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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龟兹疆域
  汉代龟兹的基本区域是在今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其王城延城则在今库车县。
  当西汉经营西域，龟兹地位最为适中和富饶。它位于天山中部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汉书·西域传》“龟兹国”称：“龟兹..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今拜城盆地虽然在西汉时有一段时间属姑墨，但后来长时间属龟兹直辖，是以龟兹国的直辖领域即包有今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位于东经80°32′～84°47′，北纬39°31′～42°39′，共计面积74560.5平方公里。其地北枕雄伟峻丽的天山山脉，南濒奔流不息的塔里木河，东西两面为沙漠戈壁所包围，自古以来龟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
  秦汉之时，龟兹地区是塔里木盆地人口最多的国家。《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这是两汉时塔里木盆地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的国家。它不仅是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霸主，其势力还常深入到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国。我国《史记》、《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载基本上根据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后所得的实地考察情况写成。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后，直至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龟兹早已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道，其势力已深入塔里木盆地南道。《汉书·西域传》：“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足见公元前104年前后李广利伐大宛时，龟兹势力已深入塔里木盆地南道。
  随着龟兹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公元1世纪时势力更加雄张。《后汉书·班超传》指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这时龟兹势力不仅时时威胁疏勒，而且还不断进攻莎车，是以《后汉书·班超传》继续说：“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由此可见，不仅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均役属于龟兹，同时还可看到这时龟兹不仅是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霸主，几乎已成为塔里木盆地的霸主，疏勒、莎车也已在其势力控制之下。后来班超、班勇虽然平服了龟兹，但龟兹王室始终统辖着塔里木盆地北道。
  到三国、晋时，龟兹势力仍然控制着塔里木盆地北道。《魏略·西戎传》称：“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到了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时期，《魏书·西域传》明确写出：
  姑墨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役属龟兹。
  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墨西北..役属龟兹。
  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役属龟兹。
  由此可知，自公元1世纪至7世纪初，龟兹一直统治着姑墨、温宿、尉头三国；其东面所辖区域也决不限于龟兹绿洲，而是实际控制着今天的轮台绿洲和库尔勒市。
  到了唐代，龟兹的疆域所辖，更有所扩展。除龟兹绿洲，拜城盆地外，仍辖有西境的跋禄迦、拨换、据史德城、郁头州，东境的轮台、尉犁，其势力则时时伸向焉耆及鄯善地区。
  据《新唐书·地理七》所引贾耽《通四夷道》中指出：“自拨换，碎叶（此二字为衍文——引者）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根据文中所记里程核算（以唐里制442.5米当今一里计算，则济浊馆方位应在今日东距浑巴什渡口87公里之柯坪县阿恰地方的都埃梯木一带，迤而南直至巴楚的托库孜萨来，即被称为据史德城的地方，发现不少古城、古堡遗址。所称据史德城在赤河北岸土山上，这里的赤河，突厥语称克孜尔河，即今之喀什噶尔河，北岸的孤石山即指图木休克。一些城堡所用土坯呈土红色，显系用克孜尔河水和泥托坯而成。在托库孜沙来古城北28里的穷梯木一带采集到一些龟兹小钱及一些炼铜铜渣，在被焚毁的一座小型佛教寺院中出土了部分泥塑手、耳、衣饰、璎珞等残件，具有南北朝至唐初的风格。另还出土了一片印有龟兹文的陶片，更还采集到小枚“剪轮五铢”、鹅眼钱，以及“开元通宝”、“大历元宝”、“乾元重宝”等钱币。这些都表明这里是属龟兹西境的重要政治、经济地区。
  唐初，西突厥灭亡后，龟兹的商业更加发展，经济更加繁荣，从而龟兹实力更增强，势力范围和影响也更大。从而龟兹东境也随之有所扩展。汉代焉耆国并有危须、尉犁、山国，到唐代尉犁已不属焉耆王所辖。《新唐书·西域传》称：“焉耆国..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可见唐代除焉耆国仍并有危须、山国的境域外，已不再并有尉犁。如果这时尉犁仍属焉耆国辖境，就不会说焉耆南接尉犁。因为尉犁境域辖有今库尔勒市的塔什店及其以南直至尉犁县境地区，是以唐代已属龟兹东境区域。而焉耆盆地实际也已为龟兹势力所控制。在开元十五年（727年）由印度经过安西东返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指出：“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可见在佛教方面仍然受龟兹影响“行小乘法”，因当时西域小乘法的中心一直在龟兹。焉耆的寺院、僧侣数都无法和龟兹相比，这不仅反映了两地经济实力的不同；同时也反映了焉耆小乘教是受龟兹小乘教法的影响而发展；另还反映了政治上的倾向和关系。而现在所说的龟兹语、焉耆语，据一些研究者指出，焉耆语只通行于焉耆、高昌地区，而龟兹语除通行于龟兹辖境外，还通行于焉耆、高昌，这也同样反映了龟兹势力所及的地区之广。这就是说唐代龟兹的东境已包括有尉犁，其势力范围则达于焉耆。高昌地区有时也受有龟兹影响。由此可知，唐代龟兹疆域已较汉、魏晋南北朝时稍有扩展，势力范围也更广。怪不得龟兹在西域的一千多年时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节 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统领西域军
