外，其余都染色。由于纬线比经线细，拈度小而蓬松，使织物表面不显经线，仅见纬线显出彩色地纹和图案。而花卉缂毛毯纬密分别为12根/厘米和11根/厘米，唯在靠花蕊处却加密为14根/厘米。这种花卉图案在不同的地方用纬线疏密方法，使经线承受不同拉力，从而花瓣随着纬线方向弯曲，更加突出了花卉图案的立体感和圆润逼真，显示出了龟兹织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综观这些在龟兹辖区内出土的各种毛织品的纹饰，都具有“左右相称，前后相随，曲直结合，大小相承的整体布局”。内容丰富多彩，历千年而仍然色彩鲜艳。这是龟兹族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丝织业
  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如日本羽溪了谛指称，娶中国公主的于阗王Vijayajaya，“当属西元第五世纪初期之人”①。美国劳费尔（B.Laufer）说：“据推测养蚕业传到波斯”“是发生于萨珊王朝的后期。由一位中国的公主在公元419年所介绍，和阗人懂得，了养蚕，很可能因此促进了这个新工业更向西发展，渐渐传播到叶尔羌、拔汗那和波斯。”②这些说法和诸西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因为汉族先祖已在新石器时期就发明了蚕丝，近年已发现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而丝织品的西传西域、西亚等地也远在公元前。约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写的《史地书》，就有赛里斯——“丝绸之国”的名称。而这些丝织品的西传，当时都是经过天山南北地区西运。所以西域栽桑养蚕，至迟在汉代于西域大兴屯田以后就已开始。《后汉书·西域传》已指出，“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魏书·西域传》焉耆国进一步说：“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在龟兹国条则说：“物产与焉耆略同。”可知龟兹也早已栽桑养蚕织绸，这些都是在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情。所以把中国公主传蚕种至和阗的传说定在公元5世纪初是不确的。中原蚕桑西传龟兹以后，龟兹人民又在原有织毯技术基础上，织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丘兹锦”。高昌哈刺和卓88号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第阿奴举锦券》记称：“阿奴以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要到前年三十日，偿锦一张半，若过期不偿，胜行布三张。”③这里的承平五年为公元447年，“丘慈”即“龟兹”异写。由于三年后，阿奴无力偿还，只好以婢绍女抵偿，因而在同墓出土的《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中称：“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④并说“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反悔者罚丘慈锦七张”。从这里可知当时龟兹人民织出的丘慈锦，不仅流行于龟兹境内，而且成为吐鲁番盆地高昌市场上的畅销货，被目为名贵产品，价格昂贵。这就可知从汉族地区的织锦技艺传入龟兹，并为当地人民学习和掌握这一技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特别是最终形成具有龟兹风格的艺术特色，更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出土丘慈锦的文物虽属5世纪中叶，而丘慈锦的最初织出时间必然早于5世纪，至迟在4世纪已经出现。这种绚丽多彩的丘慈锦的产生，既丰富了我国历代的丝绸织品，又活跃和充实了丝绸的国际市场。
  1959年考古人员于巴楚县托库孜萨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团乱丝，其中有三个蚕茧①。而所见蚕茧都是被蚕蛾咬破，蛾已飞走的有洞的茧，所以这种茧取出的丝都是乱丝。这就证实了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条所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的说法相等符。可是这里记载的是于阗国的情况。唯龟兹境内尉头州所得实物也可印证，当时这种情况不仅流行在于阗国，同样在龟兹国境也是“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显然这与当地人民虔诚信佛教有关。因为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阗、龟兹时，正是佛教盛行之际，佞佛的信徒相信“十二因缘”、“善恶报应”等“轮回”学说，所以宁可让蚕丝断散、质劣，也不许煮茧取丝。出土文物对此已获得有力证据。
