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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龟兹的基本区域是在今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其王城延城则在今库车县。
  当西汉经营西域，龟兹地位最为适中和富饶。它位于天山中部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汉书·西域传》“龟兹国”称：“龟兹..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今拜城盆地虽然在西汉时有一段时间属姑墨，但后来长时间属龟兹直辖，是以龟兹国的直辖领域即包有今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位于东经80°32′～84°47′，北纬39°31′～42°39′，共计面积74560.5平方公里。其地北枕雄伟峻丽的天山山脉，南濒奔流不息的塔里木河，东西两面为沙漠戈壁所包围，自古以来龟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
  秦汉之时，龟兹地区是塔里木盆地人口最多的国家。《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这是两汉时塔里木盆地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霸主，其势力还常深入到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国。我国《史记》、《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载基本上根据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后所得的实地考察情况写成。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后，直至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龟兹早已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道，其势力已深入塔里木盆地南道。《汉书·西域传》：“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足见公元前104年前后李广利伐大宛时，龟兹势力已深入塔里木盆地南道。
  随着龟兹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元1世纪时势力更加雄张。《后汉书·班超传》指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这时龟兹势力不仅时时威胁疏勒，而且还不断进攻莎车，是以《后汉书·班超传》继续说：“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由此可见，不仅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均役属于龟兹，同时还可看到这时龟兹不仅是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霸主，几乎已成为塔里木盆地的霸主，疏勒、莎车也已在其势力控制之下。后来班超、班勇虽然平服了龟兹，但龟兹王室始终统辖着塔里木盆地北道。
  到三国、晋时，龟兹势力仍然控制着塔里木盆地北道。《魏略·西戎传》称：“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到了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时期，《魏书·西域传》明确写出：
  姑墨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役属龟兹。
  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墨西北..役属龟兹。
  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役属龟兹。
  由此可知，自公元1世纪至7世纪初，龟兹一直统治着姑墨、温宿、尉头三国；其东面所辖区域也决不限于龟兹绿洲，而是实际控制着今天的轮台绿洲和库尔勒市。
  到了唐代，龟兹的疆域所辖，更有所扩展。除龟兹绿洲，拜城盆地外，仍辖有西境的跋禄迦、拨换、据史德城、郁头州，东境的轮台、尉犁，其势力则时时伸向焉耆及鄯善地区。
  据《新唐书·地理七》所引贾耽《通四夷道》中指出：“自拨换，碎叶（此二字为衍文——引者）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根据文中所记里程核算（以唐里制442.5米当今一里计算，则济浊馆方位应在今日东距浑巴什渡口87公里之柯坪县阿恰地方的都埃梯木一带，迤而南直至巴楚的托库孜萨来，即被称为据史德城的地方，发现不少古城、古堡遗址。所称据史德城在赤河北岸土山上，这里的赤河，突厥语称克孜尔河，即今之喀什噶尔河，北岸的孤石山即指图木休克。一些城堡所用土坯呈土红色，显系用克孜尔河水和泥托坯而成。在托库孜沙来古城北28里的穷梯木一带采集到一些龟兹小钱及一些炼铜铜渣，在被焚毁的一座小型佛教寺院中出土了部分泥塑手、耳、衣饰、璎珞等残件，具有南北朝至唐初的风格。另还出土了一片印有龟兹文的陶片，更还采集到小枚“剪轮五铢”、鹅眼钱，以及“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乾元重宝”等钱币。这些都表明这里是属龟兹西境的重要政治、经济地区。
  唐初，西突厥灭亡后，龟兹的商业更加发展，经济更加繁荣，从而龟兹实力更增强，势力范围和影响也更大。从而龟兹东境也随之有所扩展。汉代焉耆国并有危须、尉犁、山国，到唐代尉犁已不属焉耆王所辖。《新唐书·西域传》称：“焉耆国..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可见唐代除焉耆国仍并有危须、山国的境域外，已不再并有尉犁。如果这时尉犁仍属焉耆国辖境，就不会说焉耆南接尉犁。因为尉犁境域辖有今库尔勒市的塔什店及其以南直至尉犁县境地区，是以唐代已属龟兹东境区域。而焉耆盆地实际也已为龟兹势力所控制。在开元十五年（727年）由印度经过安西东返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指出：“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可见在佛教方面仍然受龟兹影响“行小乘法”，因当时西域小乘法的中心一直在龟兹。焉耆的寺院、僧侣数都无法和龟兹相比，这不仅反映了两地经济实力的不同；同时也反映了焉耆小乘教是受龟兹小乘教法的影响而发展；另还反映了政治上的倾向和关系。而现在所说的龟兹语、焉耆语，据一些研究者指出，焉耆语只通行于焉耆、高昌地区，而龟兹语除通行于龟兹辖境外，还通行于焉耆、高昌，这也同样反映了龟兹势力所及的地区之广。这就是说唐代龟兹的东境已包括有尉犁，其势力范围则达于焉耆。高昌地区有时也受有龟兹影响。由此可知，唐代龟兹疆域已较汉、魏晋南北朝时稍有扩展，势力范围也更广。怪不得龟兹在西域的一千多年时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