  一、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统带的西域军人数
  像唐太宗这样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唐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由他推行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一直影响着民族团结和统一大业，影响着开创迈向世界高峰的大唐封建文化。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北庭除受诏发兵勤王外，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仍保持建制，而四镇、伊西节度使名号虽为新组建的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所袭用，但其节度使建制也仍维持原来体制，不过由节度留后负责西域军队的指挥和战斗任务。
  安史叛乱爆发后，唐廷处于十分危急之中。唐玄宗和肃宗急切征召李嗣业统带西域军前往灵武听命。据《通鉴》卷218称：至德元载（756年）元月“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如数发兵，以（段）秀实为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这里所说李嗣业是河西节度副使，他所带的五千兵是河西兵，还是西域兵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西域征来。因为在《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中称：“及禄山反，两京陷..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可见李嗣业是从安西征来的西域兵。
  据唐《考异》引段秀实别传称：“诏嗣业将安西五万众赴行在。”司马光认为这个数目太高，采用五千之说。笔者认为五万之说比较接近于实际。尽管这五万之众不是同一时间到达陇右、关中，因为在西域那样辽阔的土地上，从各地各族征集的数万军队要聚集关中，即使立刻出发也要几个月时间。而到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已经从西域及漠北回纥部到达凤翔的军队“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并命李嗣业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统带西域各族军队。
  在这十五万军队中究竟有多少西域军队，虽然各书都无一个明确的统计，但绝不是几千人，至少是几万人。因为李嗣业到达灵武，肃宗就召见说：“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虽然这是嘉奖李嗣业个人的话，但也露出了端倪。《旧唐书》卷144《尉迟胜传》称：“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说明这是公元756年初尉迟胜因激于爱国义愤而亲自统带的五千和阗兵入援，肃宗给了奖励，并擢拜特进，兼殿中监。接着《通鉴》卷219又指出，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甲子，幸保定”。保定即泾州安定郡，今甘肃省泾州县。
  杜甫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称：“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赢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连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这里的花门指的是回纥军队，柘羯指的是西域中亚一支军队。诗中说明了当时中原人民欢迎回纥及西域军队的热烈场面。
  在上已经指出和田军队是五千人，另还出现了拔汗那、柘羯、大食军等番号，再加突骑施部队。可见从西域调入内地的平叛军队有数万之众是无疑的，否则在《新唐书·李泌传》就不会说：“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足见其数目之众及实力的雄厚。怪不得杜甫在《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诗称：
  四镇富精镜，摧锋皆绝伦。
  还闻遣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
  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诗中充分赞扬了西域各族健儿的英勇善战。安邦定国，冲锋陷阵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些西域的英雄战士在平叛战争中的战绩究竟怎样呢？他们确实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唐朝的统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西域军平定安史之乱