  在考古中已于龟兹所辖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了紫红色丝织锦，其经纬线均为“Z”捻，经线捻度，平均7～8圈/厘米，纬线较松，平均6圈/厘米。经密25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经线分为交织锦和夹经，交织经分别与黄、蓝色纬线交织成斜纹组织的黄色地纹和蓝色条纹，并在条纹上显出变体四瓣花纹和婆罗谜字母。这种婆罗谜字母，是公元4～8世纪龟兹人民以此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文字，即被人们所称的龟兹文。这种织锦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韵。唯丝织品所使用的丝线大都粗细不匀，疵点多，可能与蚕蛾飞尽才能缫丝有关，致使蚕丝断头多而纷乱，这就必然进行加捻，才能织造。
  在新疆出土的丝织品中，显然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丝织物的经纬线均未加捻，且捻向均为“S”（正手）。这属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丝织品。另一种丝织品
  其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这是属于西域本地的丝织品。因而丝织技艺传入龟兹后，龟兹人民仍然以自己传统的纺织技艺，把闪光的长纤维——丝也加捻得很紧，而且经捻往往大于纬捻。这种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是起用纬线起花法，而与经线显花法不同。
  在巴楚托库孜萨来晚唐房屋遗址中还出土了滴珠鹿纹锦，经线、纬线也均为“Z”捻，经线平均4圈/厘米，纬线2圈/厘米。经密2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这是一种平纹织锦，由黄绿两组纬线和黄、绿两组经线交织成正、反两面相同的花纹图案，地纹和花纹颜色则互相转换的双层锦。织物正面是在绿色地纹上显出鲜艳的黄色滴珠和鹿纹图案②。这种织物必须在具有多梭箱的织机上进行生产，表明龟兹的织锦技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可知龟兹锦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丝绸市场上饮享盛誉，就是依靠龟兹人民在丝织技艺上的不断创新，以及点缀在锦面的一些四瓣花纹及其变体图案，更增强了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所以丘慈锦长期畅销不衰。
  由于龟兹地区植棉较中原早得多，并已在西域出土有东汉时期的印花棉布，中原地区则于宋代以后才开始植棉，生产棉布。所以在巴楚托库孜萨来遗址中曾出土较多的自北朝至唐代的丝棉混合织物，这又是龟兹人民的一项创造和贡献。其中有一件唐代织锦，采用原色棉纱作经线，黄绯色丝线作纬，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棉经为5～6圈/厘米，纬线为5圈/厘米。另一件盛唐时期的黄色绢片，为经重平组织法织造，其中经线为白色棉纱，纬线为黄色丝，均以“Z”向加捻，经线5圈/厘米，纬线4圈/厘米，经捻大于纬捻。另在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以3/1斜纹组织法织造的残衣袖片，是在原色斜纹棉布上，织入光泽度强、色泽鲜艳的红、蓝色丝条纹，美观端庄，其中丝线都是以“Z”向加捻，平均7圈/厘米①。这些已出土的丝棉混合织物的经纬线均以“Z”向加捻，捻度较大，而且经线的捻度往往大于纬捻。这与上节所说龟兹毛织物的特点相同。总之，龟兹织锦，包括丝棉混合织锦，是继承了原有毛纺织的传统，为中国和世界的织锦技术及其图案花纹作出了新的贡献。
  从龟兹贵族到农牧民都喜爱的丝绸织物，对此，史籍记载甚多：
  《魏书·西域传》，“龟兹国..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
  《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
  可知龟兹王室贵族以丝绸织物作为炫耀的贵重衣饰，足见他们对丝绸织品的喜爱，同时也作为他们重要的审美价值观。
  六、麻棉织业
  天山南路自远古起就种植麻，因而从汉代开始，史书就记载了各地种麻的实情。
  《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
  《魏书·西域传》，“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
  《北史·西域传》，“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
  《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一.土宜麻、麦”。
  龟兹种麻虽然直到新唐书上才重点指出，并把它列在首位，可见其所占种植面积之多和麻类用途之广。实际在此以前，于龟兹境内早已种植麻，因为在龟兹周围的疏勒、于阗等地早已普遍种植。不过到唐时麻类植物在龟兹境内又有了新的发展而已。
  在龟兹地区，除于远古龟兹人大量应用毛织品外，在棉布还未被大量应用之前，衣服及物品方面主要是运用麻织品。与龟兹相邻的高昌地区的考古材料充分指出：自晋到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墓葬中“各种织物中，以麻布为最多，衫、裤、裙、被和褥等大都为麻织物”①。龟兹苏巴什古城内曾出土麻布残片，系“平纹褐色麻布，一端残存缝纫线头，中间缀补一条毛巾，残长23厘米、上宽17厘米、下宽11厘米”②。可见在棉布没有普及以前，麻布用作各种衣被十分普遍。
  继麻布之后应用最广的是棉布。一方面由于龟兹及天山南路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高温，适宜于种植棉花；另一方面龟兹位于丝绸通道上，与亚欧非各洲早有交往，所以非洲棉早已东传天山以南，据有的考古人员说，西域至迟至“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前，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③。大概从此时起，即在龟兹境内普遍种植了棉花。考古工作者已在唐代龟兹所辖西境，即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出土了棉布，还发现了棉籽实物，可证所出土棉布就是龟兹地区所种棉花纺织而成，“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织花棉织品残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二厘米，质地粗重，在蓝色地上，以本色棉线为纬，织出花纹”④。据研究，这些棉布是用垂直式织机织成，而所出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黄色等特点，测定为非洲棉，即俗称的草棉种子，即此可知，龟兹境内不仅普遍种了草棉，并且织出了人民所喜爱的棉布，从而逐步代替了麻织的衣被等。同时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还织出了许多棉丝混合织物。
  七、武器制造业
  在龟兹古城哈拉墩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骨镞，说明龟兹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已出土的原始骨镞，有以下几种：
  长条直角形镞 兽骨制，作扁条状三角形。表里灰白色，头部削尖成三角形，尖端染红色血迹。后部稍宽，两侧削齐现出柄部，可能是耐入木杆之用。长6.2厘米、后宽1.3厘米、壁厚0.3厘米⑤。
  实体三棱镞 兽骨制，灰白色，三面磨制光平，横断面作三角形，与后期三棱铜镞大致相同。头部尖锐磨光，颇锋利；后部突出一作短柄使用的短岔。通长5.5厘米、两侧宽1厘米、底宽1.4厘米⑥。
  叶状镞 兽骨制，灰褐色，作叶状三角形。头部尖锐，后部稍厚带节骨。长2.2厘米、后宽1厘米、厚0.5厘米⑦。
  这些弓箭既作为狩猎用，也作为保卫草场时的战斗用。大概在秦汉之时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龟兹城邦之国人口多，财富强，地位重要，更需要组建军队和制造各种武器，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因而史书记载①：
  姑墨国……胜兵四千人。
  温宿国……胜兵千五百人。
  龟兹国……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
  乌垒……胜兵三百人。
  渠犁……胜兵百五十人。
  至于武器，据《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兵有弓刀甲矟”。龟兹兵器与焉耆大致相同。龟兹之所以能雄踞天山南路各城邦之上，除兵多外，武器较优较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其境内铁多，冶金术也较优，所以常想称霸塔里木盆地。
  《晋书·吕光载记》称：吕光进攻龟兹城的情况时说：“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距之。”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龟兹军队所用弓、刀、矛矟、铠甲的实情，同时也可见其武器之多。七十余万军队所需武器绝不是任何个体经营者所能制造，必然由地方政府统筹专设有武器制造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各种战事的急需。
  八、造纸业