  公元757年9月广平王俶统率十五万军队列阵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以李嗣业的西域军为前军，郭子仪军为中军，王思礼军为后军；安禄山叛军十万，营于其北，贼将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阵；贼军齐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趣辎重。李嗣业曰：“‘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乃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阵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披靡。”①贼军却又谋图偷袭官军之后，于是李嗣业又率西域军与回纥军潜至贼阵之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②。贼帅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等收合残卒，东走保陕郡。李嗣业又和郭子仪一起跟踪东追，“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子仪遂收东都”③。可见收复长安和洛阳，西域军在李嗣业带领下出了大力，赢得了一系列胜利。由是李嗣业也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当安史叛军溃退洛阳，逃往河北相州后，李嗣业又率军跟踪紧追。乾元元年（758年）三月授李嗣业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屯西域军于河内（今河南沁阳县）。是月，北庭兵马使王惟良有异谋，即被李嗣业和裨将荔非元礼讨除。四月间叛军安庆绪率蔡希陶、崔乾佑等军步骑二万前进，被李嗣业军击溃。五月，李嗣业以镇西、北庭军北开，屯驻怀州，于是唐庭又以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公元758年9月唐廷命郭子仪、李嗣业等七节度率二十万众及李光弼、王思礼二节度兵讨盘踞邺城的安庆绪。上以郭子仪、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设元帅，这样军队虽多，号令不一，只好各自为战，致顿兵城下数月，损兵折将，反遭失败，史书描写这次失败称：乾元二年（759年）二月“诸将同围相州（即邺城），是时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是时，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愈甚，卧于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④。可见这次战斗虽然失败，完全在于指挥失当，非战之不力，李嗣业和他的西域军英勇战斗，获得了重要战绩。
  李嗣业为国牺牲后，得到了唐廷的褒奖，并由兵马使荔非元礼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并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继续统帅西域军进行战斗。
  乾元二年（759年）七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后，荔非元礼的西域军即受李光弼指挥。十月，叛军史思明急攻李光弼在河阳（今河南孟县西）驻军。时李光弼：“自将屯中〓，城外置栅，栅外穿堑，深广二丈。乙巳，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自于城东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贼。贼恃其众，直进逼城，以车载攻具自随，督众填堑，三面各八道以过兵，又开栅为门。光弼望贼逼城，使问元礼曰：‘中丞视贼填堑开栅过兵，晏然不动，何也？’元礼曰：‘司空欲守乎，战乎？’光弼曰：‘欲战。’元礼曰：‘欲战，则贼为吾填堑，何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礼俟栅开：帅敢死士突出击贼，却走数百步。元礼度贼阵坚，未易摧陷，乃复引退，须其怠而击之。光弼望元礼退，怒，遣左右召，欲斩之。元礼曰：‘战正急，召何为？’乃退入栅中，贼亦不敢逼。良久，鼓噪出栅门，奋击，破之。”①在第二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统率下的西域军又在平叛战争中打了一次胜仗。
  唯这一次胜仗还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仍然不时进行挑衅。有一次史思明部下骁将刘龙仙挟五十精骑，恃勇在阵前谩骂唐将，李光弼登城向诸将说：“谁能把他擒来？”据《新唐书·白孝德传》说：这时白孝德挺身而出。李光弼问须带多少兵马？白孝德勇答：“可独往。”另外“愿出五十骑，见可而进，大军鼓噪以张吾气，足矣”。于是白孝德单人独马持二矛直冲敌阵前。《资治通鉴》称：“龙仙见其（孝德）独来，甚易之；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非来为敌者。龙仙不测而止。去之十步，乃与之言，龙仙谩骂如初。孝德息马良久，因嗔目谓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也？’曰：‘我，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运矛跃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以归。贼众大骇。孝德，本安西胡人也。”
  公元759年11月又调四镇、北庭兵屯驻陕州，以防史思明叛军的窜扰。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礓子阪，得马六百疋，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②。按卫伯玉原是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授予的神策军节度使，最初神策军的编成也是由于天宝以来，河陇没于吐蕃，于是西域各国前来长安的使者商人等归路断绝，被羁留长安，宰相李泌令纠集这些胡客编成神策军，所以神策军的兵员也是以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为主，安史之乱后，神策军使成如缪即遣其将卫伯玉率千人赴难。现在卫伯玉被任命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后，他原率的千人神策军自也归入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了。
  《通鉴》卷221还说上元元年（760年）正月“以于阗王胜之弟矅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这就可见于阗王胜及四镇节度使都在行营。五千于阗兵也归在四镇节度使内，所以授以尉迟曜四镇节度副使，以便他处理于阗军政事情外，再兼理西域四镇节度使的事务。
  卫伯玉究竟何时不当四镇行营节度使，史籍未明载，只是说：上元二年（761年）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礓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数败”①。而到上元二年（761年）八月，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②。可见在上元二年八月以前卫伯玉仍还兼统神策军及西域军，到八月起西域军就调往他处，卫伯玉专统神策军，因而史籍才说：上元二年十月“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史朝义。拔永宁，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③。