  随着丝绸的源源输往西亚、中亚、欧洲的同时，我国的纸张和造纸术也伴随丝绸而同时西运，所以凡是出土丝织物的地方，也出土了我国的古纸。在已经出土的古纸文书中，有汉文的，也有古回鹘文的。其中如晋写本《三国志》，隋代薛道衡《典言》写本，唐代卜天寿所抄《论语郑注》、唐《西州营名籍》、《开元籍帐簿》等。这里所举虽主要出土在西州，但在龟兹境内也出土了一些唐代纸张②。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早在汉代，我国就有用麻或树皮造纸的文字记载。《东观汉纪·蔡伦传》记称：“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后来经过不断改进，造纸方面可分为两种技术类型，一种为布纹纸，另一种为帘纹纸。所称布纹（织纺）模造纸，是古老的抄纸技术，大凡无帘纹、帘纹不显，或呈织纹之纸，都由这种技法抄造。这种技法，一模在一个单元内，只能出一张纸，效率低，所需纸模较多，难于适应社会的广泛应用。从而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进，又创造了帘纹纸，其法是用细竹条或其他材料的细条，以丝线、马尾等编成帘子作为纸模，用时将该帘附于木制床子上，帘与床可随时分合，构成活动纸模。这种帘纹造模纸，一模能在一单元内出千万张纸，效率较高，所以我国在各地普遍推广这种造纸法。因而自晋以后各地大量使用帘纹纸。所以传入西域龟兹、西州等地的古纸，经鉴定也主要是帘纹纸。这种纸张在龟兹各族人民中的应用，也反映了汉唐时期龟兹与中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九、民居和城市建筑业
  古代龟兹族在天山中游牧的一部分牧民则住以羊毛为毡及木架做成的毡房，特别是秦汉之时，常和乌孙人、匈奴人杂处游牧。诚如细君公主《黄鹄歌》中所说的“穹庐为室兮毡为墙”。现在库车县北部天山中游牧的维吾尔人仍然住着这种毡房。
  至于说在绿洲地区居住的龟兹农民的原始住房形式，历史并无明确记载，唯在考古发掘中却给人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在今轮台西北18公里群巴克乡的古墓葬群，该群巴克墓葬的构筑形式为“圆角形式或长圆形半地穴式，有短墓道，墓室中心立一木柱，周围又有一圈木柱，木柱上棚架盖头，盖木上再用草覆盖”①。这处墓葬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570±70年②，若以树轮校正年代计，大约为公元前955至前68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中期—春秋早期。而群巴克的墓葬形式实际就是当时龟兹地区的民居建筑形式。因为古代人相信死后仍然会像生前一样生活，所以常仿照生前所居房屋形式营建墓室，以供死者享用。而这种地窝子式的建筑，迄今于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偏僻农村中仍可见到这种形式的住房。
  至于龟兹地区的城市建筑很发达。当公元前下半叶汉通西域时，所称西域三十六国，即在绿洲中建立的城郭之邦。据考古发掘证明，龟兹王都即在今库车县新老城之间的皮朗旧城。龟兹城建的特色，据《晋书·四夷传》称：“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梁书·龟兹国传》，“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城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观察，龟兹人所建城市由于干旱、少雨的原因特色是：城墙都用土筑，或为夯土，或为土坯。而其形式则均为三重，即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城墙，可见其城市规模的宏伟和气势。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58年在库车县的龟兹古城考察后指出：古龟兹王城尚保存有东南北三面，略呈方形，北城墙长约2075米，墙垣夯筑，厚8～16米，残高3.8米；东城墙长1608米，厚15米，残高7.6米。墙垣每隔40米有一马面，长宽各4.8米。城墙为黄褐色土夯筑，夯层厚20～30厘米。南城墙长1809米，厚2.8米，残高3.5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5厘米。西城墙已经湮没①。以土夯筑，龟兹各个城都是如此。
  而采取三重的建筑形式也形成为龟兹人所建城市的特色。如位于新和县城西南18公里的于什格提古城，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见夯土所筑城墙遗迹，高5米、厚5米。在沙雅县北英迈里乡北10公里的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三重，所见遗址大外城周约3351米，旧城周约510米，城墙已坏，现仅存城基，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另在沙雅县伯克里克村附近有一旧城，当地维吾尔人称为于什加提，即三道城之义，分内城、外城、大外城三重。据当地人传说内城为官署所在地，由内城至外城相距约60余米；外城形略圆，每面均约156米，周约624米；由外城至大外城相隔约240米②。可以说，龟兹境内由龟兹人所筑的城基本上都是三重城，且以夯土建筑为主。