  从这里可知神策军与镇西、北庭行营兵已分开建置，所以神策军镇陕州，而把镇西、北庭所统西域军已调往山西翼城县，该县属绛州，从而以李若幽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由于军食不济，兵士怨怒，突将王元振煽起闹事，杀死了李若幽，同时“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半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④。看来这是矛盾的，李若幽和荔非元礼如何能同为节度使呢？如果这条记载是正确的，那就只能这样说：当卫伯玉被任命为神策军节度使后，西域军仍由荔非元礼统带镇守山西翼城。后来李若幽被任命代郭子仪统带北方军旅后，西域军也都归属李若幽指挥，所以他的官衔很多，包括“镇西、北庭、兴平、陈郑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表明这些军队都归他统一指挥。而王元振作乱时，西域军正驻防在李若幽指挥所在地区，所以荔非元礼也同时被杀。
  同月，即授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可见新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白孝德的西域军又受郭子仪指挥。
  宝应元年（762年）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而以仆固怀恩代郭子仪，加朔方节度使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讨逆。由是西域军又受仆固怀恩的指挥，即行分兵三路进攻洛阳。这时的西域军由镇西节度使马璘统率，也在第二次收复洛阳的战斗中立了功。当叛军史朝义率精兵十万阵于昭觉寺时，唐军进击，贼阵未动，于是：“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⑤
  这第二次收复洛阳后，史书曾说：“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掳，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纸。”⑥的确，回纥军队是在洛阳地区进行了掳抢，那么西域军队抢了没有呢？有少数人也是抢了，在这一段记述中虽未明说，可是作于762年左右的戎昱的《苦哉行》中说：“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铤，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脱身落虎口，不及归黄泉。苦哉难重陈，暗哭苍苍天。”⑦这里的匈奴指的是回纥，因为《新唐书·回鹘传》称：“回纥其先匈奴也”，所以当时有些人就把回纥错看成匈奴之苗裔。而“长鼻黄发拳”，却不是指的回纥，而是指西域军中的柘羯军，因为回纥面貌非“长鼻黄发拳”的白种人。
  柘羯军在洛阳地区和叛军战斗之事，在《旧唐书·封常清传》中也有记载，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被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的封常清，于洛阳地区反击安禄山的叛军时，曾说：“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入罂子谷，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贼鼓噪于四城门入，杀掠人吏。”可见封常清军队中有柘羯军作战。
  由此可以证实，在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掳抢的除回纥军外，还有西域军中的柘羯军。有的学者指责说：“唐朝利用回纥统治者的帮助，加重了人民的灾难。”①这里虽然单说回纥，当然也包括西域军的柘羯军在内。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妥当的，在当时的应变情况下，不征召西域军及回纥军共同平叛，能否获得胜利，恐怕难于预料；即使获得胜利，时间恐怕拖得更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必然更多。尽管回纥军和柘羯军进行了抢掠，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一些损失，但不应该把主要责任推在他们身上，应该由唐朝的昏君——肃宗等负责。如果他能不以一己统治者的利益为重，而稍顾及国家人民的利益，完全可以晓之以大义，严之以纪律，回纥军和柘羯军也不敢掳掠，难道不是在肃宗叫喊“子女玉帛归汝”的思想支配下造成的恶果吗？怎么可以把主要责任推给回纥军及柘羯军呢！
  柘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在《新唐书·西域传》安国条称：“慕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飒秣建国条称：“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可见柘羯军早已闻名于西域。最早被募称柘羯军的是在锡尔河、阿姆河间的河中地区，这里主要是伊兰人种，长鼻卷发可说是伊兰人种的特征。张星烺认为柘羯军主要来之于斯拉夫民族，与史不合②。
  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抗击吐蕃贵族的战斗
  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安史之乱已平定，而吐蕃贵族却已陷陇右河西，返回西域的道路被阻，因而西域军无法遣返，只能继续留在内地，为国出力。