  唯汉、唐时期在龟兹境内的屯戍军甚多，所筑的屯田军城，在渭干河东西及塔里木河北岸、迪那河支流克孜尔河流域及阿克苏河一带，都有不少屯田军建筑的城，它们却不是三重城，而是周围只有一道城墙。如新和县的若勒哈米沁、卡勒克沁、通古斯巴什、不徒瓦什、可提尤干均为唐代屯戍军所筑城，其墙址均为土砖所砌，有唐开元钱散布，陶片亦属唐代系统。可知汉、唐时期在龟兹境内大小城市甚多，从所残留古城遗址看，龟兹人所筑城和屯戍军所筑城星罗棋布般地矗立在龟兹绿洲。《旧唐书·西戎传》“龟兹国”条称：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遣将讨伐龟兹，“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而走..前后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可见在当时龟兹绿洲的大城至少在五座以上，小城更难详述。因为当时经济实力不如龟兹的疏勒地区，《北史·西域传》就说“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则龟兹的城市数必超过疏勒地区。足见龟兹城市之多和丝路商业的兴旺了。
  第五节 商业与货币流通
  一、龟兹地区的丝绸通道
  《汉书·西域传》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阿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经过龟兹境的丝绸道即指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经龟兹至疏勒的北道。而在西汉之时车师前王廷还常受匈奴势力的威胁，所以基本上都是出玉门关后向西北经楼兰、龟兹去疏勒一线；东汉时期车师前王廷仍常有烽火之警，仍然大都走楼兰道经龟兹境西去。直至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罗布泊水量的缩小，丝绸道才改走车师前王廷，沿天山南麓轮台、龟兹一道西去中亚。所以鱼豢《魏略·西戎传》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进，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这里指出的中道和新道都是经龟兹后再西行。由于匈奴势力被赶出吐鲁番盆地后，才产生新道。即从玉门关西北出，经大海道越库鲁克塔格山至柳中、高昌再西行，特别是从公元4世纪以后，丝绸北道就主要是从伊吾，经高昌西经龟兹一路。
  史书上一般都说丝绸北道经龟兹后，是经今巴楚至疏勒去中亚，事实上还有一条通道是由龟兹西经姑墨、温宿越拔达岭（别迭里达坂）经伊塞克湖至碎叶，玄奘是走此道南下中亚和印度。这些都是说龟兹自东向西的丝绸大道。实际同时还存在南北行走的丝绸大道。从龟兹王城向北经大、小龙池，越铁力买提达经巩乃斯丝绸道。如1966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咸亨四年（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665年）文书的墓葬中出土的纸鞋里，拆出了一片《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上面主要指出与田（？）禄山有关的一批绢练等物，从弓月城向龟兹运输，中途和李三、毕娑、绍谨三人间发生了问题，由田（？）禄山向西州长史申诉，并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残纸中的主要文句有①：
  上缺“高昌县牒上安西都护府”下缺
  上缺“田（？）禄山年卅”
  上缺“上件人辞称向西州长史”下缺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
  上缺“驼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价口”
  上缺“口口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口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不达到龟兹..”
  上缺“……付练之日有壹（？）毕娑……”下缺
  上缺“……绍谨来日毕娑等在弓月城”下缺
  上缺“共毕娑相打促将向城是无”下缺
  从这残存的文书中，可以看到位于伊犁河谷的弓月城所存丝织物的数量已相当大，随时可提几百匹。而从弓月城向南越伊犁河再翻天山直至龟兹的丝绸道，史书上从未提及，在此文书中却已指明从弓月城直趋龟兹间也有一条丝绸通道。大概与今伊宁经新源通向库车的公路道大致相当。
  另外从龟兹经和阗河谷，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至和阗还有一条丝绸道，这是从龟兹向南常走的一条丝绸通道。
  二、商业
  公元前1世纪以前龟兹未归入中国版图前，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原货物已源源不断地通过龟兹至中亚、西亚。自公元前1世纪起龟兹归入中国版图后，随着龟兹与中原之间的友好亲密关系，不仅给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东汉时期，残余匈奴势力虽曾一度嚣张，通过龟兹境的东西方贸易仍很兴旺。特别是班超统一西域，把西域都护府迁居龟兹以后，龟兹更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后汉书·西域传》盛赞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可见丝绸商道上贸易的发达。