  征集的西域各族军队，初入中原时以镇西、北庭行营名义组编成军，所以始初几个行营节度使如李嗣业、荔非元礼、李若幽、白孝德都在行营节度使之上冠以“镇西、北庭”之名，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一度曾把四镇、北庭之兵分开来属，所以马璘就称镇西节度使，表明他只带四镇所辖之兵；标出北庭者，表明仅辖北庭之兵，甚至无四镇、北庭之名者也统有西域军，必须探源究实，才能知其脉络。《通鉴》卷224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十二月：“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从这可知四镇兵主要是在河南及陕西虢县凤翔一带；北庭兵主要是在河南怀州，山西绛州，陕西鄜州、邠州一带，然后都集中到泾州。如此分明以后，方可知四镇、北庭军在反对吐蕃贵族斗争中的战绩。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七月起，吐蕃贵族军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岷民、秦、成、渭等州，这时河西形势危急，所以镇西节度使马璘带安西兵前往救援。十月间，吐蕃大入寇，一度占领唐京长安。当时统带北庭兵的鄜延节度使（治坊州）白孝德在节度判官段秀实的指陈下，即引兵赴难，南趋京畿。与郭子仪统率的蒲、陕、商、华地区唐军合势进击，使长安城中的吐蕃占领者不得安宁，只好迅速退出长安。王甫却乘乱之机，谋图不轨，郭子仪即令屯兵畿县的白孝德和那宁节度使张蕴琦迅速进入长安城中，除暴安良，人民遂安。可见北庭兵在收复长安的战斗中立了大功。
  镇西节度使马璘远在河西救援时，远闻代宗帝逃往陕州，长安不守的危急形势，就急速选“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璘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单骑先士卒奋击，俘斩千计而归。明日，虏复迫城请战，璘开悬门以待之，虏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于原、会、成、渭之地”①。这个叙述不仅表现马璘的英勇善战，也反映了平定安史之乱后，四镇兵在马璘的带领下曾被调往河西平乱，今又返回凤翔抗击吐蕃贵族的侵扰，又一次立了功。
  当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举引吐蕃、回纥兵反唐时，已调任为邠宁节度使的白孝德，又在郭子仪的指挥下带领北庭兵击溃了吐蕃，据《考异》所引《实录》称：“癸巳，孝德败吐蕃一千余众于宜禄，生擒番将数人。”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军至那州时，白孝德朔方兵马使郭晞又闭城坚守，使敌人不得逞。
  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数十万众俱入寇，郭子仪即奏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那宁白孝德、镇西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上从之，诸道都不时出兵。”②吐蕃至那州，白孝德婴城自守。吐蕃十万众继续东窜，京城告急。即行加强长安周围防御，并调马璘镇西兵屯便桥，在将士同心抗击下，又击走了吐蕃大军。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即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兼邠宁节度使，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侯（三使指四镇、北庭、邪宁——引者），到这时四镇和北庭所统西域军已汇集一起，归马璘统率。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那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①。由于邠、宁、庆三州是长安西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吐蕃贵族经常进攻这里，因而据《段公别传》称：“马公恳奏，请以邠、宁、庆三州让副元帅子仪，令以朔方、河中之军镇之，自帅四镇、北庭之众，迁赴泾州，将以拓西境，代宗壮而许之。十二月二日，朝迁以马公为泾原节度使。”②所以到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十二月又改调为泾原节度使，四镇、北庭的西域军也由那宁地区调往泾州驻防。
  可是有些西域军不愿迁往泾州，原因是“始居那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③。所以刀斧兵马使王童之阴谋作乱，反对此事，被段秀实侦知后，事未发，即行捕斩童之及其党八人，并下令：“后徙者族，流言者刑！”④遂徙往泾州。当时的泾原节度使驻地即今甘肃泾州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
  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夏四月，庚子，“原节度使马璘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璘兼郑颍节度使”⑤。至大历八年（773年）冬十月，甲辰，吐蕃以十万众寇泾、那。甲子，马璘与吐蕃军战于泾州城西盐仓，败绩。璘为虏所隔，入晚未及返营。段秀实乃尽发城中兵陈于东原，且收散失，做好战斗准备，吐蕃知已有备，稍却。深夜，马璘也返营了。然后择机出精兵袭虏辎重于潘原，杀数千人，虏遂遁走。
  大历九年（774年）五月“泾原节度使马璘来朝”。丙寅“加马尚书左仆射，知省事。璘讽将士进状求宰相，故有是授”⑥。
  大历九年（774年）秋七月，甲辰，“命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⑦。大历十年（775年）九月，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璘破亡于平凉北的百里城⑧。
  大历十一年（776年）泾原节度使马璘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璘薨。军中奔哭者数千人⑨。
  大历十二年（777年）春正月，甲寅朔，辛酉。“以四镇、北庭、泾原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张掖郡王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⑩
  大历十二年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颖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⑪。
  大历十三年（778年）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泚与段秀实共却之”⑫。