  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间，中原虽常处于封建割据之中，龟兹境却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而通过龟兹境的丝绸通道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公元383年吕光征服龟兹，另立龟兹王白纯之弟白震为王后，龟兹与中原的割据政权，如北魏、后凉、北凉、西魏、北周、萧梁等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尤其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34年）不仅统一了北部中国，政治、经济也深刻影响着西域。公元436年北魏派董琬等出使西域后，龟兹等国“目是每岁朝贡不绝”①。有时龟兹王甚至一年之内，两次派使者朝献于魏，如《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478年）“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九月..龟兹国遣使献大马、名驼”。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年（495年）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后，为了更好地接待西域的官使商旅，特在洛水南岸辟地设崦嵫馆，专供西域官使商旅的居住。《洛阳伽蓝记》卷3记称：“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可见西域商品云集中原的繁荣盛况。龟兹为当时西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自有不少官使商旅停憩于此。
  到了隋唐时期，丝绸道上的龟兹商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后，对于西域事甚为关切，隋炀帝时专设西戎校尉以接待西域各国使者，龟兹王即遣使奉献方物。后来杨广出征吐谷浑而至张掖时，龟兹王白苏尼咥与高昌、焉耆等国王亲赴朝见，并在张掖地区展开了中原和西域各族间的重要商业贸易。
  公元618年唐朝统一西域后，龟兹受唐朝直接统治，龟兹与中原间的商业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从648年起，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移置龟兹后，这时丝绸道上龟兹境内的商业贸易就更为繁荣。在巴楚托库孜沙来的唐代遗址中曾出土一整匹唐绢，“可能是由唐地运往龟兹的商品”②。
  龟兹古道上的商品虽然多种多样，唯丝绸贸易却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由于丝绸贸易始终贯通着欧、亚、非数洲，即通达当时人们熟知的世界，因而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深刻影响着当时世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汉代的情况，而在“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释“唐代实际贸易，往往使用丝织品”。丝绸在汉唐，除了衣着观赏的功用以外，和黄金一样成为价值尺度，也作为支付官吏们的俸禄，酬报臣民功德的手段。
  中国丝织品向龟兹输出的渠道不外乎：中国政府向龟兹贵族的赠赐；中国政府向龟兹人民进行的物物交换；奔走在龟兹丝绸道上的各族商人的活动。这样，丝绸在中西交通中，充分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既有政治经济意义，又有宗教艺术意义。
  丝绸西传龟兹后，使龟兹境内各族人民竞以丝绸相尚，参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玄奘《大唐西域记》散记西域所见，在当地已用于日常生活。
  PaulDemlavirle在LuceBoulnois的《丝绸之路》一书的序言中说：“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都以对方的地区作为理想国。”除了丝绸本身的色彩、质感使西人神往以外，丝绸作为来自异域的文化更增加了他们的迷信。上述的《丝绸之路》一书引了A.瓦隆《丝绸古代史》的一段材料说，丝绸在罗马时髦起来，以至于在公元14年，古罗马元老院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服装，说是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而且对妇女们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限制。可见狭义西域以西的地方，丝绸的功用不仅渗透到民间生活，而且为欧洲人的大型典礼活动增加了光彩，更加具有政治意义。