  段秀实长期和西域军在一起，在未任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之前就治军严格，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任节度使以后，更加团结各族战士，纪律严明，抗击各种敌人，为人民所敬，为战士所爱。因而当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杨炎独揽大权后，决定发两京关内丁夫往内蒙河套南岸丰州浚挖陵阳渠以兴屯田，专派人至段秀实处征求意见，“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①。杨炎得知与己意相忤，甚怒，即撤掉他节度使职务，改调为司农卿，并即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强令移军原州（今固原县），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这个消息被驻守泾州的四镇、北庭将士听到后，群情哗然，愤然指陈：“‘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入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州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②随即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李怀光。
  刘文喜仍不奉诏，欲自邀旌节，公元780年夏4月，据泾州叛，并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唐廷即命朱泚、李怀光往讨，并助以神策军使张巨济的两千禁兵。但泾州虽被包围，却久攻不下，最后刘文喜为其将刘海宾枭首后才降服，而迁往原州的计划也未能实行。
  建中元年（780年）八月，“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泚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胡三省注，行军当做行营）泾原节度如故。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胡三省注：邈、代宗子，大历八年薨）”③。封建统治者常为一己私利所蒙蔽，谁能投其所好，就重用谁，安史之乱的余痛犹在，却又在一步步培养另一个野心家朱泚，日益提高其权位，把四镇、北庭的西域军也拨归他指挥，终于酿成了新的叛乱。
  四、西域军及其后裔的历史状况
  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八月辛酉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四镇、北庭军队也归他统带。十月，德宗根据襄城哥舒曜表请加师的请求，即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赴援。于是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王翃犒师，惟粝食菜啖；众怒，蹴而复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京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中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呼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贼已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①这一段记载很生动，西域各族军队长期为国出力，理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竟然连衣食都难于温饱，怎能不起而抗争，怎能不杀那些害国害民，食人脂膏的昏官。把英勇战士骂为贼者，才真正是贼；以粝食菜啖犒师者，理应蹴而复之，理应提刀砍那些狗官。推倒这些拦脚石，历史才能前进！他们说得多好呀！“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这些西域战士在此又为国立了一功，显示了他们的爱国大志。
  原来姚令言率兵东出时，“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②。有部分西域兵跟随朱泚后，那即以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当朱泚被李晟赶出长安时，朱泚率残兵败将万余人西逃，沿途散亡，到泾州时，仅剩百余骑，田希鉴闭城拒守，朱泚怒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泚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③朱泚也被韩旻等所杀。于是德宗即于兴元元年（784年）六月授平定朱泚乱中立首功的李晟为司徒、中书令，并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七月，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戎帅，数为乱阶，乃上书清理不用命者，兼备耕以积粟，攘却西蕃，上皆从之”④。即诏以李晟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并又奏称：“近者中原兵祸，皆起泾州，且其地逼西戎，易为反复。希鉴凶徒，将校骄逆，若不惩革，终为后患。①于是晟即于闰七月托称巡边前往泾州，用计斩杀了屡为边乱、残害忠良的石奇等三十余人，田希鉴也因其反复无常而被缢死。并表荐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吐蕃深畏之。
  当时吐蕃住牧青藏高原，土地较贫瘠，人数也比汉族少得多，可是屡为边害，并常侵陇右西域之地，是不是吐蕃贵族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呢？事实并非如此。所以长期不得解决的真正原因，正如李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若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⑥这确实是一语中的。吐蕃贵族敢于肆虐，全是唐朝统治者的腐败所造成，绝不是吐蕃贵族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力量。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才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从四镇、北庭调入内地的各族西域军队是英勇善战的爱国军队，自从调驻泾州以后，对屯垦固边维护祖国统一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昏君德宗李适听到朱泚叛乱，不仅性急慌忙地逃出长安，还为着保住性命，竟然求援于吐蕃贵族，并无耻地“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①。并由陆贽草拟，发出了《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称：“朕嗣守洪业，君临宇内；思安兆庶，以绝战争。遂与赞普，决定好和；集蕃汉士庶，告天地神祇；设坛会盟，永息边患。疆场罢警，于今六年。近以贼臣朱泚背恩，惊犯宫阙；赞普又遣师旅，助讨奸凶。两国交欢，事同一体。北庭去此遥远，信使难通；于西蕃既非便宜，在国家又绝来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路归无因，亲戚永诀；为人父母，实所感伤。已其西蕃定议，兼立誓约，应在彼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放归汉界；仍累路置顿，供拟发遣。待卿等进发，然后以土地隶属西蕃。今故遣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韩朝彩等，往彼宣谕，仍便与西蕃交割。”这是明目张胆地拱手割土，然后向三十余年誓死不屈，坚保边疆的爱国志士密令迅速投降，美其称为“卿等宜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携，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宗亲。生人之情，莫重于此，一劳永逸，固不合辞”②。这是永远要受历史谴责的可耻文件。当时幸赖爱国宰相李泌的劝阻，敕书虽发出，也未能实行。李泌为此慷慨陈词：“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③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德宗才未一意孤行。
  由于德宗决定和吐蕃贵族议和，就向李晟说：“‘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腾，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侯邢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④
  唐中叶以后，泾原地区一直是和吐蕃贵族斗争的前线。西域军自屯驻那里以来，一直采取军屯形式，且耕且战，所以自李晟罢职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为止，一直保持了四镇、北庭行营节度的番号。贞元四年（788年）春正月庚午授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⑤。刘昌到职后加强军屯，严密纪律，增筑防御工事，使吐蕃贵族不敢任意东侵，所以史称：“昌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羡，名闻阙下。复筑连云堡，受诏城平凉，以扼弹筝峡口。昌命徒庀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冲，遂以保宁边鄙加检校右仆射。”①他在泾原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羡，为敌人所畏。至“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甲子，四镇、北庭行军（行营之误——引者）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甲戌，以泾原节度使留后段佑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②。
  为敌所畏的临泾镇将郝砒“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佑，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③。这个临泾城位于泾州北九十里，控扼吐蕃东来的要冲。到元和三年（808年）三月庚子，又以“定平镇兵马使朱士明为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节度使”④。夏四月癸丑，赐朱士明名为忠亮。到十二月庚戌，即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砒为刺史。自此吐蕃不敢犯塞。
  元和八年（813年）冬十月辛卯，泾原节度使朱忠亮卒。戊戌，以神策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至元和十年春二月己巳，以羽林将军李汇为泾原节度使。七月丙戌李汇即死，又以将任监王潜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⑤。
  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十月平凉镇遏兵马使郝砒奏收复原州，击溃吐蕃两万多人。于是即授郝砒为检校散骑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泾原行营节度、平凉镇遏都知兵马使，封保定郡王⑥。至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因郝玼是吐蕃所畏的勇将，常想害之，唐廷恐失勇将，故把他调为庆州刺史。即于长庆元年（821年）正月癸卯以河阳怀节度使田布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以泾原节度使王潜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⑦。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八月辛未，以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军（系行营之误——引者）泾原节度使。乙亥，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⑧。
  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五月甲戌，以泾原节度杨元卿为河阳王城怀州节度使，以金吾卫大将军李祐为泾原节度使⑨。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五月丙申，以泾原节度使李岵（可能为之误——引者）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有裕。辛丑，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张惟清检校司空，充泾原节度使①。
  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六月癸未，泾原节度使张惟清卒。秋七月丙戌朔。丁亥，以右龙武统军康志睦为四镇、北庭行军（系行营之误——引者），泾原节度使。“同年”十一月乙亥，泾原节度使康志睦卒。己卯，以左神策长武城使朱叔夜为泾州刺史。充泾原节度使②。由敬宗、文宗三条史料可知凡泾原节度使兼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有的泾原节度使未写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那是漏写了，有误。