  罗马人最初只把丝绸作为服饰上的点缀物，也有的把丝绸小片拆开，把丝线从中抽出来，再织成更薄的绸布。叙利亚的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有的显贵还用丝绸包裹尸体。据说安息军官首次使用丝绸锦旗，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而败北。罗马军团的失败是必然的，丝绸锦旗无非是一个因素而已。自从罗马人认识了丝绸，他们的财富就找到了消耗的另一领域。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罗马为了支付丝绸的开支，黄金大量外流，引起白银匮乏，通货膨胀，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危机①。公元301年，拜占庭皇帝亲自下诏规定生丝的价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生丝的价格从侧面反映了拜占庭的政治局势。另外，那时基督教的教徒开始穿戴丝绸，教堂的帷幔也换成了丝质。
  杜环8世纪中叶到大食的亚俱罗城。他说那里“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另外还看到“绫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②。丝绸西传对于繁荣欧洲市场，改变西人原来的消费内容都起了独特的作用。
  三、货币
  随着龟兹境内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势必促进货币流通。这在龟兹境内遗留的丰富钱币资料，就是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明。综合近代考古发掘的钱币主要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汉唐时期内地铸造的钱币，在龟兹所辖境内普遍出土。如在轮台县城西20公里的拉苏古城曾出土“五铢钱”、“开元通宝”钱币。在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出土唐王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特别是在当时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龟兹王城所在地出土的钱币更多，在今库车县哈拉墩出土的遗物中有不少唐钱“最早者为开元钱，最晚者为建中通宝”③。又在库车县城东南约110公里的大黑沁古城出土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钱。还在库车县北23公里的苏巴什古城一间屋内出土“东汉五铢，开元通宝，大历元宝”④。以上这些由内地汉铸铜钱经考古学家测定：
  西汉五铢钱。红铜质，径2.6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有周廓，宽约1毫米，正面镌篆文“五铢”二字。字体严整，五字交叉接上下两画处，微向内缩，穿上多一横画，穿下无半星。此类体制，为宣帝时所制①。
  王莽时泉币。共出土两种泉币。在库车县额济勒克旧城出土一枚泉币上镌有“大泉五十”。红铜质，圆径2.8厘米，孔径1厘米，面背内外有周廓。而镌篆文“大泉五十”四字，上下左右联续②。《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在库车还发现王莽时的另一种泉币，上镌“货泉”二字，文颇浅③。《汉书·食货志》称：“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币..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币二品并行。”
  东汉五铢钱。外圆内方，径2.4厘米，孔径1厘米，重2.2克，面背有外廓，无内廓，面有“五铢”二字④。
  唐代开元通宝。外圆内方，径2.5厘米，孔径0.7厘米，重4.5克，面、背均有内外廓，面有“开元通宝”四字。
  乾元重宝钱。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内外廓，正面有“乾元重宝”四字。
  大历元宝钱。含铁成分较多，外圆内方。径2.8厘米，孔径0.8厘米，重8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大历元宝”四字。
  建中通宝钱。外圆内方，长2.1厘米，孔径0.6厘米，重2.9克。面背均有外廓，面有“建中通宝”四字⑤。
  从上述已出土的中原所铸钱币在龟兹境流通情况看，在龟兹境内各地都有遗存，可见当时在龟兹民间十分流行，为各族人民所重视，也可见汉族文化对龟兹族影响之深。从西汉时期开始，经王莽至东汉都有各种五铢钱流行龟兹，即使短暂的王莽执政时期，也有两种泉币流入龟兹，足见两汉时龟兹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唐朝乾元、大历、建中几种钱币都是在公元755年安史叛乱后唐政府在龟兹驻军大量减少，仅有少数驻军和龟兹人民共同守土、英勇苦斗的情况下，仍然通行着自肃宗经代宗、德宗数代的钱币，不仅充分证明大唐坚守龟兹神圣疆土的光辉业绩，同时也反映大唐丝绸锦缎在河西路断情况下，仍然经回纥路源源不断西运龟兹的壮阔动人景象，更体现着这是唐政府和龟兹民族间团结对敌的一曲胜利凯歌。