  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六月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同年“九月乙亥，以泾原节度使刘沔为振武麟胜节度使，冬十月癸未，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③。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正月丙寅，据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六月癸未，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邠宁张君绪奏，今月十三日收复萧关，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辩，赐之冠帝，共赐绢十五万疋。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砒奏收复秦州。”④
  自公元755年安史叛乱起，陇右之地即被吐蕃贵族占有，于是泾原、凤翔、邠宁一带，就成为唐军和吐蕃军长期争战之地，各族人民涂炭者已近百年，因而唐廷给予一些卫国将士以奖赏，对泾原赐绢六万疋，灵武五万疋，凤翔、邠宁各四万疋。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人民耕垦种时，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后再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一些守镇将士耕垦营田时，由国家赐给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便充军粮，也不限定约数等。作出一系列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巩固治安的措施。
  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青海、甘肃一带被吐蕃贵族占领百余年，至此陇右土地尽复。并从关中长安可直通西域，即授张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并于十一月在沙州置归义军。最后终于逐步赶走了吐蕃贵族在西域的势力。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十月沙州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⑤这一斗争过程就是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维护统一结出的硕果。
  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八月“以四镇、北庭行军（系行营二字之误——引者）、泾原渭武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泾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平军等使。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①在上所列都是四镇、北庭、泾原连称，今又扩充为泾原、渭、武，这也表明是由吐蕃贵族撤退后才能把今之通渭、武山等地归入同一节度使管辖区内。而在懿宗、僖宗、昭宗数朝再很少见到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在泾原一带的活动记载，固然是因动乱靡定，史料有所散失造成，同样也反映了这时的泾原地区已非军事重地，在此争战已较少，从而记载也随之少见。所以直到黄巢起义以后，唐廷又想用四镇、北庭行营的西域军后代子孙为他们效力，才见到宗中和元年（881年）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解延节度使李孝昌、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黄巢遣大将林言、尚让率众数万寇凤翔，郑畋率师迎击，大败贼众于龙尾陂”②。这里所说的“贼众”都是对黄巢起义兵的诬蔑。
  从此起直至唐亡，唐廷的主要力量都用于镇压黄巢起义军。而四镇、北庭行营节度所统军也为唐廷少数统治者的罪恶图谋所利用。如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指黄巢将——引者）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③。
  黄巢起义失败后，就产生了各地军阀混战，于是朱全忠在混战中武力日益壮大，其势左右王权，于昭宗天复元年（901年）五月壬寅骗取了“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陧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十月己卯朔、戊戌又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京师闻之大恐，天复三年（903年）三月壬寅朔，朱全忠又引四镇之兵征王师范。同样在镇压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中起家的李茂贞，于僖宗光启三年（887年）七月丙子即被任命为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还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在十多年的争战中，壮大了武装力量，并于昭宗天复三年（903年）五月，制授“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系行营之误——引者）、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
  由这些记载可知，从755年安史之乱起调西域各族数万军队东来赴难，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名义，直至907年唐亡为止的一百五十多年间都保持了建置，并为唐朝的统一事业立下了大功。这些英雄子弟，西域路通后，也没有返回西域。尽管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已经传了好几代，主要散居在泾川、平凉一带始终保持着军屯组织，且耕且战，随时为国家所征召，转战各地，历尽艰辛，建立了战功，创造了财富。