  自汉至唐漫长的一千多年时间内，龟兹经济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影响下，由于政治上又相对稳定，所以龟兹经济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为了适应境内外贸易的需要，龟兹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被称为汉龟二体铜币。即指铸有汉文、龟兹文两体文字的铜币。《魏书·西域传》龟兹国称：“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这里已经指出龟兹使用银钱，不过没有指出是何等样的银钱。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国”进一步指出：“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唯这些钱的型式、重量均未指明。而于近代考古中却于龟兹境内的轮台、龟兹、巴楚县境都发现了汉龟两体文铜钱，数量之巨，令人惊奇。
  1928年黄文弼教授于库车考古时就已发现了不少龟兹小铜钱，并且分布地域很广。他指出：“龟兹小铜钱..在塔里木盆地散布极广，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裕勒都司巴克一带遗址，尤其大望库木、色当沁一带最多。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如于阗哈拉敦、和阗达摩戈北沙碛中，均有广泛散布。我在巴楚图木舒克古僧坟中，得小钱约数千（十）枚，出土时尚有麻绳贯串。可证此种铜钱为本地人当时通用钱币。多为红铜质，有孔、圆形、薄小。普通圆径均在1.5厘米左右，大者达1.8厘米，重者5～8厘米，经线8毫米至1厘米不等，无字，亦无轮廓。”①
  1958年时黄文弼又在库车境内出土八枚龟兹铜钱。1980年6月张平先生在轮台县“仑头古城”采集到一批窖藏的汉龟二体钱（又称龟兹五铢）共220枚，系“铜质浇铸，铸币圆形、方孔，均具有狭缘、广串、薄肉的特点，其肉厚约0.1～0.15厘米”②。198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调查巴楚县托库孜沙来遗址时又获得两枚汉龟二体钱。一枚圆径1.8厘米，穿0.7厘米，重约1.8克；另一枚圆径2厘米，穿0.8厘米，重约2克，“五铢”和龟兹文“əo”同铸于面上，背面无字③。1984年8月刘松柏先生在渭干河口库木拉古城址南500米处发现一枚二体钱，背面有龟兹文“ə”，内好周廓；正面无好廓，内廓不显，无汉字。径1.5厘米、穿0.5厘米，重1.1克④。1986年4月下旬库车县文管所在离所约半公里的高大寺下发现一万余枚汉龟二体方孔铜钱，绝大多数为红铜质，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红陶水管内，面汉文篆字穿右“五”，穿左“铢”，背鬼文穿上“o”穿下“e”。有廓，正面有内廓，除极少数有好廓外，绝大部分无好廓。背面内好周廓，按尺寸大小可分为五种⑤。
  综观出土的大量汉龟二体铜钱的特点是：
  一是铸币形制系承继中原秦汉圆形方孔的特点，正面大多无内廓，显然是在汉五铢货币体系基础上铸就，但又具有本地特色，币面铸有龟兹文。就大多数汉龟二体钱观察，正面铸汉文篆字“五铸”；背面铸龟兹文“əo”。“ə”为龟兹文“50”的意思，“o”为一度量单位，因此“əo”为50个“o”单位，当与正面汉文“五铢”等值。这样“o”即相当于中原的“系”，十絫合一铢，所以龟兹文十“o”合一铢，五十“o”则合五铢。不过也有少数铜钱上的文字布局与此不同。有一种布局是汉文和龟兹文均铸于正面，穿上为“ə”，穿下为“o；穿右为“五”，穿左为“铢”，背素无字。另一种是汉铸龟兹文于背面，正面素面无汉字，被称为龟兹一体钱。从这些情况看，可知龟兹货币深受汉代货币制度的影响。而龟兹自汉至初唐的货币发展变化，即汉五铢—仿汉小五铢—汉龟二体钱—龟兹文一体钱。主要是受中国中原货币发展规律的制约支配，所以龟兹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也受到印度和伊朗文化的某些影响。而龟兹一体钱的出现则因六朝后期，中原战乱，汉文化对西域影响渐次削弱，反映在货币形态上则汉文消失。仅铸本地文字。自公元6世纪下半叶起，龟兹又受突厥的侵扰和统治，国势遂衰，从而铸币轻薄，恶钱泛滥。
  二是汉龟二体钱全为铜币，为龟兹所铸。大概始铸于东汉末、三国时，通行于两晋南北朝，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南北朝前中期，铸止下限在南北朝晚期或隋朝。流通下限约在7世纪中叶的初唐，因为汉龟二体钱停止铸币，并不意味着二体钱退出流通领域。所以在库车苏巴什古城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到唐钱和汉龟二体钱共存于同一文化层位而得到证实。
  三是在出土的汉龟二体钱中还同时出土了剪边钱及各种轻薄无字小钱。原来剪边钱也是从汉朝输入龟兹，于是龟兹即仿铸剪边线，进一步铸造无字小钱。因而玄所说的龟兹小铜钱，实际是包括仿汉小五铢、二体钱、一体钱、剪边钱和无字小钱的总概念，唯以二体钱为主体，所以把龟兹小铜钱概称为龟兹五铢钱，也并不会混淆总的概念。
  四是在龟兹境内出土大量的汉龟二体钱，可知在公元3世纪后，商品经济已深入龟兹各族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需要大量的铜币投入流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